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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文化迁移

2023-07-23 07:58:57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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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文化迁移

篇1：翻译与文化迁移

翻译与文化迁移

翻译对文化的迁移作用有多种表现形式.本文从不同角度讨论了顺向迁移、逆向迁移;表层迁移、深层迁移;横向迁移、纵向迁移、正迁移、负迁移和零迁移等基本形式,并探讨了造成这些迁移的原因.

作者：曹合建 GAO He-jian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外语学院,上海,00 刊名：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19(6) 分类号：H159 关键词：翻译文化迁移

篇2：文化融合与翻译

文化融合与翻译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不同文化之间呈现出融合的大趋势,但是这种融合往往是不平等的..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国情,指出译者必须正确对待文化融合中的不平等现象:既要传达异域文化,又要弘扬中华文化.反映在翻译过程中就是采取恰当的策略,再现原文的文化思想,以促进两种文化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交流和发展.

作者：李敏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海口,571158 刊名：四川教育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ICHUAN COLLEGE OF EDUCATION 年，卷(期)： 24(6) 分类号：H059 关键词：文化文化融合翻译

篇3：文化习俗与翻译

【摘要】世界上各民族由于生活的地理环境、气候、历史条件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习俗，在翻译中如果直译无法传达信息，译者作出各种必要的转换，进行意译。

在此，本文拟对文化习俗引起的表达差异与读者进行探讨。

【关键词】文化习俗;差异;意译

因受不同文化习俗的影响，各民族表达相同概念的说法各不相同。

在不同语言的互译中，要注意转换表达方法以符合译文习惯。

比如说，汉语的“天生有福”、“含着金钥匙出生”，到了英国人口中便成了“含着银勺子出生”，(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 )：到了俄国人那里又成了“穿着衬衣生下来的”;德国人的表达也很有趣，是“梳好了头才出世的”，再如汉语成语“一箭双雕”或“一举两得”，用法语说相当于“一块石头打两处”;用英文说是“一石打两鸟”(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德语的说法相当于“一个拍子打两只苍蝇”。

这种文化差异体现在大量俗语、成语中，翻译时必须进行适当的转换。

如在汉语表达中，同为“虎”字形容的成语，再英语中的表达却大相径庭，如“骑虎难下”译成英文是“hold a wolf by the ears ”，而在另外一句成语“养虎为患”中，“虎”却是用“蛇“代替了，即cherish a snake in one’s bosom 。

这就要求翻译人员要对两国的文化要深入了解，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以便在翻译中游刃有余。

其他一些英汉表达不一致的说法不少，翻译人员平时要注意收集这类表述，在翻译中做好转换。

如;“挂羊头，卖狗肉” He applied bait-and-switch tactics in business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A word once let go can not be recalled

“兔子不吃窝边草”A wise fox will never rob his neighbor’s hen-roost

“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to lead a dog life

又如，在一些习语中表达也各不相同。

我们说的“眼中钉”，与英美人讲的a thorn in someone’s flash指的是一回事，虽比喻有异，但意思相同。

汉语口语中的“胡说八道”曾被译成break wind 。

其实，英美人更习惯用shooting from the hip来表示这一说法。

而汉语口语中“吃闭门羹”的说法指登门拜访某人而某人不在家。

在大多数的场合，是用to a locked door的片语来表示的。

我昨天去他家看他，不料吃了闭门羹。

I went to see him yesterday, but unfortunately I was to a locked door。

此外，不同文化的人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都有很多不同，在言谈中要注意文化上的差异。

如欧美人崇尚独立，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感到别人像对待小孩那样对他们“关怀备至”，也会非常反感。

因此，中国人之间常说的“天气太冷，多穿点衣服，别感冒了。”“路很滑，要小心。”之类的话一般是不应对欧美人说的。

有一位在加拿大进修的学者坐在导师驾驶的汽车里，好心叮嘱他导师一声：“Be careful ”，导师竟然发了脾气，说他不愿意别人在他驾驶时指指点点，发号施令。

因此，即使是对西方人表示关心和同情，也要注意分寸。

又如，我国早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因为吃饭问题长久以来是中国人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因而，人们见面时常爱说“吃过了吗?”“吃饭了吗?”在多数情况下，说话人并不十分关心别人是不是吃了饭，而只是一种招呼罢了。

中国人听到这些话只是回答说“吃了”“还没有”之类的话，表示谢谢问话人的关怀或热情。

此类问话在欧美国家相当于“Hello”或“Hi”，对方也进行相同的回应。

如果将问话改译成“Have you had your meal ?”如果被问者是英国民族的人，他心理上首先的反应是：“Yes, I have ”或“No, I haven’t ”或“Do you mean to invite me to dinner ?”(你是想邀请我吃饭吗?)。

由于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汉语中诸多的与“吃饭”有关的词语，在翻译成英语时要做好适当的转换，如：

饭桶good-for-nothing

吃不消be unable to stand

吃不开be unpopular

吃老本live off one’s past gains

因此，了解一些文化习俗的差异有助于我们在翻译中避免尴尬，有利于营造愉快友好的气氛。

【参考文献】

[1]陈学斌. 为“文化派”一辩――试论《翻译学归结论》的几个误区[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3).

[2]韩子满. 也谈翻译学[J]. 上海科技翻译 , (2).

[3]张柏然, 姜秋霞. 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J]. 中国翻译 , (2).

[4]赵彦春. 文化派的理论取向与实质[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6).

[5]赵彦春. 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6]赵彦春. 翻译类型问题的归结[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12.(3).

文化翻译与作为翻译的文化【2】

摘要：民族志翻译是文化人类学领域中的翻译实践和研究。

民族志翻译的核心是文化翻译，是通过转写和翻译的方式将他族文化介绍给本族文化。

民族志的文化翻译观将他族口头艺术作为主要对象，提出将文化作为文本，将文化作为翻译的观点，强调文化翻译的“写作性”和“隐喻性”。

民族志翻译与翻译学理论和实践既相通又相异，彼此之间的阐发和借鉴尤其对翻译学研究内容的丰富和学科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民族志翻译;文化翻译;跨学科研究;口头艺术

引言

在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的学科发展过程中，学科独立性和跨学科性一直是一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矛盾。

翻译学从一门边缘的依附性学科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学科的引领和推动功不可没。

①时至今日，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仍然是翻译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学理来源。

“在当今世界，翻译变得越来越多元，宽泛和复杂。”②翻译学在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中滋生出许多新的交叉研究领域，丰富着翻译学自身的学科内容，同时也对相关学科产生影响。

基于此，专门出版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著作的圣·哲罗姆出版公司(St.Jerome Publishing)陆续出版了“翻译研究探索”(Translation Studies Explored)系列专著，由西奥·赫尔曼(Theo Herman)主编，以反映跨学科翻译研究的最新成果，梳理翻译理论发展的轨迹，探讨新的翻译研究领域、方法和问题，丰富和扩展翻译研究的知识境界。

