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与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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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文化认同与民族精神
文化认同与民族精神
这里所说的“认同”不是一个认知问题，而是一个身份和文化的认同问题。关于“文化认同”，它所回答的是“我们是谁？”亨廷顿曾指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如旗帜、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等等。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总之，“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因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民族的认同和国家的认同的重要基础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不仅没有失去意义，而且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
积50文明史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基本价值的认同，如认同“轩辕黄帝”为自己民族的共同祖先，认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庆为自己民族的风俗，认同汉语汉字为国家通行的语言文字，……认同“龙”、“长城”、“黄河”等为自己民族的标志，这些最基本和最有意义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汇集到一点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
正是这种“文化认同”，成为了蕴含于中华民族文化大厦最深层的文化基石。如德国学者李斯特所描述的那样，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的人们拥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荣誉”；他们与整个民族和国家“一起缅怀过去，憧憬未来”，“荣辱与共”。共同体中的人们不论身处何地，都会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情怀，会为民族和国家的兴旺发达而欢欣鼓舞，一旦民族和国家面临时艰，同胞遭遇危难，就会感同身受，引发出心连心的同胞情谊。
正是这种“文化认同”，当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就会发出同一个心声，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喷发出巨大的力量。60多年前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是这样――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而在今年的抗震救灾中，这种民族的“文化认同”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一种新的形式更加集中地体现出来――当5•12汶川特大地震夺去近十万同胞的生命、数万同胞被埋、几百万同胞受难的信息震惊全国、震撼全球的时候，十几亿炎黄子孙都下意识地向自己提出了同一个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答案只有一个：“我们都是中国人！” 血脉相连的中国人，面对震灾同胞的苦难，都感同身受。十几亿人为之揪心，流泪，于是又有了一个共同的答案：“我们都是汶川人！”由此产生了民族群体性的大爱大德――为了救援受难的同胞，为了拯救同胞的生命，从国家最高领导到广大干部群众，从解放军战士到医生护士、企业老板、演员明星、企业职工、学校师生、社区居民、寺庙僧侣、志愿者……直至马路上的行乞者，全体中国人和在海外的华人都一致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于是，十几亿人拥有同一个身份、同一个名字：“中国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正是十几亿人的“文化认同”，才有可能出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如此悲壮的历史场面，才有可能产生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伟大精神和巨大力量。
民族“文化认同”在民族共同体的演进过程中而形成，同时也随着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而丰富、发展。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在今年抗震救灾中获得了新的内容和时代特征，这就是“生命”――一切为了生命，一切为了受灾同胞的生命和生命的未来，这是抗震救灾的核心价值。“救人是当前重中之重”，“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化百倍的努力，决不言弃，决不放弃”。在抢险救灾中，“人民”、“人”这一类概念具体化为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十几亿人都牵挂着废墟下的生命、救援者的安危、受灾同胞的安置和灾区的重建。传统文化中“天地之大德曰生”、“民胞物与”、“博爱之谓仁”、“救死扶伤”集中地表现为“关爱生命”、关爱每一个人的'生命；“尊重生命”、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而这正是尊重人、尊重人的权利的最根本的要求。这是在抗震救灾中进一步形成的全民族的共识，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新的内容，具有时代特征，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新的升华。实践表明，我们党的“以人为本”执政治国理念得到了全民族的高度认同和信任。因为，关爱生命、尊重生命――尊重人、尊重人的权利正是“以人为本”最基本、最本质的要求。这就让我们更加全面地真切地体认到了民族“文化认同”的精义，尤其是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人道精神并不像某些人曾经认为的那样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专利，“关爱生命”、“尊重生命”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一直流淌着的精神，并在今天得以充分地展现出来。这一切都让我们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和民族文化。