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弱文化强文化及其整合的取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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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谈弱文化强文化及其整合的取向论文
谈弱文化强文化及其整合的取向论文
一、引论
现阶段文化因素对社会造成了一种新的冲击，随着当代文化的深入发展，人的智力活动的进一步发挥，社会结构和文化以及个体行动者的行动过程都进一步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在这种交错过程中，人的创造性活动和各种精神心态因素，不论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都以空前的影响力占据了主导地位。文化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产品和工作机会的重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社会学那种把社会结构和文化当作两类不同的体系，或者把人的行动同文化的因素区分开来加以研究的做法，显然已经不能有效地贯彻到当代社会的研究中去。
社会学在不断成熟的过程中，面对自身无法用结构解释的诸多难题，转而向文化解释寻求智慧和灵感，称作“文化转向”。文化在社会理论中的争论一直不断，只是有些理论避而不谈。文化始终是社会学最基本的学术组成要素，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以及理解人类自身的基本视角和路径。“‘文化研究’也越来越被视为能够连接我们对历史、文本和社会生活的理解的重要途径。”“但遗憾的是，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史中，学科的惯例让社会学理论家们更多的关注是‘社会’、‘结构’、‘群体’之类的宏大问题。直到20世纪80 年代以后，‘文化’才逐步成为新一轮学术研究的焦点，社会学理论才重新审视和考量‘文化’这一概念的含义，以及它在整个社会学学科中的地位和价值。”
二、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化
尽管“文化”一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科学中被广泛使用，但各学科对文化的定义仍众说纷纭，至今内涵一直难以统一，甚至是相当混乱和模糊不清。同时，在一般的研究中，文化和社会的概念很容易混淆，甚至相互通用，造成曲解。社会学关于文化的定义主要是从文化本身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关系尤其是与社会的关系两个层面来论述的，这样文化就成为研究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首先，摒弃将文化具体成事物的做法，根据文化自身内在的结构来谈论文化的不同类型。例如，通过一种宽泛的操作定义将文化分为: “主文化与反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批评性文化与非批评性文化。”接着论述文化的特性、结构和功能。有些学者则从四个方面论述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化构成，分别是: 符号、价值观、规范、物质文化。与人类学强调文化是“错综复杂的总体”不同，社会学的文化概念将重心更多转移到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特征等方面。其次，将文化同其他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区别开来，特别是谈到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区别。社会的概念是指: “社会作为一个体系是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和，作为一种完整的社会体系，无论是大社会还是小社会，都表现为各种人和人、群体和群体关系的集合，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结构体系。”帕森斯则论述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为社会系统提供了一种共享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的共享是通过整合社会体系中的社会角色扮演的统一性和规范性，进而让行动者将其内化而实现的，因此，价值和规范在帕森斯理论中尤其重要，但是文__化缺乏强有力的解释性的维度。格尔兹指出，区别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的有效方式，是将前者视为社会互动赖以发生的有序的意义体系和象征体系，而将后者视为社会互动模式本身。“在一个层面上，是信仰的结构，表现为象征和价值标准，个体根据它解释他们的世界，表达他们的情感，做出他们的判断; 在另一个层面上，是正在进行的互动行为过程，它的持续形式我们称为社会结构。文化是意义的结构，人类用以解释他们的经验并指导他们的行为; 社会结构则是行为所取的方式，是实际存在的关系网络。”“因而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是从相同现象中得到的不同抽象，前者是按照行动者的意义来考虑社会行为，后者是按照社会系统的功能来考虑社会行为。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的对立就相当于索罗金所谓的‘逻辑—意义的整合’与‘因果—功能的整合’的对立。”逻辑上的一致性强调的是认识观念的一致性，行动的主体不需要认识，而行动的一致性则是人和观念互动的产物，无论从经验世界还是分析方式来讲，二者都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可以分别予以关注和分析。本文论述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即从格尔兹区分文化和社会的取向入手。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社会学对于文化研究更多的是从共享的价值和共同遵守的制度层面来展开的，特别是整体性、功能化地使用文化概念往往会带有社会中心论的色彩。