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忠恕之道与当代社会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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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儒家忠恕之道与当代社会调节
儒家忠恕之道与当代社会调节
“忠恕”是儒家道德学说中重要的'理论命题.有<论语>之“忠恕”,有<中庸>之“忠恕”.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大大发展了“忠恕”学说.“忠恕”之道有丰富的古代实践,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它的重要功能是发挥社会调节作用.
作 者：吴长庚 作者单位：上饶师范学院,江西,334001 刊 名：江西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X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8) 分类号：B222 关键词：儒家 忠恕之道 当代 社会调节篇2：儒家忠恕之道及其当代伦理价值
儒家忠恕之道及其当代伦理价值
忠恕是儒家道德学说中重要的理论命题,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际关系和谐的墨本道德法则,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当下被我们重新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应大力倡导这种忠恕之遭,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意义.
作 者：张渝 Zhang Yu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刊 名：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FOR ETHNIC MINOR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6) 分类号：B222 关键词：儒家 忠恕之道 当代价值篇3：儒家忠恕之道的当代价值
儒家忠恕之道的当代价值
忠恕是儒家道德学说中重要的理论命题.有<论语>之忠恕,有<中庸>之忠恕.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大大发展了忠恕学说.忠恕之道既有丰富的`古代实践,在当代社会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作 者：吴长庚 作者单位：上饶师范学院,江西,上饶,334001 刊 名：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GRAO NORMAL COLLEGE 年，卷(期)： 24(5) 分类号：B82-09 关键词：儒家 忠恕之道 当代价值篇4：关于儒家伦理思想与当代高校德育教育研究
论文摘要：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儒家的人格思想与当代大学生的人生态度的研究；儒家所述的礼节原则与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研究；儒家所论的男女之间的规范与当代大学生爱情婚姻的研究；儒家的道德修养论与当代大学生自律精神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儒家伦理思想；德育教育
儒家伦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结合当代高校德育的现状，我们选择了儒家的人格思想、礼节原则、男女之间的规范、道德修养论、道德教育论等方面的内容与当代高校德育相结合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一、儒家的人格思想与当代大学生的人生态度
(一)济世安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孔子的学生子路曾请求孔子谈谈自己的志向。孔子回答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曾皙谈到自己的志向时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夫子喟然叹日：“吾与点也!”(《论语·先进》)
孔子不仅关心每个生命从少到老的幸福，也希望全社会的人们都能过上一种安泰祥和的生活，这种生活不含有丝毫的逼迫与紧张，纯粹是享受当下的生活，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孔子之所以喟然长叹，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生活还未达到这种状态，颇有需要漫漫求索的味道。
(二)一心向道的不屈不挠精神
儒家不仅关心当下生活着的人，更关注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道。对道的不懈追求和向往是儒家人格思想的又一重要特征。
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还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孟子也说过：“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道是儒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为此可以禽去富贵，甘于贫贱，不惧威武。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由此可见，道是儒家君子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真正宣扬了人的价值的可贵。
(三)自强不息、勇猛精进的斗志
《周易·乾·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毫不懈怠，不断前行，是儒家又一宝贵的人格思想。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学不厌，诲不倦，正是孔子难得的品质。在孔子的学生颜回身上也反映了这一品格。孔子赞叹他说：“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荀子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论述，如“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苟子·劝学》)这些思想都反映了儒家的19强不息、勇猛精进的斗志。而凡人之所以难有所为，关键就是易厌、易倦，然后就松懈不前。他们的这一思想在今天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启迪。