毫无疑问，十几亿人建立在民族“文化认同”基石上的这种对自己民族的爱，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一定能战胜任何大灾大难，坚定不移地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族的“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对本民族最基本最有意义的事物和价值的认同，它超乎种族、阶级、阶层、宗教、家庭、团体、贫富、性别、地域，超乎个体利益计算。这在此次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再一次的证明。正因如此，十几亿人朝着同一个方位，抱着同一个目的，在一切为了生命的“绝对命令”下，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空前悲壮的历史场景。由此可见，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认同”。它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去克服和战胜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是这个民族共同体构建生命大厦的精神基石。民族的“文化认同”，由于它是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对本民族最基本最有意义的事物和价值的认同，因而它不同于阶级意识形态。但是，领导阶级的意识形态要真正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赢得全民族的信任，却不可脱离开这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正是由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为了落实“救人是重中之重”，不畏余震的危险，亲临救灾一线；正是由于震区的许多干部首先抢救被掩埋的群众；正是由于顺应了百姓为死难同胞举行全国哀悼的心声，国务院决定5月19――21日为全国哀悼日、下半旗志哀；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正是这种种关爱生命、尊重生命的实际行动深深地感动了人民，感动了整个民族，我们党和政府的威信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文化认同”包涵着“民视”、“民听”，包涵着人民群众的同共意愿，“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领导关注和顺应人民的意愿，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戴，从而达到上下一致、同心同德。这在此次抗震救灾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个用无数军民的血汗奋斗换来的真切体验，值得我们好好珍惜。
通过这次抗震救灾的伟大实践，让我们体验到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和力量。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正视和珍惜积5000年而形成的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同时要努力丰富和升华自己的“文化认同”。为此，就要珍惜自己的历史，保护承载着传统思想文化的文献典籍和民族的语言文字，继承传统的民族节庆并弘扬其文化意蕴，保护体现民族文化的物质的、非物质的文物古迹和历史遗产，因为这一切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都是最有意义的事物，蕴含着我们民族最基本的价值。同时要强化民族文化的教育（尤其是历史、语言和国情），无论是青少年的教育还是成人教育，国民教育还是干部教育，都要把中华文化的传承和认同作为重要的目标。这样，就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自问“我们是谁？”时给出的始终是同一个答案：“我们都是中国人”！
篇2：武术文化与民族精神
武术文化与民族精神
【摘 要】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武术文化的核心是优秀武德，民族精神在武德教育中得到弘扬。
武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的重任。
武术教育的精髓在于把握好武术的文化内涵，不能只局限于武术技术层面的传授，武术文化的传播更为重要。
【关键词】武术 民族精神 爱国主义
武术被称为中国的国粹，在全世界也广为传播，享有很高的声誉。
武术作为一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其发展与传播的过程中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得非常紧密，成为一种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形态。
武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价值体系与道德观。
国家提出了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并重视武术的学习与推广，这对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国人民族精神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一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千百年来，爱国主义思想塑造着中华儿女的道德情操，指引着武林豪杰的人生方向。
在中国武术发展史上，有无数的武术爱好者，他们习武的目的都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基本目标，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他们挺身而出，不顾个人的生死，捍卫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完整。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强、七雄五霸、灭弱吞小，兼并激烈。
在这列国纷争的大变时期，出现了很多武林豪杰，他们为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置个人生死不顾奋勇抗争的动人事例。
鲁国武士曹沫武艺出众，深得鲁庄公喜爱。
齐桓公大兵侵入鲁国，占领了鲁国的大片河山。
两国国君会晤之际，曹沫挺身而出，以短剑直抵齐桓公的胸膛，并义正词严地谴责齐国的侵略罪行，迫使齐桓公归还侵占的鲁国领土。
曹沫之英勇无畏，为国家利益挺身而出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古代武士的典范。
南宋抗金英雄岳飞，其高超的武艺和尽忠报国的光辉业绩为世人传颂。
还有面对元兵威胁利诱不为所动的文天祥，他一身浩然正气，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
在民国时期颁布的《教育要旨》中宣称：“国何以强，强于民;民和以强，强于尚武。”当时很多习武者在自己的练功服上绣起了“强种、强身、自卫、卫国”等字样。
