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伦理学发展的三维向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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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当代伦理学发展的三维向度论文
当代伦理学发展的三维向度论文
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理论，它要反思、论证和回答的问题主要有三个: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问题、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问题及道德的应用和实现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求和回答既形成了伦理学内部的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等形态的区分，又指示了考察伦理学形态发展的三维向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当代伦理学的发展定位于三维向度:其一，厚薄之间，即权威伦理一境遇伦理一程序伦理;其二，群己之外，即义务伦理一权利伦理一责任伦理;其三，由近及远，即族群伦理一全球伦理一生态伦理。
一、厚薄之间:权威伦理一境遇伦理一程序伦理
美国当代伦理学家迈克尔。瓦尔茨在他的《厚和薄：内与外的道德论断》一书中将传统伦理学称为从“薄的伦理学”到“厚的伦理学”的过程，
这就是伦理学研究从简明的公理性的道德原则出发，运用于具体性、特殊性的社会生活中的过程。他认为，从相反的途径来探究或许能提供更真实的人类道德生活的图景。“伦理学的开端是'厚实的’，这一开端有着一种文化上的整体性与深厚的内蕴，当它遇到具体的情境，需要为了特定的目的说出道德判断之际，它通过稀薄化的方式表明自身。”丨1](P126)瓦尔茨意在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面对层出不穷的道德难题，道德推理方式发生了变化，伦理学的面貌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当然，瓦尔茨的表述是粗略的。这种由于道德论证方式的转变所引起的伦理形态的变化过程，我们将其概括为从权威伦理到境遇伦理再到程序伦理的过程。
道德共同体是由共享一套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的人们组成的联合体。在道德共同体内部，存在着为该社会的人们所共有的并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核心价值和价值秩序，存在着把社会成员凝聚和结合起来的道德纽带(富勒语)存在着维持这一道德纽带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的强制力量，由此形成了共同体成员处理道德问题的特有的权威伦理的演绎范式。一般而言，权威伦理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存在一个道德权威。一般人并不具有识别善恶的能力，人性的善恶与否，行为的应当与否，都是由权威说了算。换句话说，判断善恶应当与否的标准是由权威规定的。
第二，存在一个最高的道德原则或道德概念的定义，它是我们进行道德论证可以诉诸的最终根据。这些命令是不可质疑、无需证明、普遍有效的。
第三，道德判断是律法主义的。律法主义是弗莱彻极力反对的一种道德推理方法，即指每一个道德决策都要去寻求权威规则的做法。其基本路径或者是从一个或多个自明的原则推演出一系列标准和准则，最后说明我们的各种具体的判断。它类似于金字塔，金字塔的顶端屹立着一些非常抽象的、一般的概念和规则，由此出发又可以得出许多具体的和有内容的概念和规则。
可见，权威伦理的道德推理是严格运用先在的、具有基础性和确定性的道德规则，以解决具体情境中的道德问题。这是一个由薄而厚的推理结构，其思维形式是演绎的道德推理。
应当承认，自伦理学产生以来，由薄而厚的演绎式的道德推理是解决道德问题的最主要方法。但在现代社会的道德生活中，这种道德推理受到了质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大量的伦理问题，这些亟待解决的道德难题各有其特殊性，无法由几个简明的道德公理，通过三段论式的演绎来获得解决。人们只能从具体问题出发，从人的现实境遇出发，从具体的社会生活经验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和概念出发，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正是为了满足解决各种具体的道德难题的需要，决疑法便在詹森(AlbertJonsen)和图尔明(StephenToulmin)的努力下得以复兴。131(P140)以决疑法为核心的道德推理被称为境遇伦理。境遇伦理具有不同于权威伦理的三个特征：
第一，人们不承认有一个掌握了唯一的真理和至高的善的道德权威。人们认识到，无论何种权威，都存在认知上的限度和价值立场上的偏私，况且，现代社会被视为一个互助合作的联合体每个合作者都是道德自治的主彳体他们有能力判断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也有能力和别人平安相处。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就阐述过社会公民所具有的这样两种能力，即把握善的能力和正义感的能力。这使得合作者不需要别人的指手画脚，就能有效地自理、自控和作出选择。
第二，人们质疑是否有一套不证自明的道德公理。如果存在这样的规则，也不过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生活经验的产物，并不具有确定无疑的普适性。事实上，那些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原则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高度抽象而来的，它舍弃了个别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不能穷尽千差万别的具体所以，适用一般的道德原则，并不能在具体的道德境遇中，提供行为选择的正确导向。同样，那些具有确定性的道德原则总是超越于变化万千的现实生活，但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现实生活，不断涌现出新的生活领域和新的社会关系，使得确定的道德原则具有某种保守性，总是滞后于生活的需要，从而产生两者的不同步。由此，道德判断和选择的起点不应该是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具体的道德情境。
第三，决疑法是人们运用来解决道德困境的最常用的方法。决疑法否认共相的存在，认为现实存在的只是具体的、个别的事物，获得知识的方法就必然是从具体的、个别的事物中找出共性，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必然是从解决的具体问题中获得。因此，决疑法无需系统的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来解释它所得出的特定结果，它有意撇开各种伦理理论的争议，直接从个案的比较入手，去获得个案上的共识。可见，决疑法是一种“从特殊到特殊”、“由个别到个别”的推论，可称其为从厚到厚的伦理学，是一种境遇伦理学。
应该说，正是决疑法的'这种境遇论的特性，使其在现代得以复兴，并为解决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道德个案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但问题在于，境遇伦理之决疑法更多地依据人们内心的确信独断，由此获得的结论具有某种程度上的随意性，且无法解决现代社会所产生的深刻的道德分歧。可见，要有效地解决当代社会的道德难题，就需要我们在厚薄之间寻求一种更合理的道德论证方式，这就是程序伦理。恩格尔哈特曾用道德异乡人和道德朋友的概念来描述当代人的道德生活的特征。在现代生活中，我们既要处理与道德朋友之间的关系，又要处理与道德异乡人之间的关系，现代道德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任何人都可能会有这样两个层面上的道德生活。如果说在道德朋友之间，我们尚可通过权威伦理的方法和境遇伦理的方法来进行合理的道德选择的话，那么，在道德异乡人之间，似乎只能另寻出路了。总之，程序伦理是指人们在解决当代社会的冲突性道德难题中，试图通过达成程序共识来解决道德冲突和争议的更高级的思维形式。程序伦理的三个基本特征是：
第一，程序伦理内含了否定价值独断论的主张，认为道德决定只有建立在平等而自由的程序共识的基础上才具有合法性。程序伦理是一种由厚到薄的推理，这意味着，在解决道德难题时，我们总是从具体的道德情境出发，运用我们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道德感来进行道德论证的。在试图使我们的道德感获得道德异乡人的认同并成为一个普遍化规则的过程中，我们常常试图诉诸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更高原则，甚至最终诉诸“真实的和足够一般的”(罗尔斯语)实在性共识和价值性共识。但在道德异乡人之间(恩格尔哈特语)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原则和共识很难轻易达成，尤其困难的是一般价值共识的达成。这样，一种程序性的共识就势在必行了。可见，程序伦理最终归之于一种平等的论辩，而非权威的压制。该论辩旨在证明这种选择和决定比其他选择和决定更可取，由此来说服对方，令对方信服。这自然内含了否定价值独断论的主张。
第二，程序伦理体现为道德实践中的权宜之计。程序伦理从不期许毕其功于一役，通过提供一个道德普适原则或方法来解决所有的道德问题。它努力去做的是提供一根人们摸索中前进的拐杖和谨慎行动的指南针，或者按照C胡比希的说法，就是临时搭建一个遮风避雨的“伦理帐篷”。这种保守和谨慎的特质，使得并不具有实质道德内容的权宜之计成为伦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专注于具体情境的权宜智慧，最充分地体现在C胡比希提出的七条处理价值冲突的战略中，如个体化处理、平行转移、推迟决策等。概而言之，应用伦理学注重权宜之计，但权宜之计其实也是缓兵之计，它能使我们在伦理的探索中一步一步试探地前进。
第三，程序伦理强调明智、审慎等辅助性德性。汉斯。约纳斯在《技术、医学和伦理》中，就从科学研究、医学进步、器官移植、克隆人、安乐死等方面论述了责任伦理的具体实践，提出节制、审慎等应该成为现代人的美德。节制、审慎是应用伦理学中很重要的德性，但节制、审慎是辅助性的德性，它们在程序伦理中得以强调，体现了当代伦理学的“二线伦理”的特征。
二、群己之外:义务伦理一权利伦理一责任伦理
伦理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给出善恶和应当如否的实质性标准。前者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有价值的生活或人生。后者告诉我们什么是应当做的。如果伦理学的使命不只是宣示规范，而是要追问规范本身的合法性，生活的意义问题就是伦理学的本体论的问题。可见，道德的要求是对人的某一方面本性的自觉表达。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人的潜在而丰富的本性逐渐得以展现的历史，那么，道德的内容就不是抽象的、固定不变的，它体现了人的内在本性在历史中展开的辩证法。如果说伦理学史是人类自我道德的确证史的话，那么，伦理学形态就是与人的本质的展开过程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表现为以群体为本位的义务伦理学和以个体为本位的权利伦理学向以人类为本位的责任伦理学的发展。
以群体为本位的义务伦理学是人类早期主流的伦理学形态。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微小的力量尚不足以对抗恶劣的大自然，人的生存更多地依赖于自然的恩赐，同时，人又只能把个体生命凝结成社群生命以扩大力量，从而获得生活和生产资料。这就必然使得个人完全附属于他所生存的群体决定了个人对共同体的从属性和工具性，个人往往采取自我牺牲的形式来实现人的自我发展。由于个体是没有独立性的，只能以特定的身份和特定的职能与共同体发生特定的社会关系，这种依赖于血缘和职能而不是依赖于个体需要而发生的社会关系，使得人的活动只能以身份为依据，而不能取决于自己的意志。总之，在这个时期，人的生存依赖于自然，人的价值集中于群体人的活动取决于身份，从而使得这一阶段的伦理学必然是也仅仅是以群体为本位的义务伦理学。义务伦理学特定的历史内涵表现为：
其一，道德规范的依据主要是身份伦理。在这个阶段，由于独立自主的个体并不存在，个体既没有避免限制的自由，也没有自主选择的自由，更没有创造的自由，因此，他只能顺从地去扮演一个被规定好了的角色。
其二，道德要求只是表现和确证了人的群体性本质。一方面，这个阶段的人和自然的关系还处在原始的混同状态，作为社会现实道德要求的人类责任仍未有提出的必要。另一方面，个体自主性的缺乏，也使得个体利益的正当性不能成为社会的主要道德要求。显而易见，对人类责任缺乏自觉，对身份道德的过分强调和对个体权利的压抑，是这个阶段的道德的基本特征。
其三，崇尚道德权威。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人的本质体现在对自然关系的依赖上和外在于个体的群体那里，它们会以人格化的实体出现，成为人们道德的权威。道德权威既是现实人格的道德典范，又成为高悬在人们头上的神，故美德伦理学是这个阶段的主要形态。
近代以来，由于人类不断摆脱了对“人的依赖关系”，通过对物的依赖，逐渐地扩展了人本身的“独立性”，使得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个人不但得以摆脱共同体的束缚，共同体也被视为满足个人目的和需要的工具。梅因曾把社会发展的进程概括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其中便内涵了从美德伦理到权利伦理的发展线索。权利伦理学有三重规定：
第一，自主性个体的确立，使得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实现成为人生的主要价值追求。人们相信，个人作为公民必须接受法律和公共道德的约束，自由的边界是不妨碍和损害他人的利益。除此之外，个人坚持何种生活信念，追求何种道德价值，完全属于他个人的私人事务，不受国家和他人的干涉。由此，个体权利成为道德要求的基本依据，权利概念被置于伦理学的核心位置。
第二，权利伦理学在凸显了人的自主性价值的同时，却忽略了社群的内在价值，而且仍然缺乏对人类责任的自觉。一方面，人和人的关系被归结为冷冰冰的物的利益关系，以物为对象建立起来的数理的、经济的、技术的手段，成为把握世间万物价值的尺度，而把无法计算的一切均作为忽略不计的东西予以舍弃;另一方面，随着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人类逐渐忘记了自己天人一体性的本质，人和自然的原始一体关系被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所取代，那种尚在朦胧状态的天人一体的道德意识也被遗忘了。
当人以新面貌即将登场时，责任伦理学就应运而生了。所谓新面貌，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的潜藏着的类本性，逐渐得以展现。所谓类本性，是指通过人的自觉自由的活动而创造的天人一体性。这种一体性关系不但构成人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对象，还是人的自为活动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可见，人的新面貌，必然促成伦理学的新形态，即责任伦理学的诞生。责任伦理学是因应人性的新发展而产生的伦理学新形态，它内涵了传统伦理学所不具有的新的人性维度。
第一，责任伦理学认为人应承担作为类存在的分内之事。这里的“责任”不是指的个体的责任，而是指人类的责任，体现的不是人的个体性和群体性，而是人的类本性。责任有两重含义，即分内应做之事和没做好分内应做的事所应当承担的过失。一般而言，“分内”是针对个体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而言的。韦伯正是从政治家的角色出发，
建立起了区别于信念伦理的责任伦理。但新责任伦理学认为人之为人的责任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即人类整体的责任。在新责任伦理学的视野里，责任主体是人类整体，责任对象是大自然。人类之所以要对自然负责，其根本缘由还在于只有对人类的集体行动具有责任意识，才有可能避免由于现代技术的自我累积和扩张，所可能导致的人类自我毁灭。同时，正是因为人类拥有理性和创造文明的能力，所以应该积极担负起守护与关爱整个自然生态圈的职责。
第二，在责任的认定和承担问题上，责任伦理学强调应由集体承当一种前瞻性的无过错责任。之所以强调由集体而非个体承担责任，是因为现代社会的人类活动尤其是科技活动，往往是涉及诸多主体、诸多环节的集体合作行为，责任的承担只有通过主体间的“普遍连带”的责任承担机制，才可能落到实处。之所以强调责任的前瞻性，是因为责任伦理学是以人类的生存和延续为目的，其基本要求是不拿整个人类的生存去冒险。由此，仅有回溯性的事后责任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事前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预测的前瞻性责任。之所以强调无过错责任，是因为现代社会的科技活动产生的影响或后果具有不可精确预测性，我们即便能断定行动的当下效果，也很难担保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效果。由此，仅仅通过对个体的故意和过错来认定责任，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无过错责任通过社会的连带机制，如保险制度来客观地认定责任，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这一局限性。
可见，责任伦理学和传统的规范伦理学不同，它是内涵了传统伦理学所不具有的新的人性维度的伦理学新形态。
篇2：环境伦理学的正义向度的论文
环境伦理学的正义向度的论文
作为一种理论思潮，环境伦理学的历史并不悠久，这或许会显得其历史积淀不深厚，但是环境伦理学在有限的历史空间中仍然留下了清晰的理论脉络，通过梳理这种脉络，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蕴涵
一、环境伦理学的“正义”转向
理论界一般把20世纪50年代以前看成是环境伦理学的萌芽时期这主要是指，虽然有一些思想家开始在伦理学的语境下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在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风头正劲、生态危机还没有充分显示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思想的社会影响力在当时并不大，这无论对亨利梭罗、约翰。缪尔，还是阿尔贝特。史怀泽、奥尔多。利奥波德来说情形大致都是如此?如作为美国环境伦理学奠基人的奥尔多。利奥波德在20世纪40年代就呼吁人们要树立一种与自然保持平等和谐的新道德观，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多少迎合之声，他的《沙乡年鉴》一书虽然在1949年就己经出版，但是“这本书在图书馆和学者的书架上静静地躺了近。
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西方环境保护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环境保护逐步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始于对生态灾害和各种公害事故的关注，当然这种关注是需要引导和启示的，对西方社会的民众来说，1962年出版的由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撰写的《寂静的春天》一书
在西方环境保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许多民众就是因为读了这本书而变成了环境保护主义者这一阶段所发生的许多事件都会永载于人类环境保护史册之中，如确定了“地球日”，召开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大会，许多著名的环境保护NGO组织纷纷成立了等等这一时期环境保护的主题是“遏制”，即遏制人口的増长、遏制污染的蔓延、遏制工业社会中各种破坏环境的生产行为和生活方式等等这一时期也是环境伦理学的快速发展分化时期，由于有了合宜的社会环境，环境伦理学开始在学术论坛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也形成了基于不同理论基础和价值追求的理论流派，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命平等论、自然价值论、深生态学等等都开始争相确立自己的理论疆域虽然这些理论流派各自所阐述的观点有所差别，但其理论旨趣还是有相同之处的：都注重从某个理论前提出发建构起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都主张扩展传统的伦理学理论界阈，都强调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等等。这一时期的环境伦理学更多关注的是理论上的建构，扩大自己的理论影响力，表现出了强烈批判和颠覆传统价值观的激进色彩。
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变化也带动了环境伦理学的转向，这种转向就是“环境正义”主题的凸现，它表明了环境伦理学的品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它表明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并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它与各种社会问题都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排斥人与自然关系的人际伦理学是狭隘的，那么无视人的社会关系、生存境遇和文化传统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环境伦理学则更失之于虚妄因为伦理学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仅仅满足于理论上的自圆其说的道德理论充其量只是形式的而非实质的伦理学。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非常具体，离开了人的现实生活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陷入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其次，“环境正义”的凸现表明在环境问题上的各种理论争辩实质上都是各种利益关系的纠缠和冲突再次，“环境正义”问题的提出虽然使得环境伦理学减少了一些浪漫的激情，但是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却拉近了，实践性的指向増强了，即増添了一些笃实凝重的色彩
二、“环境正义”的三个口号
“环境正义”问题的凸现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环境权益的关切，而这种关切也就是如何分享环境利益和分担环境责任的问题由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较早遭遇到生态危机的困扰，所以他们也较早地遭遇了“环境正义”问题的纠缠，而这种纠缠主要涉及的是“在资源逐渐匮乏，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少数民族与弱势团体的土地资源被侵占，以及他们被迫承受主流社会的各种废弃物毒害之问题，基于此，在实质上，环境正义主张少数民族及弱势团体有免于遭受环境迫害的自由，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资源的永续利用以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以及每个人每个社会群体对干净的土地?空气、水和其他自然环境有平等享用权的权利”
西方“环境正义”运动首先是从美国发起的，而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白人中产阶级的利益倾向，“NIMBY”实际上就表达的是美国白人居民对环境保护运动的期望，他们希望环境保护能够充分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一一使他们能够远离环境污染和各种环境公害，能够有机会亲近自然，满足自己的审美情趣等等，反对把垃圾焚烧炉和各种有害的工业企业建立在白人社区美国白人的这种利益需要的确通过环境立法和其他途径得到了实现，大部分的垃圾填埋场和焚烧炉、放射物堆放仓库以及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都建在黑人和有色人种的社区中或相毗邻的区域里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以黑人、有色人种和社会低收入者为主体的“环境正义”运动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NIABY’这一口号就表达了他们的期望:与社会所有人平等地享受环境权益，公平地分担环境责任。
然而，环境问题毕竟不是一个国家内部和某个区域的问题，仅仅以协调国家内部利益关系为价值指向的“环境正义”必然是残缺的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迫于国内的压力，开始寻找向国外转嫁生态危机的渠道“在全球每年生产的40亿吨有毒垃圾中，有90%都是由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的，而每年大约有3亿吨有毒废物都是通过跨越国境的方式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4]“第三世界的环境在发达国家输出污染和本国经济贫困化两个因素的作用下迅速退化”[5]这种状况不仅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一些环保组织和人士的高度关注，而且也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警觉，“NOPE’就反映了这种情绪，表达了对“环境正义”的新的看法从上所述不难看出，“环境正义”运动的发展轨迹基本上从这样几个方面规定了“环境正义”的理论向度:第一，国内环境正义，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区域间在环境权益和责任分配、安排上的.公正性;第二，国际环境正义，不同国家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环境权益和环境责任上的公平问题;第三，全球环境正义，如果把地球看成是整个人类和所有物种的共同栖息地，那么“环境正义”还理应包括人类和其他物种、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环境利益公平问题
“环境正义”问题的凸现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给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从实践方面来看，如果环境伦理学要真正回到现实生活世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发挥实际的作用，就不能停留在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而必须善于分析造成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并做出有针对性的价值引导;从理论方面来看，环境伦理学必须提出自己的“环境正义”理论，因为现有的诸多正义理论模型，无论是自由主义的正义观，抑或是社群主义的正义论，都不足以现成照搬来应对环境不正义的问题所以说，“环境正义”问题的凸现也为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要求或契机
三、我国的“环境正义”问题与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环境正义”运动是在西方社会开始出现的，那么我国是否也受到了“环境正义”问题的困扰?
