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伦理学在传统与后现代之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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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话语伦理学在传统与后现代之间论文
话语伦理学在传统与后现代之间论文
一
一般而言，我们把从提出“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儿以来到20世纪初的强调主体理性的整个伦理思潮统称为传统伦理学。它以理性与规范为主要特征，康德伦理学是其主要代表。康德赋予笛卡儿的理性主体以德性的尊严，把人的理性自由与道德自由内在地联系起来，特别强调道德原则的普遍规范有效性，认为只有理性才能使人们认识到普遍有效的道德原则。正是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指出：现代社会的时代帷幕是由康德拉开的。”从笛卡儿到康德，类似于感性主义的经验主义伦理学，代表了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理性所强调的意识主体所具有的中心意义。
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理性主义伦理学也存在自身的历史与逻辑困境。他们都是在启蒙精神的鼓舞下，力图从形而上学的层次，为人类的理性精神及理性法则进行论证。在他们看来，这种理性的法则具有至上的普遍有效性。然而启蒙精神的运动有着自身的逻辑启蒙理性发展到黑格尔那里，则强调了一种理性普遍主义和历史总体主义或整体主义，以代替康德的个人自由主义。
这种历史总体主义和理性普遍主义把传统规范伦理学推向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但同时也意味着它的破产。19摩尔出版了《伦理学原理》，明确地把伦理学划分为理论的与实践的两大类型，提出元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传统伦理学)的对立。他对传统规范伦理学提出了强烈批评。指出传统伦理学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上，即它从根本上混淆了自然事实与伦理价值的区别，把所有好（善）的东西与自然属性相关联，把伦理价值的陈述看成是经验性事实的陈述，从而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
二
在摩尔以后，西方伦理学发展出三种思路和形态:一是以克尔凯郭尔、萨特为代表的强调个人意志和自我选择的责任决定性的存在主义伦理学。二是以罗尔斯等人复活的卢梭、洛克等为代表的确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契约论伦理学。三是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的伦理学。这三种思路虽然形式上都是从传统伦理学为出发点，然而都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康德为代表的伦理学的认知主义与普遍主义。而第三种伦理学对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否定摧毁最为激烈，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攻击传统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倾向，主张摧毁形而上学
何谓“形而上学”？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一书中从三个方面加以界定，即同一性思想的抽象性，理念论的普遍性、必然性和统一性以及理论概念的纯粹性。自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先驱尼采之后，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一直是反形而上学的旗手。尼采提出“上帝死了”，声称要对以往一切价值进行评估。他力图用强力意志来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他的虚无主义被认为是反形而上学最极端的表现。
海德格尔从传统哲学对存在的遗忘来批判形而上学。他把形而上学定义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将形而上学视为哲学之根，认为形而上学的基础是存在，而传统形而上学则是对存在的遗忘。海德格尔写道:“就其常常只表现存在事物之为存在事物而言，形而上学并不思及'存在’本身。哲学并不集中于它的基地。它总是离开它的基地一借助形而上学之助而离开它。不过，它永远不能逃离它的基地。”I2I(P216)他认为，自西方思想的开端以来，它所思考的始终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而没有思及存在及其本己的真理。
德里达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他将形而上学视为逻格斯中心主义的代名词。他力图以音位中心(phonocentrism)来面对和克服西方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德里达认为，逻格斯中心即是音位中心，因为形而上学根源于音位文本，认为书写复制了词的声音。书写是词的语音秩序，而逻格斯在言说中。在德里达看来，原始书写（urschrift)没有语音中心或逻各斯中心，而只是差异或“延异”(difference)
(二)攻击传统伦理学的理性主义，提倡非理性主义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不论是伦理观念还是道德准则，除了个性化和多样化外，不存在别的理性的或科学的本性。现代理性除了滥用国家权力以外，几乎是纯粹的抽象和清谈，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区分理性与“理性的他者”(otherofreason)并把两者关系颠倒过来。后现代主义把一切留恋理性的哲学斥之为“本体论神学”，主张告别道德的政治、共识的政治，把道德审美化、政治审美化。
(三)攻击传统伦理学的主体性，提倡无主体的我”和“自我意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或具体概念就是‘自我意识”客观化和绝对化的辩证运动的整体过程。这也是他把客体当作主体的基本含义在当今社会，纯粹主体性已经被彻底批判。后现代主义针对主体性的现代性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美学批判。为前卫艺术所开启的这种批判的一个根本点就是攻击自我中心的、客体化的、专权性的和压制性的“至上的理性主体”。然而，这种批判自从尼采以来，实际上是把对主体中心理性的批判看成是对现代文化的批判以及对启蒙性的真正彻底的批判。
(四）攻击道德的普遍主义基础，笃信相对主义与个人主义
在哈贝马斯看来，“当一种伦理学断言:这个类似的道德原则不仅反映了某种文化或某个时期的制度，而且普遍使用时，这种伦理学即被称之为普遍主义的”后现代大师们无不把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康德、黑格尔的“普遍主义”伦理学，认为“普遍理性”不能作为道德的基础。在叔本华看来，人类道德的基础只能是生命的意志;在克尔凯郭尔那里，个人行为的最终依据只能是个人的选择;尼采则把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进一步推进，强调权力意志是支配世界和个人行动的最终动因;作为当今后现代主义的旗手之一的利奥塔则强调，后现代社会是异质多元的社会，在后现代条件下，诸如“真理”、“人民”、“共识”等概念，起着一种压制的作用，即隐含着对于社会多元的强制性的统一。
如何评判后现代主义对康德为代表的传统规范伦理学的批判，后现代主义批判是否适于话语伦理学，这是哈贝马斯重点思考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哈贝马斯阐明了话语伦理学与康德伦理学的关系。在他看来，话语伦理学既继承和坚持了传统伦理学的精神，同时又发展了它。
话语伦理学与康德传统伦理学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它们都是义务论（deontological)的伦理学。在康德那里，道德理论上需要解释的基本现象是信条、戒律或行为规范的应然有效性。话语伦理学同样仅仅解释涉及道德义务命题的特征，道德义务是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应当”（ought)。话语伦理学的义务论特征，主要着眼于把善的生活(goodlife)即伦理问题与道德命题区别开来。其次，它们都是形式的道德理论。形式的道德理论是相对于实质伦理学说的，它认为伦理学必须回答“规范陈述何以建立的问题”。在这方面，康德选择了命令的形式：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话语伦理学继承了康德只致力于普遍规范的证明程序，不涉及道德的内容和具体规范。哈贝马斯认为道德规范的内容不是来自道德理论，而是来自生活世界本身。哲学家只能为规范证明提供程序，不能越俎代庖。再次，它们都是认知主义的道德理论。自休谟以来，实然（sein)与应然（sollen)、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逻辑上的区别已经得到澄清。事实命题不同于价值命题。然而，实然与应然的区别并不像维特根斯坦所说，前者是能说清楚的事实命题，后者是说不清楚的价值命题。哈贝马斯认为，道德上的正确与错误虽然不同于事实判断的真与假，但它们都是可错性的命题，是可以用理由与根据兑现的。最后，它们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道德理论。一种义务论的、形式的认知主义话语伦理学把自己的研究限制在可以通过推论证明的规范范围内，这些规范潜在地具有普遍意义。
哈氏虽然在基本范式和精神方面认同和承继了传统伦理学，对道德普遍主义作了最有力辩护，但现实是，满足上述特征的道德理论再也不能从超越历史时空的先验立场出发了。哈贝马斯指出，随着上帝慧眼的认知权威的贬值，道德要求失去了宗教形而上学基础，其普遍性只能在规范论证的普遍交往前提下才能得到理解。
三
与康德传统伦理学相比，话语伦理学的优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后形而上学时代，义务伦理学的规范有效性证明，由U原则和D原则取代以单主体独白式检验规范的普遍性。U原则即普遍化原则，它是一切义务主义伦理学的共同原则。普遍化原则实际上是康德的绝对命令在当代的重述。康德的伦理学建立在纯粹的实践理性基础之上，“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必须遵循这样的规律,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或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己就是目的”|6|(>83)。基于这样的形上假定，康德可以诉诸历史的先验证明方式，通过自我的想象力把自己置于其他人的情境。而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这样的普遍性验证无法按照先验主体哲学模式进行。规范的普遍性检验不是灵魂内部的自我对话，而是现实的社会实践。D原则即话语原则，它旨在坚持道德的理性主义，它假定规范问题是可以理性解决的。但是，这一规范的证明不是康德所说的理性的独白而是所有人共同参与的实践。
第二，从自我主体转换到交互主体性。康德伦理学是一种内在的、独白式的伦理观点，是单主体中心主义。相反，话语伦理学寄希望于通过公开商谈达到对话语的相互理解。
第三，话语伦理学克服了康德道德理论的反映论的认知主义。哈贝马斯认为如果道德规范具有认知上的合理性，那么，它就会同理性的耐心的说服力保持内在的联系一一种交往论的认知主义，道德普遍主义立场就是合理的。如果以怀疑主义为基础，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一种伦理学。“如果不拥有可信赖的认知内容，那么对其行为者来说，（交往)就不能证明具有优于其他方式的优势，反而是成本昂贵的行为协调方式”。
第四，发展了实践理性。哈贝马斯根据康德指导人的实践的三种命令即技术性命令、机智的劝告、绝对命令，提出了三种理性即实用理性、伦理理性和道德理性。这一理性区分，澄清了长期以来对实践理性的不确切认知。话语伦理学，作为一种普遍主义伦理学，它所强调的只是实践理性的第三层次，即康德式的道德理性层次。
基于话语伦理学与康德伦理学差别的揭示，哈贝马斯从两个层次剖析了后现代主义对普遍主义伦理学的批判以及这种批判与话语伦理学的关联。
(一)于哲学层次上的对自柏拉图以来逻各斯或理性中心主义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批判以康德为代表的普遍主义伦理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倾向。不论是传统哲学还是近代以来的哲学，都以追寻哲学本体为己任，力图寻找世界或认识的“基质”或“阿基米德点”，其目的就是要抛弃把哲学看作第一原理的形而上学观。到了当代，反形而上学成了包括后现代哲学在内的西方共同的哲学话语。这是因为，就人类思维来说，一方面，它总是有限的，因为人毕竟不具备上帝的视野，另一方面，它又总是要超越任何既定的限制，因为人毕竟不像动物那样将自己封闭于一个固定的模式中。在此意义上，反形而上学是人类思维的开放性在哲学上的体现。哲学要想继续以独立的方式生存下去，就必须以反形而上学为己任。
然而后现代主义反形而上学并不彻底。哈贝马斯指出，自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就明确表现为普遍统一的学说。以利奥塔和罗蒂为代表的激进语境主义，以语义的多元性反对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学说。但它只是拯救那些由于唯心主义而被牺牲掉的环节，如非同一性和非整合性、杂乱性和异质性、矛盾性和冲突性、瞬间性和偶然性等，它只是一种否定的形而上学。他写道：激进语境主义本身依赖的就是否定的形而上学，而否定的形而上学则是围绕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始终想要获得却一直未能如愿的绝对内容来不断发展的。”181 (二)第二个层次，即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本身的`理解 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伦理包括对于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持有一种批判、否定、解构、破坏或决裂的态度。詹明信深刻指出：后现代主义存在的状况所依赖的是某种根本的断裂或中断。”191?31)后现代主义那里只有解构，没有建构;只有游戏性和不可公约性，没有确定;只进行操作(行动）不进行论断，让理性在操作中自我解构。后现代主张的这种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不确定性和消极性，从哲学层面反映了现代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对人类的精神世界的冲击。然而，后现代主义由此得出的对现代性的根本否定则是哈贝马斯断然否定并予以回击的。 哈贝马斯指出，自18世纪末以来，现代话语的新主题是:随着宗教对于世界整合力量的消退，日常实践需要新的对等物来取代宗教的力量。黑格尔称为之哲学需要的东西，到了席勒和尼采那里，转换成了一种理性的批判，一种新的神话。但海德格尔把这个具体需要通过本体化蒸发了，把它基础化而进入一种从存在者中撤出的存在。因而，海德格尔的批判本身就具有一种形上性。 德里达的原始文本或原始书写，借助“延异”(differance)这一概念来消除首位中心（逻格斯中心）消解主体哲学的基础含义。德里达无法达到他的理论目标。哈贝马斯认为，“作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参与者，德里达继承了形而上学批判的弱点，即他并没有动摇第一哲学的意义。尽管他转变了姿态，结果，他唯一地带起了有着明显的社会病症的神秘性”。哈贝马斯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为“酷似犹太教的神秘主义”。一种没有作者也没有读者的“书写”在一定的意义上确实消解了主体，而且是所有主体，但没有主体的“书写”对人类社会及其实践却毫无意义。因此，仅靠一种取消书写主体而宣告“原始书写”的解构主义战略来打击主体哲学，并没有真正找到走出主体哲学的迷宫的关键。 福科系谱学的理论在“权力”的标签下对理性进行总体化批判。