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后现代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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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分析后现代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论文
后现代主义这一词语的出现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斯蒂文.贝斯特与道格拉斯. 凯尔纳认为这一词语早在1870年就有学者使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传统史学研究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有章可循的方面，其更注重理性和规律，认为历史都是可以被人们认知的。后现代主义史家质疑历史进步论与理性，将研究的视野转向人们的私人和日常生活，从微观层次上挖掘历史。
1 传统史学的背景和特征
19 世纪的西方史学发展异彩纷呈，在众多的历史学流派中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最为显著。客观主义史学称雄西方史坛近百年，20世纪人们提到传统史学时，往往指的是客观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又称兰克史学。以兰克为主的客观主义史学对史料的准确性的要求非常严格，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只能求助于对历史事件有过准确记载的历史资料。原本历史学的研究突出了时间的顺序与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通过历史的描述，原来关系不大的事件都被巧妙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演变过程。后现代主义史家认为历史是复杂和多样的。
篇2：分析后现代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论文
2. 1 对历史客观性的不同认识。后现代主义史家认为: 历史不具有客观性，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我们的历史认识不可能达到真正客观，对于同一个历史对象的认识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要找到历史事实必须借助于文字、符号和文字信息，经过历史学家的分析、判断、想象才能体现出来，即通过旧的文本形成新的文本，因此在文本的意义上，新的历史作品与史料并无区别，无法通过检验史料来判断史学的真伪。相对主义史学还在着力于区分史料与史实的区别，而后现代主义史学根本就不承认这一区别，认为无论史料还是史实，都不过是不同的文本。”史料作为连接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的中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史料，历史研究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 2 文史不分家。后现代主义史家认为历史学与文学、艺术学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因为历史学家在著述过程中为了很好的说明问题，会想方设法的运用各种艺术性的修辞，达到让读者乐于接受的目的，因此就不可避免的渗进了作者的主观构想。伊格尔斯说过: “历史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从未与文学的思考方式完全分开，但是历史具有可靠的知识。不管历史科学的前途如何从哲学上怀疑，历史专业化和寻求科学的严密性在20 世纪都是不会被颠覆的。”
2. 3 从公众史学到微观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家将其目光转向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的情感世界，在内容上，微观史学家着重研究个人或小群体范围内的文化生活。以便揭示某种以往文化的特点。微观史学写作存在这样的.特点，传统史学偏重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而微观史学偏重于人的思想和心态。“微观史学并不是否定先前的历史学，而是对它的一种补充，微观史学家为研究过去的历史增添了一种具体感。”随着微观史的兴起和发展，反应这方面的各种不同体裁的史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的视野中。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 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等，它们从另一个侧面通过对人物心理的挖掘来反映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问题。
2. 4 对传统阐释学的颠覆。传统西方阐释学认为文本是作者表达原意、阐释历史的表现形式，读者通过阅读文本，从而达到了解和领会作者意图，每个读者在阅读之前脑子不是空白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意理解和解读文本的信息，因此，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位置就被颠倒过来了，原来作者占有主体地位，读者必须对作者尊敬; 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作者在完成其著述后就消失了，史家研究历史就是为了还历史一个真实，而这个过程是要通过史家不断去认知的。
3 反思
后现代主义史学否定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文的、自由的、理性的尺度，怀疑客观知识的可能性，拒绝承认真理的存在。它引起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伊格尔斯认为: “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其意义并不在于历史学的研究，而在于更加精深的辩论。”对于史学界而言，由于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一切都是相对的，它促使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更加重视对史料的鉴别和判断，尽量做到客观公正; 后现代主义史学让史家认识到了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以及历史学家自身的主观性，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尽量避免史家的偏见。总之，不管传统史家还是后现代主义史家，他们都是历史学发展的传承者，对于史学的发展很有必要。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传统史学的方法与手段，辩证的看待后现代主义史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促进史学更进一步的发展。
篇3：后现代主义与史学论文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论文
我主要想从当代史学理论的某些基本趋向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
历史学的学科自律性的问题，一直是史学理论最为密切关注的焦点之一。19世纪后期的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为与实证主义思潮将历史学纳入严格科学的谱系的企图相抗衡，将历史学（或广义上的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其间的主要分野在于，前者研究的是个别物，目的是达到对于个别物的理解。后者即使是在研究个别物，其目的也是为了得出普遍性的规律。对于前者的研究，主要有赖于研究者对于历史对象的理解和体验，这就要求他深入研究对象的内心，才能探骊得珠，得以索解历史过程的奥秘。而自然科学则是纯然从外部来对研究对象进行抽象和考察。
可以说，从新康德主义诸公到20世纪上半叶史学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两位大家，历史学的学科特性、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与自然科学的对峙中得到界定和阐述的。历史学是不是（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或者它哪些成分类似于、哪些成分又截然不同于（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这样的提问和思考方式一直延续到了当代史学理论的思考。与此同时，历史学与艺术的关联也日渐引起了史学理论的关注。德国传统下的新康德主义和历史主义所强调的“理解”和“体验”，即已显示出了历史学与艺术和审美的亲缘关系，克罗齐所一再重申的“重新复活（re-live）”和柯林武德当作其理论核心的“重演（re-enact）”，则更是使创造性想像和移情等艺术概念进入了史学理论的核心地带。然而，尽管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二位都是在美学和艺术理论方面卓有成就的人物，但是如果我们像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场合下一样，仅把对这样一些概念的理解限定在历史学方法论的层面，在此处我们仍然可以这样申说：如果说历史研究和历史理解的首要的和最基本的层次在于确定史实，那么，“移情”、“重演”等等，就可以看作是确定史实这一工作环节在很多时候不可或缺的一道工序。例如，对于项羽在鸿门宴和希特勒在兵临敦刻尔克时心理的推断和想像，就是理解复杂历史过程时确定史实并以此求得历史理解的一道基本工序。准此而论，历史学的艺术性的一面始终是在其科学性的统御之下才有了促狭的一席之地。1942年亨佩尔的名文《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更是通过论证历史陈述背后离不开对于普遍规律的指涉，明确地否认历史知识是与自然科学有着质的不同的知识类别。然而，主要从科学性的角度来探讨历史知识和历史理解特性的努力，似乎在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之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窘境，似乎很难有什么真正的突破性进展了。那么，从艺术性的角度入手，是否可以走出一番柳暗花明的新境地呢？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海登·怀特出版于1973年的《元史学》独辟蹊径，创造性地援引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理论成果，给史学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少人将《元史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重要地位，比之于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的观念》或亨佩尔的那篇名文。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安克斯密特（FrankAnkersmit）甚至说，没有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所作出的重大努力，史学理论很可能已经成为当代知识领域中被人淡忘的一个领域了。