社会中心论把文化放置在社会运行中分析，强调社会优先于文化。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意义系统，只要行动者从支配性的文化中获得行动的指导，社会结构与秩序就得到基本的保障。进而将文化理解成一种社会实践的过程，“所有的文化形式都只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实践的模式”，文化具有了固化社会结构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化作为主体意义的层面，忽略了文化的能动性，限制了理解文化的多样性的途径。在现代性的背景下，社会学研究中追求现代的宏观稳定的社会秩序成为社会运行的目标，坚实的秩序变成最主要的内容和不可动摇的基石，高度理性成为文化的核心观念，这就要求文化与社会结构等其他变量高度统一，研究者努力抹去与现代性的稳定秩序相背离的文化元素。文化研究变成了现代性合法化的一种意识形态，调和了那些表面上不相容的观念和对立的事物，删减了行动的多重选择性，努力控制那些隐秘的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维持和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秩序。同时，对于有些社会学家来说，文化研究在学术上几乎就是反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注重反应客观事实，只研究可测的、可控制的、可见的那部分社会事实，使文化在社会学研究中失去了应有的重要性，扩大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之间的张力。
三、强文化分析范式出现的思想脉络
几乎从社会学创建伊始，各个美学的、文化的领域就已经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稳定的、自明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而且也表现为社会学理论中一种更具实质性的问题。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在不同时期的西方社会理论中出现了不同的表现形式，换而言之，“在社会理论中，文化这一动因的地位却起伏不定，有时它被看作是首要的原动力( 认为它涵盖并调节着整个社会结构) ，有时则截然相反，被当作仅仅是一种附带现象( 认为它只是对结构的理论表征) ”。这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决定了文化自主性的发展趋势，而文化自主性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强文化分析范式出现的思想脉络。
( 一) 文化是社会结构的配角，是社会运行的辅助系统
几乎从社会学创立之初，文化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以结构为主体的古典社会学那里，文化几乎成了社会结构的配角，就像英国社会学家阿切尔所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文化’都只是‘结构’的一个不起眼的配角。”在古典社会学理论中，文化宏观上对于社会而言，仅仅是一种规范秩序的规则; 微观上对于个体而言，仅仅是指导个体完成社会化的观念，这体现出了亚历山大所说的弱文化范式，即将文化视为一种外在的分析过程，狭义化了文化的意义范畴。例如，韦伯以一种建构主义的立场来理解文化与结构、文化与行动者的互动，看似给文化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新教伦理也只不过是简化成了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文化要素。涂尔干则注意到了宗教对于理解政治过程的重要性，但这些观点一直被后世的社会学理论所忽视。齐美尔则从现代性的碎片中寻找社会生活转型的文化意味。以上理论家们所用的文化和社会这两个概念并不具有等同的地位并且这二者之间的关联是非常脆弱的。这时的文化研究犯了两种错误，一种是简单的还原论，即把文化当作一种非独立的变量来看待，文化被还原成了一种需要，文化的意义被简化了。另一种是单向的因果论，认为文化是一种固定化的形式，将文化看作一种固定的产品。
( 二) 文化是结构的隐形表述，是社会结构的象征性表达
文化研究中更多的研究者则在一般意义上将文化界定为象征符号。索绪尔也将语言符号化，认为一个符号可以区分为“符具”和“符指”。“他相信一切文化系统可以用‘语言系统’来指示，语言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各种符号的一个系统，而‘语言系统’在性质上是社会的，因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只可能来自各种规则的总体性的客观结构，来自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结构。”类似的还有列维·施特劳斯用图腾研究来说明，群体和图腾之间的关系，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上述论者从作为文化现象的某一特定符号——仪式、语言和图腾，谈文化与结构之间的象征关系，认为符号象征意义的文化反应各种深层结构和结构变化的特征。
然而，文化作为一般象征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来讲，或多或少的被限定在只参与社会关系的生产，作为社会结构的表述由一系列象征符号构成，象征着结构的特征。此时，文化则指的是在社会结构中意义被生产、流通、交换的具有物质性的价值网络。这种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涂尔干对原始宗教仪式的研究，他将仪式作为符号来处理，这种仪式符号象征着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所谓社会结构的象征，这里指的就是强调诸如仪式和其他文化要素，反应社会关系本质的象征行动往往都具有社会性。当文化作为一种符号的意义来解读的时候，学者就在这个范围内讨论了象征性互动。“对于布鲁默、戈夫曼、加芬克尔等作者来说，文化构成了一个外部环境，行动者根据这个外部环境，做出一系列‘可以解释的’，或者可以产生好的‘印象’的行动，在这个微观社会学传统中，极少提及符号作为准则性的戒律或叙事通过内化了的道德约束力由内而外塑造人际互动的力量。”都从微观的互动、符号功能角度，论述了符号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意义，包括行动者不同行为意义阐释及其社会关系的阐释。不论微观性的文化具有怎样的功能，它都是一些文化要素构成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是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深层要素并且文化具有社会性。“由于符号的功能在于表达社会结构特征，在于解释结构意义或作为解释结构的背景，所以这类文化概念的研究，多半强调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互融性。”