哈贝马斯认为，福科这种总体化的批判本身就是不能成立的，他不可逃脱施行性的矛盾，即他必然以理性的工具来批判理性。他提醒道:“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不要跳进新的非理性主义中。而福科明显地堕入了这种危险中。”福科对合理性的全面否定，可能导致一种非理性主义，导致对所有“意义”和“有效性”的消解。 利奥塔强调，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异质多元的社会，在后现代条件下，诸如“真理”、“人民”、“共识”等概念，起着一种压制的作用，即隐含着对于社会多元的强制性的统一。利奥塔采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这一概念阐述后现代状况的中心概念，批评哈贝马斯的共识合理性，认为语言游戏具有内在的多元性并且不可化约为任何普遍的语言模式。“统一的共识是一条可望不可及的地平线”。应当看到，利奥塔的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性的因素，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亦隐含了此点。两人的根本分歧在于，利奥塔完全反对有合理共识的可能性。哈贝马斯指出，利奥塔犯了将语言游戏概念与有效性要求(validityclaims)相混淆的错误，他没有把不同的生活世界区分为三个有区别的价值领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来说，就是“话语的分散、普遍性的多元化、属于特殊的现代经验’。就政治和伦理领域而言，其错误在于混淆了不同性质的共识或一致。符合有效性要求的、在平等的交互主体间达成的合理共识，并不是一种社会压制，而恰是一种摆脱压制的解放。 四 表面上看，哈贝马斯建构的话语伦理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普遍理性，更多地坚持了康德为代表的普遍主义规范伦理学，更坚决地揭露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过激批判的错误。但实际上，从另一个视角看，在上帝归隐后的后习俗化时代，后现代主义对现实的把握对哈贝马斯形成自己的后形而上学的话语伦理学的正面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后现代主义激烈反对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本身虽有缺陷但又不可能完全排除形而上学。海德格尔承认:“只要人还是理性的动物，他也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只要人了解他自己为理性的动物，像康德所说，形而上学还是属于人的本性。”|11] 第二，我们知道，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把交互主体性提高到中心位置。交互主体性成为道德基础在伦理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一思想正是在当代哲学对现代理性主体批判的基础上，经过反思批判而形成的。胡塞尔较早地从心理学角度提出用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的“同感”来取代那种内心独白式的孤独的主体。这种交互主体性问题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对“生活世界”的重视而成为西方哲学一个新的重大问题。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中，更注重“实践”和“有效性”，更注重“语言转向”中“语用学”的语境含义，这两方面都使哈贝马斯的“交互主体性”更具有真实的互动意义。因此，哈贝马斯以交往合理性取代主体中心理性，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超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了康德的普遍理性。 第三，后现代主义认为在一个异质多元的（后）现代社会，通过对话达到共识是不现实的。他们强调不确定性和价值相对性，否定理性在（后)现代社会的功能。这促使哈贝马斯去反思他的伦理理论。他认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仍有在对话以及搭桥原则的先决条件下达成共识的可能，从而强调规范的普遍有效性，拯救了理性。 总之，哈贝马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坚持了传统伦理学认知主义、普遍理性主义的传统，同时又在后现代主义的启发下试图克服其独断主义、先验主义、单主体主义，坚持发展后形而上学时代的交互主体哲学，坚持交互合理性，克服了传统伦理学的形而上学性和对主体交互的忽视。 话语伦理学:在传统与后现代之间 以康德为代表的普遍主义规范伦理是启蒙以来现代性伦理学的主流.随着元伦理学概念的提出,规范伦理学受到了当代西方哲学三方面的攻击,特别是后现代伦理将矛头直指康德.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在批判传统伦理学的先验主义、独断主义、单主体主义的'倾向中显示出自己力量的同时亦暴露了其偏见与缺陷.哈氏在与后现代主义的论辩中反思批判地吸收了其理论的启示,既捍卫了规范伦理传统的价值又发展了现代性伦理学. 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 斯密一生的主要著作就是两部：一部是《道德情操论》(一七五九年初版)；另 一部就是奠定了近代经济学学科基础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七七 六年初版，下简称《国富论》)。斯密被视作是经济学的创始人，他同时又是一个 重要的伦理学家。一些经济学家引斯密为典范，认为经济学家也应关心道德问题， 也有些经济学家则认为斯密只是个例外。 斯密的著作读来亲切有味。斯密首先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者，伯克在对《道德情 操论》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说，书中的例证丰富而且确切，表述平易而生动，表明作 者是一个具有非凡观察力的人，能使事物完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一评论不仅适 合于《道德情操论》，也适用于《国富论》，只是前者主要观察人们内在的情感活 动，而后者则主要是观察人们的外在经济行为。斯密与康德一样终身未婚，一生也 大半在学院里和书斋中度过，但从其书中却可看出其知人甚深――知一般的人性和 人心甚深，这种知识构成了他展开理论阐述的一个制约性基础。 斯密早年在爱丁堡大学讲授过英国文学的课程，还爱好过诗，不过，他具有无 须等待社会上作出判断就领悟自己失败的辨别能力(其生平可参见约翰・雷《亚当・ 斯密传》，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他很快就发现他的天职是在学术，在一七 五○――一七五一年，他讲授过一个冬天的经济学，这份经济学讲义中已经有了自 由贸易的思想。不久他又获选担任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随后转任道德哲学 教授。按照苏格兰大学当时的学科分类，逻辑学包括修辞学和文学，道德哲学则包 括四个部分：(一)神学、(二)伦理学、(三)法学、(四)政治学。由此我们可以想见 当时“道德哲学”学科的广博性，以及对教授所要求的'知识的广博性。可惜这全部 “道德哲学”的讲义原稿都在斯密的坚持下，让他的朋友在他逝世前烧毁了。后来 出版的《有关法律、警察、岁人及军备的演讲》只是一个学生听他讲第三、四部分 的课堂笔记。当然，《道德情操论》实际上就是从他第二部分的讲义中发展出来的， 而在第四部分讲义中，也包含了后来《国富论》的基本胚胎。 这四部分的具体内容怎样，它们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它们是否构成一个体系？ 据斯密最喜爱的一个学生米勒说，斯密在第一部分中考察了上帝存在的证据和特性， 以及作为宗教基础的人类大脑活动所必须遵行的各项原则。其时社会还没有那种“ 上帝死了”的震撼和挑战，神学的地位和内容主要还是沿袭，这方面看来并不是斯 密注意的重心所在。第二部分我们从《道德情操论》可以看出，这部分内容是一种 较严格、狭义的伦理学，而尤其是一种涉及个人的道德心理学或心态学，但它仍然 主要是围绕着行为的适当与合宜性，围绕着正义与德性展开的，而并非全面地论述 人的精神世界或心灵最高境界。第三部分即法学部分，据米勒说，斯密在这部分详 尽地论述了与正义有关的那部分道德学，亦可说是一种涉及政治制度的伦理学，而 其中也包含了法律社会学和法律史的内容，斯密遵循了孟德斯鸠的方法，在公法与 私法两方面，追溯了从野蛮时期一直到文明时代的法学演进，以及如何相应地引起 法律和政府的改善的演变。而在第四部分即政治学部分，斯密考察了那些不是建立 在正义的原则上，而是以权宜原则为基础的行政法令。并考察了那些以促进国家的 富强和繁荣为目的的行政法令，探讨了与商业、财政、宗教和军事建制有关的各种 政治制度。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第三、四部分的内容构成了伦理学的主体，这一伦理学 包括个人道德(突出地表现于情感)与社会伦理(突出地表现为法律)两个方面，只是 前者尚偏重于个人伦理学的一个方 [1] [2] [3] [4]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教育论文 传统的中国古代史教学方式,从小学到大学,无非是一枝粉笔和一张嘴。这种教学,如果教师口才好,讲解生动,能够展现其精彩的地方,让学生产生丰富的想像。但它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其枯燥抽象常成为学生们指责传统教学不足之处的口实。 在这种教学过程中,教师疲于写板书,在黑板上反复擦写。尽管现代教学用的粉笔有了不少技术上的改进,但其不卫生性仍然会让长期使用的教师和听课学生带来一些程度不同的危害“另一方面,板书耗时较多,一节课的内容,有不少时间是给板书、擦黑板占去的。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使用上对传统教学方式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学生感到过去教学擅长的“一支粉笔、一张嘴”已经行不通了。有的甚至还认为,多媒体在古代史教学中的运用是“恰到好处” ,使 “原本遥不可及的东西通过幻灯片、DVD影碟等媒介”一一展现给他们,从而对教师的讲解有更为深入、更加形象的理解与体会,增进了历史教学的生动趣味性。 近年来,随着电脑的广泛普及,多媒体技术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日常教学之中,教师通过在教学过程中穿插使用多媒体平台所展示的图片或资料等,使教学形式更加显得生动有趣。 首先让学生感受明显的,是多媒体大大弥补了传统黑板书写教育的缺陷。一般地讲,黑板只写些死板的文字,最多配些教师手绘的地图,甚至以张挂教学用图来取代,比起多媒体可以播放教学课件、展示图文材料!播放历史或考古纪录片的形、声兼备的教学手段来说,显然要逊色多了。同时,多媒体的运用大大节约了时间,省了不少板书之累,从而可以有较多的时间来展示更多的信息给学生观看。 正因为如此,很多学生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上的应用,使课堂教学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特别是对历史课堂而言”学生们普遍认为,由于教学中应用了多媒体技术,一方面使他们看到了大量的资料,另一方面也可以展示大量的历史性图片。这是以往没有多媒体技术支持的教学方式所存在的重大缺陷。由于一节课的时间限制在四十五分钟,仅仅是史料的运用和讲解,就会耗费不少的时间,但多媒体平台的支持,这样的教学方法一下子就变得轻而易会,教师可以将史料预先输在课件上,上课时只需播放和讲解,使学生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了解能在时间有限的课堂上臻于全面“这样既省时,又高效,使一节课的教学信息量得到成倍的增长。 特别是对于历史系的学生来讲,传统的对于历史的解释和分析,由于有了大量的原始材料的展示,可以让学生看到原始材料后,在教师的分析引导下,更为深刻地理解历史文献材料所揭示的时代内容和背景,也可以得出个人不同的看法和意见。这一点,是以往单纯口述译编后文献解读或缩减后的材料列举所不能比拟的,十分有利于培养学生阅读分析历史文献的兴趣和能力,也提高了课堂学习的活跃气氛。 所以,如果教师都能善于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各种各样的图片或实物,比起大学以前传统历史教学单一的介绍形式,显然更能使学生将教材内容的记忆变得更加具体有效。更多的时候,教师可以将讲课的重点与讲述同步显示在屏幕上,有助于学生对于重点内容的把握。更让学生感兴趣的,是在纷繁劳顿的教学过程中,可以看到动态的多媒体影视纪录片,从而在另一种角度,更加使学生全面地了解和学习历史。图文混讲的方式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一种,许多学生声称,这能有效减除他们听课的困倦和疲劳。 但是,完全依赖多媒体,存在不利的方面便很快会体现出来。这一点,学生们的体会最深”根据我们对若干届学生的全面调查,学生提供的反应,在肯定多媒体教学有利的同时,也或多少地指出了它存在的不足。比方说,长时间地观看屏幕,会引起学生的视觉疲劳,对其视力是一种伤害。这一点是我们原先教学时未曾考虑到的。另外,目前的多媒体教学中,还存在着较多的'走形式的情况,并没将多媒体真正很好地融入教学之中,发挥其重要作用“特别是简单地将 多媒体教学变成从粉笔板书到电子板书的工具。 当然,现代技术的运用是否每一个人都完全适合,也是因人而异。 良好的教学手段仍然需要应用得当,从而可以事半功倍,使长期局限于课堂上接受教学的本科生,能够更清楚、更准确、更全面地掌握知识,更能够激起学生在课堂上看到的文字和画面原始资料,加深学习印象,逐渐培养起个人的解读能力和独立的分析判断能力。毋庸赘言,这样的教学同时也是十分生动、活泼的。 其实,真正要将多媒体充分应用于教学的全过程,是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的。一节课的内容,有时准备起来会耗去五倍到十倍的时间,甚至更多。尽管如此,多数学生还反复要求多增加历史图片资料、地图、插播纪录片,还要求多一点古今对照的内容。另外,及时准备充分的多媒体教学,如果在屏幕上除原始资料外,过多附设讲义内容,那么使许多喜欢记笔记的学生无法在抄录讲义的同时很好地聆听教师授课,多数情况下只顾及了前者而无心听讲,发而使教学效果打了不少的折扣。 所以,再好的教学手段,其效果如何仍然是两方面的,一是学生,他们在听课中的选择性,即在又要记笔记又要听教师讲解中如何取舍;二是教师,不能仅仅依赖这种方式,因为这种教学方式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具体教学仍然要靠教师的有效调配,更不能屏幕上一套,说的是另一套,很容易造成学生“视听混乱”,更要掌握好教学的节奏。 因此,如果将两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对推动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果,毫无疑问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总之,尽管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由于教师个人调配方面的差异,其效果也有不同,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但是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这一点,通过学生对这种教学方式的反馈意见,可以清楚地得知。另外,随着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日益广泛地被教师们选择使用,对教师配套的电脑硬件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市场化与审美化之间论文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影响俄罗斯文学嬗变的因素，除了站的开通、文学俱乐部与沙龙的举办，还有不可忽视的大量文学奖项的设立。据专家介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大大小小的文学奖项有170项之多，更有300余项之说。