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中唯物史观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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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后现代语境中唯物史观的自觉
后现代语境中唯物史观的自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话语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不断弥散和播撒,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一种毋庸忽视的后现代语境.后现代语境不仅是思想意义上的,也是社会意义上的,具体到社会历史观上,就是形成了后现代视域.我们应立足于唯物史观,直面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挑战和冲击,在此过程中,唯物史观也将获得必要的重释.
作 者：张立波 Zhang Libo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刊 名：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PARTY INSTITUTE OF CPC AND NANJI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年，卷(期)： “”(4) 分类号：B03 关键词：后现代 当代中国 唯物史观 历史哲学篇2：建设性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精神和后现代精神
建设性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精神和后现代精神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学派.它不同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从建设性向度对现代精神进行重构,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后现代精神,表现出一种对人类、社会、自然进一步发展的密切关注的'情怀.
作 者：范碧鸿 王承就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学院社会科学部,广西,南宁,530006 刊 名：经济与社会发展 英文刊名：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年，卷(期)： 1(9) 分类号：B089 关键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现代精神 后现代精神篇3：后现代语境中的当代服饰艺术
后现代语境中的当代服饰艺术
作为对现代主义的一种超越与反叛,后现代主义以其反基础、反理性、反本质主义的态度充斥并影响着各个领域.就服饰艺术来说,自20世纪70年代直至当今,伴随着服饰设计多元化的态势,当代服饰艺术的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解构主义、折衷主义以及黑色幽默等方面.对于中国服装界而言,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不断吸收外来服饰文化的长处,才能创造出富有东方神韵的现代民族服饰.
作 者： 作者单位： 刊 名：荆楚理工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G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年，卷(期)： 24(4) 分类号：G122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解构主义 折中主义 黑色幽默 服饰艺术篇4：后现代语境中话语伦理学的困境及其意义
后现代语境中话语伦理学的困境及其意义
话语伦理学作为交往行为理论向话语政治学过渡的中介,在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复兴过程中,继罗尔斯<正义论>之后道德普遍主义的又一次强力张扬.但话语伦理学在赢得赞誉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不满.在这里,且不谈维尔默的善意批评、伯恩斯坦、麦卡锡的谨慎怀疑和麦金泰尔、泰勒的正面交锋;只想揭示在福柯、利奥塔等人的.挑战下,话语伦理学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困境及其意义.
作 者：王凤才 Wang Fengcai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33 刊 名：哲学动态 PKU CSSCI英文刊名：PHILOSOPHICAL TRENDS 年，卷(期)： “”(2) 分类号：B12 关键词：篇5：后现代语境与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
后现代语境与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
发端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随着全球化进程转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展中国家,对其进行的.理论反思已经融化在许多思想和学科以及文化讨论的潜在视域之中.对于日益融入全球化系统的中国文化而言,现代性仍然是“未竞的事业”.在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视域中观照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是面向世界的文化自觉.
作 者：张丽 高鸣 作者单位：张丽(云南中医学院,社科部,云南,昆明,650200)高鸣(昆明大学,社科系,云南,昆明,650118)
