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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法改革与社会公平

2024-05-17 08:04:05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zq14001999”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7篇所得税法改革与社会公平，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后的所得税法改革与社会公平，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所得税法改革与社会公平

篇1：所得税法改革与社会公平

所得税法改革与社会公平

摘要：税法是财富分割的利器，所得税法更是以调节收入差距为主要功能，是实现分配的基本法律手段。然而，个人所得税法调节功能乏力，工薪阶层成为主要纳税人；企业所得税法我国实行的是内外两套税制，内外资企业税负严重失衡。如何解决企业在税收待遇上的“国民待遇”问题，解决个人所得税存在的“为富不税”问题，如何认识和实现税负公平和税收的合理性问题？敬请关注本期高峰对话施政文：在这个初春的晚上很高兴能和各位老师和同学一起迎来第二十期高峰对话。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所得税改革与社会公平”，大家知道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目前的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所带来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的经济系数已经将近5%了。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内外资企业税收待遇不公平，这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对维护社会公平与结构和谐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税法是财富分割的利器，所得税法更是以调节收入差距为主要功能，是实现分配的基本法律手段。然而，我国实行的是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法，内外资企业税负严重失衡；个人所得税法调节功能乏力，工薪阶层成为主要纳税人。如何解决企业在税收待遇上的“国民待遇”问题，解决个人所得税存在的“为富不税”问题，为实现社会公平、保护公民财产权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成为我国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的所得税法修改和急待推进的所得税制改革的焦点问题。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三位嘉宾对这个问题进行对话，他们是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刘剑文教授；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现挂职任北京市地税局副局长的刘桓教授；中国财税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徐孟洲教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三位教授的到来，首先有请刘剑文教授阐述他的观点。

刘剑文：

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好，很荣幸能参加这次高峰对话。个人所得税自17诞生于英国，迄今已经有200 多年的历史。目前我国所得税法存在的问题，施正文教授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主要说两个问题：一是国家征收所得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就是为什么国家可以征收所得税。二是怎样看待所得税征税公平问题。

首先，关于国家征收所得税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税法乃是国家强制、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之法，税法也被称为是“侵权法”，因为其是对纳税人财产的否定，是对纳税人权利的剥夺，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侵犯。只不过与其他的侵权所不同的是，这种对纳税人财产的侵犯是由国家授权的，是国家法律所认可。

但国家为什么收税，为什么能够收税呢？这就涉及到国家课税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关于税收的征收依据，大概存在以下几种学说：1.公需说，也称公共福利说，流行于17世纪，其代表任务是法国的博丹和德国的克洛克。该学说认为，国家的职能是满足公共需要，增进公共福利，为此需通过征税来获得实现其职能的费用。2.交换说，也称利益说，发端于18世纪，主要代表有卢梭p亚当，是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为基础发展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国家和个人是各自独立平等的实体，国民因国家的活动获利，理应向国家纳税以作为报偿。个人给国家税款，国家给个人以保护。3.义务说，也称牺牲说，起源于19世纪英国的税收牺牲说，黑格尔为其代表之一。该学说认为，个人生活必须依赖于国家的生存，为了维持国家生存而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4.经济调节说：也称市场失灵说，是凯恩斯理论的重要观点。该学说认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市场机制不能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社会财富，因而需要社会经济政策予以调节和矫正。而税收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发挥法律的调节功能，对市场进行干预，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

税收是以经济自由为前提的，应与宪法无条件的保持一致。公民的权利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即人身权和财产权，税法主要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19美国宪法修正案重新恢复开征所得税，我国宪法第56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1991年6 月30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并于7 月1 日起实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就其所得也应缴纳税款。税法上的可税性，即税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合理以合法为保障，合法是以合理为实质内容的。

其次关于社会公平问题。公平是税收的基本原则。社会公平一般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所谓横向公平，就是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负担相同的税；而纵向公平，就是纳税能力不同的人，负担的税负则不应相同，纳税能力越强，其承担的税负应越重。怎么判断纳税能力的大小呢？通常以纳税人所拥有的财富的多少、收入水平的高低或实际支付的大小等作为判断依据。纳税能力的判断标准，在理论上又有“客观说”和“主观说”之分。按照客观说，纳税能力应依据纳税人所拥有的财富、取得的收入或实际支出等客观因素来确定。而主观说则强调纳税人对国家的牺牲程度，也就是纳税人因纳税所感到的效用的牺牲或效用的减少应相同。

我国通过来的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时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贫富悬殊”现象，东西差距、城乡差距、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加大。如何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就成为税收的重要职能之一，也对我国的所得税制度改革提出了要求。对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1）税制模式的转变，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目前采用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应转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体现分类所得税制和综合所得税制的趋同势态。这样，既坚持按支付能力课税的原则，又对纳税人不同来源的收入实行综合计算征收；坚持对不同性质的收入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所列举的特定收入项目按特定税率和办法课征。此外，它还有稽征方便，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偷、漏税的特点。（2）进一步规范税前扣除。我国《个人所得税法》采用统一固定数额的费用扣除，这种税前扣除办法虽然简单，但是不能起到公平税负的作用。对纳税人不同的应税所得，应规定不同的费用扣除，随着国家物价水平、汇率等的变化，规定浮动的生计费用。（3）税率调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了三种适用税率，一是工资、薪金所得的适用税率；二是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5 ％至35％

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其余应税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税目分为十一类，其中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对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采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规定的最高税率为45%.从各国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的趋势来看，45% 的税率是过高了。据测算，我国工薪收入者扣除800 元费用后，缴纳个人所得税者约为1%，而1%的纳税人中，大部分只适用5%和10% 的两级低税率。可以说第五级至第九级税率意义不大，适用者甚少，却使我国税制空背高税率之名。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今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能适用第五级（月薪4万元以上）以上税率的纳税人亦为数不多，故有必要适当降低税率。

在企业所得税方

面，从税制看，现行税制只统一了内资企业的所得税，并没有将内资企业所得税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合并，一些税收优惠措施只能由涉外企业享受，外商企业所享受的是一种“超国民待遇”。这作为一种过渡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从长远意义来看，税收优惠措施对吸引外资的作用将会逐步减弱，不利于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不利于内资企业和涉外企业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妨碍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施政文：刘剑文教授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可税性，即税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二是从社会公平出发，阐述了对我国所得税改革的一些见解。下面有请刘桓教授。

刘桓：我主要说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税制与世界各国是不同的。不同税制的选择不是一项简单的技术问题，它的选择与很多因素相联系，如一个国家自身的政治、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民的觉悟意识，除此，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民俗也有相当大的关联。世界各国对税制模式的分类，大体有以下几种：

1.“盎格鲁撒克逊型”，以直接税也就是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国际上选择这一税制模式的主要是那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占居主要地位的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像美国的所得税就占到税收的85%.这一税制模式能较好地发挥收益税的优势，更好地实现税收公平原则，保持收入的稳定，更直接地体现政府的行政意图和目标。

2.拉丁、欧洲型，这是以增值税等间接税（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选择这一税制模式的多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对较低，经济管理尤其是税收管理水平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如爱尔兰、芬兰、印度、泰国和中国等国。这一税制模式能较好地发挥流转税易征收、好管理、能保证财政收入的优势，能更好地体现税收的效率和中性原则。

3.日耳曼型，国际上也称之为中间型，是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的税制模式，所得税与流转税二者都不偏废。选择这一税制模式的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和丹麦等国。这一税制模式是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因此，更能兼容直接税和间接税各自的优势，更好地体现税收的各项职能和原则。

我国目前实行的税制属于第二种，主要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比重较少。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不同的，总的来说发达国家，其流转税的比重较小，而发展中国家所得税所占比重则比较小。

第二，关于个人与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关于近期税改的方向，可以参照十六届三中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在完善财税体制提出近期（本届政府）的七大任务：

（1）实现增值税的转型，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2）改革出口退税制度。（3）“两法合一”，即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两条税法必须合并。（4）

完善消费税，适当扩大税基。（5）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6）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

（7）推动农村税务制度改革。税收与人民的利益休戚相关，国家选择税收，人民选择政府。

然而，虽然税收特别是所得税的征收对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就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并不能对此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社会公平不公平不是由税收制度的完善与否决定，一个好的完善的税收制度也不能保证社会公平。真正决定社会公平的在于财富的初次分配，社会公平的实现不能仅仅看到税收制度，还应注意的税收的前端和后端。初次分配决定了不可能实现结果上的公平，及时通过所得税的调节也一样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对所得税改革所能带来的不用抱太大希望。

施政文：

刘桓院长强调了要素分配，认为要素分配是社会公平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不能对所得税改革寄予太多的希望。对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刘院长持的是一种比较悲观的态度。下面我们有请人民大学的徐孟洲教授作精彩演讲。