凯特·斯特奇(kate Sturge)的《表现他者：翻译、民族志学和博物馆》(Representing Others： Translation， Ethnography and the Museum)就是这套专著中的一本。

斯特奇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德国纳粹法西斯时期的翻译研究，探讨翻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如何被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利用。

二是在人类学和翻译研究的交叉视野中研究翻译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

她的主要著作有：《内部的异者：德国纳粹时期的外译德》(The Alien Within’： Translation into German during the Nazi Regime)和《表现他者：翻译、民族志学和博物馆》。

她还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如《展示中的他者：民族志博物馆中的翻译》(Others on Display： Translation in Ethnographic Museum)和《民族志中的翻译》(Translation in Ethnography)。

同时，她还与《建构翻译社会学》(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的作者米歇尔·沃尔夫(Michael Wolf)一起，共同承担卢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翻译研究》期刊的编辑工作。

《表现他者：翻译、民族志学和博物馆》的主要内容包括作为隐喻和实践的翻译，文化的可译性，民族志的历史视野，民族志的关键性变革，口头艺术的民族志翻译，博物馆的跨文化表达以及民族志翻译中的伦理问题等。

该书通过对每一个主题的详细阐述，集中体现了民族志的文化翻译观。

本文将以此为起点，将民族志的文化翻译观概括为将文化作为文本来解读，将文化作为翻译来实践以及将口头文学作为民族志翻译的重点来分析，考察由上述几个方面所建构起来的民族志翻译观如何与我们所熟知的翻译学中的文化翻译观在理论上相互阐发，在方法上相互借鉴，指出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对深化翻译的认识、丰富翻译研究内容，促进翻译研究发展的积极意义。

一文化作为文本：民族志文化翻译的基础

在人类学诸多学科领域中，与翻译最具有直接联系的当属民族学。

“民族学亦称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③民族志是民族学的实践活动和书写表达方式，包括如何用口头或书面的语言形式将他族文化介绍给本民族。

民族志和翻译具有天然的联系，民族志学者通过深入了解他族文化，再将他对他族文化的阐释，通过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供本族读者阅读。

这中间涉及到对原文(他族文化)的理解，涉及如何表现他族文化，涉及语言转换和文化意义传达的问题，这些都是翻译的基本要素。

所以，民族志实践的实质就是对他族文化的翻译过程。

民族志翻译，既指广义的民族志翻译观，也指具体的民族志翻译实践。

文化翻译是当今翻译学与民族志翻译所共同聚焦的一个中心，其原因来自于这两个研究领域对文化翻译的相同认识。

首先，在翻译学领域中，文化翻译是针对语言翻译而出现的，其基于的观念是翻译不仅是语符之间的转化，还是语符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的传达，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交际活动。

文化翻译包含语言翻译，语言翻译中的文化专用项恰恰需要通过文化翻译来解决。

民族志翻译观还特别关注跨文化交际实践，一个文化如何通过翻译去认识、阐释、表现他族文化的过程。

民族志翻译采取的通常是从口头文本到笔头文本的路线，甚至是一种无原文本的翻译路线，即将他族文化整体当做一个文本来进行翻译的过程。

这就引出了民族志翻译的一个核心概念：文化作为文本(culture as text)。

在民族志翻译实践中，从源语的口语到译语的笔头语是民族志翻译者所经常采取的一种工作方式，但就民族志文化翻译观而言，则是将民族志所考察的他族文化，整体作为一个文本来阅读，即民族志对他族文化的呈现过程，不是一个客观表现他族文化的过程，而是对他族文化的阅读理解和阐释的过程。

将文化作为文本的民族志文化翻译观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通过将文化文本化，使得民族志实践作为一种翻译实践获得了理据;二是将文化文本化，使得民族志是对他族文化的一种书写的观点得以成立。

斯特奇在她著作的摘要中就指出，文化人类学一直以来就将翻译作为一种文本实践，翻译经常被用做一种隐喻来描写民族志的阐释过程和跨文化比较。

对翻译实践和民族志撰写而言，理解和表现是两个核心问题。

这两个问题直接影响到译本和民族志与不同文化之间或疏或近，或保留异质或挪用归化的关系。

同时，斯特奇还提到了一种特殊的民族志翻译形式：博物馆。

博物馆研究(Museum Studies)的内容之一即是讨论民族志博物馆作为一种多媒体的翻译形式，所面临的同样是如何表现他族文化的问题。

④ 在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翻译常常被作为一种隐喻和转喻，用来暗指和指代丰富复杂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活动。

斯特奇认为，在民族志翻译和博物馆展示所表现的文化翻译中，翻译主要不是一种将稳定的意义从一种语言符号解码编码到另一种语言符号的技术活动，民族志表现中的意义不是由源来规定的，而是流动、复杂和混杂的，是由接受系统的即时性和现场性表现所决定的。

翻译的作用并不仅是一座供人们顺利来往的桥梁;它是一个冲突之地，在知识的建构和创造，文化的塑形和权力的斗争中起着中心的作用。

⑤ 斯特奇的观点契合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以来的文化研究学派的主要观点，即从关注译文如何忠实于原文转向关注译语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如何作用于翻译的过程和译文的接受，以及翻译作为文化之间的调停人的作用问题。

关于对翻译的认识，翻译研究的文化研究学派和民族志翻译不谋而合，而使得这两个研究领域具有了许多共同的东西，也使得双方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

文化翻译涉及文化的可译性问题。

不同的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语言中的文化专有项使得文化之间的翻译看似不可能实现。

民族志的文化翻译观认为，翻译看似不可能，却被广泛实践着;文化翻译看似不可能，但同样也被广泛地实践着。

逻辑意义上的不可译判断并不意味着语用意义上的可译性事实。

而文化翻译的可译性较之语言翻译的可译性更深了一层。

文化翻译的可译性指在翻译中如何调适他族文化与本族文化的亲疏距离，通常通过语言翻译层面上的直译或意译之间的选择来实现。

在具体的民族志翻译实践中，特别是口头文学的翻译中，直译表现为不做任何改动，保留原文的形态，即采取民族志工作者作为收集者(ethnographer as collector)的翻译策略;意译则表现为对他族文化的深层次阐释以接近真正的意义，这种翻译策略被称为民族志工作者作为阐释者(ethnographer as interpreter)的策略。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和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理论，以及翻译研究中美国学者阿皮亚(Kwame A.Appiah)的深度翻译理论都强调了民族志工作者和译者对他族文化和原文本语境化阐释的重要性。

