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认同的困境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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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当前社会认同的困境与管理
二、社会认同困境的管理
社会认同的困境加剧了国人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由于没有社会认同，失望和不满成了社会的主色调，这种情绪对青少年一代尤其具有严重的后果。由于未来高度的不确定性，他们的内心也同样承受着对理想与现实的迷茫，这会影响着他们对人性的最基本的理解。现在中国的一些年轻人中，他们的生活没有准则，只图满足物欲和感官享受，蜗居一族、月光一族、啃老一族占据不在少数。由于就业形势严峻，一些年轻人看到自我价值无法实现，便开始尝试摇头丸等新鲜毒品。“跟随着全社会的物质主义的是普遍的不幸福感，是形式多样的反社会行为，如不信任任何人，毫无理由的仇杀，甚至是自杀。”［5］信仰危机已经成为困扰我国社会的顽疾，如果再不介入干预，就会错失良机，加剧社会认同的瓦解。
( 一) 重建社会信任
市场经济本身不是产生利他占主导地位的运转机制。等价交换和平等互利原则是在交易双方力量对比和利益争夺的较量中得到贯彻的。虽然市场契约能够抑制过度的利己行为，但不可能杜绝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何况，人类的许多活动不是靠市场契约，而是靠信任去连接运转的。社会信任是社会安全感的主要来源，你爱，就不冷漠； 你信任，才能收获信任。安全感有赖于稳定的基础秩序，这种社会秩序通过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合作和彼此信任而存在。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员，各司其职，各安其位，通过交换，分享由分工所带来的福利。一旦职守错位，秩序就会受到伤害，每个人都能切实感受到这种无秩序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从苏丹红到三聚氰胺，从硫磺到敌敌畏，我们的化学知识都普及了一遍，但我们的饮食却变得更加不安全。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社会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倒塌。
重建社会信任，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是“信任”。以诚感人者，人亦诚应之。一句信任的话语，可以成为化干戈为玉帛的信使，一个信任的眼神，可以激发无穷的潜力。与欺骗一样，不信任其实也是一种无言的伤害，尤其一个原本应该给予信任的事物遭到怀疑时，这样的伤害对于双方都具有破坏力。平等是信任的沃土，平等的社会才能产生普遍的信任。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富人警惕穷人，那么，穷人也不会相信富人。只有当人们相互能够平视时，人们才易于相处，也便于形成共同的价值准则。政府的诚信是社会诚信之本，因此政府要高度重视自身的诚信建设问题，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努力建设诚实、自律、守信、互信的社会信用环境，使诚实守信者得到保护，欺骗失信者受到惩戒。只有通过推进政务公开、提高决策透明度，才能不断提升公信力，使政府部门在社会诚信和信用体系建设中起示范带头作用。
( 二) 维护司法权威
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 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6］法律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制度，是保障社会公正的基本武器。司法权威弱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法律不能为社会兜底，规则不存，社会大厦的基础就会动摇。近年来，在涉诉信访问题方面，出现了一股信访司法化、司法信访化的倾向。即当事人因诉求未满足就怀疑司法公正，乃至以身抗法，这是“无政府主义”行为模式在司法领域的体现。这种舍弃司法途径、寻求权力干预的行为，正是“人治”方式的怪胎。例如，当事人对司法机关做出的不利裁决，不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诉求，而是在心理上渴望见到“大官”，所以出现了越级访、进京访等“告御状”的现象。这种“人比法大”的意识，日积月累成了信访人“告御状”的原动力。当他们的告状意识形成一种情结时，也就愈加坚定了不放弃的决心。有的甚至拿着法院的终审判决去上访，把上访理解为法律终审裁决之后的一个程序，使得社会问题的裁决变得没完没了。当事人对司法裁决固然有要求改变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与其他权利一样，也应该依法行使，而不能自行其是，更不能以违背公众利益的方式实现。如果人人都以激烈的手段去达到目的，而司法机关惟恐发生矛盾不利于“维稳”而不敢坚持合法裁决，就会导致司法活动低效，甚至无效，从而损害所有社会成员的权益。当然，对司法权力的行使必须严格监督，失去监督的司法权力与其他公权力一样，也会膨胀和腐败。对司法权的监督，应尊重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应符合宪法原则，有利于司法者独立行使职权。维护司法权威，要求行政权力对司法尊重、服从和支持，没有这种尊重、服从和支持，司法裁决就不能执行，司法权威自然也无从谈起。行政权力要达到保障民生、维护人权的目标，离开权威的司法制约和支持也不会实现。只有司法者与社会各界共同信法、守法和护法，才能维护司法权威，确保司法体制的运转功能，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理想才能成为现实。
( 三) 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管
造成社会认同困境的各种问题几乎都与官员失职及政府失察有关。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利益，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缺乏必要的规则制约，导致拜金主义泛滥、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社会环境恶化，应该说，官德的败坏则是首因。地方政府失去民心，民怨沸腾，这对社会认同的冲击很大。官员的行为对社会具有示范效应，但是如果官员以权谋私、侵害百姓权益，民众就会觉得社会管理者都不讲道德，凭什么要求我们讲道德。所谓“官德隆，民德昌，国家兴； 官德毁，民德降，国家衰”； 官德彰则政权稳，官德丧则政权失。约束权力，依法治理，规则运行，只有这样，才能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促进社会公正。社会规则存，则民心向好，国民经济向好。当然，我们并不奢望一次性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社会规则的建立总是从点点滴滴开始的，坚毅与持恒，强于等待与观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本清源，社会肌体才能健康，社会认同才能回来。
参考文献：
［1］敖带芽 . 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相关问题的探讨［J］. 攀登，，( 1) .