《元史学》一书副标题为“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怀特在此书中逐个分析考察了19世纪欧洲最负盛名的几位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米什莱、布克哈特、托克维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但此书最引人瞩目的，当是其篇幅并不很大的导论部分。概而言之，怀特在此提出了一整套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叙述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时的情节化和戏剧化的基本模式，并据此进行了个案分析和论证。在他看来，正如我们每个个体在回顾自己的生活历程时，不免要以各种情节化的模式将自己生活的各个部分按照故事方式来组织材料并赋予意义一样，历史学对于过往历史过程，也是以带有不同蕴涵的情节化模式来领会和组织历史材料的。情节化赋予历史过程以意义和可把握的脉络。意义和脉络是由历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施加于历史材料之上的，就此而论，历史学家的工作和小说家、戏剧家的工作并无本质不同。怀特的这一思路，“所要或者所力图要做到的，就是解构所谓的历史科学的神话。”也许我们可以说，实证主义思潮直至亨佩尔等人所要作的，是使历史学同化于自然科学，而怀特这一思路所表现出来的，则是要使历史学同化于艺术和文学。《元史学》虽然被有的人（如安克斯密特）认为，相对于怀特本人后来的几部著作，还带有浓厚的康德和结构主义的色彩，从而更多现代主义的意味，但依然被公认为开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先河。
怀特所开创的这种“新历史哲学”（这是安克斯密特和凯尔纳所编辑的一本当代史学理论文选的书名），被认为是标志着历史哲学的“叙事主义的转向（narrativistturn）”或者“修辞的转向（rhetoricturn）”。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说这一转向：习惯上，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史学理论家，都是把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视为不同的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的，历史研究致力于确定史实，把史实置入一个凸显意义的框架和脉络，构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历史写作则是将历史研究的.成果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历史著作的文学性或者说历史学的修辞层面本身在历史学中居于很次要的地位。而怀特等人的研究表明，叙事是历史学须臾不可离弃的本性之所在，历史著作所表现出来的修辞风格和所借助的情节化模式，是历史学家赖以组织历史材料、赋予历史事实以意义并借此传达历史理解的基本手段。用赫克斯特形象的比喻来说，如果说以前人们认为修辞不过是历史学这块蛋糕上的糖衣的话，那么现在人们则认识到，它已深入到蛋糕之中，它不仅以其文采和叙事脉络影响到历史著作的外表和它所可能给人们带来的乐趣，而且影响到历史著作的实质、影响到历史学家传达历史知识的能力。历史著作的形式和内容就这样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形式本身就蕴涵了内容。怀特本人将自己后来一本重要著作题名为《形式之内容》，其要旨就在此。
以叙事为研究焦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给传统的史学理论带来了不少冲击，也带来了新的气象。这中间也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的密切关注。这里只能简单涉及到两点。一是对历史叙事的功能的强调，在使我们对历史学的艺术层面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的同时，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想要促使历史学回到“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回想一下近几十年来备受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史学理论家们所青睐的历史著作，如勒罗瓦拉杜里的《蒙塔尤》、金兹堡的《奶酪与虫》和戴维斯的《马丁·古赫的归来》。一方面，这些著作全然不同于传统历史的“宏大叙事”，都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关注的是传统社会中底层农民的生活状态或差点被过往历史湮没的乡村宗教异端；另一方面，“讲故事”式的写作和组织历史材料的方式使得这样一些著作不仅对于专业历史学家，而且对于普通读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自年鉴学派以来，历史学实践受到各门社会科学越来越大的影响的同时，“讲故事”的传统的复活乃至光大，值得我们的注意。事实上，对于历史著作的叙事方式的研究，不仅限于传统的历史著作（如AnnRigney对于三部著名的法国革命史的叙事方式的比较研究），而且还出现了对年鉴学派的叙事方式的研究（如PhilipheCarrard对于布罗代尔等人的研究）。这进一步使我们认识到，叙事和情节化的重要意义，不仅限于人物史、事件史，而且同样适用于社会史和经济史。
需要提及的另一点是，正如一般而言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被人们视为往往在客观性问题上陷入僵局，历史知识的客观性问题，在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视野中变得更加微秒和复杂了。在怀特看来，叙事的情节化模式和戏剧性蕴涵是由历史学家施加于历史材料之上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和文学家本质上并无不同，那么，仅仅通过强调历史学家还多受一重史料的牵制（何况不少激进的理论家连这一点都不愿意承认了），是无法对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得出有说服力的论证的（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文学著作中情节的展开还往往受到主人公性格和各种情节链条的牵制，而发展出与作家初衷相左的结局，因而，单纯赋予历史著作以和文学作品一样的隐喻的真实性【metaphoricaltruth】就是远远不够的）。安克斯密特就在强调人们似乎本能地就对文学著作和历史著作有所分辨的同时，又很遗憾地承认史学理论对此间分别并没有能够作出有力的说明。丹图对于理想的编年记录者（idealchronicler）不可能存在的论证，和安克斯密特关于真假的判断只能用之于单个的陈述命题，而不能用之于叙事结构本身（即他所谓的“叙事实体（narrativesubstance）”）的论点，都使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要在后现代的挑战下，重建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不可能再回到实证主义的立场，而只有在历史叙事和历史实在之间重建有效的关联，才是唯一可能的渠道。
篇4：史学论文
史学论文模板
摘 要：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是深远而复杂的，文学作品和历史文化密不可分，但文学不同于历史，历史也不同于文学，二者不能等同视之。小说应该说是历史的抽象再加工，并不能等同于历史，或者说小说里的故事情节能反映当时的历史现实，但并不是史料。史料是历史学家用来还原历史原貌所必须依仗的资料，很显然小说不能作为这种资料。
关键词：文学；历史；历史小说
一、文学中的历史
文学中有历史，从其中挖掘史实是另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实历史未免太过绝对。《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大错特错了。文学作品可以反映历史，但不能绝对当作史料来研读。《三国演义》所写的战争场面和实际的历史是大相径庭的。
宋词是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宋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可以抒情怀古，可以畅想未来，可以反映当下风貌，又可借古讽今。始于唐，成型于五代，繁荣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的一颗巨明珠，在古代文学的长廊里，它是一幅绚丽多姿的画卷。它美妙绝伦的风神，可以与唐诗争艳，可以与元曲斗妙，宋词历来都与唐诗并称双绝，为一代文学之盛。宋词中苏轼和辛弃疾的作品最为出名。比如，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宋词也好，唐诗也好，都是历史文化与作者感触相结合的产物，经典之所以是经典，那是因为它反映的精神永远是人类文明中最能触动人心的东西。
明清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个时代的小说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传统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而且经过民间化街坊化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成为普通大众津津乐道的`谈资。
明清时代的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可分为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和公案小说，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历史类章回小说，把宏大的战争场面和英雄辈出的时代以小说的形式展现给广大民众。有虚构、有思想再加工，与真实的历史有很大出入。作者认为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不能等同视之。小说应该说是历史的抽象再加工，并不能等同于历史，或者说小说里的故事情节能反映当时的历史现实，但不是史料。史料是历史学家用来还原历史原貌所必须依仗的资料，很显然小说不能作为这种资料。
二、历史中的文学
历史是不是文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书写历史必须具备文学写作才华。当年明月能把枯燥无味的明史写成老百姓都爱看的形式，这说明只有具备当下大众接受的写作才华才能让人爱上历史，去读历史。
