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lina2009”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7篇浅析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这次小编给大家整理后的浅析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供大家阅读参考，也相信能帮助到您。
篇1：浅析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浅析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论文摘要在和谐司法的大环境和和谐诉讼理念的指导下，本文针对法院调解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提出取消在调解制度中“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原则，建立调、审分离的审判机制，加强调解结果执行力的建议，使法院调解制度能更好地为现今社会服务。
论文关键词法院调解 和谐诉讼 调解制度
法院调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因有节约诉讼成本，提高法院办案效率的优点，而被视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并得到了西方国家的美誉，被称为“东方经验”。现在，对于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法院调解制度来说，如何应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浪潮，适应现今社会的需要，显得尤为重要。
一、和谐诉讼理念与法院调解制度概述
“和谐诉讼”理念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肖扬表示：“无论是公正高效权威的民事审判制度，还是司法为民、司法民主、司法公开的各项措施，均需要在和谐的诉讼秩序下运行，需要和谐的司法环境提供保障”，“民事诉讼应当是和谐的、有利于纠纷及时了结的诉讼，不应当是相互顶牛的、没完没了的诉讼”。他还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努力创建和谐的诉讼秩序，着力维护和谐的司法环境。
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法官在诉讼中占主导地位，双方当事人受到法官控制较多，且法院的办案效率普遍较低。在当前的诉讼模式下，法官的诉讼行为过于积极主动，容易先入为主，造成有失公平。当事人也会因法院办案效率低下而影响了其对法律公正的感觉。“一个时代需要一个主题，人民法院在21世纪的主题就是公正与效率。要把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作为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审判工作的灵魂和生命。” 因此，要改变当前这种诉讼状况，提高诉讼效率。
在当前的形势下，建立和谐诉讼模式成为现实的选择。肖扬表示和谐诉讼模式具体包括：“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与法院之间的和谐关系;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之间的和谐关系;人民法院内部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切实做到立案、审判、执行、审监各个环节之间、民事与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之间，能够既分工又合作，既制约又配合;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衔接与协调关系，切实把民事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民事诉讼与仲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之间的衔接关系;人民法院与权力监督机关和新闻媒体等社会监督渠道之间的协调关系等”。
本文所指的和谐诉讼仅指民事诉讼过程中的和谐，虽然促进和谐诉讼的措施可以有很多，但是我认为法院调解制度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可以成为奏响和谐诉讼的最强音。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我国优良的司法传统，符合我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思维模式，历来为国人所重用，成为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
法院调解，是指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进行协商，达成协议，从而结束诉讼程序，或没有达成协议，使诉讼进入下一程序的活动。法院调解制度在新中国几十年的民事审判实践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受到立法界、司法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偏爱和重视，走过了以“调解为主”到“着重调解”再到以“自愿、合法”为调解原则的三步曲。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1982年试行民事诉讼法把“调解为主”发展为“着重调解”，并把其作为该法的基本原则之一，1991年的现行民事诉讼法把法院调解制度用法律条文固定下来，将“自愿、合法”确定为一项基本原则——《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法院调解制度的特征主要有：(1)法院调解是发生在诉讼过程中的行为，带有浓厚的诉讼性质。调解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进行的，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达成调解协议，而协议一经达成，就具有与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2)法院调解“自愿、合法”原则的规定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调解的自愿性是当事人的一种意思自治的合意，如一方不同意调解，则法院不得违背该方当事人愿意，强迫进行调解。(3)调解是完成民事诉讼的一种重要形式。“调解结案模式”和“审判结案模式”是人民法院解决民事权益纠纷的两种基本模式。无论是哪种模式，其效力在法律上是同等的。
二、法院调解制度对诉讼和谐进行的重要意义
随着国家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和谐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应有能力使产生的矛盾通过纠错机制和缓解机制而得到有效的化解，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实现多元利益的协调、相互容纳和共存，以此来维持良好的秩序，从而使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法院调解制度以其自身的特性及优势，对促进诉讼和谐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调解有利于当事人息讼，减少上诉、再审、申诉、缠诉等现象，促进诉讼和谐。众所周知，在我国诉讼量增长、判决比例提高的同时，审判的上诉率、再审率居高不下，判决缺乏既判力终局性已成为我国司法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这些上诉、再审、申诉、缠诉的频繁、大量的发生，使得社会对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性产生了极大的压力，而调解则可以极大地减少这种现象。 从而制造出一个和谐的诉讼氛围。
第二，调解有利于彻底、迅速的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提高法院办案效率。法院调解是在审判组织主持之下，通过对当事人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制观念，使其就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互相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达成协议，彻底解决纠纷，而协议一旦达成，诉讼即告终结，这也大大提高了法院的办案效率。
第三，调解有利于促进双方当事人的团结，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以调解的方式来处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在结案时能有效消除当事人之间激烈的对抗情绪，化解当事人之间尖锐的矛盾，使纠纷不仅在法律上得以彻底解决，也在心理上得以真正消除，从而及时修复当事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而破坏了的和睦关系。能在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当事人的权益的同时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各种社会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巩固。
篇2：我国法院现行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法院现行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与完善
一、如何看待调解制度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特色的处理民事纠纷的传统方式。长期以来，我国法院一直采取调解与判决双轨运行方法处理民事、经济纠纷，在司法实践中长盛不衰，焕发了强大的制度魅力，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研讨，并被誉为“东方经验”加以学习借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事纠纷数量巨增且矛盾日益复杂，在世界范围出现了“诉讼爆炸”现象。为克服诉讼迟延、法律从业人数无法满足实际需要等问题，调解或和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制，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在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各国均致力于创设和发展判决外的纠纷解决方式，比如德国创立了“斯图加特模式（StuttgarterModel）”，日本在实验“辩论兼和解模式”，美国的ADR（ActernativeDisputResolution，即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我国台湾地区的调解程序等。据了解，美国约95％的民事案件经过和解在法院内附设的强制仲裁或调解等所谓代替诉讼解决纠纷程序得到解决，只有不到5％的案件进入法庭审理阶段；日本通过调停解决的案件占总数的53％到54％，诉讼中经和解解决的案件达35％；德国的和解率最低，其案件总数的75％是通过判决解决的。以调解方式解决各类纠纷有利于减轻群众讼累和法院负担、快速彻底地解决矛盾、提高办案效率、增强人民内部团结、增强人民法制观念、预防和减少诉讼、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判决结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因而对于调解制度应予以不断完善而非对其功能的弱化。
每一种法律制度的建立均有其深刻的政治与法律思想根源。我国学者刘作翔教授认为：“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个民族，将本民族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法律思想和法律价值观加以积累，使某种观念在人们的心理凝聚，经过世代相传而取得比较稳固的地位，形成该民族一种超稳定形态的民族法律心理，它并不伴随社会的变化而立即发生变化”。正因为这样，虽然我国的调解制度与美、德、日等国的和解制度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却仍有重大差异。欧洲自文艺复兴运动后，人文主义充分发展，注重个性解放，维护个人权利的人本思想深入人心。基于这种影响，美、德等国的法律一向重视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其和解制度是建立在个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基础之上，由当事人自行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而我国自古崇尚“和为贵”，人们往往希望谋求一种不伤感情的解决方式，加之人们长期缺乏主张个人权利的意识，习惯于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有权威性的人或机构居中判定双方是非、解决纠纷，调解便应运而生了。因此，虽然我国的调解制度与美、德等国的和解制度有很多相似之处，却体现了不同的法律思想，即我国法院调解采用的是职权主义的原则，国家可以干预公民的处分行为；而美德等国则采用的是当事人主义的原则，私权由当事人自行处分，自己决定，国家不进行干预。
二、现行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
调解制度在我国的长期法律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逐渐显露出其不尽完善之处。
首先，调解原则的规定不尽合理。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这一规定确定了法院调解民事案件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自愿原则；第二，合法原则；第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中“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争议较大，而前两原则基本合理，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当事人权利的错误倾向，在此逐一加以分析。
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始终尊重当事人意志，使当事人在自愿的前提下参加调解过程，在互谅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从而使纠纷得以解决。自愿原则正体现了调解的这一本质特征，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之一，本不应有任何异议，但如前所述，我国调解制度采用的是职权主义原则，调解是作为法院的一种结案方式，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导致了法官的作用大而当事人作用小，法官主动而当事人消极，法官权力大而当事人权利小的职权主义诉讼格局，使得法律规定的自愿原则难以很好的实现，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非自愿的强制调解现象。调解由于其简便快捷，成为许多法官青睐的结案方式，为了追求高结案率违背当事人意志进行调解或迫使当
[1] [2] [3] [4]
篇3：试论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和完善
试论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和完善
[内容提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曾对民事纠纷起到很大作用的法院调解制度显露出诸多弊端，阻碍了我国民事审判改革的进行，对这一制度进行探讨是非常必要的。本文旨就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及完善问题进行探讨。文章首先对当前的法院调解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该制度存在着以调代审、以“和稀泥”代替“查明事实真相”、强制与自愿相矛盾、原有的调解制度与当前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相冲突的四个弊端；接着针对弊端提出完善我国调解制度的构想；切实落实好自愿原则、明确确定调解的适用范围、实行调解程序与判决程序的分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法院调解，又称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几年来，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发展，在法学界和司法界都对法院调解制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有废除、保留、改革完善三种不同观点。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并试图对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弊端及其完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
改革我们的调解制度应针对存在的弊端进行。如果对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弊端没有充分的认识和深入分析就提出改革方案，不会有好的效果。归纳起来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调解程序代替审判程序
从客观上纵容某些审判人员违反程序法办案，使法定的程序形同虚设，从根本上损害了实体正义。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程序。从要求上看，调解程序比较简单，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议庭主持，并尽可能就地进行，可以用简便方式通知当事人、证人到庭。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只要当事人自愿、调解协议合法，法律上并无别的程序要求。从适用范围上看，我国诉讼调解的案件范围定得很宽，且规定调解不得上诉，这无疑为法官规避严格、具体的审判程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调解本身所具有的这些特点能给法官带来在相同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回避作出困难的判断、风险较小等益处。出于对自身利益关系的考虑，多数法官倾向于选择快速、省力、风险小的调解，而回避费时、费力、风险大的判决。法官的这种调解偏好使得调解在实践中仍站主导地位，一些本应该适用审判程序结案的案件被代之以调解程序结案，使得严格遵循程序规则进行操作的'状态发生了变异，最终损害实体正义。以调解程序代审判程序比较典型的做法是：在当事人不愿意解时，以各种方法强迫当事人进入调解程序，并以调解结案。再者就是在调解未达成协议时；径行判决。这种未通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未经法定程序，当事人尚未行使诉权的情况下，判决已做出来的做法与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当事人如不同意调解，或者未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即时转入诉讼程序”和“在诉讼程序中，直接查明争议事实，确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作出公正的判决”是背道而驰的。如果一审这样做，当事人有望通过上诉主张权利。但遗憾的是，二审法院也经常这样办，这样做不仅严重地侵蚀了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而且从根本上损害了实体正义。
2、以“和稀泥”代替“查明事实真相”，对法治建设形成长远的、深层的危害
从理论上讲，调解方式只适用于那些权利义务明确，基本事实清楚的案件，民事诉讼法也规定调解应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进行。由于调解方式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具备查明事实的功能，应当说，真正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只是当事人因固执己见而诉诸法院的案件，为数不多；而法院大量使用调解方式结案的事实，又给人们造成了相反的印象。实际情况是，有大量的民事案件，是在法院未查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强行调解结案的。基本做法就是和稀泥，搞折衷；不做审查、判断证据的工作（而且，这也不是法院调解所能承担的任务）；而是向双方当事人“做工作”，“讲道理”。因而调解结果不是“解决”纠纷，而实际上是“化解”纠纷，只要纠纷不存在，调解就达到了目的，不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否明白了。这样做；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大量纠纷经由调解这种双方自愿、自主的方式解决了，实际上既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护和对侵权行为的制裁不利，又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行使无益；更严重的是，最终损害了当事人对法院的信任，从而对法治建设形成长远的、深层的危害。有些当事人，对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不满才诉诸法院，相信法院会公正地解决问题，没想到法院调解还是老一
[1] [2] [3]
篇4：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之检讨与重塑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之检讨与重塑
内容简介：长期以来，我国法院主要采用调解方式处理民事、经济纠纷，并由此形成颇具特色的调解主导型的民事审判方式。调解制度具有省时、省力、高效的特点，但与判决相比又缺乏严密的程序保障，具有反程序的外观。因此在制定法律时将判决与调解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解纷机制规定于同一诉讼程序中，必然造成任意性与规范性的冲突，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随着各项改革的进行，传统调解制度与公正和效率的不适应性日渐凸现。本文希望通过分析调解制度在我国久盛不衰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研究我国现行法院调解制度在立法结构、立法原则以及司法实践上的种种弊端，借鉴日、德、美三国的相关制度设计，确立调审分离的立法指导思想以及调审分离的基本原则，并对调解法官的.设立、调解适用的时间及审级、调解程序的运作、调解的成立方式、调解瑕疵的救济以及审理程序中的合意判决提出具体的构想。一、导言：
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调解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法院调解制度更是被视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长期以来，我国法院主要采用调解方式处理民事、经济纠纷，并由此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调解主导型的民事审判方式。法院调解制度在国内深入人心，在国外更被誉为“东方经验”。这一肇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在共和国成立后不断巩固和强化的审判方式契合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与当时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居住固定化、法律简约化、权利淡漠化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注1.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政治上正从高度集权走向民主，经济上正从计划走向市场，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分散化和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不仅有限的司法资源已不堪日益膨胀的纠纷所带来的重负，更由于当事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得现行调解制度已无法面对社会对于纠纷解决的公正和效率的要求，这必然要求调整和重构我国法院的调解制度 .