徐孟洲：

谢谢施教授，谢谢各位老师同学。关于所得税改革与社会公平，我主要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呼唤社会公平。任何社会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而要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减少矛盾，协调各种矛盾，均衡各方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财富分配公平，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平。社会公平的实现将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就要求法律制度能为之提供保障，实现交易、竞争、分配的公平。所谓公平，就是指处理事务时，能够一视同仁，不偏不倚。法律的精髓就是公平正义，这又包括实质公平与形式公平，形势公平是必要的，实质公平更是我们始终追求的目标。目前除了强调形式上的平等之外，我们还得要追求实质上的平等和公平。这种要求反映在税法上就要求税收法律制度能够保障税收公平，即公平税负，也就是国家征税要使各个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各个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均衡。

第二，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防止分配不公，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其中，直接税，主要是所得税，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更是明显。它对于调节收入分配、公平税负、缓解社会分配不公、增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保证财政收入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对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大的。

第三，改革和完善我国所得税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任务。对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我是支持刘桓教授的观点的，就是在实现社会公平上，不应对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给予太大的期望。社会不公是与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紧密相关的，比如“灰色收入”，就不是税法所能规制的。另外社会公平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也是相关联的。我认为应当首先惩治腐败，规范“灰色收入”，然后再来规范个人所得税。对于企业所得税我也是主张“两税”合并，消除内外差异、内外矛盾，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也是我国所得税法改革的必然趋势。

至于两税合一，是否需要有一个过渡期，这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两税合并的方案之所以迟迟不能成行，最大的阻力就是地方对外商撤资的担忧。但是否两税合并之后真得会造成外资的萎缩还是值得研究的，当初给外资以税收上的优惠，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外资，事实证明，这的确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商的吸引渐渐转向良好的投资环境，转向市场、销路、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税收则退居其次。底美国通过了本土投资法，通过降低所得税税率来吸引广大的投资商投资于本国，吸引海外资金的回流，从而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名义税率是15% ，实际税率是11%.而内资企业目前的名义税率是33% ，实际税率为23% 左右。无论是名义税率，还是实际税率，内资企业的税负都是外资企业的一倍。长期以来，内外企业所得税不统一，税负不均等，给国内企业造成了过重的负担，也是造成

我国企业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两法合并的步伐应加快进行，建立规范、统一的法人所得税法。

施政文：

听完了三位教授各自的观点，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刘桓教授，对我们的所得税法改革持悲观态度，认为不应抱太大希望；另一派就是刘剑文教授和徐孟洲教授，他们都主张我国的所得税法应进行改革，并且也是对此抱有希望的。在我们的法学研究中，有“应然”与“实然”之分，从规范分析到实证分析。在下面的回合，我们希望能看到两派的交锋。我们今天就从“应然”的角度出发，进行规范分析，请三位教授再谈一下公平与效率之间，纵向公平与横向公平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还是有请刘剑文教授。

刘剑文：

对于所得税改革与社会公平的关系我还是基本上同意这位刘教授的观点的。

的确现在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不是靠所得税法的改革所能解决的。我们的经济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还很不完善，社会公平的实现还有待于“吏治”改革。像现在好多省已经免征农业税，但是农业税的取消并不能解决农村所存在的问题。因为农村矛盾更多的表现为干群矛盾。对于收税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奉行的都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我认为在所得税上，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应该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完善，首先应该是税法要素的科学规范。纳税主体来说，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纳税的，但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主要包括个人和家庭。从公平角度来看，以家庭为纳税主体对非劳动收入如股息、利息、红利会较公平地对待，因为以个人为纳税主体时对这些所得的源泉扣缴根本不考虑其实际纳税能力，在以家庭为纳税主体的情况下将这些所得并入家庭总收入再对某些项目进行扣除，能更好地体现综合纳税能力。

对于征税对象和税率这两个要素的规定，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现阶段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对象分为十一类，其中工资、薪金所得纳税占70％以上，这个现象是不合理的；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税率档次过多、最高边际税率也过高；对于偶然所得的税率为20% ，而工薪所得的税率却可高达45% ，对于勤劳所的要征收如此高得税，是不利于鼓励纳税人勤劳致富。税前费用扣除也需要进一步规范，近年来中国相继实行了医疗、住房、教育等改革，这些改革使得老百姓支出加大，标准扣除太低，已经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和财政的需要。不同的纳税人取得不同的应税所得，所花费的成本和费用不相同，故费用扣除应有所区别。此外还要考虑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就东部和中西部发展水平确定一个发展指数，正确制定不同的扣除标准。法定扣除还应考虑家庭负担的差异，应该制定出有赡养父母的家庭和不需要赡养父母的家庭不同的扣除标准。因此，《个人所得税法》对生活费给予的扣除，不应是固定的，而应是浮动的，即应随着国家汇率、物价水平和家庭生活费支出增加诸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应该统一中外纳税人的扣除标准。虽然所得税在社会公平中扮演的角色有限，但是也应重视。

刘桓：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应当是效率第一。这涉及到对公平如何定义的问题。不同的人对公平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马克思说过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所以从事复杂劳动的人获得比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多一些说得收入是应该的。这还涉及到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博士生毕业之后为什么要求工资高，因为他要弥补自己三年所丧失的机会成本。一般而言，一个社会中的年轻人更注重对效率的追求，而老年人和尚未有工作的人则对税法的公平期望更高，但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社会发展需要年富力强的富人积极投资，为其他人创造就业机会和为国家增加税收而来推动。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人课以近乎没收的高税率，再由国家进行低效率的投资，这对社会效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是不利的。税收有很多种，不同的税种有不同的分工，所得税应该体现社会公平。个人所得税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是要推敲的。个人所得税即使在调节的过程当中，也有两面性，也就是说在实行公平的同时，也可能伤害纳税人投资的基础或者是他的积极性。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并不是无限的，美国的麦克尔。博斯金来中国的时候谈了一个问题，世界税制改革的潮流，个人所得税似乎并不是最优的，因为它可能影响到投资行为，对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大企业家，政府按百分之七八十征税的话，微软的公司可能早就没有了。公平不公平，不仅要看个人收入的高低，要看他的钱怎么花。对于有钱的人，不仅要调节收入，更主要的是要调节支出。

支出的方式不外乎两种，投资和消费。“杀富济贫”，牺牲效率来换取暂时的公平是不明智的。解决这个问题靠社会各界引导企业家把钱拿出来投资。所以我们鼓励投资可以让他少交税。税收的本身就有导向作用，而且这个导向的作用还非常重要。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税收让私营企业主多投，多投资对社会是有利的。

如果不投资而去消费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消费税来进行调节。我们要学会把握人们的纳税心理，利用人性化的设置，利用人类的贪婪、愚昧来达到税收的目的。

施政文：

感谢刘教授。下面请徐孟洲教授为我们阐述他在这问题上的观点。

徐孟洲：

说到税收的公平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税收本身是公平的吗？大家都知道税收是国家征税机关无偿、强制征收的。既然是无偿、强制的，就难说是公平的。所以税法被称为是“侵权”法，当然侵权两个字是要加引号的。什么是公平，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在处理事务时，一视同仁，不偏不倚。至于公平的衡量标准，也不是绝对的，这个标准是有它的发展阶段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标准，这是与历史传统有联系的。在众多标准中，“受益标准”应该是最重要的，以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多少作为衡量公平的标准。谁受益谁付费，谁受益谁交税，这是公平的。比如说车船使用税，当然是那些有车的人才用缴纳。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能力标准”，就是以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作为公平标准。如何判断纳税能力，在理论上又有“客观说”和“主观说”之分。按照客观说，纳税能力应依据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或支出等客观指标来确定。而主观说则强调纳税人因纳税所感到的效用的牺牲或效用的减少应相同，或者纳税后的边际效用相同。

税收效率是税收学中与税收公平同等重要的原则问题，就目前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来说，税率是应当降低的。税负太重，使经济落后的原因，太讲究公平福利了，就难免会丧失效率。只顾公平，不讲效率也是不行的。比如，瑞典的税率是很高的，所以爱立信等比较大的企业就将自己总部搬出瑞典，这对瑞典的.经济来说应该不算是件好事情。

税收效率除了经济效率外，还包括税收的行政效率。我们在征税时也要考虑到成本问题，充分考虑这个税制的开通是对经济的促进还是阻碍。我们强调公平的同时也应反对绝对公平、平均主义。个人所得税如何才能体现公平呢？首先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申报，夫妻可以选择是单独申报还是两

个人联合申报；税制改革要求由于一个度，拿遗产税来说，提的抬高就会影响效率的发挥。另外我们的费用扣除额也应当予以增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人把费用扣除额经常称为“起征点，这是不对的。起征点和免征额还是不同的。

总的来说，在一个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发挥一定的效率促进作用，对于公平也应当恰当处理，公平与效率应该兼顾。至于哪个更优先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良税、恶税的评判标准，也就是：判断一个良好税收体系的第一标准是公平，第二个重要标准是效率。我认为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施政文：

听完了三位教授对公平与效率的看法，相信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启示。税收公平主义是税法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是税法一直追求的目标。

我国目前也掀起了税制改革的狂潮。刘建文教授目前也正在组织一个税法的国家研讨会，我们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研讨会的一些信息。