［2］于建嵘 . 底层立场［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8.
［3］石畅，赵展慧 . 全民焦虑： 现代化路上的阵痛［N］. 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11 －10 －21.
［4］海涛 . 政府维稳陷“越维越不稳”怪圈［N］. 中国青年报，2010 －04 －19.
［5］郑永年 . 保卫社会［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 50.
［6］亚里士多德 . 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 199.
篇2：当前社会认同的困境与管理
摘 要：我国经济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社会领域也出现了多方面的认同困境。社会认同的流失会导致社会管理难度加大、社会运转成本增加。只有及时介入管理，才能提升和促进社会认同。
关键词：社会认同； 意识形态；
作为描述自身群体特性和群体意识的社会概念，社会认同通过社会地位、成员资格、阶层意识、个人交往等向度来描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个人的行为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于一致、个人对周围社会具有信任和归属感、承认有关权威和权力的合法性，对上述自我特性具备一致性认可，那么，这个社会就具备了基本的社会认同，反之，则认为是社会认同的流失。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指标，社会认同是社会安全和稳定及有效运转的润滑剂。我国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传统的社会认同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位人向社会人迅速转变，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思想方式的多样化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开始滋生出诸如偏见、歧视、社会排斥、群体冲突等社会问题，进而演变成多方面的认同困境。
一、社会认同困境的表现
当前，我国社会认同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 一) 社会整合复杂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党的意识形态是高度重合的，政党的思想理论基本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他思想意识很难有成长的空间，因此执政党不需要刻意进行社会整合，群众就已经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了。其实这并不难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不允许其它任何经济形式存在，思想上任何有关“私”的理念一萌芽就会受到打击，自然也就无法产生其它意识形态，依靠党的权威和社会影响就能够较快地实现社会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加上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非主流意识形态迅速成长。经济结构的改变催生了利益的多样化，利益多样化又导致阶层分化，而阶层分化必然产生多样化的阶层意识，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意识形态多样化。现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主要方面，但无法对社会领域实现全覆盖，这就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尤其是新社会阶层成员无法在现有主流意识形态中找到归属感，对执政党履行改革和治理形成功能障碍。这就要求突破、发展并创新经典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实现意识形态的转型。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新兴阶层。这些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阶层结构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出现。阶层的分化打破了传统的利益格局，新的利益格局还处在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这使得执政党整合社会的难度加大了。”［1］这就要求必须把握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包容性问题。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不纯洁，就会使核心成员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丧失忠诚； 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包容性不足，新社会阶层成员对意识形态的支持率就必然下降。只有灵活地调整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才能争取更多的受众。
新社会阶层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它们非常在意主流意识形态对自己是否认同，这是观察一个阶层政治上是否有地位的标志。社会整合是否顺利，主要看执政党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是否能得到全体社会阶层的广泛认同。我们所进行的社会整合，当然不是把全体社会群体整合进同一所有制以及同一分配方式当中，而是在保持各利益群体的相对独立性、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多元化的社会整合，创造出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普适性的社会利益关系，再通过意识形态来引领和反映这种关系。经厉这个过程，不可能向改革开放前那样通过强制手段和行政力量来实现，只能通过规制的办法依赖制度建设来塑造权威，这个要求使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变得异常复杂。
( 二) 司法权威虚弱化
虽然我们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司法实践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司法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号召式立法、应付式普法、运动式执法、选择式司法”现象，立法为部门争利，普法走过场，执法有弹性、司法看对象，这种状况大大削弱了司法的权威，违背了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
运动式执法已是多年难治的顽疾，老百姓对“集中整治、赶鸭子”等运动式执法反映强烈，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说，运动过后就反弹，法律法规就像一块橡皮，刚性不足，弹性有余。城管执法即是各方反映最集中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在食品安全、拆除违法建筑、非法营运、乱摆卖等领域，在某个特定的敏感时期，经常要“加大执法力度”。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一些执法部门却一直未真正形成有效的经常性管理，凡不投诉的即不处理，或仅仅在“整治周”、“整顿月”开展突击执法。由于缺乏日常的监管，所以影响了执法的效果和权威性，使违法者产生了不应有的侥幸心理、学会了打游击。一些执法部门为完成隐性执法指标而选择了执法难度低、不易引发矛盾的案子进行办理或处罚。
