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与风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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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网络时代与风险社会
网络时代与风险社会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分析,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必然性、资本关系的全球扩张、当代市场发展的趋势三个层面上,网络时代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境遇.从实际的`历史进程看,风险社会成为网络时代不可避免的历史后果.这为我们审视和反思网络时代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对网络时代和风险社会的反思与批判在现代性反思与批判和全球资本主义反思与批判两个向度上展开.
作 者：庄友刚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哲学系,江苏,苏州,215021 刊 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6(4) 分类号：B031 关键词：网络时代 风险社会 历史唯物主义 反思与批判篇2：风险治理和风险社会
风险治理和风险社会
摘 要：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最为突出最为重要的社会现象;成为认识当代社会和全球发展的基本语境。而全球化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进入风险社会。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中当务之急是培育和建立风险治理的机制体制，形成风险治理的共识与合力，最终实现风险善治。
关键词：全球化;风险社会;风险治理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概括为“技术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五种不同的形式。不管是被动的卷入还是主动的迎合,全球化的影响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哪一个国家或社会能够游离于全球化影响之外。进入21世纪，中国在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发展，在经济转轨、社会转轨的关键时期，转型风险和全球风险双重叠加使得我国的风险境遇更加复杂，不仅风险数量多，而且性质复合――过程风险与结构风险共振。因此正确认识风险社会，建立风险治理的有效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风险社会的背景
贝克说，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风险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但只是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与过去已经有本质的不同。传统风险的表现形式以自然灾害为主，因而就其自然的不变性所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如地震、洪水、海啸等;但现代风险社会的形成是人的因素作用的结果。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成就生活的机会，同时也给我们带了“毁灭性的进步”，如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环境污染等工业化的副作用。风险社会的到来，不仅带来了社会面貌的嬗变，而且导致人类思维范式和行为模式的改变，甚至从制度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一句话，风险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特征和理解世界的无所不包的背景。
二、全球化风险中我国面临的风险分析
贝克在11月于俄罗斯国家杜马上的演讲中说，全球风险社会的新含义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运用我们的文明的决策，我们可以导致全球性后果，而这种全球性后果可以触发一系列问题和一连串的风险，这些问题和这些风险又与权威机构针对全球范围内的巨大灾难事例而构筑的那一成不变的语言及其作出的各种各样的承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这样一个社会阶段或社会状态中，根源于人类实践的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根本性的威胁，潜在的风险一旦转化成为现实的危害，极可能是整个人类生活的崩溃。具体到我国所面临的风险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风险的来源日益多元化，风险的种类不断增加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风险的来源日益多元化，风险的种类不断增加，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风险也越来越多了。
2.制度风险更加突出
中国正处于高速的社会转型期，但是在这个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制度缺失”和“制度缺陷”都会引起社会风险。
3.风险的普遍性与不平等性并存
首先，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且具有普遍性。某些风险是人人都无法逃脱的，它们因为空气、水、风和食物链而变得“无边界”，环境、安全、健康这些问题对于每个人都无二异。因此，每个人都被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传染病的流行等风险所困扰。其次，风险又具有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表现为越往社会上层，风险越分散;越往弱势群体，风险越集聚。贝克指出世界风险会影响所有的人，而不论其财富、阶级和性别如何。当被生产出来的风险不断地加重和广泛传播、又随着分配的轴心围绕安全而不是平等而运转的时候，风险地位便会使阶级地位过时(Beck,1992:38)。
4.风险意识和观念增强
现代科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应用，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人的风险感知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核泄露、疯牛病、“911”、非典、禽流感、地震――无论归咎于风险的增量还是公众认知的提升，风险的层出不穷，使人们切身感受到置身于一个真实的风险社会之中，增强了风险感知、风险意识和对风险社会认同。虽然人们的风险意识提高了，对许多风险的了解加深了，但在某些后果严重风险面前常常反应过度，引发公众不必要的恐慌，作出非理性的选择，从而带来负面影响。典型的事件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金融危机的连锁反应，心理的恐慌放大了风险的破坏力。
