浅谈英汉广告习语的文化语境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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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浅谈英汉广告习语的文化语境与翻译
浅谈英汉广告习语的文化语境与翻译
英汉广告习语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习语翻译要处理好语言和语境的矛盾,不仅要译出原语习语的形象、喻义,还要译出其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因此,英汉广告习语互译时,可以运用仿译、替代和释义等方法.
作 者：俞碧芳 YU Bi-fang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外语系,福建,福清,350300 刊 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1) 分类号：H315 关键词：英汉广告习语 文化语境 翻译篇2：文化语境与英汉商标语用翻译
文化语境与英汉商标语用翻译
商标的语用意义与其存在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翻译的准确性在于把握其语用意义.文章主要从语用学和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探讨跨文化语境下商标语用意义的异同及其对语用等效翻译的影响.
作 者：党兰玲 DANG Lan-ling 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河南,郑州,450008 刊 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NGZHOU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INDUSTRY MANAGEMENT(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8 27(2)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文化语境 商标 语用意义 语用等效篇3：文化语境顺应视角下的英汉动物习语翻译
文化语境顺应视角下的英汉动物习语翻译
本文通过分析实例探讨了文化语境顺应对英汉动物习语翻译的作用.指出直译、意译等翻译策略都是为了顺应文化语境而采取的翻译方法.同时,译语的.语言结构也应在一定程度上顺应译语的语言特点.
作 者：黄玉霞 作者单位：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西・太原,030051 刊 名：科教文汇 英文刊名：THE SCIENCE EDUCATION ARTICLE COLLECTS 年，卷(期)： “”(36) 分类号：H059 关键词：文化语境 顺应论 动物习语 翻译篇4：文化语境与翻译
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随着世界各国在经济贸易、政治、科学技术等方面合作趋势的加强，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化正处在一个融合与碰撞的阶段，而不同国家民族的语言不同，就需要我们利用翻译工作实现传递异国文化的目的。在很早之前，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的语言已经存在着相互融合与交流现象。比如罗马人“抢夺”希利尼人的文化，在19世纪德国的文化是吸收了莎士比亚的着作，到了20世纪，我们发现世界文学体系中出现了众多“国际”作家，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被人翻译成许多国家的语言。不同国家文学作品的文化载体是不同的，这些文学作品承载了自己文化语境的特征，而科技文献一般会反映出不同国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著名语言学者马克认为，通用的语言、个体的语言在不同文化语言与翻译问题中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文化交流障碍现象，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深入两种语言的文化语境中。反之，如果翻译工作者对于源语言或者文化能够采取全部信息传递，那么目标语言国家的读者就不能了解到源语言中具有的文化特征为什么与自己国家文化不同，这样翻译工作就失去了文化交流的功能，所以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对文化语境进行全面的考虑。
一、中西文化语境下文学翻译差异
西方人往往将判断的句子或者结果放在语句的最前面，将一些客观事物的描写放在后面，也就是重心前置；但是我们汉语的表达形式正好相反，习惯先讲清楚事实，然后得出结论，也就是重心后置原则。社会历史差异性与翻译由于不同的民族地区具有不同的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进而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元素沉淀。不同民族群众在历史长河中会留下呈现出自身民族特征的人物与事件，具有体现出其自身民族历史文化特点的神话故事。例如比利时的滑铁卢在186月18日发生了全球近代史上有名的会战，法国国王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被英国、普鲁士等国军队联合击溃，这个世界上著名的统领用退位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在英文中有句话是“遭遇滑铁卢”，意思就是事情突然失败了，而这个历史典故与我国东汉时期将领关羽大意失荆州的千古悲剧的过程几乎是相同的，因此“遭遇滑铁卢”与“败走麦城”在文学翻译中是可以相互转化使用的。虽然这两句话来自于不同的民族与历史事件，但是句子所表现出的含义是相通的，都是表示了人们陷入绝境，形容即使每件事情都能够成功的人也会有失败的时候。因此我们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要深入去了解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表达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自然环境差异与翻译由于不同地区会受到不同自然条件的限制与影响，因此处于不同地区的民族会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模式。
由于中国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因此东风在汉语言交流中表示温暖的含义。但是英国由于处于欧洲的西北海岸，所以东风从北方刮过来是十分寒冷的，英国人们对其是有厌恶之感的，反而会喜欢西风，所以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注意这些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在汉语言的许多成语中，例如“四面楚歌”与“南柯一梦”等都是与中国地理环境相联系的，这些都不能按照字面意思进行翻译。因为如果运用中国地名来直接表达其意思，那么西方读者们就会很难明白里面的含义，所以我们要用英文翻译成“四周都被包围”或者是“美梦或者虚幻的快乐”。
