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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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史学论文
史学论文模板
摘 要：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是深远而复杂的，文学作品和历史文化密不可分，但文学不同于历史，历史也不同于文学，二者不能等同视之。小说应该说是历史的抽象再加工，并不能等同于历史，或者说小说里的故事情节能反映当时的历史现实，但并不是史料。史料是历史学家用来还原历史原貌所必须依仗的资料，很显然小说不能作为这种资料。
关键词：文学；历史；历史小说
一、文学中的历史
文学中有历史，从其中挖掘史实是另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实历史未免太过绝对。《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大错特错了。文学作品可以反映历史，但不能绝对当作史料来研读。《三国演义》所写的战争场面和实际的历史是大相径庭的。
宋词是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宋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可以抒情怀古，可以畅想未来，可以反映当下风貌，又可借古讽今。始于唐，成型于五代，繁荣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的一颗巨明珠，在古代文学的长廊里，它是一幅绚丽多姿的画卷。它美妙绝伦的风神，可以与唐诗争艳，可以与元曲斗妙，宋词历来都与唐诗并称双绝，为一代文学之盛。宋词中苏轼和辛弃疾的作品最为出名。比如，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宋词也好，唐诗也好，都是历史文化与作者感触相结合的产物，经典之所以是经典，那是因为它反映的精神永远是人类文明中最能触动人心的东西。
明清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个时代的小说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传统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而且经过民间化街坊化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成为普通大众津津乐道的`谈资。
明清时代的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可分为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和公案小说，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历史类章回小说，把宏大的战争场面和英雄辈出的时代以小说的形式展现给广大民众。有虚构、有思想再加工，与真实的历史有很大出入。作者认为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不能等同视之。小说应该说是历史的抽象再加工，并不能等同于历史，或者说小说里的故事情节能反映当时的历史现实，但不是史料。史料是历史学家用来还原历史原貌所必须依仗的资料，很显然小说不能作为这种资料。
二、历史中的文学
历史是不是文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书写历史必须具备文学写作才华。当年明月能把枯燥无味的明史写成老百姓都爱看的形式，这说明只有具备当下大众接受的写作才华才能让人爱上历史，去读历史。
如果一部史书没有文采，是不可能传之久远的。所以，只有文学色彩浓厚的历史著作才会永远流传。《左传》《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等都是这样的著作。床头常放着两本书《史记》和《资治通鉴》，这不仅仅是从中吸取政治智慧、治国之道，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文学成就对一个人精神面貌、气质、心境等的熏陶何其重要。其他很多史学著作，就只能是历史学家去攻读。历史和文学作品是密不可分的，许多作家创作出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比如，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等。
唐玄宗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诗发展至顶峰。诗歌题材广阔，流派众多。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如，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们的诗是整个中华文化史上的标杆，在他们笔下，无论是五律七律、五绝七绝，还是古风歌行皆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如，李白的《望天门山》《月下独酌》；杜甫的《春望》《恨别》等；另有以王维、孟浩然代表的田园派和以高适、岑参代表的边塞诗派。这些著名的名家，无不把现实、历史和文学艺术相结合。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司马迁。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文学和历史的结合产物。它是历史学家桌案必不可少的史料文献，亦是我们学习汉语言文学的重要资料。可以这样说，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文人无不不通史记。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史学著作，有两本最为著名，一部是《史记》，另一部是《资治通鉴》。这两本书有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文学经典。不论是政治家还是文学家，他们的床头都少不了这两本书，特别是《资治通鉴》。
史学与文学的异同：（1）文学更偏重想象，历史更偏重现实；（2）文学从一般到特殊，史学从特殊到一般；（3）文学更注重抒情议论，史学更注重叙述准确。
参考文献：
[1]洪子诚.文学与历史叙述[M].河南大学出版社，.
[2]臧清.唐代文儒的文学与历史承担：从张说到孙逖[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7（4）：115-119.
篇2：史学的论文
史学的论文
一、文学中的历史
文学中有历史，从其中挖掘史实是另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实历史未免太过绝对。《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大错特错了。文学作品可以反映历史，但不能绝对当作史料来研读。《三国演义》所写的战争场面和实际的历史是大相径庭的。
宋词是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宋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可以抒情怀古，可以畅想未来，可以反映当下风貌，又可借古讽今。始于唐，成型于五代，繁荣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的一颗巨明珠，在古代文学的长廊里，它是一幅绚丽多姿的画卷。它美妙绝伦的风神，可以与唐诗争艳，可以与元曲斗妙，宋词历来都与唐诗并称双绝，为一代文学之盛。宋词中苏轼和辛弃疾的作品最为出名。比如，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宋词也好，唐诗也好，都是历史文化与作者感触相结合的产物，经典之所以是经典，那是因为它反映的精神永远是人类文明中最能触动人心的东西。
明清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个时代的小说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传统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而且经过民间化街坊化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成为普通大众津津乐道的谈资。
明清时代的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可分为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和公案小说，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历史类章回小说，把宏大的战争场面和英雄辈出的时代以小说的形式展现给广大民众。有虚构、有思想再加工，与真实的历史有很大出入。作者认为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不能等同视之。小说应该说是历史的抽象再加工，并不能等同于历史，或者说小说里的故事情节能反映当时的历史现实，但不是史料。史料是历史学家用来还原历史原貌所必须依仗的资料，很显然小说不能作为这种资料。
二、历史中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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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不是文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书写历史必须具备文学写作才华。当年明月能把枯燥无味的明史写成老百姓都爱看的形式，这说明只有具备当下大众接受的写作才华才能让人爱上历史，去读历史。
如果一部史书没有文采，是不可能传之久远的。所以，只有文学色彩浓厚的历史著作才会永远流传。《左传》《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等都是这样的著作。床头常放着两本书《史记》和《资治通鉴》，这不仅仅是从中吸取政治智慧、治国之道，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文学成就对一个人精神面貌、气质、心境等的熏陶何其重要。其他很多史学著作，就只能是历史学家去攻读。历史和文学作品是密不可分的，许多作家创作出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比如，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等。
唐玄宗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诗发展至顶峰。诗歌题材广阔，流派众多。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如，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们的诗是整个中华文化史上的标杆，在他们笔下，无论是五律七律、五绝七绝，还是古风歌行皆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如，李白的《望天门山》《月下独酌》；杜甫的《春望》《恨别》等；另有以王维、孟浩然代表的田园派和以高适、岑参代表的边塞诗派。这些著名的名家，无不把现实、历史和文学艺术相结合。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司马迁。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文学和历史的结合产物。它是历史学家桌案必不可少的史料文献，亦是我们学习汉语言文学的重要资料。可以这样说，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文人无不不通史记。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史学著作，有两本最为著名，一部是《史记》，另一部是《资治通鉴》。这两本书有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文学经典。不论是政治家还是文学家，他们的床头都少不了这两本书，特别是《资治通鉴》。
史学与文学的异同：（1）文学更偏重想象，历史更偏重现实；（2）文学从一般到特殊，史学从特殊到一般；（3）文学更注重抒情议论，史学更注重叙述准确。
参考文献：
[1]洪子诚.文学与历史叙述[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2]臧清.唐代文儒的文学与历史承担：从张说到孙逖[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7（4）：115-119.
史学论文模板(2)
篇3：后现代主义与史学论文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论文
我主要想从当代史学理论的某些基本趋向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
历史学的学科自律性的问题，一直是史学理论最为密切关注的焦点之一。19世纪后期的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为与实证主义思潮将历史学纳入严格科学的谱系的企图相抗衡，将历史学（或广义上的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其间的主要分野在于，前者研究的是个别物，目的是达到对于个别物的理解。后者即使是在研究个别物，其目的也是为了得出普遍性的规律。对于前者的研究，主要有赖于研究者对于历史对象的理解和体验，这就要求他深入研究对象的内心，才能探骊得珠，得以索解历史过程的奥秘。而自然科学则是纯然从外部来对研究对象进行抽象和考察。
可以说，从新康德主义诸公到20世纪上半叶史学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两位大家，历史学的学科特性、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与自然科学的对峙中得到界定和阐述的。历史学是不是（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或者它哪些成分类似于、哪些成分又截然不同于（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这样的提问和思考方式一直延续到了当代史学理论的思考。与此同时，历史学与艺术的关联也日渐引起了史学理论的关注。德国传统下的新康德主义和历史主义所强调的“理解”和“体验”，即已显示出了历史学与艺术和审美的亲缘关系，克罗齐所一再重申的“重新复活（re-live）”和柯林武德当作其理论核心的“重演（re-enact）”，则更是使创造性想像和移情等艺术概念进入了史学理论的核心地带。然而，尽管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二位都是在美学和艺术理论方面卓有成就的人物，但是如果我们像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场合下一样，仅把对这样一些概念的理解限定在历史学方法论的层面，在此处我们仍然可以这样申说：如果说历史研究和历史理解的首要的和最基本的层次在于确定史实，那么，“移情”、“重演”等等，就可以看作是确定史实这一工作环节在很多时候不可或缺的一道工序。例如，对于项羽在鸿门宴和希特勒在兵临敦刻尔克时心理的推断和想像，就是理解复杂历史过程时确定史实并以此求得历史理解的一道基本工序。准此而论，历史学的艺术性的一面始终是在其科学性的统御之下才有了促狭的一席之地。1942年亨佩尔的名文《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更是通过论证历史陈述背后离不开对于普遍规律的指涉，明确地否认历史知识是与自然科学有着质的不同的知识类别。然而，主要从科学性的角度来探讨历史知识和历史理解特性的努力，似乎在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之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窘境，似乎很难有什么真正的突破性进展了。那么，从艺术性的角度入手，是否可以走出一番柳暗花明的新境地呢？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海登·怀特出版于1973年的《元史学》独辟蹊径，创造性地援引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理论成果，给史学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少人将《元史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重要地位，比之于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的观念》或亨佩尔的那篇名文。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安克斯密特（FrankAnkersmit）甚至说，没有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所作出的重大努力，史学理论很可能已经成为当代知识领域中被人淡忘的一个领域了。