( 三) 文化作为主体性意义阐释的浮现
当代社会高度发展的结果，使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发展到了空前未有的危机程度，人文因素不断向社会领域渗透。为此当代社会理论提出了古典社会理论从未提出过的问题，“文化”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研究行动与结构等重大问题的一个基本参照点。“在布迪厄的概念框架中，文化起着保证社会不平等的复制，而不是创造着变革的可能性作用，于是，文化通过惯习的作用，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进行操作，它是一个工具箱，而不是发动机。” 他认为基本的阶级结构只能在经济领域中被形塑，而文化资本的掌握则是对这种基本社会结构的协调，尽管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极为重要，但无论如何都不至于改变经济形塑的结构，更谈不上创造新的社会关系。但是他“将文化研究带回到社会学研究之中心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归根结底，布迪厄的文化概念是行动的外在资源，而不是内在文本。亚历山大认为: “总的来说，社会学对于文化的研究仍然主要属于弱文化范式，解释力度不够、对文化自主性含糊不清、并且只用抽象而不是具体的机制来把文化置入具体的社会过程中。”
格尔兹的“深描”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来阐释行动意义，在他看来，文化是当地人背后由人类学家阅读的意义文本，它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象征体系，是指导行动的意义之网，对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形塑作用，通过它我们可以揭示文化诸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阐释文化作为主体的意义。他认为文化体系是与社会系统平行的一种机制，研究文化就是研究其内在意义。而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强文化范式，就是要阐释文化作为一种独立变量的本身意义。同时，文化体系对于社会结构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当文化体系与社会结构不相适应时，也表现出了社会结构的滞后性。方法论上从“解释”到“阐释”再到“深描”，文化的主体意义得到了呈现。
四、迈向强文化分析范式
现代社会文化自身的发展展现出了新的特点，突出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就要求社会学研究文化范式的转变，这种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文化整体性迷思的破灭，即从整体性走向异质性，文化的差异性凸显，多元文化兴起，大众文化进入研究领域; 文化的边界被打破，现代社会流动性使得文化的交融空前繁荣; 个体与族群文化的脱离，族群文化不再是维持个体自我存在的唯一方式，文化象征的符号具有了一定的随意性，意义表达变地重要。同时，现代社会统治文化秩序的制度变得多元，大量的制度根据不同的文化价值形式规范着人们的行动领域，人们不再是习惯的奴隶，也不再依据事物的过去和现在的阶段来推断未来的状态，世界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永恒的、单一的强制的力量在控制，“‘文化’不再需要掩盖人类自身的脆弱性，不再需要向其选择的偶然性和不可控性致歉”。同时，在全世界，从社会学理论与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科学，文化一直都在执着地为自己寻找一条通往学术中心位置的道路。社会学家长期以来深切地感受到需要一种理论范式来认真地对待社会关系中的文化现象，在涉及文化与社会的因果关系时，人们在关注结构对能动性发挥影响的同时，开始告别结构决定论，关注文化自主性及其实现路径。
假如布迪厄将文化带回社会理论研究的中心地位的话，格尔兹通过对帕森斯社会、文化、人格相互整合观点的批评，他致力于更加紧密的把行动和行动者本人的经历的意义联系起来并且将其与文化形式联系起来，进而发展出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独立的思想，分析了文化作为文本的内在意义，则浮现了文化的自主性。亚历山大在论述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时，提出了文化弱范式向强范式的转换，强文化范式是文化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运用强文化范式才能分析出文化对于社会形塑所起的强大作用，进而将文化的自主性提高到了另一个高度。他所提出的文化社会学的强文化分析范式是: “格尔兹式的‘深描’、文化的独立性理论、文化的一般理论。”
