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社会:必要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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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技术与社会:必要的张力
技术与社会:必要的张力
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各有其理论意义,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技术与社会之间不是简单的谁决定谁的关系,而是矛盾冲突与互动共进的关系.技术的'伦理评价与现实发展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一方面要对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社会副作用、伦理冲突保持必要的警醒,另一方面要为有争议的新技术发展保留适度空间.
作 者：李宏伟 Li Hongwei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刊 名：江淮论坛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HUAI TRIBUNE 年，卷(期)： “”(1) 分类号：C91 关键词：技术决定论 社会建构论 技术与社会 必要的张力篇2：差异与和谐的必要张力――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作者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常务副主任、教授 顾骏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重要执政能力之一。曾庆红同志在阐述《决定》精神时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位一体”，构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格局。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和谐”，是一种建立在由市场带来的差异基础上的“和谐”。这一新概念和新观点的提出，反映出党、国家和全社会对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社会生活变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领域的差异与和谐以及两者关系的认识。
市场经济对差异与和谐的要求及其困境
将和谐社会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意味着对社会差异的承认，因为没有现实的社会差异，在近乎同质的基础上谈和谐，即使不能说没有意义，至少也是意义有限的。从逻辑上说，和谐社会就是社会在差异基础上所达成的和谐状态。
差异社会的和谐状态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首先，市场就是交换，交换的前提是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既是差异的表现，也是差异的结果。没有差异就没有市场本身，反之，市场一旦形成，必然增强差异，并促使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其次，不仅不同分工之间有差异，在同一种分工内也存在差异。作为一个竞争场所，市场要求所有参与者都时刻处于竞争之中，进行优胜劣汰。同一分工内的显著差异既以优胜劣汰为前提，也会通过优胜劣汰进一步扩大。最后，分工和竞争必然导致经济领域中生产要素的分化和分离，不同要素向不同的市场主体集中，造成其在市场上的不同地位，不同群体及其优势或弱势在不同生产要素占有份额的基础上形成，经济差异由此派生出社会差异、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总之，有市场必然有差异，而市场的差异必然造就社会的差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差异的市场才是有活力的市场。改革开放以来的20余年中，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和造就社会差异方面同样有效乃至同样高效，就是这个道理。在几乎同质的社会状态下，迅速形成和扩大差异，首先是经济上的差异，随后是社会方面的差异，构成了一段时间来中国社会巨大活力的结构性来源。在改革过程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中都包含了差异机制的作用。
市场不但以差异为前提和动力，也以差异基础上的和谐为条件。市场是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体，其中既存在差异，也存在和谐：分工就是合作，交换就是互补，没有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合，不可能有经济过程。从这一点来说，市场经济要求的不是单纯的差异，还要求差异的和谐与和谐的差异。古典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其实质性的主张就是寻求一只从差异中促成和谐的'手，一只市场自发的手。问题在于，在自发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差异的和谐还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根本上属于私人领域的市场，虽然不乏和谐的要求，客观上也存在劳动分工意义上的合作，但仅凭其自身，难以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正如市场在效率与公平关系上对效率存在明显偏爱，其在差异与和谐关系上对和谐也存在内在的无力，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近年来在国际国内被频繁提起的“拉美陷阱”，指的就是在一些南美国家，未经有效调控的市场由于缺乏对社会差异的控制而陷入市场效率丧失、经济发展停滞和社会冲突激增的现象。市场需要社会和谐但又无力自发实现和谐社会的这一“窘境”，使得对社会差异进行其他层面或形式的控制和调整成为必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差异与和谐的取向