5.传统发展模式造成了高风险性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不是效率型、内生型的经济增长(Plul Krugman),而属于外生型的经济增长，是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以大力发展外贸，尤其是大进大出的.进出口为主要手段参加全球生产链的分工，形成一种世界工厂的模式。这种模式使得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GDP的平均增长高于8%。但与此同时，这种增长伴随着日益增长的风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对外资依赖性越大，经济的稳定性就越差，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也越大。二是我国作为世界加工厂处于国际产业链的最底端，这是以资源浪费、环境的破坏和劳动力的低报酬作为代价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增加了风险源。三是我国以拉动GDP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造成投资过多而消费过少的局面。长期以来中国消费率的低迷对宏观经济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由于消费需求是社会总有效需求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一个过低的消费需求对维持均衡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利的，使得中国经济风险更加严峻、危机四伏。
三、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
风险社会的到来，其超出了传统意义范畴和危机应对理念。如何建立一套科学、合理、高效的风险防控和预警机制，增进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成为当前各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现实课题。
1.提高全民防范风险意识与技能
风险越少为人们所认识，就会有越多的风险产生。因此风险治理的首要环节就是培养风险观念，用正确的风险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风险意识是生活在风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理性思维，是正视风险心理状态和面对风险的积极态度，所以强化公民的风险意识势在必行。
2.促进应对风险主体的多元化建设
风险社会的来临使得社会中的各利益相关主体都面临考验，都需要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任何一个主体都不可能独自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它需要政府、专家、公民社会、公民自身等同谋协作、复合治理。即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不仅需要公共领域的治理，也需要私人领域的治理，还需要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合作。政府应建立与社会的合作关系，这有助于政府及早获取风险信息，从而赢得治理风险的有利时机。这就要求改变以往那种以政府或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建立起包括政府、企业、非盈利组织、专家、公众等社会多元主体在内的风险治理体制，形成各方管理各自风险、政府管理公共风险，保险业参与风险共担的风险治理新格局。
3.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既然风险是现代化经济的进程中“无法预料”和“不可免除的特征”，风险是与财富一样在不同社会阶层中进行分配，那么其主要矛盾和问题的社会表现其实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也就是说，在很多方面，这些急需社会公平与正义解决的问题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伴随着阶级、阶层地位和财富拥有的不平等，为社会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风险。政府和决策者是否在全社会推行公平正义价值理念，则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4.加强风险的控制
风险往往不会在其已经发生了影响和人们已知造成了破坏之后继续显示其风险的价值，而是以此为界点，将继续孕育着在已经发生的破坏结果之后新型的、潜在的、且并非具复制性或重复可被克服的风险要素。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于现在，而在于未来。所以将风险控制在现有社会系统运作和发展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要发展当然存在风险，但风险有大有小，小的风险是必须要承担的。要控制的是高风险。政府必须对自身的行为、对社会利益群体的行为甚至对某些个人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有所评估。当个人或企业行为对他人构成风险时，政府就会通过管制保护和减轻风险。
5.要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
中国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快现代治理机制的构建，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风险和制度转轨风险。在转轨过程中，如果国家的治理能力被削弱，必然造成整个转轨的失序，成为所有社会风险爆发的导火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不仅要改革国家内部的治理结构，提高国家对市场和公民社会的监管能力，还要调整国家与市场、公民社会的关系，使它们形成合作互补关系，社会的风险意识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6.加强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
虽然政府应承担起风险社会治理的基本责任，但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政府知识、能力的有限性使提高政府行为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只能部分地缓解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风险并不是为某个国家或地区所独有，而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很多风险，比如生态风险，都是跨区域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只有实现区域间政府合作，乃至国际合作，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因此风险治理也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责任，而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在充分考虑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广泛开展国际与区域合作，是实现风险共治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论全球化的影响[C]//李惠斌.全球化与公民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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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定性分析纳米技术对社会安全风险的影响,创建关系模型,就涉及五大影响风险的因素--不同国家、组织和集团发展纳米技术的动机,实际实现能力以及纳米技术本身满足其需要的可能性,对社会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负面影响,减缓和控制其消极方面的对策等分别进行讨论,提出“谨慎发展,积极预防,合理使用,降低损失”的'发展纳米技术以及规避风险的思路,进而提高风险意识,合理地促进这一新技术的进步和应用.