(四)从容不迫、达观坦荡的胸禁
孔子学生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同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孔子之所以没顺着子贡的问话而答，是因为如果是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说明还很把自己的贫和富太当回事，时刻不忘自己或贫或富的状态，这样心中就有所驻，不是通明一片。所以更高的境界应是贫而乐，富而好礼，这样才是真正的自在而从容。这样的从容、达观在孔子的生活中时时有所体现。如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即是如此。在这方面，孔子的学生子路做得更让人佩服。孔子这样赞叹他说：“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子路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认可自己的生存境遇，没有虚荣心，这样他才能穿着破旧的绵絮袍，坦坦荡荡地与穿着狐裘的人同立一起，却丝毫没有自卑的羞耻感。
对比儒家的人格思想来看今日大学生的人生态度，笔者认为，大学生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大多能克服重重困难，刻苦学习，表现了自强不息、勇猛精进的斗志，但是很多人的人生目标更多的是为自己的成分多些，为国、为民的成分少些，也就是“谋食”的人多，“谋道”的人少。正因为如此，一旦实现目标的过程遇到困难，就转变方向，勇猛精进的斗志不能保持长久。尤其是在今El的商品经济时代，金钱的诱惑会让人把“道”忘记得一千二净。
篇5：关于儒家伦理思想与当代高校德育教育研究
二、儒家礼节原则与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
(一)敬让
《礼记·聘义》说：“敬让之道，君子之所以相接也。”《礼记·曲礼》开篇便说：“毋不敬。”孔子也曾称赞齐国大夫晏婴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这些都鲜明地点出了敬让是礼之本质。
有了敬让的原则，在各种生活情境中，自然能处理得比较妥贴。这些细节在《礼记·曲礼》中随处可见。如在家里，“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恒言不称老”。到人家作客，“户开亦开，户阖亦阖”。送人礼物时，“赐人者不日来取。与人者不问其所欲”。遇到丧事，应是“临丧不笑。望柩不歌。送丧不由径”。
(二)礼不妄悦人
梁漱溟先生曾说：“所谓礼者，是人情的自然要求，并不是人情外面假的形式。”与人交往量力而行，不可言过其实。孔子曾批判过这种没有行动，仅用语言讨好人的做法。他说：“巧言令色，鲜以仁。”所以《礼记·曲礼》这样规定：“问疾弗能遗，不问其所欲。见人弗能馆，不问其所舍。…‘贫者不以财货为礼，老者不以筋力为礼。”其宗旨在于培养人的真实无妄的仁爱之心。
(三)不苛求于人
《礼记·曲礼》说：“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正因为君子不要求他人全心喜欢自己，也不要求他人全力为自己尽忠，所以才能使得交情完美地保持下来。同时，孔子也满怀信心地告诫我们：“德不孤，必有邻。”精力放在完善自己的品德上。
(四)群居有则
人们在交往中难免会群居。群居应注意什么呢?孔子曾感叹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孔子是非常反对不以善道相切磋，终日言而不及于正义，却专好耍小聪明的群居的。此外，群居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要“群而不党”。只要是以道相处，以和相聚，一定不会结党营私的。
人际交往是困扰大学生的一个难题，因为未能真正掌握人际交往的原则，或者行动力不够。如敬人，初次相见很敬，但在一起久了，就不敬了。渴望有好的人缘，希望自己在困难之时有人能伸出援助的手，但常常事与愿违。其根本还是语言的花架子太多，而助人的行动太少。
此外，大学生的群居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即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有的甚至打群架；还有的拉帮结派，影响团结。面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一些问题，重温儒家经典中的日常交往的重要原则，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会有很大帮助。
三、儒家男女之间的规范与当代大学生爱情婚姻
《周易·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段话解释了人类社会文明产生的过程。不难看出，儒家十分重视男女之间的关系。
这一思想在《礼记》中还有论述，如《礼记·郊特牲》有言：“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礼记·昏义》说：“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
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日：‘昏礼者，礼之本也’。”《礼记·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由于先人把婚姻看作是为了结两性之好，而不仅仅是为了两个人结合为伴侣。因此，男女之间一旦缔结关系，所要承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就更强烈些，因此，对婚礼也更看重，即“昏礼者，礼之本也”。
今天，高校恋爱的大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缺少一种“敬慎、重正”之心，选择恋人随意，更换恋人轻率。没能深入了解对方，就开始租房、找旅馆同居。带着这样的心态选择恋人，未来很难有幸福的婚姻。所以，要培养学生对爱情的敬慎、尊重之情，使他们在恋爱时就应自觉地承担起对家族、对社会的责任，而不要看成仅仅是两个人自己的事情。
四、儒家道德修养论与当代大学生自律精神
(一)成德由己
一个人要想达到很高的道德境界，最主要的是自身应有好德之心，成德之愿。孔子曾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说明好德之心得需要人用力才能具备，不像好色之心那样天然自成。孔子还说过：“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就告诉我们：成德，自己是起关键作用的。否则，别人再帮忙，自己没行动，也不会有任何收获。
(二)成德需内省
孔子学生曾子这样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也说过：“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师生二人都强调内省，是因为一个人起心动念，举手投足，善与不善，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的真实动机。如果自己不内省很容易变成沽名钓誉，这就完全走向了道德修养的反向。由此可见，内省是发现过错，提高道德修养的最基础性的工作。