可见，中国武术早已超越了技击价值，对塑造和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起着重要作用。
二 优秀武德是武术文化的核心
“尚武崇德，德以艺生，艺以德显。”精湛的.武技是每个习武者高尚武德的反映，也是武术从业者敬业精神的表现。
没有精湛的技艺和渊博的知识，从业动机再纯，也难达到较高的造诣。
同样，武技再好，如果武德不正，也可能败坏武术的门风。
“未曾习武先修德”，学习武术的人，首先要端正学习目的。
要知道学习武术，是为了继承和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否则，即使学了一些本事，也显现不出自身技艺应有的价值，更有可能走向邪路，徒劳无功。
有些人学武术，只想掌握一两手格斗技术，能防身自卫，不受别人欺负，没有多大抱负，一旦碰到学习困难就打退堂鼓，半途而废。
有些人学武术的目的，甚至是想在人前显威，专门干些打架斗殴、扰乱社会治安的事情，这些人只会走向人民的反面，成为社会的败类。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武术形成了一整套与之密切相关的道德体系，讲究“尚武崇德”，“武以德为先”。
从古至今，优秀武德在武术文化的发展中都占据着核心地位。
要正确理解武术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修养，这样才能使武术文化健康地向前发展。
三 民族精神在武德教育中得到弘扬
武术的教育功能从古至今一直很受人们重视，武术教育又以武德教育为核心。
传统武德教育是以儒家伦常为道德基准，归纳起来有八个字：忠、信、孝、悌、礼、义、廉、耻。
这些如今社会看似很腐朽的内容，在封建社会却曾经起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左右着习武之人的行为方向。
在武术教育过程中，武德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形成的武德，需要摒弃封建的糟粕，继承其精华，要将武德教育与爱国主义精神、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
因此必须赋予武德以新的内容。
如忠：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孝：就是要尊敬老人，孝敬父母;信：就是要诚实，信守诺言，守时守信;悌：爱护朋友，爱护兄弟姐妹，帮助弱者，帮助有困难的人;礼：遵纪守法，文明礼貌;义：坚持真理，见义勇为;廉：清正廉明;耻：能够辨别真伪是非，勇于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可见，尽管传统武德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只要赋予传统武德以新的内容，它一样能够很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传统武术文化”具有历史性、时代性、继承性等特点，因此，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现今社会的需要去研究它，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它，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如“飞檐走壁”、“刀枪不入”、“隔山打牛”等有违科学的思想必须摒弃。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武术文化在高校的传播和对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
此外，教育主管部门大力弘扬武术文化，也有助于吸引大众去了解、学习武术文化，从而在高校内形成传承武术文化的氛围，也有助于民族精神的弘扬。
四 结束语
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武术发展的危机，要把武术文化传承和民族精神的弘扬贯彻到教学和生活的每个细节，强化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并进行长期的教化和熏陶，是每一个武术教育工作者一项重大而长远的任务。
参考文献
[1]张智慧.论武术教育在培育民族精神中的作用[J].科学大众，(2)
[2]陆璐.中华传统文化与运动员竞技体育精神铸造[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
[3]刘涛.论武术精神内涵的历史局限性及其在21世纪的新拓展[J].中华文化论坛，(3)
篇3：全球化、文化认同与文化帝国主义
摘要 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与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本文从多侧面作了论析,认为:全球化是人类认识模式转变的标志,隐含着从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思想方法向多元思想方法的转变。意味着要把不同文化的共同体激活,共同参与人类文明建设。文化认同是个动态的概念,必须在与其它文化的相对关系中进行自我界定。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帝国主义就等于全球化。我们要确立全球化的问题意识,把全球化、问题化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在多重批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篇4：全球化、文化认同与文化帝国主义
当下,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也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全球化作为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正以不同的形式渗入到我国的经济建设、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和研究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那么,全球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将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何种影响?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操守?在迈向新的21世纪之际,东西文化能否继续进行交流与对话?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会有助于我们尽早介入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从而作出中国人自己的价值判断。
全球化与帝国主义是有差别的,主要在于前者并没有那么前后连贯而首尾紧随,而且在文化方面的企图也不明显。一般来说,“全球化”指涉全球各地域的相互关联与相互依赖。它的出现是由经济与文化交相作用的结果所致。这种情势看似没有明确的目标,但其效果能产生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即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在约翰•乌瑞(JohnUrry)看来,全球化过程是“组织有序资本主义终结”的标志:
眼前所见,是一个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政治关系的“全球化”过程,每一个社会的向心凝聚力、整体性和统一性均已遭到破坏。跨国公司的成长、大众传播的兴起可以同时让全世界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人口共享相同的文化经验,科技带来的灾难将不分国界,侵蚀每一个国度。〔1〕
亨廷顿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建构》中也有所描述:“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等”。〔2〕这显然是全球化带给人的认同危机,表明信息时代的今天人的孤独感一点也没有减弱,所以全球化不仅让人失去了私人空间、精神家园,而且也产生了对私人空间和精神家园的需求。这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何要注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在笔者看来,全球化是人类认知模式转变的标志,隐含着从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思想方法向多元思想方法的转变。因此,全球化也就意味着要把不同文化的共同体激活,使之共同参与人类文明建设这样一个过程。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的通讯工具、新的娱乐方式,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开发与利用等都在直接改变着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和社会也伴随着跨国资本的扩展进行世界范围的重构。跨国公司的经营者们(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人)会相互勾结,形成一个跨国资本集团,他们“不与任何一个特定的外国认同,也不一定与第一世界或白人世界或西方世界认同。他们认同于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3〕他们利用资本渗透到最边缘地区,传播一种影响个人主体构成的消费意识形态,将每个个人都纳入他们的消费世界;其目的是为了打破人们原有的主体性,希望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消费的主体。只要人们原有的主体性一消失,他们就很容易变成消费的主体,将无意识地进入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范畴。在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观念的影响下,他们会失去原有的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
另一方面,随着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公民社会也会需要相应的重构。在跨国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已经疏离,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主要为跨国资产阶级服务,跨国资本家出于利用政府的需要而支持政府,他们互相勾结,共谋资本的增殖和再生产,推行全球资本主义。这就打破了原有的公民社会结构。面对新的经济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人们需要重新认识民族性和主体意识进而实现文化认同。然而,无论重建世界经济秩序还是推行消费意识形态都必须通过一定的话语实践来实现。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种话语实践。因此,文化认同是个动态的概念,它必须在与其它文化的相对关系中进行自我界定。正是在与它种文化的不断对照中建构某种文化认同,所以说,它种文化对认同本身势必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面对一种外来文化,人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自己的文化是否承认这种外来文化的“他性”?是否反对它、排斥它?是否允许它任意干扰本民族文化?对此,反应不一。首先,强调本民族文化的普遍性,否认其它文化的“他性”。持这种态度的人往往是具有民族———国家认同的现代人。他们对可能消解现代民族国家乃至民族差异性的全球化进程难免有抵触情绪。尤其当这种全球化进程有向强势民族国家的文化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趋同的倾向时,这种抵触情绪便会迸发而出。如当代著名作家张承志曾经这样表述其对新“世界体制”的反抗:
哪怕只是为了自尊我也决心向这世界开枪,打尽最后一颗子弹。我的血源在西亚,我不喜欢炎黄子孙这个狭隘的词,但我是黄河儿子中的一员,我不愿做新体制的顺奴。(《无援的思想》)
在张承志看来,是西方列强主宰了全球格局,而且这种主宰方式已由军事征服转向以“文化征服”、“经济侵略”为主但又不排除使用武力手段。难怪他要用“新殖民主义”的概念来激发人们对它的反抗意识:“在新殖民主义正在逼近世界时,给殖民者阵营里的反体制派以正义,就是对新殖民主义的抵抗”。(《日本留言》)张承志的这种反抗意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基本上代表了长期受到西方列强压迫的广大中国人的心声。
但是如果有人一味地主张抗议而无视中国逐步现代化的事实就要怀疑其用心了。那种认为中国距现代化还十分遥远,简单地夸大本国的自身社会问题,并用一种刻板的所谓“民粹”关切来否定、抗拒全球化的作法则毫不足取。这是一种狭隘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突出表现,也是一种思想封闭症。患有这种思想症的人往往极力鼓吹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甚至将文化交流中的融合互补也夸大为文化殖民主义。对此,国外已有不少学者讨论过。美国学者艾恺(GuyS.Alitto)就是其中之一。他精心撰写的《文化守成主义论》一书就是专门论述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及
其在西方 非西方国家的相同或不同表现。艾恺认为,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赫德是“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nationalism)的“直接启迪者。”而导致“文