刘剑文：

我想先对刚才的公平效率问题再说两句。首先我想说的是我国税收体制的内部安排上，收益的分配，收益的分享都是不公平的。特别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现在有很多税收都是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地方所剩下的就已经很少了。毕竟公平是相对的，不公平才是绝对的。另外，所得税的内部也是不公平的，不同的税种之间，内外企业之间，都是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的。其实遗产税是对所得税的一个补充，它将有助于所得税更好的实现社会公平，协助解决社会不公。但是遗产税何时出台，怎么出台，这都还是一个问题。税法是极其复杂的，一部法律是复杂了好还是简单了？当然是复杂了好，只有复杂了我们这些人才有事情干，才有饭碗。税法具有很强的国际性。美国是判例法国家，但它的税法却是成文法。我们这次要组织这个研讨会，就是要遍邀世界各国的税法国家，让他们了解中国目前的税收法制，我们也希望从他们那里借鉴一些国外税法的理念，为我国的税法改革有所助益。能够制定一部好的税法，应该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税法，是宏观调控法，一般都是将其划归在经济法内。但我认为它是一个综合法律部门，它跨越了宪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国际法，是全方面、多角度，多部门、多学科的综合法律部门。它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而不是从属于经济法。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经济法，只是认为税法应当单独出来作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我们在研究法律时，应该避免受到法律分科的限制，就像一个律师拿到一个案子，他不会想这个案子时属于哪个法律部门的，而是找出其中所有的法律问题，来进行解决。我们在进行研究时也应当这样，我们应当打破部门法的界限，以问题为中心；也应打破国内法、国际法的界限；还应打破理论与实践的界限，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最后应该打破历史与现实的禁区。

施政文：

对于所得税改革，牵涉到一个界定问题，就是所得税应该是“富人税”还是“穷人税”呢，当然还有俄罗斯的“单一税”。对于这一点我们请刘桓局长讲一下他的看法。

刘桓：

就像公平具有相对性一样，税制的优与不优也是具有相对性的。我认为个人所得税法既是富人税，也是穷人税，看从什么角度来看。因为它要向富人征税，所以说是“富人税”，而它要帮助穷人，所以又是“穷人税”。税法改革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要有一个出台的好的时机。并且我们认为一部好的税法不应该不太过复杂，而应当简化，否则复杂的税收机制带来的就是税收成本的高昂，这也不利于效率的实现。立法越复杂越完善，在实践中就越难做得到，这要考虑到现实中的可行性问题。

施政文：

刘教授的主张就是简化税制。在税收征管上，目前我国主要有两种方式，即自行申报和代扣代缴，这两种方式都是存在着问题的，我们请刘剑文教授谈一下对完善税收征管的看法。

刘剑文：

我国目前实行的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征收方法，申报、审核、扣缴制度等都不健全，征管手段落后，难以实现预期效果。自行申报制度不健全，税务部门无法对个人收入和财产状况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资料，许多达到征税标准的纳税人可以轻易地逃避纳税义务。代扣代缴难以落实，在实践中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制约和保障，使税法的相关规定难以落实。自行申报体现了主权在民，这里还涉及一个税务机关的性质问题，究竟税务机关只是一个收税的行政机关还是一个执法机关，这个定性是很重要的。拿完税凭证来说，目前实践中的做法是纳税人索取税务机关才给，但完税凭证的交付究竟应该作为纳税人的一项权利还是税务机关的一项义务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我认为税务机关的性质应该有两个，一是依法收税的机关，而是为纳税人服务的机关，税务机关的权力来自人民授权决定其必须为纳税人服务。

施政文：

谢谢刘剑文教授。下面请徐孟洲教授为我们谈一下税收优惠政策问题。

徐孟洲：

我国目前的优惠政策是很复杂的，对企业的优惠不一，乱、多、碎，并且在执行中走样。各地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就必须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因为引进外资的多少是衡量其政绩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于是就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导致了优惠政策的混乱和随意。要纠正这一状况，对于税收优惠政策在立法上应当予以明确，在执法上应当进行统一。给外商一定的优惠是应该的，就像我们给残疾人一定的优惠一样，但是应该有个度，有个时机，应当规范化。

税法的确是一个综合法律部门，也可以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但其性质是政府主导型的，将其拉入经济法的体系也是自然的，我不主张将其从经济法的体系中划拨出去。所得税的改革不应当是单独的，应该与财产税、流转税的改革相联系，避免重复征税，做到配套完善，才能相互促进，更好的促进税制发展。

于法大民商经济法律网・高峰对话栏目

刘剑文刘桓徐孟洲施政文（高晓燕整理）

篇2：分配正义与个人所得税法改革

分配正义与个人所得税法改革

施正文

一、分配正义与税收调节

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美德和崇高理想。虽然“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但正义的基本含义是各得其所，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和古罗马的很多法学家就奉行这种正义观――“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永恒的愿望”，正义就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意向”。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正是将平等的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两类，而在对财富、荣誉、权利等有价值的东西进行分配时，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对待，对相同的人给予相同的对待，就是分配正义。分配正义的复杂性，还在于政府是否和如何介入分配问题，以哈耶克、诺齐克等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反对任何以“社会正义”之名干预经济秩序乃至整个社会秩序，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平等自由主义则坚信通过实施“分配正义”可以保障公民的自由与平等地位。[2]尽管理论上存在分歧，但由于市场分配失灵，各国都根据本国国情，相机运用国家强制手段进行再分配，以保障基本公平正义和构建和谐美好社会。

法是促进和保障分配正义的制度保障。“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是善和正义的艺术”。法律通过把指导分配正义的原则法律化，并具体化为分配关系中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实现对资源和利益的权威和公正分配。而作为以税收负担分配为规制对象的税法，则将按纳税能力平等课税的量能课税原则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不仅如此，各国都在发挥税收组织收入职能的同时，重视运用税法调节分配和稳定经济，以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在经济社会转型和快速发展中，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和财产贫富悬殊的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正在考验着我们的执政能力。我国分配领域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两个比重”偏低，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的93.79%下降到的83.49%，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94年的62.18%下降到20的57.92%，反映了在生产要素收入结构中劳动要素的比重偏低、居民收入相对于企业和政府收入的比重偏低。[3]与此同时，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逐年攀升，目前可能已经超过了0.5，已大大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

导致中国目前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在初次分配中，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政府与市场界限不清、垄断行业改革滞后、国有资源补偿制度不健全，[4]使得不同阶层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巨大，初次分配出现了严重的贫富悬殊，这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在第二次分配中，一是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缺失，最主要的是现行税制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从税收规模上来看，以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为主体的间接税的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70%，而间接税实行比例税率，除了消费税实行差别税率外，其他间接税不仅不具有调节功能，还具有累退性。而直接税不仅收入规模小，税制公平性也不够（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具有调节功能的税种也缺失，例如我国至今没有开征现代意义上的房地产税和遗产税，对财富存量调节严重不足。另外，税收虽然是一种有效的分配政策工具，但它本身具有局限性，税收管收不管支，能“劫富”而不能“济贫”，可以“抽肥”但未必能“补C”。二是财政支出不公平，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太低，仅为10.87%；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没有发挥调节地区收入差距的分配功能；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严重不均，加重了农民负担，也致使城乡差距扩大。[5]我国第三次分配总体上规模过小且缺乏统一组织，再分配功能极为有限。据统计，美国慈善捐赠人均870美元，而我国最富裕的上海，同年人均捐款仅为1.7元人民币。[6]

尽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个人所得税都具有较强的再分配功能，但由于税制和征管的原因，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在公平性上严重缺失。一是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公平性先天不足。根据纳税能力标准的量能课税原则，“所得应该是一种综合性收入（所得），即无差别地合并一切来源的收入，在此基础上适用税率进行征税。如果没有这种综合性，累进税率就不可能达到目的，不可能适应根据纳税者能力征税的要求。”[7]但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却将所得分为11类，每类所得的扣除标准、适用税率和计税方法都不同，必然出现不同所得之间的税负不公平，更无法按照综合所得统一适用累进税率进行调节了，同时还为纳税人通过转换所得类别进行避税提供了空间。二是现行费用扣除没有考虑纳税人赡养情况、健康情况等家庭负担因素，而是采用“一刀切”的办法，不能体现宽免扣除的个性化要求，违背了量能负担原则。三是税率结构不合理，工资薪金所得的累进税率要高于生产经营所得适用的税率，利息、股息、红利、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资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导致劳动所得的税负有时会高于非勤劳所得。45%的最高边际税率不仅税负过高，由于征管难度大，其实际征收效果也不佳，反而使高工薪者税负降低。四是征管能力欠缺，进一步放大了税制本身的缺陷，导致个人所得税出现了“逆向调节”。由于工资薪金所得收入透明，实行代扣代缴，征管较为到位；而高收入者的收入多为利息、股息、财产转让所得等资本所得，收入渠道多而隐蔽，在控制上比劳动所得难度大，偷逃税比较严重。征管执法中的不平等，出现了富人比穷人少纳税的情况。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是在1994年修订后的《个人所得税法》中确定的，以后又经过了年、20、年、20和的5次修改。但这些修改，都主要围绕费用扣除标准的调整，即使是206月30日修订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也只是在提高费用扣除标准之外，增加了关于工资薪金所得和生产经营所得的税率结构调整等内容，并没有涉及到更为重要的实行综合所得税制的问题。因此，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核心问题并未解决，需要我们从功能定位和税制转型的高度，科学建构个人所得税法的基本制度，以发挥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