对于各种禁令，民众有选择地失明或者失聪，这和选择性执法有关。法律既然颁布，任何人都应该严格遵守，法不在严而在必行。当法律白纸黑字必然发生实际效力时，人们才会尊重法律，并且养成守法习惯，法治的社会基础才能因此形成。以打运动战的方式来实施法律，意味着法律不能常态地发挥作用，这种偶尔发作一下的法律，会导致法律逐渐失去社会规范的作用。当法律经常被闲置，违法行为不能及时被制止或者处罚，人们就不会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尽管国家下大力气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但是仍然有许多人不愿与侵权人对簿公堂，惧怕与司法机构发生联系。他们所顾虑的是诉讼成本高、效率低、举证难的问题，因为当事人往往被这种事情弄得精疲力尽、劳民伤财。实践中，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情况并不少见，合法权利的真正实现往往遥遥无期，以至于“官了民未了、案结事不结”成了常态。这种消极放任行为也反映出司法公信力的逐渐流失。
( 三) 社会关系紧张化
社会诚信资源匮乏，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缺失，以邻为壑，这是当前社会关系紧张的突出表现。互不信任是最具传染性的社会心态，患者置疑医生的仁心，消费者怀疑经营者的商德，群众不把干部的承诺当真，官员往往疑虑百姓的理智，穷人只信为富不仁，富人担忧穷必生乱，施援者时刻提防讹诈，受助者也怕误入陷阱。互不信任，使得社会可以共同分享的价值屈指可数。互信不存，必生冷漠。如果说工业化过程破坏了自然的植被，那么，市场化的过程则破坏了社会的植被。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程度可谓触目惊心。其实，这种代价不一定是市场化过程必然要经历的，倘若我们在市场化过程中能够完善制度，建立规则，则情况不会象现在这么糟糕。由于罔顾规则、藐视制度，不仅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秩序，而且损害社会公正，妨碍社会进步。社会领域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等现象屡禁不止，人们对“假鞋”、“假药”、“假唱”、“假文物”等现象深恶痛绝。这些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关系紧张化，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 劣币驱逐良币，使诚实的人放弃诚实； 今天是受害者，明天是加害者； 为了少承受风险，自己就要成为第一个出手的人； 道德逸出到社会现实之外，社会关系沦为丛林法则弱肉强食。
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尤以干群关系、警民关系、医患关系的互信破裂为甚。三公( 公权力、公益性、公众关注度高) 领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如果不能公正的履行职责，就是对社会信任的摧残。以干群关系为例，基层群众对干部的形式主义作风深恶痛绝，群众对干部的认同度越来越低，干群关系出现裂痕，干部不是真心维护群众利益，群众不认可干部的工作作风。“农民对基层干部特别是组织的不信任，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家的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下降。”［2］长此下去，会伤及社会认同的基础，进一步损害干群关系，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安全。今天的群众工作，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群众权利意识逐渐增强、权利诉求不断增加。能否维护好群众的利益，取决于干部是否能调整自己的立场，真心实意地“对人民负责”。
城市化的窄空间、信息化的快节奏为社会关系的紧张化提供了外部环境。当今，世界所有地区都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城市化，中国不也例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中国来讲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是中国的城市化。21 世纪，中国城市化不仅仅决定着 6. 6 亿城市居民的安居乐业，更是一个决定着中国几亿农民最终命运的重大问题。因为城市化是减少农民的过程，也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据预测，到2050 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 10 － 11 亿，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中国每年将有 1200 万农民转化为城市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就是新移入城市居民和原城市居民共享城市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社会关系紧张的问题。工作压力加大致使家庭关系紧张，融入过程的生存竞争致使就业关系紧张，强资本弱劳动致使劳资关系紧张，富裕阶层的社会责任感缺失致使贫富关系紧张，市场规则不彰、特权阶层嚣张则共同促成人际关系的全面紧张化，当前的“仇富”、“仇官”、“仇垄断”现象即是社会关系紧张化的直接反映。社会关系紧张，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使简单社会问题复杂化，会提高社会交易成本，最终将人人受损。
( 四) 社会焦虑普遍化
我国社会正在步入焦虑状态： 富人焦虑，穷人也焦虑； 城镇居民焦虑，农民工也焦虑； 失业的焦虑，已经就业的也焦虑； 民众焦虑，大学生焦虑，官员更焦虑。焦虑迅速蔓延到各个社会阶层，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每个人的抗压能力和情绪自我控制能力不同，任何社会都会有焦虑的个体。焦虑作为一个个体状态，本来并不值得恐慌，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焦虑，则不可忽视。因为，焦虑的背后，其实是不安。社会的不安全感和生存压力持续地考验着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焦虑情绪不断积累加深，最终酿成为全社会性的问题，导致社会冷漠无情，抑郁症频发。
国人的经济生活在得到改善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例如，人们工作和生存压力加大，生活消费水平无止境上升，许多家庭的最基本需求都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腰包的鼓起而相应地提升。引发全民焦虑的，不仅仅在于收入赶不上 GDP，更在于收入不均、分配不公、腐败盛行、道德滑坡、社会无序。按规矩出牌的人赶不上不按规矩出牌的人，好人赶不上坏人，循规蹈矩的人赶不上投机倒把的人，遵纪守法的人赶不上违法犯罪的人。于是，一些人置法律和道德于不顾进行投机倒把、坑蒙拐骗的违法行为。社会进入了一种可怕的怪圈： 即大家都在埋怨社会无规则，而一有机会自己则又去破坏规则； 大家都在埋怨道德滑坡，而一有机会自己则成为道德滑坡的推手； 这些人既是焦虑的受害者，又是焦虑的制造者。