在当下俄罗斯文学生态的发展进程中，文学评奖制度将文学与生产、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商业、文学与消费、文学与评论等多种环节紧密地联结起来，成为文学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在广义文学生态发展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文化多元的时代，文学在当代俄罗斯日益边缘化、多元化、市场化，文学评奖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与考验，在市场化与审美化之间游离不定。文学评奖的自由化、民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特征，一方面解构了苏联文学专制权威，形成自由民主风气，促进文学独立自主发展，进而促成文学范式的转换；另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引发了奖项数量的泛滥，文学书写的僵化，美好感情的枯竭，文学导向的失范，伦理道德的失衡等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评奖机制如何建立健全 评奖机制是奖项得以顺利运作、协调发展的保证，更是评选结果获得公众认可的保障之一。文学评奖自1991年设立运行至今，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化，也需要在某些方面不断完善与发展。 每一个文学奖项受瞩目受信任的大部分理由在于其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倘若一个颁发了数十年的文学奖项，每次评奖连公布获奖者日期都无法确定，没有明晰的时间表，缺少既定的评审程序等基本规则，那么其权威性和公信力必然受到质疑。因此，从参选之初就增强评价的透明度，制定合理的操作程序，通过媒体网络扩大宣传面，科学客观评审文学作品，注重作品的艺术性，是极为必要的。毕竟，优秀而适当的文学评价对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有巨大推动力，它们应该注重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提高。 如何拓宽作品送审参评渠道，也是评奖组织机构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一般说来，当下文学评奖的机制主要参照国际奖项和苏联奖项来制定，其评审组织架构基本由顾问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组成，具体事务由秘书处统筹负责。按照评奖规则，每年由评委会选出若干提名人和少数评委。每位提名人可以根据评奖要求推荐若干作品，推荐材料和被荐作品集中送达评委会，由评委会公布入围名单，并最终投票产生惟一胜出者，而结果一般在新闻发布会或晚宴酒会上公布。平均说来，文学奖项的入围者一般在3到10位之间，此举一是为了提高并保证入围作品的文学水准，一是为了规范评奖机制，扩大入围者的职业范围。尽管如此，每年还是有不少佳作未能及时入围以俄语布克奖为代表的文学奖项。 文学生产和文学竞赛是不能相互取代的。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是使用价值（即审美价值），而现在很大程度上却用交换价值（即货币数额）来体现，自然会出现诸多意外问题。提高奖项自身的“含金量”，并非可以盲目追求高额奖金甚至以此做商业广告，忽视创立文学奖项的初衷，影响公正性。 作家团体如何面对现实 在当下俄罗斯文坛，“……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商业调子、法律概念、必须推广作品的市场准则、与伙伴分享奖金、尝试着猜出可能的争论并对争论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是俄罗斯作家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经常遇到的一切”。对于作家群体而言，诸如如何直面现实人生，正确对待文学艺术，时代感与艺术性如何共存等问题是需要他们共同面对的。 作品的时代感与艺术性如何共存，是作家在写作中必须考虑的事情之一，也是文学奖项在评审过程中确立的立场。当下俄罗斯重要文学奖项的获奖作品在艺术上均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总体水准尚需进一步提高。作品评审过程中必须面对如何解决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与时代性的矛盾。“公开、公平、公正”可以说是所有文学奖所持有的立场，但需要澄清的是艺术性强与受读者欢迎何者是文学奖项所关注的立场。毕竟，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其艺术性/文学性究竟如何，尚需作深入考察；而一般说来，艺术性强或过于先锋的作品往往遭遇接受面小的限制与乏人问津的`尴尬。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小说创作存在着“泛化”现象。根据作品的审美对象、精神取向和题材内容，可以把“泛化”现象的特征归为四点：反思文字的消疲、都市文学的发展、女性文学的崛起和通俗文学的繁荣。导致“泛化”的原因是国际间文学、文化的交流，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创作方法的多元化。小说的泛化现象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21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如何直面现实瞩目人生，以艺术形式反映人之生存状态，关注人之精神建构和审美提升，显然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当代作家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将所知道和所理解的东西、人生经验以及曾经的痛苦和沉重，用语言艺术地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文艺评论家斯捷潘尼亚恩认为，可以像以前那样谈论“我们文学的教导特性” 。尽管当下文学处于边缘化态，但“在俄罗斯，文学仍然是文化的中心”。 读者群体如何提高修养 作为文学消费主体的读者，对文学作品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价值，文学作品正是在读者的阅读中产生价值。“一些大众文学出版社的文学奖在世界上出现并有活跃的表现导致产生新的文学现实，这一现实按市场规律生存，改变着读者的评价标准，在作品的销售量与艺术价值之间树立了平等的标志”。如何培养有辨识力与高素质的读者群体，怎样改善民间批评呼声的缺席等问题，是文学生态发展中的当务之急。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文学读者群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文艺学家瓦・哈利泽夫的论述来说，就是“大众读者同精神和美学传统的疏离”，“精神空虚的大众充满生活欲望和消费情绪”。有资料显示，偶尔读书、报、杂志的人数百分比分别是40%、43%、47%，从不读书的人数百分比分别是34%、14%、32%；而偶尔读书、报、杂志的人数百分比分别是40%、44%、47%，从不读书的人数百分比分别是37%、18%、39%。与此同时，“分属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们，在阅读范围上，而主要是在对阅读的东西的感知接受上，有较大的差异”。在素以书报大国闻名的俄罗斯，这种数据的增长让人惊心触目。当下俄罗斯读者群体的分流、大众文学与快餐文化的日益兴起，已是不争的事实。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之所以发展迅速，体裁完备，很大程度上与文艺批评的兴盛密不可分。其中，民间文艺批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当下俄罗斯，随着文学的日益边缘化与个人化，俄罗斯文学批评界生态发展呈现专业化、职业化、学院化之趋势。各个作家协会中60%都是批评家，但真正有才华的充其量也只有20个。今天为后苏联批评界定调的是4个有才华的“40岁一代批评家”：帕维尔・巴辛斯基、安德烈・涅姆泽尔、维亚切斯拉夫・库尼岑、德米特里・巴维利斯基，他们身旁还有更年轻的人在充实着队伍。与此相应，民间文艺批评则日益萎缩，鲜有举足轻重者：评论文章趋向专业化，别林斯基一类的文学评论已经消失，将消失很长时间，也许会永远消失。 作为一种导向工具，后现代主义“……在形成和解构文化时、在提高有鲜明个性的艺术与知识生活之秩序时，具有重要地位。这些生活秩序，长期维持着一些对大众狂欢、野性、野蛮和不驯服发生迷恋的潜流与亚文化，而这又是在社会与个体两个层次上，为秩序建立所驱动的文明进程力图排斥或包容的东西。”因此，在当下俄罗斯文学变局的形成中，文学评奖之于文学生态发展的作用不可小觑。文学评奖制度，在本体论层面上与文学创造、文学评论等一同构成当下俄罗斯文学的生态图景，体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方法论层面上兼具建构和消解两种不同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俄罗斯文学生态的形成与发展。 简言之，文学评奖从消解苏联意识形态化、一元化的文学形态开始，逐步参与到建构当下俄罗斯文学共同体中，在市场化、商业化、政治化过程中又部分消解了文学的本体性特质。以俄语布克奖为代表的文学评奖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俄罗斯文学生态的多元化、边缘化、市场化的趋势，也凸现出文学自由化、本土化、个人化的特质。作为带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色的文学现象之一，当下俄罗斯文学评奖在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语境中产生，充分利用媒体以推动和扩大文学的社会影响力，体现出一定的普遍原则和共同特点，对中国文学评奖的发展和完善亦不无借鉴意义。 知识传统批判与后知识话语的研究论文 西方当代知识景观之一是知识传统观念的式微和全新知识观念的勃兴。这一所谓的全新知识形态，我在此姑且称为”后知识话语“（post-knowledge discourse） 。作为一个颠覆性概念，后知识话语的革命性意义不容忽视。本文在简括清理知识传统观念的基础上，试图审辨”后知识话语“之可能及其若干问题。 1，知识传统危机与语言修辞的打造 传统意义上的修辞是语文学的一项内容，指文辞运用技巧，属具体方法范畴。在后知识话语中，语言修辞被提升为知识话语存在的基本方式，这一变化对知识本身固有之性质造成了致命的冲击。 理查德·罗蒂在阐发自我的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之时，把西方知识传统称之为”大写的哲学“，认为这种”大写的哲学“在历史上获得了两种基本形态：一是所谓的”先验哲学“，一是所谓的”经验哲学“。值得注意的是，罗蒂认为”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经验哲学家，即实证主义者，还在从事（大写的）哲学。“ 也就是说，不仅先验主义属于”大写的哲学“，就连经验主义这种表面看似完全不同的东西也被框置于”大写的哲学“之内。我认为，罗蒂的这一思想值得注意，他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如何认识知识传统的路径。 在传统知识观念中，形而上学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形而上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先验特征，也就是说，它的对象在时空界限之外，在感觉和意识之外，具有非实在性，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存在，比如，真理、根源、上帝、本质、等等；它的研究方法是在抽象基础上的逻辑演绎和思辨。当代的一大批学者都对形而上学有过类似的不同程度的反思 。经验与先验相对，性质完全不同。经验在知识传统中之所以具有意义取决于经验科学本身的发展，实证科学的诞生和被广泛认可使得经验本身成为了知识关注的基本对象之一。经验对象是有限的，物质性的，经验通常通过人的感觉和意识来确认对象的存在。初始经验强调的是感觉的可重复性，而后来不断发展的经验则在科学实证性上找到了可信的依据，实证科学通过实验很好地解决了经验领域里存在的确定性问题。这样一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为何罗蒂把经验这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也归于所谓的”大写的哲学“之中呢？或者说，我们应在何种意义上来认识经验的形而上性质呢？在罗蒂看来，经验主义传统”特别是自伽利略表明可以怎样把时空中的事件置于以前柏拉图认为可能只是对另一个世界有效的优美的数学规律之下以来，还有一些像霍布士和马克思这样的（大写的）哲学家，他们坚持认为，时空构成了唯一存在的实在，而真理就是与这个实在的符合。在19世纪……站在经验主义一边，也就是认为，自然科学，即关于时空中的事物如何运作的事实，就是所存在的所有真理。“ 简言之，经验之所以可以与先验相提并论，经验主义之所以被提到了与先验主义并驾齐驱的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经验尽管没有采用纯粹逻辑演绎和思辨的方法，没有认定超时空界限之神秘性的根源性意义，但它对所谓的真、善的迷恋，它对事物表面背后本质的渴求，对事物自身发展逻辑和科学还原能力的坚信，无不表明它在思维模式上、在认知架构上与先验思维如出一辙。从这个意义上说，经验哲学的致思方式并没有脱离形而上学的套路，由此成为形而上学”大写的哲学“之一种也就不奇怪了。罗蒂把经验与先验视为知识传统的两种基本形态不乏其深刻的洞察力。 应该说，罗蒂对西方知识传统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当代西方知识界的致思倾向，从而成为一种比较普遍地被接受的基本观点，也正是由此，知识界开始了对自我知识传统的批判性审视和解构，后知识话语应运而生。 罗蒂本人在后知识话语的建构上就不乏实绩。他一直试图在詹姆斯、杜威等学界前辈的知识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全新的知识话语，并称之为”实用主义“，或可称之为”新“实用主义。罗蒂指出，实用主义只有通过反对”大写的哲学“，从柏拉图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问题中退出来，才可能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比如，罗蒂通过对知识传统中真理问题的质疑，试图跳出先验和经验所共同拥有的致思模式，从而开拓出后知识话语存在之可能： 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真的句子之为真不是由于与实在相符合，因此我们就无须费心去问，一个给定的句子是与哪一部分实在符合（如果是与实在相符合的话），我们就无须费心去问，是什么把它’造成’为真的（正如一旦一个人决定应做什么，他就无须费心去问，在实在中是否有什么东西使这个行为成为履行的正确的行为）。因此实用主义者感到无须费心去问，柏拉图或康德在认为有某个非时空的东西使道德判断为真时是否对，也无须去问是否缺乏这样一种东西就意味着这样的判断就成为’纯粹表达情绪的’，或是’纯粹约定的’，或是’纯粹主观的’。 就实用主义而言，思考这一类问题显然是毫无疑义的。那么，在撇开知识传统之问题之后，什么样的问题构成了后知识话语之问题呢？或者说，后知识话语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思路来思考问题呢？罗蒂提出了戴维森视域 ，指出，”戴维森主义看待语言的方式，使我们可以不像笛卡尔的认识论传统、特别是以康德为基础的唯心主义传统把思想实体化那样把语言实体化。因为它使我们不再把语言看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间物，也不是我们用于形成实在图画的手段，而是作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 人类行为本身没有一个终极的目的论的东西在起作用，它本身既不具有实体意义，也并不构成什么。所以，实用主义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语言的存在意识，对这种存在意识所设定的价值尺度是功能主义的。用罗蒂自己的话来说，实用主义的标准是”为了某个特别的功能主义目的而构造的暂时支点。“”一个标准（从公理中得来的东西、指针所指向的东西、法律所规定的东西）之所以是标准，是因为需要某些特定的社会实践来封住研究的道路、阻止解释的回归，以便做好某件事情。“ 这种对研究道路的封堵，对解释回归的阻碍，成为了实用主义知识话语的基本建构方式，暗示了后知识话语的基本特征。