毫无疑问，我国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环境正义”问题，这可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来体现从国际方面来看，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受到了生态殖民主义的侵害，有毒垃圾和有害工业企业也想方设法寻找各种途径在我国“安家落户”。2月25日，美国两个环保组织一一“巴塞尔行动网络”(BAN)和“硅谷防止有害物质联盟”(SVTC)发表了他们联合撰写的长篇报告:《输出危害:流向亚洲的高科技垃圾》，披露了美国正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转移高科技垃圾，这种转嫁生态危机的做法在当地造成了难以逆转的生态灾难报告中描述了我国沿海一些乡镇企业正是通过冶炼和回收“洋垃圾”来作为生财之道的。这表明，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生态利益己经受到了严重威胁，积极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生态权益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从国内看，“环境正义”的问题也通过多个层面表现出来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城乡不公平。“中国环境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中国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城市的环境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的，通过截污，城市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转二产促三产，城市空气质量改善了，近郊污染加重了;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城乡接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加重了。农村在为城市装满'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出现了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和农业环境污染”其次，区域不公平。
“几十年来，中国资源富集的不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将资源输往发达地区，如今积累了发展力量的发达地区却没有给予不发达地区足够的补偿……我们对西部地区不断提出限制发展、保护环境的要求，而保护的成果却主要被发达地区无偿享用。近年来的南水北调?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发达地区环保上的区域不公平是明显的，'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没有得到落实”再次，阶层不公平“从环境上看，富裕人群的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的污染物多，贫困人群往往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富裕人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享受医疗保健，以补偿环境污染给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贫困人群却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因污染而带来的健康损害”[6]这就充分说明，我国生态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为前提。
既然，“环境正义”也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构成了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关键，那么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是否自觉地把这些问题纳入到了自己的视野中了?
我国的环境伦理学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后才有了较快的发展相对于国外的情形，我国的环境伦理学还只能算是一株稚嫩的幼芽。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外部输入”痕迹，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翻译介绍国外的环境伦理学论著来催动国内的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直到今天对国外环境伦理思潮和基本理论的辨析仍然是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种状况能够使得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及时跟踪国际研究动态，但若长期着眼于此，忽视对我国现实生态问题的关注，也会导致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缺少自己的话语和理论立足点，难以找到介入现实生活的路径。
目前中国最现实的国情就是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单边主义肆虐的国际大环境下，加快发展是当务之急在环境问题上，承担全球性的责任和义务是必要的，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更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今天所有的全球性问题都要通过民族化或区域化的转化才能够得到落实。西方环境伦理思潮固然反映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一些基本认识，但是它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现实基础，也有其作用于现实生活的心理背景，所以西方环境伦理思潮对于中国社会的适应性也就必然面临着文化移植过程中的常态问题
所以，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发展在走过了早期的模仿、移植的阶段后，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而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对自己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挖掘，依赖于对我国现实存在的生态问题的自我关注，其中当然也包括对我国“环境正义”问题的自我关注只有这样，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发展才能既具有宽广的理论视野，又具有民众基础和实践途径。
篇3：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景观论文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景观论文
与后现代主义一样，女性主义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最活跃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来源于妇女解放运动，并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中成为一个价值观念和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在人类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一场革命。女性主义伦理学(FeministEthics)便是这场革命在伦理学领域取得的成果。
鉴于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伦理学都是有争议的概念,有必要首先对它们作一界定。我们认为，女性主义是以消除性别歧视、结束对妇女的压迫为政治目标的社会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革命。女性主义实际上是三个层面――政治、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集合体。从政治上说，女性主义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革命、一场提高女性地位的政治斗争;从理论上看，女性主义是一种强调两性平等、对女性进行肯定的价值观念、学说或方法论原则;从实践上讲，女性主义是一场争取妇女解放的社会运动。女性主义伦理学是以女性主义视角来批判，来建构的一种旨在妇女解放的伦理学理论。它要批判的是贬低和歧视妇女的伦理理论和道德实践，它要建构的是男女平等的伦理学说。美国当代著名女性主义伦理
学家艾莉森?贾格尔(AlisonM.Jaggar)概括了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三大目标:1.对使压迫妇女永久化的行为和实践作出道德批评;2.对抵制这些行为和实践的道德上可证明是正当的途径提出建议;3.对推动妇女解放的道德上的抉择进行展望。[1]应当说，这三大目标基本上反映出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历史使命。
基于对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上述理解，本文试图对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渊源、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主流、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特色、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实践主题，以及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前景作一探讨，以此从宏观上勾勒出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图景。
一、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渊源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有两大渊源，其一是它的思想理论渊源，即来源于伦理思想史上的两大妇女观;其二是它的社会历史渊源，即来源于西方社会妇女解放运动的两次浪潮。
(一)思想理论渊源：伦理思想史上的两大妇女观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对性别与道德关系的关注由来已久。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则是批判“父权制妇女观”、继承“父权制批判妇女观”的产物。“父权制妇女观”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它的主要特征是主张“男尊女卑”和男女异德说。
“父权制妇女观”发端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在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以及赫西奥德的长诗《工作与时日》和《神谱》中，都反映出一点共识，即对女性的蔑视和贬低，其具体表现便是把女性看做是“灾星”(如战争及不和的原因，“潘朵拉”)、物件(如战利品和耕牛)，或者是类似于奴隶一样的人，因为女人生来劣于男人，其职能也只限于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没有任何地位。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伦理学中“父权制妇女观”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妇女实际上是介乎于自由人(男人)和奴隶之间的人，绝不能享有与男人平等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男女之间的道德也是不同的，男性主导和女性服从的道德地位是由社会的等级制以及人类灵魂的性质和构成决定的。在近代伦理学中，卢梭集中论述了这种“父权制妇女观”,认为男女两性道德上的差异是由自然本性决定的，是大自然把生儿育女的任务交给了女性。他提出两性在道德上互补，主张男性的品德是节制、公正和诚实，而女性的品德是忍耐、服从、善良和灵巧，而且女性之所以要温柔是因为她生来要服从诸多缺点和恶习的男人，因而，卢梭的这种男女的道德互补是以女性的眼从和忍耐为前提的。
(二)社会历史渊源:妇女解放运动的两次浪潮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也是妇女解放运动取得的积极成果。西方社会妇女解放运动大体上有两次浪.潮。19世纪中期到60年代为第一浪潮，20世纪60年代以降为第二次浪潮。
第一次妇女解决运动浪潮的宗旨是追求男女平等，要求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的合法权利。与此相应，这一历史时期产生的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主要任务是以女性主义视角批评传统伦理思想中歧视和压迫妇女的内容，坚持以男性为标准的两性平等和男女同德说，其主要代表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等人。
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浪潮在“个人是政治的”口号之下，把妇女解放的目标同改造社会结合起来。不仅从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去认识妇女的处境，也把女性主义批判的触角深入到意识形态中去，对各个领域的性别歧视提出挑战。此阶段的女性主义伦理学不再把以男佳为标准的两性平等和男女同德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而是追求一种差异中的平等，并把以女性主义来补充、修正和建构伦理学作为主要的历史使命。
二、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主流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学术探讨可分为两大主流:“破”的主流和“立”的主流。这反映出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宗旨:批判和建构。
(一)“破”的主流: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几个流派
这一主流学术探讨的目标是政治上的和颠覆性的，试图消除社会和各个领域对妇女乃至所有被压迫者的歧视和压迫，更多地关注社会制度、法律和权力问题，在挖掘妇女被压迫的原因、以及寻找解放道路方面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方针和策略，而且更侧重于改造社会和变革意识形态的革命行动。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主流呈不断发展的趋势，而且逐渐形成几个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义伦理学流派，这些流派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以不同的政治观点和哲学基础去寻找妇女被压迫的原因以及解放的道路。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一系列的社会伦理传统和法律阻止妇女进入公共领域，从而阻碍了社会进步。他们求助于法律的变革来争取妇女解放，试图在政治上通过法律一步步地走向男女平等，而且也一直为取得妇女的各种合法权利而斗争，如选举权、个人财产权、受教育权以及平等的工作机会权。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妇女被压迫，妇女解放的道路是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解放生产力，从而使妇女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和解放。它的主要代表也纷纷以马克思主义为社会批判武器，深入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去分析由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所产生的剥削制度，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和阶级斗争的本质，寻求解放妇女和人类的道路。激进女性主义不同意上述两个流派的分析，认为妇女被压迫的主要原因在于她们的性和生育角色。因此，妇女解放不仅要摧毁父权制的法律和政治结构，也要摧毁它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包括家庭、社会和学校。男人对妇女的压迫主要是生理上的，妇女解放需要进行生物学革命，只有现代科学技术才能使妇女摆脱“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最根本的不平等”成为可能。通过发展人工生殖技术以及把生育和养育的任务扩大到全社会便可以做到这一点。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则认为，妇女被压迫的根源在于人类的心理结构，尤其是儿童时期心理社会化的过程。
以上这些流派之间的区分并非是泾渭分明的。此外，还存在着另一些流派，如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现象学女性主义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等，然而总起来说，这些理论都呈现出一个“破”字，不仅要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而且要变革社会。
(二)“立”的主流:关怀伦理学及其他
这一主流学术探讨的主要目标不仅是批判和修正传统的伦理理论，也试图建构起女性主义的伦理学说。它看到以往伦理思想史上女性的“缺席”和“沉默”，看到传统伦理学以男性对女性的取代、对女性声音、体验和利益的剥夺，因而这一主流试图寻找出属于女性的、男性所无法取代的声音和体验，#把它们作为创立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基点。在这种尝试中，关怀伦理学(EthicsofCare)和女性同性恋伦理学(LesbianEthics)尤为突出。
关怀伦理学是伴随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建构在女性主义视角之上的，肯定女性独特的道德体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和相互关怀的一种伦理理论。这一理论80年代在美国社会火爆起来，一时间甚至成为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代名词。它的主要代表美国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CarolGilligan)率先把关怀和女性联系起来，在对西方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人类道德发展模式的批评中，发现了与“公正”不同的“关怀”的声音,而且发现这种声音在经验研究中总是与女性相联系的。她由此认识到，传统伦理学忽视了对女性道德发展的研究，她们或是被置于边缘地带，或是被以一种偏见来解释，或是被从研究男性得出的标准所覆盖。
在批评这一传统的过程中，吉利根建立起以女性“关怀”道德体验为基础的关怀伦理学。另一位关怀伦理学家内尔?诺丁斯(NelNoddings)也相信，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关怀，并以“关怀”为基础提出学校道德教育的理论。此外，关怀伦理学中还有一面独特的旗帜――母性关怀。其倡导者萨拉?拉迪克(SaraRuddick)等人从做母亲的体验来论述关怀，把母亲与子女的关系作为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模式，试图通过母亲式的保护、关怀、教养和爱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
女性同性恋伦理学是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探讨中的又一个独特视角，然而不论是它对女性能动性论述，还是对女性自我创造、女性友谊的说明都局限于女性同性恋者之间,仅仅关注这一群体中人们的体验，排斥异性恋妇女，并不倡导任何社会责任，因而这一理论也成为一种不具生命力的狭隘伦理，在整个女性主义伦理学中始终进入不了主流。
应当强调的是，当代女性主义论理学的两大主流并非呈现出一种各自独立、相互排斥的对立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破中有立，立中有破的动态发展的辩证关系。而且，无论是“破”也好，“立”也罢，都一并汇成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前进发展的总体趋势。
三、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特色
与传统伦理学和当代其他伦理学理论相比，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具有如下理论特色。
(一)关系中的自主性。以往的伦理学家乐于通过自我与他人的分离，人的个体化来认同自我，说明它的自主性。自我越与他人分离，就越具有自主性，越具有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性。因此，在这些伦理学理论中，自我是一个分离的、个人的、二元的、权利等级中的自我。然而，在女性主义伦理学家看来，自我是一个联系的自我，一个人不是越与他人分离就越有自我，而是越与他人联系就越有自我。女性主义伦理学不是要竖起一个纵向的、等级制的阶梯，而是要织出一张横向的、平面的关系网络，自我处于网络的中心向四周发散，网络的范围越大，自我就越有价值。同时，女性主义伦理学也否定与他人分离的自主性，强调关系和联系中的自主性，德国女性主义神学家温德尔曾对此解释说:“我的释义学的出发点是如今女性咨询实践中逐步显露出来的自主观念，它对男人也能够具有意义。这种观念指的并非理性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自主，而是各种联系的内在关联之中的自主。”[3]这种“关系中的自主性”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1.突出了们之间的现实关系;2?突出了人的能力――能够进行自我选择以及计划自己生活的能力;3.强调一种互为主体的自主，要求与人对话和交流，对个人主义的`自主性提出挑战。
(二)情境的氛围。在传统伦理学中，无论是义务论还是目的论，都求助于抽象的和普遍的原则，要求道德行为者让自己的道德体验服从于一个抽象的原则，诸如义务论代表康德的“绝对命令”，或者目的论代表功利主义的“功利”原则。女性主义伦理学并不求助于抽象普遍的原则，而是关注情境。假如A或B为了一个道德决定进行争论，他们的社会背景不同，也有着不同的理想和渴望。在这种情况下，A去做X，B不做X在道德上都可能是正当的，因为这要取决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然而，虽然女性主义伦理学不赞成抽象的原则，但也不等于没有原则。“许多女性主义道德理论拒绝了单纯地依赖特有的道德判断，但一般原则仍被认为是必要的。例如，妇女应得到平等的尊重，以及消除妇女压迫的要求几乎构成所有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M
(三)经验和情感的纽带。传统伦理学乐于把理性与抽象性、普遍性联系在一起，把体验、情感和感觉与具体性和特殊性相联系，并使这两个方面对立起来。而在女性主义伦理学家那里，情感、经验和理性的界线不再是那么截然分明的，“始于妇女的视角，哲学不再需要一针见血，而在于通过经验的遮掩进行思考的漫步。不是为了使事实昭然若揭，而是为了揭示它们模糊的边缘。”[5]女性主义伦理学更突出了经验和情感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例如，诺丁斯强调，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体验他人痛苦的能力，如果一个人能够对他人痛苦作出反应，感觉到他人的痛苦，我们就无需用理性来判断和证明造成痛苦是不正当的。
(四)能力和实践的支柱。传统伦理学主要强调的是道德哲学，它把大部分精力放在道德认识和推论上，因而使伦理学有一个“数学的外表”，一直集中于建立原则和对原则进行逻辑演绎。女性主义伦理学并不把道德看成一系列的原则，而是把它看成一系列行为，强调道德实践的意义。同时，它也把注意力从单一的道德行为转向更广阔的行为者的道德能力。认为道德是一个人以想象力、品格和行为对具体而复杂的情况作出的反应。
四、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实践主题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试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进行重新解说，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研究社会的道德生活,有着十分宽阔的学术领地。目前，在它所涉及的道德实践主题中，下列问题较为突出：
(一)政治伦理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是一种政治伦理，这主要表现于它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批评，以及所提出的改造社会、变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论、策略和实际行动。在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中，女性主义伦理学家已经认识到，性别、两性关系、文化都是社会权力分配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一个社会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反映和维持现存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意识形态，在这种经济政治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也必然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在意识形态体现出父权制特征的社会中，要想推翻父权制，就必须把批判的触角深入到作为父权制一体两面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中去，许多女性主义伦理学家提出自己变革社会的政治理想，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等。关怀伦理学家拉迪克也试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贯彻一种“母性思考”，她相信，“女性主义的世界是一个和平的世界”。