《元史学》一书副标题为“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怀特在此书中逐个分析考察了19世纪欧洲最负盛名的几位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米什莱、布克哈特、托克维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但此书最引人瞩目的，当是其篇幅并不很大的导论部分。概而言之，怀特在此提出了一整套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叙述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时的情节化和戏剧化的基本模式，并据此进行了个案分析和论证。在他看来，正如我们每个个体在回顾自己的生活历程时，不免要以各种情节化的模式将自己生活的各个部分按照故事方式来组织材料并赋予意义一样，历史学对于过往历史过程，也是以带有不同蕴涵的情节化模式来领会和组织历史材料的。情节化赋予历史过程以意义和可把握的脉络。意义和脉络是由历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施加于历史材料之上的，就此而论，历史学家的工作和小说家、戏剧家的工作并无本质不同。怀特的这一思路，“所要或者所力图要做到的，就是解构所谓的历史科学的神话。”也许我们可以说，实证主义思潮直至亨佩尔等人所要作的，是使历史学同化于自然科学，而怀特这一思路所表现出来的，则是要使历史学同化于艺术和文学。《元史学》虽然被有的人（如安克斯密特）认为，相对于怀特本人后来的几部著作，还带有浓厚的康德和结构主义的色彩，从而更多现代主义的意味，但依然被公认为开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先河。
怀特所开创的这种“新历史哲学”（这是安克斯密特和凯尔纳所编辑的一本当代史学理论文选的书名），被认为是标志着历史哲学的“叙事主义的转向（narrativistturn）”或者“修辞的转向（rhetoricturn）”。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说这一转向：习惯上，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史学理论家，都是把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视为不同的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的，历史研究致力于确定史实，把史实置入一个凸显意义的框架和脉络，构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历史写作则是将历史研究的.成果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历史著作的文学性或者说历史学的修辞层面本身在历史学中居于很次要的地位。而怀特等人的研究表明，叙事是历史学须臾不可离弃的本性之所在，历史著作所表现出来的修辞风格和所借助的情节化模式，是历史学家赖以组织历史材料、赋予历史事实以意义并借此传达历史理解的基本手段。用赫克斯特形象的比喻来说，如果说以前人们认为修辞不过是历史学这块蛋糕上的糖衣的话，那么现在人们则认识到，它已深入到蛋糕之中，它不仅以其文采和叙事脉络影响到历史著作的外表和它所可能给人们带来的乐趣，而且影响到历史著作的实质、影响到历史学家传达历史知识的能力。历史著作的形式和内容就这样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形式本身就蕴涵了内容。怀特本人将自己后来一本重要著作题名为《形式之内容》，其要旨就在此。
以叙事为研究焦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给传统的史学理论带来了不少冲击，也带来了新的气象。这中间也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的密切关注。这里只能简单涉及到两点。一是对历史叙事的功能的强调，在使我们对历史学的艺术层面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的同时，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想要促使历史学回到“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回想一下近几十年来备受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史学理论家们所青睐的历史著作，如勒罗瓦拉杜里的《蒙塔尤》、金兹堡的《奶酪与虫》和戴维斯的《马丁·古赫的归来》。一方面，这些著作全然不同于传统历史的“宏大叙事”，都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关注的是传统社会中底层农民的生活状态或差点被过往历史湮没的乡村宗教异端；另一方面，“讲故事”式的写作和组织历史材料的方式使得这样一些著作不仅对于专业历史学家，而且对于普通读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自年鉴学派以来，历史学实践受到各门社会科学越来越大的影响的同时，“讲故事”的传统的复活乃至光大，值得我们的注意。事实上，对于历史著作的叙事方式的研究，不仅限于传统的历史著作（如AnnRigney对于三部著名的法国革命史的叙事方式的比较研究），而且还出现了对年鉴学派的叙事方式的研究（如PhilipheCarrard对于布罗代尔等人的研究）。这进一步使我们认识到，叙事和情节化的重要意义，不仅限于人物史、事件史，而且同样适用于社会史和经济史。
需要提及的另一点是，正如一般而言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被人们视为往往在客观性问题上陷入僵局，历史知识的客观性问题，在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视野中变得更加微秒和复杂了。在怀特看来，叙事的情节化模式和戏剧性蕴涵是由历史学家施加于历史材料之上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和文学家本质上并无不同，那么，仅仅通过强调历史学家还多受一重史料的牵制（何况不少激进的理论家连这一点都不愿意承认了），是无法对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得出有说服力的论证的（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文学著作中情节的展开还往往受到主人公性格和各种情节链条的牵制，而发展出与作家初衷相左的结局，因而，单纯赋予历史著作以和文学作品一样的隐喻的真实性【metaphoricaltruth】就是远远不够的）。安克斯密特就在强调人们似乎本能地就对文学著作和历史著作有所分辨的同时，又很遗憾地承认史学理论对此间分别并没有能够作出有力的说明。丹图对于理想的编年记录者（idealchronicler）不可能存在的论证，和安克斯密特关于真假的判断只能用之于单个的陈述命题，而不能用之于叙事结构本身（即他所谓的“叙事实体（narrativesubstance）”）的论点，都使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要在后现代的挑战下，重建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不可能再回到实证主义的立场，而只有在历史叙事和历史实在之间重建有效的关联，才是唯一可能的渠道。
篇4：心理史学的应用论文
关于心理史学的应用论文
心理史学是心理学与历史学交叉渗透所形成的跨学科研究应该承认,人们的心理对历史的发展必定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与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类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行为,可以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更加丰富更加深入更加实际,也为历史研究开辟新的视角,提供新的思路当然,心理史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完善,仍然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在此,试对心理史学的应用略作探索
一般认为,心理历史学始于精神分析学说对历史学的渗透,而且这一渗透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者弗洛伊德首开其端的,以《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为其标志精神分析学说在心理史学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尽管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各派非精神分析心理学也逐渐进入心理史学的领域
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进入历史研究并非偶然,两者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最显而易见的是,心理学和历史学都是以人的行为思想动机等为研究对象的;此外,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心理学其立论根据必须来源于可信的资料与证据,只是历史学家收集史料,精神分析学家探究患者的经历与深层心理因素;两者在认识论上也有相通之处,心理学家需要追溯研究对象的历史,历史学家的研究也离不开对研究对象心理的分析(将有关心理学的内容纳入历史研究绝对不是弗洛伊德的首创,在心理史学作为一个流派被确定之前,历史研究对相关心理学内容的引入必定早已开始)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可行的
从心理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看到心理史学虽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引起的争议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容易走入理论模式去硬套历史的误区埃里克森说:我们必须接受“半是传说半是历史”的历史,他的意思就是根据精神分析理论,要探究历史人物的心理必须了解其童年和青春期的遭遇,这些往往是史料中鲜有记载或没有记载的,这种情况下,精神分析家应该根据自己所受的训练去采纳一些传说作为历史证据,哪怕是无真实根据的也无关紧要,只要不与已知的事实相矛盾,并与心理学理论相符合就可以了不加批判地承认现代证据在历史上的有效性,并将其作为历史证据的替代物,这样对待历史研究,显然是不严肃的大量的心理史学较好的作品基本上是由精神分析学家完成,而非历史学家,且存在着将理论套事实之嫌,对历史资料考证不详,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加于其中,按著者自己的方式来重构历史,结果造成心理史学无真实性可言,这与历史追寻的真实性相悖这种缺陷的造成,很大原因在于,把人看作“生物的人”超过了“社会的人”,用生理原因解释所有的社会活动
它往往把人生物化,只重视人的自然特征心理的生理基础,却忽视了人的社会特性心理的社会基础,片面夸大遗传对人类行为的作用,却忽视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发展对人类行为改变的作用从心理史学的诞生来看,它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学家用历史证明其理论的产物,而且因而出现上述缺陷就不足为奇,但将心理史学作为一门进行历史研究的史学方法的话,这种缺陷可能是致命的应用心理史学作历史研究,必须依据不同的历史情境考察社会文化环境等多重因素对历史人物心理的影响集体心理心理状态是一定群体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相对于个人传记式的心理史学研究,集体心理的分析可能更稳定更有代表性更可信,能更好地避免套用理论的弊端特别是战争**饥荒瘟疫等历史事件,集体心理较之个人心理对历史研究更有帮助大卫斯坦纳德提出“从理论上说,个人德感知性质乃是独一无二的,但事实上,同一文化和社会群体中则经常存在着对象感知上广泛的相似性,它与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对象感知差异性同时并存”,“虽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也不会留心)一个13世纪的公民,一个中世纪的阿日本武士,或一个17世纪教友派信徒的会如何独特地解释米勒-莱尔错觉,但是我们能够知道并应该注意过去不同社会中盛行的一般感知和认知假定的巨大差异”在此,试着从宗教环境社会结构等方面来把握集体心理,进而分析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原因涉及到诸多层面,这里,试图将目光集中到一个特殊的群体——新英格兰地区即独立战争爆发地的英国移民,从这一移民群体的身上来发现分析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
首先,宗教,特别是1718世纪时期的宗教,对当时的公共活动和私人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出生成人结婚死亡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等无不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最早到达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也就是被后世尊称为“移民始祖”的群体,最初的移民动机便是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是一批来自英国的清教徒,由于在英国主张清洗国教内部的天主教残余影响而受到王室的压制,惨遭迫害,不少清教徒被国王囚禁,当时的国王詹姆士一世声称,如果清教徒不顺从,就把他们统统赶出国外“移民始祖”是为了逃避宗主国宗教迫害,实践自身宗教理想而来到北美的所以说,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从一开始心理上便与宗主国有着一定的离心倾向而且,这一群体特殊的移民背景和宗教信仰决定了他们总是雄心勃勃,怀有强烈的使命感或救世意识,这点可以从移民领袖温斯罗普在向他的清教徒旅伴们宣讲教义时的预言得到体现,“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因此,我们如果在已经着手的事业中欺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赐予我们的庇佑,我们就将成为世人笑柄,天下丑闻”