在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过程中，针对以前法院调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民诉法学界对于应按什么样的思路，沿着何种方向进行改革，提出了“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理论，更有甚者提出取消法院调解制度。但是从国外的民事司法改革的情况看，当今世界各国纷纷扩张调解机制，谋求纠纷解决的多元化，法院积极的促进和解已成为不少国家改革的重要目标，苏力先生指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 注2.因此，我国在寻找现代法律制度时不应放弃自己的遗产，不应当抛弃调解制度，而应当对传统调解制度进行创造性改造，充分发挥调解制度自由和效率的价值。而在重构调解制度时，我们确有必要了解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研究调解制度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并分析现行调解制度的弊端，借鉴国外的相关制度，剔除制度之糟粕，吸收西方现代法律文明之精华，完善调解制度。
二、中国调解制度之历史沿革及形成原因：
我国调解制度源远流长，久盛不衰，既有制度上的原因，又有观念上的原因。正基于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并研究我国所特有的这种解决纠纷机制。
（一）、历史沿革：
调解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中，已有调处的记载，秦汉以来，司法官多奉行调处息讼的原则，至两宋，随着民事纠纷的增多，调处呈现制度化的趋势，明清时期，调处已臻于完善阶段” 注3.明朝还在各州县及乡设立申明亭，张榜贴文，申明教化，同时由乡官受理当地民事案件与轻微刑事案件，加以调处解决。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的开创者孙中山先生开始全面引进西方法制，以建立近代化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套法律制度并未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传统的调解仍成为解决纠纷的首选。至抗战时期，在共产党领导的甘宁边区和各个解放区，人民政权之司法机构即已建立了调解制度，将审判与调解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并倡导“马锡五审判方式”。1949年以后，在继承人民司法工作的传统下，逐步发展为“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民事审判十六字方针，1982年3月颁布
[1] [2] [3]
篇5：刍议法院民事调解制度
刍议法院民事调解制度
[ 内容提要 ] 本文从分析法院民事调解制度的性质、地位和价值入手，剖析了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并对这一制度改进的原则及具体操作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 法院民事调解 调审分离 庭前调解
法院民事调解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就民事争议通过自愿协商， 达成协议以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 它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肇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契合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并与当时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 人口居住固定化、法律简约化、 权利淡漠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 （1） ，对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进行， 传统的法院调解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有必要对其加以完善和发展。本文试就此作一探讨。
欲探讨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首先应正确认识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地位和价值。
一、法院调解制度概述
（一） 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
我国民诉法学界对法院调解制度性质的认识， 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审判权说”， 源于计划经济时代强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 认为调解就是法院行使审判权，审理民事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 （2） 第二种观点是“当事人处分权说”，与第一种观点相对， 认为调解本质上是当事人在法院的指导下自律地解决纠纷的活动； （3） 第三种观点“审判权和处分权结合说”，则是上述两种观点的的折衷方案， 认为调解“是建立在当事人处分权基础上的”， “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与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 （4）
笔者支持第三种观点。这是由于：其一， 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工作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以调解方式止争息讼，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行使处分权，解决纠纷的结果；其二， 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主持并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当事人能否达成调解合意，离不开法院的职权干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 法院调解是“在两种意志（指主持人员意志与当事人意志）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以便既保证当事人合意具备相当的‘纯度’， 又能使纠纷解决主持人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纠纷解决程序具有一定的效率和利用率”。 （5） 因此，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和法院的职权干预是调解制度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审判权说”和“当事人处分权说”只是分别强调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应予扬弃。
（二） 法院调解的地位
法院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 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 1982 年试行民事诉讼法把“调解为主”发展为“着重调解”， 并把其作为该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1991 年的现行民事诉讼法又将其修正为“自愿、合法”的调解原则。因此， 立法机关和人民法院历来重视调解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 而在司法实践中，虽然近年来民事案件调解率有下降趋势
[1] [2] [3]
篇6：浅析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
浅析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
民事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做好民事调解工作，对于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分为诉讼调解和诉讼外的调解。《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同时《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对诉讼外调解工作也进行了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如有违背法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一、自愿、合法的诉讼调解制度
诉讼调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主持并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协商解决的制度。自愿、合法的调解制度是在试行民事诉讼法的着重调解的基础上经改进而演化过来的。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用调解的方法解决民事纠纷，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成功经验。
1、自愿、合法的诉讼调解制度的涵义。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及解释，自愿、合法的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含义：第一，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工作中，对于能够调解的案件，应当用调解的方式结案。但不适宜用调解的案件，则不应采用调解方式结案，例如使用特别程序的案件，确认合法有效或无效的案件。第二，调解必须遵循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自愿”即当事人必须出于自愿而进行调解活动，以及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必须是出于其自愿，人民法院不得强迫当事人采取调解方式或达成调解协议。“合法”即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合法，以及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的过程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原则。第三，调解贯彻诉讼的全过程，即在诉讼的任何阶段，不论是第一审阶段，还是第二审阶段，不论是审理前的准备阶段，还是开庭审理阶段，人民法院都可以酌情进行调解。第四，调解与判决一样，都是人民法院解决民事案件的一种方式。案件能调解的则调解，不能调解的或调解无效的案件，应当及时判决，不应当久调不决，要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2、诉讼调解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人民法院主持的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一方面，审判实务中大量的民商事纠纷通过调解结案。另一方面，诉讼调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受到立法者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在理论上存在以下缺陷：（1）诉讼调解软化了程序的严格性，会造成审判人员行为失范和审判活动无序。（2）诉讼调解软化了实体法的约束，导致调解结果的隐性违法和案件处理结果的不统一。（3）诉讼调解本身隐含着强制，与现代权利观念存在一定冲突。“权利至上”、“合法权利不容侵犯”的观念极受现代人们推崇。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民事诉讼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也是民事审判的主要任务。但从审判实践中看，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被迫放弃部分权利甚至大部分权利为代价的。（4）当事人有权反悔调解协议与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有冲突。在司法实践中诉讼调解制度也存在以下问题：（1）片面理解审判方式改革就是庭审模式的改革，注重坐堂审判，忽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注重把矛盾化解在法庭上，忽略了把矛盾化解在最基层。法官除了应做好与案件直接相关的调查取证、核实证据外，乡土社情、民风习俗也应了解，更要掌握当事人的思想情绪，采取果断措施甚至动员一切力量去化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和维护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稳定，是基层法院审理民间纠纷案件的首要任务，也是最令基层法院法官们担心和头痛的事。一旦在诉讼阶段中出现命案或引发冲突，就难向社会民众交代。坐堂审判如何提高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当然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但善于调处民间矛盾纠纷也是基层法官的必备基本功，而后者恰恰是法官综合素质的表现。基层法院、人民法庭面对的当事人，大多缺乏法律常识，许多人没有聘请代理律师，如不做细心的疏导调解工作，尽管判得很公正，受不利判决影响的当事人也总怪法官乱
[1] [2] [3]
篇7：我国会计法律责任制度及完善
摘要：新会计法的实施，是当前加强经济管理和财务管理的需要，对于促进会计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有些违法标准不清、民事责任规定不足和会计法律责任体系的不健全等。
需要进一步完善会计法的相关规定，协调相关法律法规，使会计法律责任制度达到统一规范。
关键词：会计法律责任 会计民事责任 法律制度完善
一、会计法律责任的概念
会计法律责任是指会计主体违反法律法规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这里的会计主体不仅包括单位，还包括个人。
有的学者认为会计法律责任仅仅指违反《会计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并不全面。
因为涉及到会计行为的法律法规很多，除了《会计法》，还有《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所得税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等，所以，不管是违反《会计法》还是违反其他涉及到会计行为的法律法规，都属于应当承担会计法律责任的范筹。
二、会计法律责任的特征
会计法律责任的产生基于会计违法行为的发生，而会计违法行为包括会计业务处理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会计处理结果公布中的违法行为等等，这些违法行为的发生涉及到方方面面，并不是单个部门或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因此，这就形成了会计法律责任如下两个重要特征：
(一)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多样性
会计业务行为从开始发生到产生结果要涉及到多个部门及人员。
因此，会计法律责任主体就相应地具有多样性，当会计业务出现造假或者会计信息的披露出现舞弊失真，给股东、债权人、国家造成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时，这就要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而上面所提到的涉及会计行为的所有部门或人员都有可能为出现的损失承担会计法律责任。
(二)会计法律责任追究机关的多样性
从会计法律责任的概念可以看出，会计法律责任涉及到的相关法律法规很多，涉及到的机关也很多，因此一旦出现会计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的机关就有可能是多个。
三、会计法律责任的具体形式
根据我国《会计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的会计法律责任主要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三种。
(一)行政责任
行政责任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因违反了行政法律规范，不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而产生的责任。
主要有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两种方式。
(二)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是指犯罪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在会计活动中，有关的会计行为主体违反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或人员行使上述行为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因违反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它主要是一种民事救济手段，旨在使受害人，被侵犯的权益得以恢复。
从民事责任的定义可以看出，会计民事责任主要是因为违反了会计法律规范，使利害关系人受了损失而给予的补偿。
四、我国会计法律责任的立法现状
(一)会计法
我国1979年8月开始起草会计法，1985年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由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决定》，10月31日，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会计法(修订草案)》，修订后的《会计法》于7月1日开始施行。