(二)生态伦理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十分关注环境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一个在当代环境伦理学中占居重要地位的女性主义环境伦理学――生态女性主义。它的宗旨在于揭示在人类思想领域和社会结构中，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反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把反对压迫、妇女解放和解决生态危机一并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态伦理学，它承认男性偏见的存在并试图消除它，它尊重生态系统的价值，并致力于保持这一系统，它把人类看成一个生态存在、一种关系和生态的自我。它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父权制社会试图控制妇女和他人的命运?为什么它试图统治自然?在摧毁“父权制生态观”方面，妇女能够做些什么?与环境和谐共存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生态女性主义也试图建立起一种多元的、差异性的、承认自然独立的内在价值、体现出爱与关怀的生态伦理文化。
(三)生命伦理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也对许多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热门话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它不仅以独特的视角回答了许多与妇女相关的生命伦理学问题，如对人工流产、代理母亲、人工受精、生育健康等问题的回答，也对带有普遍性的生命伦理学问题，如对基因工程、克隆人、医患关系、人体实验、安乐死、器官移植等问题作出回答。女性主义的生命伦理学联系性别、种族、阶级和社会政治权力分配来看待生命伦理1问题，为反对压迫、消除性别歧视作出积极贡献。如女性主义伦理学在分析基因筛宋侍馍希更感兴趣于性别在关于生育和基因决定中的意义，因为关于胎儿基因情况的信息都是通过妇女的身体来传递的，它支持这种筛查，要求社会为所有必须进行这种筛查的妇女提供经费支持，同时也担心人们利用这种手段制造“基因贱民”。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的这些视角为20世纪后半叶新兴的生命伦理学理论增添了许多亮色。
(四)道德教育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也冲击了西方社会的道德教育领域。道德教育的前提是描述和理解人类道德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在这方面，关怀伦理学家作出重要的贡献，如吉利根以自己的实证研究证明，以往的道德发展理论忽视了女性，对道德发展规律的揭示也是不全面的。她以“关怀”的道德发展路线，来补充和修正一直在道德发展领域居统治地位的“公正”路线，强调一种成熟的道路应当包括公正与关怀的对话。她的“关怀”路线重铸了对发展的理解，而且也改变了对女性乃至人类道德发展的说明。她的理论在西方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诺西斯也以“关怀”视角论述道德教育问题，强调关怀在学校道德教育中的地位和意义，并对如何进行关怀教育提出对策，她的这一理论在西方社会道德教育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前景
当今时代，以女性主义意识和理论为基础的“性别研究”正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并在各个领域成为显学。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许多高校，包括一些名校纷纷建立起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中心，这不仅使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不断地深化，也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方向和理论基础。乘此东风，女性主义伦理学也成为当代伦理学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它对于理想社会的建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批评、对于剥削和压迫的反抗使其成为社会变革中的中坚力量;同时，它对于伦理传统的审视、对于一种新价值观的倡导、对于普遍主义、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批评，对于生命、生态等现实社会伦理问题的回答都大大地拓展了伦理学的疆域;尤其是它对于以女性为主的边缘人的声音、体验和利益的关注，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范畴对于传统伦理学基础结构的冲击，以及对于伦理学学科本身的建构等都证明了一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女性主义伦理学拥有自己光明的前景和发展的空间。
然而，作为一门新视角、新理论和新观点，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还有许多应当完成的工作。首先它应当准备完成对性别的超越。无论是基于女性“关怀”体验、“母性”体验，还是女性同性恋体验来建构女性主义伦理学，都易于陷入“本质论”的泥潭，使女性主义伦理学天空变得狭小，因而，在目前的历史发展阶段内，女性主义伦理学既要基于性别，又要超越性别，从而为未来的、对性别的完全超越做好准备。从女性主义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特质是反对性别歧视，乃至所有的歧视和压迫。如果这歧视和压迫消除了，女性主义也会自行地退出历史舞台。届时，女性主义伦理学也相应地完成了对性别的超越，目前以女性主义意识和理论为基础的“性别研究”也会随着女性主义的消亡获得新的时代和文化内涵。这些既是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伦理学、性别研究的初衷，又是妇女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美好理想和奋斗目标。
其次，它应当充分地发展自身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后现代主义思维已经破除了传统伦理学中的性别二元对立，以及女性和女性体验、女性利益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它在语境中保持了女性定义的开放性，认为对女性的界定取决于它被讨论的语境，而不是取决于性别或社会体验。尽管这种后现代主义观点使女性成为无固定特征的、无确定性的，无法指称的概念,但它对女性普遍体验、利益统一性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由于女性之间存在阶级、种族、文化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女性体验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
我们能指称出的总是一部分女性的体验,而且描述这种体验需要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的产生也面临各种问题，如由谁来发展这样的语言?谁来认可它是否是适当的?谁能代表女性说话?因此，“女性主义永远不能成为女性的一致经验和利益的产物，因为这些经验和利益没有如此的一致性。女性主义必须永远是在一种具有特殊政治目标的政治运动中女性所结成的联盟，它是一种基于政治利益而非共同经验的结合。”[6]由此看来，那种基于女性的共同体验或一种体验来建构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尝试在理论上本身是有缺陷的，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应把多样性和差异性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再次，它应积极地进行对话。虽然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已经汲取了传统伦理学、当代非女性±义伦理学中的许多优秀及合理的成份，并在自身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中不断地深化自己的理论，但是，处于襁褓之中的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还应继续与不同的伦理理论进行对话。同时，它也应打破学科界限，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事实上，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是在跨学科、跨领域的边缘地带产生的，是政治学、哲学、文学、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生态学等学科与伦理学交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发展也仰仗着各门学科、各个领域的发展与完善，而且它也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成为各个学科、各个领域中的一支奇葩。
以妇女解放和人类解放为己任的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之命运将寄托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女性主义伦理学家最终希冀的绝非是铸造一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大厦，而是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伦理学退出历史的舞台，消除性别歧视乃至所有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既是女性的理想，也是人类的追求。
篇4：学前教育发展向度研究论文
学前教育发展向度研究论文
1.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的保障机制
在进行当前学前教育的发展向度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应该根据当前学前教育发展的基本现状确定学前教育的教学目标和发展方向。根据我国实际教学的情况，我们需要建立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实际发展情况的学前教育制度，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引入更多的社会支持、公共财政支持，让学前教育发展机制有更多的渠道发展，针对教育中出现的问题给与针对性和有效性的解决，真正实现学前教育无障碍、快速、高效的发展。
（1）政府主导
当前学前教育的发展基础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的含义是指在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认真做好自身的工作和履行职责，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调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学前教育有着独揽权，学前教育需要多方面的参与。政府的主要职能有六项，包括：
①制定学前教育的发展规划；
②完善学前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
③完善当前学前教育的管理体制；
④加大学前教育的行政管理力量；
⑤加大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
⑥完善学前教育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政府的主导作用并不是单一的指对学前教育的才能投入和支持，这种理解是片面的。政府只有认真履行好自身的职责，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和支持，才能促进学前教育的蓬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儿童创建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
（2）财政投入
目前学前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最突出问题就是财政投入的不平衡性，其原因是各个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和促进学前教育的发展，政府应该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才能投入和支持，让公共财政为学前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物质上的有效保障。学前教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对于发展过程中薄弱环节需要加大财政的支持，例如学前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学前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等等。相对而言，农村的学前教育情况要比城区的情况较差，对于这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应该加大学前教育的建设和普及，帮助弱势群体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和积极性，把多方的力量集合起来共同促进学前教育的快速发展。
（3）公办民办
随着学前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同时外界对学前教育体制的争论也逐渐增多。争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学前教育是民办还是公办，在经过多年的探讨和实践，根据我国教育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向度，我们既要坚持政府在学习体制上的主导，又要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资源和力量，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把两者隔离开来。政府的主导作用有利于把握学前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性质，民间资本的加入会成为学前教育发展的新兴动力，促进学前教育的蓬勃发展。新时代的教育是需要符合实际国情的，目前我们应该坚持以公办为主、民办为辅的`方针，促进公办民办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在正确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支持和扶持力度，发挥学前教育的最大作用。
（4）规范管理
目前的学前教育发展中存在着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着儿童的学习和成长，因此教学质量问题需要快速的解决。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学前教育需求在不断增加，而实际中的教学资源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这就造成了问题的出现。在过去的几年中，民办的学前教育所占的比重较大，这有利于缓解我国教育压力，但由于往往操之过急而学前教育的普及力度在不断地加大，因此在教学质量上便没有有效的提高。对于这种状况，政府应该做出及时的调整和规定，把学前教育工作和管理进行规范，严格控制办学行为，对收费标准进行规范管理，还包括开设幼儿园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以及园长和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对于学前教育过程中，还应该加大对幼儿园的监督和引导，可以让家长对幼儿园的教学进行监督，对出现违反相关规定的现象进行及时的反应，帮助民办幼儿园的工作个管理正规化，提高幼儿园的教学质量和整体质量。
2.总结
综上所述，学前教育制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是一项宏伟的工程，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发挥多方面的作用，确定正确的学前教育发展目标和方向，完善学前教育的发展机制，在共同的努力下把我国的学前教育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促进我国学前教育的全面、高效地发展阶段。
篇5：元伦理学的发展论文
元伦理学的发展论文
摘要：道德哲学家都试图把自己对道德语言释义模式强加于非自然主义或情感主义。而不是靠对道德语言的经验观察来分析理解他们。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使用的‘语义’一词，可以这样来下定义：一个字的含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他认为，我们不可能制定一种对语言的一切用法都具有共性的语言标准。
关键词：未决问题论证； 情感主义 ；非认知主义
在漫长的伦理学发展史上，规范伦理学一直占据着主导或统治地位，它是研究人们正确的道德行为规范或行为的应然性的理性反思活动，它试图回答究竟什么东西使得一个行为或规则成为道德的行为或规则，它努力发现在各种道德行为和规则背后的根本的或者最高的原则，它企图找出隐含在各种行为背后的共同的道德属性。总之，规范伦理学试图从理论上回答我们道德上究竟应当怎样生活的问题。但当代西方伦理学家们大都对传统的实践伦理学家们的工作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建立在未加分析和未加澄清的概念之上的。
当代伦理学家盖伯特指出：“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缺乏对伦理学概念的和认识论的问题的探索。这些问题是人们在考究道德论辩和探索应用正当或不正当的规范理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概念问题因道德术语和主张而生，认识论问题源于道德确证的可能和特性。”{1} 他还认为：“元伦理学可以界定为对于抽离了具体内容的道德规则，道德标准，道德评价之本性证明，合理性，真理的条件和性质的哲学研究。它将道德或道德原则作为其研究对象。”{2} 让伦理学研究做出这种从“实质”到“形式”的转向的第一人是G。E摩尔。
19，G。E 摩尔（G。E。MOORE，1873―1958）《伦理学原理》一书的发表，是一件“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事件”{3} ，它“标志着20世纪伦理学革命的开端”{4} 。
摩尔的研究和分析指出，早先关于伦理学问题的着作中的大部分观点是极其混乱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在理解伦理学问题之前就尝试对伦理学问题作出回答。于是，对某一具体的说谎行为，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有人认为这一说谎行为是善的，有人则不这么认为。所以，摩尔认为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善”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获得了决定伦理学判断真假的证据，就能解决伦理学中的争论，判断谁是谁非。
《伦理学原理》中的核心部分是“未决问题论证”，摩尔试图通过它来证明“善”是一种单纯的，不可定义的，非自然的属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摩尔的论述只涉及到“善”（好的）一词的意义，并且认为“善”是不可定义的，但他并未强调我们不可能对那些实际好的东西进行描述。摩尔自己就认为“房事的快乐是善的”{5} 。但“房事的快乐”“快乐”并不就等于“善”的定义。
摩尔的论证有诸多问题 ，{6}但对他的最直接的批评就是：有人提出了对“善”的定义。如情感主义，规定主义，准实在论等等。
第一个提出完整理论反对摩尔对“善”的不可定义的说法的大概就是文学评论家的C。K奥格登和I。A理查兹。奥格登和理查兹写道：“‘善’被认为是一个独特的，不可分析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伦理学的主题，我们认为，‘善’的这一独特的伦理用法是一种纯情感的用法。{7} ”他们在1923年首次发表的《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meaning）这本着作中，基于他们对于语言的研究，认为用来表达我们思想的符号既可以表达词的原义，又表达情感。他们认为，科学的表达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量普通表达是象征地使用语言，以便传达周围事物的信息。在这种语言的使用里，有一参照符号即我们所涉及到实物。例如我说“长江大桥长X米”，那么我便是在进行某种表达，即在用符号来记录或传达一个参照符号，并且我使用的说明符号在理论方面应该是可以检验的。然而，在情感语言里，我们并不是在力图传达自己的主张，而仅仅是表达或试图激起我们的情感和态度。这两位作者认为，由于没有注意到语言可能经常从情感上运用，而不是象征地运用，所以哲学家已经被引入歧途，他们尝试去发现如“美”“善”这些词所涉及的某些事物，而不是去发现明显地符合这种准则的事物。所以，他们不再讨论作为唯一的，模糊的，不可分析的，非自然的“善”一词的含义。奥格登与理查兹认为，在具体运用方面，由于象征意义和情感意义通常是混在一块儿的，因而区分两者便显得困难。但他们坚持区分两者是一种趋势，会便于更加清晰地使用和理解我们的语言。
在从奥格登和理查兹到A。J艾耶尔期间的哲学家一直都在致力将这两种区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细致化。如布雷斯维特（braithwhite），W。H。F巴恩斯。后者认为，一个社会中关于价值判断的争论产生于对同一问题持两种不同观点的矛盾。这种争论不可能通过推理来解决，而只能通过改变对方的态度来解决。
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最具创造力的”哲学家之一。其哲学思想可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逻辑哲学论》为标志，关注的主要是逻辑语言分析，后期以《哲学研究》为标志，提倡日常语言分析。{8} 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是“事实的总和”，是一切实际“事态”的存在。逻辑是描述原子实在的表现形式，事实的“逻辑图画”就是思想。而思想不过是有意义的语言或命题，语言与实在的关系是一种实在的逻辑描画与实在的事实表现的关系。并且他认为，全部哲学就是一种“语言批判”，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清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工作主要是由解释构成的。为了达到清晰和准确的目标，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的功能和界限问题。他认为人类可说的东西即有意义的命题或表达是有界限的。{9}
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维也纳学派即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艾耶尔，史蒂文森，它们继续发展了伦理学情感主义理论。按逻辑实证主义，一切有意义的命题，或者一切有可能证明或者证实的命题，要么是经验的命题，要么是分析的命题。艾耶尔，逻辑实证主义的.领军人物，也是伦理学情感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试图证明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经验，即所有的综合命题都是经验命题，并且一个命题的意义，是其自身证明的方式。即陈述一个经验命题意味着陈述用来确定命题正确与否的观察。那么这个观点所面临的难题是：伦理学命题似乎是综合命题，但伦理学话语经验上有无法证实。伦理学判断中“道德的”“善”或“错误的”之类的谓词所断定的属性并不存在与对象之中，其意义也不包括在主词的意义当中。那么如何解释看似综合命题的规范性的伦理学命题经经验上无法证实呢？艾耶尔对伦理学话语考察后的结论是：伦理学命题根本就不是有事实意义的命题，伦理学语言的目的只是用来表达或者激起情感。摩尔认为伦理学的基本概念是单纯的，不可还原的，非自然的属性，艾耶尔也认为伦理学判断里根本没有有意义的概念。
有许多对情感主义伦理学的批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并不关心对情感注意的修正，他们只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如果情感注意理论被广泛接受，那它将有损于社会，它会损害我们对文化的传统道德原则的信心。“人们或许会认识到一种断定所有的道德判断仅是没有意义的情感的表达的理论会加剧人们传统文化价值观点崩溃，但在此，正确评价任何哲学理论对（非哲学家）普通大众的实践影响是困难的。并且，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最具有创造力的进步都被许多危及人生存的社会传统价值所拒斥。”{10} 无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我想艾耶尔的意图是正确的，即更清楚地表明什么伦理争论的本质。
只是，艾耶尔的情感主义除了对之一些不“专业”的反驳之外，还面临这样一些问题：（1）怎么样避免道德上的对错完全依赖于大脑状态的问题！如果道德上的正确与错误完全依赖于我们大脑的主观状态。因此，如果我们的情感变了，这是否意味着道德上的正确与错误也因此改变了。小时候我并不喜欢吃香菜，但我现在喜欢吃了。这是对香菜的情感的变化，以前不爱吃香菜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我以前觉得说谎（杀人）是正确的，但现在认为说谎（杀人）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一定会觉得以前的道德判断是错误的，而不单单是一种情感的变化。（2）怎样解决人们之间的道德分歧！持同一种价值观的人们之间可以产生真实的道德分歧，但这种分歧只不过是事关事实问题的分歧，人们可以用论证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然而在采用不同价值观的人们之间，当涉及到纯价值问题时，只能求助于谩骂！“费雷格―吉奇”问题，界定道德情感的问题，等等。
继艾耶尔《语言、真理和逻辑》一书，史蒂文森于1945年发表的《伦理学与语言》，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详尽，最精确的情感伦理学理论的代表作”{11} 。史蒂文森十分乐意承认他的观点继承了艾耶尔的情感理论。他的工作也更多的是为艾耶尔的观点进行辩护而不是中伤和诋毁。但同时，他也提出了三个不同于艾耶尔的观点：