叔本华曾经说过： 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传统社会是自然经济、自我调节，社会个体的欲望在各种道德、宗教与制度的调节下，人们只能压抑。进入工业化过程后，经济迅速增长，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各种欲望也比较容易满足。殊不知，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最容易膨胀，而经济发展则不可能永远是直线上升的，当经济进入下降趋势或者遇到金融危机、经济萧条时，原本很容易满足的欲望就可能无法满足了。这时候，人的心理就会产生巨大的挫折感，出现焦虑情绪。焦虑与内心欲望得不到满足和心理挫折是密切相关的。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工业文明社会“单向度的人”在中国主要表现为焦虑的个体，焦虑伴随着不安，成为工业化过程中的主色调。在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下，多少人梦想着一夜成名或者一夜暴富，希望用极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回报，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下面，其实掩藏了人们对自身处境的不安以及对现实的不满。
以四个城市数千户居民为样本，有学者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城市人群心理压力情况进行了心理测试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社会转型的变化与竞争、不确定性等压力源是形成焦虑的主要原因。［3］此外，民生保障不健全及社会不公现象，加剧了中低层民众的焦虑感。“入园难”、“看病难”、“就业难”、“买房难”等问题，大多数人必须面对。人们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例如，是持有股票、还是持有现金、抑或持有黄金，哪个更能保值，谁也说不清楚。这种不确定性尤其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上的变化。宏观调控政策多变，预期方向不明确，造成人们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难以研判，这无谓地增加了很多社会焦虑情绪。
我国需要建立宏观经济调控的法律体系，依法进行宏观调控。如果我们都能按照法律法规来做，知道政府会如何出牌，那么政府就是可预期的政府。由于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人们在心理上最容易产生紧张和不适。现在很多富人移民国外，不是对自己没有把握，而是对社会走势没有把握，不知道哪一天政府会出什么对他们不利的政策，焦虑由此产生。一些年纪大的人为社会保障和养老问题而焦虑，身体有病的人为看病焦虑，物价上涨让所有老百姓焦虑。就是做了大官，也有焦虑。官员怕说错了话，或者得罪了哪个领导，为个人前途而焦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明确的制度来调整，而是通过政策进行调整。由于政策缺乏连贯性，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明天再制定另一个政策，这样就增加了社会运转的不确定性，人们就容易对未来形成焦虑。
( 五) 社会冲突群体化
伴随着社会生活的细微变化，极易促使敏感的人们产生相应的社会态度和信念，这些态度支撑着一些约定俗成的行为。例如，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就符合这样的逻辑模式： 即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先把问题搞大； 一个人的问题没人管，一千个人的问题就有人管； 把问题摆到大街上去，威胁到社会“稳定”了，问题就会得到更好的解决。社会冲突的群体化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内在张力。
每个国家处于不同的阶段都将面临不同的社会冲突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当前我国群体性冲突事件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几点：
1. 矛盾主体的两端是私对公。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公众与地方政府、村民与村基层组织、职工与企业之间的群体性矛盾明显增多，矛盾基本表现为公权与私权的对抗。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公民与公民之间变为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
2. 民意诉求表达方式呈现多元化。除了直接对抗的传统方式之外，目前出现了多种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因为，面对冲突，民众和政府都在极力避免直接对抗方式，努力探索更文明、更有效的表达方式，如“集体散步”、“集体喝茶”、“集体旅游”等。
3.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燃点降低。有些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小摩擦或者小纠纷引起的，这些微小摩擦在执政当局眼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要有一个导火索，就能酿成大火，谁也不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发展到什么程度是终点。客观上看，人们对改革发展的预期普遍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公众的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地处理，以致心态失衡，加上潜在的社会矛盾的影响，一起很小的事情，就可能导致社会成员借机宣泄不满情绪，成为社会矛盾冲突的“导火索”。
4. 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因宣泄不满而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来。群体性事件的反抗对象可能不仅仅是施加生存压力的强势者，他们的生存压力和无法释放的不满可能会将整个社会作为宣泄对象，甚至指向无辜的普通民众。特别是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由于事发突然、动机多样、升级较快，所以导致难预防、难排查、难处置、难善后。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部分公众认为改革发展成果没有得到共享，不认同现有的分配格局，一旦遇到事端，他们便借机表达不满，使事态不断扩大。
“ 年中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 ，总金额高达 5140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医疗卫生财政支出的 2. 6 倍，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支出相接近。”［4］政府花这么多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老百姓到北京上访。控制上访是中央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项指标，“截访”居然成了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一些基层政府每年因“截访”发生的开支惊人。公权滥用，维权制度不完善，沟通渠道不畅达，公民维权无门，前景迷失，信仰沦丧，在此背景下，群体性事件难以避免的升级与高发。
( 六) 精英流失加速化