文化翻译是民族志实践由来已久的根本任务，是将他族文化介绍给本族文化的必需方式。

许多文化人类学家，如英国的埃文斯-普里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和利奇(Edward Leach)等就提出民族志的根本问题是文化翻译问题。

⑥民族志工作者在对他族文化的田野研究中，将对他族文化的理解用文字表述出来，传达给本族文化。

这其间包括了翻译的两个核心部分：理解和表现。

民族志翻译与我们所熟悉的一般意义上的翻译也有差异。

通常翻译有源语文本，而民族志翻译的原文则是他族的文化。

所以，民族志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将他族文化文本化的过程。

翻译研究经历过以原文为中心到以过程为中心和以译本为中心的重心转移，从忠实于原文到翻译是一种阐释再到翻译，是一种改写的翻译认识观的衍变;而民族志研究也经历了从参与观察、主位与客位之争再到阐释之阐释等对他族文化调查方法的变化，以及从准确全面地表现他族文化到深度描写他族文化再到文化就是一种书写的文化观的改变，翻译研究和民族志研究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所遭遇的问题和解决之道都非常相似。

斯特奇在她的专著中特别提到了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Interpretative Anthropology)理论以及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和马库斯(George E Marcus)编辑出版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一书。

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强调对他族文化的文本化细读，即他所称之的深度描写，而克利福德和马库斯的《写文化》则将对他族文化的文本化过程当做写作的过程，强调写作过程中的修辞性和创造性。

这和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所提出的“操纵”和“改写”等理论如出一辙。

民族志的“写文化”和翻译研究的“改写”表述不同，但实质相同，就是将民族志和翻译的研究引入到接受文化和译语文化的语境中，强调接受文化和译语文化在诗学规范、意识形态等方面对民族志和翻译实践过程及其结果的影响和接受。

民族志本质上就是跨文化和文化多元的，民族志工作者在实践中所形成的成熟的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对翻译者具有启示作用，而翻译者对承载文化的主要媒介语言差异的精细分析和处理，对民族志工作者具有借鉴作用。

二文化作为翻译：文化翻译的隐喻性特征

文化作为翻译这一隐喻是从殖民与后殖民这一对关系中引发出来的。

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翻译，与我们所熟悉的基于语言层面上的文化翻译相去甚远。

翻译同迁徙、旅行甚至文化自身等术语概念组成了当今的后殖民理论话语。

巴巴(homi k.bhabha)的文化翻译甚至与翻译学和民族志的文化翻译几乎没有关系，表达的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的人员迁徙，和文化旅行、文化迁徙同义。

在斯特奇的著作中提到了尼兰贾娜(Tejaswini Niranjana)等几位后殖民翻译理论家。

这几位后殖民翻译理论家探讨了在翻译中表现的殖民主义文化暴力、霸权以及所遭遇的来自殖民地弱小文化的抵抗。

斯特奇还提到了巴巴的后殖民文化观：文化是跨民族和翻译的。

⑦这样的判断表现了后殖民文化的杂合性质。

不同的民族文化相互交叉，互为观照，本民族的文化形象通过他族文化的反照而获得，这种反照就是翻译的过程。

翻译构成混杂的第三空间，形成第三类文化，离散的状态是被翻译的结果。

在后殖民的语境中，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常态，我们既是翻译者也是被翻译者。

当我们将文化定为“我族文化”和“他族文化”时，我们对任何一个他族文化的认识，或任何一个他族文化对我们的认识，就是翻译的结果。

任何一个文化都难以逃脱被翻译的境遇。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本身就是翻译。

民族志的文化翻译观在将翻译置于越来越抽象、无所不包的境地时，翻译也就面临着失去其本质属性的危险。

在讨论完民族志意义上的文化翻译观后，斯特奇提出了民族志翻译中的语言问题。

⑧民族志翻译是缺乏源语文本的翻译，民族志翻译的源语文本是被文本化的他族文化，而往往这种文本化过程就变成了译者从自身文化视野出发的对他族文化的单向解读。

他族文化的语言，尤其是口头语言常常被忽视。

他族文化的语言尽管与西方语言有许多不同，但其蕴含的文化信息和民族性格却不容忽视。

美国语言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萨丕尔(Edward Sapir)、沃夫(Benjamin Whorf)、海默斯(Dell Hymes)等都指出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

在民族志翻译中寻找源言并不是简单的语言问题，而是文化问题。

斯特奇认为对源和语言差异的重视是民族志所缺乏的，但却是翻译学领域中的翻译实践所擅长的。

民族志翻译需要重新认识他族语言的重要性，将语言差异分析作为民族志翻译的起点，这是民族志文化翻译观一个新的重要观点，可以看做是民族志翻译向语言本体的回归，重新强调民族志翻译的语言属性。

斯特奇认为翻译研究中的多元系统理论和社会历史角度的研究方法对民族志翻译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尤其是图里所提出的“规范”和“忠实”等概念。

⑨斯特奇以英国人类学为例，分析了民族志翻译与殖民主义的种种关系，指出英国人类学在1970年代后饱受质疑，其原因就在于民族志翻译中所预先设定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关系以及自封的民族志权威性。

斯特奇尤其提到了埃文斯-普里查德在1940年代出版的《努埃尔人》(The Nuer)。

⑩埃文斯-普里查德在研究苏丹南部努埃尔人文化时，强调他们所用的词汇和概念与西方的、基督教的术语截然不同。

西方人用英语翻译的他族文化，所使用的术语都带有基督教化的概念、西方历史和社会规则的特征。

长期以来，民族志翻译被认为能准确、完整、客观地表现他族文化，民族志工作者被认为是全能和权威的。

这样的观点强化了接受方文化的居高临下和优越的文化态度，从1970年代开始，在解构主义和后殖民思想浪潮中，这种对他族文化的认识观受到诟病，遭遇到表现的危机。

在这种情形下，民族志的改革成为必然，对话民族志(Dialogical Ethnography)应运而生。

对话民族志受巴赫金(M.M. Bakhtin)文艺对话理论的影响，认为对他族文化的翻译和表现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对话，意义是由对话的双方共同构建起来的，这种构建是即时的、非预先设定的。

对话民族志将被表现的文化一方提到与表现方并重的地位上，在翻译的话语中同样具有被翻译者的声音。

这样的文化态度同后殖民翻译研究中强调异化的翻译策略，强调保持文化异质的翻译主张互相呼应。

对话民族志的实践最后还是要落在语言上，如何在民族志文本中保持对话的气氛，在翻译中一些必要的语言处理方式就显得很有必要，如双语的引录，他族语言的解释等。

三口头艺术：民族志翻译的主要对象

口头艺术的民族志翻译是民族志的文化翻译观的最新发展，也是最具意义的部分。

它接续了民族志翻译中所提出的民族志翻译首先应该关注源语文化的语言、关注语言差异的主张。

在民族志实践中，他族文化常常是通过口头艺术来表达的，如部落祭祀典礼、神话传说等等。

所以对他族文化口头艺术形式的理解和传达，是民族志翻译的具体化任务。

斯特奇提到了表演的概念，这是口头艺术民族志翻译的核心概念。

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是在美国人类学和民俗学领域中关于口头艺术研究的三大理论之一。