二、中西文化语境下翻译工作策略研究
文学翻译工作除了具有表达原着故事情节的作用外，还要去表达作品的文字意境，这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萌发出来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身民族文化的特征与差异。我们在全球文化融合的背景下，要去理解与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要主动去深入理解其他民族文化元素，进而扩展自己的眼界。然而在实际的文学翻译工作中，如何对文本中的文化因素进行处理呢？如果我们一味地将源语言文化强行扣在目标接受语上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也不能将源语言文化去除，针对当前文学翻译工作，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种翻译策略。
（一）尽量传递原着的异域文化特征文学翻译工作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对于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中较大的差异我们可以在翻译工作中做出一些变化：原着中能够体现出作者创作特征与彰显国家特有文化因素的地方，我们要尽可能地保留与传达；对于原着中一些让目标语国家的读者难以理解或者可能会产生歧义的故事，我们可以在末尾做一些注释。我国一些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喜欢融入一些具有浓郁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歇后语或成语，甚至会选择一些带有古代历史文化积淀的表达方式，这些做法都不可取。虽然我们在译文中恰当使用一些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短语会让作品熠熠生辉，但是却不能过多使用，否则很可能与原着语言文化特征不符，甚至可能误导读者，造成“文化失真”现象。
（二）尽量要表达出原作品的异语语言形式我们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于作品中源语言的习惯、不同民族文化与地区特征等特殊元素，要运用直接的体验与审美效果来进行深入研究体会，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地保存与再现，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运用注释、补充、代替等翻译方法，而不能用本土文化体系中的因素来替代。对于原着中的文字形象与修辞方式，翻译工作者可以不受目标语言与文字习惯的约束，将其保存并移至在翻译后的语言中。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目的语的读者们感受到源语言自身的文化特征，获得不一样的阅读感受，并且可以增强文字效果，给目的语带来别样的表达效果。
篇5：文化语境与翻译
关键词：对等理论；文化转向；后殖民理论
摘要：在后殖民语境下，作为翻译研究的根本理论对等理论出现了文化转向。多层次对等理论在全面关照语言本体层面对等的基础上，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翻译学的研究视野，倡导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文化功能的等值，反映了后殖民理论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差异，主张平等对话的思想，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均有着深远的意义，是翻译研究的深化。中国译学从中可以得到极好的启示，即加强汉外翻译实践，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进一步提升译者身份和译学地位。
一、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发展脉络
对等(equivalence)是翻译理论研究中一个关键概念，是翻译学发展过程中争论最多的话题，也是随着翻译学的发展，不断深化、日臻完善的课题。
国内外翻译理论界对对等理论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从中国传统译论代表“信达雅”到现代译论“神似”、“化境”说，直至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和谐说”等等，对翻译中语言、风格直至整体美学效果的不同层面的对等进行了阐述。但是，传统翻译研究基本上由“忠实”、“准确”等概念所主导，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局限于静态语言转换机制。
国外对等译论以奈达(Nida)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formalcorrespondenceandfunctionale－quivalence)影响最大，后有波波维奇(Popovic)、巴斯奈特(Bassnett)以及莫奈・贝克(MonaBak－er)的分层次对等理论，跨越了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局限，使对等理论研究出现“文化转向”(cul－turalturn)，在阐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理论文化政治批判的策略引导下，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对等理论研究必然将从语言内部层面走向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从而给予翻译以深刻而具现实意义的启示。
奈达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dynamiccorrespondence)突出内容为主，形式为次的思想，引发了很多批判和误解。后来，他将功能对等中的“信息”作了引申，指出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而且也包括语言形式。他认为，形式也表达意义，在功能对等的翻译中，不但要求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90年代中期，奈达放弃句子转换生成的观点，将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对等理论。对动态对等或者说功能对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看来是不够的，没有一种译文可以称得上与原文是完美的对等，虽然可以认为它们达到了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因此，他提出了不同层次的翻译对等概念――“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所谓最高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目的语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所谓最低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能达到充分的对等，使目的语的听众或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他认为，在最高与最低之间，可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对等。可见，经过多年的探索，奈达逐渐将对等的范围从语言内部向读者反应扩展。