从这种功能主义的视角，从对研究道路和解释回归的阻塞，后知识话语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致思方式：它首先不需要一种文化和历史的介入和流连，也不需要一种对知识传统中真正本质或实体价值的呼唤。这样一来，知识话语的语用特征首先会被语言修辞所笼罩，因为修辞在相当的程度上把后知识话语的基本特点展露出来了。 在知识传统视野之外对语言进行较早思考的当属尼采，应该说，尼采给后知识话语的打造留下了相当富有启发性的遗产。尼采认为，修辞不应理解为一种语言装饰，也不应理解为从固有本义命名中衍生出来的引申意义。修辞不是语言所派生的或者畸变的一种形式，而是”优秀的语言学范式“。 所谓可以用于指涉用途的、非修辞的”自然“语言的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本身就是纯粹的修辞诡计所产生的结果。……语言就是修辞，因为，它的意图只是传达一种观点，而不是一个真理。……转义不能在语言中随意增减。它们是语言最真实的本质。诸如只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才能表达其本义的东西是绝对没有的。 尼采的后知识语言观的洞见揭示出几千年来西方知识传统对语言性质的误解。德曼指出，尼采对形而上学批判的关键就在于对语言修辞性质的认定。关于修辞问题，罗蒂在论及戴维森的语言理论时也有重要提示。比如，戴维森一反知识传统，明确提出，隐喻除了其字面上的涵义或意义之外不存在另外的涵义或意义。他说，”我赞同这样一种看法，即无法对隐喻作出释义，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因为隐喻说出了某种就字面上的表达而言过于新奇的内容，而是因为隐喻中根本就没有要去进行释义的东西。“”隐喻仅仅属于语言使用的范围，隐喻是通过对语词和语句的富于想像力的运用而造就出的某种东西，隐喻完全依赖于这些语词的通常意义，从而完全依赖于由这些语词所组成的语句的通常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隐喻并不是一个游离于语言之外并对语言的语义产生影响的东西，而只是语言本身必然的一种性质，或者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隐喻。 后知识话语的另一个重要的修辞特质是对语义整体论强调。弗雷格有一句颇为流行的名言：一个语词只有在语句的语境中才具有意义。这一命题又可以引申出另外两个重要命题：（1）始终不要在孤立的语词中，而只能在命题的语境中去询问语词的意义；（2）始终不要忽视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区别。彼得·哈克对这两个引申出来的基本命题的解释是：首先，一个表达式代表着什么样的实体，这取决于它的逻辑形式，而其逻辑形式又是由该表达式在语句中出现的模式所决定的。表达式脱离了语句的语境就没有任何逻辑形式，就不会代表任何东西。可见，在表达式的表意中，逻辑形式及其运用模式成为一个关键的东西，而所表达的所谓的对象性实体并不起任何作用。其次，在引入概念语词时，应该注意明确审辨其定义，这样才可能确保表达式具有意义。也就是说，概念不一定是某一对象的表达者，概念意义的来源于表达式的整体关系 。实质上，弗雷格关于语言性质的贡献把知识传统中的语言工具论倾向一扫而光，使得语言背后所谓的实体存在成为虚假之物，语言意义成为一种自身建构的结果。弗雷格的整体性语言观对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论语用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里略加一笔。维特根斯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始终是从语句本身来介入语言的理解和使用的。当然，维特根斯坦对语句意义的理解始终是在整体语用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思想，彼得·哈克做出了如下阐释： 对于一个语句的理解并非独立于对于其它相似的语句的理解。一个人可能知道一串汉字符号是一个语句，并且可能像鹦鹉学舌般地那样知道，那个特定的汉字串意谓某某物。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能否认他理解那个语句，即使他知道这个语句的含义。因为，理解一个给定的语句需要人们理解在语言阶梯式结构中相同”层次“以及较低”层次“的许多相似的语句。在可以说某人理解一个给定语句之前所必须掌握的语言片断的广泛程度，依赖于该语句的复杂程度和该语句所处的”层次“。 可见，语用并非是知识传统中所谓的反映和观照，也并非是一种外在意志的独断。就语言本身的修辞特性而言，语用是一种修辞过程，也就是意义本身。这种全新的语言学思想无疑为后知识话语的可能性打开了一扇充满风景的窗子。在知识传统已经危机之时，在全新的语用修辞观完成了自我的建构之时，寻求后知识话语的重新合法化之途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 2，合法化重构与后知识话语之特质 后知识话语在摒弃了知识传统中的真理、本质、上帝等权威性基础之后，它的一切必然包含了罗蒂所谓的功能主义性质，这一点也在它为自我建构的语言形态中充分地显现出来了。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后知识话语如何来确立自己的话语权威呢？换句话说，后知识话语如何在语用中重新确立自我的合法化依据呢？ 重新合法化是后知识话语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 。利奥塔尔曾就知识合法化提供了这样一个事实：自柏拉图开始，科学合法化的问题就与立法者合法化的问题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看，判断真理的权利与判断正义的权利相互依存，由此，科学语言和伦理政治语言也是相互依存的。”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 利奥塔尔对西方知识传统这一特征的揭示无疑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观照，是一种对知识本质在后知识氛围下的认定。与利奥塔尔对知识特质深入发掘十分相近的西方学者福科，马上也在这里进入了后知识话语的视野。路易丝·麦克尼就曾说过，福科的知识考古学指出，”先于语言而存在并且是全部意义之起源的主体观念是一种产生于结构规则的幻想，这种结构规则支配了’话语构成’。“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福科创造了他的所谓的”知识型“概念 。通过知识型概念，福科为知识话语的存在方式探求出了一种隐蔽的权力型。以监狱为例。18世纪末的西方最终决定把监禁作为惩罚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把人固定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强制他们做出特定的姿式，服从特定的习惯，也就是说，通过发展出一整套统治技巧来寻求知识话语的合法性，这就是知识伪饰下的权力，它把监禁的知识话语转换为一种成功的权力化程序。遵循这一思路，福科指出他本人的真正兴趣是”分析欧洲怎样被制度化为权力“的。仅就科学而言，”如果把科学仅仅看成一系列程序，通过这些程序可以对命题进行证伪，指明谬误，揭穿神话的真相，这样是远远不够的。科学同样也施行权力，这种权力迫使你说某些话，如果你不想被人认为持有谬见，甚至被人认作骗子的话。科学之被制度化为权力，是通过大学制度，通过实验室、科学实验这类抑制性的设置。“ 连知识传统中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科学都笼罩在权力的阴影之下，难道还能找到任何不被权力异化的知识吗？由此可见，福科对权力在知识话语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的揭示，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研究兴趣所致，而是为整个知识奠定了一种存在的权力结构。所以，后知识话语之可能也正是在这种权力结构基础上的合法化过程之可能。 让我们把视野再回到利奥塔尔所关注的具体问题上来。利奥塔尔指出，后知识话语的合法化与语言游戏概念密切相关。语言游戏是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存在性质的一种隐喻性描述。语用如同游戏，这里的游戏也就意味着规则，一种隐含着权力运作的规则。在语用学中，话语的各种陈述类型 都是由一定的具体规则加以确定的。首先，游戏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是游戏者之间的契约；其次，没有规则便没有游戏，即使改变哪怕一条规则也将改变游戏的性质；再次，任何陈述都应该被看成是游戏中使用的”招数“，而可观察的社会关系就是由语言的”招数“构成的 。这最后一条十分重要，因为由此语用问题介入到了整个的社会语境之中，在这种语境中，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到规则变化所带来的语用实践的变化，也可以观察到语用合法化祈求中权力的深刻影响力。利奥塔尔对语用合法化和语言游戏概念的分析，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即我们如何来理解语用与（权力化）规则之间的关系，两者是通过什么机制来达到彼此的互动和平衡的。语用与语用之语境之间始终存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语用之语境，如体制，始终对语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利奥塔尔指出， 体制需要额外的限制，以使陈述在体制的内部被宣布为是可以接受的。这些限制像过滤器一样影响话语的潜能，阻碍交流网络上可能的连接：一些事情是不应该说的。而且这些限制让某些类别的陈述（有时只是一个类比别的陈述）享有特权，这些陈述的主导地位构成了体制话语的特征：一些话语应该说的，一些说话方式是应该采用的。 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语用中权力机制的重要作用。当然，语用本身作为语言本身的一种存在方式，它也在时刻保持着自我应有的形态，传达着自我应有的信息，也就是说，语用本身时刻都在试图克服语用中权力机制的限制，在具体规则中利用好规则，把自我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 当然，问题本身还要复杂。即使语用在自我语境中时刻防范着外在的体制性影响，但语用本身的陷阱也无时无刻不存在着 。比如，利奥塔尔提示过的语用中所谓的元叙事问题。元叙事在后知识话语中仍然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利氏指出，”真实的知识永远是一种由转引的陈述构成的间接知识，这些转引的陈述被并入某个主体的元叙事，这个元叙述保证知识的合法性。“ 应该说，元叙事是形而上学知识传统的遗留物，它在后知识话语中的形态和作用方式已经发生了不小的改变，即一方面它在某种程度上与语用的外部机制达成了某种谋合，另一方面它对自我形象进行了相当出色的包装。而这一切则涉及到如何在具体的语用过程处理好两个技术性问题，即论证的丰富性和举证的复杂性。关于论证的丰富性，利奥塔尔认为，为了让后知识话语具有合法性，让受众在共识的基础上接受某套话语，首先需要建构一个语用语境中的公理系统，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元话语。如果说”元“字思维在知识传统中无需进行任何怀疑的话，在当代后知识话语的语境里，”元“本身就变得可疑之物了，由此也马上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公理系统的标准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是否存在着一个科学的语用模式？公理基础之上的语用是否可以得到有效的检验？利奥塔尔也正是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才引出了他的关于后知识话语合法化的如下结论的： 为了让人们接受一个科学陈述而进行的论证，要求人们”首先“接受（事实上根据循环性原则，这种接受在不断地重新开始）那些确定论证方法的规则。由此出现了这种知识的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它在方法上的灵活性，即它在语言上的多样性；二是它的语用学游戏性质，游戏中采用的”招数“（引入的新命题）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对话者之间建立的契约。 牵强地说，尽管”元“字思维朦胧存在，但也只是一个影子罢了，或者说在形态上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里至少告诉了我们两条信息：首先，后知识话语的合法化是一种语用方式多样性运作的结果，这与我们上一节里提及的语用修辞不无关联；其次，发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语言游戏规则上建立起来的契约关系是不可缺失的根本性条件，也就是说，合法化的获取是一种契约约定的结果。关于举证的复杂性问题，利奥塔尔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关的重要概念，即”性能优化原则“。举证之所以复杂恐怕就在于性能优化原则的介入。所谓的性能优化原则是指”为了获得性能而增加输出（获得的信息或变化），减少输入（消耗的能量）。因此它们是一些游戏，与这些游戏相关的不少真善美，而是高效：当一个技术’招数’获得更多、消耗更少时，它就是’好的’。“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应该说，语用语境中的举证不是出于知识本身合理性的需要，而是一种技术等外在之物运作的结果。它所遵循的原则不是合理的真善美的原则，而是强力和金钱的原则，是效率和利润原则。由此，利奥塔尔深刻地指出 如果没有金钱，就没有证据，没有对陈述的检验，没有真理。科学语言游戏将变成富人的游戏。最富的人最有可能有理。财富、效能和真理之间出现了一个方程式。 本来举证在原则上只不过是为了得到科学信息受话者的赞同而进行的论证的一部分，但是它却受到另一种游戏规则的制约，这种游戏的赌注不是真理，而是效能。所以，利奥塔也是深有感触地说，人强化了技术，也就强化了现实，因此也就强化了公正和有理的可能性。力量的合法化不仅是性能具有正面意义，而且检验和裁决也都成为其中的游戏。这也不能不说是后知识话语的一个不可剥离的特点。 一旦我们在利奥塔尔对后知识话语合法化的洞见之上反思后知识话语，或许会情不自禁地形成一种真理和公正意义上感叹，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认后知识话语的价值所在。从知识到后知识话语，这一过程就已经是极其艰难的了，后知识话语本身需要的不仅仅是批判，而且还需要认真地转换、解释和游戏。 3，伦理诉求与后知识主体 在后知识话语与知识传统发生决裂之后，知识分子的角色也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就在于，知识分子由过去的真理的发现者和代言人身份走向了对知识话语的想像性建构，也恰恰就是这种想像性建构又引发了另一个当代知识界难以回避且越发突出的问题，即知识伦理问题。我们知道，昔日的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他本身没有主体问题，他本身不占据主体地位，他更多是把自我融入到他所崇拜、维护和代言的上帝、真理、本质和群体之中，所以，他所诠释、所宣传乃至所领悟的知识都是有终极根据的，其真理性也是不容怀疑的。然而，在知识传统观念式微之后，我们如何来确定知识话语的价值，如何来判别知识话语的有效性，如何来重新建构知识话语的合法化就不能不为整个知识界所面对，伦理诉求也越发显现出它的重要地位。 塞利姆·阿布指出，在康德赋予理性在道德领域行使自由支配权之时，科学主义则预设了一个所谓的”推理者共同体“，就是说，任何个体必须寻求共同体的认可才可能在相互承认的基础获得共识，共同体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科学话语的一项最基本的准则。这也是哈贝马斯所不断关注的理论焦点。哈贝马斯充分注意到了黑格尔的先验主体在本质上是主体间性的观念，因此提出道德推理必须在所有参与者中间寻求一致的规范才会有效 。可以说，一致的有效性既覆盖了事实性真理的领域，也覆盖了价值性陈述的领域。哈贝马斯指出，对真理要求的偿还和兑现是不能靠把表达与现实进行直接对比来实现的。命题不像图画，图画与它所表达的东西多少有些相像，但真理与现实不存在可比性，它们之间的联系只能在陈述中表现出来。所以，所谓的真理只能以人们之间见解的一致来加以定义。当然，哈贝马斯已经充分地意识到，建构所谓的合理共识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共识本身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包含或认可了不同的受社会存在制约的立场，包含了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的相关的正当性论证。