自1799年英国首次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个人所得税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普遍开征的税种，其税收制度也在不断发生演变，并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纷纷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改革，经济全球化又使得各国税制表现出较强的趋同性。因此，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比较研究，把握其发展趋势，对我国正在进行的个税法改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税收收入规模大

从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来看，世界大多数国家个人所得税都是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发达国家成为主体税种。以1986――1992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平均比例来看，美国为46%，英国31%，澳大利亚56%，日本39%，德国15%。同期发展中国家的非洲国家平均为11.4%，亚洲国家平均为12.7%。从OECD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占GDP比例来看，――20平均值为10.9%。[8]较大规模的税收收入，有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功能。

（二）适时调整功能定位

从功能定位视角来看，个人所得税制度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筹集收入的个人所得税。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在最初开征个人所得税时，都是以筹集战争经费为主要目的，且战争结束后就停止征收。第二个阶段是筹集收入、调节分配和稳定经济并重的个人所得税。这一阶段，个人所得税筹集收入的功能继续得到加强，通过提高累进税率和对低收入者的减免税，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中发挥重要作用，累进税率也使其成为经济发展中的“自动稳定器”。第三个阶段是提高税制竞争力的个人所得税。由于税率提高带来更多的逃避税，促进公平的目标事实上也没有实现，而税基的国际流动性降低了高税率税制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各国普遍进行了以“宽税基、低税率”为特征的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以致于公平原则常常让位于国际竞争力原则。[9]

（三）普遍实行综合所得税制

综合所得税制是将纳税人的各种应税所得合并在一起，减去扣除项目后，再统一适用累进税率进行计征。它较好地考虑了纳税人的综合纳税能力，体现了税收公平原则，能够有效调节收入分配。据统计，在11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87个国家（地区）先后采用了综合所得税制（或以综合为主的混合所得税制），比例高达80%。[10]并且是否实行综合计征，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显着关联，诸如新加坡、泰国、墨西哥、印度、越南等都实行了综合所得税。需要指出是，最近20多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出现了多元化趋向，一些国家尝试采用了二元所得税或单一税，但综合所得税仍然是各国普遍实行的税制模式。

（四）降低税率和拓宽税基

“低税率、宽税基”是世界税制改革的基本特征。OECD国家――年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由46.51%下降到41.94%，而实行二元所得税的国家则对资本所得采用较低的比例税率。税率级次也在减少，税率结构朝着扁平化方向发展，大多数国家的税率级次为3――5档。在降低税率的同时，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减少对经济扭曲，个人所得税的课税范围不断扩大，各国都减少了种类繁多的减免税、特别扣除、退税等，资本利得、附加福利等也纳入税基，增强了税制的中性和效率。[11]

（五）源泉扣缴与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管机制

建立与税制相匹配的征管机制是各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基本特征是实行源泉扣缴与自行申报相结合。对于工资薪金等大多数所得，凡是适宜源泉代扣代缴的，都实行扣缴制度，对不适用源泉扣缴的也在取得收入的同时要求其预缴税款。同时，各国普遍实行自行纳税申报制度，包括日常自行申报和年终自行申报。为了督促纳税人诚实申报，要求所得支付方有义务向税务机关进行信息申报，并配合优质纳税服务和严格税务稽查，大大提高了纳税遵从度。

三、分配正义与个人所得税法的功能定位和模式选择

（一）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定位

在现代复合税制体系中，个人所得税不仅是很多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主体税种，也是最具有良好收入分配功能的税种。在三大类税收中，商品税一般不具有收入调节功能，所得税和财产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较好，其中所得税调节财产流量分配，财产税调节财产存量分配，二者相互配合，矫正所得及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由于一般实行综合所得税制，将各种来源的收入汇总计税，并考虑纳税人的家庭生计因素实行相关扣除和减免，在此基础上采用累进税率，达到高所得者多缴税、低所得者少缴税或不缴税的目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个人所得税可以在大规模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对社会成员收入分配进行有效调节，是各国普遍重视的政策工具。并且，各国根据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情况，相机调整政策目标，以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的作用。

我国现代化建设已进入“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相伴的发展阶段，收入差距和财富分配呈现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威胁社会和谐的焦点问题。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宏观调控和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央十分重视并专题研究了收入分配问题，有关部门也正在起草收入分配调节方案。[12]《十二五规划纲要》第32章专门规定了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因此，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化，既需要调整初次分配中政府、居民和企业三者关系及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关系，也需要调整二次分配中居民间分配关系。[13]而个人所得税正是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政策工具，加上我国现在缺乏对财富存量进行调节的房地产税和遗产税，流转税又存在的累退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目标应当在发挥其组织收入和稳定经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同时，在逐步提高其收入规模的基础上，侧重于强化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但是应当注意的是，税收理论告诉我们，不同税种作为政策工具在收入分配和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是以其收入规模为基础的，某一税种获取收入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作为政策工具的力度和效果。如果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规模很小，即使其全部由高收入阶层负担，对整个收入分配调节作用也有限。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近年来呈较快增加态势，但的收入也只有3949亿元，占税收收入和GDP的比重分别为6.6%和1.2%，不仅低于OECD国家平均30%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8%的平均水平。由此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规模偏小，比重偏低，征收面偏窄，严重制约了其收入分配功能的发挥。

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可以通过增量调节和存量调节两个路径。[14]增量调节是在保持税制结构基本稳定和个人所得税收入比例不变的前提下，调整高中低收入者之间个人所得税负担的分布。增量调节的基本思路是将个人所得税设定为“富人税”，通过实行综合税制改革，大幅度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将大多数工薪阶层排除在纳税人之外，对高收入者实行自行申报。这种改革控制了纳税人数量，可以克服征管条件约束问题，改革初始成本较低，但由于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过小的问题，收入分配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存量调节是通过降低间接税规模来扩大个人所得税收入比重，不仅在个人所得税内部进行存量调节，而且在整体税制结构上提升直接税比例，可以从根本上提升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20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货物与劳务税（流转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0%。这种税制结构不仅不具有调节收入功能，还使我国整体税制具有较强的累退性。同时，由于间接税具有转嫁性，使得我国消费品价格较高，造成消费不足，甚至促使国人出国购买消费品；鼓励出口而抑制进口，是对外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15]因此，既然我们定位了有效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就要按照顶层设计的思想，从税制结构转型的高度来规划和审视个税改革，在转换税制模式、扩大征税范围的同时，推进增值税等间接税改革，降低其税收负担，为个人所得税改革留下更大空间。只要我们把握好改革的节奏和时机，科学设计税收制度，权衡各方利益关系，个人所得税改革将成为我国税制结构、经济结构乃至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契机，值得研究和尝试。

在重视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其有限性。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规模提升、税制模式转型和征管能力建设都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个人所得税也只能对收入（财富流量）进行调节，国际税收竞争也限制了高边际税率的采用。而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极为复杂，初次分配失衡是更为主要的原因。所以，必须对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功能有一个理性认识，不能寄希望个人所得税“包打天下”。在发挥税收调节职能的同时，要完善市场体制，在初次分配中尽量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要强化政府社会保障责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特别是要履行提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责任，从起点上增强居民获取财富的能力。[16]

（二）个人所得税的课税模式选择

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的课税模式分为三种：综合所得税、分类所得税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所得税（混合所得税）。综合所得税是把纳税人全年各种不同来源的所得进行汇总，在作法定宽免和扣除后，按照累进税率统一计征，代表性国家是美国。其优点是能充分体现量能课税原则，无论是横向公平还是纵向公平都得到了很好体现；缺点是计税依据的确定比较困难和复杂，遵从和管理成本高。分类所得税是把所得按其来源和性质分为若干类别，对不同类别的所得分别扣除费用并适用不同税率进行计征，代表性国家是中国。其优点是可以对不同所得实行差别待遇，对征管要求低；其缺点是不符合量能课税原则，并容易产生避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所得税是将分类所得税制和综合所得税制的优点兼收并蓄，实行分项课征和综合计税相结合，代表性国家是日本，其“所得税法按照源泉或性质，把所得划分为利息所得直到杂项所得等10种类型。这样划分是考虑计算各种所得过程中其税负能力的不同。显然是分类所得税的一种残余，但另一方面，由于所得税法规定把各种所得金额合计后适用一种税率表，因此可以说我国税制基本采用了综合所得税制。”同时，“在综合所得税制中，对特定种类的所得不与其他种类的所得合计而实行分离课税，这种课税方式称为分离课税。分离课税目的在于对特定所得放宽适用累进税率。”[17]混合所得税制模式既较好地体现了税收公平原则，又能适应税收征管条件不完备的税收环境。在所得税发展的早期，由于人的扣除制度不发达，或者说实行比例税率的时代，分类所得税实行最为普遍。随着所得税制度的不断发展，各种统一的人的扣除制度以及累进税率被采用，应该按照个人的综合所得多少纳税被认为是公平的，综合所得税随之取代了分类所得税。但由于其本身的缺陷，实际上很多国家并未实行纯粹的综合所得税，而是兼具部分分类所得税的特征。特别是近30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资本加速流动带来了税基的高度流动性，各国纷纷对资本所得采取轻税政策，并对综合所得税进行改革尝试，突出表现在二元所得和单一税的实行。二元所得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早在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实行，它将个人收入区分为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对资本所得课以比例税率，对劳动所得课以累进税率，而且对资本所得课税的税率等于对劳动所得课税的最低档次税率。[18]继北欧四国采用二元所得税后，奥地利、比利时、希腊和意大利推行了与二元所得税十分接近的课税模式。美国、日本、德国等也在研究推行二元所得税改革方案，如美国在布什减税方案中采取临时性措施，对原来要缴纳综合所得税的股息所得，按5%或15%的税率纳税；另外，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资本收益也单独按比例税率纳税。上述国家采用二元所得税改革的原因，是该税制模式对资本所得征收较低的比例税率，可以消除累进税率对经济的扭曲，可以减少对高储蓄纳税人的歧视，减少税收套利行为，降低通货膨胀导致虚增资本所得的税收负担。单一税是以来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在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中采用的课税模式，其特征一是单一税率，对劳动所得和其他各类所得都平等适用单一的比例税率；二是消费税基，以全部所得扣除储蓄后的消费额作为税基；三是整洁税基，取消大部分税收优惠，使税制更加中性。单一税简化了税制，降低了征纳成本，较低的比例税率提高了纳税遵从，受到人们的好评和重视。