如果一部史书没有文采，是不可能传之久远的。所以，只有文学色彩浓厚的历史著作才会永远流传。《左传》《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等都是这样的著作。床头常放着两本书《史记》和《资治通鉴》，这不仅仅是从中吸取政治智慧、治国之道，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文学成就对一个人精神面貌、气质、心境等的熏陶何其重要。其他很多史学著作，就只能是历史学家去攻读。历史和文学作品是密不可分的，许多作家创作出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比如，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等。
唐玄宗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诗发展至顶峰。诗歌题材广阔，流派众多。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如，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们的诗是整个中华文化史上的标杆，在他们笔下，无论是五律七律、五绝七绝，还是古风歌行皆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如，李白的《望天门山》《月下独酌》；杜甫的《春望》《恨别》等；另有以王维、孟浩然代表的田园派和以高适、岑参代表的边塞诗派。这些著名的名家，无不把现实、历史和文学艺术相结合。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司马迁。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文学和历史的结合产物。它是历史学家桌案必不可少的史料文献，亦是我们学习汉语言文学的重要资料。可以这样说，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文人无不不通史记。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史学著作，有两本最为著名，一部是《史记》，另一部是《资治通鉴》。这两本书有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文学经典。不论是政治家还是文学家，他们的床头都少不了这两本书，特别是《资治通鉴》。
史学与文学的异同：（1）文学更偏重想象，历史更偏重现实；（2）文学从一般到特殊，史学从特殊到一般；（3）文学更注重抒情议论，史学更注重叙述准确。
参考文献：
[1]洪子诚.文学与历史叙述[M].河南大学出版社，.
[2]臧清.唐代文儒的文学与历史承担：从张说到孙逖[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7（4）：115-119.
篇5：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分析论文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分析论文
李根蟠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他通过与同行的交往，了解到在渝东从事本地区盐业史研究的刘卫国同志，未进大学校门学习历史学的专业，是一位长期从事本地区盐业工作的实际工作者，但经过长期的实际观察、探索，掌握了“由当今存在的历史遗存去认识历史”的研究方法。李教授对其研究成果充分肯定，赞扬他“取得了渝东盐业史研究的新突破”，本文即以此作为个案进行分析，上升到理论层面，阐发其研究方法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李教授的文章由具体而抽象，写得很有理论色彩，指出历史研究不仅要重视由历史文献或考古资料出发，去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还应当重视依据历史遗存( 包括现存的习俗、技艺、谣谚、信仰等) 去逆向认识历史的研究方法。文章中指出，“如果说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是以固态的形式存在的话，现实生活中的历史遗迹则以活态的形式存在。由于它是活生生的过程，故具有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可以弥补固有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的不足”。同时，正如马克思所形象概括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因此，考察处于较高形态发展阶段的事物即为考察处于较低形态事物的“钥匙”。本文依据这一理论思维逻辑向我们展现了: 刘卫国同志没有盲从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而是以现实情况检验其可靠性和可信度。长期的实践经验和深入观察，使他对“四川井盐业始于秦末李冰在成都平原开凿盐井”的成说产生怀疑，经过执着的努力，终于揭开渝东盐业历史之真相。他对渝东地区400 余口古盐井进行长期的`观察，把千姿百态、形状各异的盐井区分为原始井、雏形井、过渡井、人工井四种基本类型，它们是依次演进的系列，而前三者本质上都是盐泉，只有最后一类才是真正意义的人工井。他又深入分析影响盐井演进的地理和历史因素，探讨不同的地理环境如何造成分布各地的盐井呈现各种类型，并论证推动演变的动力则是洪水。作者充分肯定刘卫国立足现实以考察历史的思路和方法，认为他“成功地揭示了渝东地区自然盐泉向人工盐井演进的规律，这在盐史研究中无疑是一种创新”。因此刘卫国的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表明，通过考察现实来认识历史，确实是治史的一把金钥匙，具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
在中国现代史坛，有一批出色的学者，他们高度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其精神实质，并运用来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努力探究有关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社会发展道路的大问题，建树卓著，他们的理论成就是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对于发展新世纪史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宁可教授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他一生著述丰富，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晚年完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一书尤其受到重视。刘玉峰教授是宁先生的高足，志在传承、发扬老师的学术，本人在隋唐史、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相继出版了学术佳作，并撰有《宁可先生访谈录》( 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 年第1期) 。这次他应本专栏约稿撰成此文，堪称是精心总结、提炼宁可先生学术“主旨”的难得之作。作者总结说，宁可先生晚年强调，“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体制特征的问题，是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一个根本问题”，围绕这个中心和根本问题，宁先生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构成及特点、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发展、封建经济基础上国家政治体制的产生形成及其作用、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等，其研究是逐层递进又系统深刻的。本文即以此作为大纲要目，阐述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及其开拓性意义。作者对于构成宁先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体系的几个主要理论构件，又都有逻辑清晰的扼要论述。仅举两例。( 一) 关于作为“封建生产力的基础和主干的个体小农”，它具有: 集约化农业，精耕细作; 以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 剩余产品率低，发展缓慢; 一个个小家庭是脆弱的，但就全社会而言，它又是稳定的、可以不断地再生再现，从而形成中国封建社会牢固的、长期不变的基础; ……一共六项特点，全面讲出小农经济的实质。( 二) 宁先生关于“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发展”的理论，本文作者总结为三项:封建经济的运转有小的和大的两个循环，前者为农村范围内产品自行消费、然后进行简单再生产，后者为全国范围内涉及城乡以及农工商业和封建国家的大规模循环; 商品经济是整个封建经济的润滑剂、催化剂和驱动力; 奢侈品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对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社会的发展起到十分恶劣的消极影响。显然，这三项对于认识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特点都有关键性意义。作者又着力发掘和阐发宁先生运用辩证分析的观点、动态发展的观点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而得出的具有理论光辉的成果。如，分析在分散的、独立的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基础上，必然要形成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论述由于中国和西欧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中西封建社会不同的生产力特点和不同的封建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在西欧形成了封建领主制，在中国则形成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其前期曾起到进步作用，但到了后期，成了没落的制度，其消极和反动的作用越来越增多。读着本文作者的论述，感到有理有据、切中肯綮。在当前，如何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已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从这个角度看，刘教授这篇系统总结宁可先生学术“主旨”的文章，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信息。
中国历史演进的内涵极为丰富、宽广，总结历史理论问题大有可为，至诚期望更多的专家学者撰文赐稿，共同推进历史理论领域的繁荣发展!