表演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人类学家鲍曼(Richard Bauman)和海默斯等。

表演理论关注正在发生中、正在活动中的民间口头艺术文本，研究它们的交流形式和交流过程。

表演理论改变了传统的以文本为中心，从文本到文本，研究抽象的、往往被剥离了语境关系的口头艺术文本的做法，将文本还原给语境，以表演为中心，关注口头艺术文本在特定语境中的动态形成过程和其形式的实际应用。

除表演理论外，另一个与口头艺术表现有关的理论是以鲁森伯格(Jerome Rothenberg)和特德洛克(Dennis Tedlock)为代表的民族志诗学理论。

民族志诗学反思以往对部落口头艺术文本的翻译，提出重返部落口头艺术文本的声音和形式的口号，重新唤起我们对部落口头艺术文本声觉和视觉的审美感。

他们认为，部落口头艺术具有其独特的语言和审美特征，以及独有的讲述表演方式。

部落口头艺术表演中的每一个声响，每一个修辞形式，都具有其独特的美学意义，需要我们打破惯常的'书写方式，利用多种手段，将它们完整地用另一种语言呈现在不同文化的人们面前。

对口头艺术文本的关注将是民族志翻译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实践层面上的民族志翻译，必须要结合语言材料来分析文化的意蕴，口头艺术文本为民族志工作者提供了具体的操作平台。

除上述关于文化作为文本、文化作为翻译和口头艺术翻译等几个民族志文化翻译主要观点外，民族志翻译还提出了博物馆的文化表现和伦理问题。

博物馆翻译的概念扩展了翻译的外延，可以被看做是雅可布逊符际翻译的具体事例。

民族志实践的具体工作之一就是文化产品的收集，博物馆虽然不能像文学翻译一样有源语文本，也不像民族志翻译一样有文本作为产品，但博物馆对他族文化物件的收集、摆放和展出，实际上也是一种广义的翻译，而且是一种集中了视觉、听觉、声响和形体的多媒介翻译。

斯特奇认为博物馆翻译有着民族志翻译和文学翻译所具有的文化翻译特征，具体到表现形式上，一是博物馆翻译是通过具体物件的展示，表达博物馆学者对他族文化的理解;二是在博物馆通常都有文字说明和口头导游，这也可以是一种文化的释译。

同民族志翻译一样，博物馆在展品摆放、文字说明撰写等方面也经历过忠实和真实，阐释的权威性与有效性等问题的讨论。

在后殖民语境中，博物馆翻译从过去作为翻译暴力实施的场所成为当今不同意识形态和话语的协商之地。

博物馆翻译同时也涉及到一个伦理问题，一个关于博物馆文化产品的所有权和权威性问题。

谁是文化产品的主人?谁才对它们具有权威的解释?这同目前翻译伦理的讨论一样，问题的答案直接指向原作者和源语文化在博物馆翻译中不容忽视的地位。

对话与容忍差异是民族志翻译中所涉及到的伦理问题的解决之道，翻译中译者与作者的对话，跨文化交际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可以达到彼此之间的尊重和加深了解;保持差异则提出和而不同的文化相处方式，体现文化的多元性。

结语

跨学科研究的一个特点是问题的拉动，即将同样一个问题放在不同的学科视野中进行观照，形成一个多维的立体阐释构架。

斯特奇《表现他者：翻译、民族志学和博物馆》将翻译问题置于翻译学和民族志的视野中，为我们理解翻译与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角度。

长期以来，翻译学在人们眼中是一个消费性的学科形象：吸收消化他学科的理论，却很难为他学科做出贡献。

斯特奇的专著表明，翻译学正在摆脱依附于他学科的形象，当代翻译理论正逐渐走进相关学科的视野中，被相关学科理论所整合，成为相关学科的理论来源之一。

就民族志而言，翻译的语言学分析方法和后殖民翻译理论对民族志翻译影响颇大，甚至影响着民族志研究的发展方向，例如对源语的重视和对语言差异的分析等等。

“人类学的目的就是收集数据，寻求意义和理解意义，而翻译在其中具有中心的作用，长期以来人类学界却忽视了对翻译的系统研究。”人类学对翻译问题的反思集中体现在了斯特奇的专著中，对翻译学界而言有着许多启示，其中最主要的是翻译学的学科理论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这中间包括学科自省和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吸收、消化和提炼出具有学科特色的翻译理论，同时对翻译问题的跨学科讨论保持一种开放兼容的态度。

斯特奇的翻译概念突破了传统翻译研究中的跨语言层面研究，而上升到跨文化层面上的研究，在她的翻译概念中，传统的源语文本不再存在，博物馆也成为翻译的形式，翻译的概念被大大扩延，翻译学科如何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考验我们是否具有足够的学科勇气。

同时，在当今文化翻译已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主要议题时，我们除了在宏观层面上讨论翻译作为文化隐喻和转喻外，还应当学习民族志翻译具体的跨文化交际策略和方法，以提高译者作为文化调停人的意识和能力。

文化翻译应以跨语言的翻译实践作为基础，这是翻译学和民族志翻译所达成的共识。

在民族志翻译实践中，即使在将文化作为文本和将文化作为翻译的翻译观视野中，对他族语言，主要是口头语言形式的细致分析，以及与本族语言的对照分析，也是民族志翻译的重要内容。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他族语言的结构形式和语义中发现其文化的独特性，也才能避免一家独语的现象，使文化间的对话以及对他族文化的了解和尊重成为可能。

斯特奇在专著中所讨论到的重视对口头文本的民族志翻译以及相应的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理论，涉及到一个长期以来被国内翻译研究界所忽略的领域，即少数民族口头艺术文本的翻译与研究。

目前，国内已有学者从事少数民族经典的对外译介和研究，但关于少数民族民间口头艺术文本的翻译和研究还寥寥无几，其中的原因在于我们已有的翻译理论还无法解释口头艺术文本翻译的特殊性，如对等的问题、源语文本的问题以及创译的问题等等。

相信斯特奇在其专著中所介绍的民族志文化翻译观能对翻译学界有所启示，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少数民族口头文学对外译介和研究的发展。

注释：

①Kuhiwczak，Piotr and Karin Littau， eds.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Clevedon， Buffalo and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7， p5.

②Hemans，Theo. Translation Theories Explored . Sturge.Kate. Representing Others： Translation， Ethnography and the Museum .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7， pX.