作 者：何桢 张凯 弗雷德里希.斯坦霍斯勒 HE Zhen ZHANG Kai FRIEDRICH Steinhausler 作者单位：何桢,张凯,HE Zhen,ZHANG Kai(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工业工程系,天津,300072)弗雷德里希.斯坦霍斯勒,FRIEDRICH Steinhausler(萨尔斯堡大学物理及生物物理系,奥地利萨尔斯堡,A5020)
刊 名：科技管理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年，卷(期)：2009 29(11) 分类号：C93 关键词：纳米技术 社会安全 风险分析 蚋米武器篇4：网络时代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沟通问题
口陈炳1高猛2
内容摘要 网络传媒是一种公民参与的新栽体和新途径，孕育着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新型沟通模式。但是，网络信息的复杂性、网络文化的解构性、网络立法和网上身份认证技术的滞后性，容易导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性；网络时代政府对信息集权控制的隐蔽性，可能导致“技术官僚为民做主”；“数字鸿沟”现象、政府部门网络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不强等因素，制约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沟通。基于此，应积极构建政务公开的法制环境、公民网络有序参与的保障机制、“数字鸿沟”的技术防控机制，采取措施努力提高公务员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充分地利用网络传媒与公民社会进行有效沟通，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长足发展。
篇5：网络时代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沟通问题
作
者1陈炳，苏州大学政府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江苏苏州：215000）；2高猛，浙江海洋学院管理学院讲师。（浙江舟山：316000）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和因特网的飞速发展，人类迈入了网络时代。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调查，截至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增至31.8%，网民总数位居世界第一。面对网络时代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逐步建立，电子政务蓬勃发展，以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为代表的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沟通体系初见成效。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推行电子政务”的目标，并指出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由此可见，以政府与公民社会的网络沟通为主要特征的新型政治沟通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从这一视角审视，以网络为媒介的“沟通”具有双重意义：对公民社会而言，网络传媒意味着公民政治参与的新载体和新途径，意味着一种新型的民主方式：对政府而言，网络传媒则意味着治理模式的革新。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网络时代中电子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沟通面临着一系列巨大的挑战乃至威胁，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和威胁，(理工论文)将成为当前电子政务发展中要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
篇6：网络时代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沟通问题
电子网络技术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成本，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但是网络具有匿名性和虚拟性的特点，客观上为网民政治参与的随意性、非法性提供了条件，也为政府控制非法网络政治参与带来了难度。从政治生活的全局来看，中国正形成赶超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就要求必须要有相当的政治权威来对各种资源（包括信息资源）实行有效整合和优化配置。政府通过意识形态、民族意识教育来强化国家认同，树立政府权威的做法面临着失效的风险。但是在网络时代，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国家无法再通过垄断信息和有意识地利用大众传媒来影响民众的认知和判断，塑造他们对政治体系的忠诚：公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也日趋淡薄，催生了公民全球化理念的张扬。国家组织权力结构的扁平化必然会造成政治权威的流失，使得民众在政治认同上产生了困难。此外，网络立法的相对滞后和网上身份认证技术不够完善，使网络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一度受到挑战，直接影响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