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中，税制模式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定位。我国是目前国际上极少数实行典型分类所得税制的国家，其税制自身在科学性和公平性上的缺陷，严重影响了个人所得税再分配功能的发挥，甚至产生逆向调节效果。由分类所得税制向综合所得税制转型已成为共识，但对于具体选择什么样的综合税制尚存在分歧。[19]月中央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这一改革目标一直被后来的决策部门所确认。但在对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所得税制是过渡目标还是终极目标，是否应当采用二元所得税或单一税等问题上还存在争论。需要指出的是，在理论和逻辑上，所得税模式实际上只包括分类所得税和综合所得税两种，纯粹综合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所得税、二元所得税、单一税在本质上都属于综合模式，只是综合的特征和程度不同而已，它表明综合所得税制在具体实现形式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笔者认为，在确定我国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时，必须统筹考虑侧重于发挥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符合我国征管条件、顺应国际改革趋势等因素。纯粹的综合所得税对征管条件和纳税遵从有很高的要求，我国目前尚不完全具备这一配套条件；纯粹综合所得税不区分所得类型统一适用税率也存在公平性问题。所以，纯粹综合模式不适合我国，在国际上被实行的也很少。实行二元所得税的国家是在其综合税制的基础上改进的，与我国在分类税制基础上改革并不相同；西方推行二元所得税是为了降低资本所得税负，提高税制竞争力；而我国是要侧重发挥个税调节功能，解决资本所得课税轻于劳动所得课税问题，因此二元所得税也不能采用。单一税的确有助于简化税制和促进税法实施，在俄罗斯等国家获得了阶段性成功，[20]但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个税收入、经济政策等与俄罗斯不同，实行单一税意味着将完全放弃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这与我国当前国情和所赋予个人所得税的功能是背道而驰的。而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既发挥了按收入多少进行纳税的量能课税原则，又可以对某些所得实行分类课税，给未来对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税收政策的调整保留空间，与我国税收征管环境也比较配套，符合各国个人所得税发展的实践和潮流。所以，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模式应当选择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课税模式，并将它作为税制改革的长远目标，结合实际进行制度创新，乃至形成中国式综合课税模式。[21]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所得税制又可以分为交叉型和并立型两种类型。交叉型混合所得税是对各类所得扣除必要费用后，按比例税率实行分类征收，纳税年度结束时，再汇总全部所得，统一扣除费用后按累进税率计算全年应纳税额，分类征收的已纳税款允许抵扣。并立型混合所得税是对部分应税所得项目按比例税率实行分类征收，其余应税所得在取得时实行源泉扣缴，到年终时予以综合再适用累进税率征税，分类征收的已纳税款不允许抵扣。交叉型更接近于综合所得税制，但税制比较复杂，征收难度大，实行的国家很少。并立型形成分类（或分离）征收与综合征收互不交叉的并立结构，税制比较简单，又可以量能课税，征管也较为方便，我国应当采用并立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个人所得税制。现在关键是如何科学界定和划分综合所得与分类所得，这是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参照若干标准进行划分：一是按照所得性质分为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二是按照费用扣除分为有费用扣除所得和无费用扣除所得；三是按照所得源泉分为经常性所得和临时性所得；四是按照所得控管分为容易控管所得和难以控管所得等。就我国实际情况看，在改革初期可以同时采用多个标准，将工资薪金所得、生产经营所得、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经常性、容易控管所得纳入综合征税范围（他们多数属于勤劳所得和财产所得）；将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偶然所得等非经常性所得实行分类征税（多属于投资性、无费用扣除和不易监管的所得）。[22]以后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变化，再相应调整综合征收适用所得的性质和范围。

四、科学设计侧重公平的个税实体制度

在确定了我国个人所得税侧重公平的功能定位和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课税模式后，如何据此科学设计税收实体要件，是当前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关键内容，主要包括费用扣除的标准和方法、税率结构和水平、征税范围、与企业所得税的协调等。

（一）费用扣除

费用扣除是影响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的核心要素，较之分类课税模式，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课税模式在费用扣除方面应当体现更高的公平程度。除了在分类征收所得项目中继续采用现行税法的扣除规定外，重点是重构适用于综合征收的新的扣除制度。概括来说，应当扣除的费用包括成本费用类、生计费用类和特殊政策类费用（如公益捐赠扣除）等三类。成本费用类扣除是与取得应税收入相配比的交易或经营性费用，这是为了体现个人所得税按纯所得课税的特点而设置的费用扣除，例如劳务报酬所得应当扣除交通费，个体私营业主生产经营所得应当扣除有关成本、费用和损失，财产租赁所得应当扣除修缮费等。成本费用类扣除在不同纳税人之间差别很大，应当采用据实扣除的原则。在美国联邦所得税法中，这类扣除属于计算调整后毛所得（Adjusted Gross Income）之前的扣除。[23]

费用扣除制度的核心是生计费用扣除，是纳税人维持基本生活所支付的费用，在美国联邦税法中称为“调整后毛所得”之后的扣除，包括宽免和标准扣除或分项扣除（两者中较低者）。为了体现分配正义，我国对于综合征收中生计费用扣除，应当摒弃现行“一刀切”的定额或定率扣除制度，采用基础扣除和特别扣除相结合的个别扣除法，以反映纳税人的实际情况，体现“以人为本”精神。[24]基础扣除是维持个人基本生计费用的扣除（在美国叫做“宽免”），以个人为单位确定扣除数额。基础扣除除了个人基础扣除外，还包括抚养基础扣除，即纳税人个人抚养小孩和赡养老人的扣除（无工作配偶也适用抚养扣除），并应当适用与个人基础扣除相同的标准。所以，如果联合申报的一对夫妇抚养一个孩子，则他们可以得到3份基础扣除。特别扣除是考虑纳税人个人和家庭特殊情况的社会福利性扣除，包括缴纳的社会保障费用、大病医疗支出中个人承担的部分、全日制教育学费支出、住房贷款利息或租金支出等。[25]另外，纳税人发生的与雇佣活动有关的费用，例如交通通讯费用、寻找工作费用、没有被报销的商业费用、为提升劳动技能而参加教育培训支付的费用等，也应当包括在特别扣除之内。为了寻求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对于特别扣除可以借鉴美国做法，由纳税人选择适用标准扣除或分项扣除。标准扣除具有统一的扣除限额，不需要纳税人提供凭证；分项扣除需要逐项列出支出费用，并提供相应凭据。

基础扣除标准的确定应当遵循最低生活费用不课税原则，这是宪法保障公民生存权、平等权和发展权的需要，也是个人所得只有在超出其个人及家庭最低生活水准部分始有负担能力的量能课税原则要求。在日本，最低生活费用就是指满足日本宪法上“健康且富有文化的最低生活”所需要的费用。我国个人所得税生计费用扣除标准的确定也应当有比较视角、时代要求和发展前瞻。要按照我国宪法保障和尊重人权的要求，展现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形象，在确定扣除标准时适当考虑“文化”需求的费用，以保障国人对具有人性尊严的生活的正当要求，使我国人民生活有些色彩。[26]为了使最低生活费用量化，保证立法裁量权的合理行使，应当对居民基本消费支出进行统计调查和科学测算，为基础扣除标准的确定提供实证依据。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在修订个人所得税法时关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争论中，有的人提出扣除标准应当提高到5000元甚至10000元，这种意见实际上使费用扣除偏离了生计费用扣除的性质定位，是使个人所得税成为只对有限高收入者征收的“富人税”。在累进税率情况下，单纯提高费用扣除标准不仅影响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覆盖面和收入规模，影响公民纳税意识的培养，受益最多的也不是低收入者而是中高收入者。费用扣除标准还应当采用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参照发达地区生活标准来确定，并全国统一适用，以防止产生逃避税和人才不合理流动。因为各地居民维持最基本生活的消费水平差异不大，生活质量的不同才是平均消费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费用扣除标准也应当内外统一，要取消对外籍人员附加费用扣除和其他优惠扣除的规定。