③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版，第9页。

④⑤⑦⑧⑨⑩[12][13]Sturge， Kate. Representing Others： Translation， Ethnography and the Museum.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7， p1， p2， p12， pp.13-16，p35，p47， pp.67-75，p131.

⑥[11] [英]赫尔曼：《翻译的再现》，见谢天振编《翻译的理论构建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版，第15页，第17页。

[14]Rubel， Paula G. Rubel and Abraham Rosman. Translating Cultures：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and Anthropology.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p3.

翻译与文化传入【3】

摘要:语言,作为社会现象之一,总要受到社会的制约,受到时代的影响。

当前时代最大的特点无疑是新技术革命,这革命也带来新词语的革命。

通过对时尚新词的了解和学习,人们可以把握到流行的时尚脉络,掌握时尚文化的精髓。

本文给合近年来出现的语言新词,着重讨论了它的特点及翻译。

关键词:语言;特点;翻译

引言

作为世界上流行最为广泛的语言,英语中每天都会有新的东西出现。

人们在生活中不断地总结出新的思想,传统的语言无法表达这种新的思想,就要求新词的出现。

新词新义不断出现, 旧词旧义不断淘汰。

例如: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新词语的主要创造者。

每当某一门科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就有相当大一批新词涌现。

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新词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电脑、航空航天、生物、医学、环保等高科技领域的最新发展和成就,科技新词汇、术语层出不穷,科技英语词汇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构词法上也发生了变化。

这类词汇很多,比如COBOL(面向商业的通用语言),hposuction(抽脂手术); 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mp3,mp4都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苹果公司推出iPod技术,iPeople就成了iPod的使用者,Pod cast掀起了一场“博客”风; 伴随着女士减肥的兴起,Body wrap(一种裹身减肥法)也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作为学习英语的外国人, 我们对英语词汇的这个新陈代谢过程需要不断追踪, 才能跟上英语的发展。

英语新词的特点

一种语言的发展总是有一定的规律。

英语也不例外,英语新词的出现以及构成也跟英语过去的变化形式一样,多采用三种途径: 构词法、旧词赋新义、借用外来词。

1. 在现代英语中, 运用构词法创造新词是丰富词汇的主要途径。

英语构词法中繁衍最强的是词缀法, 其次是复合法和缩略法。

词缀法是给一个词根加上词缀而构成新词的方法。

如super-,表示超级, 用这个前缀构成的词常见的有: supermarket超级市场, superpower超级大国, supermodel超级模特, super-barge超级驳船,super-rich超级富翁, super-fresh最新鲜的, super-fit身体特别强壮的。

在构成英语新词中比较活跃的词缀还有: anti-, auto, bio-, Euro-, extra-, geo-, hyper-, inter-等。

在英语新词的构成中, 复合法也占很大比例。

复合法是指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构成新词的方法。

例如generation gap代沟, motor home家庭旅游汽车, open-heart surgery体外循环心脏手术, fat farm减肥场所, laundry list细目清单等。

当代英语中另一活跃的构词法便是省略法,字母缩略法是最为常见的。

如:UNPROFOR联合国维和部队, 来自United nations Protec-tion Force; EU欧洲联盟, 来自European Union; EEC, 欧洲经济共同体, 来自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2. 旧词赋新义。

过去已有的旧词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被赋予新的意义, 以满足人们交际表达的需要, 这也是英语新词汇扩展的主要手段之一。

例如author作者, 现被用作动词, 表示在计算机网络上“编制网页”; feedback反馈原是电子学的专用语, 现指信息的反馈、反响、反应等; surf一词原指冲浪运动,现用来指在计算机网络上浏览并获取利用信息。

3.借用外来词。

借用外来词也是拓展现代英语词汇的重要手段。

现代英语中的借词遍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要语言, 如来自日语的karaoke(卡拉OK); 汉语的Yin andYang(阴阳), tai chi(太极拳), Mao tai(茅台酒); 来自法语的black humor黑色幽默; 来自俄语的sputlik指人造卫星; 来自德语的gemutlich舒适的; 意大利语的dolcevita豪华生活等。

很多从外国语中借来的词语,最后成了英语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词汇, 极大地丰富了英语语言的表现力。

英语新词的翻译与文化传入

目前对英语新词语的翻译, 多集中在音译、意译、直译以及直接引入等方法上。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几种方法。

1. 音译很多新词语在开始介绍进国内时, 没有对应的所指。

这时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翻译。

如Google,一个强大的网络搜索引擎, 已经成为搜索的代名词,现在我们把它译为“谷歌”。

K一mart在美国也成了便宜货的代名词,我们音译为“凯马特”。

Taliban是分子组织,我们音译为“”。

第四网络工具“blog”(由“web”和“log”缩合而成), 现在比较流行的音译为“博客”。

2. 直译有些英语新词在汉语中有对应的词,这时可采用直译的方法。

如:information superhighway或information superhyperway译为“信息高速公路”;World Wide Web译为“环球网”;network computer“网络电脑”;可装再生物质的blue box“蓝色垃圾箱”等等都采用了直译的方法。

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3. 意译在英语新词当中,不断出现一些口语或俚语方面的新词,这样的一些词汇可以用意译的方法。

如:yoof“年轻人”;wazzck“讨厌的傻瓜”;walker“陪伴女子出席社交场合的男人”;squeeze“情人”;policy wonk“政策专家”; ho“女”;rock“毒物”;loved_up “吸毒后进入迷幻状态的”;in your face“肆无忌惮的”等等。

4. 直接引入法就语言的使用来讲, 直接借用英文原词, 既体现了语言使用者追求时尚的语言心理, 也符合语言使用中的经济省力原则。

同时, 还可避免译名混乱, 达到术语的自然统一, 便于与国外科技文献接轨, 促进国际交往。

例如, 曾在肆虐全国的一种新型肺炎, 世界卫生组织后来将其定名为“SARS”。

国内外的华文媒体把该词分别音译为“萨斯”、“沙司”、“沙士”、“沙斯”、“沙示”等多种不同的名称。

在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 政协委员钟南山院士提出, 可以直接使用原词“SARS”(《科技术语研究》编辑部, 2004:13)。

这一方面说明了名词术语统一的重要性,一方面也表明借用原词不失为翻译英语新词的一种策略。

再如: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四国最近首次峰会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落幕,因这四个国家的英文名称首字母组合而成的“BRICs”一词,其发音与英文中的“砖块”(bricks)一词非常相似,媒体把其译为“金砖四国”。

笔者认为此词可以直接引入,通过媒体的宣传,大多数人会熟知这个词并使用的。

并且以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巴西和讲俄语的俄罗斯以及说英语的国家印度了,都采用BRICs来称呼上述四国。