刊 名：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YUNNAN FINANCE & ECONOMICS UNIVERSITY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年，卷(期)：2005 20(6) 分类号：G05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中国文化 现代性篇6：后现代语境中“娱乐不死”的假日特别节目的论文
后现代语境中“娱乐不死”的假日特别节目的论文
摘 要：假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越来越不容小觑，对于电视行业来说，假日为其带来了更多的潜在消费人群。各个频道更在长假期间推出特别制作节目，这样不单可以增加收视人群，提高收视率，提升媒体的影响力。同时，还可以更好的在受众心里强化媒体的定位，形成市场细分。长假电视节目从初次尝试，到现在的每逢重大假日各国内主流电视媒体必做应景的特别节目这种状态，正越来越清晰的体现出业界对长假电视的价值和影响力的认识。
关键词：假日特别节目；使用与满足；传媒影响力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其后现代性表现的更为明显。在中国今日的电视节目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娱乐不死的状态。娱乐大行其道，众人狂欢，因为面对日常的各种压力，人们会去寻找一种排解渠道，这是一种常态。而波兹曼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教育、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娱乐至死的物种。”这种担忧当然有过于夸张和杞人忧天之处，但对防止过度娱乐起到了警示的 作用。
关于假日特别节目，这个在学术界有诸多解释，但是没有形成最后的结论。笔者在这里说的假日特别节目是指区别于该频道非节假日所做的节目，有可能是该频道已有节目的重新包装、重磅打造的，也可以是为某一特定节日制作的以前这个频道没有的节目。现在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析假日特别节目，希望能为假日节目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更好的道路。
一、在后现代语境中，观众需要什么样的娱乐
电视在其诞生之初就是作为娱乐性媒体，而非新闻性媒体。英国学者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在其《电视与社会》一书中写到，“电视主要是一种娱乐媒体，在电视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娱乐性。”这指的是其无论内容与形式，都是为了让观众产生愉悦感而生。同时他还在该书中写到，“电视也是一种家用媒体”。这一切都说明了电视从产生之初的最原始或者最本质的作用就是娱乐性，因为观众有选择观看与否的权利，他们不喜欢一味的说教或者神圣的像教堂一样的节目。但是，因为受众的需求是多样性的，一些严肃的或者教育类的节目也会上演，假设电视都是教育类节目，那可以想象电视可能会很快淡出传媒市场，因为观众有选择看与不看的自由。娱乐是人类生存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如果电视缺乏娱乐性，那互联网的时代可能来得更猛烈些，特别是在现在这种后现代的语境中，没有娱乐性媒体就没有生命力。美国传播学者赖特明确指出娱乐功能是大众媒介传播功能中最为显露的一种功能。
电视是否需要越来越娱乐，这不是某家电视台得决定，而是受众的需求决定了市场，市场的需求决定了这一消费形态的存在。在后现代语境中，一切崇高、做作都被结构，受众通过自我认知一直在重构着自己的世界。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生存的压力让每个人都感觉呃喉。作为主流媒体，也就无意识中充当着为公众减压的角色。事实上，大众不仅需要信息，更需要娱乐。弗洛依德就明确指出，“人类总是寻求快乐，避免不快乐。”电视与报纸不同，它呈现的是图像，有声音有色彩会运动的连续图像。它比起纸质媒体在传达信息时就更为明确，观众不需要花费更多的想象力和思考力去理解该信息的信息核，因为一切都在画面或者声音当中给出了线索。在观看的过程中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得到了享受，信息也传递的更为明确。所以电视更能走上大众化与通俗化的.道路。
作为一个大众娱乐平台，电视从诞生之日到现在都起到了娱乐的功能。但是现在网络媒体的出现，它的娱乐性就更强，而且比电视还具有更多的互动参与功能。电视怎样才能不被大众所淘汰，那只有满足大众需求。这个问题又牵扯到媒体道德这一问题，娱乐本没有错，但是娱乐的低俗化庸俗化就会受到指责。所以这也是电视娱乐性在被进一步挖掘所需要走出的困境。我们的电视媒体应该为受众提供什么样的娱乐节目，为受众构筑一种怎样的娱乐精神？应培养一种积极向上的娱乐精神，用娱乐的态度去传递人类的真、善、美，而不是夸大扭曲的表现社会的假、恶、丑。这是电视所应坚持的娱乐底线。
二、“娱乐至死”的假日特别节目，受众使用媒介的动机是什么
（一）娱乐消遣是假日节目的主要功能，也成为受众收看的主要目的
以五一期间的假日特别节目为例。五一小长假观众休息，电视忙。为争夺五一三天黄金收视，各大卫视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战斗到底。江苏卫视更是吹响快乐集结号，招募了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民间笑星，精心打造五一特别节目《我的笑星我的台》，并于5月1日～3日晚21:30连续播出。制造各种舆论关注点，例如“师心症”掌门人师洋、“天府第一帅哥”闵天浩、“三湘第一美女”何晶晶等话题人物。湖南卫视在五一期间每天的9:30播出《天天向上》的五一特别节目，美艳动人的七公主演员、潇洒帅气的飞碟男孩、激情跃动的舞王蓝波，并且每天一档。每天下午13:00，《快乐大本营》也制作了特别节目，以及还有央视的“挑战群英会”“五一乐三天”“超市大赢家”等等假日特别节目。
（二）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和选择，都受动机驱使，“使用与满足”则是对其受众心理的深度剖析
为什么娱乐类的节目在节日里如此受欢迎？笔者将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受众使用媒介的动机。受众使用媒介的动机的多样性，历来都是传播学者考察的重点，为此，本文针对以“使用与满足”理论考察受众接触媒介动机的研究做了一个简单梳理。
早期，B.R贝尔森对纸质媒体进行了“使用与满足”六个方面的满足进行了归纳。之后当电视作为一种主流媒体出现在社会上时，美奎尔、布卢默和布朗（Mc―伽ail，B―umlerandsrown，1972）又根据观众观看电视“使用”后得到的“满足”，总结出了四种基本类型：