在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日益成为常态的情况下，为消除其“税率爬升”而产生的增税效果，应当借鉴各国实行的税收指数化制度，建立费用扣除动态调整机制。可以在法律上授权国家税务主管部门在每年初，根据上年通胀水平（CPI），公布当年生计费用扣除标准（包括基础扣除和标准扣除）。

（二）税率结构

税率结构是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最具显示度的制度安排，是能否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核心环节。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课税模式后，对于分类征收的所得将继续实行比例税率，税率水平可维持现行的20%。对于综合征收所得，将其汇总后适用累进税率，因此，如何设计累进税率制度成为立法的核心问题。

影响累进税率制度功能的因素包括边际税率水平、级次数量和级距跨度三个方面。边际税率包括起始税率和最高边际税率两个方面。OECD国家个人所得税起始税率平均值为14.65%，其中美国、英国为10%，德国为14%；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起始税率远远低于OECD国家，如巴基斯坦0.5%、马来西亚1%、香港2%、新加坡3.5%、台湾地区6%。从国际上看，由于过高的税率容易带来替代效应，并刺激纳税人逃税，影响税制竞争力，其结果可能事与愿违，最优课税理论提出的税率设计应呈倒“U”型的观点也与此相一致。最近20多年世界税制改革的重要趋势就是降低税率，2008年30个OECD国家和13个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最高边际税率，在45%以上的国家有6个；40%――45%的国家有11个，占43个国家的40%左右；30%――40%的国家有12个；20%――30%的国家有11个；20%以下的国家有3个，几乎都是实行单一税率的国家；美国最高税率为35%。[27]在纵向公平倍受关注的情况下，提高适用于高收入者的超额边际税率可以确保累进程度的增加。关于税率级次数量，美国曾经采用过12级税率，韩国也曾采用过16级税率，但目前多数国家税率级次为3――5级，例如美国、日本为6级，英国、德国为3级。减少税率级次有利于简化税制，提高征管效率。级距跨度影响税负累进程度，级距宽可以使收入分布相邻人口税负变化平缓，而级距窄则相反。为了增加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应当增大高边际税率适用的级距跨度。

我国这次改革前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结构存在下列问题：一是起始税率适用的级距跨度小，3%起始税率适用的收入区间为0――1500元，不到扣除标准的1/2，这使得工薪所得者一旦成为纳税人很容易按较高的边际税率纳税。而OECD国家起始税率适用的收入区间平均为扣除额的8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起始税率适用收入也到扣除额的1――2倍。二是级距过密，级数偏多，应纳税所得额从1元到9000元，法定税率跳跃了3个级次、17个百分点；而从9000元――80000元，法定税率跳跃了4个级次、25个百分点，但应纳税所得额却增长了71000元。这说明低收入者适用税率的累进幅度大于高收入者，导致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税负的不公平。[28]三是45%的最高边际税率偏高，影响了我国税制国际竞争力，不利于纳税遵从。为解决上述问题，公平税收负担，提高税收征纳实际效果，我们提出如下个人所得税综合征收所得适用的税率表：

改革后的综合所得累进税率有下列特点和变化：一是将最低档次税率适用的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现行的18000元提高到36000元，扩大了其适用的低收入阶层。二是大幅度降低了中等收入阶层的税负水平，应纳税所得额在36000元至240000元之间的税率为10%和15%两档，有利于培育中产阶层。三是适当降低了高收入者的税率，最高边际税率由现行的45%下降到35%，有利于高收入者扩大投资和促进依法纳税，增强了我国税制国际竞争力。四是税率级次由现行的7级减少为5级，简化了税制。总之，改革后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税率结构和税负水平更趋合理，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得到降低，有利于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拉动有效消费。高收入者的名义税率下降，但由于高收入者来自薪酬外的更多收入由原来适用比例税率改为适用累进税率，加上纳税遵从提高，实际税负将上升。[29]因此，改革后的税率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既保持了适度的累进调节力度，又有效提升了税制竞争力和税法遵从度。

（三）其他制度

按照拓宽税基的要求，在降低税率和提高费用扣除标准以后，应当按照可税性和综合所得税基理论，[30]逐步将各类应当纳税的所得纳入征税范围，例如可考虑将部分农业生产经营所得、网上销售所得等纳入应税所得，同时清理和减少不合理税收优惠。在立法技术上，可以将对应税所得的规定由现在的正列举改为反列举，以增加应税所得概念的外延包容性。在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界定上，明确使用和区分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在对非居民纳税人判定中，将居住时间标准由现行的1年改为183天，以与大多数国家相一致，更好地保护我国税收管辖权。要重视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的协调，保持两种所得税对经营所得课税税率的大致均衡；通过采用股息扣除法、归集抵免法、分税率法等方法，减少和消除对股息、红利所得的双重课税。要结合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合理分配个人所得税收入，为改进个人所得税征管体制创造条件。

五、建立有效的征管程序制度

近20年来，为配合税制改革，OECD成员国推出了一系列税收征管改革，形成了与综合所得税制相适应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包括累计源泉扣缴制度、非累计源泉扣缴制度、预填申报制度和完全自行申报制度等四种类型。[31]其中，采用得最为普遍的是累计源泉扣缴制度，其做法是雇员需要向雇主提供自己可以享受税前扣除的各种权利；雇主据此就雇员年度内累计实现收入和可扣除费用，计算出累计应税所得和应纳税款；用累计应纳税款减去以前各期已经缴纳的税款，确定本期应扣缴的税款。在累计源泉扣缴制度下，如果雇员仅从一处取得劳动所得，雇主全年扣缴的税款基本上等于纳税人年度内应缴纳的税款，所以税法通常并不严格规定纳税人一定要进行税务登记并在年底进行自行申报。雇主会按年或分期向税务机关报送其向雇员支付的所得和扣缴税款等方面的信息，雇员通常没有信息申报义务。当前我国征管改革滞后、征管条件不具备被认为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主要障碍，由于累计源泉扣缴制度充分重视源泉扣缴并减少了汇算清缴工作量，较好地处理了源泉扣缴、自行申报和信息报告三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我国借鉴。因此，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程序制度建设的目标，应当在总结借鉴国内外征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实行源泉扣缴与自行申报相结合、以源泉扣缴为主的征管模式。

（一）健全源泉扣缴制度

支付单位的代扣代缴制度，具有从源头上控制税源、征收成本低、征管效率高等优点，是各国普遍采用的最为主要的征管手段，我国也积累了丰富的源泉扣缴经验，应当进一步完善现行的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制度。[32]凡是能够实行源泉扣缴的所得都要尽可能采用代扣代缴方式，例如对工薪所得实行累计源泉扣缴制度，以纳税人累计收入减去累计扣除计算累计应纳税所得额，乘以年度税率再减去上一期累计缴纳的税款，确定本期应扣缴的税款；工薪所得以外的综合所得，按照一定的预征率（中间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累计源泉扣缴可以避免因为纳税人年终不主动自行申报纳税带来的税款流失。在价值取向上，源泉扣缴应注重效率，例如可以只允许进行基本生计费用扣除，这样就增大了预征基数，有助于防止逃税和促使其年终申报。对于不适用源泉扣缴的所得，纳税人应当在取得收入的同时有义务分期向税务机关预缴税款。

（二）实行自行申报制度

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所得税制以后，在重视源泉扣缴的同时，对综合征收所得，必须结合实行自行申报制度，因为源泉扣缴只是初步确定了纳税人的应纳税额，纳税人最终税收负担是由年终综合申报确定的。在年终综合申报中，应当充分归并综合征收所得，全面考虑各项费用扣除，以凸显公平价值。自行申报包括日常自行申报和年终综合申报两类，日常自行申报是对不适用源泉扣缴的所得适用的申报制度，年终综合申报是根据纳税人年度综合收入计算纳税，以弥补源泉扣缴和日常自行申报的不足。考虑到年终申报对征纳双方提出的要求比较高，可以规定对具备一定条件的纳税人（如综合收入在一定标准以下或者只从一处取得收入）不进行综合申报。另外，通过利益机制诱导纳税人主动申报，如费用扣除、获得退税、加大处罚等。