亚历山大的强文化分析范式是用结构主义诠释学和人类学的象征理论模型来展开讨论的，他认为建构强文化分析范式应该遵从以下三个标准。第一是认可文化的自主性，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其生产和发展都具有独立性，文化的自主性来自于文化与社会结构的脱离，因而“‘文化社会学’中的文化在塑造人的行为和制度建构时，是一种拥有自主性的‘独立变量’，能够对人的行为输入如物质、制度力量一样的勃勃生机”。第二是明确的方法论。亚历山大认为格尔兹提出的深描的概念有点含糊不清，晚期的格尔兹拒绝将他的解读性分析和任何一种一般理论相联系，描写具体的事物代替了理论建构和理论阐释，文化的研究偏离了狄尔泰设想的解释性学科，这种思潮影响了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风格和民族志权威的确立，人类学对于文化的转译的.真实性在哪，人类学家在书写异文化的阐释还是在写传记? 因此，以亚历山大为代表提出的结构主义解释学意义上的深描不是要将文化只停留在描述文本的层面，而是要注重各个文化要素相联系的象征符号的社会事实文本，文化的深描要注意广义的社会情景和结构性因素，即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社会结构，从而寻求一般性解释的可能性。此时“文化就是意义的生产、流通的社会过程和集合总体”。第三是明确的因果关系，指明研究文化如何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即文化社会学的解释不是用抽象去解释具体，而是以具体来解释具体，这里的焦点是通过深描对细节加以重新叙述，目的是积累叙述并在具体情境中构建一个文本，它是一个由具体事物支撑的、由有规律地互相联系的符号象征所支撑的文本，试图直接在行动者与机构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并阐明文化如何介入乃至引导实际发生的事和人”。
自此，文化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地位完全从边缘走向了主流，从依附走向了独立自主，文化的主体性在社会学理论中得到了明确表达，文化具有了独立的空间。因此，文化不再仅仅是社会结构的配角、自然生态环境的简单反应和人类深层思维的外显特征; 也不仅仅是人类社会秩序的黏合剂和社会良性运作的润滑剂。
五、强文化分析范式的重要性与启示
( 一) 强文化分析范式的重要性
“‘强调文化的自主性’，这一事实表明，不能简单地把文化解释为对深层经济力量、权力分配或社会结构需求的反应。”而是，通过使文化更多的拥有一种能动的塑造和组织——从内部建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和实践能力，这种局势得以实现。文化就变成了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建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依附的变量，文化像社会事实一样具有客观存在的结构，今天的文化研究已经不再是关于文化形式或文化现象的单一研究，而是一个关于整体社会生活、社会想象的全面研究，不能再用抽象来解释文化，而是用具体机制来解释具体文化事项，文化中的人文因素和物质因素、符号与结构精密地相互交错在一起，致使人类创造的现代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传统主流社会学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文化领域，只关注被理解为与文化相脱钩的宏观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因此，社会学理论中文化的转向，亚历山大文化社会学中强文化范式的提出，将文化在社会学理论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给众多学科带来了生机，拓展了社会学理论的视野并且有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各种变迁。
( 二) 强文化分析范式的思考
亚历山大的强文化分析范式也有一定不足，这种不足体现在对于文化自主性概念的界定与使用的模糊。同时，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论述有待商榷，如果过分地夸大文化的自主性，过分强调文化与社会研究范式的差异，将会使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也将使强文化分析范式最终会接近文化决定论的范畴。文化范式与社会范式不是相互对抗，有明显鸿沟，没有整合可能性的。在现实的研究中，我们不能犯简化论的错误，用一种彻头彻尾的范式去代替另一种范式，即我们不能用完全的社会范式去取代文化研究的范式，也不可能用完全的文化范式取代社会范式。我们重新审视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对社会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两种分析范式的分离与替代，社会学传统理论强调了宏观社会系统的重要性，而文化的解释很弱，对文化独立性的定位含糊不清，甚至试图用社会研究范式来涵盖文化研究范式，忽略了文化建构社会过程的机制。相反，人类学一些文化研究则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落入文化研究的问题之下，因为文化在其概念中扮演着一种无处不在的角色，几乎每一件事物都在某个方面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作用于每一件事物”，这在现实的研究中是很难把握和操作的，有泛文化之嫌。在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我们绝不能赞成极端的决定论。
首先，不能让社会结构对文化进行霸权，淹没了文化的意义，让文化完全变成了没有能动性的社会结构的配角，结构决定和操纵了文化的一切，文化研究要避免这种结构决定论。因为，经济、政治、社会实践虽然都有其自己独特的状况和影响，但是它们也都在文化与意义系统中得到构建，通过这个过程，社会行动者才能占据某个关键位置并相应地发挥作用。通过研究发挥文化作用于社会行动者的行动逻辑，分析文化起作用的内在机制，这样就可以把文化作为其他系统存在的外在性条件转化为主体意义的内在深描。
其次，文化不能淹没社会性范畴，在理解和分析社会关系时不能过分泛化理解文化及其作用，即文化不能通过调控社会化被无限地上升到涵盖一切。文化研究也不能脱离社会性范畴，文化控制社会秩序的作用不能无限放大。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思想的不合理性，即以这种方式扩大文化的作用会偏向文化泛化论，导致出现分析的误区: 一切都是文化，文化就是一切。
最后，避免反二元论和实体二元论。反二元论者不认为社会和文化之间存在二分式的区别，他们认为文化与社会是紧密相连的、相互促进，不能强行加以区分。因此，反二元论者并没有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详细的分析，而是主张解构二者所有的区别，这就使二者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相反，实体二元论者认为文化与社会界限分明，是互不渗透的领域。即它把社会与文化看作两个独立的领域来分别处理，却忽视了彼此的渗透。例如，在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将文化不公正与社会的不平等割裂开来。两种思想都反映了学术研究中处理文化领域与社会现实之间简单化的倾向。