1.心理转换效用（media-Personinieractions）；
2.人际关系效用（pnalrelationship）；
3.自我确认效用(Personal identity)；
4.环境监测效用（survonance）。
电视节目可以缓解受众生活中的压力和负担，使情绪得到调节。而且对于一些电视娱乐节目的观看，也可在日常的生活圈子中提供更多谈论的话题，娱乐了生活。电视节目中出现的一些人物、事件的矛盾冲突解决，可以为观众在日常观念和行为发面提供参考。同时，通过观看电视节目，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波尔斯与考特赖特（court right，1993）也总结出了传播可以满足人类的11种需求：放松、娱乐、忘掉工作或其他头疼的事情、与朋友交往、获知关于自己或他人的事情、消磨时光（特别是在无聊时）、感觉兴奋、感觉不孤单、满足一种习惯、让其他人知道我在乎他们的感情、让某人为我做某事。反观以上需求，娱乐节目能大行其道就不足为奇。
三、假日特别节目的制作对媒体生存的积极意义
社会的变迁，各种新兴媒体的涌现，加剧了媒体行业之间的竞争。特别是互联网和手机加入传媒产业，它们作为一种新兴媒体，势头强劲。整个电视行业都感觉到了它们的威胁，为了不被历史所淘汰，那就只有顺应适者生存的道理，不断发挥电视媒体的优势，挖掘自身潜力。电视行业在面对受众逐渐减少的大势下，也纷纷做出了市场细分，差异定位等措施。电视节目也在不断推陈出新，整合营销。电视行业在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竞争的加剧是不可避免。观众的需求与喜好成为节目制作的重要指导。
假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越来越不容小觑，对于电视行业来说，假日为其带来了更多的潜在消费人群。各个频道更在长假期间推出特别制作节目，这样不单可以增加收视人群，提高收视率，提升媒体的影响力。同时，还可以更好的在受众心里强化媒体的定位，形成市场细分。长假电视节目从初次尝试，到现在的每逢重大节假日各国内主流电视媒体必做应景的特别节目这种状态，正越来越清晰的体现出业界对长假电视节目编排的重视。
为什么各电视频道要做这些特别节目？归根结底就是提高传媒的影响力。因为传媒影响力决定该媒体的价值及竞争力。对于媒体影响力的认知，是中国媒体市场化趋向的重要产物。“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媒体稀缺（至1979年全国只有报纸186种，杂志1470种、广播电台99个、电视台38个），受众在各自区域中没有较多选择，因此媒体影响力未能成为衡量一个媒体作用的具体指标。但是，目前我国媒体市场已大规模扩张，仅至的统计，全国就有报纸种，总印数为329.29亿份；杂志8725种，总印数为29.42亿册；电视台575个，共有节目1206套；广播电台299个，共有节目1934套。这些还不包括近几年的增长数和数字电视、网络媒体等新媒体。”
因此这种媒体的急剧膨胀，受众注意力集中度下降的局面，导致了媒体影响力成为了媒体竞争受众、竞争市场的重要砝码，也成为了各媒体之间竞争的重要战略资源。所以假日特别节目的制作，对于电视行业来说可以更好的与其他媒体竞争，提高媒体影响力，打造频道特色，形成差异定位。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周鸿铎,夏陈安.电视频道经营实务[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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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隆.电视与社会[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篇7：对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诗歌透析论文
对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诗歌透析论文
中国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呈现关于中国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在白话诗刚出现的时候，胡适面对梅勤庄的指责，就曾经做出了如下回应，即“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何议论”。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新诗的写作方面，在最初就面临着一个世界文学背景的问题。而新诗语言政治问题的正式提出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汉学家StephenOwen在1990年在其《WhatIsWordPoety？》首次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政治问题，并且指出新诗首先不能够与以唐诗为顶峰的中国古典诗歌相比较，同时由于现代汉语新诗又以后现代文化语境为前提，是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产物，甚至已经不能够被称之为中国文学。
而在1993年，诗人郑敏在其《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②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一个得到国际文学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这一问题也激发了“文化激进主义”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的论争。争论涉及到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太多值得商榷的历史价值，这场争论唯一值得关注的就是引发争论的问题本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将自身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贡献给了世界，但是汉语以及汉语诗歌却无法赢得世界的认同。这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文化政治问题。