(三)成德必改过
人的道德境界的提升实际就是一个改过迁善的过程。那么找到过错后应持怎样的态度呢?儒家先哲早就给了我们答案。首先，要敢于批判自己的过错。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孔子不满意当时多数人对过错的态度，曾这样感叹过：“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小人之过也必文。”它表达的是人们明明知道自己有过失，不但不责备自己，反而还一定要想方设法地加以掩饰。孔子从反面告诉我们对待过失的正确立场。其次，改错要有行动。因为“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这才是过错的真正实质。所以应该有“过则勿惮改”的精神和勇气。孔子之所以能成为万世师表，是因为孔子时刻担忧自己的是“不善不能改”。
当今时代，许多人把金钱做为评价人的价值尺度，把成德、内省、改过等做人的必要程序大多省略了。把做人的自律精神消解，就等于把人之所以为人的溶质稀释了，这就是虽然物质水平提高了，可仍旧感觉不到快乐的最主要原因。大学生在道德修养方面如果能深深体会儒家先哲的思想，那么他们一定会把修身当做要务来做，去体会做人的价值和乐趣，如此一定会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及时内省找错，然后再改过迁善。当大学生的“自律”成分真的增加了，学校、教师的“他律”工作就会减少很多，对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效率会十分有益。
篇6：儒家伦理思想与当代高校德育教育研究
关于儒家伦理思想与当代高校德育教育研究
论文摘要：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儒家的人格思想与当代大学生的人生态度的研究;儒家所述的礼节原则与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研究;儒家所论的男女之间的规范与当代大学生爱情婚姻的研究;儒家的道德修养论与当代大学生自律精神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儒家伦理思想;德育教育
儒家伦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结合当代高校德育的现状，我们选择了儒家的人格思想、礼节原则、男女之间的规范、道德修养论、道德教育论等方面的内容与当代高校德育相结合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一、儒家的人格思想与当代大学生的人生态度
(一)济世安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孔子的学生子路曾请求孔子谈谈自己的志向。孔子回答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曾皙谈到自己的志向时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夫子喟然叹日：“吾与点也!”(《论语·先进》)
孔子不仅关心每个生命从少到老的幸福，也希望全社会的人们都能过上一种安泰祥和的生活，这种生活不含有丝毫的逼迫与紧张，纯粹是享受当下的生活，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孔子之所以喟然长叹，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生活还未达到这种状态，颇有需要漫漫求索的味道。
(二)一心向道的不屈不挠精神
儒家不仅关心当下生活着的人，更关注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道。对道的不懈追求和向往是儒家人格思想的又一重要特征。
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还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孟子也说过：“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道是儒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为此可以禽去富贵，甘于贫贱，不惧威武。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由此可见，道是儒家君子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真正宣扬了人的价值的可贵。
(三)自强不息、勇猛精进的斗志
《周易·乾·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毫不懈怠，不断前行，是儒家又一宝贵的人格思想。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学不厌，诲不倦，正是孔子难得的品质。在孔子的学生颜回身上也反映了这一品格。孔子赞叹他说：“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荀子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论述，如“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苟子·劝学》)这些思想都反映了儒家的19强不息、勇猛精进的斗志。而凡人之所以难有所为，关键就是易厌、易倦，然后就松懈不前。他们的这一思想在今天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启迪。
(四)从容不迫、达观坦荡的胸禁
孔子学生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同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孔子之所以没顺着子贡的问话而答，是因为如果是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说明还很把自己的贫和富太当回事，时刻不忘自己或贫或富的状态，这样心中就有所驻，不是通明一片。所以更高的境界应是贫而乐，富而好礼，这样才是真正的自在而从容。这样的从容、达观在孔子的生活中时时有所体现。如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即是如此。在这方面，孔子的学生子路做得更让人佩服。孔子这样赞叹他说：“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子路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认可自己的生存境遇，没有虚荣心，这样他才能穿着破旧的绵絮袍，坦坦荡荡地与穿着狐裘的人同立一起，却丝毫没有自卑的羞耻感。