新的《会计法》加大了单位负责人的责任，单位负责人应当保证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第28条规定：单位负责人应当保证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得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违法办理会计事项。
同时还加大了惩治的力度，具体列举了各种可能发生的会计违法行为及处罚规定，并强调了会计违法行为刑事处罚，如第42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43条：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由此可以看出，新的《会计法》更加完善，更具有操作性。
(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除了《会计法》，《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所得税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都对会计法律责任有相关的规定。
五、我国会计法律责任的立法不足
1.对于违法行为标准界定的不足
根据《会计法》第43条：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民事责任规定的不足
《会计法》是关于会计行为和组织的核心法律，它的相应条款应为民法和其他同一层级的法律规范(如公司法、证券法等)提供法律判断标准方面的会计专业技术支持。
在实务中，由于会计法规民事赔偿制度的缺失，导致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使用者遭受到经济损失时，难以获得民事赔偿。
3.对于会计法律责任主体承担责任规定的不足
根据《会计法》第4条：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第2l条：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并盖章;设置总会计师的单位，还须由总会计师签名并盖章。
单位负责人应当保证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由这两条可以看出，单位负责人对单位的会计工作及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六、我国会计法律责任的完善
1.对会计信息及虚假会计信息直接作出规定
在对会计信息及虚假会计信息作出规定时，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必须规定在我国调整会计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即会计法或者其实施细则中。
其次，对会计信息及虚假会计信息的界定必须科学化，避免过去的法律规范中的有关规定在会计专业人员看来不很科学的情况出现，这就要求必须结合会计专业人员和法律专业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来制定标准。
同时，对于会计违法犯罪的制定也要具体化，结合《刑法》的'规定，来制定会计违法犯罪的标准，同时，《刑法》中对于会计违法犯罪制定不完善的地方，也要结合《会计法》的规定进一步完善。
2.明确单位负责人的会计法律责任，加强会计违法责任的追究力度，特别是完善会计违法的民事、刑事法律规范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大量虚假的会计信息来源于单位负责人的意志。
诚然，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单位负责人的确“不懂业务”、“不懂会计”，但这不能成为他们推脱会计责任的借口。
相反，加强他们的会计责任，可以促使他们学习财会知识，增强法制观念，注意内部控制，提高管理水平，否则会计工作只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篇8：我国会计法律责任制度及完善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会计法律责任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完善我国会计法律责任制度的具体措施，对规范和统一会计法律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会计法律责任 会计法 刑法 民事责任
会计法律责任是指会计主体(包括单位和个人)违反会计法律法规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这里所指的法律法规包括《会计法》、《证券法》、《公司法》、《保险法》、《所得税法》、《独资企业法》、《企业破产法》等。
但是，目前我国现有的与会计相关的法律法规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影响了会计法律责任的落实和追究。
所以，研究和探讨如何完善我国会计法律责任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会计法》为基础，对我国会计法律责任制度存在的不足及其具体完善措施进行初步分析和探讨。
一、我国会计法律责任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
篇9：走出法院调解制度的困境
走出法院调解制度的困境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法院调解制度三个基本原则的剖析，论证了现行民诉法将调解定位于法院审判权运作方式而和判决共同规定于审判程序中是不科学的，从而自然引出调解应和审判程序相分离的结论；接着通过考察外国民诉制度中，当事人以合意方式解决争讼的制度-诉讼中和解制度，发现以该制度取代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制度是可行和合理的；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民事诉讼中和解制度的立法完善提出了一些初步建议。论我国民事诉讼中和解制度的立法完善
第一部分 通过对法院调解制度的现状分析，指出了其存在种种弊端，究其原因：从自愿，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合法这三个原则入手，找到了该制度存在种种弊端的症结所在，即调解在本质上是合意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由此决定了它不宜作为法院审判权的运作方式。现行民诉法对调解的错误定位导致了法院调解自身的制度性缺陷，审判实践中的诸多弊端均根源于此。
第二部分 对法院调解的`制度性缺陷的论证使我们得出了调、审分离的必然结论。尽管调解不再作为法院审判权的行使方式，但其合意解决争讼的合理内核在功能上具有弥补单一化审判制度在功能上的缺陷的优势，并且随着社会司法需求不断扩大、更新，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建立科学的合意解决争讼的制度是十分必要的。而诉讼中和解制度因其符合合意解决争讼的本质理应成为我们的选择。
第三部分 诉讼中和解制度在我国民诉法中已有相关体现但显得过于简单和贫乏，本文从诉讼中和解的时间、方式、效力、及其瑕疵救济四个方面对我国民事诉讼中和解制度的立法完善提出了具体的建设性意见。
法院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富有特色的一项制度。作为民事审判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长期以来，法院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可否认，法院调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纷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推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确实发挥了重大而积极的作用。但伴随其而来的诸多弊端，例如“重调轻判”、“以调代审”、“久调不决”、“和稀泥”式调解、“压服”式调解等大量存在，法院调解制度因而招致很多批评与质疑。
如何评价和对待法院调解制度，是继续把它作为光荣传统来坚持和发扬，还是为了公正、严肃执法而将调解和审判相分离？这是我国法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战略抉择之一。
一、法院调解的制度性缺陷
（一） 法院调解制度的现状
我国的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和职能活动，调解与案件的审理过程是合为一体的，且调解贯穿于审理程序的始终。这种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也是我国民事诉讼区别于其他国家民事诉讼的一个显著特征。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陕甘宁边区等革命根据地的法院就立足于调解处理民事纠纷。此后，法院调解作为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一直倍受重视青睐，并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调解型”民事审判方式。与“判决型”审判方式相比，“调解型”审判方式有如下特征：
1. 将调解作为处理民事诉讼案件的优先目标和首选方式，尽量采用调解办法解决争讼，调解实在无望，不得已时才动用判决；
2. 把防止矛盾激化、恢复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关系，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作为重要的价值理念，审理案件时不局限于眼前的纠纷，更注重双方的长远关系和整体利益，并以此作为劝导当事人发扬风格、谅解让步的理由；
3. 把说服动员作为主要工作方法，要求法院处理案件时深入细致地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劝说当事人接受调解和协商解决纠纷；
[1] [2] [3] [4]
篇10：论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
论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
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新中国几十年的民事审判实践中，法院调解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甚至一度成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受到立法、司法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偏爱和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推行以来，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开始成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热点之一。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直接体现着国家法治化的进程和水平，关系到“公正与效率”这一世纪主题的实现，而对于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来讲，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如下几个问题的回答，来说明改革法院调解制度的必要性以及改革的思路，并就此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一、法院调解制度的历史考察及比较研究
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法院调解作为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处理民事纠纷的`一种形式，一般认为在我国的民事审判中有如下意义：一是有利于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防止矛盾激化；二是有利于简化诉讼程序，及时化解矛盾；三是有利于法制宣传，预防纠纷。
一般认为，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院调解，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是对我国自根据地时期以来司法工作的经验总结。在抗日根据地时期，人民政权的司法审判中就明确将“调解为主，审判为辅”作为处理民事纠纷的基本方针。建国后较长时期内“调解为主”的方针继续在司法实践中贯彻。 [2]因此，“重调解、轻判决”的现象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审判实践中一直存在。直到20世纪80年代，适应“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国家”这一目标的要求，为提高民事诉讼中审判的地位，避免造成审判与调解的对立，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将“调解为主”的提法改为“着重调解”。同样是出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还是出于提高民事诉讼中审判地位的目的，1991年《民事诉讼法》又将“着重调解”改为“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3]对法院调解这一重要的民事诉讼制度在法律上做了准确定位，从法律规定上消除了“重调解，轻判决”的立法倾向。
与其他国家相比，像我国这样调解与审判程序合一的制度几乎没有，但与我国法院调解相类似的民事诉讼制度，在其他国家广泛存在，最相似的制度便是诉讼和解。诉讼和解在其他国家民事诉讼程序中普遍存在并占有重要地位。以美国为例，90%以上的案件是以和解方式解决的。国外的诉讼和解制度同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共同点主要表现在：首先，两者都可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发生。其次，两者都可通过某种途径获得类似判决的效力。比如在英美法系的英、美两国，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可通过向法院申请 “合意判决”，以使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而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和解协议一经记入法院笔录即具有执行力。最后，在两种程序中，法官都要主持协商活动并对当事人进行说服。同时，两者又有明显的区别：首先是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不同。法院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地位显然极为重要，除了立法、司法实践中一直重视调解外，重视调解的思想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指导性意义。而在国外，虽然许多国家也鼓励当事人和解，但制度设计的着眼点却是审判程序。其次是具体制度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调解人员（或主持和解人员）与本案审判人员的关系上，在我国的法院调解中，调解人员与审判人员在身份上是重合的；而在国外的诉讼和解中，二者的身份是相互独立的，这种相互独立的身份能切断和解与判决之间的联系，因此不会出现“强制和解”（像我国法院调解中存在的“强制调解”）。以美国为例，主持和解的法官一般不是对此案进行审判的法官；在德国、日本，通常主审法官可以询问、鼓励当事人和解，但要涉及到实质问题的协商和谈判，则要把案件移交给受命法官和受托法官主持和解。 [4]最后是法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在我国，法官在调解程序的开始、终结以及调解协议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甚至有的调解协议是完全在法官的操作下达成；而在其他国家的和解程序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律师，他们诉讼和解率高主要得益于其发达的律师制度。
二、法院调解制度存在基础的变化
作为我国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和民事审判的成功经验，法院
[1] [2] [3]
篇11：浅谈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当事人之间的不动产交易大量涌现，因不动产登记制不完善而引发的纠纷也由此增多。法院在认定未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的买卖合同效力时，一般有以下4种作法：1?合同不成立，一方收受的财产以不当得利返还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由过错一方负责赔偿；2?合同无效，由双方承担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3?合同“尚未发生效力”，一方可强制另一方实际履行或在解除合同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4?合同成立生效，产生一种债权请求权。但不动产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买方可依合同请求卖方承担违约责任，其中前三种做法都将登记的效力及于房屋买卖合同本身，认为未经权属登记，合同债权或不能成立或成立后不能生效，唯有最后一种做法将登记的效力独立于买卖合同之外，认为登记与否不影响合同债权的发生。由此可见，各地法院在不动产登记的效力上认识并不一致，究其原由，是由于我国立法的不明确，不但有关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制度尚未在中国得到系统的建立，而且现行法院中的有关制度也说不上完全是民法物权法意义上的制度，它仍然是带有浓厚的行政法色彩的制度。
一、不动产登记的效力
1?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