（1）像艾耶尔，逻辑实证主义的纯情感主义者，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个经验命题的含义是其证实的方式，从而简单地把伦理学排除在科学之外。他们对于道德语言的用法做了过于草率的分析，仿佛“他们是在贬低和怀疑伦理学的价值”{12} 。艾耶尔还认为形而上学，神学和伦理学都是无意义的，是语言使用混乱的结果，所以他反对把规范伦理学作为一种特有的哲学研究。史蒂文森认为，我们使用语言的目的，有事是为了描述，即记述，说明个人的观点或传达某种信念――这种用法体现了科学的特性。但有时，我们使用语言的目的是一种动态的目的即为了宣泄情感，创作诗歌，激励人们的热情。如果我们仅仅把“语义”限定为“语言对象”，那么语言的动态性用法是毫无意义的。在史蒂文森进一步区分语言的目的过程中，认为语言的“描述意义”与“信任，想象猜想以及假设”等心理活动密切相关。而把“情感意义”定义为“一种由于这个词在情感领域的历程中，需要激发思想的内涵，或者需要坦率表达观点的内涵。这与描述，表明态度的表达明显不同。”{13} 史蒂文森认为，信念是思考，猜想和假设的结果。而态度是我们接受信念的情感反应。信念与态度的划分是史蒂文森分析的基础。“道德分析的中心问题――我们总是说‘这个’问题――是详尽地说明信念与态度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的问题。”{14}
（2）史蒂文森关于道德问题的论证，会引起观点和态度上的分歧，但这不会使道德问题成为伪问题。语言的两种主要用途――描述性和动态性，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争论。一种是关于信念的争论，这种争论关心“如何真实地描述和解释问题”，另一种争论是关于态度的争论。这种争论则关心“如何赞成或反对，以及如何通过努力逐渐形成态度”。根据史蒂文森的观点，道德争论表现为态度的争论。史蒂文森认为态度的争论则可能是有信念的分歧所引起的，所以必须解决信念的分歧来消除态度的争论。由于理性因素和情感因素的这种联系，我们就有可能解决“纯价值问题”的争论。
（3）艾耶尔认为规范的道德判断“既不可能是真的，也不可能是假的”，这是因为他没有看到道德判断的描述意义。史蒂文森声称“更加准确和清楚的说法是，一个道德判断可能是真的或假的。”{15} 史蒂文森发现，具有共同的价值标准的人们进行道德争论，只需诉诸道德判断的描述性成分，就能够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论。可是“一个祈使句和其证明理由之间的关系与一个描述性语句和其证明理由之间的关系，两者是不同的。后者是一种逻辑关系，前者是一种心理关系”。 {16}正因为一个道德判断与其证明理由之间没有逻辑关系，所以“任何讲话者对能够改变态度的任何事实的任何陈述，都可用来作为支持或反对一个道德判断的证明理由。”{17} 所以，对同一事实陈述具有不同的心理反应即态度――没有共同价值标准――的人之间，道德争论是不可能的。但“假如人们关于X抱有共同的信念，他们是否对X持相同的态度呢？”如果答案是可定的，我们就很有希望取得道德问题争端的统一吗？但即使对任一事实陈述都具有相同的心理反应，相同态度，是否还是有一些态度上的分歧并不是有信念的不同造成的？换句话说，具有共同价值标准的人，对于相同的道德问题是否仍可能持有不同的态度？这些都是史蒂文森没有回答的问题。
“史蒂文森最大的贡献，也许莫过于他说明了规范伦理学判断包含着描述性和情感性两方面”，{18} “善”除含有一种表示说话者赞同和容易博得听者赞同态度的情感意义之外。“这是善的”，这句话还含有这个东西具有性质（或关系）X，Y，Z。。。。。。意思。并且史蒂文森发现了“善”一种他称之为的“引导性定义”，即我们在情感词的意义不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条件下改变其描述意义。我们可以引用黑尔对这个同样发现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合适的单身汉”这一词语在两个世纪里面发生的变化，作一种过于程式化的解释，来说明这个过程。如果说某人是合适的，那么，在18世纪，获得了一种描述性意义。人们就会认为他拥有浩大的土地庄园，或许还有爵号头衔。然而到了19世纪，人们却会有这样的标准：他出身并不高贵，但他却很合适，因为他一年有3000英镑的公债收入，而且在他父亲死后，他还能得到更多的钱。{19}
对经史蒂文森修缮过的情感主义理论的批评依然是很多的：
首先，对信念与态度的区分，是史蒂文森分析的基础。但有人就指出史蒂文森的划分与实际不符：他们认为“史蒂文森没有认识到信仰的统一或者对实际问题的看法，正像依靠道德的统一一样，也要依靠态度的统一，至少信念的统一是首先没有争论的双方一直接受逻辑一致性的原则。接受这样的一个原则就叫做‘认识的态度’，因为它不是从逻辑原则得出的，正如道德判断的证明理由一样，任何支持这种‘认识态度’的理由与‘认识态度’本身的关系，是心理关系而不是逻辑的关系。”换言之，按逻辑做出的决定，其本身不是一种逻辑必然性的决定。
其次，如果没有对信念与态度的区分，史蒂文森的其他观点就丧失了最根本的基础。这其中首先是“引导性定义”的概念，史蒂文森认为，在道德词的情感主义不发生实质变化的条件下改变其描述意义。然而哈佛大学的亨利。D。艾肯教授，与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杜威都认为所有情感意义都依赖于描述意义。{20}
R。M黑尔在《道德语言》中一书中，主张“规定性”作为道德陈述的基本特征。而反对将“赞成态度”作为道德陈述的基本特性。并且黑尔将“告诉某人某事”与“使某人做某事”区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过程，前一种是命令，是道德语言最基本的特征，而后一种情况则是具有宣传性，含有“说服”的意思。简而言之，黑尔认为道德判断更像是一种命令，道德语言是一种规定语言。
参考文献：
[1]路德？宾克莱，二十世纪。 伦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8）
[2]史蒂文森，伦理学和语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4）
[3]孙伟平，伦理学之后。 江西教育出版社，（5）
[4]陈真，当代西方规范 伦理 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
篇6：苏联伦理学研究发展论文
苏联伦理学研究发展论文
出现这种趋势，一方面是由于伦理学研究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髙，另一方面是由于应用伦理学的不断发展。如果说60年代的苏联伦理学是克服片面地对道德问题进行标准的通俗解释时期，而70年代前半期是理论课题向深度和广度大大扩展的时期，那么1976年以后则是伦理学研究的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并在掌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方面，揭示了许多新问题。
近年来伦理学研究探讨道德对现实的能动关系。道德是从精神和实践两个方面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承认人这个道德主体的能动本质，重视确切说明有关道德的结构和功能的固有概念。道德结构旣要研究道德意识与人的活动、道德与行为的相互关系，也要揭示道德意识的各种内在成分——道德命令、动机、个人立场——辩证的相互作用。只有对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持深刻的辩证法立场，才可能揭示上述各个成分相互作用的特点，并使之在明确行为评价方法L具有实践意义。
关于道德关系的范围在扩大，例如加强了人与自然、文化和科孕进步关系的道跑方面的研究。只有在把道徳S作是社会普遍利益的特殊表现方式和实际保障的寸候，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内容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当代生态状况的特点在于，它起码需要动员道德机构来充当自然环境保护的条件。
在人性和道德问题上，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理解出发，严肃批判了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对人所持的唯心主义和自然主义观点，特别是批判了他们对道德做自然主义论证的企图，对道德的调节功能的研究更全面了。注意到了道德要求是种种矛盾规定的统一：第一，道德要求必须以自愿的、个人负责的、自觉和独立做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为前提，并促进这类前提；第二，这种要求应以普遍利益和下述行为为目标：这些行为是非利己主义性质的，但又能肯定个人的价值.研究者提出了一个社会监督的道德形式的.特点问题《不能单纯将其归结为，仅仅保证行动符合禁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些个人在习惯上和传统上，较之不普遍接受的行为价值和行为准则上，更能彻底地和大量地表现社会需要的东西。因此，道德调节整个来说要超出社会监督作用。因此，研究道德调解不可能脱离开人这个道德直接主体的积极性。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道德调解就是个人屈从于通行的行为规范的无个性机制，并且迚说这足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这是荒谬的。道德发挥调节人们行为的功能，无非就是参与个性的一般形成过程，道德的积极的社会作用，就是发挥、振动和提高个性的伟大道德力量，近年来的一系列着作都很重视上述个性形成过程的各个方面的联系，这不是偶然的。
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特点之一，就是要在个人的水平上探讨伦理学问题。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对道德积极性的主体A面，进行更加具钵的分析，有可能给“道徳反省”这个被人忘怀的概念恢复权利和做出新的解释，并对“个人道德”、“道德结构”、“交往道德方面”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行研究。对标志个人道德发展高峰的“个性的道徳完整性”这个范畴进行研究，是饶有兴昧的。
近年来，专事描写行为规范或伦理学的个别范畴的着作越来越少，研究者提到应当运用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埋学的资料，在广泛的哲学一社会学范围研究规范问题。
为了广泛深入地研究有关道德的现有科学观念，学者们越来越注重这一复杂现象的方法论研究。
由于总结了许多具体调查材料，从而弄清了造成各界居民道德意识发展不平衡的儿种因素a这些因素有：年龄、教育、生活经验、工龄、精神伏态、性格和支配业余时间的方式^所有研究人员一致认为,苏联各界居民道德发展水平不一致，这和阶级状况并无关系，而足仅仅I'Hj接地反映了次要的社会差别，即表明各社会集团掌握社会主义精神文化财富的不平衡.伦理学界至今也没有写出深刻1全面地研究现阶段道德领域的矛?的人部头着作，尤具没ft研究口头承认的道德规尥和某一部分人的实为之间的矛盾的着作。
伦理学中的管埋问题已经提到了道徳教育的首位。理解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进程（其屮包占道?教育）的特点，为道徳管理规定各科“工艺”上的协调关系，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应用伦理学不应被看作是一种“应急的”研究水平，而恰恰是根据经验进行的研究。强调管理问题在应用伦理年中占首要地位，认为这是应用伦理学地位的最一般的决定者。
篇7：行政伦理学图景中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向度的论文
行政伦理学图景中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向度的论文
行政人的伦理道德问题是行政伦理学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而“现实的人”及其存在方式是理解行政伦理学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人学是关于人的科学理论，它从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以及人的发展等多个角度为理解行政领域中的人提供了新的路径。以人学为向度的行政伦理学研究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科学内涵。
关键词：行政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人学；现实的人
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是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伦理。从历时态来看，行政伦理可以理解为凝聚在过程诸环节中的伦理，即有行政之处即存在伦理；从共时态来看，行政伦理是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在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所具有的行政道德理念、行政制度规范以及行政道德行为的总称。伦理的社会基础是利益，但作为公私利益观念体系的行政伦理则更加关注权利义务关系，而权利义务关系的施动者是行政主体即行政人员个体及各种行政组织，且行政组织伦理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一个管理者，我如何才能防止本组织的成员从事不道德行为?”因此，无论是动态上还是静态上，行政人员伦理是行政伦理的关键性要素。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品行对自身的行政行为以及完整意义上的行政组织行为都影响深远，行政伦理的落实最终必须以“现实的人”的视角来推进并以人的特征及其“类本质”来考量。因此，“现实的人”构成了行政伦理学的出发点；另外，马克思主义人学实现了人学历史上新的哲学范式，它也为理解行政伦理中的“人”提供了新的方式和理路。
一、行政伦理学的起点：现实的人
作为行政人在公共行政领域内的伦理体现，行政伦理学主要关注的是行政学意义上的人在行使公共权力和处理权利义务关系时自身行为所凝炼的道德价值。从“现实的人”来看，也即在处理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权力与利益关系时，它所体现的对“现实的人”的个体存在形态、群体存在形态以及类存在形态的伦理关照。
(一)作为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的“现实的人”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实践是理论的源泉。行政伦理学兴起的直接动因是行政实践中突出的伦理问题，且单纯从实践或理论领域都无法达成现实的目标，因此，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为必然。从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来看，其先后经历了科学管理时期、行为科学时期和管理科学时期等阶段。二战后，公共行政领域内的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分析模式一直是主流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国家内部社会矛盾突出，那种在行政研究中忽视“价值”的模式在挽救危机和解决矛盾时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于是，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基督教神学、民族主义、绿色运动、女权运动逐渐发展，自由、平等、正义、民主、人权等概念与思潮再度引起关注，公共行政领域从最初推崇事实上的“效率至上”逐步过渡到不再拒绝“价值”讨论；“水门事件”的发生，撬动了行政伦理学在美国兴起的契机，此后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改革则使改善行政伦理成为一种世界趋势。这样一来，伦理价值开始重新作为行政活动的普遍理念和行政行为的重要标准。因此，从人学的视角来看，尊重人的人格与价值并体现公共行政与公共服务组织的价值，将伦理目标作为行政人员履行职责的行为的价值导向等实际上都是人们对自身的现实生存环境反思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是“现实的人”的现代性症候与生存境遇转化开启了行政伦理学的前行航向。
从整体发展历程来看，行政现象与行政活动可谓错综复杂、光怪陆离，而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则为理解行政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钥匙；以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将“现实的人”确定为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前提，并强调社会政治过程产生于“现实的人”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而他们理论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里的人并“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主义人学将人放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揭示了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等基础上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现实关系，给“人为何成人”这个重要论题提供行动指南，并从生论的角度为理解行政伦理学开辟了新的人学范式。
(二)“现实的人”之存在方式
在人的存在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人学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理论的革命，并返归人类自身寻求在实践基础上的'人之现实存在。在马克思那里，个人具有三个层次的存在形态：人作为人的“类存在”；人作为群体意义上的社会存在；人作为个人的个体存在。其中，人的社会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在人的三种存在形态中起着中介的作用。这是由于劳动不但创造了人本身而且还是人类的本质活动，人们为了生存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然而，当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在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时，人们必须以相互协作与建立联系的形式才能在大自然面前体现主体性并实现人的“类存在”。因此，“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必须通过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中介并在社会群体的主体性中才能历史地实现作为“类存在”的人。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一个发展的活的有机体。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是物质生产、人类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统一，而处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国家的组织活动”即构成了行政；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活动即国家意志的执行与贯彻。然而，“每一个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在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道德准则是以利益关系为根源的，而公共行政作为脱胎于国家和社会并对社会有机体中的行政领域进行的管理活动，在提供稳定而公平的秩序供给的同时，它同样必须解决利益问题――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问题，抑或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问题。由于现代行政过程中的国家意志大都由行政人员执行，因此，行政人员及行政体系在社会有机体中的道德实践使得道德准则不断内化并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逐渐强化，而且这一过程贯穿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历史发展之始终；由于权力与利益关系的处理即对于“国家的组织活动”并不能单纯地作为工具性、自发性秩序存在――公共行政牵涉到稳定而有序的秩序供给，牵涉到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社会群体的主体性，牵涉到作为“类存在”的人之整体的自由、平等与幸福道德追求与伦理需要，所以诸如正义、公平、审慎、责任等行政领域的道德观念与伦理关怀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即作为行政管理活动而存在的人，行政管理的存在方式即“现实的人”之存在方式，而“现实的人”的社会存在也决定了行政伦理的存在。
二、人学基础上的行政伦理学
主义人学的“出场”实现了传统入学的感性生存本体论的价值转向，它更加强调人的现实本质、人的主体性与价值、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这样一条实践人学的道路为理解行政伦理学的生成方式与内容开拓了新的视域。
(一)“人的本质”是行政伦理学生成的根本前提
与马克思对人的三种存在形态的论述相对应，人的本质也是人类的“类本质”、社会群体本质以及个体的本质三者的统一。作为类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自由地自觉地活动”；作为社会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个体的存在，人的本质是实践基础上的“理性、自我意识”。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逻辑思路，以人的方式生存是以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前提的，因此，从物质动因上来看，“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然而，“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作为实践之集中表现的劳动不但创造了人本身，也是人类的本质活动；而且社会化的劳动是人类劳动的基本形式，社会出现在劳动过程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生产和交往的过程中，人与社会之间存有统一的辩证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的实践存在，人把活动的对象变成客体，同时自己成为主体的存在。人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了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人在个性上的差异与个体本质。由此观之，个人的个性本质是在社会本质与“类本质”的基础上形成的，孤立的个人在转化成现实的人的过程中必须采用社会关系这一特殊组织形式才能成为现实的人。
在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此处的社会关系是包含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在内的复杂的社会交往关系，伦理关系作为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系统的组成部分，是蕴藏于社会生活并受社会关系制约的一种社会秩序。公共生活的规则与秩序以及共同的道德要求反映在行政领域，即体现为行政个体对行政领域人际关系的道德内化和社会整体对行政人员的道德确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人的本质更多地体现的是资产阶级属性，体现的是对人性的扭曲与压抑；在这一类“虚幻的共同体”中“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在这种导致人的本质异化与劳动异化的社会形态中，站在人的社会本质基础上来反对资本主义“实然状态”的观点俨然成为行政伦理生成的根本前提。
(二)“人的价值”是行政伦理学生成的价值准则
人的本质存在于现实性的社会交往之中，这种特殊的存在和本质决定了人的价值与意义。而在人的价值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人学认为，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对人自身而言是辩证统一的；每一个人既是目的又是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做自己的手段相互利用。”因此，从人类整体而言，人通过自身对自然存在物的能动性创造活动使得物具有了满足人的需要的价值属性，这实际上是作为社会的人通过创造价值的活动满足自己需要的功能。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即“大写的人”，人既是社会的工具又是人自身的工具，社会是目的而人自身也是目的。就人类个体而言，个人既有自身的需要，也有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因此，个人同时是目的和工具的统一体。
现代工业社会的到来萌发了人类对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狂热崇拜，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社会治理结构之典型形式，现代官僚制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社会组织形式的“合理类型”，“官僚制的挺进也摧毁了并不具备这里所指的理性意义上的支配结构。”用而现代行政过程中的官僚体制同样是理性的，非人格性控制着它的行为。实际上，这种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要求相契合的形式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价值理性相背离的，它在否定价值理性的同时将手段变为目的，使人变为工具继而丧失了人自身的价值，因此，“人的价值”理应复归为行政伦理的价值准则。