结论

总之,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 语言始终是社会同步发展变化的。

词汇作为语言中最敏感的成份, 始终反映着社会的动态。

英语时尚新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发展动态和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走势。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跨文化交际越来越频繁。

而英语新词的大量出现又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一定困难。

因此, 对英语新词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了解新词的词义,并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英语词语中的社会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费红.英语新词的社会文化透视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卷).(4)。

[2]刘佳.英语新词研究与英语词汇教学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卷).2006(11)。

[3]邵斌.漫话英语时尚新词.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5。

[4]夏郁芹.英语新词探微.社科纵横.2003(6)。

篇4：文化语境与翻译

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随着世界各国在经济贸易、政治、科学技术等方面合作趋势的加强，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化正处在一个融合与碰撞的阶段，而不同国家民族的语言不同，就需要我们利用翻译工作实现传递异国文化的目的。在很早之前，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的语言已经存在着相互融合与交流现象。比如罗马人“抢夺”希利尼人的文化，在19世纪德国的文化是吸收了莎士比亚的着作，到了20世纪，我们发现世界文学体系中出现了众多“国际”作家，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被人翻译成许多国家的语言。不同国家文学作品的文化载体是不同的，这些文学作品承载了自己文化语境的特征，而科技文献一般会反映出不同国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著名语言学者马克认为，通用的语言、个体的语言在不同文化语言与翻译问题中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文化交流障碍现象，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深入两种语言的文化语境中。反之，如果翻译工作者对于源语言或者文化能够采取全部信息传递，那么目标语言国家的读者就不能了解到源语言中具有的文化特征为什么与自己国家文化不同，这样翻译工作就失去了文化交流的功能，所以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对文化语境进行全面的考虑。

一、中西文化语境下文学翻译差异

西方人往往将判断的句子或者结果放在语句的最前面，将一些客观事物的描写放在后面，也就是重心前置；但是我们汉语的表达形式正好相反，习惯先讲清楚事实，然后得出结论，也就是重心后置原则。社会历史差异性与翻译由于不同的民族地区具有不同的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进而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元素沉淀。不同民族群众在历史长河中会留下呈现出自身民族特征的人物与事件，具有体现出其自身民族历史文化特点的神话故事。例如比利时的滑铁卢在186月18日发生了全球近代史上有名的会战，法国国王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被英国、普鲁士等国军队联合击溃，这个世界上著名的统领用退位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在英文中有句话是“遭遇滑铁卢”，意思就是事情突然失败了，而这个历史典故与我国东汉时期将领关羽大意失荆州的千古悲剧的过程几乎是相同的，因此“遭遇滑铁卢”与“败走麦城”在文学翻译中是可以相互转化使用的。虽然这两句话来自于不同的民族与历史事件，但是句子所表现出的含义是相通的，都是表示了人们陷入绝境，形容即使每件事情都能够成功的人也会有失败的时候。因此我们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要深入去了解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表达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自然环境差异与翻译由于不同地区会受到不同自然条件的限制与影响，因此处于不同地区的民族会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模式。

由于中国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因此东风在汉语言交流中表示温暖的含义。但是英国由于处于欧洲的西北海岸，所以东风从北方刮过来是十分寒冷的，英国人们对其是有厌恶之感的，反而会喜欢西风，所以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注意这些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在汉语言的许多成语中，例如“四面楚歌”与“南柯一梦”等都是与中国地理环境相联系的，这些都不能按照字面意思进行翻译。因为如果运用中国地名来直接表达其意思，那么西方读者们就会很难明白里面的含义，所以我们要用英文翻译成“四周都被包围”或者是“美梦或者虚幻的快乐”。

二、中西文化语境下翻译工作策略研究

文学翻译工作除了具有表达原着故事情节的作用外，还要去表达作品的文字意境，这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萌发出来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身民族文化的特征与差异。我们在全球文化融合的背景下，要去理解与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要主动去深入理解其他民族文化元素，进而扩展自己的眼界。然而在实际的文学翻译工作中，如何对文本中的文化因素进行处理呢？如果我们一味地将源语言文化强行扣在目标接受语上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也不能将源语言文化去除，针对当前文学翻译工作，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种翻译策略。

（一）尽量传递原着的异域文化特征文学翻译工作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对于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中较大的差异我们可以在翻译工作中做出一些变化：原着中能够体现出作者创作特征与彰显国家特有文化因素的地方，我们要尽可能地保留与传达；对于原着中一些让目标语国家的读者难以理解或者可能会产生歧义的故事，我们可以在末尾做一些注释。我国一些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喜欢融入一些具有浓郁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歇后语或成语，甚至会选择一些带有古代历史文化积淀的表达方式，这些做法都不可取。虽然我们在译文中恰当使用一些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短语会让作品熠熠生辉，但是却不能过多使用，否则很可能与原着语言文化特征不符，甚至可能误导读者，造成“文化失真”现象。

（二）尽量要表达出原作品的异语语言形式我们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于作品中源语言的习惯、不同民族文化与地区特征等特殊元素，要运用直接的体验与审美效果来进行深入研究体会，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地保存与再现，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运用注释、补充、代替等翻译方法，而不能用本土文化体系中的因素来替代。对于原着中的文字形象与修辞方式，翻译工作者可以不受目标语言与文字习惯的约束，将其保存并移至在翻译后的语言中。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目的语的读者们感受到源语言自身的文化特征，获得不一样的阅读感受，并且可以增强文字效果，给目的语带来别样的表达效果。

篇5：文化语境与翻译

关键词：对等理论；文化转向；后殖民理论

摘要：在后殖民语境下，作为翻译研究的根本理论对等理论出现了文化转向。多层次对等理论在全面关照语言本体层面对等的基础上，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翻译学的研究视野，倡导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文化功能的等值，反映了后殖民理论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差异，主张平等对话的思想，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均有着深远的意义，是翻译研究的深化。中国译学从中可以得到极好的启示，即加强汉外翻译实践，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进一步提升译者身份和译学地位。

一、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发展脉络

对等(equivalence)是翻译理论研究中一个关键概念，是翻译学发展过程中争论最多的话题，也是随着翻译学的发展，不断深化、日臻完善的课题。

国内外翻译理论界对对等理论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从中国传统译论代表“信达雅”到现代译论“神似”、“化境”说，直至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和谐说”等等，对翻译中语言、风格直至整体美学效果的不同层面的对等进行了阐述。但是，传统翻译研究基本上由“忠实”、“准确”等概念所主导，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局限于静态语言转换机制。