不动产交易中，债法上的合同为原因行为，而物权变动登记为结果行为。以房屋买卖为例。在我国完成房屋买卖分为订立买卖合同和进行权属登记两个阶段。其中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是一种债权行为，合同成立生效后，合同当事人之间就产生一定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先于房地产权属登记而有效存在，买受人负有在约定期限内付清房款、受领房屋的义务；出卖人负有在约定期限内将房屋按合同约定的质量交付买受人的义务，双方均有相应的债权请求权。但此时只是具备了物权变动的原因，并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只有经房地产权属登记，房屋的所有权才从出卖人一方转移至买受人一方，在此之前，出卖人始终保有标的物的所有权。房地产物权的变动是在权属登记阶段完成的，这在德国民法关于不动产物权变更的“合意＋登记原则”中得到鲜明地反映。这里的“合意”特指物权行为，不动产物权变动凭债权契约、物权契约、登记而发生，物权契约的外在形式即登记。在“一物二卖”的场合，尤其在第二买受人为善意的情况下，尽管第一买受人与出卖人之间存在着有效的债权债务合同，第一买受人因未办理登记手续仍不能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他只能够依债法上的违约责任制度请求出卖人赔偿，而不得主张第二买受人与出卖人之间的合同无效，笔者以为，那些将未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合同认定为无效或未生效的立法、司法实践，实际上是混淆了不动产交易中的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效力，将债法上的原因行为归入到物权法上的登记-结果行为中，其结果是否定了合同的独立效力，不利于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篇12：浅谈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
不动产登记有两重意义，一是公法上行政权力对不动产交易进行监督管理，二是私法上通过权利状态的公示，保证交易安全。这里着重探讨第二重意义。根据登记对不动产交易安全的保护范围，可以将两方各国的立法大致分为登记生效主义型和登记对抗主义型。从我国目前现行法规中散见的有关登记的规定来看，我国的立法例为第一种类型。既然为登记为生效，就可推出不动产登记的最重要的一层效力：物质变动的根据效力。登记在这里发挥着决定当事人的不动产物权能否按照当事人意愿设立、变更与废止作用。如果把登记对物权变动的决定效力看作是有积极作用，那么物权公示效力就是登记的消极作用。世界各国凡有不动产立法者，一般均承认登记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登记的第三层效力为善意保护效力，这是从物权公示效力中派生出来的。由于登记本身具有社会客观公信力，在信赖登记的第三人取得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时，其正当权利不会因为有错误的登记而被剥夺，客观公正的社会交易秩序才能得到维护。除此之外，登记还具有警示效力，提供给社会法律讯息，让社会尤其是不动产取得人了解标的物的全面情况，然后决定自己是否为某项法律行为。
二、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我国不动产登记效力应采取对抗主义
民法制度构造的基础应当是现实中的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笔者认为根据不动产制度的“实益”，不动产登记的效力应采取对抗主义。
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
在宏观角度，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当事人有权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去设计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物，基于私法自治原则，私人相互间的法律关系应取决于个人之自由意思。物权变动是民法中物权制度的重要部分，只要其变动没有损害国家、社会和第三人的利益，法律就不应该过多地干涉，否则，反而阻碍了商品流通和市场交易，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微观利益衡量上，有的学者主张不动产登记效力采成立要件主义的最主要的理由是，采登记的对抗主义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利益?“交易上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又是怎样一回事呢t为了说明问题，举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如下：
甲拥有一不动产，与乙订立买卖合同，将不动产转让给乙，但尚未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此时，又有丙来与甲协商欲买甲之不动产，价格比乙为高，甲转而准备将不动产卖给丙。丙为交易第三人，现在我们分别在丙为善意和恶意两种情况下考察不动产登记采生效主义及采对抗主义中衡量交易上的利益。
1?丙为善意：
1）不动产登记采生效主义
在登记为物权变动之生效要件时，由于乙尚未办理不动产的变更登记，故不动产的变动没有生效，甲仍是不动产的合法所有人，他当然有权将自己的不动产转让给丙?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甲是不动产的有权处分人，根本不需要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丙即可合法地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其实，在不动产登记采生效主义的国家里，不动产以登记为公示原则，故不动产的取得一般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然后，甲对乙承担债权法上的违约责任，这样，丙最终取得该不动产。
2）不动产登记采对抗主义
在登记采物权变动之对抗主义时，不动产的取得和变更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即生效力，但是，物权变动的效力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这样，即使乙尚未办理不动产的变更登记，物权变动已经生效，他仍然可以获得不动产。但是，由于丙是善意第三人，乙取得不动产的效力不能对抗丙，丙因而最终取得该不动产。
2?丙为恶意
1）不动产登记为生效要件
在不动产登记为生效要件时，乙没有办理不动产的变更登记，则物权变动不生效，甲仍然是不动产的合法所有人，即使丙是恶意的第三人，甲将不动产转让给丙的行为还是有效?丙在受让不动产之后立即办理了登记?，结果，乙只能请求甲承担违约责任的法律救济，而恶意第三人丙竟然最终取得了不动产。
2）不动产登记采对抗主义
在不动产登记采对抗主义，物权变动的效力仅仅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而如果第三人是处于恶意的话，即使没有登记，物权变动仍然有效。所以，当第三人丙为恶意时，乙可以对抗丙而继续合法享有不动产，丙则不能取得不动产。
3 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当第三人为善意时，第三人都能取得不动产，无论不动产登记采生效主义还是采对抗主义，都是同样地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利益的。而当第三人为恶意时，在不动产登记采对抗主义的情况下，恶意第三人不能取得不动产；但是，在不动产登记为生效要件的情况下，恶意第三人却能够取得不动产，从交易安全方面考虑，笔者认为，交易安全应当包括两方面，以本案例分析，一方面是受让人乙的交易安全；另一方面是第三人丙的交易安全，一般而言，当事人之间在有关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后，到办理物权登记之前，总有一段时间间隔，如果不动产登记为物权变动之生效要件，则在此段时间间隔中，物权变动不生效，原不动产所有人甲仍是不动产的有权处分人，他为了获得更好的交易价格，或者处于其他方面利益的考虑，不管第三人丙是善意还是恶意，甲的这种有违商业道德的行径都将得逞，这样的法律规则，对于受让乙而言，就没有交易安全的公平正义?如果说不动产登记的生效主义有利于保护第三人利益的话，那就是它连恶意第三人都保护?另外，有学者认为，不动产登记采对抗主义制度本身自相矛盾，理由是，不动产物权变动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可以生效，但是该“生效”的物权不能对抗第三人，即该“物权”没有公认的物权的对世权的性质，若其不能对抗第三人，他的设立又怎么能“生效”，所以，该“物权”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物权，是没有意义的物权。笔者认为，登记对抗主义中意思一致而取得的物权在性质上，属于负解除条件的物权，在没有善意第三人时，物权变动生效，出现善意第三人的情况后，物权变动的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另外，物权发展到现代，已经是有限制的绝对权，在善意取得制度中，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真正权利人的物权都不能对抗第三人，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只要有第三人的对抗，物权就不是真正的物权的话，那么现在所有的物权都不是真正的.物权，之所以得出这个错误的结论，问题在于没有正确把握现代物权的性质。
（2）不动产登记应采形式审查制
登记的实质审查制，即登记机关对于登记之申请，除须审查登记条件是否在形式上完备外，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之原因与事实是否相符、有无瑕疵，也须详细审查，经确定后方予登记。而登记的形式审查制与此恰恰相反，登记机关对于登记的申请，只进行形式上审查，而对于契约上所载的权利事项，在实质上是否真实，有无瑕疵，在所不问。
实质审查制有以下两个主要弊端：
第一、由于进行实质审查，审查的范围和力度都相当大，登记机关的审查费用很高而且手续繁冗，需要花费当事人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使得交易费用和成本骤升，人为地设置了市场调配资源机制的障碍，同时，在登记时实质审查的时间比较长，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高速运转的需要，而且，现实中不动产登记种类繁杂，数量庞大，每件登记都要进行全面的实质审查，必将耗费登记机关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所以，从经济效益和效率的角度而言，实质审查是不足取的。
有人提出，根据德国法中关于物权行为的理论，民事法律行为分为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这两种行为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采用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即物权行为在其法律效力和法律结果上必须与其原有行为的有效性相分离，不动产变动之际，登记官吏的审查范围也就仅限于审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物权行为。笔者认为，首先，我国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物权行为理论是“概念法学的幽灵”而不主张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其次，如果登记中仅审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物权行为，那其实与形式审查制一般无异。
第二、坚持实质审查制的学者经常提出实质审查的最大优点，即利用登记机关行政权力的高效、权威性使物权得以公示并获得公信力，而且，采取严格的公示态度可使物权变动完全处于国家的管理和控制之下，便于国家有关部门进行管理和监督，法律的社会保护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但是，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当前公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国情下，实质审查制非常容易导致国家公权力对私权力侵扰和过度干预的问题。
首先，在实质审查制中，登记机关需要对合同的实质性条款进行审查，以确定物权变动之原因与事实是否相符。如果登记机关是行政机关的话，根据契约自由原则，合同的订立应由当事人之间私法自治，如果登记时登记机关都要对于合同实质条款进行审查，实际上等于扮演了司法机关的角色，不动产登记几乎就变成了向司法机关提起的合同效力确认之诉，背离了不动产登记的初衷，同时也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过分干预。
实质审查的登记具有公信的效力，有的学者称之为公信原则。公信原则系指依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纵不存在或有异，但对于信赖此项公示方法所表示之物权、而为物权交易之人，法律仍承认具有与真实物权存在相同法律效果，以为保护的原则。一旦实行登记的实质审查制，登记具有强大的法律效力-公信力，登记机关就必然需要为此承担相应强度的法律责任，对于真实权利人所受损害予以补偿。在登记如有错误、遗漏、虚伪而致权利人于损害时，在德国登记制中，由国家负责赔偿，在托伦斯登记制中，登记机关自己设置赔偿基金承担责任，不动产登记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实质审查对于登记机关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对于登记机关的人员素质和办公设备有相当高的要求，登记机关不易执行。
其次，通过登记的手段来加强国家对于不动产的管理和控制，笔者以为是一个不足取的办法。我国建国以来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社会的各种资源惟恐管理和控制得不紧，对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统得过死，统得过严”，反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登记实行形式审查制的最大弊端是登记缺乏公信力，物权变动的法律关系不明朗，物权归属情况不明晰，从而不利于交易安全。
笔者认为，形式审查制的这一弊端可以通过不动产产权证书的方法予以解决。在托伦斯登记制中，虽然实行登记的实质审查制，但是并不强制一切土地必须申请所有权及他项权力登记，即采任意登记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可登记可不登记，因此，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关系也不是很明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托伦斯登记制度中使用交付产权证书的方式来明晰物权的归属情况，保障交易安全和经济信用。这种方法，一方面达到了保障交易安全和经济信用的目的，另一方面，物权变动中交付产权证书，尊重了当事人在私法领域中的意思自治原则，节省了大量的登记费用，克服了实质审查制的重大弊端。就我国而言，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实行不动产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历史上和现在一直实行不动产的登记发证制度，我们已经在心理上和事实中普遍认可产权证书制度，所以，以发放产权证书的方法来弥补形式审查的弊端，具有现实的制度基础，因而可行性甚强，这样一来，形式审查既保证了交易安全，又有利于经济效率，理应是立法最佳选择。
（三）不动产登记制度的“五个统一”原则
目前，我国不动产登记机关是“多头执政”，而且其依据的法律也不同。这种混乱的状况不符合法理，也与世界各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兼容。我国在制定物权法或者专门的不动产登记法时，有必要加以改善，具体而言，需要注意“五个统一”的原则：
第一，统一法理依据。
我国目前的不动产登记的法律依据“政出多门”，而且，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中虽有关于不动产登记的规范，但这些规范比较零散，而且不合理者颇多，相互之间也存在大量矛盾的情况。更要害的问题是，目前大量的不动产登记内容仍然是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制定的，这些制度是为了满足对土地、房屋进行行政管理的需要，而不能满足不动产进入市场交易的需要。所以，必须制定一部满足市场经济要求，逻辑严密、内容统一的适应我国国情的不动产登记法。
第二、统一登记机关。考察世界各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可以发现关于登记机关的两个规则性特点：一是不动产登记机关多为司法机关。如：德国是属于地方普通法院系统的土地登记局；日本是司法行政机关法务局、地方法务局及其派出所；瑞士是各州的地方法院；我国旧民法制定之时，也是采用地方法院统一登记的做法，但后来由于民国原司法混乱而改为由不属于行政机关的独立部门-地政局统一负责。二是不动产登记机关的统一性。为维护在不动产登记上司法统一性，同时也因为不动产在自然联系上的紧密性，国家法律均规定一国之内或一个统一司法区域内实行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即不论土地，房屋还是其他不动产，也不论是何种不动产物权，均由统一的登记机关负责。
目前，我国不动产登记机关都是有关不动产的行政管理部门。之所以世界各国都以司法机关为登记机关，是因为不动产登记直接或者间接地决定权利人的实体权利，故登记制度应与司法部门建立直接的关系。由于在登记时需要进行审查，就我国国情而言，行政机关无专门的相关人员和设备，难以担当不动产登记的重任，同时，行政机关由于负有行政管理职能，容易使登记变成行政管理的性质。另一方面，我国司法机关配有专门的法律人才和相关司法设备，同时，为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已经发展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符合程序正义的讼讼原则和制度，例如辩论原则、诉讼证据制度等，而且，司法机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利于登记的公正性。另外，一旦有关不动产的登记发生争议，就可以直接进入诉讼程序，当事人不必经过起诉阶段，而是直接向上级法院上诉，这样既方便当事人获得法律救济，又可以节省有限的诉讼资源。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应当顺应国国际规则，以司法机关为不动产登记机关为宜，具体而言，可以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