和谐社会作为特定社会的公共目标，需要依托公共领域的力量来实现。以执政党和国家的名义来积极认同并主动承担这一使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含义。相对单纯以资本增值及效率为首要目标的市场，社会主义要求以全社会的利益为最终目标，追求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福祉。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视为一种坦诚地认可差异、同时又真诚地追求和谐的经济―社会制度。
问题在于，这样的看法如果在理论上可以成立，现实中是否确实可行，还是需要检验的。当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刚刚提出时所面对的，说到底不仅仅有对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衔接的疑虑，还有对社会主义是否足以制约市场经济在差异与和谐关系上失衡的疑虑。这种疑虑不仅是理论上的，更是实践上的。客观地说，改革至今，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差异与和谐关系仍然处于可控状态，虽然分化和差异程度不断爬升，但社会总体上还是处于有序和稳定的状态；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差异与和谐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持续运行于分化和差异的高水平上，中国社会始终面临着两种现实可能性：或者在适度差异且不失稳定的基础上，经济和社会保持发展势头，或者随着差异不断扩大和冲突加剧，最终陷入社会失衡、经济停滞的“拉美陷阱”。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人均GDP水平的上升和财富占有的阶层分布的走势，正越来越迫切地要求人们就这两种可能性作出选择。回避问题，逃避选择，将置自己于“不选择的选择”之尴尬境地。正是在这一背景上，人们可以真正发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现代化战略的重要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策略选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重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老路，重新拉平已经存在的社会差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曾经追求过建设一个同质的社会，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除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异，同时也消除了一个正常社会的多方面的活力。一个没有差异、没有社会冲突的社会，也许令人向往，但这样的社会难免会缺乏个人追求的余地和由个人追求汇集而成的社会活力和发展动力。
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定以承认差异、尊重差异为前提，努力追求让不同个体、不同群体根据自身条件，充分发挥所长，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目标。个体目标和整体目标的兼容和互补，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经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共同所在。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是差异成为个体或群体实现自身的领域，而不是委屈、浪费甚或牺牲自身的场所。差异构成了个体或群体之间“错位竞争”的条件和凭借，有差异的个体不一定要在同一空间对垒，各个群体或阶层可以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寻找自己的舞台。有差异，但未必有冲突，更精确地说，正因为有差异，所以才可以不冲突。这种对差异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或者说非冲突化的处理，正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推崇的“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理想社会的核心构想，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从方法论意义上看，这种极具智慧的解决方案就是保持差异与和谐之间的张力，寻求两者间的平衡点，以此促成个体有最大作为、社会得到最佳整合这样一种充满活力的局面，从而，最大限度地争取经济活力与社会稳定的并存和互补。
为了保持差异与和谐之间“必要的张力”，需要以制度性安排来调整市场在利益分配上的失衡。
差异说到底是利益的差异，和谐自然包含对利益的协调。不在利益分配制度上对市场自发机制采取一定的弥补，就不可能引导和影响差异的走势，追求和谐社会的努力就很难产生效果，和谐社会就没有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将被虚拟化。具有自发性质又获得了经济上主导地位的市场体制，客观上为掌握各种经济―社会资源的个人或群体提供了发挥自身优势的机会，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搭建建设性的政策架构，由国家制定公共政策和发展社会事业，发挥政府作为各种利益群体中介人和协调人的作用，通过立法和行政等方式，促使社会财富适度转移，扭转差异扩大的趋势，缓和利益矛盾，争取适度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和谐。
有差异必有矛盾，有矛盾难免发生冲突。差异基础上的和谐，不需要绝对排除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冲突的社会，而是冲突被良性化、制度化了的社会。除了由国家或政府担任中介人，采取直接介入的方式之外，还可以采取法律的，社会的等不同方式，借助明确的规则约束，让不同的利益群体通过体制化的平台，如集体协商或谈判机制等，直接沟通乃至博弈，从中产生能够为各群体所接受的利益分配格局。经过制度化、无害化和建设化的处理，可以有效利用冲突的激活效应，同时又可避免由冲突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实现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和谐。