国外对等译论以奈达(Nida)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formalcorrespondenceandfunctionale－quivalence)影响最大，后有波波维奇(Popovic)、巴斯奈特(Bassnett)以及莫奈・贝克(MonaBak－er)的分层次对等理论，跨越了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局限，使对等理论研究出现“文化转向”(cul－turalturn)，在阐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理论文化政治批判的策略引导下，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对等理论研究必然将从语言内部层面走向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从而给予翻译以深刻而具现实意义的启示。

奈达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dynamiccorrespondence)突出内容为主，形式为次的思想，引发了很多批判和误解。后来，他将功能对等中的“信息”作了引申，指出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而且也包括语言形式。他认为，形式也表达意义，在功能对等的翻译中，不但要求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90年代中期，奈达放弃句子转换生成的观点，将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对等理论。对动态对等或者说功能对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看来是不够的，没有一种译文可以称得上与原文是完美的对等，虽然可以认为它们达到了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因此，他提出了不同层次的翻译对等概念――“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所谓最高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目的语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所谓最低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能达到充分的对等，使目的语的听众或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他认为，在最高与最低之间，可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对等。可见，经过多年的探索，奈达逐渐将对等的范围从语言内部向读者反应扩展。

波波维奇将等值从词法、句法、篇章及文体等语言层面分为：

(1)语言对等(1inguisticequivalence)：原语与目的语在词法和句法等语言层面构成共质，有时可以采用字对字的翻译；

(2)词形对等(纵聚合关系的对等)(paradig―matic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在纵聚合语言表达轴上各要素之间具有对等关系；

(3)文体对等(stylistic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各个要素在功能上的对等，旨在表达同一、恒定的意义；

(4)语篇对等(横向组合关系对等)(textual／syntagmatic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在篇章结构形式上的对等。

可见，波波维奇对翻译等值的探讨，停留在语言内部，但是他将对等按照语言结构层次进行划分，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中的等值不是同一(sameness)，或者数学意义上的等值，而是多层次的对等。她援引诺伊贝特和皮尔斯语篇理论的观点，认为翻译等值属于符号学的范畴，由句法、语法和语用三方面的对等构成。而且这三方面的对等构成一定的层次关系：语义对等优先于句法对等，而语用对等以前两种对等为前提和补充。巴斯奈特强调，等值问题的研究应该把对等放在文化及时空的背景来看待。巴斯奈特在其与列夫维尔(Lefevere)两人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对“功能对等”又作出如下解释：等值即指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承担其功能的方式与原文本在原语文化中曾经发挥或承担的功能方式一致。显然，这里的等值内涵已远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等值概念。在这个定义的理论框架下，译者为了获得功能上的对等，除了语言层次的润饰，还需文化上的整合，从而满足文化价值系统下等值的全新标准，也明确了多层次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rn)。

莫奈・贝克将对等层次进一步细化为5个层次：

(1)词层对等；

(2)词组对等，包括搭配、习语和成语的翻译：

(3)语法对等，对照原语与目的语语法范畴的多样性；

(4)语篇对等，涉及主题、信息结构和连贯性的对等；

(5)语用对等，照顾到内涵的传承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翻译是一项交际活动，译文不是一个静止的文本，而是原文作者意愿的载体，译者的任务是如何在目的语文化中将这一意愿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另一个读者群。这里，对等理论不仅在语言内部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而且从语用的视角再次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研究视野，追求文化层面的语用对等。

二、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后殖民语境

综合上述，文化转向的对等理论，均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尤其是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的必然结果。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后殖民批评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的差异，主张不同文化的平等。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将翻译看作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殖民地人民在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之后，更增强了解除、摆脱宗主国的精神控制的要求，这当然是一个比体制变革更艰难的文化政治工程。不少后殖民学者认识到要重塑民族身份，抵抗霸权文化的侵略。从更加广泛的意义来说，虽然殖民主义早已结束，但殖民主义作为维持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代名词仍然以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形式在经济、科技领域进行着垄断，在社会、文化上进行不遗余力的“渗透”，以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取向弱化甚至瓦解殖民地、弱势文化的本土文化。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而言，直到今天，许多领域仍然承受着这种“不在场”的殖民影响。在中医领域，本土化问题和中国意识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中医现状面临的根本性、全局性的关键问题是“西化”，即向西方医学的异化。哲学领域，中国哲学面临的尴尬局面是：我们加以诠释的概念，是从中国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而我们现在用以诠释的概念，是些移植的外文词。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危机可能比通常所想的还要深重。现代中国哲学的身份令人置疑。而作为跨文化交际重要渠道的翻译实践领域，中西方存在着严重“逆差”。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著作仅仅近千册。翻译实践主体的文学交流，同样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中国对西方文学的引入，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西方文学名著，在20世纪的中国得到了广泛和系统的翻译，而西方似乎更重视中国古典文学，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则缺乏热情。这一现象似乎与上述中国学的发展相互矛盾，但可能引发我们更深的思考，如果中国学者不做出努力，西方中国学研究是否会停留在赛义德(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里所论述的情景中?即他们的研究根本不是建立在对东方客观全面的了解基础之上，而是用被扭曲、被肢解的“海市蜃楼”或“想象性东方”，以此作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虚构的东方反过来强加于东方，将东方纳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实现文化殖民和语言殖民。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和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只是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显然就会存在一种滞后性，造成中国文化的失语状态。更为堪忧的是，我们正面临着西方不遗余力的渗透和西化的巨大威胁。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使者，中国译者必须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促进中国与西方的相互了解和共同繁荣。

三、对等理论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意义

(一)理论建构意义

对等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中心理论，从传统侧重语言形式对等的规范性研究逐渐转向涉及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描述性研究。多层次对等理论突破传统译论二元对立、一个对等标准，将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对等理论的视野。在巴斯奈特和莫奈・贝克的对等理论中，语用对等将翻译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交际情景之下，消解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殖民统治的影响，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和谐互动。

吕俊对目前翻译文化转向做了较为全面透彻的反思，认为翻译的文化转向只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目前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当然也是一次研究深化的过程。但是他担心，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否定对语言问题的本体研究，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使翻译研究消解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

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研究不仅是理论的深入，进一步扩大了译学研究领域，将文化学、人类学、政治学、意识形态学的研究成果融为一体，使这门跨学科研究的新兴学科有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平台，而且，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将文化因素置于多层次对等体系之下，与语言内部因素相辅相成。在这里，翻译的语言本体研究在诸多外部因素的关照下，将更为全面、科学、有效，必然推动翻译学的发展趋于成熟。对等理论从影响翻译的内部因素向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拓展，关照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将翻译研究引向探求影响翻译的诸多因素更高层次的对等，诸如作者与译者地位的对等，即主体间性的转向，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并以此来反观翻译语言内部层面的对等策略，有着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对目前译界的热点如翻译主体间性的转向、弱势文化民族身份的重塑等方面的研究，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二)翻译学科地位的提升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文化转向，对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对等的研究，必然提升译者以及翻译学科的地位。文化价值的对等，使译者与作者在跨文化交际中享有同等的话语权，译者地位从“隐形”、“女性”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与作者一起共同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和谐互动，使人类文明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巴斯奈特和勒菲维尔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turn)便是有力的佐证。德里达(Derrida)甚至将哲学问题的研究最终归结到翻译研究上。他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的概念问题，哲学的起源是翻译，或者是意义传译的可译性这一基本命题。试图通过对翻译问题的探讨，阐明哲学思想，尤其是关于语言本质和意义的观点。