肩负神圣使命感来开拓新大陆的新英格兰人在殖民地追求独立的重要时刻,也必将责无旁贷,视之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可见,宗教情感为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的独立意识打下基础既然在这里提到了温斯罗普,那么顺便说一下对历史上领袖的理解埃里克森认为领袖和被领导者是十分近似的,领袖创造性地利用客观世界社会制度语言文化区解决自己的问题,就会引起成千上万要求外部世界满足自己需要的人们的共鸣,他与众多的追随者在本质上别无二致显然,埃里克森对领袖的解释很难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样板,但在此处,对于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领袖来说,这一解释是合理的
其次,环境因素也影响到新英格兰移民的生活方式社会发展等先来看气候条件,位于北部地区的新英格兰气温较低,冬季漫长而寒冷,“波士顿1月平均气温为零下3度,最冷达到零下29度,而南部1月平均气温在10度以上”,2北美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南部比较炎热,弗吉尼亚夏天白天气温在32度左右,最热时可达40度,因为此时各种疾病流行,许多人死于夏季因此,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反而使得新英格兰地区较少受到热带疾病的袭扰,各种致命疾病不易流行,人的寿命较长,因而人口的增长稳定而有序到达北美后新英格兰居民比较顺利地移植了他们在宗主国时的家庭模式,人口稳步增长,建构起正常的社会关系,并进入良性循环家庭是社会结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对于它的重要性可以引用埃里克森在群体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来说,他认为家庭及其对儿童的抚养形式是将社会价值和社会要求传递给下一代的主要手段新英格兰从移民社会向本地人社会的转变比较短暂
这一转变可谓意义重大,因为第一代移民总会和英国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对故土的思念对宗主国的留恋使他们或多或少有一种漂泊感,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情感上很难把北美当作他们真正的家园,所以他们对英国有一种归属感,并且仍然会致力于保卫英帝国的利益,使得移民社会仍带有浓重的宗主国特点但在北美出生的第二第三代人不同,他们适应当地的气候与环境,更何况他们没有祖辈的英国背景和故土情结,与宗主国在情感上和血缘上都日益疏远,他们把北美当作自己真正的家园,关心的是本地利益而非英国的,应该说他们的心理已经是美国化的,而非英国式的,产生独立的愿望是必然的
再来看地理因素的影响,新英格兰的土地比较贫瘠,土壤中多石块,可耕地很少,在新英格兰地区发展农业的潜力不大,此后的事实也证明这里从来不是美国的主要农业区地理环境的限制决定了新英格兰不可能发展南部种植园形式的经济,但与农业条件的恶劣相反,新英格兰发展商业的条件非常优越,新英格兰沿海的山地多与海洋相接,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大小港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这里的移民更具开放性,眼界更为开阔,经济交流也带动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共同的民族心理也在交流中逐渐形成
新英格兰移民的离心倾向在此后应对英国对殖民地的各项法令措施中愈演愈烈,其中的过程在此不加赘述了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说”似乎解释了这一成长过程,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个层次的需要可以概要地解释新英格兰地区从最初接受英王特许状的殖民地走到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爆发地的演变——早期依附英国的殖民统治是出于移民自身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人口的增长社会结构的稳定促进了社会交往需要;随着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尊重需要应运而生;为达到自我发展的最高能力,必须争取独立,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自己对于心理学理论的认识十分肤浅,分析可能有误,因而在此不再展开论述但在个体或社会遭受挫折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防御机制,当自身的发展已经到达相当高度,而且宗主国的压迫已经难以忍受之时,北美移民所作出的攻击性反应机制是可以理解的
针对前文中谈到的心理史学的研究容易陷入理论模式去套历史的弊端,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很有借鉴的价值他主张,不应当用头脑中预先准备好的理论框架去硬套历史,而应借助头脑中的心理学只是增加对于历史问题的敏感性,虽然可以借助理论来加强对于历史的解释,但却不能用理论来证实对历史的理解,要证实这种理解应该用历史的证据而且,广泛使用心理分析术语可以掩盖作者的混乱矛盾及对心理学掌握上的欠缺,然而,却使读者望而生畏,使得心理史学著作有心理学上简单化和历史学上倾向归纳主义的趋势历史家和精神分析学者处理他们所研究的人类对象的方式基本相同,他们又具有共同的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方法,因此以历史家惯常应用的方法便可探知过去历史的心理侧面,因此心理历史也可以写成一般的历史应用传统的史学方法,配之以对人类心理的敏感,能够产生,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历史学科标准的研究著作就如何寻求对人类心理的理解,托马斯科胡特提出了威廉狄尔泰的.人文科学方法论——靠神会地理解(empathic understanding)去认识,就是“在彼中重新发现我”,尽管神会的方法往往被认为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摒弃,但历史学能够回答的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因而神会理解仍然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实际可行的方法总之,历史家在研究往昔的心理侧面时既不需要也不应当依靠心理史学方法,但心理侧面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问题,每个历史实践,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心理侧面,不存在“不合理的”心理史学问题,也没有任何“合理的”历史问题不包括心理侧面所以,托马斯.科胡特建议将心理史学成为一般史学,让心理史学家返回历史家的行列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某种程度上过于极端甚至被批判为反科学的,但对于心理史学的在实际中的应用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当然,如果心理史学家能够接受心理学与历史学的双重训练,或者能够加强有志于心理史学的历史家同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的密切合作,都将有效促进心理史学的研究
随着心理史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群体心理研究的加强,心理史学所应用的理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主要趋势是突破心理学的局限,走向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彼得洛温伯格对心理史学所下的定义表达了这种认可——心理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是将“历史学分析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以便形成对往昔更为完满的观念类似的观点,也可以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定义中得到,“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就是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部分思想方法和结论对过去进行考察”由此可见,尽管心理史学研究仍以精神分析为主要理论,但其他理论(心理学范畴的和非心理学范畴的)的介入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心理史学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更不可能只应用心理史学的方法来作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必须综合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以及其他一系列知名的不知名的研究方法来进行
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是可行的有启发性的,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必须谨慎,不能走到心理决定论的极端,必须勇于探索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尊重历史的真相最后,引用理查德舍恩沃尔德的话来结束本文对心理史学的初探——心理学家敢于再现过去,并声称“我叙述了历史事件”,而心理史学家甚至还要加上“我揭示了过去的心理”,这看来真是荒唐之极但是,如果心理史学家不懈地努力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感到:“我从人的心理活动中,发现了人的真相”
篇5：解读《史学:文化中的文化》的论文
解读《史学:文化中的文化》的论文
文化，作为一个词汇概念，一直在人们的争论中不断的衍化和发展着，仅仅从1871年至1951年这十年间便出现了多达161种关于文化的定义，由此而见，要对文化进行定义式的说明并非一件容易的事，那么要以“文化”这样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意义广泛的概念作为主要研究和探讨的对象，自然更加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艰苦工程，但是有时候学者们精益求精的精神却不得不让我们敬佩:正像张广智和张广勇那样，他们而对着那艰涩、迷蒙却又在时间长河中不断变异的西方史学，以及那游移不定的有关文化的定义，却并未退缩，依然激流而上，最终于8月完成出版了《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一书，而且为了尽量避免读者在了解西方史学过程中太过于枯涩乏味，他们竭尽心思的将艰涩深奥的内容和杂沓繁衍的思想，磨练的平易可感。尽管作者如此的用心，西方史学毕竞还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性问题，要真正的理解其内涵还是得费一番心力才行，总体而言，在阅读了此书后，对于西方史学中，与文化领域相关的概念及其衍生发展还是获益良多的，此文仅以笔者个人的感官理解作为切入点展开了以下一些浅易的探讨，其中的纸漏自是难以避免，希望读者们多多给予指正，共勉共励。
首先，对《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一书的整体写作结构进行一次提纲掣领式的了解:全书除了前言和余论之外，总共分为十个章节，章节与章节之间的展开，是先从概念铺开，然后跨步在纵向和横向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其间旁征博引的典例更是囊括了古今中外的名人典著，其后便是在文化的视域中对西方史学的发展及其动态展开了客观公允的叙述和展望。书名既然选定《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要对“文化”和“史学”的概念进行界定的问题，以及解决历史学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于是作者开篇便是开诚布公式的展开对以上问题的讨论，也如上文所提及的一样，真正要对文化进行定义式的阐述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对文化做出自己的不同描述，但是作者还是结合各家的论争，总结出了以下两个讨论的发展趋势:一则从广义上来说，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视为文化;二则是以狭义的角度进行阐释，即将精神领域的`人类活动与产物界定为文化。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那般，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文化是一种向更高、更完善方向迈进的理想境界，而这种理想赋予生命以真正崇高的意义。
而关于“史学”的定义，它已在时间的长河中被不断的提炼和拓宽，虽然现在已经无法确定，“历史”这个词是从何时开始从最初的“询问或调查”的含义扩展到“作为询问结果而获取的知识”这样的特殊意义的，只是跟随着历史的脚步我们了解到了:如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有西方历史学之父之关誉的大家)，荷兰历史学家盖尔，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以及我国著名学者刘知几等诸多著名的历史研究者都曾对“历史”这一词阐述过自己的观点:有认为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比的辩论的;有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件跟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口标之间的谈话;也有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发展—不论他们的论述方式是否相同，都肯定了一点，那就是历史学是致力于对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做出探讨，包容范围极广的一门学科。当然，世界上是不存在完全独立成长的某个事物的，“文化”与“史学”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着的，我们必须在“大文化”背景上对史学做出整体的研究，也应当注意考察史学与各子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影响，不可偏颇而论—以上所论及的一些内容仅仅是该书在第一章中给予笔者的理论知识的补缺。
在该书第二章至第六章，作者图文并茂的将世界史的编纂，史学从传统到新史学的发展，由古代到现代的历史理论在文化中的演进一一呈现于读者而前我国司马迁编著的《史记》和古希腊的希罗多德所著《历史》搭架起了世界史的童年，其后具有更广意义上的世界史《通史》的编著者波里比阿、以及“世界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芝诺等掌起了世界史童年的辉煌之灯;再往后由于基督教的衍生及其影响的扩大化，在当时的历史学家眼中人类的历史进程便不再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史了，而是全数掌握在了上帝的手中，当然这种思想的植入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直至出现了但丁，并通过他的努力，才又架设起了一座通往近代人的世界文化的桥梁。再往后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思想的复苏，许许多多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们纷纷编著了各具特色，且足以论证各自理论的世界史论著，这里也不便一一枚举。