文化政治关系到每一个文化群体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以及自我主张，它同时也正在敦促不同的文化属性以及生活在该文化属性之中的人，迎接异族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挑战，并且为扞卫改进自身的文化以及生活形式而进行斗争。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衡量，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诗歌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与“后殖民主义”以及“翻译的政治”这些文化批评术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传承已经出现了断层，而域外诗歌文化的引入，则使得这一断层不断地加大，以往的写作甚至变成隔世之作，诗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熟悉的语调已经失声，而新的文化语境下的创作尝试也由于优秀诗人的青黄不接而呈现出“碎影式状态”。
一、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个人诗学”的语言发现。
1、“百花争鸣”与“众语喧哗”。
进入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新诗歌的“大写时代”一去不返，基于西方文化或者舶来文化的新诗歌写作尝试在获得了短暂的成功之后，再次走进了“失语”的困惑。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一种诗歌的写作理论和写作的尝试都失去了绝对的权威，而任何一种写作或者诗歌的言说方式，都成为寻求中国诗歌和理性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全新的尝试。在这个诗歌不再得到众生膜拜的世界里，诗人的创作流派越来越繁复，我们有幸看到新诗歌写作浪潮走向低谷之后的“百花争鸣”。然而，在本身力量就不够雄厚的新诗写作领域，由于缺乏有绝对影响力的领军人物，“百花争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遮蔽问题，也无法在传承来自西方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中走得更远，或者再次掀起一轮新诗写作的浪潮。因此，在普遍失势以及创作群体的离散情境之下，“百花争鸣”逐渐变成了“众语喧哗”，对于这个时代的诗人而言，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无奈，而最终还逐渐沦为了体现一种语言力量的书写行为，诗歌对于思想的震动在不断地降低。
2、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个人诗学”。
给诗歌写作带来的变化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新诗写作而言，“个人诗学”写作是传统诗歌写作文化背景崩塌和新的诗歌写作尝试一次次碰壁的结果，它体现的是一种“个人化知识谱系”，这种“个人诗学”的写作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诗歌本身或者诗人自身所拥有的各种本质属性，而是在预示着一种写作权利的苏醒与语言使用的重担。即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诗人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试图通过诗歌语言彰显自身的个性，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而另一方面，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遮蔽，使得新诗歌的写作在语言使用上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如何更好地使用语言，成为写作者必须要挑起的重担。同时，“个人诗学”的发展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诗歌写作也带来了丰富的变化：首先，“个人诗学”对于建构的指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新诗写作在语言使用的重担之下，虽然使得诗歌的叙述出现了一种分离的态势，但是在不断的语言写作的重组过程中，包容了众多的个体对于可能实现的意义或者秩序的呼唤。这就使得这个阶段的诗歌语言逐步开始转变为生存世界的语言，并且在对个体生命或者现实意义的期待之中，试图去言说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暂时性本身并不具备突破现实秩序的能力，因而也无法成为一种生命经验的拓展，更无法显示与生活水乳交融。然而，它又切实表现出了一种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并且具有一定的世俗化倾向，这种状况的出现，只能够解释为“个人诗学”对于诗歌的新的理解或者把握。如果置身其中，某种后现代式的生存状态或者消费意识同样也对这类诗歌的生成逻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诗歌如果沉溺于生活之中，并不单单地意味着诗歌失去了反抗意识或者对纯粹的诗意的追求，即使是“个人诗学”呈现出了碎片化、单元化甚至是日常化的荒谬式书写，它同样也蕴含着一些试图建构的意图。其次，强调矛盾、悖论以及丰富性的使用。在上个世纪末期，中国的诗歌写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处于浪漫主义抒情风格的影响和制约之下，不管是政治抒情诗还是生活抒情诗，过度的制约必然导致某些挣脱束缚的诉求。因此，在这种背景下，90年代开始的诗歌写作对于矛盾、悖论以及丰富性使用的强调，就显得并不意外，同时也绝非偶然。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的诗歌写作失势以及现实生活对于物质重要性的反思，使得日常化乃至世俗化的场景介入诗歌之中，而在语言的使用方面，这个时期的诗歌写作不仅仅要超越以往的凌空虚蹈，还要试图在日常琐事之中提升出诗意。这一点在中国的本土文化语境之中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参考例证的，在传统的诗歌文化之中，我们可以借鉴白居易从简单生活意象之中凝聚诗意的手法。