2010 年 6 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年) 》，提出到 2020 年中国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知识精英为代表的群体正在集中移民出走他国。 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我国海侨胞的数量超过4500 万，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三轮移民潮，上世纪 80 年代的移民带有一定的盲目性，90 年代的移民带有一定的理性，本世纪初开始的移民带有综合性特点。考虑到国外的环境、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综合因素，相比较于国内大城市户籍制度藩篱、高房价、竞争激烈的就业等因素，移民自然就成为不少人的选择。近年来，我国的移民潮不仅数量大幅上升，还呈现出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称： 2009 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 2055 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就占了一半。以投资起步价 40 万加元( 约 235 万人民币) 计算，仅 2009 年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是 23. 5 亿元人民币。尽管对我国的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是否集体“外流”这个问题仍存在争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 中国能否留住人才，已经成为目前国内自上而下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中坚阶层的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不少国人意识到投资移民引起财富外流的严重后果，有网友发表评论认为，这些通过投资移民手段出国的人是“没有责任感”，“一富就溜”。客观地说，富人移民是社会弥漫的非理性仇富情绪、体制性的歧视、缺少对个人私权尤其是财产权明确的法律保障以及社会交易成本过高等因素共同造成的，这折射出国内体制改革滞后、社会监督乏力和法治进程的受阻。国内的企业家感觉没有安全感，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企业会被监管部门以什么理由把企业给毁了。
社会学家总结出来的一个趋势是： 人才、技术、资金都是从发达地区逐渐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的。然而，我们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这背后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移民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国外制度的开放性、公平性和社会的可预期性。对于知识精英来说，国外社会所能提供的公平机会更多； 对于财富精英来说，吸引他们的是相对稳定的期许。人才之所以出走，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期出现了问题。与以往移民的目的是追求财富相比，现在移民的人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的是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可以是为他们自己，也可以是为他们孩子今后的生活考虑。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当下社会所欠缺的。大批人才外流，不仅带走了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也带走了社会成长的信心以及对未来社会认同的期望。
篇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困境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困境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关系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认为现代性的两个主要特征是工业主义和市场经济.现代性的发展导致了三个相关联的结果:时空分离、社会关系分化与重组、反思维控制机制的形成.自我认同是自我对个体生活经历的'反思性投射的产物.现代性通过对个体日常生活经验、权威系统、思想文化的解构,使个体自我认同产生困境.
作 者：伍世文 吴昊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广州,510631 刊 名：惠州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IZHOU UNIVERSITY 年，卷(期)： 21(1) 分类号：B017.9 关键词：现代性 自我认同 时空分离 日常生活经验 反思维控制机制篇4：文化认同、文化和谐与社会和谐
文化认同、文化和谐与社会和谐
文化的多元共生是学术界业已达成的共识.文化认同并非单纯的指对本己文化的认同,也包括对他文化或异己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有特殊的心理机制,包括文化比较、文化类属、文化区辨和文化定位四个基本过程;它是形成“自我”的过程.文化的复杂性、文化的宽松与严厉、个体主义与群体主义影响着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文化的.认同是文化和谐的基石,文化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标识.
作 者：陈世联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 刊 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27(3) 分类号：G02 关键词：文化认同 多元文化 文化和谐 社会和谐篇5：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困境原因探析论文
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困境原因探析论文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即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流动和徘徊的过程中，基于城乡多方面差异而形成的“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就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状况而言，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群体的社会认同情势不容乐观，面临着不一而足的诸多困境，如身份认同困境、乡土认同困境、城市认同困境等等。故而，为了有效缓解、弱化社会认同困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就有必要深入剖析其困境产生的原因，因为这不仅是破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之社会认同困境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整个社会走向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题中之义。
一、正式制度藩篱：户籍制度的阻隔和认同机制的缺失
与所有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样，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困境的产生并非某种单一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以户籍制度的阻隔和认同机制的缺失为主要内容的正式制度藩篱。可以说，正式制度的不足和缺位恰是引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困境的重要社会根源。所谓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的创造的、正式的、由成文的相关规定构成的规范体系，他们在组织和社会活动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性，并靠组织的正式结构来实施，包括宪法、成文法和行为规范。”下面主要围绕由户籍制度所导致的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的错位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与融入机制的缺失来探求该群体社会认同困境出现的制度性根源。