总而言之，随着社会和观念的不断发展前进，世界史的编著范围在不知不觉中不断的拓宽着，到了20世纪60,70年代，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纷纷采用全球观点来研究和叙述世界史，并产生了诸如《全球通史—15以前的世界》这样的书。这也警示着我们看待问题和研究学问绝对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当下的时空中，而应该畅游于不同的历史时空，常常做不同时空的历史性对话，因为不同时空中存留下的思想理念和著述都是前人们遗留给我们不可多得的财富。
当然，不论是研究还是纯粹的了解，都不能够伫足不前，而是要在时空中找到定位后，进一步进行纵横领域上的扩充，只有探古察今，方能旁征博引。就像历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小区域，而是要在古人和时下前辈的指引之下不断走出去，类似于当下比较流行的一句标语那般“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各种学问的研究，不仅仅是历史，都是应该要保持着这样一直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以及浪迹天涯寻求真理的气量。当你从传统的文化中走回到当下的文化视野中，再经历其他各国文化周游之旅后，走回到所生活的文化背景之下时，你才能够真正的在历史和文化中豁然开朗，当然以上提到的游走并非指浮于表而的走马观花，而是应该更深入的探究到历史和文化的死胡同之中，做入木三分的研究。
但凡有了历史学的研究，和对文化的研究，就不乏各种思想理论的诞生，我国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是如此，在西方则是根据时期分段也产生了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理论:就如古典文化时期有赫西俄德、阿那克西曼德、波里比阿、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等人的理论与观点;犹太文化时期则是有安德烈·内埃阿巴·埃班等学者的文化历史理论;基督教文化时期则是种种以上帝作为学说中心理论系统，就如保罗、奥古斯丁等人关于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理论学说等等，由于这个部分的内容广泛，在此不再做赘言，只要翻阅了《史学:文化中的文化》这本书，均可从中探个究竞。到了近代以及现代，各种理论都发展得相对的更加有系统，如进步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以及到了现代发展显著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绝对的历史主义等等。
—在这几章中所涉及到的内容是相当的广博的，如若能够进行细致的研读必能获益良多、在近世西方提出的“回到希罗多德去”的口号引领之下，近现代许多西方史学家也提出了许多适应近现代文化发展的文化学思想，主要人物在该书中主要提及有10人，分别是维柯、伏尔泰、基佐、巴克尔、布克哈特、卡尔·兰普勒西特、马克思·韦伯、赫伊津哈、斯宾格勒以及汤因比，对于以上提到的每一个历史学家及其所持的文化学理论，作者都展开了详略得当的叙述，其间也穿插了作者的独到见解，而且这部分内容所涉及到的人与理论都是产生并发展于近现代，更加贴近于我们当下的学习生活，对其展开深入一步的学习与研究是比较有现实价值的在该书的最后两章中，作者借鉴影响与日俱增的年鉴学派的产生即演变，从中窥见了现当代西方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擅变的历史缩影。
当然，整个西方历史发展也是一种文化的传统，是一种历史的积淀，需要经历悠长的岁月，以及历史的洗礼，西方史学也在一次次磨练中，从弱小走向繁茂，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而这条不断向前发展的道路注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的风浪波折也是屡屡上演，幸而如今它依然活跃在历史文化的舞台之上 通观张广智、张广勇两位先生的《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一书，给笔者留下的最为深刻的感受就是行文中的文化知识俯拾皆是，纵横交错，全书的行文叙述图文并茂，用词平实却又不失其专业性与学术性，真可谓是史学书籍中的一个典范之作。
篇6：分析后现代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论文
后现代主义这一词语的出现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斯蒂文.贝斯特与道格拉斯. 凯尔纳认为这一词语早在1870年就有学者使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传统史学研究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有章可循的方面，其更注重理性和规律，认为历史都是可以被人们认知的。后现代主义史家质疑历史进步论与理性，将研究的视野转向人们的私人和日常生活，从微观层次上挖掘历史。
1 传统史学的背景和特征
19 世纪的西方史学发展异彩纷呈，在众多的历史学流派中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最为显著。客观主义史学称雄西方史坛近百年，20世纪人们提到传统史学时，往往指的是客观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又称兰克史学。以兰克为主的客观主义史学对史料的准确性的要求非常严格，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只能求助于对历史事件有过准确记载的历史资料。原本历史学的研究突出了时间的顺序与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通过历史的描述，原来关系不大的事件都被巧妙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演变过程。后现代主义史家认为历史是复杂和多样的。
篇7：分析后现代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论文
2. 1 对历史客观性的不同认识。后现代主义史家认为: 历史不具有客观性，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我们的历史认识不可能达到真正客观，对于同一个历史对象的认识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要找到历史事实必须借助于文字、符号和文字信息，经过历史学家的分析、判断、想象才能体现出来，即通过旧的文本形成新的文本，因此在文本的意义上，新的历史作品与史料并无区别，无法通过检验史料来判断史学的真伪。相对主义史学还在着力于区分史料与史实的区别，而后现代主义史学根本就不承认这一区别，认为无论史料还是史实，都不过是不同的文本。”史料作为连接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的中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史料，历史研究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 2 文史不分家。后现代主义史家认为历史学与文学、艺术学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因为历史学家在著述过程中为了很好的说明问题，会想方设法的运用各种艺术性的修辞，达到让读者乐于接受的目的，因此就不可避免的渗进了作者的主观构想。伊格尔斯说过: “历史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从未与文学的思考方式完全分开，但是历史具有可靠的知识。不管历史科学的前途如何从哲学上怀疑，历史专业化和寻求科学的严密性在20 世纪都是不会被颠覆的。”
2. 3 从公众史学到微观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家将其目光转向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的情感世界，在内容上，微观史学家着重研究个人或小群体范围内的文化生活。以便揭示某种以往文化的特点。微观史学写作存在这样的.特点，传统史学偏重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而微观史学偏重于人的思想和心态。“微观史学并不是否定先前的历史学，而是对它的一种补充，微观史学家为研究过去的历史增添了一种具体感。”随着微观史的兴起和发展，反应这方面的各种不同体裁的史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的视野中。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 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等，它们从另一个侧面通过对人物心理的挖掘来反映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问题。
2. 4 对传统阐释学的颠覆。传统西方阐释学认为文本是作者表达原意、阐释历史的表现形式，读者通过阅读文本，从而达到了解和领会作者意图，每个读者在阅读之前脑子不是空白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意理解和解读文本的信息，因此，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位置就被颠倒过来了，原来作者占有主体地位，读者必须对作者尊敬; 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作者在完成其著述后就消失了，史家研究历史就是为了还历史一个真实，而这个过程是要通过史家不断去认知的。
3 反思
后现代主义史学否定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文的、自由的、理性的尺度，怀疑客观知识的可能性，拒绝承认真理的存在。它引起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伊格尔斯认为: “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其意义并不在于历史学的研究，而在于更加精深的辩论。”对于史学界而言，由于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一切都是相对的，它促使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更加重视对史料的鉴别和判断，尽量做到客观公正; 后现代主义史学让史家认识到了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以及历史学家自身的主观性，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尽量避免史家的偏见。总之，不管传统史家还是后现代主义史家，他们都是历史学发展的传承者，对于史学的发展很有必要。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传统史学的方法与手段，辩证的看待后现代主义史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促进史学更进一步的发展。
篇8：浅析心态史学方法论述评文学论文
浅析心态史学方法论述评文学论文
摘要:心态史学既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又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新理论、新方法。自年鉴学派笃力耕耘以来，心态史学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之评述有利于推动这一史学研究新视角的发展。本文拟从心态史学概念的界定、研究特征、史学功能以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分析。
关键词:心态史学年鉴学派史学特征史学功能
一、心态史学概念的界定
“心态”一词出自英语，最早出现在17世纪，是17世纪英国哲学的产物，指的是集体心理学，即“人们、一个特定的人们集团等等”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方式。然而，英语中的这个词只是哲学术语，在法语中，该词却很快被广泛运用起来。启蒙运动后，法语“态”一词具有了“心理状态”这一更为宽泛的内涵。本世纪初，由于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心态”一词的含义在法语中就表示“原始后期”人们的心理，它是一种无意识的集体现象。心态研究被广泛运用到历史领域，是随着年鉴学派的产生发展而萌生、勃兴的。于是年鉴学派的各大史学家们便对心态史学有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由于“心态”这一概念的含义本身太广泛而又太模糊，虽然心态史学在法国已热闹了很多年，至今仍没有人能对此作出明确而又被公认为权威的界定。在我国，关于“心态”一词的解释，主要被收集在一些辞典条目中，如《汉语新词词典》解释为“指心理状态，内心世界活动的状态”。史学界对于心态史的研究对象及其界定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大体上借用年鉴学派的一些看法。可见，由于心态史学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至使对其概念的界定至今飘忽模糊。目前，得到大多数研究者认可的一种概念可总结为:心态史是研究一定时代群体心理表现和大众意识状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势的史学分支。它注重的是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共有的理念和意识，并着重考察特定历史环境下物质生产生活条件与这种观念和意识的关系问题。
二、心态史学研究的特征
心态史的问世是年鉴派新历史观结出的丰硕成果。年鉴派历史观的核心是“总体历史”，这一总体性最初是通过社会史和经济社会史实现的。于是心态史家们一开始便注重考察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注重一定时代群体心理和大众意识的状态，注重从各种社会因素与社会存在出发研究个人心理成长与发展的历程，注重从历史文献和遗迹而不是任何模式出发去重建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类精神生活，注重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问题等。这种研究的史学特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突出心态在历史运动中的“中介”地位和反作用
社会心态在历史运动中扮演着“中介”角色，这种中介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社会角度讲即:社会环境―人―社会运动;二是从个体角度讲即:社会意识―心态―行为。前者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显示心态受社会环境影响发生变化，其中“社会环境”涉及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认知能力、思维方式。后者反映心态的内在逻辑和外部功能，揭示人在心态影响下的行为如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理想倾向发生的变化。同时，心态对社会历史运动具有反作用。因此源于社会主体的人的心态就是一股实在的社会力量，它不属于社会合力中的主要地位，却是推动社会演化的实在动力之一，与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社会文化等社会因素密切联系，以“中介”形式出现，以人为载体，通过人们的作用对社会历史运动发生影响。