化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的根本原因是:作为落后于当时最先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英国与法国的德国(或精确地说日耳曼诸邦)在德法对抗中处于劣势,其情形和同时期西方强权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恰恰是平行的。艾恺进一步指出,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后来成为所有非现代化的‘后进’社会在面对着西欧的强力崭新的挑战后所产生的共同特征,没有例外的,它们都是由知识分子指导和推动的;这些知识分子所对抗的是外国的主宰性文化影响力,以及外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越性。”在艾恺看来,“文化民族主义”强调“民族语言”、“民俗传统”、“民族精神”等,以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立存在与发展。〔4〕这种强调本民族意识的作法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似乎成为一种时尚。中国知识界开始冷静地反思以往的激进主义思潮,而重新回到民族本位文化,崇尚国学研究上来。于是,关于中国的民族国家身份,中国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中国与世界的跨世纪关系等成了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部分文化操守。不少持文化保守主义态度的学者开始攻击五四传统,认为当今中国距现代化还十分遥远,根本谈不上全球化的问题。持这一观点的人往往只看到中国自身的社会问题而无视“全球化”倾向,并主张中国不应一味追求西方激进思潮,以至发出“中国本身问题就如此复杂,谈论全球化问题是一种‘奢侈’之论调”。他们甚至还扬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不适合中国的需要。可以说,这是与80年代的西化倾向迥异的一种思潮,从整体上讲,缺乏宏观气魄和高远精神,缺乏从世界范围的视角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胸襟。所以,在遭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时,或遭到西方文化的负面的效应时,它并不是超越或解构这种负面效应,而是退回到传统的坚硬外壳之中,消极抵抗,已然无益于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对此,王岳川先生有过切中肯綮的评论:
从激进的“五四”到保守的“国学热”,这一现象说明了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反证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学热”的出现具有不可忽略的当代意义。如果过分偏激地批评新儒家和“国学热”必然会遇到一些文化悖论,甚至有可能会在后殖民时代走向一种丧失根基的文化虚无主义。但对国学热完全认同而不加批判,则有可能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丧失更新我们知识视野和引进新的知识资源的可能性。〔5〕
有意将全球化“浪漫化”是当下人们对全球化作出的又一反应。这是一种过于开放的态度,基本上把全球资本主义看作人类发展唯一的前途。对于每个“浪漫化”论者来说,福山式的资本主义胜利就是一种公理,于是亚洲金融危机成了美国和西方胜利和优越的标志。在这样一种视角下,全球化似乎意味着一种“世界大同”梦想的实现,常常被幻想成解决各种问题的最佳方案和人类的普遍自由。正是这种对全球化的浪漫的、一厢情愿的理解使我们将全球化看作一个时髦的但和我们相距颇远的话题。
不少论者开始奢谈所谓“世界潮流”、“普遍价值”之类的话并用来对全球化进行阐释。殊不知,这样一种阐释往往是一种简单的操作,即将西方或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变为人类的终极价值,用所谓共有文明的浪漫表述掩盖“全球化”的问题。如果将这一做法推而广之就势必导致思想上的混乱,于国于民都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是以牺牲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为前提的。许多西方学者同样发现,全球化的危险是现实的。有论者直截了当地指出,“全球化毁灭主权国家,连通世界版图,滥用已建立的政治共同体,挑战社会契约,过早地提出无用的国际保障概念……”〔6〕连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也提出了极为悲观的看法:“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对它的最热情的宣传是来自旧的权力中心,尤其是来自美国,因而实际上更加剧了霸权企图的怀疑,经济和政治权力也许比早先更具有消解中心的色彩”。但是他又认为,“如果不考虑到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就无法理解全球化。……文化冲突现在比过去更明显地体现在一种意识形态和机构的领域里,而这恰恰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的一个产物”。〔7〕另一位西方学者,著名解构主义大师希利斯•米勒(J.HillisMiller)也不否认全球化过程对世界各国人的影响。在他看来,全球化而今已成为“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生活中许多领域里一个决定性的因素”。〔8〕
但全球化也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因为它试图根据一种比任何东西都更有效地服务于一些利益的新的全球想象来重新建构世界。〔9〕对这种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导致的生活便利和文化趋同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有论述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文明扩张的意识形态性。他们认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0〕两位革命导师的话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全球化不无启迪。
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全球化并不是偏离常规,也不是一种激进的变革,更不是人为策划的结果,它只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动力的一部分。菲利普•英格哈德说得好:“全球化无疑是西方文明扩张的伟大结局”。〔11〕全球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市场普遍化。现在的交易涉及了以前各个独立的领域,文化、服务、自然资源、知识财富都成了自由贸易体制的组成部分。所有的东西都被转化成货币。