无论差异还是和谐，它们都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个人或群体对差异与和谐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差异与和谐的实际效应。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在承认个体或群体间的差异、承认不同个体或群体的基本权利和权益的基础上，对已经存在的差异格局作出合理、合情的解说。和谐社会需要利益协调，但利益协调也是有限度的。一切现存的秩序都需要合理化的过程，需要经过一个解说而被相关方接受和认可的过程。只有综合发挥利益协调、良性冲突和合理解说的作用，才能够在利益分化和差异的基础上，实现认知层面和现实层面的社会和谐。在这一点上，执政党的研究工作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实践过程，也是一个理论过程。
篇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异与和谐的必要张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异与和谐的必要张力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重要执政能力之一。曾庆红同志在阐述《决定》精神时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位一体”，构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格局。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和谐”，是一种建立在由市场带来的差异基础上的“和谐”。这一新概念和新观点的提出，反映出党、国家和全社会对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社会生活变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领域的差异与和谐以及两者关系的认识。 市场经济对差异与和谐的要求及其困境 将和谐社会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意味着对社会差异的承认，因为没有现实的社会差异，在近乎同质的基础上谈和谐，即使不能说没有意义，至少也是意义有限的。从逻辑上说，和谐社会就是社会在差异基础上所达成的和谐状态。 差异社会的和谐状态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首先，市场就是交换，交换的前提是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既是差异的表现，也是差异的结果。没有差异就没有市场本身，反之，市场一旦形成，必然增强差异，并促使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其次，不仅不同分工之间有差异，在同一种分工内也存在差异。作为一个竞争场所，市场要求所有参与者都时刻处于竞争之中，进行优胜劣汰。同一分工内的显著差异既以优胜劣汰为前提，也会通过优胜劣汰进一步扩大。最后，分工和竞争必然导致经济领域中生产要素的分化和分离，不同要素向不同的市场主体集中，造成其在市场上的不同地位，不同群体及其优势或弱势在不同生产要素占有份额的基础上形成，经济差异由此派生出社会差异、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总之，有市场必然有差异，而市场的差异必然造就社会的差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差异的市场才是有活力的市场。改革开放以来的20余年中，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和造就社会差异方面同样有效乃至同样高效，就是这个道理。在几乎同质的社会状态下，迅速形成和扩大差异，首先是经济上的差异，随后是社会方面的差异，构成了一段时间来中国社会巨大活力的结构性来源。在改革过程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中都包含了差异机制的作用。 市场不但以差异为前提和动力，也以差异基础上的和谐为条件。市场是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体，其中既存在差异，也存在和谐：分工就是合作，交换就是互补，没有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合，不可能有经济过程。从这一点来说，市场经济要求的不是单纯的差异，还要求差异的和谐与和谐的差异。古典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其实质性的主张就是寻求一只从差异中促成和谐的手，一只市场自发的手。问题在于，在自发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差异的和谐还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根本上属于私人领域的市场，虽然不乏和谐的要求，客观上也存在劳动分工意义上的合作，但仅凭其自身，难以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正如市场在效率与公平关系上对效率存在明显偏爱，其在差异与和谐关系上对和谐也存在内在的无力，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近年来在国际国内被频繁提起的“拉美陷阱”，指的就是在一些南美国家，未经有效调控的市场由于缺乏对社会差异的控制而陷入市场效率丧失、经济发展停滞和社会冲突激增的现象。市场需要社会和谐但又无力自发实现和谐社会的这一“窘境”，使得对社会差异进行其他层面或形式的控制和调整成为必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差异与和谐的取向 和谐社会作为特定社会的公共目标，需要依托公共领域的力量来实现。以执政党和国家的名义来积极认同并主动承担这一使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含义。相对单纯以资本增值及效率为首要目标的市场，社会主义要求以全社会的利益为最终目标，追求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福祉。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视为一种坦诚地认可差异、同时又真诚地追求和谐的经济—社会制度。 问题在于，这样的看法如果在理论上可以成立，现实中是否确实可行，还是需要检验的。当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刚刚提出时所面对的，说到底不仅仅有对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衔接的疑虑，还有对社会主义是否足以制约市场经济在差异与和谐关系上失衡的疑虑。这种疑虑不仅是理论上的，更是实践上的。