(三)“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是行政伦理学生成的应然要求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人类历史是“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历史。从唯物史观来看，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祥地”而人民群众则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非但如此，作为历史的“剧中人物”与“剧作者”之辩证统一的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人们在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过程必须体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因此，人以能动的、自觉的、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来表现自身的同时，人也在不断地对生产活动的加工和改造中，使得自身在人和世界、社会的关系中获得了主体性地位。“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像任何社会活动一样，行政活动也以“现实的人”为承担者。作为社会存在物，行政体制、行政机构、行政发展等客观存在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对于行政人员而言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人也是主体规定性的存在物，行政人同时又可以从创造价值活动的自为性出发，运用自身的主体性力量去创造与开发新的行政环境。尤其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生产力的发展迫切地要求突破“官僚制”并恢复“服务”这一价值理性；至此，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开始生成，并进一步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规范提出要求，而作为“剧作者”与“剧中人物”之辩证统一的行政人员的主体性则必须得到高扬。
(四)“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是行政伦理学生成的理想导向
从根本上说，社会发展即人的发展，而且由人的活动的总和所构成的社会历史也是通过实践不断地实现人的价值与自由的过程。作为追求自由的存在物，人类在实践中努力地掌握必然并争取自由，而这一追求的最高境界即全体人类的解放。从社会历史领域来看，“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也就是人类的解放，它包括人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思想上得到解放等等；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则是在消除了物对人奴役和人对人的奴役基础上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在追求自由和争取解放的过程中人本身也得到了发展，“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作为对行政过程中行政人行为的伦理价值关照，行政伦理学中必然涉及行政行为的归宿与目的问题：对依附型及工具型行政人格的摆脱、行政伦理观的正确定位、实现社会理想与行政理想的有机统一等问题都必将会涉及到人的问题。因此，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采取人的全面发展的这一形式来实现行政发展，是行政伦理学的发展导向。
三、行政伦理学的人学使命
“人类对于道德确定性的本能欲望不可避免地将与那些穿越时空且具有多重现实性的道德群体相冲突。只有一种断然且有成效的运动――它不仅把一组独有的普世道德准则施加于全球居民而且使任何随时间推移而演化的道德信仰都被迫消融，才能最终调和冲突双方的关系。”从“现实的人”来理解行政伦理的生成使得行政伦理学被赋予了新的人学意蕴并成为一种卓有成效的“运动”，对人的本质、价值及地位的理解为道德实践中冲突的调和提供了普世标准。
从本质上来看，作为意识形态的行政伦理是对后工业社会“现实的人”之生存境遇转化的回应，也是行政人员道德实践的“应当”。由于现实社会中行政人员的存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即社会人，另一方面他又作为一种公共权力的执掌者而存在即行政人；这样，在公共行政领域的道德生活中。社会整体对行政人员的道德期望以一种社会理性的方式内化为行政人员的行为准则，而行政人员在遵循这一道德规范的前提下形成了对道德实践的独特理解并渗透了自身的非理性因素进而外化为具体的道德行为。在这一主客体双向互动的过程中，行政伦理关系的具体性使得行政人员可以达到与公共利益的完整融合――在服务公益的同时展现人的本质与生存意义并确认了自身价值。行政管理的目标就是使“现实的人”能够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使社会运作体制与方式从控制人与奴役人转化为解放人与开发人，使得“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所以，在行政伦理的道德实践中必须始终围绕着保障人的权利与平等、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而展开，必须以“现实的人”为中心并为人的发展需要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篇8：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与儒学的振兴
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与儒学的振兴
当代生命伦理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物学、医学领域，但这门学科产生之初，就超出了自然科学范围成为关系到整个人类未来命运的重大课题。生命问题的紧迫性和现实性、其引起的价值冲突与规范冲突等等，使这个兴起不到半世纪的学科备受关注。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的人文科学，对于生命伦理问题进行了积极回应。在回应生命伦理问题的过程中，儒学自身价值系统得到了展示，使儒学重新走向了现实生活，同时儒学也提高了在当代社会的`应变能力，自觉融入全球一体化发展浪潮之中。
作 者：臧乐源 徐庆文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刊 名：中华文化论坛 PKU英文刊名：FORUM ON CHINESE CULTURE 年，卷(期)： “”(3) 分类号：B82 关键词：当代生命伦理 发展 儒学 振兴篇9：当代西方的德性伦理学运动论文
当代西方的德性伦理学运动论文
本文从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主旨及扩展为一场运动，提示出以人的幸福昌盛为宗旨的伦理学，即应当从德性、情感的角度，来发现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为什么生活会有意义。
一、当代德性伦理学的缘起
对于伦理学的探讨，一些是规范的，另一些是非规范的。基本规范伦理学(Generalnormativeethics)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应当接受哪些基本规范来指导和评价行为?为什么?”伦理学理论试图认定和判明这些规范。与之相对应的非规范伦理学，是关于事实上或概念上“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的研究。它也有两大类型：描述伦理学和元伦理学。描述伦理学是道德行为和信念的事实研究，它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们如何推理和行为;元伦理学涉及到伦理学推理的语言、概念、方法的分析。
近代以来，道德哲学的争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一直是规范伦理学的两种形式：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m，它们都关注正当行为的最终标准问题。康德伦理学关注的是义务责任，是从先天原则来制定的道德法则和道德形而上学的整个体系;它关注是什么引导着我们的行动(为)，而不关心我们的行为将被引至何方。对康德来说，最重要的事，不在于达到一个实体性的H标，而是根据我们意志中展示的特性而行动。最高的善，是由我们行为自身的内在结构决定的。尽管我们的正当行为会使我们自己和他人幸福，但这并不能使得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是善的。康德的结论是：除了善良意志，没有其他无限的善。功利主义(后果论是其当代形态)，是一种目的论伦理学。它认为，评判行为是否道德，要看它是否达到了一定的效果。道德只是达到终极善的手段和保障这个善的一种战略，这种善在道德确定之前就界定好了。道德要求对个体或族类的成功生活进行指导，以保证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得到满足。
对这两者构成挑战的是德性伦理学。“德性伦理学”最初作为一个词语提出来，是为了与规范伦理学相区别，专指德性或道德品性的探讨，它的出发点在于强调是否能帮助人们慈爱或仁慈，以促进一种“共同感”的道德品性观念,」2」德性伦理虽然古已有之，但在近代曾被忽视了多年。作为一种对古代探讨的复兴，它是当代道德理论的最新进展。
1958年，英国女哲学家伊丽莎白?安斯库姆(G.E.M.Anscombe)的著名论文《现代道德哲学》，被公认为是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同时发动批评的檄文。在文中，安斯库姆率先批评了现代意义上的“后果论”，并在当代哲学中首次提出德性伦理的主张。对安斯库姆来说，“行为不是为了满足你的任何愿望，而是因为这样做是道德上正当的”这样的教条，不仅不是好的，实际上还是有害的。所谓的“原则”或“责任”致命地成为了一种目的自身，不再与人的需要、欲望、情感相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有一些讨论涉及到德性，但还都没有折回到古希腊。逐渐地，在大学用书中开始出现“德性伦理学家们会说什么”的话题，但它也没有被认作是伦理学的第三种方法，而只是对少数几个有趣的要点的强调，如“道德主体的动机与品性”[3]。
麦金太尔把安斯库姆的分析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他看来，近代以来的西方现代性没有从历史中继承任何一种伦理传统，而不过是彼此冲突的传统的一些碎片。在向奥林匹克金牌获得者致敬时我们是柏拉图式的完美主义者;对战争中伤残等级分类时我们是功利主义者;在宣称对财产拥有的权利时又是洛克主义者;在实现仁慈、同情和平等的道德价值时是基督徒;在主张个人自主时，则又是康德和密尔的追随者。由此导致道德哲学中直觉的冲突，使人们感到困惑。80年代初，随着麦金太尔的《德性之后》、阿兰?布鲁姆的《美国心灵的封闭》、妮尔?诺丁斯的《关爱》等著作的出版，德性伦理学渐渐形成声势。
二、“德性伦理”的主旨及其特征
德性伦理学之所以异军突起，主要是为了解决西方自近代以来的道德传统出现的难题，解决不断出现的背离与矛盾，以试图找出重振道德的良方。他们认识到，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道德破碎的时代，是一个没有了德性，处在德性时代之后的时代[4]。
德性virtue,来自拉丁文vir(男子气概的)，希腊文为arete,指具有某方面的能力、特长，在荷马史诗中指各种优点。德性伦理学认为，“德性是人类为了幸福、欣欣向荣、生活美好所需要的特性品质。”[5]“德性是人类后天获得的性质，拥有和运用它，能使我们获得内在于实践的那些好处;而若缺少了它，则必定会阻碍我们得到这类好处。”[6]人类具有特殊的本性，即我们都有特殊的目的和目标——成为有德之人，我们的行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人为什么不能说谎?为什么诚实是一种德性?是因为这样做会有好处吗?是因为它促进了一般的福利吗?还是因为我们必须靠信任生活，不然就会分崩离析?
在德性伦理学看来，“说谎是错的”，不是从权利正义的角度，不是因为它侵犯了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违犯了“别人要受到尊敬的对待”的规则，而是因为“说谎是不诚实的”，而“不诚实”本身是“恶”，是一种坏品质。我们是“理性的动物”，因而我们行为的独特方式就不能等同于其他动物也可能拥有的方式。这样，区别于人和动物的，不是行为上的差异，也不是准则上的差异，而是因为我们是“人”，是主体上质的不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种行为可以没有德性而成为正当的，但一种行为要能够有德，则必定是由心灵的正当状态实行而来。正当的行为、正当的动机都在一个有德性的行为中展现出来：“有些人做了公正的事情，却不是公正的人。这样看来，人们须具有某种品质，使每一由此而来的行为成为善良的……德性造成了选择的正确性。”[9]德性伦理学与其他伦理学进一步的区别，可以从罗莎琳德?荷斯特豪斯(RosalindHursthouse)概括的几个特征[1]当中更明晰地看出来：
第一，德性伦理学是作为一种“以行为者为中心”(agent-centred)的伦理学，而不是“以行为为中心”(act-centred)的伦理学;第二，它关心的`是人“在”(being)的状态，而不是“行”(doing)的规条;第三，它强调的问题是“我应该成为何种人”，而不是“我应该做什么”;第四，它采用特定的具有德性的概念(如：好、善、德)，而不是义务的概念(正当、责任)作为基本概念;第五，它拒斥把伦理学当作一种能够提供特殊行为指导规则或原则的汇集。这样，基于行为者的德性伦理学，就是从个体的内在特质、动机或个体本身所具有的独立的和基本的德性品格出发，来对人类行为做出评价(不论是德性的行为，还是义务的行为)。在这一总的倾向里，作为一种运动的德性伦理学，当然也有细节上的差异。
三、德性伦理学运动
德性伦理学一反统治近代西方数百年的主流伦理学，另辟蹊径，使反主流伦理学形成了声势，演化为一场名副其实的“德性伦理学运动”，而与近代以来的义务论、功利论鼎足而三。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较早期的安斯库姆、费丽帕?福德(PhilippaFoot)，扛鼎的有麦金太尔、努斯鲍姆，相呼应的则有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Williams)、约翰?麦克多维尔(JohnMcDowell)、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Slote)，以及后起之秀罗莎琳德?荷斯特豪斯、朱丽叶?安那斯(JuliaAnnas)。他(她)们在这一领域的努力，使德性伦理学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麦金太尔无疑是德性伦理学的领衔学者。他的《有依赖的动物：人为什么要有德性》()一书，通过一个演绎的结构，论证了人为什么要有德性。他认为，人类与其他有智力但无语言的动物都具有一种动物本性，我们人类至今仍然保持着这样一种动物的统一性;但在人类自身，也存在着依赖性，渗透到人类生活中的脆弱与无能力，使我们对他人都有着难以挥去的依赖。因此，“为了兴旺发达，我们既需要那些具有独立的和可计算的实践理性功能的德性;也需要那些能使我们接受依赖他人的本性和范围内的德性。这两类德性的获得和实践，只有在我们参与到奉献和索取的社会关系中，才会可能。这些社会关系是由自然法的规范所决定和部分地界定的。”[11]在这里，共同的善，就是既需要独立的、实践理性的人的德性，也需要接受的依赖性的德性。人类共同体就是在这种联合、互相依赖、给予和收受的关系中，来实现共同的利益。理性的探索则服务于并部分地构成了这种共同的利益和善。
以芝加哥大学玛莎?努斯鲍姆为代表的中年学者，更侧重于对斯多亚主义的研究;他们借助于对古希腊哲学和文学的探讨，在西方的影响如日中天，无疑代表着德性伦理的强劲未来。《福祉的脆弱性》、《欲望的诊断：希腊化时期伦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等都是其备受瞩目的力作。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校区哲学系余纪元教授称玛莎?努斯鲍姆为德性伦理学领域无疑最有前途的代表。她在亚里佐那大学的同道、著有《幸福的道德》一书的安娜斯指出，对于人生的幸福来说，仅有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是不够的;亚氏理论有他的弱点，而斯多亚学说也有其优点，值得由此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自然主义学说[⑵。
迈阿密大学的迈克尔?斯洛特教授，为德性伦理的推广做出了贡献。1992年，他推出的《从道德到德性》一书，初步奠定了他具有亚里士多德倾向的德性伦理学说。1995年，由斯洛特作为德性伦理学的代表，与分别代表义务论、后果论的学者M.巴伦、P.帕蒂一起，在蒙那什大学进行了辩论式的对话讲座，讲座稿由负有学术盛名的Blackwell出版社于出版，书名为：《伦理学的三种方法：一场论辩》。19，由斯洛特和罗吉尔.克里斯普(RogerCrisp)编辑出版了《德性伦理学》的代表文献选读，将自1958年安斯库姆的檄文以来至新秀罗莎琳德的重要代表文献尽收其中，成为广受欢迎的教科书。
斯洛特是一个在德性伦理学立场内不断修正其出发点的人物。他的早期著作《从道德到德性》是以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场写的，但他后来更侧重于从苏格兰情感主义的哲学中汲取养分。他的新著《来自动机的道德》，“沿着道德情感主义的线索来发展德性伦理学”[13],由休谟和哈奇森道德情感主义的激发而发展出了情感德性论。认为道德判断并不描绘被如此判断的事物的性质或关系，而是表达了做出如此判断的人胸中的情感，这样它们在本质上就是情感的而不是认知的，也不是某种“理性的指令”。斯洛特基于“关爱”动机，为“纯形式”的德性伦理辩护，提出“关爱也能发展出社会公正和一般社会道德的多种观念。关爱的伦理并不是传统的男性探讨如契约论、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补充和植人”[14]。女性主义者卡罗尔?吉里根(CarolGilligan)在《不同的声音》一书中也提出了关怀的德性伦理，认为关怀的伦理是可以自成系统的融贯体系。
上述各种德性伦理所做出的种种探索，都力在证明道德的根基就是人本身。正如皮彻姆所说：“在道德生活中，人们考虑最多的，常常不是不断地固守原则或规条，而是更倾向于可信的品性、善良的道德感和依据真实的感情行事。”[15]在德性伦理学那里，道德的根据又重新回到了行为主体。它的崛起，说明了道德不只是公共的规范，而是也包括了个体或团体自愿接受的道德品性与道德理想。
当然也有对德性伦理学的批评声音，如认为它在某些解释和说明上有时是不完整的;它无法充分地解决在应用伦理学中出现的悖论，如问题，?它不提供一个需要禁止的行为的细化列表，而是聚焦于一个好人的一般观念，对特殊的事实却几无言说。总之，德性理论是天真的，在复杂的境况中是难以实践的。
篇10：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向度论文
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向度论文
[摘要]“全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于6月1日至3日在东南大学召开。首先，与会者就艺术学学科的发展现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其次，专家们还就艺术学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以及艺术学学科发展中的具体的现实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此外，中国传统艺术、民俗艺术的拯救、艺术的通识教育等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与会者通过反思和总结，提出中国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向度，表达了进一步深化艺术学研究的迫切愿望。会议决定由东南大学牵头筹建中国艺术学学会，对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学科建设
由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云南大学艺术美学研究所、《文艺研究》编辑部、《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联合主办的2007“全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于6月1日至3日在东南大学榴园宾馆隆重召开。会上，来自文化部艺术教育司、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同济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和东南大学等国内近30所高校的60余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就艺术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首先，专家们就艺术学学科的发展现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凌继尧(东南大学)认为，艺术学学科建设应该理清学术研究与学科研究的关系问题。区分学术研究与学科研究的方法是确立学科的研究对象。二级学科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最简单地说就是四个字：艺术一般，或者艺术普通。艺术一般有两层意思：第一是研究艺术的一般原理。如果研究家具设备发展的趋势，这是设计艺术学的研究，如果以家具的设计为例研究艺术与科技的关系，这就是艺术学的研究，因为它研究了艺术的一般原理。第二是跨门类艺术的研究。现在韩剧在我国青少年中很流行，研究韩剧是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研究韩国服装是设计艺术学的研究。这两者都属于门类艺术学的研究。而如果研究韩流，这是跨门类艺术学的研究，因而是艺术学的研究。彭吉象(北京大学)提出目前二级学科的艺术学应该与门类艺术学并列并区别开，并建设性地提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根据国别的不同可以区分为中国艺术学、美国艺术学、俄罗斯艺术学等。
就学科构架而言，陈池瑜(清华大学)认为，艺术通论、通史的建议应该基于艺术理论专题、部门艺术特征、艺术风格与形式等问题的基础研究成果之上。徐子方(东南大学)以世界艺术史的原始艺术、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三大历时性板块为立足点，确立“三段(原始、古典、现代)七期(蒙昧、巫术、神话、宗教、人生、现代、后现代)”的艺术史分期构架，从而为人类艺术发展脉络的把握提供了一个宏通式的认识架构。陶思炎(东南大学)以民俗艺术学的研究为例，说明了学科的概念界定、研究体系、理论支点和研究视野。曲春景(上海大学)针对目前艺术学学科的分类方法的弊端，提出艺术研究应有新的分类方法。何平(东南大学)提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模式正在经历一场转变，由过去的单向逻辑的演进变为艺术与各要素间复杂互动的综合研究模式。
在艺术学学科的研究方法上，黄惇(南京艺术学院)指出，清醒地、适当地、有选择地借鉴西方成果、思想、观念和方法可以使我们避免重复，缩短艺术学学科的建设时间。蒋永青(云南大学)提出艺术学学科可通过内在研究、外在研究、历史的研究、理论和历史的交叉研究而将学科的研究深入下去。刘道广(东南大学)认为，掌握若干个相近文化圈的艺术欣赏倾向的田野调查资料，可以超越个案本身，清楚理出相对广阔的地方文化圈艺术欣赏情趣的发生原点、发生影响的关捩点，流布脉络，变化外因等等一系列逻辑关系。艺术逻辑发展的研究，是需要不断的补充实证资料才能逐步完成的。王廷信(东南大学)认为，艺术史在观念和体例上都非常难以打通，关键是要找到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作为力度支撑点，否则只能是空谈。杨道圣(北京服装学院)提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建构艺术理论并提出四个方面的尝试性方案。贾涛(河南大学)认为艺术学的研究需要从艺术学科本身的规律出发作更为专门化的研究，因此需要艺术创作的技术背景作为支撑。高兴(山西大学)围绕艺术史学及其研究领域提出建立广义的艺术史学。张曼华(东南大学)认为艺术学研究方法的明确及应用将极大地推动美术理论研究在新时期的发展。反过来，艺术学方法落实到基础学科的研究中同样有助于艺术学学科的完善。
专家们还就艺术学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周星(北京师范大学)提出四种新的学科设置方案，争取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以促进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徐子方(东南大学)认为艺术学学科建设必须科学、合理地整合各门类艺术，同时应重视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考虑到培养目标、学识基础和就业前景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建议设置本、硕连读的七年制的二级学科艺术学专业。田川流(山东艺术学院)探讨了艺术学学科范围内专业方向的设置和建设问题。朱存明(徐州师范大学)就教学的审美属性问题深入进行分析。马卫星、李颖(哈尔滨师范大学)针对我国二级艺术学研究生教育中的考试制度、生源质量、教学体制、课程与课题、毕业生就业等问题进行了剖析。古兰丹姆(上海体育学院)结合自身教学实践，阐发了全国体育学院艺术学专业办学的现状。
此外，艺术学学科发展中的具体的现实的问题在会上得以探讨。黄悼(南京艺术学院)提出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我国普遍遇到生源、教材等方面的难题。目前艺术学的生源有两类：门类艺术学的学生和非艺术学学生。无论哪一类学生都不能立即从事宏观的、整体的、跨学科的研究。艺术学缺乏经典文献，这些问题都是我国艺术学建设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周华斌(中国传媒大学)以“大众文化时代的广播电视”为题，提出广播电视艺术学应本着雅文艺为本，俗文艺为用的原则，为专业艺术留有一席之地。
此次大会有若干专题研究引起广泛的关注。第一个专题是中国传统艺术、民俗艺术的拯救问题。金丹元(上海大学)提出，中国的文论、诗论、画论、舞论都具有共通性，要对其进行理论上的拯救和学理上的总结。王亮(山西大学)结合山西民间音乐的现状，分析了我国民间艺术总体衰微的原因。第二是艺术的通识教育问题。蓝凡(上海大学)主张通过通识教育，培养出有风度、有教养、有意趣的人。王宁(苏州大学)结合自身高校艺术通识教育的实践，以高校戏曲通识教育为例，提出艺术通识教育首先要解决“兴趣”的问题。林少雄(上海大学)从独特的视角，阐释当代艺术教育对教师素养的要求，把艺术学科教育纳入到素质教育和新时期教师素养全面提高的整体框架中。朱恒夫(同济大学)探讨了艺术教育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主张通过“民族艺术教育”推动和谐进程。