篇6：史学的论文
史学的论文
一、文学中的历史
文学中有历史，从其中挖掘史实是另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实历史未免太过绝对。《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大错特错了。文学作品可以反映历史，但不能绝对当作史料来研读。《三国演义》所写的战争场面和实际的历史是大相径庭的。
宋词是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宋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可以抒情怀古，可以畅想未来，可以反映当下风貌，又可借古讽今。始于唐，成型于五代，繁荣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的一颗巨明珠，在古代文学的长廊里，它是一幅绚丽多姿的画卷。它美妙绝伦的风神，可以与唐诗争艳，可以与元曲斗妙，宋词历来都与唐诗并称双绝，为一代文学之盛。宋词中苏轼和辛弃疾的作品最为出名。比如，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宋词也好，唐诗也好，都是历史文化与作者感触相结合的产物，经典之所以是经典，那是因为它反映的精神永远是人类文明中最能触动人心的东西。
明清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个时代的小说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传统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而且经过民间化街坊化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成为普通大众津津乐道的谈资。
明清时代的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可分为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和公案小说，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历史类章回小说，把宏大的战争场面和英雄辈出的时代以小说的形式展现给广大民众。有虚构、有思想再加工，与真实的历史有很大出入。作者认为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不能等同视之。小说应该说是历史的抽象再加工，并不能等同于历史，或者说小说里的故事情节能反映当时的历史现实，但不是史料。史料是历史学家用来还原历史原貌所必须依仗的资料，很显然小说不能作为这种资料。
二、历史中的文学
史学论文模板
历史是不是文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书写历史必须具备文学写作才华。当年明月能把枯燥无味的明史写成老百姓都爱看的形式，这说明只有具备当下大众接受的写作才华才能让人爱上历史，去读历史。
如果一部史书没有文采，是不可能传之久远的。所以，只有文学色彩浓厚的历史著作才会永远流传。《左传》《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等都是这样的著作。床头常放着两本书《史记》和《资治通鉴》，这不仅仅是从中吸取政治智慧、治国之道，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文学成就对一个人精神面貌、气质、心境等的熏陶何其重要。其他很多史学著作，就只能是历史学家去攻读。历史和文学作品是密不可分的，许多作家创作出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比如，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等。
唐玄宗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诗发展至顶峰。诗歌题材广阔，流派众多。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如，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们的诗是整个中华文化史上的标杆，在他们笔下，无论是五律七律、五绝七绝，还是古风歌行皆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如，李白的《望天门山》《月下独酌》；杜甫的《春望》《恨别》等；另有以王维、孟浩然代表的田园派和以高适、岑参代表的边塞诗派。这些著名的名家，无不把现实、历史和文学艺术相结合。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司马迁。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文学和历史的结合产物。它是历史学家桌案必不可少的史料文献，亦是我们学习汉语言文学的重要资料。可以这样说，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文人无不不通史记。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史学著作，有两本最为著名，一部是《史记》，另一部是《资治通鉴》。这两本书有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文学经典。不论是政治家还是文学家，他们的床头都少不了这两本书，特别是《资治通鉴》。
史学与文学的异同：（1）文学更偏重想象，历史更偏重现实；（2）文学从一般到特殊，史学从特殊到一般；（3）文学更注重抒情议论，史学更注重叙述准确。
参考文献：
[1]洪子诚.文学与历史叙述[M].河南大学出版社，.
[2]臧清.唐代文儒的文学与历史承担：从张说到孙逖[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7（4）：115-119.
史学论文模板(2)
篇7：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客观性的解构论文
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客观性的解构论文
历史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其根本的基石就是历史学自身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历史学的科学性一直是以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为依托，以同样按照自然科学模式建构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来加固。”[1]但是，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人文学科特别是历史学科的“客观中立性”进行了猛烈地解构和挑战。
一、历史学的客观性
沃尔什曾经将历史学的客观性称之为“批判的历史哲学中最重要的而又是最棘手”[2]的问题。王学典在《述往知来》也说道，“历史学中的客观性是个弹性概念，具有量的而不是质的属性”[3]。在《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沃尔什认为所谓的历史客观性就是“每一个进行认真调查研究的人都必定会加以接受”[4]的东西。沃尔什对历史客观性的看法是以他对什么是历史事实的认证为基础的。而历史学的客观性概念，实际上借助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客观性的重要条件，乃是人们的普遍同意。”[5]我们永远无法要求历史学像自然科学一样客观―――从同样的材料或证据出发，按照严格的实验操作或是推理过程就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
由于历史具有流动性、易逝性和不可重复性，因而历史的客观性则比自然科学要复杂得多，如果以“人们的普遍同意”为尺度的话，历史学简直没有客观性可言。同时“，历史资料的残缺性、不完善性，历史过程自身的未完成性”[6]，也使得历史学的客观性变得扑朔迷离。但历史本身确确实实存在，不管我们是否知道及是否能够知道它的存在，所以历史学当然又有自己的客观性制约。历史学中的“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相比，只有在一种弱化了的次要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
历史学长期以来建立的“客观性”、“求真”的形象，虽然具有真实可信的内核，但从总体上看，其实只是一种在追求客观性的强烈意志支配下的主观愿望，只是一个被夸大了的关于客观性的神话。“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认识的主观性贯穿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始终”[7]，历史学的客观性只能是相对于约束主观性的程度而言。“历史认知活动的媒介、主体和方法的客观性，就决定了历史认知活动的客观性及其程度”[8]。“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客观性即非主观性”，“消除主观性因素是历史认识客观性分析的基本思路”[9]。而要做到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在现在看来，是史学家学术良知的一种衡量尺度。同样，我们对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也是从不同层面上考虑的，例如“历史事实客观性的要求”、“对历史叙述客观性的要求”、“对历史解释客观性的要求”[10]。但是要做到以上几点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在史学研究中，我们期待研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进而我们在此之上探寻更高层次的主体性。
二、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学客观性的质疑
历史学客观性的基本保证就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由批判性的检验而确保史料的可靠；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要在研究过程中剔除个人的和主观的因素，而保持严格的中立和不偏不倚的态度。古往今来许多历史学家都极力强调历史学的客观性，比如西方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传世之作《历史》中指出，“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但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11]。
19世纪后期，法国史学家古朗治演讲结束之后在听众的欢呼声中说道:“请不要为我鼓掌，不是我在向你们讲话，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口在讲话。”[12]可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在当代西方五花八门、流派纷呈的文化思潮中异军突起，以其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例如詹金斯曾说“:后现代主义并非一个统一的运动。而是应时势的需要，贵族的、资产阶级的和左派的理论家们，在诸多领域内所不得不进行的重新评价，其评价的基础根植于更为宽广的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变迁之中。”[13]“从本质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激进主义的典型思维方式，是对现代主义的全面挑战和反叛。”[14]他们抨击历史主义和其关注的重心―――人，认为“历史不是以直线形式展现，历史要经历变化无常的危机、混乱、中断”[15]。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由作者本人主观构造出来的。它取消了是否存在客观现实以及历史著作是否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现实的问题，而提出历史学家的叙述文本就是现实。当我们只有通过语言的、符号的史料文本去理解、推断历史事件本身的时候，这恰恰是后现代主义学者质疑史学客观性的根源所在。而这种质疑又可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历史学知识背后的权力支配，揭示其意识形态特征；二是将历史学等同于文学、艺术，根据其创作活动的特点，视之为一种语言游戏；三是将历史文本化，贬低作者，抬升读者，从而突出主观解释的意义。”[16]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包括詹金斯、怀特在内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他们都不否认‘过去’的真实性，他们否认的是过去和对过去的叙述之间有任何的联系。认为任何试图揭示‘过去’真相的做法，都没有认识论上的保证”[17]。因为历史学家所要发现的东西，只是“某一过程的界限，某条曲线的转折点，某种调动运动的位置，某一摆动的界限，某项功能的极限，某一循环因果性不规则的瞬间”[18]。