而且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承担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之正当性论证的所谓的知识分子都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不问价值关切的技术性专家。这样一来，人们不禁要问，社会制度的自由，公义程度和文化秩序善的程度，交给谁来料理？知识话语如何通过建构必要的伦理机制履行好自我应有的社会职能？ 其实，知识传统中关于知识性质的论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涉及了知识性质和知识建构的伦理问题。关于世界观与知识伦理的关系问题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理论视角。据刘小枫先生提示，世界观理论是由洪堡最先引入知识界的`，狄尔泰把这一概念用于考察历史哲学，而舍勒则把它变成了一个知识社会学问题。当然，其中的问题相当复杂，非三言两语能道明。我所感兴趣的是，狄尔泰和舍勒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对哈贝马斯知识话语的伦理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他们对知识伦理的奠基作用。与马克思基于知识演化的进步论，强调意识形态结构中的阶级冲突性因素，由此引申出关于进步或反动的社会批判性理论不同，狄尔泰关于世界观类型的思想排除了思想史观的进步独断论，从而使各种世界观的历史冲突不再是进步与落后或真实与虚假的冲突，而是类型的冲突，也就是说，狄尔泰的世界观理论既包含着生命欲求的心理学层面，也包含着历史和社会的人类学层面，每一种世界观表达的只是整体的一个片断。这种类型冲突的基础或许就是维柯所说的”所有的真理都是制造出来的“，永恒真实的理念并不存在，只有与社会生活的实在结构相适应的历史相对的真实理念。狄尔泰的知识论思想为舍勒提供了一个致思路径。舍勒在自我的知识伦理学思想中总是在不断地摒弃着知识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终极冥想。比如舍勒在狄尔泰的启示下抵制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因为马克思的失当之处在于，他把无产阶级群体利益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绝对性诉求。舍勒则从存在于历史和社会空间中不同群体类型中发掘出他们本身具有的结构价值 。 也正是这种舍勒所谓的群体类型的公共历史和社会空间成为知识伦理学存在的可能之地。哈贝马斯认为，在主体间性的框架之内，陈述的真理性条件是其他人的潜在的同意，也就是说，规范的有效性或表达主体情感的真诚性尽管不能与命题真理相混淆，但道德与真诚对事实陈述的介入是不容忽视的。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着眼，语言行为具有内外两部分：内部是指语言行为的可理解性、正确性、真诚性等原则，外部则涉及诸如谁有权参与和按什么程序参与等问题。显然，后知识话语的伦理问题在哈贝马斯那里首先是如何达到内部原则与外部原则的契合，其次需要进一步考虑主体知识活动的基本立场。 我在前面已经提及语义学向语用学的转换，这种转换在哈贝马斯那里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命题有效性问题不再是一个有关语言与世界的客观关系问题。言说者依靠有效性要求提出了它的表达的有效性条件，但有效性要求同样也不能只从言说者的视角加以定义。有效性要求的目的是要通过言说者与听众建立起主体间性的承认关系；它们只能用各种理由，即话语来获得兑现，而听众则是用具有合理动机的立场来对它们做出反应。“ 从语用的意义上说，陈述的可理解性、正确性和真诚性都是主体间性的一种有效契约。这种有效契约的伦理内涵在于：一是陈述中的命题在以言行事的空间中脱离开来，有效性条件放弃了对命题的依附，这样一来，有效性问题所面对的也就不可能是昔日的语言与客观世界之关系之类的问题了；一是个别的陈述行为与以合理性为基准的有效性结构联系起来，主体间性达成了一种互动的交往模式，也就是说，互动的参与者就他们为言说行为的有效性达成一致，他们作为主体彼此承认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应该说，有效性概念展露出主体间性的伦理意味，但在公共交往机制方面还暗伏着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哈贝马斯也有所注意。比如，他就说过这样的话，主体通常具有某种本体论前提，他必须面对一个客观世界，在此世界中，他才能认识事物，才能有目的地参与到这个世界中来。 更重要的是，依赖于文化价值观的那种有效性要求不能像真理性要求那样超越地区性的局限。文化价值观不具有普遍性，就像其名称所表明的，它们只能在特殊群体的文化和生活世界的范围内有效。一种价值观仅仅在特殊形式的生活途径中才是合理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后知识话语的伦理立场还必须考虑主体自身的位置和主体间性建构的可能性：主体如何在语用交往活动中进入自己的给定角色，主体如何在参与交往的过程中把自我的理解、真诚等转换为一种公共空间，达到语用的一致有效性，主体如何在文化价值的差异中保持一种彼此的可理解性。这无疑是后知识话语的一个伦理学难题。当然，哈贝马斯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少设想 。比如，他认为，任何语用的交往行为都不可避免地要建立某种合理性概念作为基础，尽管合理性概念的提出本身具有某种危险性，因为理论的有限性通常被它的普遍性所遮蔽。但无论如何，交往经验的共同设定还是不可或缺的，意义的理解以经验为前提，经验通过对交往行为采取的态度而获得理解的可能，主体也总是可以通过经验交流和某种共通性寻求到公共空间中的应有之意义。所以，相互连接的语用性交往在具有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主体的可理解性中完成了一次伦理意义的整合，后知识主体也在这种整合中完成了自我的伦理义务和责任。哈贝马斯的这样一段话还是具有启示性的： 对于交往行动模式来说，语言只有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才是重要的。发言者在符合理解的原则下运用句子时，与世界发生了关系……他们不再直接地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或主观世界上的事物发生了关系，而是按照他们运用的表达被其他行动者所驳斥的可能性，相对地进行表达。理解，只是按照内部活动参与者，对所要求运用的他们的表达意见一致，就是说，在主体内部承认他们相互提出的运用要求，才作为行动合法化的机制，发挥作用。 一种状况规定制定一种秩序。借助这种秩序，交往参与者往往把行动状况的不同因素安置于三种世界之中的一种世界，并且从而包括了他们以前所解释的生活世界的现实的行动状况。一个对手的状况，乍看起来与自己的状况规定不同，但却提出了自己类型的问题，因为在合作的解释过程中，没有任何参与者可以占有解释的垄断地位。对于两方面来说，都存在着解释的任务，就是说，都要把其他人的状况解释，变成自己的状况解释，并且是安置修正了的观点，按”他的“外部世界和”我的“外部世界置于”我们的生活世界“的背景之前，而与”世界“相对照，从而可以充分地掩饰相互不同的状况规定。 我愿意把哈贝马斯的这两段引文作为本文的一个临时性结语。后知识话语中的伦理诉求应该说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它与后知识话语在今天的建构和发展有着相互制约的作用，因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操持后知识话语言说的知识分子主体都应该有一种自觉的伦理意识，有一种重构后知识话语合法化的立足之点，从而为一种理论的思考开拓出坚实基础和空间。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通观吴宓守成主义文化观 吴宓为中国现代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以来,以进化论为特征的激进文化典范,几乎牢笼了中国思想界急欲图强的知识精英,而吴宓处此天下趋新之际,痛感于传统精魂的.失落与西学的片面张扬,遂引美国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理论相抗衡.但时势难拂,吴宓文化观主张中西融汇贯通,另图重建文化典范,实为新文化之异响,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片面之处,有矫正之功.如欲对近代以来思想文化有通盘认识,此皆不可不察.篇2：话语伦理学:在传统与后现代之间
篇3：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
篇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教育论文
篇5：在市场化与审美化之间论文
篇6：知识传统批判与后知识话语的研究论文
篇7：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通观吴宓守成主义文化观
篇8：人文关怀在分娩中的作用与伦理学思考论文
人文关怀在分娩中的作用与伦理学思考论文
分娩是妇女正常的生理现象，又是一个较复杂的生理过程，分娩期妇女由于其特殊性，在医护工作中潜在许多风险I其中影响分娩预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产妇的精神心理因素，分娩时的焦虑、紧张情绪可使孕产妇的疼痛阈值降低，对阴道分娩没有信心，以及对阴道分娩应对能力下降，进而导致剖宫产率高、出血量多、及疼痛程度高等问题。另外，孕产妇对自然分娩知识的缺乏及对剖宫产术的片面认识也是导致剖宫产率居高不下的原因。而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发展与完善。人文关怀强调人的价值与需要，认同人的整体性。X#—个人各个层面的需要将尽可能地给予满足，符合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产科开展人文关怀是当前对于医护工作的要求广东省开平市中心医院6月至6月实施人文关怀式生产，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6月至206月收治的产妇70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350例，对照组350例。所有产妇胎产式为纵产式头先露，且为单胎妊娠，年龄23~35岁，平均25。8岁；孕周38~42周，平均38。5周；体重60。5~75。1kg，平均69。8kg，人选700名产妇均经产检、超声检查，确认无阴道分娩禁忌症。
1。2处理措施
对照组给予常规分娩，观察组在给予常规分娩的同时实施人文关怀，其具体措施有：（1）每位产妇人院均有专职护士接待，入院后详细向产妇讲解正常分娩的生理过程、在分娩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症状以及临产时阵发性腹痛的特点等分娩知识，使产妇对正常分娩充分认识；（2）助产师全程陪伴产妇的产程，助产师与产妇的陪伴关系为“朋友”式，根据产程的进展，随时告知产妇进展信息，增加产妇对自然分娩的'信心，产房内播放能使产妇放松的轻音乐，讲解放松技巧；正确使用腹压可缩短第2产程，在不断给予产妇鼓励的同时，教会产妇使用腹压的方法。比较对照组与观察组2组产妇的产程时间、分娩方式、出血量、疼痛分级及新生儿窒息情况。
1。3产痛评定评定时间
以规律性宫缩开始到胎儿娩出结束；根据产妇疼痛症状依据WHO疼痛分级评定：0级：分娩过程中无疼痛、产妇安静并且配合；I级：分挽过程中轻度疼痛，产妇能够易忍受，并且能够配合；n级：分娩过程中中度疼痛，产妇难忍受，配合欠佳；1D级：分娩过程中重度疼痛，产妇不能忍受，不能配合。
1。4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2组产妇分挽方式及新生儿窒息比较
对对照组、观察组产妇分娩方式及母婴并发症进行统计，观察组350例中剖宫产81例新生儿窒息例数5例，对照组350例中剖宫产143例，新生儿窒息例数14例，见表1。由表1可见，观察组较对照组剖宫产率明显降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较对照组新生儿窒息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2组产妇产程时间及出血量比较
笔者比较了2组产妇的产程及出血量，具体数据见表2。表2显示了观察组较对照组第1、第2产程均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较对照组出血量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2组产妇分娩疼痛的比较
观察组较对照组I级疼痛比率增高，III级疼痛比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讨论
在分娩过程中，女性的躯体生理功能及心理功能均有涉及，影响分娩的四大因素包括孕妇的心理因素、产力、产道、胎儿，此四大因素在分娩中起着同等重要的影响。庞炜等实验发现妊娠大鼠接受不良情绪刺激可使其子代大鼠学习记忆能力障碍，其中情绪应激对子代的影响较生理应激更为显著pl。人文关怀强调以人为本，以健康为中心。本研究表明，将人文关怀应用到产妇分娩中，收到良好的效果，具体表现：缩短了产程，其中第1产程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5。1±1。4）hvs（8。2±1。6）h，PC0。05]，第2产程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48。1±26。0）minvs（73。3±32。0）min，P<0。05]。分娩出血量减少，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186。4±26。2）mLvs（233。8±35。9）mL，P<0。05]。对于疼痛程度，观察组I级疼痛比率较对照组增髙（70。6%vs52。9%，P<0。05），III级疼痛比率较对照组降低（2。6%vs9。4%，P<0。05）。对分娩方式的影响为观察组顺产率较对照组增高（76。9%vs59。1%，P<0。05），剖宫产率较对照组降低（23。1%vs40。9%，P 3。1知情同意的落实 研究表明，多数孕产妇在待产和分娩时有不同程度的紧张、焦虑、恐惧等心理状态，其中见红、假性阵痛、规律性宫缩、胎膜早破等可致孕产妇高度紧张；另有一些产妇因害怕自然分娩带来的疼痛、怕影响日后夫妻性生活质量、害怕影响体型、及害怕挤压孩子的大脑，影响孩子的智商，而主动要求行剖宫产。但剖宫产较自然分娩出血量要多，术后下地活动晚不利于产后恢复，并有发生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炎及肠粘膜等并发症的风险。剖宫产可造成母婴近期或远期并发症已被许多专家所认同。有报道称剖宫产率的升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围生儿病死率，但剖宫产术是降低围生儿病死率的一种手段而非唯一手段。自然分娩是自然、安全、对母婴均有利的分娩方式，可避免剖宫产术后的许多并发症和后遗症Pl。知情同意是当患者的选择与自身、他人、社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医者应本着既不损害他人、社会，又要使患者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的原则，让患者真实地了解与病情有关的医疗信息和资料，并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作必要的解释。本研究在产妇人院后由专职护士接待，通过详细向产妇讲解正常分娩的生理过程、在分娩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症状以及临产时阵发性腹痛的特点等分娩知识。消除患者认识的偏见，同时医护人员不断鼓励产妇并给予肯定，增强产妇信心，观察结果，观察组较对照组产妇剖宫产率降低、产程缩短、出血量减少、新生儿窒息率降低，明显降低了分娩风险。 3。2无伤害原则的落实 在心理上对分娩疼痛的无限放大是很多产妇紧张的主要原因，而在现实中，产科医生往往对分娩疼痛视为“正常现象”，忽视对产妇的心理疏导。理想的分娩镇痛方法在达到止痛目的的同时，对产程进展不造成影响，并且既能给予产妇心理情感上的支持，又不对母婴产生不良影响。有利无害原则是医学伦理学的一项基本原则，笔者在产房内播放可使产妇放松的轻音乐，使产妇紧张情绪能够得到舒缓，使得身心平静，进而增加产妇对疼痛的对抗能力。详细向产妇讲解放松技巧，医者用肢体语言帮助产妇肌肉放松，如轻抚紧张部位肌肉使其放松，可使盆底压迫感减轻，进而使疼痛刺激减轻，疼痛阈值降低，提高疼痛耐受性。