以上有关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把分析的某一个层面当作实在的，另一个层面当作附属现象，即没有自我的存在，这使我们往往面临着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今天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克服文化范式与社会范式之间的分离和克服二元决定论。文化与社会这两种研究范式要求能够，也应该形成彼此协同、相互促进的力量。其实，这两种研究范式是一种虚假的对立，今天的研究既需要对文化研究的承认，又需要对社会研究范式的承认，单有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够。实际上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是相互交错在一起的，社会学在不断注重宏大社会结构分析的过程中，边缘化了文化的作用，或者在实际的研究中为了便于逻辑分析，在方法论上区分为不同的概念体系，在结论部分却忽略了二者的内在深度关联，从而导致曲__解社会事实，限制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同时，人类学研究在强调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不能走向文化决定论，狭义了社会性因素解释和深描社会的作用，忽略现实利益对于社会生活的形塑，忽略权力、制度与文化之间的不同张力。总之，强文化研究范式最主要的贡献是，让我们重新审视社会学研究中文化的地位以及研究中如何处理社会与文化的关系，如何避免二元决定论。这就需要一个研究框架来整合社会范式与文化研究范式，寻找一种能够承认文化范式精华与社会范式精华结合在一起的方法，把两种所具有的解释力放到单一的综合性框架中。文化研究应该是超越学科旧的边界限制，重新整合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范式。下面我们就谈一下两种范式的整合。
( 三) 超越文化研究的二元决定论
鉴于现代社会复杂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个恰当的方法，既能够阐释社会与文化现象之间的差异，又能够解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既能够包纳文化与社会相互不可化约性，又能够包纳它们实际上的不可分离性。其实，文化常常暗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经验世界中，文化与社会在一般情况下是描述同一事物的两种镜像，换而言之，如果说文化构成以群体的信仰、仪式体系，形成一套规范行为方式的宇宙观或生活方式的话，社会结构则强调群体的构成要素，人群的集合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为群体提供了分类的模型。” 社会和文化是行动的两个不同层面，这两个层面相互渗透。我们可以用分析性二元论来超越文化研究的二元决定论。
分析性二元论更加关注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生与交互作用、相互影响，把二者都看作分析行动的面向。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在动态互动中存在着逻辑关系并且这两个层面都是活跃的、实在的，有可能相互矛盾或者相互补充。在行动的过程中，行动者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且在解决的过程中二者势必会相互制约，这就促成了行动的自由。显然，社会结构、行动和文化，作为社会事实，作为客观存在的一部分，它们三者并不可能作为相互独立的实体或系统而存在。这就是说，从本体论的角度，社会结构、行动和文化，从来都是相互交错在一起。人作为行动的主体，同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紧密相连，无论社会结构、文化和社会行动都离不开对人的研究，而人具有能动性，社会结构和文化既是行动的条件，同时又是行动的结果，这就打破了线性思维，避免了社会结构与文化地位的二元争论。加之现代社会中人类创造了无比丰富的文化，现今的文化与以往相比具有明显的特征，人为创造性因素占了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当代社会的理论研究由于上述重要原因，就更不能也不应该机械地分开“社会结构”“行动”和“文化”的因素。
首先，文化与社会结构是行动的一体两面，文化与社会相互影响，社会和文化不能相互独立存在。“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 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就不可能存在，人们经常脱离社会来讨论文化，好像两者毫不相干，事实上他们是紧密嗤合的”，并且形成了双向交织与互动，这就避免了任何的还原主义或者单项的决定论。文化具有独立性，但文化是社会的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任何文化的独立性都不能脱离社会和社会中的人而存在，社会也离不开文化，社会因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地进步。当代社会理论家试图超越传统社会学的上述研究途径，再也不愿把社会和文化分割开来，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和文化，同实际存在的社会和文化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性，回避方法论的理想主义。这就避免了传统社会学理论中文化研究的弊端，不仅使文化具有了自己的空间和话语权，同时重新建构了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其次，就是将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内在意义来分析，分析文化自身意义，分析文化的内在价值。即在注重文化自主性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分析其对社会结构产生内在作用的机制，此时的文化领域和社会结构就具有了某种内在的深度关联，而这种内在的深度关联方式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和场域性。这就要求研究者要在具体文化研究以及文化与社会关系研究中归纳与区分，将文化放置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不同的文化对应不同的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避免帕森斯试图从符号和象征的观点出发，只是将文化看作一套具有功能性的价值系统，强调其功能的意义，而不阐释创造整体生命的文化意义的上述做法，造成了文化作为一种自主性意义的缺失。