波波维奇将等值从词法、句法、篇章及文体等语言层面分为：
(1)语言对等(1inguisticequivalence)：原语与目的语在词法和句法等语言层面构成共质，有时可以采用字对字的翻译；
(2)词形对等(纵聚合关系的对等)(paradig―matic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在纵聚合语言表达轴上各要素之间具有对等关系；
(3)文体对等(stylistic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各个要素在功能上的对等，旨在表达同一、恒定的意义；
(4)语篇对等(横向组合关系对等)(textual／syntagmatic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在篇章结构形式上的对等。
可见，波波维奇对翻译等值的探讨，停留在语言内部，但是他将对等按照语言结构层次进行划分，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中的等值不是同一(sameness)，或者数学意义上的等值，而是多层次的对等。她援引诺伊贝特和皮尔斯语篇理论的观点，认为翻译等值属于符号学的范畴，由句法、语法和语用三方面的对等构成。而且这三方面的对等构成一定的层次关系：语义对等优先于句法对等，而语用对等以前两种对等为前提和补充。巴斯奈特强调，等值问题的研究应该把对等放在文化及时空的背景来看待。巴斯奈特在其与列夫维尔(Lefevere)两人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对“功能对等”又作出如下解释：等值即指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承担其功能的方式与原文本在原语文化中曾经发挥或承担的功能方式一致。显然，这里的等值内涵已远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等值概念。在这个定义的理论框架下，译者为了获得功能上的对等，除了语言层次的润饰，还需文化上的整合，从而满足文化价值系统下等值的全新标准，也明确了多层次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rn)。
莫奈・贝克将对等层次进一步细化为5个层次：
(1)词层对等；
(2)词组对等，包括搭配、习语和成语的翻译：
(3)语法对等，对照原语与目的语语法范畴的多样性；
(4)语篇对等，涉及主题、信息结构和连贯性的对等；
(5)语用对等，照顾到内涵的传承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翻译是一项交际活动，译文不是一个静止的文本，而是原文作者意愿的载体，译者的任务是如何在目的语文化中将这一意愿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另一个读者群。这里，对等理论不仅在语言内部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而且从语用的视角再次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研究视野，追求文化层面的语用对等。
二、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后殖民语境
综合上述，文化转向的对等理论，均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尤其是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的必然结果。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后殖民批评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的差异，主张不同文化的平等。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将翻译看作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殖民地人民在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之后，更增强了解除、摆脱宗主国的精神控制的要求，这当然是一个比体制变革更艰难的文化政治工程。不少后殖民学者认识到要重塑民族身份，抵抗霸权文化的侵略。从更加广泛的意义来说，虽然殖民主义早已结束，但殖民主义作为维持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代名词仍然以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形式在经济、科技领域进行着垄断，在社会、文化上进行不遗余力的“渗透”，以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取向弱化甚至瓦解殖民地、弱势文化的本土文化。 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而言，直到今天，许多领域仍然承受着这种“不在场”的殖民影响。在中医领域，本土化问题和中国意识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中医现状面临的根本性、全局性的关键问题是“西化”，即向西方医学的异化。哲学领域，中国哲学面临的尴尬局面是：我们加以诠释的概念，是从中国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而我们现在用以诠释的概念，是些移植的外文词。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危机可能比通常所想的还要深重。现代中国哲学的身份令人置疑。而作为跨文化交际重要渠道的翻译实践领域，中西方存在着严重“逆差”。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著作仅仅近千册。翻译实践主体的文学交流，同样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中国对西方文学的引入，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西方文学名著，在20世纪的中国得到了广泛和系统的翻译，而西方似乎更重视中国古典文学，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则缺乏热情。这一现象似乎与上述中国学的发展相互矛盾，但可能引发我们更深的思考，如果中国学者不做出努力，西方中国学研究是否会停留在赛义德(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里所论述的情景中?即他们的研究根本不是建立在对东方客观全面的了解基础之上，而是用被扭曲、被肢解的“海市蜃楼”或“想象性东方”，以此作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虚构的东方反过来强加于东方，将东方纳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实现文化殖民和语言殖民。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和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只是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显然就会存在一种滞后性，造成中国文化的失语状态。更为堪忧的是，我们正面临着西方不遗余力的渗透和西化的巨大威胁。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使者，中国译者必须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促进中国与西方的相互了解和共同繁荣。