专家们通过反思和总结，提出中国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向度，表达了进一步深化艺术学研究的迫切愿望。刘纲纪(武汉大学)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刘先生总结出中国艺术史观不同于西方艺术史观的几个基本特色，主张通过借鉴西方的理论，系统地整理、分析、研究中国的理论，并把它具体应用到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中去，通过对中西方艺术史研究的追溯和对艺术学发展的趋势的科学展望，提出“未来世界艺术学研究的中心在中国”的命题。彭吉象(北京大学)指出中国艺术学的特点和中国艺术学的独特精神，它们是：“道”、“气”、“兴”、“舞”、“悟”、“和”。因此，中国艺术学的研究显得特别重要。陈池瑜(清华大学)认为中国古代书画、诗文、音乐理论都是丰富而精辟的.，我们必须重视和重审中国的古典艺术学，从中吸取营养，研发与转换及建立新的艺术学学科。立足于中国艺术及理论基础的中国艺术学应成为发展中国艺术学学科的主力军。凌继尧以“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问题为例，说明：当下艺术发展的状况为跨门类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李荣有(杭州师范学院)对艺术学学科的未来发展研究进行了展望并提出切实的建设方略。黄悼(南京艺术学院)指出建立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的三条建议：第一，从理论和思想上，作出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新贡献；第二，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艺术，尤其是中国传统艺术，开拓思路，丰富研究视野；第三，从中国艺术和文化研究的主体来认识中国艺术的特征，避免中国艺术成为研究的客体、一个完全由别人替代自己说话的他者的状况。张伟(鲁迅美术学院)论述了建设创新型国家视域中的艺术理论创新问题，他认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艺术需要创新，艺术理论更需要创新。张敏(上海大学)则将艺术符号问题作为切入点，提出：艺术符号学需要克服纯粹化抽象化倾向，走向历史具体；中国特色的艺术符号学需要在逐步规范中坚持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艺术符号学需要独立思考，在广泛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姜耕玉(东南大学)作了题为“中国艺术质之趣的形态特征”的发言。通过“韵趣”、“神趣”、“意趣”等中国古典艺术独特的艺术形态理论阐发了中国艺术质之趣的形态特征。以深入的理论研究阐发了中国艺术学学科所具有的特色。与此类似，郁火星(东南大学)阐发了儒家思想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说明：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廷信(东南大学)提出，只要艺术存在，只要“什么是艺术”这个问题存在，艺术学就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梁玖(北京师范大学)提出“审艺学”的概念和论证。康尔(南京大学)提出艺术文化学的发展应该接受社会需求的引领，并以此对艺术学的发展方略给予借鉴。社会需求的引领包括：无处不在的社会表述、普遍开展的素质文化教育、比比皆是的另类表述(如胡戈“一个馒头的血案”)。
闭幕式上，文化部教育科技司社科处陈迎宪处长作了主题发言。她从全局性的高度指出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发展态势和广阔前景。如随着国家指导思想方面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及其政策措施的不断深化和调整，“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构建”等建国方略的提出，相关部门对艺术学科的投入和十几年前相比有数倍乃至十几倍的增加，艺术学课题的设置、申报量、立项量也大幅度增长，这一切都显示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积极性和国家对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支持力度。她的讲话在与会者中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反响。此外，这次大会还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子，他们大多是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艺术学博士生。他们的发言或提问体现了当代青年思维的敏锐性、活跃性。
2007“全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南京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国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向度，会议决定由东南大学牵头筹建中国艺术学学会，对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篇11：女性伦理学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论文
女性伦理学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论文
相信新道德，就有新道德的产生，这是伟大的女权主义者波伏瓦的一句名言。20世纪70年代后，女性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兴起。它的主旨是以女性的视角来肯定自己，改变一直以来受剥削和压迫的境地。本文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例对从教育、就业、婚姻、家庭四个主义方面对妇女被压迫的行为作出道德批评。呼吁男女平等的迫切愿望。
女性伦理是女权运动推动的产物。由此以女性视角出版的女性伦理的书籍开始出现，其中较为代表性的有由易银珍等著的《女性伦理与礼仪文化》和屈明珍著的《波伏瓦女性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作为新时代的女性，从书中的观点深刻体会了从古至今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较深，封建传统思想遗留下来的伦理道德问题，对一直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的起源和表现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古代压制妇女人性的例子太多了，明清时妇女缠足、封建苦不堪言的节烈观。即便到了现代社会也仍有残余。当代女性与科学关系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女生的智商脑子不适合学理科，科学家中女性所占比例也极小。中国传统的清明节，烧纸钱的任务只能男性来完成，女性烧纸钱死去的亲人拿不到的说法依旧存在，认为男孩是传宗接代，重男轻女思想。父权制的思想下诸如此类的行为甚多。
本文主要从女性在婚姻、教育、家庭和就业四大方面取得的成就突破和待解决的问题，以及当代社会应该如何对待女性及其女性伦理学的发展和启示。
一、教育上
在传统道德观念里，古代女子一直遵从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认为女子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只需要学会一些最基本的女工、识得些字罢了。我们知道孩子的未来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家庭的教育，而母亲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对孩子未来品格、能力的培养是相当重要的。波伏瓦指出，社会不给女人提供任何发展与完善自身的机会，却把孩子交给她，把“最精致、最严肃的任务---塑造人，托付给她，这实在是荒谬绝伦”。;波伏瓦认为，这种境况中的女人，感情是不平衡的、不理性的，她有可能会滥用自己对孩子的特权，把对社会的不满、对男人的怀恨发泄在孩子身上。孩子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他的重要性对社会不言而喻。而他的教育有很大一步跟取决于他母亲的教育。所以一个女性无论作为自己还是母亲的角色，教育对她们都至关重要和必不可少。
二、就业上
中国传统的观念是男主外女主内，女人负责在家带孩子，打扫卫生。即便女性在近代逐渐可以走出去寻找工作，受教育的程度有限，也大多是进入工厂工作。收入不高，技术性要求不强。那么男性对她们经济支持上的诱惑便是形成女性依赖男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低收入的女工想要过上物质充裕的生活，靠自己的工资远远不够。她若是满足于靠工资度日，这意味着她不能享受娱乐和被爱情拒之门外。如此境况下，要求她们要学会独立和自尊自爱，这是在给她们灌输苦行主义的道德，极其不具有说服性。其实女性在做家庭主妇的时候，每天的生活除了买菜、做饭拖地打扫卫生，每天重复着一样的任务，毫无创造性和自主性。她渐渐与社会脱轨，需要过向老公索取和毫无自主性的生活。可即便在当今社会，女性的就业依然存在歧视。好多企业不招收女性的现象也不在少数。认为工作强度和工作性质，女性的就业面还是小于男性。
三、婚姻上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直是古代对婚姻的原则。女性没有自由选择权。她们因各种政治家族或传宗接待的原因嫁给一个甚至完全不认识的男人。是对女性人性的压抑的道德。现代社会允许自由恋爱，主张婚姻自由。女性更加像是个独立自主的存在，她不再只是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她可以有和丈夫商量家庭事情的权利，她不再仅仅是个附属品。但是在年龄和性别上差异还是存在的。尤其现在社会男女比例的失衡。所以婚姻中也可以看到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似乎社会给女性不公的待遇却又要求女性更高的道德要求。
四、家庭上
对于女性比较苛刻的要求向来是中国传统礼教一以贯之的做法。三从四德。三从指幼从父，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古代女子的一生似乎都是一个“从”字贯穿一生。是一种就像波伏瓦所说的“绝对他者”的存在。我们需要进行的正是对这种绝对他者的道德批判，强调女性区分开做人与做女人的区别。在当代中国的家庭，接受教育程度高、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女性的家庭地位明显高于偏远地区和贫穷落后地方。这也正是经济发达区域女权意识和女性主义伦理学发展的较为早和完善。偏远落后地区女性，家暴甚至与她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男性在外面工作不顺利或者心情不好，回家动手打妻子，这样的行为是极不道德的，是没有将对方看做一个与他平等的.人看待，女性由于体力上不及男子，遭受更多的男性对其身心的摧残，这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不过早前国家已经颁布了第一部家暴法，它的出台标志着社会对女性的关注，而且家暴的事件也在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减少，这是女性伦理学在当代获得更好发展的又一佐证。
通过对这些许女性伦理学书籍的研读，让笔者了解古代到现代女性伦理的发展史和取得的进步。古代对女性道德的忽视与压迫这种糟粕正在被渐渐剔除，近代启蒙思想以及中国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后，女性明显在就业、教育家庭等各方面的权利得到重视，她们的女权行动合理的道德呼声正在被渐渐采纳，这是值得欣喜的。可是我们还是能看到当今男女不平等现象的存在，需要逐步完善，防微杜渐，努力消除女性身上存在的道德不公。男女真正的平等，不是毫无差异的平等。而是根据各自的特点和差异各司其职，实现真正的分工和各尽所能的平等，而不是互相的排斥与歧视。这样充分尊重人权、女权的民主社会才能实现。对于女性伦理道德的要求才能更加人性化和合理化。
篇12：当代书法现状及发展论文
当代书法现状及发展论文
中国书法深受历代人们的喜爱。从甲骨文、石鼓文、金文（钟鼎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法一直散发着艺术魅力。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表征，是最纯粹的中国本土艺术，带着浓郁的东方世界风情，是中国人特有的艺术修养与审美观念的体现。在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发展中，书法艺术一直在其自身范围内发展与变化，烙有深深的民族文化的印记。中国书法的发展至今已历经千年，堪称中国艺术瑰宝，国人为其自豪。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中国书法在当今社会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一、中国书法现状
（一）当代很多人对书法认识模糊不清，存在一定观念误区
当代人学习书法，或致力于书法艺术，解决认识问题、观念问题都是一个基础，技法层次的问题可以通过训练来解决，但观念是根本性的，弄不清楚则不免南辕北辙、事倍功半。而当代人对书法艺术及书法学习存在很大误区，通常包括：1.书法就是写字，临帖、描红即可。这是当代常见的对书法认识的误区。书法学习者认为书法就是写字，模仿古代著名书法家的笔法就可，勤能补拙，完全可以“无师自通”。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书法是一种艺术形式，是文化的承载，是文化内涵的外在表达，同时需要传承与创新，一味地模仿无法实现的。2.书法学习可以速成。有些人认为，学习书法简单容易，抽出时间一年半载就可以把握。这是严重的对书法艺术认识不足的表现。3.忽略书法艺术的`文化性，单纯写字，不注意文化修养，理论学习。
（二）当代书法教育不规范，严重影响书法艺术传承
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倡导，人们对书法的学习热情已有较大提高，特别是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书法艺术培养比较关注。然而，社会上的书法学习情况却十分堪忧，儿童书法培训班良莠不齐。很多培训班一味追求效率，希望学生尽早拿出作品，给家长有所交代，急于求成，不注重书法基础，导致很多初学者走向误区，直接影响其深入的艺术学习之路。
（三）当代书法流派繁多，书法业界混乱
书法艺术初学者的环境堪忧，书法业界也存在混乱的现象。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一直是业界关注的话题。如何创新？何为创新？在创新中如何彰显创痛？一系列的问题在业界激烈讨论碰撞。当代书法流派各异，同时出现些书法人，认为显绝、怪异为书法艺术，完全不顾艺术传承，以博得社会关注。这严重背离了书法的审美鉴赏。书法艺术需要延续传统，规范字体，在传统书练习的基础上，融入个人性格，融会贯通才会创作艺术美感。
（四）过度依赖科技手段，书法艺术被忽视
社会发展，科技发达，人们对高科技的依赖已经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了传统习俗、文化，对书法艺术的影响亦然。人们对文字的运用已经从传统的书写逐渐过渡到电脑文字处理，沟通、交流、办公等手段也以电子设备为主，提笔忘字已经成了常见的社会现象，写对字，写好字，写书法对大多数人来讲，似乎变得越来越难。
二、中国书法发展趋势
（一）重视书法艺术，加强文化宣传
书法作为我国独有的民族文化，荟萃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在其发展历程中，不仅因其独特的雄浑之美使迁客骚人为之醉心，也因其秀逸之美而深受文人墨客的青睐，让普通大众认识书法艺术，规范书法艺术，成为社会发展的当代国家必须重视的事情。作为中国艺术的瑰宝，国人必须有对书法最为基本和正确的认识，有最真切、真实的学习与掌握，而加强文化宣传就是实现这一想法的重要手段。
（二）规范书法教育，研讨义务教育阶段的书法学习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书法教育改革已成了时代的呐喊和教育的主旋律。现在国人学习书法多是在对书法有所认识下的自发行为，因而范围较小。推进书法教育要研讨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书法学习。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书法学习，一方面师资质量有所保障，确保了对书法启蒙的纯净；另一方面，在儿童文字书写的初级阶段，书法教育可以规范其书写，深入其认识。
（三）引导传统书法传承，规范书法艺术创新
传统是创新的基石，只有真正深刻地认识传统，把握传统的精髓，才能实现创新。北宋书法家米芾在掌握晋书圣王羲之和唐代颜真卿笔法后，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笔法风格，为后世称颂。当下书法家金中浩先生在研修魏《郑文公碑》，与唐颜真卿《勤礼碑》，融入个人性格，形成鲜明的个人书法风格。
中国书法艺术是国家的财富，是国人的自豪。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将书法艺术传承和发扬。正确面对当今社会的书法现状，怀着虔诚的心态推广书法学习，开展书法创新是当下必须做的事情。
篇13：当代生态农业发展模式论文
当代生态农业发展模式论文
1江北区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现状和特点
1.1发展现状
江北区现有耕地约6700hm2，山林4000hm2，是宁波市老三区唯一被誉为“米袋子、菜篮子”的区。全区农业人口8.7万人，共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52家。尽管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进展较快，但受传统种、养殖习惯影响，目前全区种植、养殖业仍呈现规模较小、数量较多的状况。粮食复种考核面积6700hm2；葡萄、梨、柑橘、杨梅、西瓜等水果种植面积超过hm2，其中慈城产的白茶、微型盆景与洪塘产的葡萄、蜜梨等林特产品知名度较高；蔬菜种植面积近1333hm2，专业从事蔬菜种植和销售的专业户涉及全区19个村700多户；拥有各类畜禽养殖大户400多家，年产生猪6.5万头，存栏奶牛700多头，生产各类家禽200多万羽。20种养殖业产值达4.86亿元，是全区农民纯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1.2主要特点
1.2.1常规农业的重心逐渐向西部地区集中，规模户不断出现
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全区种养殖业逐渐向慈城的乍山、妙山和庄桥的费市片集中。仅慈城和庄桥的水稻种植面积就占全区水稻种植面积的90%以上；平原水果和花卉苗木则主要集中在洪塘和慈城；养殖业也基本集中在了这些区域。随着城郊结合部一大批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小规模养殖场先后被关闭，规模化万头猪场也随之诞生，并配套建成了沼气池、有机肥料加工厂，使昔日废弃的排泄物得到综合利用。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5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负责人，逐步成为全区农业生产的骨干和领头人。
1.2.2现代农业技术不断得到推广应用，生产条件不断改善
农业害虫非农药防控技术的示范与推广是现代生态农业的一大亮点。通过将杀虫灯、防虫网、性信息素、色板应用于蔬菜等作物害虫防控，改变了农民大量使用农药的种植习惯，是农业害虫防控技术的一大突破。另外，以大棚、滴灌技术为重点的设施农业，既增强了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又提高了农业产出水平。与此同时，随着各级政府不断加大以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的涉农投入，一大批山、水、林、田及沟、渠、路、河道经过综合维修和整治，农田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抗灾能力大大提高。1
.2.3生态农业和现代农业建设相结合，休闲农业发展步伐加快
全区规划建成了市级以上农业标准化示范区11个，其中申报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3个。农业龙头企业蓬勃发展，年产值500万元以上的加工企业达25家，其中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9家，通过各项管理体系认证的.有20家，其中ISO系列认证的有14家、HACCP认证的有5家。农业品牌化和无公害生产技术水平有新突破，农产品品牌获得全国驰名商标1个，省、市著名商标12个；市级名牌称号14个；完成有机食品申报3个、无公害农产品认定11个、无公害产地认定6个，无公害农产品产地面积达到550hm2。与此同时，利用近郊和山水资源的区位和资源优势，都市农业园区、五星绿野农庄、三勤的白茶源、毛岙生态村、洪塘的万亩水果基地等农业企业，依托农业与旅游相结合开发出了系列休闲农业项目，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的附加值。
2江北区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与工作思路
2.1发展模式根据江北区发展规划和人多地少的现状，未来江北区推进现代生态农业建设，应以“促增收、求效益”为立足点，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3种：
2.1.1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生态农业模式一是发展现代设施农业。通过设施改良改造、土壤地力提高及引进新品种，充分利用大棚设施种植高效率的经济作物，推进现代设施农业的发展；二是开发冬季农业。积极利用冬闲田开发种植马铃薯、油菜等成本低、效益不错的经济作物，以及紫云英等冬季绿肥，或种植黑麦草从事畜禽和鱼类养殖，既可减少化肥用量，又可提高土壤地力；三是推广科学轮作与套种技术。如蔺草与晚稻相结合的免耕技术；利用果树冬天落叶季节，增加种植草梅、蔬菜，增加收入；四是探索低产田改良技术。如利用征用后土地的优质表土改良低产田，提高种植效益。
2.1.2农、林、牧、副、渔结合的生态农业模式规模养殖业的排泄物被称为“放错了地方的宝贵资源”。当前农业生态环境污染治理的欠账很多，一是工业和生活污水对河道的污染；二是畜禽养殖排泄物未及时处理造成的污染；三是过度使用农药、化肥等所致的农业面源污染。因此，树立生态种养殖理念，通过建立生态农业园区等方法，开展立体、循环农业的示范园区建设，如稻鸭共育技术、稻田养鱼、茭白田套养甲鱼等。帮助农民更新观念，促进规模养殖场排泄物综合利用和传统生态农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此外，政府要加大涉农投入，如发展对大江大河渔业资源的增殖放流，保障渔业资源生态循环和合理再生，改善水生态系统，实现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互利双盈。
2.1.3休闲、观光、旅游相结合的生态农业模式整合农耕文化底蕴和全区浓厚的人文历史、区位优势，通过深入挖潜，吸引更多的城里人来体验农耕文化、品农家菜、住农家屋，促进传统意义的农业逐步向旅游农业转化，进一步提高农业的附加值和增加农民收入。如都市农业园区开展的草莓采摘、耕地出租、果树认养、农家乐餐饮、田园住宿等模式，使农产品通过加工成为农家菜；让城市的居民参与劳动体验农耕乐；并让久居城市的人们充分享受农园风光；让城市的孩子了解悠久的农业历史和生产技术。农家乐的开展不仅有利于农业产业链的拉长，而且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给现代生态农业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带来的附加值远大于农业本身。
2.2工作思路
2.2.1规划为先，政策引导
农业部门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全区农业产业规划，确定现代生态农业建设的区域、重点和导向，每年有重点安排资金和项目推进生态农业基础设施等建设；宣传、卫生、旅游部门则根据历史渊源和现状开展农家乐的包装推广，培训相关接待人员，不断提高接待能力和接待水平。
2.2.2典型示范，科技支撑
生态农业的建设是项综合性课题，首先，应通过示范点的创建积累工作经验，旅游、科技、环保、卫生等部门要积极支持现代生态农业建设，特别是要围绕生态环境改善和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创造条件。其次，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农民增强生态农业意识，并成为自觉的实践者，积极进行结构调整和自然资源综合利用。最后，要加强生态环境修复及生态农业项目建设，加大科技、环保的支持力度，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意识，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2.2.3组织保障，重点突破
现代生态农业建设，不仅仅是农业部门的事，而且需要发改、环保、科技、旅游、卫生部门等政府各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只有凝聚各单位合力，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通过共同关注、积极参与，才能突破发展瓶颈和重点，为全区实践科学发展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篇14：当代农业技术及装备发展分析论文
当代农业技术及装备发展分析论文
1现代农业的基本内涵
现代农业是相对于原始农业和传统农业而言，是知识物化的价值在农业产品中所占比重较大的农业，是用工业技术装备的、受实验科学指导的、以商品生产力主的农业，主要内容包括：1）在物资上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现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2）在技术上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实现高产化、良种化、耕作制度与农业结构优化、栽培技术规范化、资源利用高效化和节约化；3）在经济上用现代管理科学管理农业,实现商品化、市场化、农工贸一体化（产业化）、土地或经营的规模化、社会化；4）在资源环境上用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指导农业，有效保护资源，减少环境污染，净化、美化农田与农村环境，实现农业资源的永续利用。现代农业的主要特征：一是现代化的生产工具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二是现代化的农艺技术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和牲畜产品率。三是专业分工和社会化生产服务体系下的组织管理能够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
2现代农业的主要技术
2.1生物技术
广泛应用于杂交良种的培育，能突破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之间的界限作基因转移，扩展了种质资源的丰度优势的利用程度，可以直接作基因型的早期选择和在试验室内操作，从而大大提高育种的目标性和效率，缩短了育种的周期和工作量。
2.2化学技术
我国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是美国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大量化肥的使用造成一定程度的土壤板结、地力下降和环境污染，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化肥本身，而在于使用上的不科学。随着精细化工和新材料技术的发展，在植物营养和均衡施肥理论指导下，肥料正向着高效化。复合化、专用化和控释化方向发展，特别是以精确到米级的“精准农业”为代表的“按需施肥”技术的逐步应用，使化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断减少。在农药应用方面，高效、低毒、选择性强（不伤天敌），易在生物体内分解而无残留的农药将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