最后，将文化与能动性结合起来研究各种现象，这样就可以避免文化与社会的争论。作为社会的能动者我们并不仅仅靠着既定的命题在生活，同时我们也发挥着自己的创造性，创造着现代的神话。人类学理论中论述文化与社会区分的因果一致性和逻辑一致性都是建立在宏观的整体文化观和文化对社会整合功能一致性假设的基础之上的，“20 世纪70 年代，人类学领域中浮现了大量的理论分裂，逐渐抛弃了和谐一致的文化观念和日渐关注人类学范式和框架如何形塑和歪曲了他者的经验”。也就是说将文化视为高度统一和谐的静态的人类学观点得到了挑战，因社会的不断转型和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参与而使得文化作为整体的整合性功能得到了质疑，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文化概念的演变从一种整体的文化观发展到一种注重个体能动性的非整体的文化观，文化内部的不同位置的群体对文化有不同的需求，文化研究与社会群体分层密切地联系起来。文化对社会除了起着整合作用之外，有时候也对社会团结起着破坏作用。在现代性高度发展的当代世界中，社会变得更加碎片化和相互依赖，整体的文化观的权威逐渐地在下降。假如脱离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而仅从宏观的层面来谈论文化的意义、文化的整合功能的话，就会对文化的作用造成曲解。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具有多层次性和有条件的差异性，不能因其典型性的分析而遮蔽了文化的真实面貌，自此，文化社会学中的文化研究不但走向了分析其具体的美学意义和内在价值，同时，在承认个体差异性和能动性之后，走向了文化概念的不同层次与社会群体不同阶层的联合，从而使文化阐释具体化，文化研究微观化。因此，文化因素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向，社会学学科对于文化在社会研究中的地位应该重新审视，文化不仅仅是整体的或者是结构的，不再是隐性的或是显性的，不再是霸权的或是反霸权的。再不能仅仅将文化视为功能维护的一种辅助现象，而要注重其本身的特征，分析文化本身的内容和意义，注重文化的易变性和流动性，同时把观察文化的共享模式与个体实践相结合。同时，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如果主流社会学还是把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的次级系统而加以分析的话，那么，在人类文化高度发达并不断地深入影响社会整体生活的时代，社会学理论家已经完全不可能再沿用传统社会学在本体论上关于文化与社会机械分割的研究范式。
六、结语
新形势下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对现有学术研究造成了新的冲击，对社会学传统的文化研究范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这种新的挑战，亚历山大提出了强文化分析范式。虽然强文化分析范式将文化的自主性提升到一定的高度，给文化研究带来生机和活力，但是强文化分析范式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我们通过重新审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对社会学文化研究的范式进行了反思。我们既不同意弱文化分析范式，也不同意强文化分析范式与文化就是一切的泛文化论。而是从文化、行动、社会结构三者相互连接的链条上对文化进行整体上的理解，对多元文化研究范式进行整合性思考。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体两面，二者呈现互构与共变的关系，即文化与社会是一种“‘双向的结构’，每一方既结构化对方又为对方所结构化”。在这种动态的双向结构化中，文化研究与社会研究具有同等重要价值，而不是决定与被决定，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二元决定论。文化与社会既相对分立，又相互联系与补充，二者不可分割、互为前提与条件，在差异、对立、冲突中实现协调与整合。社会行动作为一种中介，促成了二者深度关联与内在统一。社会结构是人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文化结构则是人存在的意义体系，两者是人类存在的实质与表征。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再生产，既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包含着差异与冲突的过程。我们将在文化与社会的互构中建设“和而不同”的美好世界。
篇2：文化的价值取向的选择论文
文化的价值取向的选择论文
〔摘要〕文化的价值取向是文化与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是人们对一种文 化价值的主观认定理性判断情感体验意志保证及其综合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是文 化建构中一个带根本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体现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观
〔关键词〕 文化建构,文化选择,价值取向