三、对等理论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意义
(一)理论建构意义
对等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中心理论，从传统侧重语言形式对等的规范性研究逐渐转向涉及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描述性研究。多层次对等理论突破传统译论二元对立、一个对等标准，将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对等理论的视野。在巴斯奈特和莫奈・贝克的对等理论中，语用对等将翻译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交际情景之下，消解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殖民统治的影响，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和谐互动。
吕俊对目前翻译文化转向做了较为全面透彻的反思，认为翻译的文化转向只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目前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当然也是一次研究深化的过程。但是他担心，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否定对语言问题的本体研究，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使翻译研究消解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
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研究不仅是理论的深入，进一步扩大了译学研究领域，将文化学、人类学、政治学、意识形态学的研究成果融为一体，使这门跨学科研究的新兴学科有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平台，而且，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将文化因素置于多层次对等体系之下，与语言内部因素相辅相成。在这里，翻译的语言本体研究在诸多外部因素的关照下，将更为全面、科学、有效，必然推动翻译学的发展趋于成熟。对等理论从影响翻译的内部因素向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拓展，关照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将翻译研究引向探求影响翻译的诸多因素更高层次的对等，诸如作者与译者地位的对等，即主体间性的转向，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并以此来反观翻译语言内部层面的对等策略，有着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对目前译界的热点如翻译主体间性的转向、弱势文化民族身份的重塑等方面的研究，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二)翻译学科地位的提升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文化转向，对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对等的研究，必然提升译者以及翻译学科的地位。文化价值的对等，使译者与作者在跨文化交际中享有同等的话语权，译者地位从“隐形”、“女性”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与作者一起共同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和谐互动，使人类文明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巴斯奈特和勒菲维尔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turn)便是有力的佐证。德里达(Derrida)甚至将哲学问题的研究最终归结到翻译研究上。他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的概念问题，哲学的起源是翻译，或者是意义传译的可译性这一基本命题。试图通过对翻译问题的探讨，阐明哲学思想，尤其是关于语言本质和意义的观点。
在中国，翻译学学科地位刚刚确立，学科的发展、地位的提升任重而道远。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为中国译学界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背景和发展契机。
四、结论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研究文化政治批判倾向必然影响到翻译研究的根本课题：对等理论研究。多层次对等理论突破传统译论二元对立、一个对等标准，将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对等理论的视野。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有利于提升翻译的地位，推动翻译学研究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发展；同时，从意识形态的高度促进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和谐发展。
篇6：论文化差异与英汉习语翻译
论文化差异与英汉习语翻译
习语是民族语言的'精华,它形式上简练,但内容丰富,与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密切相关.中英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两国习语在文化内涵上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习语中的文化差异是习语互译的难点.文章在比较两国习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对英汉习语的具体翻译方法作了一些探索.