客观地说，改革至今，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差异与和谐关系仍然处于可控状态，虽然分化和差异程度不断爬升，但社会总体上还是处于有序和稳定的状态；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差异与和谐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持续运行于分化和差异的高水平上，中国社会始终面临着两种现实可能性：或者在适度差异且不失稳定的基础上，经济和社会保持发展势头，或者随着差异不断扩大和冲突加剧，最终陷入社会失衡、经济停滞的“拉美陷阱”。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人均GDP水平的上升和财富占有的阶层分布的走势，正越来越迫切地要求人们就这两种可能性作出选择。回避问题，逃避选择，将置自己于“不选择的选择”之尴尬境地。正是在这一背景上，人们可以真正发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现代化战略的重要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策略选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重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老路，重新拉平已经存在的社会差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曾经追求过建设一个同质的社会，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除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异，同时也消除了一个正常社会的多方面的活力。一个没有差异、没有社会冲突的社会，也许令人向往，但这样的社会难免会缺乏个人追求的余地和由个人追求汇集而成的社会活力和发展动力。 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定以承认差异、尊重差异为前提，努力追求让不同个体、不同群体根据自身条件，充分发挥所长，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目标。个体目标和整体目标的兼容和互补，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经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共同所在。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是差异成为个体或群体实现自身的领域，而不是委屈、浪费甚或牺牲自身的场所。差异构成了个体或群体之间“错位竞争”的条件和凭借，有差异的个体不一定要在同一空间对垒，各个群体或阶层可以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寻找自己的舞台。有差异，但未必有冲突，更精确地说，正因为有差异，所以才可以不冲突。这种对差异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或者说非冲突化的处理，正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推崇的.“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理想社会的核心构想，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从方法论意义上看，这种极具智慧的解决方案就是保持差异与和谐之间的张力，寻求两者间的平衡点，以此促成个体有最大作为、社会得到最佳整合这样一种充满活力的局面，从而，最大限度地争取经济活力与社会稳定的并存和互补。 为了保持差异与和谐之间“必要的张力”，需要以制度性安排来调整市场在利益分配上的失衡。 差异说到底是利益的差异，和谐自然包含对利益的协调。不在利益分配制度上对市场自发机制采取一定的弥补，就不可能引导和影响差异的走势，追求和谐社会的努力就很难产生效果，和谐社会就没有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将被虚拟化。具有自发性质又获得了经济上主导地位的市场体制，客观上为掌握各种经济—社会资源的个人或群体提供了发挥自身优势的机会，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搭建建设性的政策架构，由国家制定公共政策和发展社会事业，发挥政府作为各种利益群体中介人和协调人的作用，通过立法和行政等方式，促使社会财富适度转移，扭转差异扩大的趋势，缓和利益矛盾，争取适度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和谐。 有差异必有矛盾，有矛盾难免发生冲突。差异基础上的和谐，不需要绝对排除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冲突的社会，而是冲突被良性化、制度化了的社会。除了由国家或政府担任中介人，采取直接介入的方式之外，还可以采取法律的，社会的等不同方式，借助明确的规则约束，让不同的利益群体通过体制化的平台，如集体协商或谈判机制等，直接沟通乃至博弈，从中产生能够为各群体所接受的利益分配格局。经过制度化、无害化和建设化的处理，可以有效利用冲突的激活效应，同时又可避免由冲突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实现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和谐。 无论差异还是和谐，它们都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个人或群体对差异与和谐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差异与和谐的实际效应。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在承认个体或群体间的差异、承认不同个体或群体的基本权利和权益的基础上，对已经存在的差异格局作出合理、合情的解说。和谐社会需要利益协调，但利益协调也是有限度的。一切现存的秩序都需要合理化的过程，需要经过一个解说而被相关方接受和认可的过程。只有综合发挥利益协调、良性冲突和合理解说的作用，才能够在利益分化和差异的基础上，实现认知层面和现实层面的社会和谐。在这一点上，执政党的研究工作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实践过程，也是一个理论过程。篇4：科技与伦理:保持必要的张力
科技与伦理:保持必要的张力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的伦理困惑,就其原因,既有科技自身的因素,也有人类本性的因素.深入探析科技与伦理的内在关联性,保持二者间的`张力平衡,是未来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环境全面进步的基础.