第三、统一登记效力，根据本文的分析，笔者主张不动产登记法应采登记对抗主义，实行形式主义登记的原则。这不仅符合法理的要求，更是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四、统一登记程序。在我国，一直存在重实体而轻程序的错误思想，对于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缺乏应有的认识，不动产登记制度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市场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全国应当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减少直至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在不动产登记法中，应该统一登记的程序，原则上不允许各地区各自制定自己的不动产登记程序。
第五，统一权属证书。不动产权属证书是证明权利人拥有不动产物权的重要文书，是在我国未来实行登记对抗主义后保证交易安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配套制度。我国目前的不动产权属文书不统一，在种类上包括地权证、房地产权证、林权证等等多种不动产权属文书并行的情况。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统一，不方便权利人进行登记，而且加重了权利人的经济负担，式样不统一也给假冒证书提供了可乘之机，对于市场交易的安全和效率极为不利。所以，不动产物权的权属证书应当由统一的机关制作、颁发，并且具有统一的格式。这样制定的权属证书就可以改变和防止目前权属文书中的混乱局面，从而保障不动产交易顺利、安全、高效地进。
篇13：浅论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完善
浅论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完善
摘要：我国目前的税法法律规范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税法解释作为弥补税法规范这一缺陷的主要方法，对税法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我国目前的税法解释制度存在许多缺漏和不足之处，使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故深入研究税法解释制度的完善问题对税法的有效实施是有所裨益的。本文首先介绍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然后分析该制度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说明完善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必要性，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完善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几点建议。关键词：税法解释；行政解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
引 言
有这样一个案例：3月，王某成立了甲公司，但是王某经营一年多从未在税务机关申报纳税。该市国税局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不申报缴纳税款定性问题的批复》，对其作出处罚决定。王某请求复议，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王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审理，法院认为《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不申报缴纳税款定性问题的批复》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的偷税手段作了扩大解释，违背了纳税人的权利，因此未予以使用，即该处罚决定在法律依据上存在问题，判决予以撤销。 [1]但行政机关认为法院对行政解释没有再解释权，故不执行判决。
在以上这个简单的案例中，我们认为其至少蕴涵了三个与税法解释有关的问题：一是税法解释权应遵循怎样的划分原则；二是税法解释应遵循怎样的方法；三是税法解释应遵循怎样的价值取向。这正是税法解释制度的三个核心、基础问题，即税法解释主体的解释权、税法解释的原则、方法以及税法解释的价值取向。由于我国税法学起步较晚，税法解释的理论研究仅处于起步阶段，故尽管税法解释制度已初步建立，但前述三个核心问题仍存在一定的缺陷。
一、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所谓税法解释是指一定主体对税收法律文本的意思所进行的理解和说明。 [2]从定义可看出，税法解释属于法律解释的范畴，同时其解释对象是税法法律规范，故一国的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主要受该国税法法律规范体系和法律解释制度的影响。
（一）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
目前，由于立法机关向行政机关过度地让度税法的立法权，以及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怠于行使税法解释权，我国税法解释制度呈现了行政解释垄断以及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完全滞空的现状。究其原因，一方面，立法机关由于考虑到自身工作的繁重，以及对税法专业知识、信息的欠缺，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四部税收法律，即《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农业税条例》外，其他大量的税种如关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一般授权行政机关作出规定。根据“谁立法谁有权解释”的立法原则，行政机关理所当然地对其制定的大量的条例、规章拥有解释权。另一方面，由于立法解释在实际中处于一种虚置状态，没有积极、及时发挥其在法律解释中的主导性地位，致使行政机关在实践中对税收解释有迫切需要时，即具有充分理由进行各式各样的行政解释，甚至介入到立法解释中。实际中，立法机关往往在自己制定的法律中，索性就授权行政机关通过制定“实施条例”、“实施办法”、“实施细则”或“补充规定”等对其进行解释。这使得行政机关取得了“准立法机关”这样一种与立法机关相当的税法解释权。另外，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权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这是因为与税收有关的诉讼一般均为行政诉讼，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诉讼事项。这实际上就将司法机关的税法解释权剥夺了。加之，税法的专业性强，大多数法官对财税知识掌握非常有限，不具备解释税法的知识体系和能力，故司法机关无法将税法解释权作为日常职责之一来执行。
在此情况下，行政解释无可厚非地担起了税法解释的“重担”。在实践中，这些以“通知”、“决定”、“命令”或“批复”命名的行政解释的强制效力遍及纳税人，甚至代替其解释对象，成为指导税务执法的主要依据。
（二）现行税法解释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在行政解释在税法执法中担任如此重要角色的情况下，对行政解释的限制、监督却没有跟上，行政解释的过度“繁荣”致使整个税法解释制度出现以下几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第一，各个行政部门、各级税法机关越权解释税法的情况普遍，致使税法解释体系相当混乱。目前我国对税法作出有权解释的行政机关包括国务院及其所属关税税则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同时还包括地方人民政府主管部门。但实践中，一方面，有权解释的机关由于各自所要实现的执法目标不同，故其势必从最便于自身执法目标实现的角度出发来税法解释，以致出现一个法律文本或法律规范有几种有权解释的现象，破坏了国家税法法制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一些非税务机关为了自身执法的需要，对与管理的行业相关的税法条文进行解释。该解释尽管可能从该行业的实际情况出发，更具有现实操作性，但从法理上来说，作为非有权解释机关作出的解释，其本身的程序非法性排除了其具有实质适用性的资格。另外，一些地方税务机关基于地方的实际情况，出于地方保护的需要，也发布“通知”、“批复”等，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税法和国务院制定的法规进行税法解释。
第二，行政解释随意性强，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立法本意，侵犯了纳税人的权利。行政解释的随意性主要表现在行政机关对税法进行任意地扩大或变更的解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于的，在国家税务总局或国家税务总局与财政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解释性文件中，对既定税法规范作出扩大或变更解释，而且目前仍在普遍实施的文件多达1000件左右，许多内容对原有规范进行了实质性的突破。 [3]我国税法解释采取扩大或变更解释的方法是具有一定现实依据的。由于我国现行税法体系建立于1994年以前，当时立法之时受传统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理念的影响，一些法律规章仅对相关问题作原则性规定，没有制定任何具体的标准。另外，随新形式的出现，相关立法已显出滞后性，有关标准、数据、指标、条件已不适合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所以，扩大或变更解释不失为弥补立法漏洞、填补立法空白的方法之一。但过度的扩大或变更解释，超越了“解释”应有的限度，违背了“解释”的本意，违反了立法者的目的，实有造法之疑。另外，这些扩大或变更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税务机关作为国家税收的管理者对“国库”来源的维护权，而忽略甚至剥夺了纳税人应有的权利，即当存在可作有利于纳税人利益的解释时，行政机关总试图向更有利于国家税收的方向进行解释。
第三，行政解释公布途径不完善，导致纳税人与征税机关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尽管目前国家税务总局每个月都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法规公告，但这仅限于税收法规。由于我国绝大部分的行政解释是以“通知”、“批复”等形式作出的，带有明显的行政机关体系的内部化色彩，故一般都是上级对下级的指导、指示和意见，对于处于税务行政机关这个共同体之外的`纳税人来说，是完全隐秘和封闭的。 [4]这使得纳税人未能及时了解国家最新税法动态，适时履行新的纳税义务，以致造成非故意性地违税、抗税，也增加了税务机关的执行成本。
本文由www.FwSir.com收集整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这些问题反映了税法解释制度三个核心问题所存在的缺陷，首先就税法解释权而言，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解释权的划分不明确，立法解释权、行政解释权与司法解释权三者的位次混乱。其次对税法解释原则、方法来说，行政解释采从宽解释，即可扩大或缩小解释不利于我国税法制度的建构。最后从税法解释的价值取向来看，采“有利国库推定”原则“使纳税人权利不受重视。二、完善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必要性
从目前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不难发现，税法解释制度的三个核心问题的缺陷，使税法解释制度一定程度上违背税法的有关基本原则，阻碍税法关系新理念的实现，逐渐动摇、摧毁税法的基石。为了建构健全的社会主义税法大厦，完善税法解释制度则颇具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完善税法解释制度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我国税法改革正朝法制化方向努力发展，税收法定主义是这一改革所应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税收法定主义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都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 [5]我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在税法解释制度中至少在两方面应得到充分的遵守：一是税法解释主体权限的法定性，即法律赋予解释权的主体才有资格解释税法，并且应在法律规定的各自的解释对象范围内行使权力；二是行政解释的内容不得涉及有关纳税主体、纳税客体、税基、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税收的增加和减免等基本税收要素。但这两方面内容正是目前税法解释制度所缺少的，若得不到完善，税法建设就无法达到法定主义的要求。
第二，完善税法解释制度是税收公平主义的必然体现。税收公平原则指纳税人的地位必须平等，税收负担必须在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主体之间进行公平分配，该原则是宪法规定的法律平等原则在税法领域的具体表现。简而言之就是纳税人条件相同的纳同样的税，条件不同的纳不同的税。但在实践中，各个行政部门、各地税法机关依据不同的方法来进行税法解释，如有的采取扩大解释，有的却采用缩小解释，这势必使适用于某一人群的规则因地区、行业的不同而不适用于处于相同情况的其他人。因此，为税法解释确定一个统一、科学的解释方法是税收公平主义在税法解释制度上的首要要求，这是因为“统一的相同标准可以避免主观的意气用事、偏袒或个人的偏好，并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免于遭受多数人的侵害。如果前后不一致而采取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则将违反体系，而导致不同的群体，在有关的相同情况下，遭受不公平的、偏袒的待遇。”[6]
第三，完善税法解释制度是保护纳税人权利的重要途径。在税法改革的过程中，我国传统的税法理念已从税收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性向权利义务对等性发展。这将要求税法从过去单一的管理职能向管理税收法律关系、限制征税机关的权力、维护纳税人的权利等多重职能方向转变。但是，目前我国税法解释的行政解释垄断性决定了税法解释根本无法真正兼顾征税机关权力与纳税人的权利，担任起限权、维权的角色。故完善税法解释制度，打破行政解释的垄断，是保护纳税人权利的重要途径。对于保护纳税人权利这一先进、科学的税法理念，税法解释制度不应成为其发展的绊脚石，而应发挥其灵活性和能动性，成为积极地推动者。
三、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完善
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缺陷的形成并非偶然，因此尽管其完善具有迫切性，但该制度的健全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法律解释制度和税法法律规范体系双体系的改革同时启动，需要立法、司法、行政三机关的相互配合，从深层次来说，更需要全社会税法观念的转变。故我们在此仅从税法解释制度的三个核心问题入手，提出几点拙见。
（一）重构立法、司法、行政三机关的税法解释职能
为了打破行政解释的垄断状况，必须在实践中恢复立法、司法机关的解释职能，使其真正成为立法、司法机关的基本职责，同时将行政机关的解释职能严格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1、确立立法解释在税法解释制度中的主导性地位。这是由立法机关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中的扮演的角色以及立法解释本身的立法性特点所决定的。首先，立法解释机关在我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其作为代表公共民意授权的机构，本身并不会像行政解释主体一样有为了达到行政效率而滥用解释权力的倾向，也不会像司法解释主体一样有为了实现个案公平的需要。故立法机关作为税法的制定者，其作出的解释将最符合立法意愿，最能体现立法本意。其次，立法解释具有立法性这一区别于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的特点。从立法学的角度看，立法解释主体的解释权限与立法权限相对应，可以视为立法权限的延伸。立法解释是所解释的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所解释的法具有同等的法的效力。 [7]我国目前的税法在立法之时乃遵循“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故许多税法条文模糊不清。加强税法的立法解释，对于消除当前税法条文的不周全性，丰富法条所涵盖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立法机关在税法解释上的无话语状态理应被打破。立法解释在税法解释制度中的主导性地位体现在决定性和权威性两方面。这要求一方面，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对于税法规范中有关税收基本要素等核心性内容的解释权应收归立法机关所有，以此实现立法机关行使决定性的税法解释权。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作为税法立法的“作者”，其进行的解释不仅应结合立法意图对税法的现实可行性进行预测和指导，同时为了维护立法的稳定性和法律文本的权威性，并消除立法的滞后性，立法机关应通过解释活动来维持税法的现实效力，需在解释中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即在不改变立法原意的前提下，赋予那些已不适应社会客观现实的法条以新的含义，为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作出一定的指引。