在中国，翻译学学科地位刚刚确立，学科的发展、地位的提升任重而道远。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为中国译学界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背景和发展契机。

四、结论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研究文化政治批判倾向必然影响到翻译研究的根本课题：对等理论研究。多层次对等理论突破传统译论二元对立、一个对等标准，将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对等理论的视野。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有利于提升翻译的地位，推动翻译学研究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发展；同时，从意识形态的高度促进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和谐发展。

篇6：语词翻译与文化语境

语词翻译与文化语境

4．宗教信仰差异。宗教信仰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定的宗教信仰产生了语词的特定含义。中西方的宗教信仰不同，也影响着英汉语词的翻译。在西方，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文化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表达，基督教产生时，欧洲大陆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世俗的王权只有超越一切世俗力量之上的上帝才能收服人们的“野性”，于是基督教应运而生，人们的语言也深深的打上了民族宗教色彩的烙印。如：“Man proposes．God disposes'’(由人提议，上帝决断)“God helps those who helps themselves'’(天佑自救者)。在以佛教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老天爷”成了佛教徒心目中的天神。许多语词来源于佛教、道教。如“三生有幸”中的“三生”源于佛教，指前生、今生、来生，该词语用来形容机遇非常难得，可见宗教文化是构成英汉语言各自特色的重要方面。了解了宗教文化的差异，就能更准确地表达语词的文化意义。

5．神话传说与经典著作的差异。不同民族的神话传说与经典作品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习语与典故，反映了民族风味、社会世态，使各民族的语言充满了情趣与活力，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如English/“>英语中：“Think with the wise，but talk with the vulgar'’(与智者同思，与俗子同语)出自古希腊格言：“swan song'’是根据西方传说swan(天鹅)临死时发出美妙的歌声，用来比喻“诗人、音乐家等的最后的作品”。又如“Sour grapes'’(酸葡萄)出自《伊索寓言》，比喻“可要可不及的东西”，汉语中有“万事俱行，只欠东风”、“逼上梁山”、“叶公好龙”等，以上例子说明在民族各自丰富的文化遗产中产生的语词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意味，构成了各民族语言表达方式的鲜明独特性，是其他语言文化所不能替代的。在翻译过程中应尊重各民族文化词语的特点与个性，保留语言存在和表现的形式。

6．价值观与审美意识的差异。由于文化的差异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及审美意识的不同，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和看法。在价值观念方面体现在个体与集体的观念不同，个人价值至上是西方文化的特点，English/”>英语中有不少表现语词的个人进取、个人力量、个人意志，如：“Where there is a will。there is a way'’(有志者，事竞成)、“Everyman is the architects of his own forune．”(自然的幸福靠自己)、“You have to blow your own horn'’(应吹自己的号角)。与西方“海洋民族”相对的中国“农耕民族”崇尚社团价值至上，无我精神。如：“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大公无私”。群体取向使中国人性格内向、含蓄，不愿引人注目，因而产生了“树大招风，人大惹议”、“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在审美取向方面，中国传统喜庆偏向红色装饰，而西方则多为白色，汉语中的红茶，英译为“black tea'’。以上例子表明，英汉文化在价值观和审美观方面的差异影响语词的翻译。英汉民族存在的文化差异决定了语词表达形式及词义的选择，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考虑原语词所包含的民族文化与语言个性，充分理解语词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意味，尽可能结合原文的文化背景，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语言形式及艺术特色。

综上所述，文化语境的诸多因素影响着语词的翻译。因此，在语词的翻译中，译者必须了解不同民族社会文化体现在语篇中的文化内涵，正确理解语词所包含的文化语义，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如原译文语言与文化因素与译文基本一致时，可采用对等直译法、形象套用法、借用类似法等；如果原文语言的文化因素与译文不对等时，可采取求同存异法、意义对等法、添加注释法等，当然将一种语言译为不同文化的另一种语言并非容易的事，而将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语词翻译成同样体现文化特色的语词就更是难上加难，有时难免出现引起读者误解和曲解的翻译。这就要求译者应特别谨慎，仔细分析隐含在语词背后的容易引起语义冲突的文化因素，根据具体语篇，在不违背原文语言的表达基础上再现原文语词的文化意蕴，达到忠实原文的目的，真正实现两种文化的沟通与移植。

篇7：文化语境与语词翻译

文化语境与语词翻译

文化语境是影响语词翻译的重要因素.从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民俗民情、宗教信仰、审美取向、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等方面探讨了文化语境对语词翻译的影响.

作者：杜莉莉 DU Li-li 作者单位：第三军医大学外语教研室,重庆,400038 刊名：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5(5)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语词翻译文化语境

篇8：文化图式差异与翻译解读

文化图式差异与翻译解读

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间的相互转换,更是两种文化间的相互沟通与交流.但是由于文化的'多元性,造成了文化图式的差异,使译文不能有效传达原文信息,实现文化信息对等.要从言语行为理论中的言外之力入手,运用言外之力对等原则,尽量减少翻译中因文化差异带来的信息缺失.

作者：唐建华作者单位：山东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刊名：工会论坛――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英文刊名：TRADE UNIONS' TRIBUNE(JOURNAL OF SHANDONG INSTITUTE OF TRADE UNIONS' ADMINISTRATION CADRES) 年，卷(期)：2008 14(2)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文化图式言外之力文化信息翻译

篇9：进口商标的文化意蕴与翻译

进口商标的文化意蕴与翻译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在沟通交流,丰富人类文化,促进文化趋同的过程中起着不可短缺的`作用.所以,语际间的翻译便构成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因此,商标及广告的翻译,同样是一种跨文化交流,需要研究语言,地域, 文化,消费心理及审美价值的差异,决不是逐字逐句地把一种语言切换成另一种语言.它涉及到语言学,社会经济学,心理语言学,经济学,营销学,消费心理学和审美学等多种学科知识.实践已经证明,成功的商标和广告的翻译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不成功的商标和广告不仅回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公司或国家的形象.在本篇文章中,主要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来讨论商品商标和广告的翻译.

作者：魏双霞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经贸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刊名：甘肃科技英文刊名：GANS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年，卷(期)： 20(8) 分类号：G04 关键词：进口商标文化意蕴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