（一）身份错位：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隔离
不可否认，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正是这样的二元社会结构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隔离，进而影响了其社会认同的形塑。就户籍身份而言，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地理空间的迁移和流动，但他们依旧是以农民的身份和标示卷入到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的；从职业身份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极大脱离了其祖辈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进入了城市中不同领域的非农行业，这就无疑使得该群体的户籍身份滞后于职业身份的转换，正是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这种非同步性转换在很大程度上掣制了新生代农民工良性社会认同的形成。
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错位并非倏忽而致，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动因。在20世纪50年代，为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有效管理，我国确立了以城乡二元分立为特征的社会治理结构，在这个户籍管理体制中，全体社会成员被人为分割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大群体。客观地说，当时制定的户籍管理体制在保障社会全面稳定、确立社会基本秩序、缓解社会资源分配不足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该体制却对农村人口的流动强加了极为严苛的规定，导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在农村地区从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生产。农民不仅无法向城市自由流动，就连不同农村区域间的流动也受到严格限制，这就从根本上斩断了城乡之间的联系，堵塞了农民横向社会流动的渠道，同时也意味着农民身份与职业的高度同构。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开启了众多农民纷纷离开农村涌向城市的序幕。面对日益变动的社会秩序，国家对既有的户籍管理制度亦做出了相应调整，允许农村人口可以脱离农业生产，到城市中从事非农产业。这样，农民的身份和职业才不再被先赋性地捆绑在一起，而是拥有了一定的自获空间。
当前，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日益成为新时期农民工的主流群体。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方式、生活选择、价值取向等方面已经深深地烙上了显著的时代印记，但他们的户籍身份并没有随着职业身份的转换而改变，这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因户籍身份的限制而无法享受到与职业身份相匹配的保障和待遇。近年来，虽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改革方案在一些地区陆续试点，但这些尝试性的举措“仍然立足于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作为人口登记和人口管理的职能没有改变。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工作环境、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他们开始在主观认知上日渐偏离固有的农民户籍身份，转而根据职业身份等新标准来重新界定自己，正是这种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错位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困境的出现。
（二）机制缺位：社会认同与融入机制的缺失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出现的诸多社会认同困境，虽然国家从宏观角度着手做出了整体架构上的制度安排，但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与微观层面的具体机制之间仍然存在难以克服的张力和距离，有效改善并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感的操作性机制依旧相当缺乏。20世纪80年以来，与相对宽松的户籍制度相伴而生的是首次进入公众视野的农民工制度，随着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热潮的涌起，众多关涉农民工人口流动管理、福利待遇、用工标准、职业准入等方面的政策和法规陆续出台。虽然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然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业已形成的举措并未根据农民工日益变动的就业情况以及不断深入的社会发展形势及时做出相应调整。时至今日，略显滞后的农民工制度已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建构的重要结构性因素。
目前，在农民工制度的框架内，我国仍然主要采用暂住证措施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管理，在这种制度设计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医疗保障、子女教育及住房分配等方面均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异性隔阂。虽然我国部分地区近年来陆续着手取消和改革暂住证政策，建立外来务工人员居住证制度，但这一文本层面的安排并没能有效弱化和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困境。例如，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中的相关组织活动有着较高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但具体融入机制和集体认同路径的缺失使得他们望而却步，极大降低了他们的融入程度和社会认同。 众多研究实践表明，作为我国目下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对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地区有着强烈的融入意愿，而且他们也总是在竭力改善和提高自身的各种资本以期实现对城市社区的参与，但社会认同和融入机制的缺位阻隔他们有效介入城市社会的步伐，而只能游离在他们为之付出却无法进入的城市结构之外。可以说，正是社会认同和融入机制的缺失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认同模糊。
二、非正式制度断裂：城乡体验的张力与话语建构的`失衡