对比儒家的人格思想来看今日大学生的人生态度，笔者认为，大学生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大多能克服重重困难，刻苦学习，表现了自强不息、勇猛精进的斗志，但是很多人的人生目标更多的是为自己的`成分多些，为国、为民的成分少些，也就是“谋食”的人多，“谋道”的人少。正因为如此，一旦实现目标的过程遇到困难，就转变方向，勇猛精进的斗志不能保持长久。尤其是在今El的商品经济时代，金钱的诱惑会让人把“道”忘记得一千二净。
二、儒家礼节原则与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
(一)敬让
《礼记·聘义》说：“敬让之道，君子之所以相接也。”《礼记·曲礼》开篇便说：“毋不敬。”孔子也曾称赞齐国大夫晏婴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这些都鲜明地点出了敬让是礼之本质。
有了敬让的原则，在各种生活情境中，自然能处理得比较妥贴。这些细节在《礼记·曲礼》中随处可见。如在家里，“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恒言不称老”。到人家作客，“户开亦开，户阖亦阖”。送人礼物时，“赐人者不日来取。与人者不问其所欲”。遇到丧事，应是“临丧不笑。望柩不歌。送丧不由径”。
(二)礼不妄悦人
梁漱溟先生曾说：“所谓礼者，是人情的自然要求，并不是人情外面假的形式。”与人交往量力而行，不可言过其实。孔子曾批判过这种没有行动，仅用语言讨好人的做法。他说：“巧言令色，鲜以仁。”所以《礼记·曲礼》这样规定：“问疾弗能遗，不问其所欲。见人弗能馆，不问其所舍。…‘贫者不以财货为礼，老者不以筋力为礼。”其宗旨在于培养人的真实无妄的仁爱之心。
(三)不苛求于人
《礼记·曲礼》说：“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正因为君子不要求他人全心喜欢自己，也不要求他人全力为自己尽忠，所以才能使得交情完美地保持下来。同时，孔子也满怀信心地告诫我们：“德不孤，必有邻。”精力放在完善自己的品德上。
(四)群居有则
人们在交往中难免会群居。群居应注意什么呢?孔子曾感叹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孔子是非常反对不以善道相切磋，终日言而不及于正义，却专好耍小聪明的群居的。此外，群居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要“群而不党”。只要是以道相处，以和相聚，一定不会结党营私的。
人际交往是困扰大学生的一个难题，因为未能真正掌握人际交往的原则，或者行动力不够。如敬人，初次相见很敬，但在一起久了，就不敬了。渴望有好的人缘，希望自己在困难之时有人能伸出援助的手，但常常事与愿违。其根本还是语言的花架子太多，而助人的行动太少。
此外，大学生的群居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即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有的甚至打群架;还有的拉帮结派，影响团结。面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一些问题，重温儒家经典中的日常交往的重要原则，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会有很大帮助。
篇7：国学精粹与当代社会 作文
国学精粹与当代社会 作文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漫长的岁月为她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字骨,画魂,音容,文气,诗节,镌刻下了五千年历史的兴颓变迁,凝炼成了经久不衰的传统文化,铸就了永垂不朽的民族精神.
五术六艺,诸子百家,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这些用智慧凝成的思绪,用哲理汇成的情思,使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国学的深刻与博大,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深邃的美.它教会我们如何处事,如何生活,如何做人!
《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吾静而思之,有此心得：凡欲成大事,立伟业者,其身须自强,其德须淳厚,以此为本,蓄以时日,加以磨炼,方可达一代英杰之境界.在竟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要想谋求发展,在社会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所需要的不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吗?
《史记》是国学经典中一块璀璨的奇葩.它记录的是历史,却又不单单是历史.它折射出的是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韧气节.司马迁,这个在风雨中茕茕子立的长者,正是因为他的忍辱负重,他的坚强执著,才有了这部号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煌煌巨著.他用不屈的精神铸就的.傲骨,使历史的长钟浑厚有音.
岁月的梭子已在历史的诗篇中悄然划过,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诗人,智者已离我们远去,但是消逝的是他们的躯体,不灭的是他们的灵魂.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一篇又一篇发人深思的文章,留下一部又一部震憾思想,冲击心灵的文学著作.时代的钟声已在21世纪的今天深沉敲响.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作为一名正中学子,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国学经典,应该如何利用前人留下的这笔宝贵财富?
毫无疑问,应该学习,继承,发扬!
清晨醒来,手捧《归去来兮辞》,站在校园的柳树下,让自己的精神伴随着清爽的晨风,放飞到静谧,温馨的心灵田园,让自己的思想沉淀在熙熙攘攘的世俗中,收获一份世外的宁静.
华灯初上,呷一口清茶,指尖轻轻滑过泛黄的《诗经》;无论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缱绻,还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这豪迈,都是国学经典带给我们的美的感受与体验.这便是文学的魅力,这便是国学经典的魅力,洗涤人的心灵,充实人的思想!
国学经典就是如此的具有张力.诗行意味着宽度,诗人意味着高度,一代又一代孜孜不倦的读者构成了长度,不朽的国学灵魂让三维空间充满了文学的智慧与灵性.汗青似乎依旧淡淡渗出,优美的重章叠句,用思绪凝成的经典却跨越数十个世纪抵达心魂.日益发展的信息网络只不过缩短了物质的距离,而国学经典却打通了连接古典与现代的时光隧道,使我们的心灵有一个端口,能与千年前的先哲和智者对话,与千年前的智慧和思想产生共鸣.所以,请不要闲置这个宝贵的端口,拂去积满的灰尘,去细细品味这古老却不陈旧,遥远却依旧教育世人的国学经典吧!