同时，产妇被激发出来的即将成为母亲的喜悦和自豪，完全可以战胜分娩的一时痛苦。而此降低产妇紧张、指导放松技巧的方法完全符合医学伦理的有利无害原则。观察结果，在无伤害的情况下，观察组疼痛程度较对照组降低，且有统计学意义。 3。3对传统生育伦理的传承 生殖技术的进步和分娩方式的转变，在为人类的自我繁衍带来更多医学保障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伦理观念的冲突和伦理问题的出现_。其中居高不下的剖宫产率，所体现出的是对传统生育伦理的打破和颠覆。因产妇对正常分娩的不正确认识及对剖宫产术的片面理解所致的“自我选择”，显然不再具备伦理上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将人文关怀融入到分娩中，缩短产程，降低新生儿窒息率，提高顺产率。使产妇对自然分娩、剖宫产术优缺点更清楚，对自然分娩过程更了解，在真正的明确实情的情况下选择更有利于母婴健康的分娩方式，这有是对传统生育伦理的传承。 综上所述，人文关怀融人到分娩中，可以消除广大女性对分娩的恐惧，从而正确的面对分娩，减少不必要的伤害，缩短产程，降低新生儿窒息率，提高顺产率，符合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是值得推广的一种产时服务模式。 论医学伦理学在临床实践教育中的难题与出路论文 医学伦理学是医学与伦理学交叉的学科，随着学科本身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逐渐成为现代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医学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国际医学教育组织关于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中提到，医学毕业生应该具备的七项最基本能力之一就是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在医学生中加强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性教育，提升其职业道德修养和人文素质，既是丰富医学生教育内涵的必然要求，也是拓展医学生教育外延的重要途径。 1.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教育存在的问题 1.1医学伦理学学科组织建设和教育目标达不到临床实践要求 受医疗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医学伦理学在我国才开始被重视，但其教育教学工作在我国刚刚起步，缺乏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指导和要求，明晰的学科定位和评价体系没有形成，课程内容也与临床实践脱离严重。有调查显示，81家高等医药院校中，15家高校设置有3个5个人文医学教研室；48家高校只设置有1个2个人文医学教研室，还有18家医药院校没有设置人文医学教研室，教学组织设置不健全。课程基本上由公共教学部来承担，其主要任务和目标也被定为提升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和职业道德素养。这种模糊的学科定位和教育目标严重影响了学科发展和教育教学。学生不明确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精髓，教师的授课内容满足不了临床实践的需求，使得医学伦理学教育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1.2师资队伍建设情况不理想 医学院校的人文底蕴和综合性大学相比还很薄弱，教师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师资队伍学历背景比较单一，既有伦理学专业背景，又有医学专业背景和临床实践经验的教师比较匮乏，参加过相关培训的较少。课程往往由公共教学部或社会科学部的教师担任，教师的专业领域不是医学，对医学发展前沿和医疗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难以把握，因此难免陷人空泛、枯燥的教学模式。 1.3课程建设不规范，未充分结合临床实践 作为核心人文医学课程，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是比较规范的，但也存在一定问题。有调査显示，不是所有医学院校都将医学伦理学列为专业必修课，开课率和课时量距离实际需要还有很大距离。在33家接受调查的综合性大学中，医学伦理学平均学时只有27学时，部分高校在20学时以下，个别高校甚至没有开设这门课程，距离理想目标太远，还不到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医学伦理学学时总数的1/5。要系统讲授医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本原则及范畴、医患关系、改善医患关系的方法、临床科研、医疗新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等，在有限的时间内已经比较紧张，教师只能参照教材予以泛泛讲解，无法充分结合临床实践及医疗热点，更谈不上提供实践机会。 1.4忽视临床实习阶段的医学伦理学教学 在西方发达国家，医学伦理学“贯穿在医学教育整个阶段、有一定间隔并反复进行”。在基础课学习阶段、临床实习前期、临床实习中都融人了不同阶段所需要的医学伦理学知识和临床技巧，大大提高了教育的系统性、整体性、实际性，教育效果良好。我国的医学伦理学基本安排在第5学期?第6学期，一个学期完成教学任务。“基本上只是作为一门课程单独开设，在其他临床课程的教材和教学中，较少涉及伦理学的内容，甚至某些技术应用中十分尖锐的伦理问题也未有任何涉及。”学生没有接触到临床实践就学习医学伦理学犹如纸上谈兵，味同嚼蜡，对医学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还停留在理论层面。 2.加强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教育的探索 医学院校必须将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及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模式、社会实践各方面结合起来，完善医学生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性教育模式，才能丰富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教育内涵。 2.1明确学科定位和教育目标，提高学生临床伦理素养 “医学伦理学是人文医学教学的主轴，它贯穿于医学实践各方面的始终，医学的宗旨和医疗职业的价值、态度和行为准则，无不是医学伦理理念的凝化，医学伦理也是医生的必备品质。”所以应明确医学伦理学是医学基础课程的地位，这是医学伦理学的恰当学科定位。应厘清教育目标，着重培养学生对患者的人文关怀，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操守，崇高的人生理想，培养学生用医学伦理学的方法去解决、分析、评价临床中的问题，这也是其教育和教学的最终目标和落脚点。主要有以下五方面内容：理解并践行“医乃仁术”的医学精髓；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解决医学伦理及法律、社会问题；医患沟通能力与技巧；用伦理学方法去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2.2充实和优化师资队伍，重视教师的临床实践经验着力打造一支既有伦理学专业背景，又有医学专业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的教师队伍。鼓励在职教师进修和培训，以提高专业素养。可以聘请德才兼备的综合性大学教师以及社会知名学者作为外聘教师，使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多元化，打破原有的僵化、单调的教学模式。聘请附属医院遴选相对稳定的、临床经验丰富、具有较高教学能力的临床医师作为兼职教师队伍，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丰富的临床、理论知识完成教学任务，提高学生的伦理素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3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提高临床伦理价值决策能力在教学内容上，扩大教学内容的外延，基本理论内容包括：医学伦理学基本原理和规范，医生职业道德和从业要求、临床伦理原则、沟通技能；在此基础上增加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新的伦理问题、医疗实践中的实际伦理问题，如器官伦理、生殖遗传伦理、死亡伦理、医患关系、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问题；除了基本理论内容外，中国传统医德文化、国外医学伦理学发展历史、医院管理伦理学等外围教学内容可以供学生选修或作为教学参考。 具体方法可以是：在课堂教学中，加人现代医学大家和古代名医的生平纪事和学习、求学经历，或者以影片、纪录片形式播放相关视频，组织讨论、情景模拟等，在提高教学的生动性同时，学生受到传统医德和职业操守、大家风范的影响，比单纯灌输效果要好。在解剖课程上，形成对尸体捐献者默哀的教学惯例，提倡对生命致以尊重和逝者致以哀思。 在教学方法上，在完善已开展的“案例讨论”、“共同参与式教学”、“视频教学”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启发式教学，如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以小组为中心的教学和以病例为中心的教学等方法，这些教学方法是国外目前经常采用的，但不宜照搬，而应结合实际教学情况有选择地借鉴。着重使用案例教学手段，结合正反案例，大力弘扬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崇尚科学、谦虚博爱的职业精神，反对缺乏仁爱、唯利是图、麻木不仁的医德沦丧的行为。同时结合临床案例，对前沿的医学伦理问题展开学术讨论和研究，这样全方位、全覆盖的医学伦理学教育使学生“人耳、人脑、人心' 在教学设计上，贯彻伦理情境引人，主要选择具有医学伦理意义的临床情景素材进行教学： 一是在课堂教学上摒弃原有的按教科书讲解理论知识的形式，而要创设具体的医疗情境，把握情境教学中的情境引入、分析和回归过程，将医疗情境和教师的分析总结相结合； 二是引入临床具体医疗病例，培养学生职业伦理素质； 三是恰当把握情境教学的“度”，在引人临床情境时，如何使学生面对真实的医疗环境和医患关系，对其揭示和分析的度的把握，既不给行业造成负面影响，又能促进学生尽早体验真实医疗情况，逐步适应医疗环境，树立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职业精神的崇敬。 2.4拓展学习阶段和评价形式，加强临床实习阶段的管理和监督 临床实习阶段是医学生理论学习阶段和临床阶段的重要衔接环节，通过亲身的诊疗和耐心的沟通，逐步适应医疗环境，体会医学真谛，培养沟通能力，树立正确价值观。“临床医学伦理通过对广大医务人员进行医学伦理学教育和培训，将医学伦理学的价值理论转化为临床伦理规范，对临床实践发挥导向作用和对不道德的医疗进行警示与惩戒，其目的是确保和增进疗效，提高治愈率，以圆满完成救治患者的使命。” 和理论学习的阶段不同，临床实习阶段医学伦理学学习有以下特点：教学场所由单一的课堂转为鲜活生动的医院各科室，教材由传统的课本和幻灯片转为患者和病例，教学方式由教师单纯讲授转为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接触患者和病例，在实际诊疗中进行学习。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医学教育组织提出的对医学毕业生应该具备的最基本能力之一的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只有在临床阶段才能得到真正的践行和检验。我国学者提出：临床教学中特别要加强人文精神的教育，将医学伦理学的自主、知情同意、不伤害、最优化等原则贯穿于临床各科教学中，启发、引导学生做出相应的伦理抉择。 笔者建议，学校和医院科教部门应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定《临床实习医学伦理的基本要求和规范》，作为实习阶段医学伦理学的教学要求和大纲。 二是丰富和拓展医学伦理实习的内涵和外延，包括医院制度与岗位职责、职业道德；医患沟通能力与技巧；解决医学伦理相关的法律、社会、医患关系问题；与患者的`情感沟通；临床伦理思维决策与价值判断能力。 三是结合实习生实习中的科室轮转具体情况，要求学生结合各科室的特点，深人了解并领会涉及的不同伦理思想和要求，并完成医学伦理体验每日小结和出科总结。要求学生了解临床问诊、检体、应用辅助检査和药物、手术治疗等过程中的伦理问题，重视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和交流，完成临床诊治病例伦理总结。 四是临床实习中的医学伦理师资问题。临床带教教师工作任务繁重，可以由临床带教教师和医学伦理学科教师共同组成，基于医疗情境共同制定伦理实习计划。其中临床带教教师负责选择教学案例，并规定实习生完成伦理体验总结。医学伦理学教师分出一部分教学课时进科，结合理论指导实习生的临床实践，并完成实习生伦理实习作业的评阅。 重视并加强临床实习的管理与监督，还应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从制度上保障临床实习的管理和约束。主要方式有：以学生的自我改进完善为目的，注重学生学习经历的评价；通过实习考核手册、床边考核、网上自测等，加强评价结果的分析;及时反馈不足，充分发挥形成性评价的导向作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2.5以社会服务为平台，在医疗实践中检验医学伦理学教育成果 医学伦理学是一门和医疗实践紧密结合的应用学科，只有深刻了解所处的社会发展现实和科技发展现状，才能利用伦理学知识更好地指导医疗实践。传统医学伦理学的主要核心内涵是医德修养，是经过历代社会的医学实践逐渐沉淀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具有中国医学独特思想的传统社会医者的职业道德。由此可见，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形成基础也是医疗实践。除了医德修养外，当代医学伦理学更涉及到医患关系、医疗科技、生命科学、卫生保健、人类生态等更为广泛的领域。 所以，医学伦理学教学应追求知识活化率最大化，加强与实践的结合，重视对实践的应用和指导，强化对医学生伦理应用能力的培养。指导并感化学生始终以“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为己任，本着“医者父母心”的职业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开展各类社会实践，积极送医送药;关爱弱势群体，竭力助残助幼；进行医疗常识普及，提升民众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组织社会调查，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学生将所学的医学知识奉献社会的同时深刻理解医学伦理的人文内涵，提高其对医学社会价值、道德价值的判断能力。 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医学生的伦理实践能力和提升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形成用伦理学方法去解决、分析临床实践的能力。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性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依靠学校各方面力量，形成共同育人机制才能营造良好的医学伦理教育的机制，切实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质量。 传统与现代文化在建筑中的体现论文 [摘要]随着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兴起，后现代主义的反传统以及不可逆转的多元化创作潮流，要求建筑师们要以建筑文化为背景，不断提高自身和整个社会的建筑文化素养。这对于弘扬建筑文化，繁荣建筑创作，推动“建筑文化学”的创立和建筑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了解传统文化和传统建筑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外延，正确对待传统建筑文化，对于弘扬建筑文化、繁荣建筑创作、推动‘建筑文化学”的创立和建筑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建筑；传统文化；现代文化 一、传统文化与建筑 （一）传统文化的本质 1.