2、严格限制行政解释的范围。纵观世界各国的税法解释制度，一般很少由行政机关对税法进行解释，即使有解释，范围也很小。这是因为税收机关身兼“国库主义”和“纳税指标”的重担，在进行税法解释时倾向于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容易导致寻租和创租行为。故各国均将行政解释视为三个税法解释环节中最不值得信任的一环，将其严格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目前存在的绝大部分问题的根源也主要在于行政解释的范围过大，因此严格限制行政解释的范围税法解释制度的完善颇具意义。行政解释是指有权的行政机关针对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而进行的解释。 [8]根据该定义并结合我国现状，我们认为限制行政解释的范围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限制行政解释的内容范围。行政机关的解释应严格限定在对税法操作性问题的解释，不容许其介入到立法机关享有的税收基本要素等核心性内容的解释权内。另一方面是限制行政解释的适用范围。从法理上来说，行政解释应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规则，其作用应仅限于指导税务机关在执法中的操作细节，不应当具有与行政法规、规章相当的效力。为了限制行政解释内容的范围，我们认为应设立专门的税法监督部门，来审查和监督行政解释有无违宪、违法。另外，由于限制了行政解释的适用范围，行政解释就具有了内部性，为了使纳税人及时了解最新解释，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导致纳税人权利受损、义务增加的情况，还应设立行政解释公开公示制度。行政解释只有经过前述两个程序，才可生效。尽管审查制度和公开公示制度可能
本文由www.FwSir.com收集整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会减慢行政解释出台的效率，但是“效率绝不能以牺牲法律的公平、公正为代价”这样一个亘古不变的法律理念说明了这两个制度存在的必要性。3、加强司法解释的监督功能。司法解释在国外的税法解释制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带有强烈的维权和救济色彩，对维护纳税人的个体权利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其无需如立法解释一样站在国家的高度，强调解释的广泛适用性，而仅针对具体个案中当事人双方的实际情况，通过进行法律解释，达到实现个案的实质公平的目的。另一方面，其区别于行政解释，无需着眼于行政效率，而仅注重纳税人个体合法权利是否得到实现。故司法解释在国外常常扮演维护纳税人权利的重要角色。但司法解释这一重要作用在我国税法解释制度中并未得到发挥，致使对于纳税人认为不合理或侵犯了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解释，除向税务行政机关以复议的方式提出外，纳税人再无其他救济途径可寻。这是因为我国司法机关只能审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审查其抽象的行政行为，而行政解释属抽象的行政行为，故不属于司法审查的范畴。我们认为，司法机关的税法解释权亟须恢复，即司法机关应将税法解释融入到对具体个案的裁判过程中。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对纳税人做出的行政解释不为纳税人所接受时，纳税人有权求助于司法程序，通过司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不正当性进行修正，以维护自身权利。故应确立司法解释的效力层级处于行政解释之上位的原则，使司法机关可按照自己的理解独立地对法律作出第二次解释，以对行政解释作出评估，使司法解释成为行政解释的另一道监管线。
（二）确立从严解释原则作为税法解释的基本原则
从严解释原则和从宽解释原则为目前各国税法解释的基本原则的两个取向。从目前实践中可看出，我国是采用从宽解释这一原则的。我们认为，从宽解释原则的适用造成了随意税法解释现象的大量存在，致使侵害纳税人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很有必要将从严解释原则确定为税法解释的基本原则。这是因为税收法律与纳税人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按照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不得征税，所以在对税法进行解释时，赋予文字的含义应是它本身体现出来的含义；如果逾越了这一限制，那就有可能创设新的纳税义务，这无疑将损害纳税人的利益。[9]
对税法解释适用从严解释原则，这从长远看来有助于增强纳税人的税法意识，提高税收效率，保护纳税人的权利。但是，在我国税收立法尚远未完善的情况下，要求绝对地从严解释税法，这无疑是一种苛责，更不利于税法体系的完善。因此，我们认为，当前对于不同的税法解释，从严解释的要求程度应该不同。对于行政解释，因其解释范围限制于税法操作性问题，故必须绝对地适用从严解释原则，也就是说即使税法确实存在漏洞或不完善，行政机关也不得对法律内容作实质性的补充解释。在进行解释时，应采取文义解释的方法，即要求解释机关严格地按照税法文本进行解释，不得进行任何目的性解释或其他意图的解释。就立法解释来说，由于我国现行税法法律的不完善，应该允许其针对税法的模糊性，进行必要的扩充解释或限缩解释。但是，应该强调，无论扩充解释还是限缩解释，都必须忠实于立法者的原意，不能任意地扩大或缩小，否则，就会落入目前行政机关的随意解释的窠臼。
（三）确定“有利于纳税人”作为税法解释的价值取向
一般来说，若国家主义盛行的话，则“有利于国库”势必作为税法解释的价值取向。按照我国传统税法理论的观点，国家为税收法律关系的权利人，不承载任何义务，故税法解释无需考虑纳税人的利益，仅应关注如何使行政机关运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征得最多的税收。所以税法解释的价值取向总是偏向“有利于国库”这一原则。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私有财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时就要从有利于纳税人的解释出发，防止税法对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侵犯。在我国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已经写入宪法的背景下，将“有利于纳税人”作为税法解释的价值取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遵循这一价值取向，“有疑则不课税”应成为最重要的原理，即在法律条文的文义呈现出模糊性而使是否课税成为问题时，解释应承认并肯定纳税人的利益而选择不予课税。
篇14：我国代理商制度的完善论文
我国代理商制度的完善论文
我国代理商制度的完善论文【1】
[摘 要] 鉴于我国目前商事代理中出现的代理形式不规范、适用法律不统一、代理行为无法可依等诸多现象，尽快完善我国的代理商制度成为商事立法的当务之急。
我国应该参照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立法及国际惯例，结合我国的特点制定一部专门的《商事代理法》，明确规范我国的代理商法律制度及其商事代理行为。
[关键词] 代理商 商事代理法 显名主义
一、我国现行的代理立法概况及其特点
我国现行的代理立法主要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
此外，尚包括有关代理制度的行政规章(《关于外贸代理制的暂行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等。
目前我国的代理法律制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以大陆法系国家民事代理制度的立法体例为蓝本。
这一方面是由于自清末变法以来，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所制定的民事法律均沿袭德日法制，这无疑会对我国今日之立法产生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建国初期，由于我国学习苏联，在立法上也概莫能外，而苏联也属大陆法系国家，尽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未产生正式的民法典，但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还明显的带有苏联民法的色彩，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深受大陆法影响的后果在代理制度方面的表现便是我国《民法通则》仅规定了直接代理制度，而对间接代理制度，则未予规定。
直到，《合同法》方将行纪合同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围。
将直接代理规定于民法典，间接代理规定于合同法，这是大陆法系民事代理与商事代理二元体系在我国法律制度上的体现。
第二，民事代理和商事代理没有明确的界限。
由于立法者将1986年《民法通则》定位于“民法的商法化”，因此，我国的《民法通则》具有浓厚的民商合一的性质，这一性质在我国的代理法中也有明显体现，《民法通则》仅规定了代理制度，但该项制度通用于民事代理和商事代理;于《民法通则》之外，我国并没有另行制定调整商事代理的商法。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法通则》代理制度的规定已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对有些陈旧规定的修改，已成为立法者重点考虑的问题。
第三，代理法法律体系初具规模，但尚不能调整全部代理关系。
目前，我国共有两部法律对代理制度予以规范、调整，它们分别是《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但它们对代理关系的调整是不全面的。
《合同法》对行纪合同予以专章规定，这固然填补了我国法律对间接代理调整的空白，但其缺乏对行纪商的规定。
在我国未采用普通法代理立法体例的情况下，《合同法》却部分地规定了普通法中的隐名代理和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这一画蛇添足之笔又造成了代理法法律体系的不和谐。
二、我国目前代理商制度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代理商资格的确定无严格要求
代理商不同于民事代理活动中的代理人，它除了参与商业代理，从本人处获取佣金外，还是一种营业体，对其内部职员还需支付工资和薪金。
因此，作为营业体，它必须有自己的商号、资产、营业场所、商业账簿，并进行营业登记。
但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对代理人的资格根本就未作规定，在《暂行规定》中仅规定外贸代理人必须有外贸经营权，对其他条件也未作规定。
这种情况不能满足商业代理实践的需要，不利于规范代理商，也不利于保护本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因为，一方面作为商事营业体，代理商必须拥有一定数额的自主财产，否则无法对自己的过错造成本人或第三人的损失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法律对代理商的资格不作明确规定，无法保证本人与第三人交易的安全，因为事先第三人无从知晓代理商的资格是否合法，若以后有关机关确认该代理商资格不合法，将导致该代理合同无效，代理合同无效则代理商代理本人同第三人订立的交易合同也无效。
2.内外贸代理形式不同，适用法律各异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所从事的法律行为，其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此代理为直接代理。
《暂行规定》规定的外贸代理形式中，代理人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也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法律活动。
即外贸代理既可为直接代理形式，也可为间接代理形式。
《民法通则》对直接代理的法律后果的承担作了明确规定，而《暂行规定》的规定一方面不符合国际上通行的代理形式，另一方面又显失公平。
根据《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的规定，间接代理关系中的三方当事人――本人、代理人和第三人间的关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
本人与代理人间是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与第三人间是交易关系，因此，代理人与第三人所订立的买卖合同，本人不能直接接受，只有在代理人通过委托合同将买卖合同转让与本人后，本人才可承受。
但《暂行规定》规定，间接代理的行为后果由代理人承担，这与国际上通行的间接代理形式不符。
此外，《暂行规定》又规定，对于代理商以自己名义签订的合同可向本人收取3%的佣金，而对本人不履行合同或迟延履行合同则承担100%的责任。
这种规定显然是不公平的。
3.商事代理中代理人的地位不明确
根据代理的一般理论，代理人与本人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因此，代理人的地位是独立的，本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无权干涉。
但是，在外贸代理实践中，由于法律对此未作明确规定，再加上一些本人对国际市场信息掌握的较多，或仅因为自己无外贸经营权无法直接与外商交易等情形，常常出现本人干涉代理人的代理活动，如直接与第三人联系，强迫代理人听从其指挥，或为了达成交易，无视代理商的合法权益，要求代理人无条件接受第三人的条件等。
这时的代理人实质上已成为本人的附属品或代言人。
在内贸代理中，制造商与代理商存在资产纽带关系，也淡化了代理人的独立地位。
在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增效减员己成为一个主要举措，对于富余人员能自我消化的，政府要求尽可能自我消化，因此许多企业自行设立代理机构，销售本企业的产品。
这种代理机构其实仅是制造商的内部机构，无任何独立性可言。
三、完善我国代理商法律制度的思考
1.代理商制度立法的价值取向
就实际情形而论，代理商还处于弱势。
如果再对被代理人加以特别的法律保护，没有必要，也极不合理。
因此，笔者认为，商事代理(代理商)制度立法的价值取向应该体现出对代理商与委托商双方的合法权益予以同等的保护与重视，实现代理，尤其是商事代理中以义务为中心向互利为中心的转变。
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应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即不仅注重委托商利益的保护，对于代理商合法利益的保护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更应注意交易的便捷与安全。
2.代理商制度的立法模式
代理商的立法模式问题，立法时当然应该考虑。
目前，关于商事代理立法有三种模式：目前关于商事代理立法模式有三种：一是规定在民法典中，即在民法典关于代理的章节中也对商事代理加以规定，如我国台湾的民法中就有代办商(即代理商)的规定;二是规定在商法典中，如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商法中均有代理商的规定;三是规定在单行法律中，如英国的《18代理商法》。
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目前商事代理中出现的代理形式不规范、适用法律不统一、代理行为无法可依等诸多现象，比较现实的做法是，首先不区分民事代理与商事代理，在一部民事法律中系统、全面地规定代理的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这部民事法律即是《民法典》，有关代理的一般法律制度应当纳入《民法典》的总则编。
在起草《民法典》时，现行的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司法解释中有关代理制度的合理部分应当尽可能吸收到《民法典》之中。
其次，参照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立法及国际惯例，就性质确实较为特殊的商事代理关系制定一部专门的《商事代理法》予以必要的规定，并将其作为民法的特别法，以此来规范我国的代理商制度特殊的法律问题，以规范商事代理行为，使商事代理活动有法可依。
3.代理商资格的取得条件
商事代理不同于民事代理，因此，法律应明确规定代理商必须有自己的商号、一定数额的财产、营业场所并登记注册。
否则，不赋予其代理商资格，无代理商资格的组织机构不从事代理活动。
此外，对代理商都赋予外贸经营权，使一个代理商既可从事内贸代理，又可从事外贸代理，以避免机构重复设置、市场分割的现象。
这其中存在争议的是代理商从事商事代理是否应当申请登记的问题。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均未对商事代理做出规定，因此，对于从事商事代理业务是否应当申请登记，立法上还是一个空白。
笔者认为，既然代理商作为一种职业，是商人的一种，而且其又从事商事行为，所以，代理商就其从事营利性活动这一点而言己与制造商等毫无二致。
因此，国家应当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重视和保护代理商在我国的发展。
笔者认为，应当建立申请登记制，对于长期、固定从事商事代理业务的代理商，应当实行申请登记，只有取得了代理商的资格，才能从事代理业务。
而对于那些临时从事代理活动的代理商，则不一定非要其办理登记手续不可。
参考文献:
[1]徐海燕:英美代理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第387页
[2]赵万一：论民法的商法化与商法的民法化[J].法学论坛，第4期，第32页
[3]任先行，周林彬：比较商法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第443页
[4]杨芳，杨永忠：WTO下的商事代理问题研究[J].商业研究，第19期，第147页
代理商的核心竞争力【2】
代理商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中间环节。
说代理商简单，主要是因为，如果放眼到整个家电供应链的大视野看，代理商层面基本不存在大的战略选择，厂家的战略就是的代理商的战略，代理商几乎没有所谓的自主权和话语权。
因此，总有代理商朋友提出疑问，代理商就像三明治夹在厂家和终端零售商之间的那个夹层一样。
代理商的未来到底在哪里?代理商的核心竞争力又体现在哪里呢?