(二)以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马克思指出:“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却不知正在创造它。”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属性。历史研究也应包括有意识的社会生活的表现和无意识的历史现象的考察，心态史学往往都是以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何谓集体无意识?“集体的，是指某个时刻整个社会人人都有的。没有意识，是说有的东西很少或丝毫未曾被当时的人们所意识，因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是自然的永恒内容的一部分，是被人接受的或虚无缥缈的观念，是一些老生常谈，礼仪和道德规范，要遵守的惯例或禁条，公认的必须的或不准使用的情感和幻想的表达方式。”因此，心态史“研究日常的自动行为”，所指示的“显然是一种群体现象”。心态史开创者之一非利普・阿里埃斯也证实“心态史所研究的是非常长的时段一系列隐密的演进，这些演进是无意识的，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演进”。由于这些无意识行为已深深地积淀和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一心理结构之中，成为影响甚至支配个人和集体活动及历史发展的强大的历史惰性力量，因此，心态史学也被标榜为:“深层的历史学”。
(三)借助于表象符号系统破译文化特质
由于研究者缺乏人类认识自我的明确而系统的理论性或意识可资利用，因此只能借助于表象符号去迁回认识。如心态史学家对“节日、时间、税收、书籍内容、魔鬼观念、避孕行为的考察等，它们都反映了这个世界的表象系统，这一系统在深层使上述这些态度行为与法律、宗教概念、哲学或科学思想等精心构建的知识框架都相联系。这些表象也确实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与见证，它们浸透着文化的个性是代表文化内涵的密码，破译了这些密码，无疑就把握和洞悉了文化的特质。如弗朗索瓦・菲索在他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一书中，通过对图书书名、评论、读者、地方学术机构的社会构成和术语要领等的统计分析，勾勒了18世纪法国社会精神状态发展的某些趋势。应该说，这样做比常规历史研究要困难得多，它需要历史学家具备更多的睿智与机敏，往往能从常人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大量日常重复出现的现象中捕捉其隐含的象征意义。因此，对于这些表象符号系统进行去伪存真的考辩，以及研究者退回历史尽可能地逼近心态生成时代和生成者的个性是非常重要的。
(四)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特色
心态史的研究对象比较独特，各种历史要素都可能在此找到汇合点，诚如勒高夫所言:“心态史也是各种对立因素的交切点，各种对立因素系指个人与集体、长时段与当天、无意识与有意识、结构与时局、个别与一般:当代史学研究的能动性使这些对立因素交切到一起。这就使得心态史的研究必须与一些相关学科交叉与渗透，如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另外在史学方法的运用上，由于心态史主要依靠非文字材料去重建逝去的人类生活，因此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大胆创新。勒高夫认为:“心态史的特征表现在方法上，而不是在资料上，所以什么资料都可以使用”。从食物、服饰、习俗、神话、信仰、举止到碑文、建筑、灾害、祈祷词、救免证书以及书籍、画像、雕刻、武器、随葬品等，不一而足。正是这些文物资料，才从“整体上表达了以往社会的精神”。
三、心态史研究的史学功能
心态史学从二三十年代萌生到今夭成为法国史坛的一门显学，其史学功能是有目共睹的。
(一)加强了历史研究的主体效果和整合性
心态史在研究对象上突破局限，从对经济、政治的研究扩展到对历史上的人们，特别是其中的某一群体或集团的心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势的研究，研究手段也扩充为意识观念、态度和行为三个层次，增强了历史研究的立体效果，使历史研究结论更为充分可靠，提高了历史研究的可信度和现实借鉴意义，从而也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到社会历史是整合的现象。说明整合不局限在一系统之中，由多种系统构成的社会也是整合的。在社会大系统中作为要素的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之间都得保持相互和谐一致。当其中某一子系统因外力压迫发生变化，就会引起连锁反应，破坏社会大系统内“一体化”而导致失衡，社会随之发生动荡和变迁。所以，社会稳定需要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系统的和谐一致来维持社会整合状态。这也告诫人们，在注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协调时，切不能忽略社会心态的状态。
(二)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年鉴派的第一代曾力主研究全面的历史，并在这方面作出了大量的努力，但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个人研究志趣以及学科发展的自身规律等原因，他们的研究重点毕竟偏向社会经济史一端，到第二代尽管也提倡总体史观，但在实践中，显然还是以社会经济史为正宗史学。心态学的出现正好弥补了年鉴学派的第一、第二代的欠缺，使精神活动的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从而大大拓展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这种拓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史学的领域扩展至旧有的界限之外，一切与人类精神形态有关的事物均可作为心态史学的`研究对象，而一切资料(包括以前被史学家弃之不用的材料)都可以为心态史所用。二是重新发掘以前被人认出已彻底发掘过的旧有领域。为此，一些史学家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读某些被他们的先辈使用过的文献资料和其他资料，从中发现足以提出新见解的依据。
(三)扩大了史学的社会功能
心态史学的研究为史学的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结合闯出了一条新路，使史学的社会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因为就年鉴学派来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影响不断扩大，到新史学时期，不仅占据了法国史坛的主导地位，而且在国际史学也博得厚誉。然而，这种影响毕竟仍限于史学界。心态史学的出现使这一局面得到了改变。这是因为心态史学较好地适应了当代西方社会怀疑现代文明、怀念过去古朴、自然的生活方式，探寻人们观念的意识的历史与演变的“寻根热”的需要。同时也因为心态史学促成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即从社会经济转向社会文化，而物质生活较为丰富的西方社会中，后者所包含题材更能吸引广大公众的注意。再加上心态史学家非常注意在选材、文辞上下功夫，从而保证了心态史著作能够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一些优秀的心态史著作堪称新史学的典范，新史学在公众中的影响也随之扩大。
四、心态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自然，在肯定心态史学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心态史学目前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与误区。
(一)片面强调心态的地位与作用。
心态研究是史学研究的一个视角，但它决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必须与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并在社会的、文化的统一背景下进行，否则其结论就会变得扑朔迷离，不可捉摸。正如勒高夫所言:“对某些人来说，心态已成为全部历史演变的原因。从前有人犯了用经济解释一切的错误，而今有人犯着用心态解释全部历史的错误。必须把心态维持在它所属的范畴之内。一些研究者忽略了这一点，往往把心态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实体，一味夸大其作用，虽然在研究中给人以启发，但其结论不免带有神秘色彩，难以让人信服。
(二)跨学科研究中的生搬硬套
心态史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无论从方法的运用还是理论的规范都应该是相关学科的有机交叉和融合。但一些研究者对心理学等并无深刻把握，经常造成个体、群体、情感、意识、动机等概念的堆砌，亦有些人对诸如语言学、符号学、计量学等知之甚少，生搬硬套，无法做到融会贯通，这也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现象的深层探究。因此熟练掌握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欢迎心理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心态史研究行列，应是真正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有效途径。
(三)“历史碎化”现象的存在
年鉴学派创立心态史学的初始，心态史学家由于在社会史方面训练有素，所以其研究课题大多是整体综合性的。但后来的一些研究者们由于在社会史方面缺乏功底，又一味迎合普通读者的口味，往往津津乐道对服饰、举止、礼貌等太琐碎问题的研究，使“历史碎化”现象日益严重。新史学在解决总体史学与专题研究之间的关系、避免心态史学研究中的愈益分散现象也是一个巫待解决的间题。
心态史学自80年代落户中国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在这一领域勤奋开拓，卓有成果，也给新时期的史学发展注入了活力，但上述问题的存在，又妨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如何走出误区，使这一新领域得到更好的开发，仍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与探索。
篇9：没有过去的史学危机论文
没有过去的史学危机论文
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一场知识的革命。不仅恢复或新建了许多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而且在传统的人文学科，无论是研究的对象、方法，还是观念和分析框架，都有了显著的变化。不过，在这场知识的革命之中，历史学恐怕是最保守的一门学科。八十年代还有不少人忧心仲仲地谈论史学危机，假如今天再有人这样认为，一定会被同行讥笑。史学界洋溢着一股实证的、自信的和乐观的气氛，以为只要以一种朴学的精神扎实治学，认真地收集史科，再加以考证疏理，史学的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谁想要再去尝试史学观念或史学方法的更新、突破，就不免有投机取巧的嫌疑。
在这种保守的氛围之下；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推出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就格外地引人注目。作者杨念群是六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学者，从九十年代初合作撰写《中国现代化史》那时候起，我就发现，这位一代名士杨度先生的后裔，在史学研究上秉承其曾祖的性格，也有一种大气象和大格局的追求。当时他正在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即本书的雏形。后来我有幸通读了初稿，虽然不无稚嫩，但看得出来，他在方法论上有一种相当的自觉。正是这种自觉，使得他数年之间，几易其稿；每次修改，都有明显的进步；如今公之于读者的，不能说完全纯熟，但至少已经是自成一说。本来，杨著内容所论及的清代思想与知识群体的地域性比较，以我的专业知识是不便置喙的。但当我读完这本著作，依然有一种评论的冲动，撇开具体的学术枝节，我更感兴趣的，是其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性尝试以及在当下史学语境中的意义。
一般而言，像近代儒学、即使是地域化儒学这样一个题目，通常是以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来处理的。思想史的对象是历史上思想家们遗留下来的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这种从文本到文本的讨论，是一种内在理路(“内史”)的研究方式，尤其为哲学史、学术史研究所普遍采用。余英时先生在研究清代思想史时，曾经着力过这样的从思想自身的发展脉络来探求历史演变逻辑的“内史”研究方法，并且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范例。然而，近些年来，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历史学界包括中国史的研究，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和思想史开始衰落，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社会史热也感染了思想史领域，思想史研究开始社会科学化，不再是从文本到文本，而是在社会学方法论的导引下，重新注重文本与语境的互动，重新回到“外史”，回到内在理路与外在理路的交叉叙事。艾尔曼的清代思想史研究，无论是八十年代出版的《从理学到朴学》，还是九十年代的新著《朴学、政治与家族》，都是试图凿通思想史与社会史、在文本与语境的交叉分析中重释历史，建构思想史研究的新框架。
艾尔曼对杨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杨念群在研究近代儒学对社会变革反应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并非是过去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器物(第一波) 到制度(第二波)再到文化(第三波) 这样一种时间线性的整体性反应模式，而是以分化的空间对峙方式，不同地区(湖湘的、岭南的和江浙的)的儒学有其不同的反应模式。它们在知识类型和话语方式上的区别，形成了迥然有异的变革取向：“湖湘士人以经世致用和‘帝王之学’话语为深层作用背景所形成的洋务引进浪潮，与物质器技层面的第一波变革交相叠合；岭南儒生以神秘主义和再造‘政治神话’为手段游说皇帝变法，则与制度变革的第二波涌动轨迹颇为合辙；新文化运动与科学观念的变革作为第三波高峰，则几乎为擅长‘技术传统’的江浙启蒙知识群体所垄断。”不同地域的儒学及知识群体为什么会有如此重大的区别，仅仅借助传统的文本分析方法是无法予以圆满回答的。为此，杨念群借鉴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学科壁垒，不仅比较不同地域儒学的文本意义，且进一步分析文本所赖以产生的不同区域的知识群体，即知识生产的主体、结构、体制和功能，从而建构了一个具有鲜明个人色彩的近代“儒学地域化”中层理论的假设。
自杨著出版之后，我在史学界听到了不少议论。有意思的是，不是“好得很”，就是“糟得很”，看法截然相反。这是那些风格上有创新、但尚不成熟的学术著作常常遭遇的情形。在我看来，对于杨著的分歧，已经远远超出了该书本身，而涉及到史学界更深层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曾经包裹了一层坚硬的意识形态外壳，成为历次政治运动、政治宣传的附庸和工具。八十年代以来，史学逐步挣脱意识形态的硬壳，还原为史学本身，但也因此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史学危机。不管意识形态史学原来在方法上是多么地机械、简陋，总是提供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宏大叙事。一旦这套模式解体，将如何阐释历史? 整个八十年代都为此而焦虑，希望重构一个替代性的宏大叙事。先是金观涛、刘青峰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引入中国史研究，接着是各种现代化理论横扫学界，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列文森的传统/现代模式，都对我们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然而，现在回过头来看，八十年代所建构的，与其说是历史学，倒不如说是历史哲学，各种宏大叙事的范式引进来了，但中国学者自己做出来的成功范例却很少见。没有范例就不足以服人，史学的危机仍然没有解除。