让我们从日常做起,诵读国学经典,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我们的言行守候国学这片泛土,用我们不断的继承和发扬,使民族的精魂万古长青!
篇8：儒家忠信与经略之道--诚信之道纵横谈(二)
儒家忠信与经略之道--诚信之道纵横谈(二)
儒者诠释“主忠信” 儒家创始人孔子在其<论语>中虽然也讲到“诚”(仅出现三次),但是他并没有把“诚”与“信”联系起来,正式提出“诚信”这一伦理学范畴.他是把“忠”与“信”联系起来,提出“忠信”这一概念,用以表述这一“诚信”思想的.正如陈淳所云:“忠信两字近诚字.忠信只是实,诚也是实.”(<北溪字义・忠信>)孔子在<论语>中,多次阐述了“主忠信”的伦理思想.
作 者：葛荣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刊 名：石油政工研究 英文刊名：SHI YOU ZHENG GONG YAN JIU 年，卷(期)： “”(3) 分类号：B2 关键词：篇9：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与化育之道
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与化育之道
儒家人文精神蕴含着深刻的美育品格，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化育之道；形成于“轴心时代”的命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奠定了这种文化精神品格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指归以之文化存在为本，以人对世界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观照为中介，通过人与对象世界的各种关系的恰如其分的把握来化解各种矛盾，从而实现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和谐，解决人自身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达到人的理想境界的追求。这种文化精神，在人与自然关系上，顺自然而以人为本；在人与社会关系上，循人伦而以和为本；在人与自我关系上，重体验而以乐为本。“循天道，尚人文”的人文倾向、“致中和，得其分”的中和境界以及“崇礼乐，赞化育”的美育工夫，这三者就构成了儒家人文精神由内而外、曲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基本内涵和总体风貌，也成了中华传统精神文化共通的精神和最基本和最突出的特征。一、儒家文化的元典精神
儒家人文精神的元典，学术界大抵都追溯到《周易・贲卦・彖传》，“人文”一词即出于此：“天文也(王弼注：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语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基因，即人文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化”这一整词在西汉以后才正式作为专有名词使用，其内涵即为“文治教化”或“以文教
化”，而“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实已切入了后来“文化”的内涵，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可以说“人文化成”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基因与核心。根据我的理解，在这一元典语汇里，集中包含着儒家人文精神的三层内涵，或者说是由内而外、由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三重要素，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倾向、以“止’’为度的中和境界和以“化”为用的美育工夫。“人”――“止”――“化”构成了儒家文化特有的'人文精神与风貌。
首先是“循天道，尚人文”，以人为本的人文倾向。二程曾这样强调《周易・贲卦・彖传》的这段话；“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周易程氏传》卷2)这番话
是深得《周易》要旨的。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里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科学精神并未得到充分发育，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精神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礼记・大传》说：“圣
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便指明了“人道中心论”的个中奥妙。尽管《中庸》强调“中华人道法自天道，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然而中华文化更重视的是“人道”。因而，中华哲学最大
的成就集中在人生哲学；中华文化的根本智慧，也集中在人生的智慧。”
其二是“致中和，得其分”，以“止”为度的中和境界。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明以止”的“止”的含义，朱熹称“止，谓各得其分”，也即恰到好处、恰如其分。朱熹注《易传・乾文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云：“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周易本义》)这也可以作为对“止’’的一种注解。《易传》曾谓“乾道变化，务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乾文言》)，“止”也就是“各正性命”。这个“止”，在儒家的典籍里往往等同于“中”与“和”，如《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有焉!“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孔子所称“允执厥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所谓“乐而不淫”的中和尺度，所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规矩中有自由、自由中有规矩的境界，都与这个“止”相关。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的就是这种恰如其分的分寸感，追求的是与万物和谐的中和境界。