孙立平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时，提出了一个很有穿透力和学术潜力的概念：“断裂社会”。何谓断裂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成分同时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在断裂社会中，不仅很多边缘群体无法有效融入到社会结构之中，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大，而且会益愈呈现出“失衡”的运作逻辑。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而言，孙立平的研究在当下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性意义。从非正式制度角度来说，正是断裂社会所造成的乡土经历与城市体验的张力和由传媒强势话语的控制所造成的群体话语失衡，成为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重要因素。
（一）文化冲突：乡土记忆与城市体验的张力
在哈布瓦赫看来，社会记忆究归根结蒂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每一类社会群体都有与之相匹配的社会记忆。社会记忆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群体所属时空的改观而变化，不断嬗变的社会记忆会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镌刻下极其深刻的影响，持续影响行动者的心理和行为。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虽然他们的职业和生活渐趋
卷入到城市中，但以往的农村生活经历却决定了他们在城市中的种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必然无法抹去其在乡村社区里衍生出的乡土社会记忆，正如费孝通指出的那样，“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了泥土；我们的民族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地的束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新生代农民工在乡村社会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的乡土记忆。
作为一个与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城市社会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场域。在这样一个未曾接触的新场域中，新生代农民工在乡村社会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处事方式等必然会受到相当强烈的震荡和冲击，从而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在城市新场域中，为了适应城市化的生活和工作节奏，新生代农民工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与价值取向，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城市场域的再社会化，并不断去适应城市社区的交往逻辑、职业方式及生活规则。同时，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转变相同步的，是他们社会联系的转变。众所周知，乡村社会是由血缘和地缘所构成的共同体，而城市社区则更多以业缘作为主要的社会联系，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非农产业的同时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原有的社会联系，进入一种不同以往的社会关系模式之中，这无疑对其社会认同构成了新的挑战。
就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情况来看，他们由乡村进入城市后的再社会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乡土记忆和城市体验之间充满了紧张、错位和矛盾。对于他们来说，职业身份的获取是相对容易的，但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钳制和影响，城乡经验之间的张力却是难以弥合的，二者之间的转换失调无形中阻滞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形成，放大了该群体社会认同的脆弱性和模糊性。
（二）话语失衡：强势传媒话语的建构与控制
当前，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以网络技术为载体的传播媒介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问题来说，强势传媒的话语建构和控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影响和钳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生成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正是强势传媒在信息流播过程中所占据的主导性影响和地位成为了阻碍他们形成良性社会认同的媒介障碍。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话语的表述背后往往蕴藏着权力的运作，而权力总是可以对社会成员产生重要的制约，所以拥有强势话语权的传媒必然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建构带来巨大影响。
不可否认，以网络等传播平台为代表的强势传媒无疑在当前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居于主导性位置，这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形成影响甚大。作为目前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强势传媒通过建构并控制传媒话语而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困境更是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农民工群体开始，新闻媒介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参与着对农民工问题的建构，如从新闻维度定义农民工的审视、从传播视角审视农民工群体的特征、在专业架构内研究各种农民工问题，等等。时至今日，新闻媒介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民工群体的建构仍在继续。梳理大部分强势传媒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及相关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论是何种方式的报道，新闻媒介总是以“问题群体”的视野去看待和解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这种充斥偏见和歧视的传媒建构一方面必然会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也会弱化和减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度，从而使这一群体面临着的本已困境重重的社会认同危机雪上加霜。
篇6：当前诗歌的困境与重生的议论文
当前诗歌的困境与重生的议论文1000字
你写诗吗？你还读诗吗？也许都不。诗歌早就让人遗忘了！