“传统”的现代涵义。传统的现代涵义可以认为：其一，一般是指贯通古今以至未来的某种流变着的，根本性的东西；其二，是经历史沿传下来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思想、心态、道德、风俗、宗教、艺术、制度等“遗传因子”；其三，各地区、各民族所创造的传统，具有各不相同的形式和状态。 2.在建筑领域，传统的表象直接体现为历史上的建筑形式。在建筑领域，传统的表象直接体现为历史上的建筑形式，它同一个民族过去的生活方式，建造手段以及社会对建筑的各种需求有关。例如西方古代希腊、罗马以及文艺复兴后期的古典柱式形式，中世纪高耸的尖顶等。已往年代的作品和民族记忆中把习惯的形式美法则保存了下来，使它们具有直接体现历史文化含意的形象价值。建筑传统更深刻的内涵在于作者历史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积淀。 （二）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比较 有什么样的文化土壤与氛围，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建筑文化，建筑与文化互为同构关系。在人类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中，由于源头与走向不同形成了印度、中国（华夏）、阿拉伯、古希腊、古罗马等文化体系。这些文化体系相互独立且自成体系，与之相应的建筑又各具特色，反映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底蕴。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借助于古典文化来反对封建文化和建立自己的新文化，提倡资产阶级的尊重人和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文艺复兴建筑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其建筑风格是讲究理性、统一与并富有条理性。文艺复兴建筑的著名实例有意大利圣彼得大教堂、维琴察的文艺复兴后期大师帕拉第奥的代表作圆厅别墅，总体特征是平面方正对称、规整、讲究条理。而中国传统建筑如城市、宫殿、寺庙、宅第等，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伦理道德和封建等级制度，例如北京故宫其平面中轴对称、纵深布局，在建筑形体尺度的对比中、屋顶的不同等级和台基尺度的变化中，创造了高低错落、起伏开阔的群体空间，深刻地表达了王权至上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封建文化的烙印。通过以上比较不难看出，其隐藏在建筑表相之后的文化对建筑的影响是何等深远。 二、传统建筑文化 作为传统建筑文化，它既然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份，那么，它必然具有文化的历史性、民族性、地域性和连续性等特性。所以它必然有许多具有价值的.东西需要我们去继承。比如，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园林，不仅以其独特的风格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而且其中反映“顺应自然”、“珍惜生态”，“天人合一”哲学理念的手法和形式，确实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符合自然的设计理念与现代艺术理论是不谋而合的。至于我国各族人民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创造的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中华建筑文化，如江南水乡建筑文化、岭南建筑文化、黄土高原的生土窑洞建筑文化和西南山地建筑文化，更是传统建筑文化中的珍品。我们认为，否定传统建筑文化，不仅会造成自暴自弃的社会心理，而且也对民族的新的建筑文化的建立不利。 三、建筑文化的现代性 一个建筑给人的形象感觉是通过两个层面去体现的：一个层面是建筑型体和空间虚实的变化，这很重要，是主体结构，但要创造一个感人的建筑形象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建筑的二维设计，包括饰面的色彩、分格、质感等等，它们对建筑形象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只要使体型塑造细部处理结合起来，就会取得很好的视觉效果和社会效果，而无需更多额外的投资。这一点国内外有许多优秀的实例都做的很好。如巴塞罗那独户住宅砖砌建筑院墙，采用两种不同砌筑方式组合在一起产生了统一而富于变化的建筑形式。再如，帖面砖饰面的分格及色彩的搭配，面砖横贴竖贴的配置变换，不同材质的对比等等，会使人感到丰富、自然和谐。还有玻璃幕墙的出现给建筑外墙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由砖木材料构成的建筑外墙的感受。在无框悬挂式玻璃幕墙中玻璃固定在一个自承重钢结构体系的钩挂体上，玻璃材质的特性及钩挂件的连接点都最大限度地展示在建筑立面上，是对现代高新技术的完美表达。 四、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的建筑作品往往通过建筑细部来充实建筑形象；用不同民族文化理念精心设计的建筑，就自然而然地孕育出各民族独具特色的建筑文化。新的建筑材料的涌现为我们塑造民族建筑文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可能性。如果说以前是用砖、木、石的民族建筑，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用混凝土、钢材、玻璃、铝合金、石材、面砖、涂料等新型的建筑材料去塑现代的、民族的建筑文化。这些是古人所没有做过的，靠抄袭、拿来现有的、别人的东西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做的只有创造，而这种创造必然会与建筑遗产与传统保护、继承和发展以及世界不同地区的建筑文化特色联系在一起。 追求建筑的文化性，并不等于用过去落后的技术手段重建旧时代的建筑，而是用最新的设计理念，最新的技术去建造这一历史时期的具有区域性、民族性、国际性文化特点的建筑，真实地体现出自己的时代风格，使我们的建筑文化得以正确表达和延续。 与徘徊在文理之间的同学谈地理教育论文 按照现行的高考模式,每一个同学进入高中以后都要面临文理分科的问题。文理科学生的生活呈现出不同的状态:理科生有缜密的理性思维,文科生有活跃的感性心灵;理科生要埋头做题,文科生要抬头看事 ; 理科生总是在算 , 文科生要不停地背。选择文科或理科 , 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知识储备方向及今后的专业发展方向 , 而且直接决定中学阶段的学习、生活状态 , 文理科选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但选择的过程则迥然不同。每到分科时 , 总有一些想选文科的同学 , 由于在地理上的种种顾虑而举棋不定 , 文理徘徊。 顾虑 1 : 地理基础太差 初中时一直把地理当“副科”; 初中时的地理课根本就没上地理 ; 高中在分科以前从没把地理放在心上……因此 , 很多同学的地理基础十分薄弱。想到自己的地理基础 ,一些有志于文科的同学也望而却步。 地理基础太差, 是很多同学在选择文科前最大的顾虑。 其实 , 在文理分科以前不学地理的大有人在 , 地理基础差的何止你一人。这些情况 , 地理老师是清楚的 , 在安排教学时肯定会考虑。实际上 , 文科生的地理学习, 并不要求在初一时就开始 , 而是从分科后才正式开始。在进入文科后 , 中学地理的所有知识 , 都会按照高考的要求 , 像上新课一样从头再来。地理课的第一轮复习, 几乎接近于新课 , 这与其他学科的第一轮复习是完全不同的。 在每年的教学中 , 我们都会遇到不少地理基础很差 ,甚至在初中时从未接触过地理的同学 , 通过进入文科后的'系统学习, 地理不仅不会拖他们的后腿 , 有的还明显优于一些有初中地理基础的同学。 从初一开始的所有地理知识 , 在进入文科后都会像上新课一样重新再来 , 这是其他任何学科中都享受不到的待遇。地理基础不好的问题 , 还用得着担忧吗 ! 顾虑 2 : 地理难度很大 除文理都回避不了的数学外 , 地理是文科中难度最大的学科。地理难度很大 , 学起来特别吃力 , 是不少同学在选择文科前的另一顾虑。 地理兼跨文理的学科性质 , 使其对文科同学而言确有一定难度 , 特别是其中理科味较浓的自然地理。但是 , 在地理高考所涉及的 8 本书中 , 较难的部分只有高一上册 , 其余 7 本书所涉及的区域地理和人文地理 , 大量内容主要依靠记忆 , 这对强于记忆的文科生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就是被认为较难的高一上册中 , 真正的难点也只有“地球的运动”, 其他如“陆地与海洋”、“资源与灾害”等知识都属于识记型 ,“大气运动”等较抽象的知识同样以记忆为主 , 这肯定难不住擅长记忆的文科学生。 认为地理难学的思想 , 其实是被其中的个别困难吓住。一两个难点 , 决不能成为我们忍痛割爱、“弃文从理”的理由。 顾虑 3 : 学习方法欠缺 当问到怎样学好数理化时 , 即使成绩不好的同学也说得头头是道。但如果问的是地理 , 很多同学都哑口无言。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学 , 以后还可能把地理学好吗 ?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数理化等学科 , 长期高度重视、认真学习的结果 , 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 而且总结了不少有效的学习方法。一说到地理 , 我们的大脑中不是一团乱麻 , 而是一片空白。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知道 , 还谈什么学习方法。因此 , 学习方法的欠缺 , 首要原因是掌握的基础知识太少。一旦选择了文科 , 必然会按照高考的要求来对待地理 , 在思想上高度重视 , 在课堂上特别专注 , 在下课后自觉复习, 如此日积月累 , 在不断丰富基础知识的同时 , 用不着老师介绍 , 自己就能总结和领悟出很多很好的学习方法。 方法源于过程。置身其外, 不会关注和思考, 就谈不出学习方法。真正选择了文科后, 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 交流和反思的不断增加, 欠缺学习方法的问题, 肯定将不复存在。 如果一切都可以重来 , 你还担心基础的问题吗 ? 如果难点就那么一两个 , 你还害怕会学不懂吗 ? 如果所有的顾虑都不成问题 , 你还犹豫什么? 来吧 , 文科欢迎你 ! 在企业CRM应用系统与业务系统之间的徘徊论文 选择是痛苦的 人生老是在选择，多是对于与错的选择，也多是多项的选择。企业也是如斯，在CRM计划以及部署上也面临良多的选择，比如选型、项目关注点、系统关注点、施行标准、验收机制等。而这些选择中，有1些是相当首要的，抉择着整个CRM项目的走向以及成败。其当选型，象征着产品、供应商以及服务商和它们联合提供的解决方案的总体方向以及技术实现特色的肯定，直接影响着后期项目的任何变化。 当企业面临着这样的多个选项的单选题时，是很痛苦的。即便阅历了很长的CRM战略计划以及思想的动员、培训以后，仍是要痛苦的面临它，而它，却承载了更多更多的繁重，不管是管理因素、业务因素、技术因素仍是政治因素。 CRM是甚么？ CRM是客户瓜葛管理，这个已经经不用作为谜底了。问题的本源在于：CRM的核心是甚么？CRM项目的核心是甚么？CRM系统的核心是甚么？为何会问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在于良多企业或者人都容易偏离核心问题，在计划以及部署CRM的时候走入偏端。 在行业解决方案，咱们时常发现两派阵营在竞争，1个是所谓的标准CRM，1个是行业业务系统的营销系统，当它们在争吵的时候，还有1部份已经经开始将CRM与业务系统试图融会1起。现在的1个事实是：大部份行业方案，不管是来自CRM供应商的，仍是来自行业业务软件供应商的，都开始相互包融吸纳，互通有没有，只是各部份的实现程度不1样。于是，良多人认为这就是趋势，这就是规则。 错了！如果企业踏上这样的路途时，就象征着它的CRM战略计划已经经偏离了CRM的主航道，而开始走向非核心的业务。 咱们再回到开始的`问题，企业常常会疏忽CRM的核心是客户，是外部客户的满意度以及价值最大化，当这个核心被误会的时候，就是计划偏离的时候。 行业业务系统的对于与错 作为行业的业务系统软件或者者功能，咱们简称为“行业业务系统”，它们自身是没有过错的。业务系统更多的是寻求提高业务处理效力，也就是相似于ERP，是面向内部员工以及内部流程，而不是面向客户以及客户流程的。业务系统的优劣，更多影响的是业务处理效力，而这类影响并不是是举足轻重的，良多企业在没有业务系统的时候也能通过辅助手腕如手工、电子表格等实现；业务系统的不同，影响的还有员工的习气，内部员工使用业务系统的习气，而这类习气是1种劣性的第1次情结的，也就是第1次使用的系统逐步习气以后，当替代更好的系统时也觉患上不习气，也感觉不到益处。 业务系统的核心在于产品以及定单，由于企业的业务处理是缭绕这些运转的。在没有引进CRM战略以及流程以前是这样的，在引入以后却又是怎样样的呢？ CRM强调的是客户，是缭绕客户为中心的1切流程，体现在系统上就是统1的客户视图以及独一的客户入口，业务系统只是当分析客户、接触客户到交易的时候才进行记录状况以及结果的，而这个时候，CRM的首要价值已经经体现了很大1部份了。 CRM的战略框架与业务系统 1个企业如果没有战略性的框架，它的CRM部署是不会胜利的。而1个企业有了CRM战略计划以后，也不确保CRM部署的方向不会偏差。这类平衡，体现了变革中人的因素是如斯的首要，也象征着每一1个CRM项目的变化是无形而无模式的。 企业如果没有了CRM战略框架以及核心方向，咱们没法想象再具体再完善的业务系统来实现CRM的思想。即便业务系统如何完善，企业的客户却没有扭转，不管是状况仍是价值，仍是满意度，而扭转的可能更多的是内部的效力以及满意度，这是企业所要的吗？于细微处弃大节，这也是不断强调核心的本源。 有所患上，必有所失。企业需要判断的是我需要患上的是甚么？特别是核心的是甚么？然后才能去遗弃那些不是我必须的不是我核心的。 当企业的CRM利用进入1个行业利用的时期，咱们需要关注的是甚么？CRM？抑或者是业务系统？仍是2者的平衡？ 你的谜底是甚么？ 企业部署CRM项目的教训记忆犹心，而咱们的最大感触是过于强调系统功能以及功能的庞大，是1个误导，特别是在业务功能上。业务功能再强大，内部员工可能会使用的更顺手，内部效力会更高，然而对于客户行动的影响是有限的；而CRM推崇的是基于客户的细分、接触、关怀以及保存，是缭绕客户战略架构的核心方向，对于客户价值进行细分，进行差异化服务，进行1对于1关怀以及营销。这些是CRM的核心，而这些未必须要系统，即便是电子表格也能够进行，而采取系统也是CRM系统而不是业务系统。 这就是CRM系统与业务系统的最大区分。 咱们能够看到的是咱们愿意看到的，咱们看不到的是咱们所不愿去想的。我衷心但愿CRM系统能够与业务系统有机的结合而不是生硬的拼凑，这时候候企业的利用才能内外兼修，才能实现真实的企业协同。 1现代与传统的“隔离”式融合 旅游场域中，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融不可回避，但本土文化的传统性恰恰是其价值所在，不论哪种形式的开发都应该以此作为“资源”或“卖点”，而旅游产业的发展又与现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没有现代化的交通设施、媒介宣传、管理手段等作为保障，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旅游开发也难以顺利开展，因此，现代与传统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如何调适以促进两者的融合发展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选择性重构的重要内容。基于现有旅游开发中存在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本文认为两者之间矛盾的协调可以通过“隔离”式融合来实现，具体来讲就是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实行景区与服务区分离的规划方式，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来保证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共同存在和协调发展。