我是用了三年的时间，与全国给地的家电代理商近距离接触之后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的。
更准确地说，我是通过自己与代理商的深度交流之后，才真正发现了代理商的核心价值所在，那就是代理商可以在三明治夹层的“薄”与“厚”上做出文章。
做得“厚”的代理商，可以成为区域内掌握话语权，任何品牌通过他的运作，都能获取做大的'规模。
但是，代理商要想从受制于人到掌握话语权，靠的就是不断优化和提升运营能力，提高自己服务于厂家和零售商的能力。
让厂家在区域内对你形成依赖，这就是代理商的价值。
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代理商在各自的区域内形成了自己的这种优势，让厂家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依赖。
因此，我们看到：在相同或相近的经营模式下，不同的代理商之间差异却很大：同样的地盘，不同的人耕种，产出的粮食可能天地之差。
表现为不同的代理商在区域市场的运营推广的能力上的差异。
表面上看简单这个经营模式：从厂家进货，再出货给零售商或下一级代理商，依靠一进一出之间的利差获取收益，却是由很多细小的环节组合而成的。
代理商的成败是由对细节的把握所决定的。
行业在发展，业态在演化，几乎所有的宏观与微观的经济要素都在动态环境中相互作用，在瞬息万变的中国家电市场上，代理商可谓“各领风骚三五年”。
代理商在运营的过程中，就是要靠各种技巧来获取市场中量与利的平衡。
如果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控制中间成本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如果成本控制不好的话，就会亏村。
篇15：我国域外送达制度的完善
我国域外送达制度的完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和社会交往活动不断增多，起诉到法院的涉外民事纠纷也呈逐渐增长趋势。只有及时、圆满地解决案件，才能维护我国法律的权威，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从而维护国际交往中的正常秩序，促进我国各方面建设的健康发展。但在审判实践中，涉外民事案件的审理却存在着许多困难，其中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诉讼文书的域外送达。该文围绕如何完善我国域外送达制度，从改进现有送达方式、增加新的送达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现予刊发。域外送达〈service abroad〉，是指一国司法机关依据有关国家的国内立法或国际条约的规定将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送交给居住在国外或法域外的诉讼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加人的行为。域外送达在诉讼中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第一，对许多国家来说，传票和起诉书有效地送达给被告是法院开始对案件行使管辖权并进行审理活动的前提，否则，法院就不能对其行使管辖权。第二，送达有利于防止平行诉讼的产生。平行诉讼是“相同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基于相同事实以及相同目的，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法院进行诉讼的现象”。平行诉讼的存在容易导致不同国家法院相互矛盾的`判决出现，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与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稳定。故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和1988年罗迦诺公约对于平行诉讼所规定的解决措施是：首先受理案件的法院享有优先管辖权。而许多国家将文书送达的日期视为受理案件的日期，比如英国。第三，送达对外国裁判的承认与执行亦产生影响。在送达不合法的情况下，一国法院的判决往往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承认与执行。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和1988年罗迦诺公约均规定，如果被告由于未及时收到有关起诉的文件，使他没有充分时间安排辩护，而作出的缺席判决，其他国家得以拒绝承认。
我国目前有关域外送达方面的现行法律只有1991年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该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了7种域外送达方式，分别是以条约规定的方式送达，通过外交途径送达，由我国驻外国使、领馆代为送达，向受送达人委托的人送达，向受送达人设在我国的代表机构送达，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科技的巨大进步，上述7种送达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送达现状，无法满足提高司法效率的时代要求。概括起来，域外送达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外交途径或司法协助途径送达程序复杂、费时费力。须事先准备司法文书、案情简介、托请转递委托书、请求书，并将这些文书翻译成外文。对许多法院来说翻译英文勉强可以应付，但没有能力翻译其他国家或地区文字。各地法院自己翻译或者请翻译机构翻译司法文书，版本很多，许多翻译不准确。然后，将这些准备好的文书逐级报送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再将文书转给司法部或外交部，由后者将司法文书递交给受送达国中央机关或者我国驻该国使领馆。对方中央机关接受文书后，在按照其国内法律规定将文书转递给执行送达的法院。文书送达后，送达证明按同样的路径回到我们手中。这个程序，将费时一至二年，且成功率低，只有30％。例如，厦门丝绸进出口公司诉意大利赛拉斯公司买卖服装合同纠纷一案，我国法院通过司法协助途径委托意大利最高法院送达，9个月后才收到意大利方面出具的送达证明。
其二，邮寄送达存在的问题。邮寄送达是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允许的送达方式。海牙送达公约第10条第1款也规定，该公约不妨碍通过邮寄途径直接向身在国外的人送交司法文书的自由。另外，由于邮寄送达比较方便、快捷，于是这种送达方式便逐渐成为国际上最常用、最有效的送达方式。但是我们在进行邮寄送达时却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首先，难以查清被告在外国的具体地址和邮政编码；其次，难以查清被告所在地的法院的地址和邮政编码；再次，邮寄送达似乎与我国在《海牙送达公约》的保留相矛盾。由于我国民诉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六）项规定，受送达人所在国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采取邮寄方式送达，因此，从表面上看邮寄送达有法律依据。但问题是，地方人民法院难以查清具体哪些国家允许邮寄送达，哪些国家不允许邮寄送达；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种送达方法似乎没有法律依据。我国是《海牙送达公约》的缔约国，在参加该公约时，我国对邮寄送达提出了保留，明确提出：“反对采用第十条所规定的方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送达。”既然我国不允许别国对我国当事人邮寄送达，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对等原则，别国也可以禁止我国法院以邮寄方式向其国内当事人送达司法文书
[1] [2]
篇16：完善我国反诉制度之设想
反诉不一定就超过诉讼时效（3）。反诉作为独立的诉，应该符合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3、当事人条件。反诉的原告只能是本诉的被告，反诉的被告只能是本诉的原告，反诉的当事人和本诉的当事人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只是诉讼地位互换。如果不是本诉被告提起诉讼，或者是本诉被告对本诉原告以外的人提起诉讼，就不是反诉。（二）反诉的管辖。反诉只能向受理本诉的人民法院提出，如反诉单独提起时，审理本诉的法院无管辖权，那么该反诉是否成立？笔者认为，若该反诉属本诉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专属管辖的，被告只能向有专属管辖权的法院另行起诉，因为专属管辖具有强制性，不允许随意变更，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况受理本诉的法院应当有权受理。例如，对反诉单独提起时应由级别较高的法院审理或应由级别较低的法院管辖这种情况，受理本诉的法院就可以受理该反诉。如此，不仅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也充分发挥了反诉制度的功能。（三）提起反诉的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起诉状和答辩状，并未规定反诉状，那么被告提出反诉是否必须使用反诉状呢？笔者认为应使用反诉状为宜。理由如下：第一，我国民事诉讼法原则上要求起诉使用起诉状，反诉本来就是独立的诉讼，理应用反诉状为妥；第二，使用反诉状可以使法院确定被告提出反诉的事实，做好与本诉合并审理的准备；第三，使用反诉状会让原告即反诉被告充分了解反诉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有利于案件的审理及纠纷的解决。如被告无正当理由拒绝使用反诉状的，可以视为其放弃反诉。（四）提起反诉的时间1、一审提起反诉的时间反诉在诉讼进行的哪个阶段提出，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在案件受理后至法庭辩论结束前，被告都可以提出反诉，司法实践中也是这么操作的。这种做法造成了这样的矛盾：若允许被告在法庭调查或法庭辩论等庭审阶段随意提出反诉，这不利于原告的应诉答辩，原告很容易受到被告的突然袭击，无法充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理，若为保护原告的答辩权，恢复到庭审前的状态，对反诉的有关争点进行调查，这又会引起审理的迟延。因此笔者认为，在考虑给予本诉与反诉原告以同等诉讼准备时间的同时，结合当前实际情况，作出合理的规定：第一，要跟国际接轨，很多国家都作出了当事人须在答辩期间提出反诉的规定，所以要尽量鼓励当事人在提交答辩状时提出反诉；第二，规定应当以在正式开庭审理前提出为原则，避免被告在正式庭审过程中随时提出反诉；第三，将允许当事人在言辞辩论终结前提出反诉作为例外。也就是说，被告要提出反诉，应当在法院正式开庭前提出，最好是在提交答辩状时提出，有特殊情况的才可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否则不予受理。此外，还须相应规定两点内容：一是法院对本诉被告履行告知其有权提起反诉及提起时间的义务；二是应当赋予本诉被告对于反诉请求以程序救济权，法院对本诉被告提起的反诉不予受理或不与本诉合并审理的，应作出书面的裁定，本诉被告有权上诉。这样，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又对反诉权进行切实有效的保护。2、二审程序中是否允许提出反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增加的诉讼请求或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立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此规定虽然可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与我国审理制度的要求相悖，也不符合诉讼效益原则。因为二审法院的主要职责是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进行审查，对一审判决前未发生或未主张的事实不应考虑，如果允许二审程序提出反诉，二审法院对本诉、反诉一并处理，其结果就否定了一审法院正确裁判的既判力，从而造成审判的混乱，不利于调动一审法院的积极性，且一审被告易利用二审程序中的反诉拖延诉讼。所以，二审程序中应规定不允许提出反诉。3、再审程序中能否提起反诉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再审应分别依据一、二审程序来审理，但再审作为补救性程序，毕竟有其特殊性，不能完全套用原审程序。实际上，再审不但是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进行裁判，更重要的还在于对已经具有既判力的原审判决进行评判，因此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申请的理由进行，不能超过原审法院审理范围，故再审程序中不应该允许提起反诉。当然，如果原审中被告提出反诉，法院未予审理，且成了提起再审理由的，则另当别论。（五）反诉适用的程序特别程序不适用反诉，反诉与本诉必须属于同一种程序，不能一个适用普通程序，一个适用简易程序，更不能一个适用一审程序，另一个适用二审程序。（六）提起反诉的诉讼种类不受本诉诉讼种类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当一个案件的被告提出反诉时，笔者常常听到“该反诉与本诉不是同一种类，不成立，不能受理”这一观点，笔者认为此观点太保守，也与反诉的性质不相符合。因为反诉作为一种独立的诉讼请求，不仅表现在被告提出反诉后，本诉是自愿撤回或是被驳回均不影响对反诉的审理，以及即使没有本诉的存在被告也可另外单独地启动新的诉讼程序这两方面，还表现在不论原告提出的本诉是哪一种，被告可以提出任何形式的反诉。也就是说，对原告提出的请求确认之诉，被告可提出请求确认的、请求变更的或请求给付的反诉；对原告提出的变更之诉，被告也可提出请求确认、变更的或给付的反诉；原告提出给付之诉的，被告可以同样提出请求确认、变更或给付的的反诉。例如：一离婚案子女本是由男方抚养，后女方诉至法院要求抚养孩子，在诉讼过程中，男方提出反诉，要求女方付清拖欠的抚育费。象此案本诉是变更之诉，反诉是给付之诉，合并审理显然提高办案效率，也公平公正地保护了当事人的权益。二、实质要件（一）反诉与本诉的关联性要件提起反诉的实质要件之一，就是指本诉与反诉的关联性。只有具备了关联性，反诉才能成立。因而反诉实质要件就是决定被告提出的反请求是否属于反诉范畴的条件。那么何为关联性呢？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关联性是指反诉与本诉在事实上或法律上有牵连。