但是，后现代文化语境对于本土文化语境的遮盖，使得更多的人更倾向于相信舶来品的功效。在这种背景下，具体的意象、语言以及使用技巧在拓展“语言与现实”的融合方面具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西川提出诗歌应该指向叙事的不可能性，将众多意向融为一炉，在一篇诗歌之中融入古今、善恶、美丑，然后将判断的权力交予读者。而这种手法也被认为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它试图将时代的意识、审美、心态以及文化眼光都融入到语言之中。在西川的长诗《厄运》之中，就体现了这种写作的`方式，散文化的叙事方式有效地将“词”与“物”相联系，但是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个人好恶的倾向，而是试图不断地延伸诗歌自身的思维。“个人诗学”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自然地生长出了“个人化叙事”模式。
而这种模式也成为了诗人写作天然的一种权力，然而在个体身份以及经验都存在巨大差异的条件下，必然包容着某种个人书写的文化政治。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文化抢滩登陆，并且迅速推动了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形成，这就使得我国的诗歌文学创作不仅一直存在个人主义写作的历史，同时也存在个人主义的阅读历史。即，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都有“各花入各眼”的特点，同时也存在着某种内在深度的表达，从而使得这种文化阅读逐渐向平面化延展开来，并且最终成为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个人欲望表达的某种注脚。这些现象都提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现代文化语境已经使得中国的古典主义诗歌写作没有了立足之地，而个人主义或者“个人诗学”的新诗写作则开始迎合西方审美，并且与日常生活开始了深层次的互动和相互的介入，诗人们通过倡导“从隐喻中退却”，选择“拒绝深度”、“拒绝价值”以及明显带有文类兼容倾向的“叙事性”，试图推动诗歌回到语言的最本真状态。
二、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体诗学共鸣。
1、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诗歌写作翻译体现象。
所谓的“翻译体”现象是指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诗歌写作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模仿，基本上完全丧失了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现象。然而，在对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体现象进行论争的过程中，我们无疑会发现，以往研讨中单纯地只从诗学现象出发的研究，会导致对诗歌本身研究问题的忽略。在后现代文化的氛围之下，中国汉语言文化的政治位置的变化无疑会使得中国诗人对本民族语言在诗歌创作中的应用产生一种时代性的交流，从而引发对汉语言在诗歌写作中应用的再认识或者对诗歌语言的再建构。翻译体现象的出现对中国诗歌写作而言是警钟，它使得越来越多的诗人和学者开始认识到后现代文化语境对本土文化语境遮蔽的后果，从而开始反思汉语之中的传统与现代、语言运用中的东方与西方矛盾，并且开始重新确立起汉语的主体性地位，试图追求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语言民族化的“政治”诉求。为了进一步说明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的翻译体现象，我们就不得不谈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诗歌民间写作现象。民间写作在诗歌写作之中往往被当做文化底层的传统语言被吸纳，并且在不断地充实现代城市的诗歌写作语言结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的民间诗歌写作的过程中，大量的口语被运用，并且显现了民间诗歌写作以边缘解构中心的语言建构策略。这在翻译体现象横行的中国诗坛无疑具有一些特别的意义，诗人于坚曾提到“口语写作实际上复苏的是以普通话为中心的当代汉语的与传统相联系的世俗方向，它软化了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形而上思维而变得坚硬好斗和越来越不适于表现日常人生的现实性、当下性、庸常、柔软、具体、琐屑的现代汉语，恢复了汉语与事物和常识的关系。口语写作丰富了汉语的质感，使它重新具有幽默、轻松、人间化和能指事物的成份”③。他认为，好诗在民间，这在中国当前诗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城市的诗歌写作已经基本上在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影响下沦为了翻译体，在民间则还能够保留一些传统的、世俗的审美和语言。有的学者则认为，诗歌的精神在于它本身的独立性，不需要依附于任何的庞然大物，它自身的存在就是其存在的全部目的。而后现代文化语境深层次的英语文化背景，是克隆诗界的普通话。但是，如果只会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开始自身的创作，那么我们的知识分子写作或者城市诗歌创作就必然会以西方诗歌为世界诗歌的标准。那么，中国传统的诗歌文化底蕴就必然被我们全部抛弃，从而丧失文化尤其是诗学文化上的独立性和独立的品格。
2、翻译体与诗学共鸣。