作 者：方玉媚 作者单位：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四川,雅安,625014 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年，卷(期)： 20(8) 分类号：N031 关键词：科技 伦理 张力篇5：社会公正、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张力
社会公正、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张力
历史己可确凿无误地写上：新文化运动期间是20 世纪中国绝无仅有的多元文化得以自由论难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内部是多元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其中且有多种复杂的排列组合。
反对阵营也是多元的：国粹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救世派，其化文化民族主义者，同善社及其他鬼神迷信组织……。
两极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中间派与调和论。
他们凭藉各自的阵地尖锐、自由地辩驳。个个自以为是，信心十足。没有什么人或什么派自甘堕落，卑鄙告密，勾引、煽动权势者去消灭对方。唯一的裁判是读者的自由选择。鬼怪云集的《灵学丛志》（中华书局出版）是因门庭冷落，香火不继而不得不自行关门的。它与《新青年》的读者群有很大差别。后者对它的猛列批判究竟有没有或起了多大作用，恐怕很难说清。
凭吊当年硝烟，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这不是无是无非的混战。
反对白话为书面交往和文学创作主要言的诸公肯定错了。言文合一，利国便民，为大众交往、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工具。胡适、陈独秀、钱玄同诸人促成这一伟业，合当永志青史。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尽管所持理由不一，就反对白话文而言，无疑都错了。
至今莫衷一是的似是两大历久不衰的追求。
一是如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
翻检当年文献，触目皆是对社会不公的忧虑。
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零3个月；死亡军人约850万，平民约一千万；直接经济损失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1516亿美元。作为富强典范的欧洲百孔千疮，武装革命、和平示威风起云涌。从现象疑及制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在西方“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1]在国内，政治经济秩序都面临着转型期的混乱和痛苦。军阀混战，工厂盛行着资本主义初兴期的残酷压榨，贫苦民游民化……。面对如斯局面，中国人何以自处？
这些世界性的难题，难为了剪下辫子不久的中国知识分子。
“劳工神圣！”（蔡元培）、“劳作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梁启超）、“今后救亡之第一着当从事于社会革命”（许德珩）、“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李大钊）、“俄国式的革命DD社会革命DD要到处散布了”（傅斯年）……。
这些思想取向不一的知识界菁英，异口同声争说“劳工神圣”、“社会革命”！各人情况不同，总的说来是正义冲动推动下对世界“新思潮”的追逐。他们期望的是在中国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可是，这些善良的愿望基本上是空泛的理念，从“公正”、“公平”的标准，“社会革命”的具体内容，到实现这些的途径和手段，往往都不甚了了。他们大都是人文学者，笔力甚健；但通常对政治学，经济学和中国社会缺乏系统的研究，对资本主义和苏俄的历史和现状也缺乏深切的了解；加上当时虽有政党却没有健康的政党政治，社会科学大体处于介绍输入阶段；于是，除了一些激进者走上与国民党合作动刀动枪的道路外，多半停留在空泛的理念探讨或“第三种文明”的鼓吹。
二是念念不忘文化民族主义。
昔日辉煌与今日贫弱的反差一直困着19、20世纪的中国人。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突出地表现在东方文化救世论的兴起。开先河的是辜鸿铭。早在19，他就毫不含糊地给东西文化定性：
“目前在欧洲和远东之间确实有一种文明之争在进行着。不过在我看来，这种斗争似乎不是一种黄种文明与白种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更似一种远东文明与那种可称为欧洲中世纪文明之间的'冲突。”
“……人类未来文明……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2]
在辜老先生笔下，东西文化之争，是先进的东方与落后的奉行中世纪文明的欧洲之争；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与现代文明没有矛盾，而且蕴含着现代性的精髓。他写道：
“人们经常断言汉语中没有关于‘自由’的词汇，但令人惊奇的事实是，不仅汉语中有关于‘自由’的词汇，而且这个词还准确地表达了……‘自由’的真正含义……汉语中表示‘自由’的字是‘道’……当它在‘自由’这个意义上使用时，被义定为遵循我们本性的法则DD率性之谓道。”③
新文化运动期间，他更气壮山河地断言：
“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专制即秦始皇的暴政”。
“我认为在中国，我们一直拥有‘理性民主政体’,尽管从统治的形式上来说始终是君主统治。中华民族一直是个民主的民族。我敢说，就我所知，中国人……今天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民主的民族。”④
尽管此老的这些外文著作在国内影响不大，在海外却颇有一些读者。更重要的是他首创一个记录：中国人以所学西学为工具，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现代性”。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结论，仅就历史事实来说，毋庸讳言：时贤孜孜LL进行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类的研究，不过是他的未竟事业的继续。
同时，辜鸿铭不是孤立的，各个时期都有同道，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同步的新文化运动中起而呼应者更大有人在，而就东方文化救世论掀起轩然大波的是梁启超和梁漱溟。最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立论：
“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已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进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
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⑤
两个都是世界性的难题。实质是如何处理现代化与社会公正、现代化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内在张力。