（三）建立个人收入信息监控制度

如何提高收入透明度，有效监控个人涉税信息，是个人所得税征管改革的基础环节，成为征管程序制度立法的重要内容。（1）建立纳税人纳税号码制度。我国可以考虑采用居民身份证作为纳税人的个税纳税号码，归集纳税人的基本信息、收入信息和纳税信息，实行单一账号管理。（2）建立支付方信息报告制度。为解决征管中的涉税信息不对称问题，应当在法律上设定支付方的信息报告义务，支付方向纳税人支付收入并代扣代缴税款以后，应向税务机关报告纳税人的明细收入及扣税信息，并应在支付收入或纳税年度结束后的一定期间内，为纳税人开具收入及扣税情况的证明。（3）建立税务与银行等第三方信息交换和共享制度。加强涉税信息采集管理和征税协作，加快建立税务与银行、工商、公安、房地产、证券、社会保障、海关等部门的计算机联网，实现个人涉税信息的交换和共享。（4）加强对申报资料的稽核评估。为了提高涉税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应当建立纳税信息自动比对和处理系统，定期对扣缴和申报信息进行交叉稽核和评估，对虚假申报或不申报进行稽查处理。（5）大力推行非现金结算。严格控制现金交易，广泛推广使用信用卡，大额支付活动必须通过银行进行非现金结算（转账结算）。此外，要推进个人收入的完全货币化，取消或限制以发放有价证券、奖励别墅和出国旅游等形式支付工资。要严格财经纪律，打击地下经济，减少灰色收入。

（四）允许以家庭为申报单位

个人所得税的申报单位包括个人申报和家庭申报两种。家庭是纳税人生活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家庭申报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家庭负担情况，有助于实现课税公平，也有助于防止家庭成员之间的避税；但实行家庭申报会影响税收的婚姻中性，产生“婚姻惩罚”或“婚姻奖励”，家庭申报对征管的要求更高。个人申报在征管上更容易操作，不会对婚姻中性产生干预；但由于不能充分考虑纳税人个人家庭情况，引起税负横向不公平，也容易产生避税。此外，申报单位的选择对劳动供给也会产生影响。在实践中，各国都是根据本国情况，选择或调整其申报单位。我国税收对婚姻和女性就业的影响较小，为了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公平分配的功能，我国应当采用以个人申报为主、家庭申报为辅的方式，即允许纳税人选择采用家庭申报，在取得收入时分别预征税款，通过年终汇算清缴实现按家庭计税。考虑到我国的家庭结构，为减轻征管障碍，应当只允许采用夫妻联合申报一种形式，暂不允许采用其他家庭申报形式。[33]

（五）提高纳税服务水平

个人所得税综合税制改革对纳税人的纳税申报和税法遵从提出了更高要求，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尤为迫切。要增加纳税服务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将各种电话业务工作集中到省市一级税务机关，提高咨询电话的一次接通率和答复率。要切实保护纳税人权利，实行对纳税咨询答复的时限承诺制度。要采用多种服务手段并制定考核指标体系，大力发展税法服务中介机构，提高全民纳税意识。[34]

（六）加强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数量异常庞大，信息众多复杂，所以各项征管制度的实行都需要税收信息化为其提供技术保障和工作平台。应当在规范、整合目前省级个人所得税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全国的纳税人个人所得税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对同一纳税人全国各地源泉扣缴明细申报信息、自行申报信息、第三方提供信息和税源管理信息等进行汇总、分析、处理、使用。

六、加快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实施路径

（一）制定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税制改革工作意见

从年中央明确提出“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至今已经8年了，但个人所得税综合税制改革进展缓慢，有关主管部门甚至连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工作规划都没有，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依然局限于分类所得税制框架下的对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的局部调整。()这种微调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会引起更多的不公平，并产生认识误区。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个人所得税法的全面修订应当成为我国立法的重点。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制定“关于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税制改革的工作意见”，为个人所得税改革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对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内容、措施、时间、组织保障等作出安排和规定。有关主管部门应当着手开展调研，起草法律草案，广泛征求意见，限期在2年内拿出法律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力争十二五规划内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以回应社会对个税改革的呼声，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党和政府关于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承诺落到实处，真正取信于民。

（二）加快税收征管法修订步伐

与个人所得税综合税制改革相匹配的征管程序制度，在很多方面与现行征管制度具有根本性差异，而我国税务机关征管能力跟不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征管制度建设滞后、创新不足。按照我国税收立法例，很多个税征管基本程序制度将由税收征管法规定。但实际上，现行税收征管法是建立在以企业为纳税人的基础之上，实行个税改革以及全面开征房地产税后，税收征管将面临以自然人为主要纳税人的税收环境，所以我国直接税改革将要求税收征管机制的革命性变革。我国最近一次修改税收征管法是20，至今已了，有关部门从2008年启动了征管法修订工作，但至今尚未拿出成熟的草案提交审议。为配合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应当加快税收征管法修订步伐，将健全涉税信息管理制度和建立纳税评定制度作为立法重点，并赋予税务机关对自然人的税务检查权和强制执行权，完善税收法律责任制度，改革税收救济制度，为我国征管改革提供程序法律保障。[35]

篇3：社会合作与公平测试题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4分，共40分）

1、20XX年11月5日泉州网报道，奇瑞汽车有限公司将与全球500强之一的美国江森自控公司共同组建江森自控芜湖汽车饰件有限公司。这表明。

A.我国汽车业对国外依赖大B.社会生活离不开合作C.只有经济领域要中外合作D.社会合作要付出代价

2、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合作不断发生变化。具体体现在()。

①社会合作范围不断扩大②社会合作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③社会合作的内容越单一④社会合作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D.①③④

3、良好的合作()

①一定是公平互惠的②让每位合作者既享有利益也承担责任

③要求合作者只享受利益不分担负担④可以使合作者顺利地融入社会

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②④D．①③④

4、良好的合作需要公平，公平要求对参与社会合作的每一个人都要

A.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和统一B.承担责任要大于获得的利益

C.获得的利益要小于所承担的责任D.只讲奉献，不要索取

5、我国制定了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对妇女、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保护做出了特别的规定。上述材料说明()

①社会的发展需要公平②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做到了公平③我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来维护和保障社会公平④维护社会公平只能用法律来保障

A.①③B.②④ C.①③④D.①②③

6、有的人遭遇不公平的事情能够客观、理性地对待，而有的人则会倍感委屈、困惑，甚至走上极端，做出不该做的事情。人们之间的这种差异说明，公平与否的判断主要是（）

A.受个人知识水准和受教育程度的制约B.受个人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制约

C.受客观环境和外界刺激程度的制约D.受社会舆论和他人评价态度的制约

7、20XX年，中国宏观社会经济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突出关注民生，更加注重公平，成为社会发展主题。之所以“更加注重公平”，是因为

A.公平有利于社会稳定，只要维护社会公平，就能推动社会持续发展

B.有了公平，人们的各种期望，就都能得到满足

C.公平能使人们稳定持久地进行合作，共同推动社会持续发展

D.公平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只要维护公平就可以实现同步富裕

8、下列言行中具有公平合作意识的是（）。

A.我们的任务是学习，家务活应该全部由父母承担B.老师为我们的学习呕心沥血，我们应该尊敬老师

C.在学习上，为了考出好成绩，我们可以不择手段D.公平合作意识对于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并不重要

9、对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我们也应给予关注、思考和批判,这有助于()。

①提升我们的公平合作意识②建设更加繁荣的社会③帮助和扶持社会弱势群体④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

A.①②③ B.①②③④ C.①②④ D.②③④

10、某学校给了八年级(2)班一个外出交流的名额，班主任组织全班同学投票选举来定人选。对这种做法认识正确的是()

A.太麻烦了。班主任自己决定就可以了B.这样对全班同学来说都是公平的

C.无所谓。反正也轮不到自己D.不参加投票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6分，共30分）

1、从同学之间的互帮互助、一起学习，到工作之间的分工协作；从一个家庭的和睦相处，到国家之间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这些都说明()。

A.合作无处不在，无时不有B.要与别人和睦相处C.社会上合作比竞争更重要 D.社会需要分工协作

2、下列关于社会合作说法正确的是()。

A.政府为社会合作提供公共服务B.任何时代社会合作的内容都一样

C.社会合作需要制定公平制度来保证D.社会合作是社会生活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3、近期，有关考试舞弊的丑闻屡见报端，打击考试舞弊行为已刻不容缓，这是因为考试舞弊行为()

A．不利于维护考试的公正、公平B．不利于国家全面考查和选拔人才

C．阻碍了个人平等发展进步的权利和机会D．触犯了我国的刑法

4、下列措施正确体现社会公平的是()。

A.全面免除农民农业税，提高农民的收入 B.实施医疗改革，让低收入人群看得起病

C.国家进一步改革税制，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D.某厂家将霉变发黑的面线条粉碎，制成新挂面

5、最近几年，我国不断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实行高收入者多纳税。对此你不认同的是（）

A．这样做有利于完全消除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B、这样做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

C．这样做对于高收入者来说是极不公平的D．这样做会助长懒惰之风，不利于社会稳定

三、材料题（共30分）

公平的合作意识对于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非常重要，它关系到我们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和幸福。中央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促进社会公平。”

（1）在我们身边存在哪些不公平现象？（2）从小树立公平合作意识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第八单元对社会负责

篇4：社会合作与公平测试题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4分，共40分）

1、B2、C3、C4、A5、A6、B7、C8、B9、B10、B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6分，共30分）

1、ABCD2、ACD3、ABC4、ABC5、ACD

三、材料题（共30分）

（1）谋私、任人唯亲、假冒伪劣、强买强卖、城乡差距拉大、教育乱收费等。（2）从小树立公平合作意识，对于我们个人素质、个人能力的提高和个人前途的发展，对于建设一个更加稳定、繁荣的社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篇5：《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课堂实录