是否翻译体现象的存在就必然导致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全面败退，而汉语言沦为世界诗歌的成功的一个注脚呢？我们认为翻译体对于促进诗学的发展在某种层面上也有一定的帮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是如此，在我们不断地接受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影响的过程中，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在逐步地向西方文化渗透。我们这里提到的翻译体现象，如果从文化的交流和共鸣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一个中国诗学文化与西方诗学文化接轨的过程。虽然这一个“接轨”的过程中，参与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写作”，而不是代表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民间写作”，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进行分析，那么这种“知识分子写作”无疑更能够体现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以及翻译中的语言政治。我们注意到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中有“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子，但是实际上，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西方文化霸权”必然无法实现真正的霸权，而会被东方文化削弱。“井水不犯河水”的诗歌写作文化语境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实际上从时空的角度来衡量都已经成为了一个虚拟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的话语和符号。局限于一域来看，后现代文化语境实际上只是东方文化自身等级结构之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即后现代文化语境的东方化或者本土化。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一点，那就是中国的汉语言文化语境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其间也有过多个少数民族文化试图统治汉语言文化的尝试，但最终都被浩瀚博大的汉语言文化语境所同化，并且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汉语言文化语境。今天的后现代文化语境起始于舶来，当前却作用于本土知识精英权力以及利益的分配关系。在事实上，基于全球化背景之下，对于汉语本身所承载的历史进行反思已经成为了必然，也有不少的学者自发地开始对汉语的主体性进行维护和重新确立。而在事实上，当前的“知识分子写作”也开始意识到完全西化的语言资源并不足以支撑诗歌的博大，诗人写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的指归都在其对于诗歌本身的责任，而基于这种责任感，汉语言资源必然成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一个关键构成。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殊途同归，前者基于对诗歌本身的责任，而后者则基于对汉语的语言责任，虽然目的不同，但从结果来看，往往并无二致。
3、“中体西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诗歌的出路。
我们无需对翻译体现象的存在做过多的批判，中国诗人的模仿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出于自我建构的一种客观需要。后现代文化语境作为一种基于西方文化的语言环境，必然会对汉语言产生一定的排斥，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这种排斥必然会被出于不同目的的语言运用策略所同化，最终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与中国传统汉语言文化语境之中产生一种共鸣。即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为“体”，西方舶来文化为“用”，我们在吸收和引入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也要坚持中国传统语言和传统文化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放弃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的诗歌就等于放弃了中国悠久的诗歌历史，从而完全被西方文化所同化，智者所不为；完全摒弃西方语言文化，就相当于拒绝诗歌的世界化和现代化，不利于我国诗歌走向世界。“中体西用”是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诗歌的重要出路。
结语：
后现代文化语境形成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西方，并且迅速传播到我国。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诗歌迎来了一次发展的巅峰，但是却由于极端化的对传统文化语境的排斥而迅速地走向了衰败。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汉语诗歌写作和诗学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超越，虽最终外化为一场关于两种语言资源的论争，但其实质却表达了全球化语境下，汉语诗歌写作在交流借鉴和自我建构中的语言政治与文化身份问题。这不但是百年中国新诗通过借鉴，与政治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关联的一个例证，同时，也是新诗历史遗留问题在后现代反思情境下的一种自我呈现。但是，诗歌本身的存在就是独立的，它无论对于何种语言资源的借鉴或者引用，都不应该对其独立性造成改变和冲突。多元文化的碰撞使得中国语言诗歌话语建构问题复杂化，但是基于不同目的的责任，必然使得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诗歌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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