文化选择是指变革时期一种文化对自身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的选取和采纳任何一种文化, 都是一个价值意义和形式结构的社会系统价值意义内在于文化中,是整个文化的核心所 以,文化的选择也即是文化的价值选择作为精神形态存在的现实的文化世界是一个意义 和价值的世界这种内在于文化系统的意义和价值结构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的价值结构 文化的价值结构是由文化价值选择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决定的文化的价值选择不是随心 所欲的,它通常表现为对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的理性反思与批判,其结果便是文化的价 值取向发展观的最高层次是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任何一种文化模式,除了具有自身的生产 方式政治制度等硬件结构外,都必然具备着内化为民族心理的文化价值认同系统价值观 规定着人的实践活动的准则方式和方向,价值也体现着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认,不同的价值 取向体现着不同的文化模式,对文化价值之本质的理解决定了文化的选择和建构
一、文化的价值取向是文化与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是 人们对一种文化价值的主观认定理性判断情感体验和意志保证及其综合
文化的价值取向要求文化对社会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即文化对社会主体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和意义。文化的价值取向包含了人们对文化价值的基本看法,它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是由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意识形式决定的。
因 此,它也决定着一种文化的发展性质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换句话说,一定的文化的价值取向既是一种文化发展价值和发展模式的选择,又是一种文化规则和文化行为的规定。
二、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是文化建构中一个带根本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文化价值取向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文化价值追求或文化价值目标与文化价值尺度或文化价值
标准在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中,文化价值追求或文化价值目标是更为根本的,它决定了主体的文化价值尺度 或文化价值标准,二者之间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当然,在一定意义上,文化价值标准也会 对文化价值追求产生影响,即文化价值标准与文化价值追求的品位正相关。也就是说,文化 价值追求与文化价值标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文化价值取向这一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正因为如此,有的西方学者就把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视为一回事。如拉兹洛说:“价值标准是行为者努力奋斗所要实现的目标”文化价值追求作为文化 价值取向中居于主导地位,带有根本性意义的一大方面,其实质就是指文化所要达到的 价值目标。
当然,这种价值目标并不是从文化本身而论的,而是从主体方面的需要与利益角度向文化所提出的价值要求。因为文化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现象,它总是要适合于人们的一定需要或目的的而人们的这种需要或目的一旦内化到文化中去,就构成了文化的价值追求。由于人们所赋予文化的希望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所以,文化的价值追求也就必 然表现为一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如安全秩序个体自由公共幸福公平与正义等,都 是文化价值追求的重要方面。但是,所有这些文化的价值追求中,必有一种根本的起决定性 作用的最高价值或者说最终价值这种最高或最终价值目标的确立和认定,也就是我们所说 的文化的价值取向
三、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体现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观
文化的价值取向规定并规范着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进步的合理的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和 潮流的文化价值取向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进步的文化价值取向为人们预设了一个文化发展的目标,激励人们在精神领域里不断地追求和创新,并以此推动人类社会实践向前发展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精神领域的追求和 创新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精神领域的追求和创新在人面前不断建造出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使人类实践能够不断地从中吸取新观念新知识与新方法,并且使人 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不断追求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正是精神文化所塑造的观念蓝图及其事先超越事中导引和事后反馈,使人类建造新世界改变旧世界的努力不断由可能 性变为现实性;也正是精神文化的日益创新与历史累积,使人类文化呈现为一个走向进步的过程,使人类社会形成了累积式的文化遗传与进化机制,从而使人类实践在限定与扬弃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到新阶段;也正是凭借精神文化的历史性创新,人才能通过自己的实践越来越自觉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在不断解开自然界社会历史与人生之谜的前提下,越来越有意识地控制着自己的实践及其自然影响与社会影响,使实践结果越来越符合于预定的目的,从而使人愈来愈达到自由自主状态 。