到九十年代，学界风气大变，转向实证化、朴学化，因而为传统史学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天赐良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史学传统的国家，老祖宗留下来两种悠久的史学传统，一个是《春秋》、《资治通鉴》为典范的以古鉴今的教化传统，另一个是乾嘉学派求真求是的考证传统。前者姑且不论，后一个传统到九十年代大大复兴。实际上，即使在意识形态化史学时期，乾嘉的考证传统作为一种功夫论也不曾中断过。意识形态化史学欲一统天下的，是形而上的唯物史观，它并没有自己的功夫论。只要不触动唯物史观的形而上核心，乾嘉传统在功夫论层面还是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可以为意识形态服务。因而，在这一层面上，乾嘉传统还是通过一代代学人继承了下来。
八十年代以后，当史学摆脱了意识形态的阴影，而新的解释框架暂时又无法提供操作的范例时，乾嘉传统便开始重新发扬光大。此刻，它不仅是一种功夫论，也上升为一种史学观，相信历史是一种客观的实在，史学的使命就是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尽可能真实地揭示这一实在。到九十年代，乾嘉传统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在史学界大大小小的主流刊物或专业刊物上，几乎是千篇 一律的形式化分类或编年史框架的史学论文，对历史的主观释读被挤压到最低的限度，追求客观化、实证化和真实性，成为史学的最高境界。当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正在探索多元的学术话语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却是那样地自信，相信只要手握独家资料，就占有了历史真相本身。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对陈寅恪的误解了。作为一代宗师，陈寅格的史学成就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在史学界，却有不少人仅仅在诸如精通多少国外语啦、史料如何熟悉啦、考证本领如何了得啦这类功夫论上祟拜陈寅恪，独独忽略了大师之所以为大，不仅在于上述这些工匠之技，更重要的乃是对历史有大识见。何兆武先生曾深有洞见地指出：‘陈寅恪先生继之以兰克学派的家法治史，蔚为一代宗师。陈先生曾留学德国多年，惜乎其受兰克学派的'熏陶和影响，至今仍未能受到当代治史学者的重视。与人们通常的观念相反，兰克学派决不仅以考籍为尽史学研究之能事。在他们考订史学的背后，是有着他们深厚的世界观和哲学信念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所谓‘客观如实’的那个‘如实’，乃是指符合他们的世界观和哲学信念的体系。”
何兆武先生的意思很明白：陈寅恪那些精彩的观点，是无法仅仅从所谓“客观的”史料中必然地推演出来，其问渗透着多少这位文化遗民的忧患意识和对历史的大识见。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郭沫若曾号召历史系学生也来个大跃进，在史料掌握上超过陈寅恪。似乎陈寅恪的史学观已经陈旧不堪，只要在史料占有量上超过他，就大获全胜了。假使陈寅恪仅仅意味着史料占有的丰富，那么，到电子时代的今天，按理说陈寅恪完全可以批量生产了。然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电脑可以替代人的记忆，却永远无法替代人的思想，尤其是那些原创性的大突破。“深蓝”可以打败国际象棋顶级大师，但它能够下出一步举座皆惊的大妙着吗?就掌握的对局“史料”而言，“深蓝”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对手，但它依然不能成为常胜将军，人类总是拥有新的智慧去对付它。奕棋尚且如此，况乎史学!史料本身不是历史，即使拥有再多，也是死去的沉默者。惟有史家的个人解读、主观阐释，才能激活它们，让它们说话，构成一部活生生的史诗。“什么(事实)”本身无法直接推演出“为什么(因果联系)”，对后者的回答还需要事实之外的东西，比如大的历史观、价值信念、研究方法，以及更开阔的知识背景。
陈寅格能成为大师，乃因为其除了拥有“事实”之外，还拥有大历史观。尽管他做的都是微观的，但背后的关怀是宏观的。俞大维回忆说：“他平生的志愿是写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之所以至死都不曾一了宿愿，非不欲也，乃不能也。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新意识形态只容忍陈寅恪的功夫论，而拒绝他的历史观。今天的我们不能将陈寅恪当年的不自愿当做自觉的选择，将终身的遗憾误解为大师的圆满。
历史学要进步，除了要有史料的不断发掘和发现之外，还需要史学之外的跨学科知识滋养。这一问题，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为被严耕望誉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所觉察。这位与陈寅恪、陈垣、钱穆齐名的史学大师虽然熟读二十四史，却清醒地看到史学的根基不在史料，而是社会科学。他说：“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后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然而，如今我们的史学界主流体制，与其是在鼓励多元的史学风格，还不如说在提倡单一的乾嘉传统。这样的知识体制所培养的史学研究者，不再是像陈寅恪、吕思勉那样知识渊博的通人，而仅仅是匠气十足的专家。史学堕落为一门纯技术的学科，在考证史实的背后，不再有炽热的史的关怀，不再有尖锐的问题意识。不少治史者犹如“雨人”一般，除了自己那个狭而又窄的专业领域之外，在知识的其他领域 (包括史学的非专业领域)，显现出的是惊人的无知。
随着这二十年对外学术交流的扩大，上述现象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受到了洋学者有意无意的鼓励。在英语为话语霸权的国际学术圈中，西方人从来不承认汉语学者有值得自己重视的一流成果。如果后者还有存在的必要，那仅仅是因为可以为洋人提供未经理解和整合的初加工产品，或为西方的理论提供又一个东方例证。于是，在西方眼光上受到西方社会学的重大影响，但在功夫论上依然是历史的、经验的和中国传统的。这种不彻底并非缺陷，倒是预示着某种可能性：西方多元的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的史学功夫论完全有可能通过融合，创造出史学研究的若干新范式。
中国的两种史学传统，无论是以古鉴今的教化传统，还是求真求是的实证传统，本身无所谓过时，在中国新史学的探索过程中，仍然是珍贵的本土资源。然而，仅仅凭藉老传统抱残守阙，是无法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史学的危机还远远没有过去。杨念群这本著作所引起的争议，倒是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危机的深度，同时也预示着走出危机的可能性。
篇10：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分析论文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分析论文
李根蟠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他通过与同行的交往，了解到在渝东从事本地区盐业史研究的刘卫国同志，未进大学校门学习历史学的专业，是一位长期从事本地区盐业工作的实际工作者，但经过长期的实际观察、探索，掌握了“由当今存在的历史遗存去认识历史”的研究方法。李教授对其研究成果充分肯定，赞扬他“取得了渝东盐业史研究的新突破”，本文即以此作为个案进行分析，上升到理论层面，阐发其研究方法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李教授的文章由具体而抽象，写得很有理论色彩，指出历史研究不仅要重视由历史文献或考古资料出发，去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还应当重视依据历史遗存( 包括现存的习俗、技艺、谣谚、信仰等) 去逆向认识历史的研究方法。文章中指出，“如果说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是以固态的形式存在的话，现实生活中的历史遗迹则以活态的形式存在。由于它是活生生的过程，故具有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可以弥补固有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的不足”。同时，正如马克思所形象概括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因此，考察处于较高形态发展阶段的事物即为考察处于较低形态事物的“钥匙”。本文依据这一理论思维逻辑向我们展现了: 刘卫国同志没有盲从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而是以现实情况检验其可靠性和可信度。长期的实践经验和深入观察，使他对“四川井盐业始于秦末李冰在成都平原开凿盐井”的成说产生怀疑，经过执着的努力，终于揭开渝东盐业历史之真相。他对渝东地区400 余口古盐井进行长期的`观察，把千姿百态、形状各异的盐井区分为原始井、雏形井、过渡井、人工井四种基本类型，它们是依次演进的系列，而前三者本质上都是盐泉，只有最后一类才是真正意义的人工井。他又深入分析影响盐井演进的地理和历史因素，探讨不同的地理环境如何造成分布各地的盐井呈现各种类型，并论证推动演变的动力则是洪水。作者充分肯定刘卫国立足现实以考察历史的思路和方法，认为他“成功地揭示了渝东地区自然盐泉向人工盐井演进的规律，这在盐史研究中无疑是一种创新”。因此刘卫国的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表明，通过考察现实来认识历史，确实是治史的一把金钥匙，具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
在中国现代史坛，有一批出色的学者，他们高度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其精神实质，并运用来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努力探究有关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社会发展道路的大问题，建树卓著，他们的理论成就是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对于发展新世纪史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宁可教授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他一生著述丰富，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晚年完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一书尤其受到重视。刘玉峰教授是宁先生的高足，志在传承、发扬老师的学术，本人在隋唐史、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相继出版了学术佳作，并撰有《宁可先生访谈录》( 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 年第1期) 。这次他应本专栏约稿撰成此文，堪称是精心总结、提炼宁可先生学术“主旨”的难得之作。作者总结说，宁可先生晚年强调，“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体制特征的问题，是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一个根本问题”，围绕这个中心和根本问题，宁先生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构成及特点、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发展、封建经济基础上国家政治体制的产生形成及其作用、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等，其研究是逐层递进又系统深刻的。本文即以此作为大纲要目，阐述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及其开拓性意义。作者对于构成宁先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体系的几个主要理论构件，又都有逻辑清晰的扼要论述。仅举两例。( 一) 关于作为“封建生产力的基础和主干的个体小农”，它具有: 集约化农业，精耕细作; 以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 剩余产品率低，发展缓慢; 一个个小家庭是脆弱的，但就全社会而言，它又是稳定的、可以不断地再生再现，从而形成中国封建社会牢固的、长期不变的基础; ……一共六项特点，全面讲出小农经济的实质。( 二) 宁先生关于“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发展”的理论，本文作者总结为三项:封建经济的运转有小的和大的两个循环，前者为农村范围内产品自行消费、然后进行简单再生产，后者为全国范围内涉及城乡以及农工商业和封建国家的大规模循环; 商品经济是整个封建经济的润滑剂、催化剂和驱动力; 奢侈品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对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社会的发展起到十分恶劣的消极影响。显然，这三项对于认识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特点都有关键性意义。作者又着力发掘和阐发宁先生运用辩证分析的观点、动态发展的观点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而得出的具有理论光辉的成果。如，分析在分散的、独立的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基础上，必然要形成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论述由于中国和西欧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中西封建社会不同的生产力特点和不同的封建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在西欧形成了封建领主制，在中国则形成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其前期曾起到进步作用，但到了后期，成了没落的制度，其消极和反动的作用越来越增多。读着本文作者的论述，感到有理有据、切中肯綮。在当前，如何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已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从这个角度看，刘教授这篇系统总结宁可先生学术“主旨”的文章，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信息。
中国历史演进的内涵极为丰富、宽广，总结历史理论问题大有可为，至诚期望更多的专家学者撰文赐稿，共同推进历史理论领域的繁荣发展!