2.3机械技术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和土地规模化趋势的发展，农业机械将由目前的中小型逐步向大中型，多功能、智能化方向发展，不仅在耕地、施肥、作畦、地膜覆盖、定植、中耕除草、农药喷施、收获运输以及产品加工、包装等作业环节逐步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而且一些重点生产领域如温室大棚等将实现生产管理智能化。
2.4管理技术
现代管理技术与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机械技术紧密相联。以欧美等发达国家广泛关注的精准农业为例，农场主使用装有卫星定位系统和产量传感器的联合收割机每秒自动采集田间定位及对应小区的平均产量数据和影响产量的环境因素，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以高技术为支撑、按需实施定位调控的“处方农作”管理模式。
2.5信息技术
以计算机为载体的智能化、网络化、实用化和国际化农业信息体系的出现，为改变传统农业的先天弱势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以智能和多媒体技术为主体的农业专家系统可大大提高农业的量化、规范和集成程度，减少了时空变异性的负面影响。信息服务技术可以明显克服农业的`分散性和在信息应用上的障碍。3s技术可以对农业的资源环境、生产状况、气象和生物性灾害等进行有效测报和宏观性的科学管理。
3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
发展现代农业，转变增长方式，最终靠的就是科学技术。现代农业的发展应在遵循高效率、低污染，安全、经济和适用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走优先发展生物技术、化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道路。
3.1农业技术科学化
一是加大良种产业开发力度。现代基因工程、生物技术以及杂交育种、人工受精等高技术的应用和育种基地的建立、良种的监测、推广网络的形成等，均为动、植物新品种的培育和良种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要坚持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高新技术与传统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建立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良种产业化体系。二是加大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力度。充分解决好技术的集成和配套问题，让适用技术装备转移到农民手中变成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三是加大高新技术研究引进力度。在广泛运用常规农业技术的基础上，大力研究和引进农副产品加工、储存、保鲜技术，研制和开发新型生物技术产品，加大高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范围。四是加大农民索质培育教育力度。提高阳光工程培训效果，抓好农民职业教育，促进农民知识化，以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
3.2农业经营产业化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质是如何把各自独立的、分散的农场或农户按市场经济的原则组织起来，形成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农产品生产联合体。农业产业化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关键对那些大型龙头企业给予重点扶持，增强带动农户增收能力，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发展各类中介服务组织，建立农民与企业、农民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3.3农业生产现代化
改革大水漫灌的传统灌溉方式，开发先进的节水农业技术和新型的节水排灌设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缓解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推广保护性耕作等耕种方式，涵养水源，改善生态环境，确保农业稳产高产。发展设施农业，提高智能化管理水平，建立精确农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作业大型化、一体化、智能化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科学施肥，控制化学肥料用量，大力发展复合肥、浓缩肥、控释肥、专用肥和长效肥等新型肥料，提高肥料的利用效率。研制和使用高效低毒微量的新型农药，采用药物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相结合的办法，减少化学药品对农产品和农业环境的污染，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篇15：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若干新动向论文
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若干新动向论文
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出现了若干新动向――新兴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等相继兴起。这些新动向代表经济学在多个领域的新发展，体现了时代发展对传统经济学的新要求。通过对这些新兴理论的分析与研究，可以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进入了一个不断变化的新时代。其表现是：一方面，原有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面临着众多新学派、新学说的挑战，另一方面，经济学视界内产生了很多新经济学分支，这些新学说或新分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从不同层面展示了新古典经济学在未来的可能进展。本文试图对此领域的进展进行一个较全面的综述。
一、古典经济学的现代复兴：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
20世纪80年代先后兴起两个新的学派：一个是试图以现代数学工具――线性规划与非线性规划复兴古典经济学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思想的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另一个是试图用高级数学工具重新解读古典区位和空间理论而与正统经济学相容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
(一)新兴古典经济学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因为无论是从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还是从更早的经济学传统来看，它们均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理论作为其研究的重要支点。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这样一股试图用现代分析方法复兴古典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思想的思潮。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理论以及交易成本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以杨小凯 (x.Yang)、黄有光(Yew-KwangNg)、博兰(Borland)、贝克尔(Berker)和罗森(Rosen)等为主，超边际分析则是其基本分析工具。他们认为，所谓边际分析就是决策中有关某变量取值“多”与“少”的问题，而不是“做”与“不做”的决策。他们宣称，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社会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缺陷便可克服，现代经济学各个分支学科都可以在一个统一框架内合乎逻辑地被加以组织，许多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专业化和交易效率提高来进行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1)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消费者决策与厂商决策是互相分离的;(2)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作为生产者喜好专业化生产，而专业化生产不同于新古典模型中的规模生产，专业化生产与每个人生产活动范围大小有关，而与厂商规模大小无关，这样，所有个人专业化生产合起来就表现为社会分工和网络效果;(3)每个人面临的总收益和总成本将决定整个社会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谓的超边际分析并没有抛弃边际分析，而是兼容了边际分析，并依旧强调一般均衡、经济人自利、成本一收益分析等。其缺点在于很多理论假设还不成熟，一些重要假定和结论是否站得住脚，还有待时间和实践检验。
(二)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的前身是所谓“经济地理学”。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经济地理学可能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循环累积关系、当地外部经济和地租以及土地利用五大传统的某种综合。事实上，从整个经济学的理论演进来看，其直接源头则是古典经济学中的农业区位理论。农业区位理论以城市作为一个假定来研究其周围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这种处理方法暂时回避了“城市如何产生”的问题，从而使它能够在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的经济学框架内研究城市周围的土地利用问题。但随着城市和空间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不断上升，这种解释法无助于理解城市区位产生的内在机制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从而使后来的经济地理学走进了其研究的尽头。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20世纪 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出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这些发展客观上均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福吉塔(M.Fujita)、西赛(J.F.Thisse)、维纳保斯 (A.Venables)等。他们主要解释了经济活动中区位或空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为什么在有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为此他们引入了三个关键概念：不可分性(indivisib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ens)和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固定投入之后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报酬，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外围的关系。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优点在于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空间经济学问题，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解决。其缺点在于该理论研究过分依赖数学模型，经验应用尚不丰富，许多模型结论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如果将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这两个学派进行一个横向比较便会发现，在两者的产生背景、所运用的模型、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释结果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共同性。(1)两者均产生于20世纪80-90年代，而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进展均构成其理论基础;(2)两者均试图在现代的躯体上恢复古典经济学的思想;(3)两者模型的基础均是1977年的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4)两者模型的结果均产生多重均衡。这些共同性意味着，经济学家均认识到了现代经济学面临的困境，并且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形成了共识。
二、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
对人类行为、心理的重视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甚至之前就已存在。但新古典经济学不考虑人类行为和心理的缺陷，近年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和反对。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就是这一批评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行为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重视
1.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存在局限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的效用取决于其自身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但行为经济学近年的发现表明，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的过程中，其个人的偏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决策者个人与他人的比较，而并不一定依赖于决策者的收入和消费的总水平。这意味着经济学在进行效用分析的时候，应该将人们的习惯性消费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决策变量纳入效用函数。又如，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可以依据一个固定的贴现率对不同时期的储蓄进行贴现。但行为经济学发现，人们对现时效用和福利的关注往往要强于对未来效用和福利的关注，这意味着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是不一致的。毫无疑问，这些新认识大大加深了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深度和广度。
2.人们进行决策时遵循前景理论
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进行决策遵循的是所谓前景理论，而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谓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utility)。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意味着人们在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独立于另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而前景理论并不这样认为。首先，行为人主观上的决策权重会影响最终的决策。其次，行为人心理上的参照点以及财富水平相对于此参照点的变化也会影响其最终决策。这意味着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原先的期望效用理论将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再次，在这些有关偏好的新认识下，人们主观上的判断将会与“理性”决策之间存在很大背离。比如，在信息模糊和不完全情况下，人们头脑中原先保留的偏见可能会得到强化，从而使这种偏见愈演愈烈。这意味着人们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常常会受到事物典型特征的过多影响，从而使最终的判断与经济学所谓的理性判断出现偏差。
(二)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
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则与行为经济学不同。就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特点而言，它更重视对金钱刺激在决策中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它也更加关注实验设计的重复性;就研究的领域来看，实验经济学更加关注市场结局，而行为经济学更加关注个人行为。比如，实验经济学的重要奠基者V.史密斯就先后进行过多次有关价格机制的实验。获得的结果与市场运作的结果基本相似，这表明通过实验可获得对市场机制的正确认识。此后，实验经济学家还针对拍卖市场运作机制、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以及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
就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意义来看，正如史密斯所表明的那样，它可以检验或区分不同的理论，探讨理论失灵的原因，为构建理论提供实验基础，比较不同的制度环境对经济理论的影响，评价理论的政策含义，为制度设计提供检验场所等。实验经济学带给经济学的启示是：制度具有重要性，市场相互作用中人们具有不自觉的最优化行为，决策的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人们的行为具有公平性偏好等。
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Smith)和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Kah― neman)，这似乎是对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很好评价：(1)它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认识程度大大加深，对经济行为背后根源的洞察已大大超出了传统经济学家们的想象;(2)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原理建立在较弱的心理学和实验基础之上，在以心理学和实验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新认识下，传统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命题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比如，“经济人”假设是整个经济学体系中最根本的假设之一，传统经济学常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者。但是，行为经济学的有关发现证实，经济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利益的驱使以外，还常常受到自己“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影响旧。所有这些均意味着传统经济学中很多有关人类行为的假设需要进行某种修正，而这种修正正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目前从事的事业。
三、经济学工具的革命：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可被称为经济学工具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博弈论对理性经济人如何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比传统经济学更为深入
它认为个人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个人的选择，更依赖于他人的选择，因而，个人的最优选择不仅是自己选择的函数，也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显然，这不仅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而且也使经济研究变得更加精致和科学。正因为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呈现加速趋势。博弈论成为主流经济学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博弈论和经济学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使然。
(二)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工具主义色彩还可以通过考察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两个基本假设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新古典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设：(1)市场是充分竞争的，(2)局中人之间信息充分，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但在现实中，这两个假设均难以满足：(1)市场局中人的人数常常是有限的，市场也是不完全竞争的，于是市场局中人之间往往是直接的相互影响;(2)现实中市场局中人之间的信息往往并不充分，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要进行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就必须满足“激励相容”和“自选择”条件，而这一扩展恰恰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可见，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而博弈论以及由之衍生出来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是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这使得融入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真正成为所谓的“现代经济学”了。
(三)博弈论及其应用研究的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可称为经济学工具的革命，还体现为博弈论的数学特征
1944年冯・诺依曼(V.Neumann)和摩根斯坦(0.Mor-genstem)合作完成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The Theory of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书所讲的博弈论，实际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与经济学并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到了后来才迅速发展，并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20世纪 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生产日益集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垄断和寡头势力不断增强、经济生活中各种力量的联合和对抗不断强化，这使得各国政府出于一定目的开始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得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作用和制约更进一步强化。注重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相互影响、作用、依赖和制约的博弈论符合了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开始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1982年，斯蒂格勒因他对经济管制和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与信息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位博弈论大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米尔利斯(J.Mirrlees)和维克里 (w.Vickery)因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的突出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信息经济学领域再次捧回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事件表明：(1)博弈论作为一种有效分析工具，已经取得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2)经济学中的很多问题，在引入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和新结果。另外，将博弈论引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使制度经济学有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使其在融入主流经济学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还有，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把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也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四、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