时代变了，即使是东方文化救世界论的鼓吹者也多半吃过洋面包，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他们不是19世纪弄不清有没有陆路可通英吉利的土老帽，也不像后者那样以坚决拒绝西方现化文化为职志。他们赞成有所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有的人笔下还不时出现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之类的字眼；有的争论甚至表现为是谁真正领会了西方文化之争。当今有的论者据此坚决否认他们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反对者。
如果弄清双方的确实主张，弄清各自的具体追求，也许有助于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
从社会公正和文化民族主义出发非议西方的一方，通常着重在两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
一是在制度层面。
在经济领域，杜亚泉力倡“凡可从手工制作者，勿以机械代之。”经营者应限于“自给自足之工艺”、“勿视此为投机致富之捷径。”⑥ 他说的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而是接受还是拒绝以谋取利润为动力的现代经济制度。在张君劢看来，就是不能发展“谋利之工商”，⑦而谋求“均平寡安”的经济制度。进入代后，章士钊也反对中国走西方发展现代工商之路，要求“返求诸农”，建设“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说礼义、尊名分，严器数”的“农国”。⑧从孙中山到社会主义者则冀图以公有制去限制乃至取消竞争，作为“毕其功于一役”的阶梯。
在政治制度方面，有的即使口头上也说几句“自由”、“民主”之类的门面话，实际想的是限制乃至取消。
二是在道德层面。
“东方文化”怎样救世？各人说法不同，核心通常是主张用中国传统道德或人生哲学去“规范”或修正现代经济和政治制度。公、忠、诚、有序、服从、集体、天人合一……据说都是医治西方现代病的灵丹妙药。
他们的矛头通常指向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
可是，历史的走向颇不利于前者。
折腾了80年，“社会公正”对中国人说来仍是颇为遥远的奋斗目标，而付出代价之大，真有点不堪回首。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是，尽管“社会公正”在丑陋的西方也仍须努力，但东方文化对此肯定无能为力；文人学士的各种伟大构想可否付诸实践亦颇渺茫；最切实的途径不能不是研究西方各国在此领域采此的各项措施（税收、社会福利、救济、保险……）的成败得失，然后根据本国情况有选择地移植、改进。
西方各国没有按照中国人的设想，从东方文化中寻求改革的智慧，他们是在不断自我批判中寻找更新之路的。而东方各国和地区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是向西方学习。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在各项具体制度上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充分暴露了他们与市场经济和法治不符的各自的传统已经成了沉重的包袱。
在道德领域，“与传统彻底决裂”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可是，既要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就不能不确立个人主义的核心地位。传统可以衍生现代，但传统的各种观念和规范，只有无碍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部分才会被人们广泛认同和接受。
在现代世界，国家和民族应该是平等的。说到文化，无论是世界范围，还是各国和各民族内部都是多元的，公民才是选择的主体。他人强加的选择标准不可能长期为多数人接受。现代化早已是全球性的不可抗拒的趋势。现代化有它自己的价值标准。这个趋势与各国原有的中世纪的民族文化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但历史是这样无情，现代化的趋势顺之者昌，逆之则亡。民族文化如果不顺应潮流蜕变，而成为抗拒外来文化的坚固堡垒，必然沦为危害国家和公民利益的包袱，大清帝国就是这样的典型。
国家和民族的平等，不等于各国的文化发展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一些落后国家的文人学士喜爱倡导“民族本位文化”，这是狭隘民族主义的煽情。在一个国家急需学习外来先进文化的历史关头玩弄这类把戏，欺骗性很大，但祸国殃民，屡试不爽。
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继承和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的破坏主要来自战乱和贫穷。随着现代化的实现和社会稳定发展，这些遗产中的一部分虽然不能不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迁，但从整体上看，又为其保护、利用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落后国家和民族只有实现现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缩小或消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中真正争得平等。冀图以本国特性的藉口，蓄意标新立异，讨伐现代文明的公认准则，这不伸无助于缩小差距，维护本国的利益，而且只能逞快于口舌，图虚名，得实祸，扼杀公民的思想自由和创新能力,摧残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动力，把本国拖入困境而难于自拔。
“反语言霸权”、“反后殖民”！修改西文殖民者制定的游戏规则！……这类呼喊豪情万丈、壮怀激烈，令人肃然起敬！可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游戏规则是各个领域发展与挫折中不断自我完善的成果。中国折腾了一百多年，扭扭捏捏开始走上与世界接轨的道路，才开始摆脱被动局面，你们是不是又一次想阻挡这个历史进程呢？！
注释：
[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7页，中华书局1936年上海。
②辜鸿铭：《尊王篇》、《辜鸿铭文集》（上卷）海南出版社版第174、183页。
③同上第150页。
④辜鸿铭：《呐喊》，同上书第544页。
⑤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37－387页。
⑥杜亚泉：《工艺杂志序》、《东方杂志》第15卷4号（194月）。
⑦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111页。
⑧章士钊：《农国辨》，上海《新闻报》（1923年11月3日）。
篇6：社会技术与可持续发展
社会技术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首先明确提出来的,其基本含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后来的重要补充是“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新的发展观提出来后,成为一种全球认同的发展战略或发展模式,其核心就是要协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作 者：吴卫东 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6 刊 名：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英文刊名：THE JOURNAL OF HARBIN COMMITIEE SCHOOL OF THE CCP 年，卷(期)： “”(4) 分类号：B028 关键词：社会技术 和谐关系 公平原则 人口素质篇7：基因技术与社会不公平
基因技术与社会不公平