篇11：法史学论文格式
论文最好能建立在平日比较注意探索的问题的基础上，写论文主要是反映学生对问题的思考，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法史学论文格式模板。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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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用1、1、1、1、1、1的形式，则每层缩进半字。
参考文献按第一层次标题的格式。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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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应文字流畅，语言准确，层次清晰，论点清楚，论据准确，论证完整、严密，有独立的观点和见解，应具备学术性、科学性和一定的创新性。
毕业论文内容要实事求是，尊重知识产权，凡引用他人的观点、统计数据或计算公式的要有出处(引注)，计算的数据要求真实、客观、准确。
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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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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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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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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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的基本特征分析论文
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的基本特征分析论文
口述史学在世界上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口述史学又有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无论是把口述史学作为史学的新分支学科，还是作为新的史学方法，都是与传统史学相比较而言的。那么，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把握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的基本特征，对研究中国口述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叙述性。
叙述性是口述史学最明显的.特征，顾名思义，也能理解叙述性是口述史学的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口述史学发展的动力。具备其他史学研究所不具备的优越性。这也是口述史学发展的渊源和发展的原因。
2. 客观性。
客观性是口述史学的特征之一，在历史真相的印证上，客观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口述史学和文献资料的互相印证上，二者可以互相补充，口述是直接参与历史的，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3. 社会性。
由于口述史学不是历史学家在撰写史书，它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来源非常广，社会百姓和大众，都可以将自己所知道的历史或者事件叙述出来，它充分体现在口述史以普通人民大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象具有社会性。
4. 广泛性。
口述史学的叙述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它的研究的广泛性，因为口述史学是直接的叙事的，也就是说在人们的说话中完成的，所以，它的来源的层次具有广泛性，来自社会各个层次的人群。而且的历史资料也是广泛的，人们在口述的过程中，他们的语言和思想是广泛的，所以叙述的时间也是广泛的。
篇13：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分析与探讨论文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分析与探讨论文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其标志是相关著作的出现。对于学科萌芽的深层次原因，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回答。从外部条件分析，一方面，西学东渐为学科萌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促动作用；其内部条件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变革产生的强烈现实需求，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对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经济史逐渐演变成一门专门史；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走进大学课堂；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题】经济思想史研究
【关键词】中国经济史学/学科化/学科萌芽
【正文】
20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化的历史起点。传统的中国经济史为其学科发展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孕育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胚胎，但是却无法演化为一门独立学科。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东渐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萌芽与成长创造了必要的理论条件：中国经济史学科萌芽第一次由可能变为现实。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萌芽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具体成果，进一步分析、探讨了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标志及原因，初步总结了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学术贡献及影响。
一、学术界有关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研究
关于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国内有许多学者对在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标志及原因等问题提出了较有影响的学术观点。首先，对于学科萌芽标准，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赵德馨在《发扬面向现实、反思历史的优良传统》一文中指出，“梁启超著《中国国债史》、魏声和著《中国实业界进化史》与沈同芳著《中国渔业史》等书于19后的相继出版，标志着近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萌发”。[1]（P784）从赵德馨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学科萌芽的重要标志就是相关中国经济史学著作的问世。虞和平在《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中指出，“1904年至19为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阶段，梁启超的《中国国偾史》则是最早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2]（P82）从虞和平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其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标准与赵德馨的观点较接近。李根蟠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一文中指出，“梁启超将古代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理论相比较，写了《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管子新解》等论文；他第一次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写了《中国史上之人口统计》（《新民丛报》第46-48期，19）等文，他还打算写作《中国生计学史》。这些都可以视作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的滥觞”。[3]从李根蟠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和国内经济史学界的其他学者一样，李根蟠也认为相关著作的问世，是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重要标志。
其次，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间的判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赵德馨、虞和平、李根蟠等人认为，如果将相关中国经济史著作的出现作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标志，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的判断更令人信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史学自19后开始萌芽。秦佩珩在《中国经济史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一文中指出，“所谓昨日的中国经济史坛，我们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暂把这个阶段划入自民国十年到民国二十六年之中。虽在这样短短的期间内，一般的经济史学者，却在经济史的研究上，作了极大的努力。自胡适之与胡汉民等讨论井田问题，以启中国经济史研究之端，一直到陶希圣主编的《食货》；一般学者，推波逐澜，纷纷提出他们对经济史的看法与主张，寸前尺进，无一非艰辛血汗之成果。”[4]从这一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关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时间，秦佩珩认为，中国经济史学是从1921年后开始萌芽的，这一观点和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有较大的差异。
目前国内外有关的文献资料表明，中国经济史著作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出现了，如果将中国经济史有关著作的出现作为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依据，那么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的理由更充分，其具体标志是梁启超著《中国国债史》一书的问世。至于19辛亥革命后，由于现实的需要；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著作逐渐增多，一大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这一现象说明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后，整个学科确实有较快的发展，但能否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作为我们判断整个学科开始萌芽的一个标准，却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
另外，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深层次原因，学术界也有着不同解释和回答，其中李根蟠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3]这种解释强调了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外部条件和历史背景；赵德磬、虞和平等人则从国内现实政治经济的变化等因袁来考察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原因，这种解释强调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内部条件。
二、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原因的再探讨
一门学科的发生、发展，往住是和它当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并且又是与其他同时代的一些学科的发展相联系的。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以及这门学科后来的发展，都令人信服的.证实了这一点。寻找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的历史动因需要多层面的思考与观察，科学、合理地解释中国经济史学科萌芽有助于学术界进一步探讨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及其标志。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外部条件来分析、考察中国经济史学萌芽，西方近代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对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影响甚大，西学东渐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外部影响仅仅是促使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一个方面，西学东渐在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过程中所起的仅仅是催生的、间接的作用。从学科萌芽的内因来看，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强烈现实需求是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另一动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大地的社会变革运动，不仅开启了中国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步伐，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创造了一系列的有利条件。无论是18的戊戌变法，还是清末的“新政”，二者在各个方面都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直接或间接地使得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了强烈的社会现实需求。首先是颁布了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鼓励发展本国经济。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实业，早日实现“富国”之理想，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寻求经验和教训，这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其次是从官制方面进行了改革，如戊戌变法中设立农工商局，清末“新政”设农工商部等。这些与发展实业有关的机构的成立，都组织了力量对相关方面的经济发展历史进行了总结，这也是导致中国经济史研究有着强烈现实需要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戊戌变法在文教方面的改革措施如开办京师大学堂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起。1911月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二章功课部分对分科、课程、课时、教材以及预备科课程都有系列的规定，如“文学科中史学乃七门之一”，“研究史学之要义皮包含大量经济史内容”，“关于教材日本名经济史，可暂时采用，仍应自行编篆。”[5]（P88），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判断，有关中国经济史的内容从这时就开始走进大学课堂。京师大学堂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
历史地位，其办学章程有着强烈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京师大学堂开设史学课程，经济史作为现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走进大学课堂。从此以后，中国高等学校普遍开设与经济史有关的课程。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当时确实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这种强烈的现实需要正是导致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具有直接促动作用。杜维明教授指出：“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发源地其实在东京。”他认为梁启韶与章炳麟皆“受到‘日本文明历史学，的影响”。[6]有些学者也认为梁启超在日本时已把一些西方史学及文明史书介绍到中国来，并断言他的“新史学”理论。在相当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日本对西方史学的间接介绍。”[7]（P356）其实，日本东京不仅是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发源地。大约从甲午战争之后，不少日本人在考察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同时，开始著书立说，引起中国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注意，梁启超在15看到日本人绪方南溟写的《中国工艺商业考》一书时，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嗟夫！以吾国境内之情形，而吾之士大夫，竟无一书能道之，是可耻矣。吾所不能到者，而他人能道之，是可惧矣。“从而促使他进行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以当中国人开始进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时候，首先吸收了外国人的某些研究成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出版了一些外国人的著作。如19日本学者平田德次郎在《政治学报》上发表《满洲论》一文，西村骏次等在《政治学报》上发表《满洲之富源》一文。受此影响，中国学者剑虹19在《地学杂志》第1卷3期发表《吉省移民源流》一文，也展开了类似的研究。19广智书局出版了蒋簋方翻译的日本学者织田一著《中国商务志》一书。中国学者陈家锟就展开了类似的研究，并于19著《中国商业史》一书。
通过上述分析，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子20世纪初，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仅从某一方面分析，不可台蝌学合理地解释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具体分析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外因；一方面是西方近代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西学东渐的间接影响，另一方面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经济史，特别是日本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直接促进作用；其内因主要是指20世纪初强烈的社会变革，这种强烈的社会变革产生的社会需求促使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与中国经济史育关著作的相继问世，20世纪初，中国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从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发展民族经济出发，开始认识到研究本国经济史的重要性。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经济史著作也随之出现。1904年，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一书由广智书局出版，这是最早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在《中国国债史》一书中，梁启超详细叙述了近二十年的中国国债史，对国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考察了西方各国的公愤历史。此后，1906年魏声和的《中国实业界进化史》、1907年沈同芳的《中国渔业史》、1908年陈家锟的《中国商业史》、19陈家锟的《中国工业史》与沈曾荫的《中国实业史要》等著作相继出版。另外，1909年刘师培还在《国粹学报》发表《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的中国经济史专题论文。1907年后还有工商团体和企业编写的著作出现，如山西同乡会编的《山西矿务档案》（1907年）、南通翰墨林编译印书局编写的《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1910年）、通海垦牧公司编写的《通海垦牧公司开办十年之历史》（1911年）。
分析这些经济史著作，就内容而言，它们都是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经济问题中某一部门或某一专题的研究，涉及个别行业、企业和地区，叙述比较简单。就目的而言，研究者的目的就是探寻振兴中国经济之道。就作者而言，这些著作，多为民间作品，先是个人著作，后有工商团惭口企业编写的著作。在运用理论方面，也开始有了新的突破。梁启超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运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有关经济学的原理，分析比较中国历代户口，使得该文具有一定的经济学理论色彩。梁启超认为，外国历史为进化，我国历史为循环，《人口论》所论证的人口增长规律，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还对中国历代人口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为后者研究中国人口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历史事实与经济理论的结合并非一种偶然的巧合，它是西方经济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一种必然反映，这意味着运用现代经济学原理解释中国历史现象已经成为可能。从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经济史著作的学术特点来分析，这批中国经济史著作无论是在研究的对象，还是研究的目的、叙述的方法等方面都完全有别于传统的中国经济史，已经开始涉及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范畴。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萌芽。 四、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学术贡献及影响