(一)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和组织的研究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认识
1.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在考虑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考虑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尤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研究领域――交换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它依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式，采取了一些与之兼容的分析方法，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它的缺陷，因而客观上推动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赋予它新生命力。
2.新制度经济学重新评估了市场、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作用。认为市场和组织都存在运行成本，正是在市场成本的边界上出现了节约交易费用的.组织。市场和价格并不是惟一的配置资源手段，国家干预和制度安排都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其理论对于人们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与作用、组织和制度的重要性以及交易费用的节约等内容都具有重要意义。
3.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可应用到许多领域。比如制度起源(如科斯)、制度变迁(如诺斯)、制度结构(如威廉森)以及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等，从而使传统经济学的现实性大为增强。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带给人们的不仅有理论上的启迪，更重要的是它还给予世界以更多的现实关怀㈣。
(二)演化经济学借鉴生物进化论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获得了对制度和体制演变规律的新洞见
演化经济学在当代的杰出代表是理查德.R.尼尔森(Richard R.Nelson)和悉尼.G.温特(sidney.G.Winter)两人。他们认为，企业之间也存在自然选择，盈利的企业会不断增长，而衰败的企业会不断萎缩，最终会出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经济主体的目标是追求利润，但并不一定是利润最大化;人并不一定完全理性，而可能是有限理性;经济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
演化经济学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认识，这可从其分析框架看出：(1)其研究对象是随着实践而变化的某一变量或者某一系统，该变量或系统表现为一个动态过程;(2)这些变量和系统的变化具有一定随机性和扰动性，又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而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3)演化的关键在于其系统的筛选机制和过程。一个演化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依赖于对该筛选过程的把握。、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生存下来的特征具有一定惯性，因而很多变化量在较长时间内有着一个非常清楚的演化轨迹。
演化经济学的主要议题是解释经济变迁，它把经济看成一个演化的复杂系统，该系统呈开放状态，系统演化的结果难以预测。影响系统演化的基本因素包括：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和易变性以及系统的选择机制(这个选择机制受到内部压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借鉴了生物学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利用它们解决经济系统存在的重要难题，这样的交叉研究对于认识人类社会、组织行为、经济系统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1.演化经济学对制度的关怀再次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很多思想，这对于认识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制度的形成、制度结构、制度对经济系统的作用等都均具有重要意义。2.演化经济学表明，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演进过程，其中偶然事件、历史进程等扮演了很大作用;同时，演进过程也可能带有一定的惯性和稳定性，因而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其中既有规律性也可能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混沌或者无序状态。这为人们认识经济系统的发展、变化及其复杂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3.演化经济学考虑了经济发展中的非线性、报酬递增等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现实主义特征，这对于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五、结论
现代经济学在当代的新进展从不同层面展现了近年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如果进行简单的分类，可将博弈论、演化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列为经济学工具上的某种革命，因为它们要么是运用数学工具，要么在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解经济学理论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其他的新进展――新兴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则可归结为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它们不过是将被经济学过去所遗忘、忽略或不重视的研究内容重新带回经济学的殿堂。在这当中，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和人类知识的进步无疑是它们共同的时代背景。这表明，时代的发展对传统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以上所述的几个新动向不过是经济学与时俱进在客观上的表现。
篇16：当代大学生感恩意识缺失的伦理学分析论文
当代大学生感恩意识缺失的伦理学分析论文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感恩是重要的伦理规范。当代大学生感恩意识缺失，在社会生活中缺乏对国家的感恩之心，家庭生活中表现出漠视亲恩，在校园学习中表现出漠视师恩，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漠视友恩。大学生之所以感恩意识缺失，是因为社会功利化、价值观念多元化导致大学生感恩文化的断层，家庭中爱的错位和感恩教育的不作为导致大学生感恩意识缺失，学校教育手段和评价体系单一化引起感恩行为缺失，学校道德教育的僵化反衬感恩实践的欠缺。为了重塑大学生的感恩意识，应当从五个方面入手：加强道德教育，弘扬感恩文化;开展责任教育，树立感恩意识;构建评价体系，督促感恩行为;实施“五爱”教育，丰富感恩实践;整合育人资源，营造感恩氛围。
何谓感恩?感恩即感激别人对自己的恩德[1]。感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伦理规范，是社会情感调节的重要手段，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内核，亦是中国文化思想体系中最具活力、最有时代价值的内容之一。就中国传统感恩伦理观解析，感恩包括一个人对先祖、父母、师友的敬重，对兄弟姊妹的关爱，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以及对天地自然的敬畏等等。感恩是人的重要德性之一。所谓德性，诚如江畅教授在《德性论》中所言，“德性”是人的道德品质，是指人们为谋求更好的生存而运用自己的理智和智慧培育的，以心理定势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从而使人的活动成为善的品质[2]。感恩正是一个人在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一种善品质，是一个人心灵中情感、能力和品质的集中体现。但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感恩意识的缺失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对于一个作为国家栋梁的大学生来说，其意识的缺失更是关涉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大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当代大学生感恩意识缺失的表现
感恩可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知恩，即心存感恩之念，对他人的帮助心存善念;二是报恩，即尽最大努力去回报恩人，反馈社会。不否认，当代大学生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但不讳言，有不少大学生感恩意识缺失，因而造成了诸多不良社会影响。其主要表现如下：
1.在社会生活中缺乏对国家的感恩之心。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对于青年学生的培养，国家给予了全力支持。仅经济方面，国家每年给予奖、助学金的学生占在校大学生比例就接近40%，同时还设立有生源地助学贷款、国家助学贷款等等。国家做出的承诺是，不让一名大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但是，部分大学生对国家的关爱表现出冷漠，甚至有学生认为获得帮助是理所当然的。还有极少数大学生毕业后拒还国家贷款。部分学生缺乏爱国情怀和责任感、使命感，片面看待社会现象，在就业和择业方面仅考虑个人的利益和前途，没有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他们选择工作单位的标准是工资高、福利待遇好、工作环境轻松、发展前途大等，祖国的需要、西部及欠发达地区对人才的渴望并没有唤起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回报国家的感恩意识。
2.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漠视亲恩。“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常言父母恩重如山。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大学生却不理解这一点。就此，易信于2016年10月发布的一项“亲情沟通调研”大数据显示：只有不到一成的大学新生会每天往家里打电话，不到三成的大学生会想家。其中关于“与父母电话沟通频次”的数据显示，44%的大学生会与父母保持每周一次的通话频次，26%的大学生每周会打多次电话，仅有7%的大学生每天给父母打电话。大学生不感父母恩，首先表现为不珍惜学习机会，诸如抄袭作业、沉迷网络、上课玩手机、旷课等现象较为突出;其次表现为不珍惜生命。大学生因情感、学业、心理压力等问题而导致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令父母痛心;最为严重的就是不少大学生有事无事伤害父母，如2016年2月，北京大学学生吴谢宇弑母案便是特例，吴谢宇成绩优秀，曾是北大自主招生第二名，其中浸润着父母的辛苦培育。但吴谢宇却因钱物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母亲。这一典型事例折射出的大学生伦理道德缺失现象令人痛心。
3. 在校园学习中表现出漠视师恩。中国传统伦理讲究尊师重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师长的尊重相等于父母。近年来，大学校园中师生关系越来越淡漠，当我们试图从道德角度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的时候，往往会遭遇“权利义务式”的质疑。很多学生认为，老师教学是自己用学费“购买”的“服务”，因此不尊重老师，与老师见面不问好、不遵守课堂纪律、考试舞弊等现象时有发生。大学生不懂得尊师重道，部分学生甚至认为学校制定的学习纪律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因而将老师置于对立面，甚至对对自己要求严格的老师怀恨在心。近年来，媒体报到了多宗弑师案，如2012年江苏科技大学学生因挂科残忍杀害任课教师事件，引人深思。众所周知，学校是学生成长、成才的摇篮，培养高素质人才是学校中心工作，但较多大学生对老师的培育之恩并不感激，不少学生对老师，甚至整个学校言之以怨、施之以恨，以致于毕业生离校时破坏学校设施、损坏学校声誉等行为屡禁不止。
4.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漠视友恩。友情是连结人与人之间的良好纽带，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润滑剂。要处理好人际关系，首先需懂得感恩朋友。当代大学生绝大多数是90年代独生子女，特殊的成长环境造成了他们独立自主的行为方式，同时也形成了他们的较强自我意识。因而他们在行为处事时大多以自我为中心，凸显“我”的地位与价值，“我”成为道德认知、批判和选择的“原点”。这种自我意识、权利意识广泛渗透于大学生人际关系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批判中，表现为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对帮助过自己的人不懂感恩，对需要帮助的人不懂施恩。且普遍表现为在人际交往中功利主义明显，以“利”来衡量朋友交往，表现出对友恩的漠视，甚至由此导致恶性的事件的发生。2008年，武汉某高校“一双臭袜子”事件、2013年复旦大学“宿舍投毒”案、2014年广西某大学曹某投毒案等案例，即属此例。
二、当代大学生感恩意识缺失的成因
当代大学生感恩意识缺失的原因，与其生长的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环境和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具体而言，主要原因如下：
1.社会功利化、价值观念多元化导致大学生感恩文化的断层。急剧的社会变迁正改变着传统的感恩文化。尽管传统伦理观念对感恩意识非常强调，但是现代很多人却将传统的人伦道德视为彻底的封建意识，使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优良传统受到了极大冲击。中国传统美德的感恩观和感恩教育在这个大环境中受到了很大影响。在当前社会转型期间，我国市场机制尚未健全、法制法规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营私舞弊的现象屡有发生，加上市场经济对物质利益的片面强调从而诱发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因此导致传统伦理道德的没落以及整个社会道德状况的滑坡。这些负面效应严重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最终形成了他们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人生观。可以说，正是社会的功利化导致当代大学生感恩意识逐步缺失。
2.家庭中爱的错位和感恩教育的不作为导致大学生感恩意识缺失。家庭教育在学生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的形成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千年流传的“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说教即说明了父母的言行举止对子女成长的重要性。家庭教育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大学生的感恩意识也是在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的，学校只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补充和深化。然而目前我国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重智轻德的短视行为，因而忽视道德教育。虽然很多家庭摒弃了“戒尺”教育等落后手段，然而语言戒尺、冷暴力对学生的心理影响更为严重。这些偏失的教育、功利化的学习方式造成学生感恩意识缺失。此外，独生子女在成长中，容易受到家庭的溺爱和纵容，家庭无原则的给予恰使孩子人格扭曲，长大后其感恩意识自然淡漠。自然而然将父母对自己的付出看成是天经地义，自然难对父母萌生感激之情，甚至堕落成“对人不感激、对事不满意、对物不怜惜、对己不严格”的情感荒漠一族。
3.学校教育手段和评价体系单一化引起感恩行为缺失。在高唱“素质教育”的今天，学生进入大学仍然仅靠标准单一的考试成绩决定。这种单一性的评价模式让学校在教育中只注重知识灌输而忽视道德培养。“五育并举，道德为首”并未得到较好的落实，学生道德教育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价标准。长期以来，学生的道德教育被忽视，从而导致不少学生缺乏基本的伦理道德。在“你应该或必须怎样做”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势话语模式下，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缺乏必要的情感交流，使学生不知情感和责任为何物，再加上大学生的逆反心理作用，从而加剧了大学生感恩意识的缺失。教育理论认为，教育的方式包括“自律”和“他律”，就是说，一个人善的德性形成，除了自我养成教育外，还需要制度与机制的约束。但在目前，社会和高校对大学生感恩意识和行为的评价机制是不够完善的，比如没有设立奖惩机制，学生知恩不报甚至恩将仇报等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感恩意识淡漠的形成。
4.学校道德教育的僵化反衬感恩实践的欠缺。在当前大学道德教育中，传统伦理中的孝敬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相脱离。教师以“自我为中心”采取灌输为主的德育方法，不注重道德意识的内化，将道德教育只作为一种工具，以知识考试代替精神升华，将价值教育简化为“知识的记忆”，只注重道德认知的教育而忽视道德情感的培育，使感恩道德教育越加僵化。然而道德修养是以人的日常生活、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倘若人为抽掉了这个基础奢谈道德教育，那么，这种道德教育无疑成了空中楼阁。随着高校逐步走向社会化，大学生价值观日益走向多元化和相对化，由于学校道德教育的僵化，导致教师们不能及时帮助大学生解决道德困惑，也就难有丰富多彩的感恩实践活动，从而导致师生关系紧张。这些都使得大学生道德虚无感由然而生，进而使他们感恩观难以养成。
三、增强大学生感恩意识的对策
感恩意识的缺失导致人与人之间情感冷漠，把人引向是非不辨、善恶颠倒的深渊。因此，培养大学生的感恩意识是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它不仅有利于大学生形成知恩、感恩的良好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塑造完美道德人格，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1. 加强道德教育，弘扬感恩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求善”“践仁”为目标的“伦理型”文化。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人类无法割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正是传统的一切造就了今天的我们。培养大学生的感恩意识，首先是要培养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高校要培养大学生良好的社会道德品质，对广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学校应开设“传统文化大讲堂”，引导学生学习和品读中国传统文化，互爱互敬，修身养德，努力提升大学生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素养。同时还要组织开展道德教育系列活动，通过举办诸如读书征文比赛、志愿服务活动、道德知识竞赛、道德先锋人物评选等活动，在校园中弘扬感恩文化，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能够知恩、感恩、报恩。
2.开展责任教育，树立感恩意识。高校要开展大学生责任主题教育，提高大学生的责任意识，通过活动的开展明确大学生在家庭、学校、社会中的责任，让他们更深刻领会到社会、学校和家庭给予的帮助，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比如有的大学在工作实践中形成了“责任主题教育”活动体系，这主要包括“五个一活动”：算一算感恩帐，测算学校、父母为教育培养学生的投入;写一写感恩话，写出对学校、父母的感情;做一次家务活动，体会父母的辛苦付出;在校园做一次义务劳动，通过自己的打扫创造漂亮的校园环境;参加一次志愿服务，以已之力反馈社会。类似活动的开展能够极大地提高学生的感恩意识，使大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如何去感恩、报恩。
3.构建评价体系，督促感恩行为。道德教育的评价不同于一般知识教育的评价，高校应将感恩素质量化为可考核的指标，将其作为大学生综合测评的要素之一，以此来约束学生的日常行为，并作为升学就业、竞选干部、评优评干的考核依据。高校要充分发挥评价机制在学生道德培养中的作用，要构建比较完善的大学生感恩行为评价体系。目前很多高校构建了学生的诚信评价体系，如武汉工程大学构建了诚信评价“十要素”体系，对大学生的诚信行为给出评价、划分诚信等级，以此作为学生素质评价的重要环节，并纳入个人征信体系[5]。个人的感恩与诚信在表现上有相似性，如大学生借国家贷款逾期不还、借人财物不归还等，既是不懂感恩的表现，也是缺乏诚信的表现。因此，高校可以将感恩行为作为一个要素纳入诚信评价体系，也可以独立构建感恩评价体系。通过评价机制的约束和引导，将学生的感恩行为变成自觉的行动。
4.实施“五爱”教育，丰富感恩实践。感恩的核心是“爱”，一个人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很好地去理解他人，感受幸福。高校要积极培养大学生“爱”的意识和能力，在校园中开展“爱祖国、爱学校、爱学院、爱班级、爱自己”的“五爱”主题教育。以“五爱”教育为核心，积极开展各种感恩实践，例如以清明、端午、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为契机开展多种形式的感恩活动。可以在清明节组织学生祭扫烈士陵园，中秋节号召学生感恩父母家人，开展以五四青年节、国庆节等为平台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活动。开展丰富的主题班团活动，潜移默化地培养大学生感恩情怀，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途径，也是对学生进行集体感恩教育的有效方式。要让学生接触社会、了解国情、社情，从而感恩现在，珍惜未来，奋发图强，以所学回报学校、家庭和社会。
5.整合育人资源，营造感恩氛围。首先，高校要发挥全体教职工的示范作用。师德师风是学校风气形成的重要因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教师首先要重视加强自身建设，严于律已，率先垂范，给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次，感恩教育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部分，要营造一个充满感恩素养的校园氛围，校园内要多树立包括感恩父母、师长、朋友等感恩教育的名人名言标语，树立感恩典型人物的塑像，让学生知恩、识恩、感恩、施恩。最后，感恩教育也是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的工作。要注重家校结合，形成合力。感恩意识需要教育和培养，如果社会上掀起感恩教育的热潮，人人怀有感恩之心，处处心生感激之情，那么高效的教育工作将更有成效，社会也将更和谐。
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感恩是中国传统伦理的重要规范，感恩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不断传承发展，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承担着兴国之重任，因此拥有一颗感恩之心是做一名合格大学生的重要标准。大学生要心怀对社会、父母、朋友和一切关心爱护过自己的人的感恩之情，只有这样才能拥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忠心、孝顺父母之孝心、关心朋友之爱心……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升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平，才能凝心聚力、众志成城，为实现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不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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