“九寨沟”的开发和管理模式就是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采用数字化的手段，保证每天进沟游览的游客在晚上的规定时间都必须离开景区，但有些旅游项目的景区和服务区交叉，既有传统意义上的景点，也有现代化的宾馆和饭店，更多的则是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商铺。所谓的“隔离”式融合有一定的可行性和优势可言，一方面，旅游区可以向游客提供现代化的服务，另一方面避免了因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而私自对传统建筑等居住文化、生产生活文化、节日文化等的人为改变而导致的破坏;作为游客可以在景区感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体验民族特色风情，又可以在服务区享受现代化的居住、餐饮、购物等服务，避免了少数居民开设私家旅馆而导致的大量现代文化的人为侵入。所以，在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等民族传统文化旅游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当中，规避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实现融合式的相互促进，采用“隔离”式的旅游规划和管理有其科学性和操作性。 2确立基于民族文化保护的市场导向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文化承载功能，如哈尼族的“打磨秋”、佤族的“跳木鼓”、彝族的“跳乐”、蒙古族和藏族的各类骑马活动，具有较强的强身健体、参与体验、休闲娱乐等突出优势，不仅是重要的旅游资源，更是具有特殊价值和功能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合理科学的开发会对此类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以市场为导向的各种形式的旅游开发，在利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经济功能的同时，应该立足于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和保护，以最终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从历史、文化、艺术等层面进行深层次发掘，打造具有厚重感的旅游产品，而不是急功近利的进行短周期、浅层面的开发利用，否则会造成资源、环境等的浪费，甚至加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退化和消亡。当然，基于民族文化保护的市场导向的确立主要在于政府层面，政府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开发的出发点和发展定位起到决定作用，如果过分强调旅游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不是着眼于保护性开发，那么，此类型的开发则难以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和进一步发展。 3协调利益相关者关系实现共赢 旅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济利益的追求和实现，而利益的产生是多个利益相关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等民族文化实行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政府－旅游开发公司(管理委员会)－当地居民”构成了整个利益链条，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在现实当中往往被人为的倾向性夸大，造成的后果是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失调。布迪厄指出:“任何支配，如果不通过使人们误识作为支配基础的任意武断性，从而获得人们的认可，就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8］因此，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协调共进是规避利益可能会导致的各种矛盾的有效途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协调过程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旅游开发所经历的“谋划－论证－起步－运营－管理－利益分配”过程中，政府的引导和协调作用也不可替代。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通过明确职责，在科学规划、运营管理、监督检查、政策制定与执行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旅游开发则会逐步形成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活力的产业，不仅减少了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导致的各种不良后果的出现，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不断地吸纳现代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态势。当然，政府在开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和决策参与权，调动居民的积极主动性，“应当充分理解和尊重每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充分了解真实情况的基础上，按当地民族意愿，与他们共同探讨民族文化在现代如何使用、保护和发展。通过与当地民族真诚的持续的合作，使各民族增强对自己文化的信心，提高对其文化进行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的能力”。［9］ 4借力旅游开发促进自然传承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旅游开发在某种意义上是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实现“活态”传承的有效方式，旅游开发会创设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原生土壤”条件和环境，保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各种特色的前提下，符合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得到保存、保护和传承，换言之，就是实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自然传承”。“民族文化的真正传习，应该是不离本土文化生境的、是当地民族自我完成的”。［9］这里所谓的自然传习是自然传承的先决条件和体现，一方面，“自然传习”体现的是少数民族居民这一传承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旅游开发，会加深少数民族居民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价值的认同，增强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和自豪感，进而产生积极的行动去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第二方面，“自然传习”是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常态”，是不受外界环境影响或者摈弃了某些不利因素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传承方式，体现的是少数民族居民对其文化流传和延续的主观需求。这种主观需求的增强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进而反哺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旅游开发，毕竟“民族地区最能吸引游客的旅游资源是本族群文化，这就需要地方族群必须强化对本族文化的认同，自觉传承本族文化，有选择的吸纳现代文化而不被同化，通过不断保持这种文化的独特性才能使民族旅游长久不衰。” 1个性保持与文化同化 旅游，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以人口流动为典型特征的社会现象。旅游业的发展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开放程度不断加强，异地游客所承载的异质文化的进入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居民直接和间接的相遇，必然会引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从而引发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变迁”。［4］因此，旅游场域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面临着保持个性和被同化的抉择。“个性”，本文所指的是哲学领域当中“共性与个性”的内涵，具体是指每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等民族文化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是维系该民族文化特色的核心价值体系。从此种意义上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旅游开发应该是对民族个性的利用和保持，失去了个性保持的能力，民族文化特色也就无从谈起，相关的旅游开发也就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但是，旅游所导致的大量异质文化的进入很容易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形成“同化”的力量和趋势，麦克唐纳(MacCannell)的研究表明，“在社区居民与来自更富裕的国家和地区的游客之间的文化差异非常明显时，社区文化和风俗就可能会用来满足游客的需求，甚至是以牺牲社区的自豪和尊严为代价”。［5］现实中也不难发现少数民族文化被同化的例子，说汉语、穿流行服饰、唱流行歌曲等外在现象不可回避，但因此而导致的青年一代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排斥和抵触、认同和自豪感的消失等形成了影响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危机。 2旅游开发的窄化与科学化 随着国内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在政府的作用下开始了以“民族文化”为主题的旅游开发，在整合当地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和少数民族风情资源的基础上打造“××文化生态旅游”的系列产品，充分发挥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优势和特色，实现了经济效用的发挥，但“旅游业不仅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鹅，而且也会弄脏自己的巢。”［6］如我们在广西的侗寨调研时发现，观看各种具有侗族风情的舞蹈等演出之后，身着华美民族服饰的演员会热情的跟游客合影留念，但拍完之后会向游客伸手要钱;更有甚者，民族特色旅游开发完全是一味“跟风”，在不具备开发条件的情况下套用其他旅游景点的开发模式，结果因为缺乏科学的论证和市场调研而只能搞成浅层次的盲目开发，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加剧了资源、环境、人力、物力的浪费。此类现象并非特例，而是一种大同小异的普遍现象，这些都是在“民族特色旅游”开发过于功利化的表现，过重的商品意识和金钱概念无疑会加速此类旅游的消亡。当民族文化的经济效益被广泛看重的时候，商品化的趋势则难以遏制，某些少数民族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不惜把传统体育等民族文化遗产当作商品出售，盲目开发、重利轻义、抛弃传统、民风退化和道德水平降低等现象都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开发的窄化发展。为了更好的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通过旅游开发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等民族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产品开发应当在规划设计之初就进行科学论证，规避不良因素的影响，以科学的方法打造真正有特色并且有助于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旅游项目，在发展的窄化与科学化之间权衡利弊，做出正确的选择。 3经济功用发挥与传统文化贩卖 “开发少数民族体育旅游，不仅可以丰富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拓展旅游空间，而且可为振兴民族地区经济，安排剩余劳动力，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新的途径，并可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7］这一点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经济功用发挥的表现，但同时也是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政府部门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搞旅游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但是，在现实的利益面前出现了一系列令人不可思议的情况:第一，过于迎合游客口味，粗制滥造甚至扭曲民族文化，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失去其传统风貌;第二，旅游开发以经济利益追逐为根本目的，出现“伪民俗”、“粗俗化”、“庸俗化”等现象。如我们在广西调研时参观了壮族的寨子，借此体验壮族婚嫁风俗，在壮寨门口，男性游客不小心就会被热情的壮族姑娘选中，在脖颈上挂上绣球，作为被选中驸马进入寨子感受壮族的婚嫁过程，背“新娘”绕场一周、喝交杯酒等等环节都可以使参与者体验到壮族婚嫁风俗的特色，但最后的“入洞房”却是“新郎”为进寨门时脖颈上挂的绣球买单和给“新娘”彩礼的环节，如此一来，游客难免心中不悦，以此手段发挥经济功用的现象实在值得商榷;第三，管理制度不健全而导致的居民私自拉客、乱收费、销售劣质旅游产品等恶意竞争现象;“民族文化旅游开发还可能由于投资者、开发者、文化主体等各方面的利益难以全面兼顾，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得不到充分尊重而缺乏动力，使民族文化逐渐脱离‘主体’而‘异化’”。［4］凡此种种，都可以归结为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贩卖，对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进行近乎疯狂的掠夺式挥霍，完全不顾及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更没有意识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传承和科学发展会是一种可以长期获益的旅游文化资源。所以，过度开发和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不仅无助于保护性传承和发展机制的形成，反而会加速可利用资源的消耗和浪费，甚至可能会导致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无节制的贩卖中渐渐消亡。 【话语伦理学在传统与后现代之间论文】相关文章： 1.伦理学论文篇9：论医学伦理学在临床实践教育中的难题与出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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