这是一个羞于谈诗的时代。曾几何时，“童子能解《长恨》曲”、“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写诗与读诗成为一种时代风尚。如今，人们心中景仰的对象早已不是“诗神”， 一个大学生见到“土豪”与“歌星”比见到一位诗人更容易激动了，送一部“iphone6”比写一首诗给心仪的女生更容易捕获她的芳心了。在物欲横流、娱乐至上、金钱第一的消费语境下，“诗神”的的确确让位给了“财神”。难怪评论家蓝棣之说：“八十年代一个清华的同学不懂诗歌会被笑话，而九十年代谁懂诗歌谁会被笑话。”是啊，当今的大学校园再也难觅到一位“诗神”了，喜欢诗歌的男生或女生往往被视为“异类”，学生们追捧的是“女神”、“男神”与“学霸”。整个社会都不屑于谈诗了，诗心泯灭了，“思财”更强烈了，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创业与赚钱，是极端世俗化的物质人生。诗的神圣性和对诗人充满敬意的称呼仿佛成了遥远的记忆和恍如隔世的呓语。
这是一个不出“真诗”与“好诗”的时代。诗歌是人类最精粹、最华美、最动人、最有思想的语言艺术。然而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更多是“口水诗”、“垃圾诗”、“下半身诗”，大量的“伪诗”、“废诗”和“非诗”充斥原本逼仄的诗坛，优秀的诗人凤毛麟角、精品力作难得一见。诸如“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以及“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这样的诗作平白肤浅，毫无诗意、诗境、诗思、诗美，要么是日常便条式的书写，要么纯粹是“大白话”，叫人如何不拒它？还有“与美丽丰满的/朋友之妻/在酒吧对坐……当时我满脑/都是肮脏的念头/几乎一直在想/要是能把/这个女人/抱上床/那该多爽”（《朋友妻》），这种赚人眼球的俗气之作彻底颠覆了诗歌的雅致与高贵。“口水诗”的庸常化、“下半身诗”的欲望化、“垃圾诗”的“崇低向下与粗糙放浪”彻底败坏了人们欣赏诗歌的胃口，将诗歌从圣坛推入地府，将原本爱好诗歌的读者击得溃不成军，使他们对当下诗坛产生抵触甚至敌对的情绪。
然而，在文学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中，具有多重选择权的读者见不到好诗，就必然选择抛弃诗歌与诗人。曾经神圣的诗人头衔与光环已黯然失色，诗歌刊物遭遇生存性危机、难以为继，这早已是令诗坛尴尬的明摆事实。尤其是当大众文化以极强的娱乐性、快餐性和消费性，逐渐改变了人们精神消遣的方式以后，大量粗制滥造的“俗诗”与“恶诗”依然泛滥诗坛，根本无法满足人们对诗歌的审美期待时，读者对当今诗坛选择“遗忘”将是必然的现实存在和长久趋势。
可以说，当代诗歌遭遇了空前的冷遇与困境。随着人文精神的世俗沉沦，在一个极度“媚俗”和崇尚物质消费的时代语境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诗歌盛况不再，孕育与产生诗歌的土壤发生了变化，世俗社会击垮了世人的诗思，诗歌的边缘化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因素。正因如此，许多诗人一旦精神理想与世俗社会冲突抵牾，当生理、心理、精神气质与现实矛盾无法调和时，他们往往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抛弃世界，企图用最强硬的'抗争姿态超越世俗，殉诗殉道。海子卧轨，顾城杀妻后自杀，戈麦跳河，徐迟、昌耀、陈超等诗人跳楼身亡，等等。新时期以来，中国诗人自杀事件层出不穷，令人心悸，无不昭示了当代诗歌发展的迷茫与困境。近些年来的“下半身诗歌”、“垃圾诗派”、“梨花体”和“羊羔体”等种种诗歌现象，引来口诛笔伐、非议一片，无不说明大众对诗歌精英立场与高贵精神蜕化的隐忧，对“伪诗”、“非诗”的愤怒与失望。
人们不禁要问，当代诗歌为何遭遇寒冬，沦落到这种地步？责任在谁？我们仅能责难这是一个没有“诗神”的时代吗？海德格尔曾说：“诗的本质是真理的确立。”的确，诗人本来是社会良知的代表，是真理的坚守者与呼唤者，是时代强音的制造者。不出好诗与真诗，诗人当然难辞其咎。思想的肤浅、语言的苍白，不加强艺术修养的锤炼，不拥抱激荡热烈的生活，更没有“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的苦吟精神，哪能写出好诗？很多“诗人”以为把汉语白话分行排列组合就变成了诗歌，悲哉。也有学者指出，当前诗歌的贫弱源于大众媒介对诗歌功能的削弱。目前，报纸、网络、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介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与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精神消费的行为模式。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流行，使得人们发布微博、微信、短信等更为方便，浅阅读取代了深阅读，流行文化元素挤压了精英文化的传播空间。曾经人们读到一首精彩的诗歌激动不已，如今人们更愿意转发一些搞笑而又无聊的“段子”愉悦他人。批评家刘川鄂认为：“在这个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时代，财神取代诗神，脑筋急转弯取代思想，潇洒取代浪漫，做x取代爱情，诗歌当然在文学边缘化的最边缘。”
可以说，大众媒介催生的大众文化逐渐消解与瓦解了诗歌提升人们审美品味的功能。当大量的官员诗歌和商人诗歌利用其特殊身份或利益链在媒介强势推出时，甚至爆得大名大奖时，势必打击优秀诗人的创作和影响读者对诗坛的信心。读者从各种传播媒介中再也读不到好诗与精品，除了失望和离开，他们还能做什么？此外，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诗评家的失职与缺位加速了当前诗歌的衰败。青年诗评家霍俊明曾在一次访谈中深有感慨：“很多批评家已经丧失了对诗歌的阅读能力，对诗歌的新变和复杂的诗歌现场失去了关注、观察和田野作业的能力。而在后工业时代，这些面孔又沦落为欲望和金钱的风尘，成了官僚诗人、商人诗人的抬轿者和令人肉麻的吹鼓手。”诗评家原本应该是诗歌理论的先导者，是当代诗歌创作实践的引路人，然而在浮躁的后工业时代和一个极度媚俗化的社会里，很多诗歌批评已经失去了有效性和基本活力，并不能为当下诗歌的发展带来任何正能量。可见，我们不难发现当前诗歌遭遇困境的原因是多元、多样的，诸如时代语境的搅和、诗人自身素质的下降、读者群的变化、批评家的失职、文学市场的新变，等等外部环境与内在机制，不一而足，十分复杂。
但我们又不甘于承认“诗歌已死”。每一位爱好诗歌的人都心存愿景，希望当代诗歌能重振往日辉煌，能“凤凰”涅、浴火重生。那么，当前诗歌应该如何突破瓶颈与困境，获得重生呢？窃以为，诗歌就是文学中的“阳春白雪”，是高雅和高贵的，诗歌创作必须拒绝媚俗捍卫高雅，必须苦心经营排斥速成，必须拥抱生活心怀众生。诗人应该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真理意识、担当精神和审美品位的人，他们能在价值失范、信仰迷茫、心气浮躁的物质社会中耐得住寂寞，能在孤独和清贫中为世俗人生提供清醒的精神参照，指出自我反思与升华的心灵路径。诗歌不是“俗物”，它具有关怀世俗生活的价值立场，承担着对世俗精神雅化的价值功能。诗人只有超脱名利、抵制浮躁，放飞自由的心灵，坚守诗人固有的精神家园，追求诗歌内在的审美品性，才能创作出具有“诗意、诗性、诗境和诗美”的好诗。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诗人的，今天的新诗创作因为门槛低，给很多急功近利者或欲以“诗人”美化身份的投机者提供了“玩弄文学”的机会。如果我们的诗坛和批评界对此不加抵制，那么当代诗歌的复兴则无希望。
诚然，当前诗歌走出困境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诗歌的王国，历朝历代从来不乏优秀的诗才。“千里马”安在，“伯乐”何在？建设与发展当代新诗需要“合力”，需要所有爱好诗歌的人共同努力，去发现人才，扶持诗才，并给当代诗歌创作一片应有的净土，无论是官方抑或民间都不应苛责“诗人何为”，而应积极做到“我为诗有所为”。
我们爱诗，更期待好诗，相信当代诗歌将走出孤独和冷寂，重振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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