其三是“崇礼乐，赞化育”，以“化”为用的美育工夫。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化”字，“化”者，内外融通，不免不强，自然流成之谓也。任启运《礼记章句》中称：“盖其为教，优游和顺，使人默化而不知”，朱熹也把这种育人功夫称之为“化”，“涵育熏陶，俟其自化”(《孟子集注》卷4)，使受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者如同“静对春风感形化”(《朱子学归》卷23)，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朱子小学集解・小学书题》)。靠什么来“化成”?王弼《周易正义》谓：“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
孔颖达在疏中说得更清楚：“《诗〉〈书》〈礼》《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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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与化育之道
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与化育之道
儒家人文精神蕴含着深刻的美育品格，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化育之道；形成于“轴心时代”的命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奠定了这种文化精神品格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指归以之文化存在为本，以人对世界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观照为中介，通过人与对象世界的各种关系的恰如其分的把握来化解各种矛盾，从而实现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和谐，解决人自身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达到人的理想境界的追求。这种文化精神，在人与自然关系上，顺自然而以人为本；在人与社会关系上，循人伦而以和为本；在人与自我关系上，重体验而以乐为本。“循天道，尚人文”的人文倾向、“致中和，得其分”的中和境界以及“崇礼乐，赞化育”的美育工夫，这三者就构成了儒家人文精神由内而外、曲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基本内涵和总体风貌，也成了中华传统精神文化共通的精神和最基本和最突出的特征。一、儒家文化的元典精神
儒家人文精神的元典，学术界大抵都追溯到《周易·贲卦·彖传》，“人文”一词即出于此：“天文也(王弼注：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语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基因，即人文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化”这一整词在西汉以后才正式作为专有名词使用，其内涵即为“文治教化”或“以文教
化”，而“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实已切入了后来“文化”的内涵，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可以说“人文化成”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基因与核心。根据我的理解，在这一元典语汇里，集中包含着儒家人文精神的三层内涵，或者说是由内而外、由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三重要素，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倾向、以“止’’为度的中和境界和以“化”为用的美育工夫。“人”——“止”——“化”构成了儒家文化特有的人文精神与风貌。
首先是“循天道，尚人文”，以人为本的人文倾向。二程曾这样强调《周易·贲卦·彖传》的这段话；“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周易程氏传》卷2)这番话
是深得《周易》要旨的。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里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科学精神并未得到充分发育，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精神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礼记·大传》说：“圣
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便指明了“人道中心论”的个中奥妙。尽管《中庸》强调“中华人道法自天道，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然而中华文化更重视的是“人道”。因而，中华哲学最大
的成就集中在人生哲学；中华文化的根本智慧，也集中在人生的智慧。”
其二是“致中和，得其分”，以“止”为度的中和境界。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明以止”的“止”的含义，朱熹称“止，谓各得其分”，也即恰到好处、恰如其分。朱熹注《易传·乾文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云：“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周易本义》)这也可以作为对“止’’的一种注解。《易传》曾谓“乾道变化，务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乾文言》)，“止”也就是“各正性命”。这个“止”，在儒家的典籍里往往等同于“中”与“和”，如《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有焉!“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孔子所称“允执厥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所谓“乐而不淫”的中和尺度，所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规矩中有自由、自由中有规矩的境界，都与这个“止”相关。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的就是这种恰如其分的分寸感，追求的是与万物和谐的中和境界。
其三是“崇礼乐，赞化育”，以“化”为用的美育工夫。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化”字，“化”者，内外融通，不免不强，自然流成之谓也。任启运《礼记章句》中称：“盖其为教，优游和顺，使人默化而不知”，朱熹也把这种育人功夫称之为“化”，“涵育熏陶，俟其自化”(《孟子集注》卷4)，使受教育者如同“静对春风感形化”(《朱子学归》卷23)，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朱子小学集解·小学书题》)。靠什么来“化成”?王弼《周易正义》谓：“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