本文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基因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社会不公平问题。作者主要从两个系列研究这一问题，第一个序列包括研究起点的不公平研究过程的不平等，以及基因技术应用的结果的不公平，另一序列包括基因技术应用后，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富人与穷人，有知识者和无知识者之间存在的社会不公平问题。
作 者：张国安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哲学系，贵州 贵阳 550025 刊 名：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20(1) 分类号：B82-052 关键词：基因技术 社会不公平 人类篇8：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关系研究
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关系研究
由于在作用对象、评价原则、实验方法、可接受性、参照系数以及技术进步快慢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不同,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存在着本质的差别.
作 者：吴卫东 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社科部,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刊 名：哈尔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年，卷(期)： 24(5) 分类号：B028 N02 关键词：自然技术 社会技术 参照系 评价原则 可接受性篇9：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基础科学教育
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基础科学教育
一、何为STS
近几年，面对现行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国基础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界一直在呐喊要提倡素质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同时也在不懈地探索素质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方法。
近年来，国际上许多国家对其基础科学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内容与标准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特色之一，是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思想内容融入到基础科学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之中，即在科学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中增加人文思想、人文色彩。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改革也已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中将STS与基础科学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相结合，是最为值得关注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由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重视专门化的东西，使得大多数科学家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深了越来越专业化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带来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斯诺也谈到越来越专业化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带来的不好的影响。他认为，这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比如科学家很可能只了解专业很窄的范围，而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基本知识，甚至代表两种文化的双方互相认为对方的工作意义不如自己从事的重要，从而互相排斥。这种文化的分裂会带给社会损害、损失。斯诺提出要改变现有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制度和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方法，以改变这种现状。
科技发展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是否应该发展核能，是否应该谨慎地加以限制基因工程的研究，应怎样控制世界人口，怎样控制非再生能源的消耗率，怎样避免战争、环境污染，又怎样防止或消除等等。科学技术革命，不断引起对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的讨论，而人和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本质上是社会过程。凡其结果会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的，群众都应参与决策和实施。科学技术对政治和道德的影响是公众的事情，外行也应介入。然而西方国家中社会和科学技术明显分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脱节，而自然科学又占统治地位，这样就需要培养了解科学技术及其后果、能够参与涉及科学技术决策的公民，需要能给决策者提供新的信息和科学的分析等等。基于这些客观需要，逐渐兴起了一个跨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STS。世界上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对STS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STS是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于美国的一个新兴的学科。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STS研究。现阶段，我国专门研究STS的学者这样定义STS：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它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和社会其他子系统（比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等等）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科学、技术也应该研究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还要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在整体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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