作 者：李晖 LI Hui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课部,江苏,南京,210046 刊 名：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INSTITUTE OF INDUSTRY TECHNOLOGY 年，卷(期)： 9(3)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习语 文化差异 英汉互译篇7：语词翻译与文化语境
语词翻译与文化语境
4．宗教信仰差异。宗教信仰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定的宗教信仰产生了语词的特定含义。中西方的宗教信仰不同，也影响着英汉语词的翻译。在西方，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文化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表达，基督教产生时，欧洲大陆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世俗的王权只有超越一切世俗力量之上的上帝才能收服人们的“野性”，于是基督教应运而生，人们的语言也深深的打上了民族宗教色彩的烙印。如：“Man proposes．God disposes'’(由人提议，上帝决断)“God helps those who helps themselves'’(天佑自救者)。在以佛教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老天爷”成了佛教徒心目中的天神。许多语词来源于佛教、道教。如“三生有幸”中的“三生”源于佛教，指前生、今生、来生，该词语用来形容机遇非常难得，可见宗教文化是构成英汉语言各自特色的重要方面。了解了宗教文化的差异，就能更准确地表达语词的文化意义。
5．神话传说与经典著作的差异。不同民族的神话传说与经典作品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习语与典故，反映了民族风味、社会世态，使各民族的语言充满了情趣与活力，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如English/“>英语中：“Think with the wise，but talk with the vulgar'’(与智者同思，与俗子同语)出自古希腊格言：“swan song'’是根据西方传说swan(天鹅)临死时发出美妙的歌声，用来比喻“诗人、音乐家等的最后的作品”。又如“Sour grapes'’(酸葡萄)出自《伊索寓言》，比喻“可要可不及的东西”，汉语中有“万事俱行，只欠东风”、“逼上梁山”、“叶公好龙”等，以上例子说明在民族各自丰富的文化遗产中产生的语词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意味，构成了各民族语言表达方式的鲜明独特性，是其他语言文化所不能替代的。在翻译过程中应尊重各民族文化词语的特点与个性，保留语言存在和表现的形式。
6．价值观与审美意识的差异。由于文化的差异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及审美意识的不同，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和看法。在价值观念方面体现在个体与集体的观念不同，个人价值至上是西方文化的特点，English/”>英语中有不少表现语词的个人进取、个人力量、个人意志，如：“Where there is a will。there is a way'’(有志者，事竞成)、“Everyman is the architects of his own forune．”(自然的幸福靠自己)、“You have to blow your own horn'’(应吹自己的号角)。与西方“海洋民族”相对的中国“农耕民族”崇尚社团价值至上，无我精神。如：“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大公无私”。群体取向使中国人性格内向、含蓄，不愿引人注目，因而产生了“树大招风，人大惹议”、“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在审美取向方面，中国传统喜庆偏向红色装饰，而西方则多为白色，汉语中的红茶，英译为“black tea'’。以上例子表明，英汉文化在价值观和审美观方面的差异影响语词的翻译。英汉民族存在的文化差异决定了语词表达形式及词义的选择，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考虑原语词所包含的民族文化与语言个性，充分理解语词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意味，尽可能结合原文的文化背景，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语言形式及艺术特色。
综上所述，文化语境的诸多因素影响着语词的翻译。因此，在语词的翻译中，译者必须了解不同民族社会文化体现在语篇中的文化内涵，正确理解语词所包含的文化语义，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如原译文语言与文化因素与译文基本一致时，可采用对等直译法、形象套用法、借用类似法等；如果原文语言的文化因素与译文不对等时，可采取求同存异法、意义对等法、添加注释法等，当然将一种语言译为不同文化的另一种语言并非容易的事，而将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语词翻译成同样体现文化特色的语词就更是难上加难，有时难免出现引起读者误解和曲解的翻译。这就要求译者应特别谨慎，仔细分析隐含在语词背后的容易引起语义冲突的文化因素，根据具体语篇，在不违背原文语言的表达基础上再现原文语词的文化意蕴，达到忠实原文的目的，真正实现两种文化的沟通与移植。
篇8：文化语境与语词翻译
文化语境与语词翻译
文化语境是影响语词翻译的重要因素.从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民俗民情、宗教信仰、审美取向、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等方面探讨了文化语境对语词翻译的影响.