所谓事实上关联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指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所谓法律上有牵连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指法律关系相同或者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且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对抗性。这种理解应该说是狭隘了，这只能是关联性的一种，并不是全部，如把反诉与本诉的关联性仅仅理解为基于同一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会造成明显不公的。例如，原告起诉被告要求偿还货款，被告则反诉要求原告归还借款，这显然不是基于同一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但如不允许被告提出反诉，只审理本诉，对被告有失公允。由于货款与借款同属金钱之债，被告主张偿还借款用以抵销原告的请求，应该说是一个极为节约诉讼成本的主张，法律应当支持。所以提起的反诉，即使与本诉不是基于同一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但与本诉的事实、法律关系之间有联系，合并审判更有助于案件全面解决的，就应视为有关联性，反诉应成立。（二）反诉的目的要件反诉的实质要件之二，是目的问题。一般认为，反诉的目的在于部分或全部抵销、吞并、排斥原告的诉讼请求，或者使本诉失去实际意义，故只有那些能部分或全部抵销、吞并、排斥本诉或使本诉失去实际意义的请求才是反诉，这我们不否认。但是，反诉的真正目的应该是请求法院判决自己胜诉，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而不仅仅是请求法院判决原告败诉。因此提出反诉，并不只是为了抵销、吞并、排斥本诉，如果反诉起到了反驳本诉的作用，也只是反诉的副产品，而非本诉的本来目的，且从实践中看，在反诉与本诉可以同时成立时，反诉并不能起到抵销、排斥、吞并本诉的作用。例如，原告请求被告返还走失的牲畜，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支付其照管牲畜期间的费用，此反诉对本诉的成立就没有任何影响。因而，被告提出的要求法院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才是反诉（当然不排除抵销、吞并、排斥本诉或使本诉不能成立的情况），一切应按反诉的要求处理；如仅要求抵销、吞并、排斥本诉或使本诉不能成立的，只是反驳，不能当作反诉受理。三、反诉的审理（一）反诉的受理被告提出反诉的，法院应先审查其是否符合上述的程序性条件，不符合的，裁定不予受理，被告不服的可以上诉。因为既然提起反诉是被告的权利，反诉也是一种独立的诉讼，就应给予反诉原告与本诉原告同样的权利。经审查，符合上述程序性条件的，应予受理，并与本诉合并审理。同时，应立即向被告发出受理案件通知书，并由原告（反诉被告）答辩。司法实践中，由于许多人观念上对反诉的轻视，认为反诉附属于本诉，被告提出反诉后，是否受理及是否合并审理，直到本诉判决作出后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这都严重地损害了被告的权利。（二）对受理的反诉应予审理并判决法院应当而且只能针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判决主文应当而且只能是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的回答，这对反诉同样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有只注重本诉的审理而淡化对反诉的审理的倾向，庭审中疏于调查辩论，或者认为经过调查辩论而反诉不能成立的，只在判决理由中写明，判决主文却不涉及等等。笔者认为既然已将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就应对反诉的事实及理由进行充分的调查辩论，如反诉在实体上不成立，既要在判决理由中确定反诉不成立的事实，更应在判决主文中写明驳回反诉请求的内容。四、关于强制反诉与再反诉（一）关于强制反诉美国民事诉讼中将反诉分为强制性反诉及任意性反诉两类，强制性反诉是指本诉中的被告对于某些特定的反请求必须在本诉的审理过程中提出，否则，在以后的诉讼中就失去了提出此请求的权利，法院对于该类反诉必须审理并作出裁判；任意性反诉是指本诉中的被告对于自己的反诉请求，既可以在本诉中提出，也可以在以后的诉讼中单独提出，对其提出与否法律并不明文禁止，即便被告在本诉的审理过程中不提出，也不会失去提出的权利，法院对于此类反诉受理与否，全凭法官的自由裁量。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被告享有选择提起反诉或另行起诉的权利，即对于一个与本诉有关联的诉，其可以反诉，也可另行起诉，这应属于任意性反诉的范畴。我国有学者主张，我国也应当推行强制性反诉，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只是现在建立强制性反诉的时机还还不成熟。因为我国的司法制度、诉讼制度和律师制度还不健全，法官的法律素质、律师的素质以及公民的法律素质，尚难以适应强制性反诉制度的运作要求，从而极可能侵害当事人的实体权益（4），当然建立强制性反诉应是发展的方向。（二）关于再反诉被告对原告提出反诉后，原告可否再针对被告的的反诉提出反诉的反诉？德国法律承认反诉的反诉，但也有的国家不允许。我国对此没有规定，那么实践中如有当事人提出这类问题，该怎么办呢？可这样处理：如果被告的反诉经审查不成立，即反诉没被受理的，那么自然就分开审理；如被告的反诉成立，对原告提出的反诉的反诉，宜视为对其原有诉讼请求的增加或变更，不将其作为反诉的反诉受理，亦能公平全面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篇17：浅谈劳动争议协商和调解制度的完善
浅谈劳动争议协商和调解制度的完善
周国平
当前，我国的劳动关系普遍存在一定的紧张和困难，劳动争议发生的比例很高。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随着时代的进步，市场经济主体越来越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然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中国人不喜欢诉讼的传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发生劳动争议的时候，劳动者往往首先选择协商和调解的方式来处理劳动争议，这既减轻了法院的负担，又加速劳动争议的处理，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但是，我国的劳动争议的协商和调解制度却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方面是，大部分劳动职工希望通过协商和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劳动争议，另一方面是，劳动争议协商和调解制度设定存在问题，使得这些制度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完善劳动争议协商和调解制度是解决目前数量庞大的劳动争议案件的必由之路。
一、当前劳动争议协商与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者维权意识差，劳动争议处理知识缺乏。在发生劳动争议后，劳动者对于一般的权益受到侵害往往报以忍受，比较大的利益损失才立刻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来解决，更有部分劳动者开始对于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丧失信任。广大职工，对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知晓程度较低，许多人不知道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很难想象，一个对于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不了解或者基本不了解的人在权利受到亲还是会依然决然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劳动者对于劳动争议处理法律的了解程度很不理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设立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它影响到了设立劳动者实体权利的实现，与设立这一制度的目的背道而驰。
（二）协商制度不健全导致程序弱化。大部分劳动争议没有通过协商而是通过仲裁法来解决，表明协商制度是存在缺陷的，协商制度是最佳的劳动争议处理方式，现在却又很多人不愿意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这就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是职工希望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则是该制度不能满足职工需求的无奈。
（三）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作用发挥有限。大部分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纠纷后期望通过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解决争议，在单位内部解决纠纷，既方便又不伤和气，对调解组织的期望很高。但现实中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企业较少，不到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不能满足职工维权的要求。且由于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未能妥善地处理争议，职工发生争议之后，就不再愿意选择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解决纠纷。
二、完善劳动争议协商和调解制度的建议
（一）加强劳动争议处理法律的宣传和教育力度。
现有的法律尽管很不完善，只要广大的劳动者知道这个法律，至少，他就有可能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否则，就只能选择以忍让来息事宁人，从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去损害更多的劳动者的权利。因此，劳动争议相关法律的宣传和教育是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工作的基础。尤其，对于低学历人员、失业人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本来就是社会弱势群体，并在社会中占大多数，他们对于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劳动争议处理制度运行的正常与否，因此，加强对于这一部分人宣传和教育，对于促进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完善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健全劳动争议的协商制度。
在劳动争议处理的四项程序中，协商制度是最不完善的一个制度，这不仅是因为从法律层面看，该制度与其他三项制度相比较是条款最少，内容最少的制度，还表现在没有具体到有关协调主体、协商的内容、协商的步骤和程序、协商协议效率的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工会以及职工，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将其纳入争议处理程序的考虑之中，从而是个别劳动合同的协商难以进行。
（三）建立劳动行政部门主导的劳动争议调解机构。
劳动者虽然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设立在基层的人民调解组织、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都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在具体的劳动争议发生后，却又不愿意选择这三个机构作为处理劳动争议的调解机构，表明这个制度实行的并不理想，()远没有起到将大部分的争议消灭在协商和调解阶段的目的。笔者建议，应当把调解机构放在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代表政府行使劳动关系的职能，同时吸收工会和用人单位的代表参加。这样可以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且还比较符合中国讲究协商和调解的传统文化。
（四）修改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规定。
严格意义上讲，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名不副实，因为整个处理过程并没有第三方参与，自始自终都是两方，而第三方的存在才是调解制度的基本特征。因为工会是职工的法定代表，企业委派的人是用人单位的代表，但无论是工会的代表，还是企业的代表，他们本身与需要处理的劳动争议都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根据正当程序的原则要求，争议的处理与争议事项不应当有利害关系，因此，在实际上，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应当称之为“企业劳动争议协商委员会”。因此《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关于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规定应当作出修改。
（五）修改《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虽然《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不久，但是该法的缺陷显而易见，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其一，没有将劳动监察、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纳入一部法律当中，加以全盘考虑；其二，没有突出协商和调解在整个争议处理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相反，却在仲裁部分大做文章。因此，应当尽快把修改该法提上日程。
【浅析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相关文章：
2.完善制度
4.民事调解制度
5.完善制度工作总结
6.完善制度保障
7.完善制度建设
10.中国的调解制度主要内容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