三、后现代主义为史学研究提供新思维
纵观历史学的发展，作为族类记忆和国家记忆的历史在突破了神权限制之后得到了与其他科学一样的学术地位。历史学不再是耶稣基督的时间表，而是在科学的英雄主义引领下向着人性和理性前行的精神火炬。但就以美国历史的编写为例，实质上是存在一个建构历史框架的思维指导，“美国人必须自创，即团结意识，一整套民族象征物、活跃起来的政治热情”[19]。
正是因为这种既定的思维模式，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往往关注的是精英人物和主导人群，而很少关注普通的社会大众，这让人们误以为历史的编写和推进没有或者很少有客观性。“后现代主义正是这一情景中西方文明内部反思的产物”[20]，“以对工业经济时代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遍价值体系与知识体系的全面解构和颠覆为特征”[21]。在后现代主义的浪潮中，历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更加广泛更加细致，洞悉了历史背后隐藏着的权力关系，学术研究呈现出下移的趋势，普通大众的生活也进入了史学家的视野。同时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大大提升了读者的地位，促使读者透过文本寻找历史背后的真实，从而突出了主观解释的意义。
其实“后现代主义最为核心和最为有价值的地方，或许不在它颠覆既存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更不在于它是否能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而在其批判精神”[22]。但这种批判精神并不能无限的放大，否则就会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陷入癫狂、无助、虚无的状态。因而在批判的过程中需要掌握一个适当的尺度，例如“坚持史学研究中客观性标准”，“在历史研究中恰当运用史学工作者的主观力量”，“把握好史学客观性和主观性二者的合理度”[23]。那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历史是否有一个最后的边界和限度”[24]。在我看来，后现代历史学应该承认的这个最后的边界和限度是―――历史学并不是“任意虚构”。由于人类目前的认知条件和能力，“纯粹客观的历史认知只是一个神话”[25]，所以历史学的客观性其实处于一种弹性状态中，它有一个伸缩范围。但是“人类社会有寻求真实、了解真相的愿望，这正是历史学存在的基础”[26]。
从另一角度而言，不论后现代主义怎样去摧毁现代史学的客观性基础，后现代主义还是有一个真实客观的标准立于其背后。“后现代主义没有给历史研究提供成体系的框架但是它提供了一种批评的眼光、质疑的态度、开阔的视野以及对角度审视问题的可能性，这也是我们应当积极关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原因所在。”[27]最后它给我们提供了大写历史背景之下的小写历史的新思维。
篇8：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分析与探讨论文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分析与探讨论文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其标志是相关著作的出现。对于学科萌芽的深层次原因，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回答。从外部条件分析，一方面，西学东渐为学科萌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促动作用；其内部条件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变革产生的强烈现实需求，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对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经济史逐渐演变成一门专门史；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走进大学课堂；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题】经济思想史研究
【关键词】中国经济史学/学科化/学科萌芽
【正文】
20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化的历史起点。传统的中国经济史为其学科发展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孕育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胚胎，但是却无法演化为一门独立学科。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东渐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萌芽与成长创造了必要的理论条件：中国经济史学科萌芽第一次由可能变为现实。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萌芽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具体成果，进一步分析、探讨了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标志及原因，初步总结了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学术贡献及影响。
一、学术界有关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研究
关于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国内有许多学者对在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标志及原因等问题提出了较有影响的学术观点。首先，对于学科萌芽标准，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赵德馨在《发扬面向现实、反思历史的优良传统》一文中指出，“梁启超著《中国国债史》、魏声和著《中国实业界进化史》与沈同芳著《中国渔业史》等书于19后的相继出版，标志着近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萌发”。[1]（P784）从赵德馨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学科萌芽的重要标志就是相关中国经济史学著作的问世。虞和平在《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中指出，“1904年至19为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阶段，梁启超的《中国国偾史》则是最早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2]（P82）从虞和平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其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标准与赵德馨的观点较接近。李根蟠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一文中指出，“梁启超将古代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理论相比较，写了《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管子新解》等论文；他第一次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写了《中国史上之人口统计》（《新民丛报》第46-48期，19）等文，他还打算写作《中国生计学史》。这些都可以视作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的滥觞”。[3]从李根蟠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和国内经济史学界的其他学者一样，李根蟠也认为相关著作的问世，是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重要标志。
其次，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间的判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赵德馨、虞和平、李根蟠等人认为，如果将相关中国经济史著作的出现作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标志，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的判断更令人信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史学自19后开始萌芽。秦佩珩在《中国经济史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一文中指出，“所谓昨日的中国经济史坛，我们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暂把这个阶段划入自民国十年到民国二十六年之中。虽在这样短短的期间内，一般的经济史学者，却在经济史的研究上，作了极大的努力。自胡适之与胡汉民等讨论井田问题，以启中国经济史研究之端，一直到陶希圣主编的《食货》；一般学者，推波逐澜，纷纷提出他们对经济史的看法与主张，寸前尺进，无一非艰辛血汗之成果。”[4]从这一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关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时间，秦佩珩认为，中国经济史学是从1921年后开始萌芽的，这一观点和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有较大的差异。
目前国内外有关的文献资料表明，中国经济史著作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出现了，如果将中国经济史有关著作的出现作为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依据，那么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的理由更充分，其具体标志是梁启超著《中国国债史》一书的问世。至于19辛亥革命后，由于现实的需要；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著作逐渐增多，一大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这一现象说明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后，整个学科确实有较快的发展，但能否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作为我们判断整个学科开始萌芽的一个标准，却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
另外，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深层次原因，学术界也有着不同解释和回答，其中李根蟠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3]这种解释强调了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外部条件和历史背景；赵德磬、虞和平等人则从国内现实政治经济的变化等因袁来考察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原因，这种解释强调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内部条件。
二、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原因的再探讨