现实生活的重新展现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就拿因特网来说,它确实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古典的传媒在传播其它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上是极其有限的,而因特网却能将它的用户送到所谓的其它地方去。因此,只要占领了整个麦克世界体系就能“游览”世界任何地方。因特网造就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所谓的“电子游牧生活或曰电子殖民主义”。〔12〕用贝特兰•巴蒂的话来说,全球化所展现的是“互相依赖的增加,这种依赖把世界空间的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它们实现一种日益具有限制性的统一和整合”。〔13〕吉姆•鲍吉拉德的话也令人回味无穷:“所有值得称为文化的都在带有普遍性的生活方式中去丢失了自我。凡是将自己普遍化的文化都失去了它们的独特性并且死亡了。那些因为用暴力而使之同化的、被我们所毁坏的那些文化就是这样,而那些自称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也是如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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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通过媒介将意识形态向四处传播。在这种看似中立、平等、互利的扩散中,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发达国家可以毫不费力地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依靠各种优势,尤其是在多媒体、互联网、卫星电视等方面的强大势力,以贸易自由化为借口,积极打入他国文化市场,通过实施文化渗透的手段以获取更大实利。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帝国主义的高明之处。在输出过程中往往见不到血腥的杀戮,故无须使用“侵略”或“霸权”的字眼来描述所发生的一切。可见,文化帝国主义本身不仅仅是一整体经济、政治与军事殖民现象,它同样是一种思维习惯,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主导观念,广泛表现在知识、文化与技术领域里,只是这种殖民化是通过市场的全球化来实现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当然我们不能完全认同于全球化,因为全球化的规则不是我们制定的。我们的参与完全是出于自身建设的需要,因此,我们要对全球化保持清醒的认识:所谓普遍性无非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遁词而已。同时,还要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一句话,我们要确立全球化的问题意识,把全球化、问题化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在多重批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无论是文化帝国主义还是全球化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民族性、民族文化与民族主义的命题。但我们坚信,全球化的势头不管有多大、有多猛都不可能完全改变一个民族国家的生活方式。理由很简单:构成文化核心的深层结构往往是那些在全球性范围内把不同民族文化加以区别的文化的根本性特质,诚如本尼迪克特所声称的,“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15〕由是观之,我们没有必要担心中国文化传统的丧失而反对向西方学习,也没有必要因为要面对全球化而反对或放弃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完全可以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竞争,没有必要担心这会妨碍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注:〔1〕JohnUrry,”TheEndofOrganizedCapitalism”,inS.HallandM.Jacques,NewTimes:theChangingFaceofPoliticsinthe1990s(London:LawrenceandWishart,1989),P.97.
〔2〕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建构》(中译本),北京:新华出版社,第129页。
〔3〕莱斯利•斯克莱尔:《全球体制的社会学》,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17页。
〔4〕〔9〕艾恺:《文化守成主义论》,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6年,第28-42页、第3页。
〔5〕〔13〕王岳川:《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激进与保守之维》,载《文艺理论研究》,第4期,第14页。
〔6〕贝特兰•巴蒂:《全球化与开放社会》,见《后天》4-5月号,第9页。
〔7〕阿里夫•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载王宁等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第2-3页。
〔8〕希利斯•米勒:“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见《当代外国文学》年第1期,第15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3-276页。
〔11〕菲利普•英格哈德:《政治经济学批判原理》,1993年巴黎版,第543页。
〔12〕B.R.巴伯:《国际互联网络和面纱,同样的战斗》,载《生活》14期(1911月),第58页。有关论述还可参见巴伯著作:《反对麦克世界的穆斯林护教战争》年巴黎版。
〔14〕吉姆•鲍吉拉德:《世界性和宇宙性》,见《解放报》1996年3月18日第7版。
〔15〕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中译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46页。
篇5：文化认同、文化和谐与社会和谐
文化认同、文化和谐与社会和谐
文化的多元共生是学术界业已达成的共识.文化认同并非单纯的指对本己文化的认同,也包括对他文化或异己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有特殊的心理机制,包括文化比较、文化类属、文化区辨和文化定位四个基本过程;它是形成“自我”的过程.文化的复杂性、文化的宽松与严厉、个体主义与群体主义影响着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文化的.认同是文化和谐的基石,文化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标识.
作 者：陈世联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 刊 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年，卷(期)：2006 27(3) 分类号：G02 关键词：文化认同 多元文化 文化和谐 社会和谐【文化认同与民族精神】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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