孔颖达在疏中说得更清楚：“《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这就使儒家人文精神一开始就带上了浓厚深沉的人生现世色彩和人心化育品格。儒家人文精神不仅重人道，而
且重教化，即重人道的教化。这种教化，又必须借助礼乐诗书等形象化、情感化的形式，所谓诗教、乐教、礼教、艺教，都是艺术与道德的有机融合，其实就是一种美育工夫。
由“人”——“止”——“化”构成的儒家人文精神内在结构是一脉相承的，“人”是本体，“化”是工夫，而“止”则是这种本体和工夫的基本尺度。达到“止”的境界，天人就能合一，天下就能化成。然而，这种“止”的境界的达到，又离不开“化”的工夫，惟有化育，才能既尽人之性，又尽天地之性，使天地之性与人浑然一体。
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
儒家人文精神作为在“轴心时代”形成，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两千多年的一种主导性、共通性的'文化精神，它的最显著特征是什么?或者说，它的根本指归和基本工夫是什么?用《周易》的元典说，就是“人文化成”，也就是“人心化育”；说得更具体些，那就是：通过艺术与道德的有机交融，以感受与体验为中介，实现对人生和人心的和谐化育，这就是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
海外一些著名的华裔学者对中华人文精神(主要指儒家)的具体理解不可能完全一致，但他们对中华人文精神的最基本特色的概括，却是大致接近的，那就是认为这种人文精神是内在的或内倾型的，它注重的是“向生命处用心”与“内在超越”。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文化精神是外向的，西方的人文主义也是外在的，由于超越经验的宗教及思辨的形而上学，都是以一绝对的意义来分别自然与超自然、人与神、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肉体的。因此，西方精神文化中充分发达的是以纯理性分析为基础的唯理论和以彼岸信仰为基础的宗教论，他们的用心是趋向于外在的自然或超越的彼岸。而就中国文化哲学来说，自然被认定内在于人的存在，人也被认定内在于自然的存在，这样在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肉体以及人与神之间便没有一种绝对的分歧，这样中华人文精神便把注意的趋向集中于内在的人生和人心，通过“向生命处用心”和“内在超越”来求得人自身的解放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和谐，这便是中华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的基础。概括言之，这种文化精神重和合、重体验、重内在超越，其要义是通过对人与世界各种关系的恰当把握，通过对人自身的内在感受系统的合理调节，来恰如其分地化成天下。
就本体论的思路说，中国哲人的思考传统不是从绝对客体着
眼，纯客观的宇宙本体论在中国历史上向来不够发达，中国传统哲人注重的是价值世界的存在。因此，在宇宙与人生的关系上，中国人重视的是人生，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以人生为本。而在人生与人心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哲人的思路又是以人心为本。在中华人文精神的奠基者那儿，就认定了人生和文化的价值不在天，不在地，也不在神，而是在人自身的心。故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致矣。”(《论语·述而》)又说：“为仁由己。”(《论语·颜渊》)而到孟子则明确指出“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儒家如此，道家也不例外，庄子把老子形而上之道落在人的心上，认为虚、明、静之心就是道，故庄子主张心斋、坐忘。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主张“明心见性”，实际上是认本心即是佛，不应向外向上追求。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国发展到禅宗，即把人的宗教要求也归结到人的心上；所以禅宗又称为“心宗”。到了宋明理学，更把心上升到本体的地位。程明道已称“只心便是天”，对心作了形而上的规定。张载有句名言：“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西铭》)强调的不仅是“天人合一”，而且是以人为本。人不仅与天地同体，而且是为天地立命，做天地灵性。到了王阳明的心学，更是高唱；“人者，天地之心，心者，万物之主。”(《王文斌公全书》卷6《答季明德》)他不但把人当作了衡量万物价值的绝对尺度，而且又把人心当作了赋天地万物以价值意义的本体。
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合一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中庸》认为：“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是理想本性，教是对理想本体的追求、体认过程，教化实践过程本身就是道。因此，本体就是人生的创造过程，人生的本体流行就是人生在现实创造中对本体意向的自觉与贯通。在中国传统哲人看来，宇宙的本体就是人生，而人生的本体则是指人生的应当，人生的应当就是人生的理想世界，人生的本体自觉和本体实现就是对理想世界的自觉追求和体认，也就是对天道的自觉体认，“一旦豁然贯
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四书集注·大学章句》)。这样的本体实现状态仍是教的结果，是在现实人生修养中实现的自由完美的人生境界。这种修养的思路是由内至外，由个体心灵至天下，这点在《大学》中表达得最为清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为次序表明了这个世界最终和谐与否的基础，在于每个个体的心灵。如果每个个体的心灵都能符合“各得其分”的分寸，都能“从心所欲不逾矩”，都能“性道合
一”，“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那么，天下的大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就儒家的本体论而言，是以人生和人心为本；而从儒家的方法论而言，又是以“养心”或“化心”为本。