20世纪初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化的历史起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经济史逐渐演变成中国近代史学的一门专门史。经济史作为专门史的出现，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梁启超对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有着特殊的历史贡献，其中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接受了西方现代学科分化取得的成果，用现代科学分类方法，把历史学分为普通史与专门史。作为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的这种划分法颇有见地，无论对历史学，还是对作为一门专门史的经济史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经济史作为一门专门史开始出现，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化的历史起点，也只有从这时候开始，人们才有可能关注经济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有关学科自身发展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看中国经济史学科未来的发展。从这层意义上分析，经济史作为专门史的出现，也正是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对学科整体发展所作的学术贡献。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另一学术贡献就是使得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走进大学课堂。在中国，大学课堂开始讲授有关经济史的内容，最早可以追溯到开办京师大学堂。此后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中国经济史开始作为一门课程走进大学课堂。这一点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中国经济史走进大学课程，不仅提升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学术地位，而且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培养了专门人才。
最后，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有力地促进子中国经济学理论形成与发展。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给世界留下了丰厚的古代文化遗产，经济思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没有演变成为系统的、规范的经济学，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很难找到一本专门论述经济问题的理论著作，更不要说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从20世纪开始的。中国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源，而不是中国经济学的流。首先，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期，有些理论研究成果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史实的理论概括，这种对中国经济史实的抽象分析，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学理论成果之一；其次，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可以直接给经济学家提供历史经验。中国经济史学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形成与发展的促进作用，使得经济学家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史学科的重要性。这样，又会反过来对中国经济史学自身的发展又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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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4：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论文
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论文
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能像顾颉刚（1893-1980）那样中外闻名的，没有几人。而像顾那样，以名人专家的身份，高屋建瓴，对其领域的成就得失，加以评论的，似乎更为少见。由此看来，本书实在是弥足珍贵了。俗话说：文品如人品。这表明，两者之间又有联系。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作者谈起吧。
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陈伯? |--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2的确，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名声非但蜚声国内，而且已经远播海外。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Hummel)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 ?樯芄蓑「铡⒑?使赜诠攀返奶致郏??压蓑「盏摹豆攀繁妗返谝徊嶙孕颍?氤闪擞⑽某霭妫?馕?兑桓鲋泄??费Ъ业淖源?罚?踩话压蓑「帐游?笔敝泄?费Ы绲拇?怼?恒慕义的作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1971年，美国史学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出版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专著，题为《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把顾颉刚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4施耐德愿意为一位当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这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属少见，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望。而在国内，虽然顾颉刚的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但真正对他的学术加以研究的，则要在他过世多年以后。这里的原因，与顾颉刚本人晚年的遭遇，有所联系，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的后半部分，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此不赘言。中文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古史辨"加以专题研究的，始在1980年代末，如刘起D的《顾颉刚学述》、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好几种。德国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er)于1992年亦出版了《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再度证明顾颉刚之国际名望。5
1．坦诚相见、文如其人
[1] [2] [3] [4] [5] [6]
篇15：论述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论文
论述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论文
中国古代史学不但留下了种类繁多、卷峡浩繁的历史文献，而且蕴含了系统而丰富的史学思想，其史学文化之发达，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史学家们通过对历史研究的对象、特点、方法与目的的多重思考，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特征，主要包括“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以史为鉴”的鉴戒思维和“求真”与“求道”的二重思维。以往学术界比较重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个案分析，却很少进行整体研究，把握总体特征。本文基于此，拟对中国古代史学的五个主要思维特征作出论述，以此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
一、“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
“究天人之际”，即是探讨天人之间的关系，亦即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中国古代史学谈论人事，总是离不开天道，而将天与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体现出天人一体的整体思维特征。
从理论渊源来讲，天人一体的整体思维，最以道治天下，而三代以后则是以法把持天下。因此，三代是治世，汉唐则是乱世。史学家司马光就明显表现出对于三代的推崇。司马光肯定三代为治世，认为相较于三代，汉唐政治总体上是逐渐衰落的。如两汉“虽不能若三代之圣王，然犹尊君卑臣，“敦尚名节”；魏晋以降，社会“风俗日坏”，“不顾名节”；唐代进一步衰落，社会“不复论尊卑之序、是非之理”；到了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朱熹认为三代君王有圣人之心，所以社会得到大治；汉唐君臣急功好利，心术不正，如汉高祖、唐太宗等做事“都是自智谋功利中做出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o4ic}=>>，所以社会得不到大治。应该说，司马光、朱熹等人对于汉唐历史的评价，秉持的是一种道德评价标准，明显地打上了理学的烙印。
二、“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
“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即是肯定历史变化发展的思维。中国古代史学研究历史，普遍重视对于历史过程的认识，注重贯通的历史意识；而在“通古今”的过程中，则重视运用历史变易的观点来进行审视，肯定历史的变易过程是一种盛衰之变。 “通变”的思想也源自于《周易》，《系辞传下》将《周易》的这一思维集中表述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强调变易是《周易》的显著特点，司马迁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太史封序》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中》引孔颖达语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有“变”然后则“通”，《周易》肯定大千世界与人类社会都是周流变通的，所谓“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自然界普遍、永恒的盈虚消长与社会历史的盛衰变化是相通的，所以丰卦象辞说：旧中则是，月盈则食，天地虚盈，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革卦象辞也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系辞传下》则结合伏羲氏以来的历史，肯定这种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性。
《周易》的通变思维启发了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最早明确以“通古今之变”作为《史记》的撰述旨趣，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记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上下三千年的历史，用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过程的治乱兴衰之变。纵观司马迁的通变思想，其一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太史公’勺’字》，对古今历史追溯其原始，察究其终结，同时注意考察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盛衰之变及其相互转化。《史记》的编纂结构体现了这种“原始察终”的思想，其中十二本纪旨在考察王迹的兴衰；十表将历史划分为五帝三王、东周、战国、秦汉之际、汉兴以来五个时期，整体反映了自黄帝以来三千年历史发展变化之大势；八书记述的是历代制度的演进情况；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则主要叙述了各类历史人物在历史变易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史记》的“见盛观衰”思想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肯定历史变易是一种盛衰之变；其二是强调事物的盛衰是相互包含的，要注意察觉盛世历史向衰败转变的可能性。司马迁充分认识到历史盛衰之变的复杂性，如《殷本纪》所记商王朝的历史，就体现出了历史的衰、兴、复衰、复兴的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所记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发展，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兴衰变易过程，其中充满着周王室和诸侯国、各诸侯国之间势力此消彼长的盛衰之变。因此，历史的盛衰之变不是一种简单的两段论，而是盛衰互包、盛衰转化的，要想保持历史的持续发展，就必须要盛中见衰，以防微杜渐。
司马迁受《易传》“《易》穷则变”思想的影响，提出了“承敝易变”的历史变革论。司马迁将《易传》的变易思想运用于考察社会历史，指出一个政权的覆灭，必然是这个政权在制度上出现了种种弊端，因此，代之而起的新兴政权就必须要针对前朝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变易，只有这样，新兴的政权才能得到稳定。他认为汉朝的兴起与稳定，就是针对周秦累积的种种弊端，“承敝易变，使人不倦”的结果。《史记》重视对于变革历史的记述，而略于和平时期的历史记述。据统计，《史记》关于黄帝以来三千年历史记述总共有五十二万余字，而关于周初、战国、秦汉之际和武帝建元后四个主要变革时期的历史记述，却有四十余万字，由此可见其重视变革历史记述之一斑。有学者称这种撰述原则为详变略渐，是有道理的。
三、“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
“成一家之言”，即是要求史家必须在史学认识上见解独到，史书编纂上发凡起例，也就是具有一种创新的思维。中国古代史学从史学思想到历史编纂，都普遍力求“成一家之言”，强调创新思维。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最早以“成一家之言”作为历史撰述旨趣的是司马迁。先秦学术虽有诸子百家的称说，却只有史学而没有史家，所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没有标立“史家”名目。司马迁提出“成一家之言”，自寿彝先生认为这“是在史学领域里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那么司马迁所成史家之“言”的内涵又是什么呢？司马迁两次谈到“成一家之言”问题，其一是《汉书》所载《报任安书》所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二是《太史公自序》所谓作《太史公书》，“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其实这两处的记载，包含了史学认识与史书编纂两个方面的思想，也就是史家之“言”的具体内涵。
首先，从史学认识来讲。《报任安书》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从研究对象而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则是从研究目的而言。从研究对象来看，《史记》的“成一家之言”包含了天人古今的内容。以时空关系而论，“究天人之际”指的是历史撰述的空间范围，“通古今之变”指的是历史撰述的时间跨度。合而言之，它们便是历史记载的全部对象。以理论思维而论，“究天人之际”体现的是一种哲学观，是一种天人一系的整体思维；而“通古今之变”则是一种历史观，体现的是对历史整个过程的思考。从研究目的而言，《史记》的“成一家之言”包含了史料的搜集与考辨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两层含义。“网罗”史料，是史家进行历史研究和撰述的前提条件；而网罗的“旧闻”并不都能当作可信的资料加以使用，还必须要对其进行考实，以期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不只是去发现历史真相，还要去求得其中的真理，即要在揭示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发现和认识历史“成败兴坏”之变及其规律。而《史记》关于历史“成败兴坏”的“一家言”，则主要包括“载其清静，民以宁之”的政治观，“富者，人之情性”的经济观和“存亡在所任”的人才观。
其次，从史书编纂而言。《史记》在史书编纂上的“一家言”，主要体现在创立了纪传体通史体裁。从历史编纂渊源来讲，先秦的《竹书纪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这说明迟至战国末年，人们已经关注对历史的贯通考察；而《世本》则是一部包含“帝系”、“本纪”、“世家”、“传”、“谱”、“氏姓”、“居”、“作”等多种体例的史书，这表明先秦史书的历史编纂体例已由单一向综合四、“以史为鉴”的鉴戒思维“以史为鉴”，即是强调历史的鉴戒功能。中国古代史学研究历史，往往植根于高度的社会历史和民族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本着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通过书写历史的兴亡成败，以为现实政治做借鉴，体现了重视经世致用的特点。
中国古代史学“以史为鉴”的鉴戒思维，最早系统而明确地产生于《尚书》，《尚书・酒浩》记载了武王对其弟康王说：“古人有言日：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今惟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表达了周武王要以殷人灭亡的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好好地照照周人自己的想法。当然这里“古人有言日”，说明这种以史为鉴的思想还可以上溯到更远的时期。《尚书》中的《康浩》、《召浩》、《多士》、《多方》、《无逸》、《君爽》和《立政》等篇，都有关于夏、商兴亡的讨论，如《召浩》就说“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表明了周人要以夏、商的灭亡做借鉴的执政理念。
那么，《尚书》的作者为何有如此强烈的以史为鉴的思想呢？这是与西周初年严峻的政治形势分不开的。历史上的周灭商，其实是“小邦周”灭了“天邑商”、“大邦殷”，所以取得统治的周人自然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于商周之际周人的忧患意识，《易传》也有反映，《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为书，“其出人以度外内，使之惧，又明于忧患与故”。在《易传》的作者看来，《易经》所反映的是商、周之际政治盛衰转换的那段历史，所以其文辞饱含着一种忧患的意识。周人正是因为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所以才会强烈地要以殷人的灭亡作为自己的借鉴。也可以说，《尚书》的以史为鉴思维，其实是周初稳定统治的迫切政治需要。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像《尚书》这样出于现实政治统治的迫切需要而强调以史为鉴的，以汉初史学的“过秦”思潮和唐初史学的“以隋为鉴”最且什弃。
四、“求真”与“求道”的二重思维
“求真”与“求道”，是中国古代史学关于历史之“真”的一种认识。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历史之“真”包含着史实之真与道义之真两个方面，前者旨在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后者是基于一种伦理道德的判断，我们将这样一种求真理念称作二重性思维。这种“求真”与“求道”的二重性思维，要求中国古代史学一方面要追求史实之真，从历史的真实中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探求历史治乱兴衰的道理；另一方面也要追求道义之真，从神意角度论证王权的合理合法性，发挥历史学的道德教化功能。
首先谈“求真”，即追求史实之真。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史学家们始终致力于追求史实之真，并且在史学“求真”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思想。 第一，先秦史家求真精神的产生。最能体现先秦史家求真精神的，当属“太史简”。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载，春秋时期的齐国权臣崔杆因齐太史书“崔杆就其君”而连杀其兄弟三人，最后因太史弟继续坚持书写而作罢，“太史简”的故事成为春秋史官崇尚并践行“秉笔直书”原则的典范。先秦史家求真精神在史著中的体现，则以《春秋》和《左传》为代表。孔子《春秋》虽然重用褒贬避讳书法，却又能站在道德批判的角度，对尊、亲、贤者违礼行径不加回护，并且尽可能地“把二百余年的臣就君、子就父的场景淋漓尽致地展现给后世的人们”。
同时孔子也重视文献的实证，《春秋》的编次乃其“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的结果。《左传》记事详尽，书法不讳，刘知裘称赞其“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并从叙事角度发出“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I39I（《中左》）的感叹。先秦史学崇尚求真精神，首先是与史官起源的神圣性有关。史官起源于巫，原为神职，而巫是沟通天人的，作史记事是为了享报于天。这种带有神学目性的记事，必须要求真实。其次也与对历史知识鉴戒作用的认识有关。如《易・大畜・象传》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召浩》说：“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春秋》“窃取”警世教化之义等，鉴戒使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成去一种I弘妖。
宋元明清历史撰述重视天理。范祖禹著《唐鉴》，从理学角度将武周21年统治历史看作是“母后祸乱”时期，纪年方式完全援引《春秋》“公在乾侯”例，以此申明褒贬之义。该书叙史、论史，处处皆以天理为标准。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是一部“会归一理之纯粹”的史学著作，其“义正而法严，辞核而旨深，陶铸历史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振麟经之坠绪，垂豁范于将来，盖斯文之能事备矣”。
章学诚认为，历史撰述的目的是“传述忠孝节义”，使“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住。《文史通义》的很多篇章如《史德》、《妇学》、《诗话》等，都是以宣扬纲常伦理道德为旨趣的。 上述五种思维形式，虽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古代史学思维的全部特征，却也大致揭示了其主要特征。通过对这些思维特征的具体阐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以便更好地继承中国古代史学思想这份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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