（一）网络传播的复杂性容易导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化、极端化
网络传播的复杂性可能导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极端化。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提出了“群体极化”的概念。他将“群体极化”定义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他指出，“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的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民主社会需要不同的观点进行碰撞，在理性论辩中达成社会共识，如果只沉浸在同一种声音里，持极端观点的人不断增多，社会将会走向分裂。这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尤其明显。中华民族众多，社会情况复杂，缺乏民主传统，不同地区、民族都有着独特的文化思想理念，再加上长期受宗法地缘政治的影响，社会文化开放性不足，很容易在网络便捷的沟通方式下，滋生“群体极化”问题，解决不好这一问题，将会严重危害中国公民网络参与的健康发展。
（二）网络信息的集权操控有可能导致“技术官僚为民做主”
网络时代民主社会所面临的危机，是在操纵信息基础上衍生出的种种变相隐秘的政治控制手段，主要包括“信息轰炸”、“信息伪造”和“信息监控”。“信息轰炸”指的是在有限的时空内投放超密集的信息容量，使人们无从分辨、无法选择。“信息伪造”指的是通过网络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信息环境来欺骗公众。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超级计算机并行处理能力的增强，使得权威当局对公民社会进行“信息监控”的能力也空前强化。美国政府就一直试图通过政府强制性托管“密匙”政策，以便在任何必要的时候检查公民电子记录的内容。然而，尽管政府可以从保障国家安全和惩罚犯罪的角度列举这样做的理由，但这些做法无疑对民主发展和人权保障造成了损害。
网络信息的集权操控有可能导致所谓的“技术官僚为民做主”。现代精英民主理论的一个核心前提是，在每一个社会里，少数人做出主要决策。这种状况在网络时代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技术越来越复杂化和专业化，网络时代的权力明显地转移到掌握专门技术和保密信息的技术官僚手中。他们不但掌握行政权力，还掌握着计算机知识，指挥着大量被储存的信息。利用这双重的'优势，一方面，大大小小的民选代表不得不依赖智囊和咨询机构，从而使技术官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真正的立法者和决策者；另一方面，技术官僚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设计决策模型，可以改变某个程序以使信息或决策符合他们自己的想法，甚至可以在心怀不满时对政治系统进行致命打击。正如西奥多・罗扎斯克所说，“官僚主义的经理、公司精英、军事当局、安全和监视系统都可以利用计算机里的数据来制造混乱、散布神话、进行恫吓和控制别人，他们掌握了绝大部分计算机，公众对于信息的崇拜又给他们的优势地位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三）政府部门及公务员的网络信息意识和能力不强
电子政府的运作既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掌握较高的信息技术，同时还要求有与现代工作手段相适应的意识和创新思维的观念。但是，目前政府部门及公务员的网络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还不强。首先，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人对网络信息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网络信息共享的意识。政府部门条块分割主义严重，各部门互不通气，自己掌握的网络信息只限于在本部门流通，造成网络资源的浪费和网络重复建设。其次，网络环境下的政府信息公开虽然有了一定进展，但是公开程度还不够，一些该公开的信息还未能公开，不能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由于计划体制下的政府一直是国家和社会信息的垄断者，进入网络时代后，一些政府-：作人员仍然认为信息公开是由自己决定的事务，甚至认为信息公开是他们对人民群众的一种“恩赐”。再次，一些公务员的网络信息知识和网络应用能力难以适应电子政府发展的要求。更有甚者，由于担心网络环境下对信息控制权力的丧失而怀有抵触情绪，不愿学习或提高自身的信息能力。因此，尽管不少政府机关的计算机硬件档次相当高，但是往往只能被用来进行简单文档处理，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四）“数字鸿沟”导致公民网络政治沟通的失衡性