作 者：杜莉莉 DU Li-li 作者单位：第三军医大学外语教研室,重庆,400038 刊 名：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5(5)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语词 翻译 文化语境篇9：文化语境顺应与英语习语的翻译
文化语境顺应与英语习语的翻译
通过分析实例探讨了文化语境顺应对英语习语翻译的`作用.指出直译、意译等翻译策略都是为了顺应文化语境而采取的翻译方法.同时,译语的语言结构也应一定程度上顺应译语的语言特点.文化语境在英语习语翻译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作 者：杨莉莉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大学外语教育学院,济南,250014 刊 名：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QIHAR JUNIOR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2008 “”(3) 分类号：H319 关键词：文化语境 顺应论 习语篇10：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及翻译
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及翻译
习语是某一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本文所要讨论的习语是广义的、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典故等。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包含着大量的习语，它们或含蓄、幽默、或严肃、典雅，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形象生动，妙趣横和，给人一种美的享受。由于地理、历史、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英汉习语承载着不民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它们与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习语中的文化因素往往是翻译中的难点。本文试图借助语用学的理论，对英汉习语的翻译作一些探索。美车哲学教授H.P.Grice在他的Meaning一书中把话语的意义分为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和非自然意义（non-natural
meaning）两种。话语的非自然意义指人们意欲表达的意义，即在特定的场合下表达出交际者意图的语用隐含意义。这就是Grice的会话含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理论的基础。那么，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的差异，同样字面意义、形象意义的话语文章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隐含意义。隐含意义才是说话人或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根据我们的'观察，英汉习语之间的多方面差异可归为两类：一是形象意义的差异，一是隐含意义（包括褒贬义）的差异，而它们都是字面以外的意义，是文化差异的具体反映。由此出发，本文提出了英汉习语文化意义翻译的具体原则和方法。
一、英汉习语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
朱光潜先生在《谈翻译》一文中说：“外国文学最难了解和翻译的第一是联想的意义……”，“它带有特殊的情感氛围，甚深广而微妙，在字典中无从找出，对文学却极要紧。如果我们不熟悉一国的人情风俗和文化历史背景，对于文字的这种意义就茫然，尤其是在翻译时这种字义最不易应付。”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复要的系统。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方化现象。我们经过归纳总结认为，英汉习语所反是非曲直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存环境的差异
习语的产生与人们的劳动和生活密切相关。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而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比喻花钱浪费，大手大脚，English/“>英语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而汉语是“挥金如土”。English/”>英语中有许多关于船和水的习语，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习语，如to rest on
one’s oars（暂时歇一歇），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all at sea（不知所措）等等。
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东风”即是“春天的风”，夏天常与酷署炎热联系在一起，“赤日炎炎似火烧”、“骄阳似火”是常被用来描述夏天的词语。而英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英国的夏季正是温馨宜人的季节，常与
“可爱”、“温和”、“美好”相连。莎士比亚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把爱人比作夏天，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2、习俗差异
英汉习俗差异是多方面的，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对狗这种动物的态度上。狗在汉语中是一种卑微的动物。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大都含有贬意：“狐朋狗党”、“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狗腿子”等，尽管近些年来养庞物狗的人数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变，但狗的贬义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汉语言文化中。而在西方English/“>英语国家，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English/”>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除了一部分因受其他语言的影响而含有贬义外，大部分都没有贬义。在English/“>英语习语中，常以狗的形象来比喻人的行为。如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Old dog will mot
learn mew tricks（老人学不了新东西）等等。形容人“病得厉害”用sick as a dog，“累极了”是dog-tired。与此相反，中国人十分喜爱猫，用“馋猫”比喻人贪嘴，常有亲呢的成份，而在西方文化中，“猫”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 3、宗教信仰方面
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习语也大量地出在在英汉语言中。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人们相信有“佛主”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与此有关的习语很多，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人们信奉基督教，相关的习语如Go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也有Go to hell（下地狱去）这样的诅咒。
4、历史典故
英汉两种语言中还有大量由历史典故形成的习语，这些习语结构简单，意义深远，往往是不能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和翻译的。如“东施效颦”、“名落孙山”、“叶公好龙”等等。English/”>英语典故习语多来自《圣经》和希腊罗马神话，如Achilles’heel（唯一致命弱点）、meet
one’s waterloo（一败涂地）、Penelope’s web（永远完不成的工作）、a Pandora’s box（潘多拉之盒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等。
二、英汉习语翻译的具体原则和方法
关于翻译标准，中外翻译理论家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从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到张培基先生提出的“忠实通顺”；从瞿秋白的“等同概念”，到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Eugene
A・Nidar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或“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主张是相互影响、互为补充、不断完善的，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中心要结晶都是译文要忠实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义，保持原作的风格，忠实反是非曲直原作的面貌。所谓忠实表达原文的意义，应指忠实表达原文的字面意义、形象意义和隐含意义三个方面。但是，并不是原文的每句话、每个习语、词汇都同时具备三种意义，有的可能只有字面意义，没有形象意义；有的可能兼有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但没有隐含意义。尤其是，任何两处语言文化都不可能完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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