心如何养?又如何化?儒家哲人们拈出了一个“乐”字，“乐”不仅仅是养心的一种工夫，而且本身就是心的本体。整个儒家人文精神美育品格的要义，就在于如何通过“乐”的修养工夫，达到“乐”的人生境界。《荀子》云：“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中庸》云：“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所谓“诚”、“自慊”都是强调心的一种真实自然、毫无勉强、浑然天成的本体状态。如何达到这种本体状态，按北宋理学开山师祖周敦颐的说法是“寻乐顺化”。①返诚至宋，顺乐达化，通过乐的中介圆融作用，消除天人之间的渣滓与隔阂，使人进入浑然与万物为一体即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理学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以及实现这种境界的工夫，都深刻地包含着这种审美化育精神。这就是“乐”的境界和“乐”的工夫。王阳明曾说：“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王文成公全书》卷5《答舒国用》)“洒落为吾心之体”即“乐是心之本体”，洒落与敬畏的关系，是本体与工夫，也即境界与工夫的关系。说敬畏为洒落的工夫，这还只揭示了宋明理学修养工夫的一面，而这一面是在将敬畏与洒落对待而言时所强调的；宋明理学人生境界的修养工夫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乐”的工夫，也即“洒落”的工夫，通过“洒落”工夫达到“洒落”的境界。因此，理学家们都非常强调在“如何为乐”上做功夫。如果说在境界论上理学家们念念不忘追寻“孑L颜之乐”，那么在工夫论上他们则反复咀嚼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三段式理论，他们无不体会到，人仅知善之可贵未必肯积极去追求，能“好之”才会积极去追求；仅好善而加以追求，自己犹与善为二，有时不免因懈怠而与善相离；只有到了以善为乐，则善已渗入己身，“于乐处便是诚实为善”(《语类》卷24)，此时行善与得乐浑然一体，伦理规范的实行成为个体情感的自觉要求及其满足，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对于这一点，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他看来，人生至诚至乐理想境界的达到，除了日常生活中克私的修养和道德的积累之外；还需要“乐”本身的感化。孔子曾云“成于乐”，即人格的最高境须成就于“乐”的熏陶。为何如此呢?朱熹的理解是“乐……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论语集注》卷4)。在朱熹看来，“人与天地本一体，只缘渣滓未去，所以有间隔；若无渣滓，但与天地同体”(《语类》卷45)。什么是“渣滓”呢?其一，“渣滓是私意人欲未消者”(同上)，其二“渣滓他勉强用力，不出于自然而不安于为之之意”，“闻乐就可以融化了”(同上)。可见，“渣滓”正是殊相与共相的矛盾处及人与天地之间隔处，“渣滓”本身又含“私欲”和“勉强”两层意思，前者指动机，后者指体验，如果说“私意”的动机还可以由“复礼”克服，那么“勉强”的体验就不仅仅是“复礼”所能奏效的了，单一的“复礼”仍可能使人“不出于自然而不安于为之”，感之以“乐”，就能融化这种“渣滓”而使人“忽而不自知其入圣贤之域”(《论语集
注》卷4)。可见理学家们不仅是极端的动机论者，而且是极端的体验论者。他们观察人的标准基本是看其为善或为恶，其次是观其动机为己或为人；最后也即最高的标准是观其内心体验乐或不乐。要达到“乐”的境界，“乐”的工夫是必由之路。“乐”是真、善、美及知、情、意高度统一基础上实现的心灵的自由体验与自由境界，又是实现这种自由境界的必由途径。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和席勒都把审美作为心灵自由的唯一标志以及实现这种心灵自由的唯一途径，理学中的“乐”范畴已包含了这样的美学意蕴，理学范畴之中“乐”与席勒的“游戏冲动”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妙。理学家这种以“寻乐顺化”为标志的人生境界和修养工夫，在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指出中华传统的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特别重视道德与艺术，重视人格理想的追求，或者说是以道德与艺术为两大基石，人生境界为一大指归。这并不是本人的创见，而已是为海内外许多学者所大体肯定了的观点。我要强调的是，与其把中华传统的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的特征归结为道德的或艺术的，无宁把它归结为美育的。美育以道德人生为指归，以艺术情感为途径，好是两者的有机融合
；把美育作为中华传统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的基本品格，也许较之单言道德或艺术更契合中华传统精神文化的基本用心与总体特征。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基石的艺术，从来不是纯粹以形式自足，满足于“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而是载负着深沉的人生宇宙意识及其使命感，执著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不但在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正统与主导，以入世济世为指归的儒家艺术是如此，而且在作为与儒家互补，以超世出世为指归的道家和佛家艺术也是如此。只不过前者是以催人奋发有为、导人入“性情之正”的方式来激励、规范人生，后两者则是以晓人无为而为、顺性自然或摆脱尘世名缰利索、乃至生死恩怨的方式来超度、解脱人生。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基石的道德，也从来不是如康德所谓由“先验理性”、或抽象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决定的意志自觉，而是融合在具体的人伦情境之中，由具体细微的“语默动静”来实践与体验的人生规范；它的最高境界不是进入对绝对理性的认同或自律，而是通过艺术化的中介，化外在的社会的规范为内在的个体的自觉与满足，达到人生言语举止的艺术化与规范化，“从心所欲不逾矩”，终至“与天地浑然同体”。“善”必须以“乐”为内在体验，中国哲人在艺术中追求的是人格的道德境界，在道德中追求的则是人格的艺术境界。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文学必在道义中，而道义则求其艺术化。中国之人生乐处，即在是矣。此非中国之文化特质乎?”(《中国文化特质》阳明山庄本，1983年9月：版)艺术与道德的这种有机融合，正充分体现了中华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
艺术的人生化、道德化，道德和哲学的艺术化、审美化，这都表明中华文化精神中蕴含着深厚的美育精神。蔡元培先生当年极力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来建设中国的精神文明，正有其民族化心理和文化精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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