一门学科的发生、发展，往住是和它当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并且又是与其他同时代的一些学科的发展相联系的。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以及这门学科后来的发展，都令人信服的.证实了这一点。寻找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的历史动因需要多层面的思考与观察，科学、合理地解释中国经济史学科萌芽有助于学术界进一步探讨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及其标志。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外部条件来分析、考察中国经济史学萌芽，西方近代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对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影响甚大，西学东渐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外部影响仅仅是促使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一个方面，西学东渐在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过程中所起的仅仅是催生的、间接的作用。从学科萌芽的内因来看，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强烈现实需求是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另一动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大地的社会变革运动，不仅开启了中国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步伐，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创造了一系列的有利条件。无论是18的戊戌变法，还是清末的“新政”，二者在各个方面都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直接或间接地使得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了强烈的社会现实需求。首先是颁布了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鼓励发展本国经济。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实业，早日实现“富国”之理想，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寻求经验和教训，这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其次是从官制方面进行了改革，如戊戌变法中设立农工商局，清末“新政”设农工商部等。这些与发展实业有关的机构的成立，都组织了力量对相关方面的经济发展历史进行了总结，这也是导致中国经济史研究有着强烈现实需要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戊戌变法在文教方面的改革措施如开办京师大学堂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起。1911月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二章功课部分对分科、课程、课时、教材以及预备科课程都有系列的规定，如“文学科中史学乃七门之一”，“研究史学之要义皮包含大量经济史内容”，“关于教材日本名经济史，可暂时采用，仍应自行编篆。”[5]（P88），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判断，有关中国经济史的内容从这时就开始走进大学课堂。京师大学堂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
历史地位，其办学章程有着强烈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京师大学堂开设史学课程，经济史作为现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走进大学课堂。从此以后，中国高等学校普遍开设与经济史有关的课程。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当时确实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这种强烈的现实需要正是导致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具有直接促动作用。杜维明教授指出：“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发源地其实在东京。”他认为梁启韶与章炳麟皆“受到‘日本文明历史学，的影响”。[6]有些学者也认为梁启超在日本时已把一些西方史学及文明史书介绍到中国来，并断言他的“新史学”理论。在相当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日本对西方史学的间接介绍。”[7]（P356）其实，日本东京不仅是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发源地。大约从甲午战争之后，不少日本人在考察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同时，开始著书立说，引起中国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注意，梁启超在15看到日本人绪方南溟写的《中国工艺商业考》一书时，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嗟夫！以吾国境内之情形，而吾之士大夫，竟无一书能道之，是可耻矣。吾所不能到者，而他人能道之，是可惧矣。“从而促使他进行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以当中国人开始进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时候，首先吸收了外国人的某些研究成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出版了一些外国人的著作。如19日本学者平田德次郎在《政治学报》上发表《满洲论》一文，西村骏次等在《政治学报》上发表《满洲之富源》一文。受此影响，中国学者剑虹19在《地学杂志》第1卷3期发表《吉省移民源流》一文，也展开了类似的研究。19广智书局出版了蒋簋方翻译的日本学者织田一著《中国商务志》一书。中国学者陈家锟就展开了类似的研究，并于19著《中国商业史》一书。
通过上述分析，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子20世纪初，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仅从某一方面分析，不可台蝌学合理地解释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具体分析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外因；一方面是西方近代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西学东渐的间接影响，另一方面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经济史，特别是日本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直接促进作用；其内因主要是指20世纪初强烈的社会变革，这种强烈的社会变革产生的社会需求促使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与中国经济史育关著作的相继问世，20世纪初，中国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从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发展民族经济出发，开始认识到研究本国经济史的重要性。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经济史著作也随之出现。1904年，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一书由广智书局出版，这是最早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在《中国国债史》一书中，梁启超详细叙述了近二十年的中国国债史，对国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考察了西方各国的公愤历史。此后，1906年魏声和的《中国实业界进化史》、1907年沈同芳的《中国渔业史》、1908年陈家锟的《中国商业史》、19陈家锟的《中国工业史》与沈曾荫的《中国实业史要》等著作相继出版。另外，1909年刘师培还在《国粹学报》发表《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的中国经济史专题论文。1907年后还有工商团体和企业编写的著作出现，如山西同乡会编的《山西矿务档案》（1907年）、南通翰墨林编译印书局编写的《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1910年）、通海垦牧公司编写的《通海垦牧公司开办十年之历史》（1911年）。
分析这些经济史著作，就内容而言，它们都是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经济问题中某一部门或某一专题的研究，涉及个别行业、企业和地区，叙述比较简单。就目的而言，研究者的目的就是探寻振兴中国经济之道。就作者而言，这些著作，多为民间作品，先是个人著作，后有工商团惭口企业编写的著作。在运用理论方面，也开始有了新的突破。梁启超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运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有关经济学的原理，分析比较中国历代户口，使得该文具有一定的经济学理论色彩。梁启超认为，外国历史为进化，我国历史为循环，《人口论》所论证的人口增长规律，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还对中国历代人口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为后者研究中国人口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历史事实与经济理论的结合并非一种偶然的巧合，它是西方经济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一种必然反映，这意味着运用现代经济学原理解释中国历史现象已经成为可能。从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经济史著作的学术特点来分析，这批中国经济史著作无论是在研究的对象，还是研究的目的、叙述的方法等方面都完全有别于传统的中国经济史，已经开始涉及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范畴。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萌芽。 四、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学术贡献及影响