“数字鸿沟”又称为信息鸿沟，是指当代信息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差距现象，既存在于信息技术的开发领域，也存在于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特别是指由网络技术产生的差距。中国不仅面临着与世界因特网普及水平的巨大差距，同时还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差距：地区间的“数字鸿沟”和城乡间的“数字鸿沟”。中国这种网络分布的地域不平衡和网民层次的不平衡，使网络信息受众的范围受到限制，相当多的社会弱势群体无法享受到现代信息技术、信息网络。“数字鸿沟”引起的信息资源的畸形流向，更使这部分人所获信息的内容、层次、种类受到很大局限。“数字鸿沟”损害了公民平等获取信息利益的权益，深化了信息供求的矛盾。最重要的是，“数字鸿沟”导致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沟通代表不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难以体现真正的民主，政府也难以据此做出真正合乎(理工论文)民意的决策。
改善网络政治沟通的对策与建议
网络时代中诞生了一个崭新的、民粹化的媒体形式，即网络传媒。这种新兴的媒体形式基于互联网、数字化的技术特点，具有不同于以往传媒的互动优势、资源优势、时效优势、成本优势，能够广泛、快速、有效、个性化地进行政治沟通，促进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推动了政策民主化和政策科学化的发展，改善了在危机管理过程中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沟通策略但是，网络传媒进行政治沟通过程中也存有很多缺陷，这些缺陷是由天然和人为的种种因素共同造成的，面对这些问题．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才能充分地利用网络传媒与公民丰十会进行有效沟通，以引导公民社会健康、有序地成长，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长足进步，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持续发展。
（一）完善政务公开的法制环境
政务公开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公民民主权利、实现政府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一些政府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政务公开心存恐惧，往往采取政务不公开或非实质性政务公开的方法。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只有把政务公开上升到法律的层面，用国家的强制力来推动和促使政务公开，才能实现实质性意义上的政务公开。政务公开除了涉及到秘密性的信息之外，其他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必须得到公布，因为公民有相应的知情权。中国政府虽然已经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关计算机及互联网的法规和条例，但与实际需要还有差距，需要我们加大在这一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
（二）构建网络有序参与的保障机制
一方面，政府需要制定相关政策规范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防止参与过度和参与的无序化。例如，可以试行网络实名制，在公民积极地参与在线公共事务的管理、在线决策和在线网络投票时，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虚假信息和一些不负责任的信息。另一方面，立法保护公民网络参与公共决策的合法权益。网络公民参与是公民社会与政府互动的行为，如果政府对于网络公民参与无动于衷，如何保证公民在参与活动中的意见得到采纳？如何保证网上听证会成为名实相符的听证？能否通过创建一部《公民参与法》来保障公民参与（包括网络参与）的合法权益，用程序法的方式制约政府在吸纳公民参与意见方面的不足，这值得行政学界和法学界的认真思考：
（三）致力于消除“数字鸿沟”
政府应积极地为无力承担上网费用的公民提供免费的上网环境，这些地点可以设在社区附近的学校、公共图书馆等处。针对那些缺乏上网技能的人，政府可以自己或通过社会力量进行培训，使他们掌握一定的计算机技能。在身体缺陷人群较为集中的地方，政府应该为之设计开发一些智能型计算机，以便他们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和沟通。网站内容方面，建立定期更新的机制，保障公民能够及时充分地获取网络信息，进行网上参与。在政府网站的版面设计和结构布局方面，要树立“顾客”导向，积极吸取商业网站的成功之处，以期吸引公民浏览：网络技术方面，要不断创新突破，建立容纳多人的服务器系统，保障公民在网上能够实现投票、讨论和决议。
（四）提高政府部门及公务员的网络信息意识和能力
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强化网络信息意识，把政务公开视为民众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政府应该履行的义务，政府有责任通过网络传播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政府人员要树立将政务信息在内部和外部同时公开的理念，废止各种不适应政府改革、市场经济与信息社会发展要求的陈规教条，打破各种阻碍政府信息自由流动的实际障碍，保障政府之间信息的自由流动和公民自由的利用政府信息的杈利。此外，由于信息化、全球化和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尤其是网络公共领域因为其虚拟的特性，容易在民众非理性的状态下引起网络危机事件，因此现代政府应树立危机意识，使人们从心理、物质、技术等方面做好网络危机管理的准备。政府工作人员要保证政府网络信息权威、准确可靠，提高政府信息的公信力，使政府网站真正成为服务民众需求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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