师：为了提高大家的综合实践能力，老师准备利用休息日带大家去一家宾馆参加有偿劳动，参加劳动之前我们先将大家按座位自然分成四组。现在大家来了解我们将要面临的任务。

[多媒体显示]

任务：宾馆30间客房的卫生清洁

分工：第一组擦洗马桶和浴缸，第二组撤换杯盘、香皂、牙刷等用品，第三组撤换床单、被罩并将换下的床单、被罩送到洗衣房，第四组清洗地毯。

报酬：总计960元。

师：对这960元的劳动收入，请大家分组讨论，以组为单位，每个组提出一个分配方案，并且说明理由。

生讨论探究。

生1：我们组设计的是第一组300元，第二组180元，第三组200元，第四组280元，我们的方案理由是第一组同学擦马桶和浴缸特别脏，特别累，所以应该份的最多。第二组的活最简单，所以分的最少。

生2：我们组设计的是第一组300元，第二组200元，第三组200元，第四组260元，我们觉得第一组是最脏最累的活，所以应该多点，第二组和第三组差不多，所以这两个组应该一样多，第四组比第一组轻松，又比第二和第三组重，所以分260元。

生3：我们组设计的是第一组320元，第二组200元，第三组200元，第四组240元，理由和前两组理由基本一样，应该按劳分配。

生4：我们组设计的是第一组300元，第二组100元，第三组200元，第四组360元。我洗过地毯，洗地毯特别累，而且地毯在地上踩，也很脏。所以我觉得应该第四组最多，第二组的任务特别简单，就少少得给一点就行了。

师：我们一个班同学分960元钱，我们在设计分配方案时尚且需要考虑多种因素，不同的人尚且有不同的意见。扩大到整个社会，更需要协调多种关系，一个分配制度的优劣与否有两个重要标准，一要讲公平，二是讲效率。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效率？如何认识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的关系？怎样处理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内容：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

[多媒体显示]

篇6：《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课堂实录

师：刚才的讨论中，我们提出的所有分配方案都是有差距的，如果老师提出，为了计算方便，也为了公平起见，我建议平均分这960元，你们觉得平均分配是不

是公平？

生：不公平。

师：为什么？

生：平均分配不是公平，因为有的人干的多，有的人干的少，如果平均分配，干的多的同学就会觉得不公平，也不想多干了，会影响劳动积极性。

师：如果劳动付出不同而收入相同，会影响劳动积极性。那么，大家理解的公平应该是什么样的？

生：收入分配的公平，是相对的平等，即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于悬殊。

师：需要提醒的是，公平的含义宽泛，涉及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领域。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我们今天探究的是收入分配领域的公平问题。收入分配要讲公平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体现，合理的收入差别有助于协调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多媒体显示]

1．公平的含义宽泛。

收入分配的公平，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即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于悬殊，要求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

2. 坚持收入分配公平的原因及意义

（1）原因：公平的收入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体现。

（2）意义：有助于协调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和谐。

师：这是我们这节课探讨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公平，收入分配公平有什么意义。收入分配的公平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我国当前在收入分配上的现状如何呢？请大家阅读以下材料：

[多媒体显示材料](同时请一位同学朗读材料)

材料一：我国居民收入情况统计数据：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3.2:1；

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在10：7左右；

金融、电力、交通运输业等高收入行业从业人员平均收入，较农林牧渔业、建筑和采掘等低收入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收入高4.6倍。

材料二：我国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从的47.2%，下降到的45.0%。同时，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从的.53.1%，下降到20的40.5%。这种比重过低的情况，不仅压低了居民生活水平，而且不利于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师：现在请大家思考，上述材料反映出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什么问题？

生：材料一反映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东西部居民收入和不同行业居民收入的差距都很大，材料二反映我国的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比重都过低，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师：请大家讨论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

生讨论探究。

生1：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生2：调节过高收入，对高收入收税。

生3：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

生4：政府干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生5：反垄断，防止过高收入。提高个税起征点。

师：刚才经过讨论，大家提出了很多解决我国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建议措施。现在请大家观看以下的音像资料，在观看资料的同时思考：党和政府为实现社会公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有哪些政策措施？

[多媒体播放音像资料：《中央政治局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师：通过观看短片，我们可以看出，大家刚才提出的很多建议，和我们政府的政策措施不谋而合呀。

[多媒体显示]

3.我国实现社会公平在收入分配方面的政策措施

（1）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保证“两个合理比重”。

（3）再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师：刚才我们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分配制度要讲公平。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基尼系数。

[多媒体显示]

师：这则材料显示，我国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是0.18，属于绝对平均。请大家思考：改革前分配制度，能够实现收入上的绝对平均，它是不是良好的分配制度？为什么？

生：不是好的分配制度，因为大锅饭式的分配，虽然不会造成贫富悬殊，但却阻碍劳动积极性，造成效率低下，影响生产力的提高。

师：由此可见，一种好的分配制度，不仅要讲公平，也要讲效率。关于效率，我现在请大家来做一个填空题。

[多媒体显示]

生齐答：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师：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是在改革的初期，由深圳人最早提出的。现在，请大家观看音像资料《深圳效率》，同时思考，什么是效率？

生：效率是指经济活动中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它表示资源有效利用的程度。效率提高意味着资源的节约和社会财富的增加。

[多媒体显示]

二、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1．效率：效率是指经济活动中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它表示资源有效利用的程度。

活动四：

师：在刚才的短片中，冶建一公司能够从25天盖一层楼变为8天盖一层楼，反映出一种好的分配制度能够有效的促使效率的提高；反之，不好的分配制度会阻碍效率的提高。那么，当我们追求效率的时候，该如何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呢？下面有两种观点：“不讲效率的公平是可怕的”和 “不讲公平的效率才真正可怕”，结合课本62有关内容，请大家谈谈你如何评判这两种观点？讨论你更赞同哪种观点？为什么？

生讨论探究。

生1：我更赞同第一种观点，就是不讲效率的公平是可怕的。因为如果只讲公平，就是不讲效率的公平会使劳动者没有劳动积极性，那样社会发展就会受到阻碍。所有说不讲效率的公平是可怕的。

生2：我们组认为不讲效率的公平和不讲公平的效率都是可怕的，但相比之下不讲公平的效率更可怕一些。因为如果不讲公平，社会贫富差距太大，也很打击劳

动者积极性，而且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甚至发生社会的混乱。

师：一种观点认为不讲公平的效率更可怕，一种观点认为不讲效率的公平更可怕。有没有第三种观点，认为上面两种观点都有合理之处或者两种观点都有不合理之处的？

生3：我们认为上面两种观点看似矛盾，其实有一致之处。首先，如果是不讲效率的公平，那就会造成绝对平均主义，将导致社会的普遍贫穷；其次，如果不讲公平的效率无法真正实现效率，因为公平是效率的保证，不讲公平就会阻碍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会阻碍效率的提高。所以，我们认为社会分配既应该注重公平，也应该提高效率，要两者兼顾，才能更好的促进社会的进步。

师：通过同学们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无论片面追求公平还是片面追求效率都是不科学的。改革前我国的分配太过注重公平而忽略了效率，所以改革初期我们要效率优先，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而现在，我国的分配又显现出明显的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因此，我们今天的收入分配上要更加注重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具有一致性，效率离不开公平，公平也离不开效率，但两者又分别强调不用的方面。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提高效率，又要促进公平。

[多媒体显示]

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要提高效率，又要促进公平。这不能仅仅纸上谈兵，也不是空头理论，需要我们去实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那么，在收入分配过程中，怎样才能使效率与公平统一起来呢？现在请大家先阅读以下材料。

[多媒体显示南山村的组图]

师：这组图展现的是一个全新的现代化新农村――南山村的美景时，我想告诉大家，25年前的南山村与当时中国的许多农村一样是个一穷二白的小山村。25年前南山人靠5000迈出创业第一步，到如今，南山是一个村，又是一个大型现代化企业――南山集团是山东省惟一入围全国大型企业500强的村级企业。村民人均年收入15000元，家家住进了统一建设的别墅小楼。南山村人是如何用25年的时间创造出如此让国人惊叹、让世界瞩目的奇迹的呢？请看下面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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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从创业伊始就非常重视理顺分配关系，激发员工潜能。他们有一套

特殊的“加成”分配机制：员工领取工资、年薪后，由集团再追加同等金额的报

师：南山人靠着这套加成手册的分配方案很快实现了富裕，南山人追求不仅仅是一个村、几百户的富裕，他们的眼光还很长远，胸襟很广阔。请看接下来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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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请大家结合材料思考，南山人在其发展历程中，是如何处理收入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

生1：南山人的“加成”分配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很好的激发了员工潜能，提高了效率。

生2：南山人富裕之后吸纳邻居的穷村，帮助他们迅速过上富足的生活，是先富帮后富，促进公平，实现共同富裕。

师：由此可见，为了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政策措施。

[总结的同时逐步多媒体显示]

3．当前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政策措施

（1）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要提高效率，又要促进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