20世纪初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化的历史起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经济史逐渐演变成中国近代史学的一门专门史。经济史作为专门史的出现，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梁启超对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有着特殊的历史贡献，其中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接受了西方现代学科分化取得的成果，用现代科学分类方法，把历史学分为普通史与专门史。作为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的这种划分法颇有见地，无论对历史学，还是对作为一门专门史的经济史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经济史作为一门专门史开始出现，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化的历史起点，也只有从这时候开始，人们才有可能关注经济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有关学科自身发展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看中国经济史学科未来的发展。从这层意义上分析，经济史作为专门史的出现，也正是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对学科整体发展所作的学术贡献。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另一学术贡献就是使得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走进大学课堂。在中国，大学课堂开始讲授有关经济史的内容，最早可以追溯到开办京师大学堂。此后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中国经济史开始作为一门课程走进大学课堂。这一点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中国经济史走进大学课程，不仅提升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学术地位，而且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培养了专门人才。
最后，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有力地促进子中国经济学理论形成与发展。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给世界留下了丰厚的古代文化遗产，经济思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没有演变成为系统的、规范的经济学，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很难找到一本专门论述经济问题的理论著作，更不要说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从20世纪开始的。中国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源，而不是中国经济学的流。首先，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期，有些理论研究成果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史实的理论概括，这种对中国经济史实的抽象分析，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学理论成果之一；其次，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可以直接给经济学家提供历史经验。中国经济史学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形成与发展的促进作用，使得经济学家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史学科的重要性。这样，又会反过来对中国经济史学自身的发展又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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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的基本特征分析论文
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的基本特征分析论文
口述史学在世界上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口述史学又有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无论是把口述史学作为史学的新分支学科，还是作为新的史学方法，都是与传统史学相比较而言的。那么，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把握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的基本特征，对研究中国口述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叙述性。
叙述性是口述史学最明显的.特征，顾名思义，也能理解叙述性是口述史学的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口述史学发展的动力。具备其他史学研究所不具备的优越性。这也是口述史学发展的渊源和发展的原因。
2. 客观性。
客观性是口述史学的特征之一，在历史真相的印证上，客观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口述史学和文献资料的互相印证上，二者可以互相补充，口述是直接参与历史的，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3. 社会性。
由于口述史学不是历史学家在撰写史书，它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来源非常广，社会百姓和大众，都可以将自己所知道的历史或者事件叙述出来，它充分体现在口述史以普通人民大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象具有社会性。
4. 广泛性。
口述史学的叙述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它的研究的广泛性，因为口述史学是直接的叙事的，也就是说在人们的说话中完成的，所以，它的来源的层次具有广泛性，来自社会各个层次的人群。而且的历史资料也是广泛的，人们在口述的过程中，他们的语言和思想是广泛的，所以叙述的时间也是广泛的。
篇10：中国经济济史学萌芽的分析与探讨
中国经济济史学萌芽的分析与探讨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其标志是相关著作的出现.对于学科萌芽的深层次原因,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回答.从外部条件分析,一方面,西学东渐为学科萌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促动作用;其内部条件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变革产生的强烈现实需求.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对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经济史逐渐演变成一门专门史;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走进大学课堂;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作 者：杨祖义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064 刊 名：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OCHE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5) 分类号：F129 关键词：中国经济史学 学科化 学科萌芽篇11：心理史学的应用论文
关于心理史学的应用论文
心理史学是心理学与历史学交叉渗透所形成的跨学科研究应该承认,人们的心理对历史的发展必定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与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类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行为,可以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更加丰富更加深入更加实际,也为历史研究开辟新的视角,提供新的思路当然,心理史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完善,仍然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在此,试对心理史学的应用略作探索
一般认为,心理历史学始于精神分析学说对历史学的渗透,而且这一渗透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者弗洛伊德首开其端的,以《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为其标志精神分析学说在心理史学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尽管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各派非精神分析心理学也逐渐进入心理史学的领域
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进入历史研究并非偶然,两者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最显而易见的是,心理学和历史学都是以人的行为思想动机等为研究对象的;此外,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心理学其立论根据必须来源于可信的资料与证据,只是历史学家收集史料,精神分析学家探究患者的经历与深层心理因素;两者在认识论上也有相通之处,心理学家需要追溯研究对象的历史,历史学家的研究也离不开对研究对象心理的分析(将有关心理学的内容纳入历史研究绝对不是弗洛伊德的首创,在心理史学作为一个流派被确定之前,历史研究对相关心理学内容的引入必定早已开始)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可行的
从心理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看到心理史学虽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引起的争议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容易走入理论模式去硬套历史的误区埃里克森说:我们必须接受“半是传说半是历史”的历史,他的意思就是根据精神分析理论,要探究历史人物的心理必须了解其童年和青春期的遭遇,这些往往是史料中鲜有记载或没有记载的,这种情况下,精神分析家应该根据自己所受的训练去采纳一些传说作为历史证据,哪怕是无真实根据的也无关紧要,只要不与已知的事实相矛盾,并与心理学理论相符合就可以了不加批判地承认现代证据在历史上的有效性,并将其作为历史证据的替代物,这样对待历史研究,显然是不严肃的大量的心理史学较好的作品基本上是由精神分析学家完成,而非历史学家,且存在着将理论套事实之嫌,对历史资料考证不详,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加于其中,按著者自己的方式来重构历史,结果造成心理史学无真实性可言,这与历史追寻的真实性相悖这种缺陷的造成,很大原因在于,把人看作“生物的人”超过了“社会的人”,用生理原因解释所有的社会活动
它往往把人生物化,只重视人的自然特征心理的生理基础,却忽视了人的社会特性心理的社会基础,片面夸大遗传对人类行为的作用,却忽视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发展对人类行为改变的作用从心理史学的诞生来看,它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学家用历史证明其理论的产物,而且因而出现上述缺陷就不足为奇,但将心理史学作为一门进行历史研究的史学方法的话,这种缺陷可能是致命的应用心理史学作历史研究,必须依据不同的历史情境考察社会文化环境等多重因素对历史人物心理的影响集体心理心理状态是一定群体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相对于个人传记式的心理史学研究,集体心理的分析可能更稳定更有代表性更可信,能更好地避免套用理论的弊端特别是战争**饥荒瘟疫等历史事件,集体心理较之个人心理对历史研究更有帮助大卫斯坦纳德提出“从理论上说,个人德感知性质乃是独一无二的,但事实上,同一文化和社会群体中则经常存在着对象感知上广泛的相似性,它与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对象感知差异性同时并存”,“虽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也不会留心)一个13世纪的公民,一个中世纪的阿日本武士,或一个17世纪教友派信徒的会如何独特地解释米勒-莱尔错觉,但是我们能够知道并应该注意过去不同社会中盛行的一般感知和认知假定的巨大差异”在此,试着从宗教环境社会结构等方面来把握集体心理,进而分析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原因涉及到诸多层面,这里,试图将目光集中到一个特殊的群体——新英格兰地区即独立战争爆发地的英国移民,从这一移民群体的身上来发现分析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
首先,宗教,特别是1718世纪时期的宗教,对当时的公共活动和私人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出生成人结婚死亡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等无不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最早到达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也就是被后世尊称为“移民始祖”的群体,最初的移民动机便是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是一批来自英国的清教徒,由于在英国主张清洗国教内部的天主教残余影响而受到王室的压制,惨遭迫害,不少清教徒被国王囚禁,当时的国王詹姆士一世声称,如果清教徒不顺从,就把他们统统赶出国外“移民始祖”是为了逃避宗主国宗教迫害,实践自身宗教理想而来到北美的所以说,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从一开始心理上便与宗主国有着一定的离心倾向而且,这一群体特殊的移民背景和宗教信仰决定了他们总是雄心勃勃,怀有强烈的使命感或救世意识,这点可以从移民领袖温斯罗普在向他的清教徒旅伴们宣讲教义时的预言得到体现,“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因此,我们如果在已经着手的事业中欺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赐予我们的庇佑,我们就将成为世人笑柄,天下丑闻”
肩负神圣使命感来开拓新大陆的新英格兰人在殖民地追求独立的重要时刻,也必将责无旁贷,视之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可见,宗教情感为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的独立意识打下基础既然在这里提到了温斯罗普,那么顺便说一下对历史上领袖的理解埃里克森认为领袖和被领导者是十分近似的,领袖创造性地利用客观世界社会制度语言文化区解决自己的问题,就会引起成千上万要求外部世界满足自己需要的人们的共鸣,他与众多的追随者在本质上别无二致显然,埃里克森对领袖的解释很难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样板,但在此处,对于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领袖来说,这一解释是合理的
其次,环境因素也影响到新英格兰移民的生活方式社会发展等先来看气候条件,位于北部地区的新英格兰气温较低,冬季漫长而寒冷,“波士顿1月平均气温为零下3度,最冷达到零下29度,而南部1月平均气温在10度以上”,2北美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南部比较炎热,弗吉尼亚夏天白天气温在32度左右,最热时可达40度,因为此时各种疾病流行,许多人死于夏季因此,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反而使得新英格兰地区较少受到热带疾病的袭扰,各种致命疾病不易流行,人的寿命较长,因而人口的增长稳定而有序到达北美后新英格兰居民比较顺利地移植了他们在宗主国时的家庭模式,人口稳步增长,建构起正常的社会关系,并进入良性循环家庭是社会结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对于它的重要性可以引用埃里克森在群体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来说,他认为家庭及其对儿童的抚养形式是将社会价值和社会要求传递给下一代的主要手段新英格兰从移民社会向本地人社会的转变比较短暂
这一转变可谓意义重大,因为第一代移民总会和英国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对故土的思念对宗主国的留恋使他们或多或少有一种漂泊感,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情感上很难把北美当作他们真正的家园,所以他们对英国有一种归属感,并且仍然会致力于保卫英帝国的利益,使得移民社会仍带有浓重的宗主国特点但在北美出生的第二第三代人不同,他们适应当地的气候与环境,更何况他们没有祖辈的英国背景和故土情结,与宗主国在情感上和血缘上都日益疏远,他们把北美当作自己真正的家园,关心的是本地利益而非英国的,应该说他们的心理已经是美国化的,而非英国式的,产生独立的愿望是必然的
再来看地理因素的影响,新英格兰的土地比较贫瘠,土壤中多石块,可耕地很少,在新英格兰地区发展农业的潜力不大,此后的事实也证明这里从来不是美国的主要农业区地理环境的限制决定了新英格兰不可能发展南部种植园形式的经济,但与农业条件的恶劣相反,新英格兰发展商业的条件非常优越,新英格兰沿海的山地多与海洋相接,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大小港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这里的移民更具开放性,眼界更为开阔,经济交流也带动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共同的民族心理也在交流中逐渐形成
新英格兰移民的离心倾向在此后应对英国对殖民地的各项法令措施中愈演愈烈,其中的过程在此不加赘述了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说”似乎解释了这一成长过程,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个层次的需要可以概要地解释新英格兰地区从最初接受英王特许状的殖民地走到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爆发地的演变——早期依附英国的殖民统治是出于移民自身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人口的增长社会结构的稳定促进了社会交往需要;随着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尊重需要应运而生;为达到自我发展的最高能力,必须争取独立,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自己对于心理学理论的认识十分肤浅,分析可能有误,因而在此不再展开论述但在个体或社会遭受挫折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防御机制,当自身的发展已经到达相当高度,而且宗主国的压迫已经难以忍受之时,北美移民所作出的攻击性反应机制是可以理解的
针对前文中谈到的心理史学的研究容易陷入理论模式去套历史的弊端,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很有借鉴的价值他主张,不应当用头脑中预先准备好的理论框架去硬套历史,而应借助头脑中的心理学只是增加对于历史问题的敏感性,虽然可以借助理论来加强对于历史的解释,但却不能用理论来证实对历史的理解,要证实这种理解应该用历史的证据而且,广泛使用心理分析术语可以掩盖作者的混乱矛盾及对心理学掌握上的欠缺,然而,却使读者望而生畏,使得心理史学著作有心理学上简单化和历史学上倾向归纳主义的趋势历史家和精神分析学者处理他们所研究的人类对象的方式基本相同,他们又具有共同的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方法,因此以历史家惯常应用的方法便可探知过去历史的心理侧面,因此心理历史也可以写成一般的历史应用传统的史学方法,配之以对人类心理的敏感,能够产生,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历史学科标准的研究著作就如何寻求对人类心理的理解,托马斯科胡特提出了威廉狄尔泰的.人文科学方法论——靠神会地理解(empathic understanding)去认识,就是“在彼中重新发现我”,尽管神会的方法往往被认为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摒弃,但历史学能够回答的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因而神会理解仍然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实际可行的方法总之,历史家在研究往昔的心理侧面时既不需要也不应当依靠心理史学方法,但心理侧面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问题,每个历史实践,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心理侧面,不存在“不合理的”心理史学问题,也没有任何“合理的”历史问题不包括心理侧面所以,托马斯.科胡特建议将心理史学成为一般史学,让心理史学家返回历史家的行列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某种程度上过于极端甚至被批判为反科学的,但对于心理史学的在实际中的应用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当然,如果心理史学家能够接受心理学与历史学的双重训练,或者能够加强有志于心理史学的历史家同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的密切合作,都将有效促进心理史学的研究
随着心理史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群体心理研究的加强,心理史学所应用的理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主要趋势是突破心理学的局限,走向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彼得洛温伯格对心理史学所下的定义表达了这种认可——心理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是将“历史学分析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以便形成对往昔更为完满的观念类似的观点,也可以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定义中得到,“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就是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部分思想方法和结论对过去进行考察”由此可见,尽管心理史学研究仍以精神分析为主要理论,但其他理论(心理学范畴的和非心理学范畴的)的介入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心理史学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更不可能只应用心理史学的方法来作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必须综合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以及其他一系列知名的不知名的研究方法来进行
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是可行的有启发性的,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必须谨慎,不能走到心理决定论的极端,必须勇于探索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尊重历史的真相最后,引用理查德舍恩沃尔德的话来结束本文对心理史学的初探——心理学家敢于再现过去,并声称“我叙述了历史事件”,而心理史学家甚至还要加上“我揭示了过去的心理”,这看来真是荒唐之极但是,如果心理史学家不懈地努力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感到:“我从人的心理活动中,发现了人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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