其次,文化的价值取向规定着人的实践活动的准则方式和方向,进步的文化价值取向正确地导引支持和促进着人的解放的历史进程。人的解放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实践过程。人的解放是一个从思想解放到实际解放从局部解放到整体解放的历史过程,它的历史性实现既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又凭借着相应的精神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两方面的现实条件正是由不断创新的精神文化生产来提供的精神文化中所蕴含的新知识新观念与新方法,勾画出人的解放的观念框架,这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精神条件;精神文化的生产既为人从历史累积的物质条件中选择，有利于实现自身解放的物质条件提供着观念指导,又呼唤着理想性的有助于人解放的物质条件不断生成与此相适应,精神文化的生 产实质上正处于人类实践中物质与精神相互转化的关节点上:一方面,精神文化的生产是“ 物质变精 神”的结果,即人在对奴役人束缚人与压迫人的社会现实进行客观再现的基础上,确立起 人的解放的价值目标,以科学知识与价值观念相结合的形式建构出人的解放的观念蓝图,并 在思想上首先获得解放;另一方面,精神文化的生产是“精神变物质”的起点,即人在关于 解放的观念蓝图的导引下,积极从事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使观念蓝图不断外化与对象 化,扬弃奴役人的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创造出人的自由自主的实践形式与理想性的存在状态,从而实现由思想解放到实在解放的飞跃人的解放过程与精神文化进步与创新的进程相一致。
再次,人的解放作为一个社会发展价值目标的实现,也是一种文化的实现精神文化的生产 实现着人的精神需求的满足,这一确认的前提便是对人的精神需求的确认人的需要既是丰富多样的,又是层次递增的,人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基础上不断实现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并高于动物,不仅在于人以文化的智慧的方式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而且在于人不断追求着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社会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的发展只是为人的精神文化追求开辟了道路,并不能直接地自然而然地导致精神需求的满足相反,精神文化追求的实现只能在以劳动实践与社会交往实践为基础的精神文化实践中完成,只能由不断创新的精神文化产品来表征精神文化的历史创新,不仅使 人能够日益正确地把握自然社会与人本身的内在奥秘与本来面目,而且使人能够愈来愈合理地对人与世界的复杂关系进行观念变革与改造;不仅使人能够逐步摆脱错误的知识与偏狭的观念的束缚,而且使人能够不断地以新知识新观念与新方法来武装自己;不仅使人能够以科学理性精神来看待世界,而且使人能够对世界作出人文价值观照精神文化创新所涵盖的人对知识真理的探索与对价值的追求,正是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
篇3：简述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论文
摘要：职业教育作为与我国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形式，是保证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和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并相继发布了一系列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与文件，职业教育从此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本文对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的含义及其影响作用、发展方向等进行探讨研究，以期为促进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职业教育；文化价值；终身教育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也逐渐增加，职业教育只有保持可持续性发展才能为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培养并输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进而为提高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做出贡献。文化价值取向作为主体在文化层面的一种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对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有引导、规范、建构等作用，因此加强职业教育文化研究，尤其是对文化价值取向的研究，能有效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社会功能优势的发挥。
篇4：简述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论文
在“人才最贵”的二十一世纪，文化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面向社会个体过程中，职业教育的社会特性决定了文化因素成为引导、推动和制约个体发展的重要动力，职业教育要想发展，就必须重视文化的积累与沉淀。职业教育文化价值是通过对人进行规范过程中来体现其优化作用，并最终提升人存在的现实价值与意义，职业教育并非将人固化于职业需求范畴内，而更加关注的是人才对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应担负的责任。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是建立在职业教育基础之上的，是进行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一种具有动态性、多样性和历史性的过程，其本质所体现的是人的价值诉求，是生命存在价值的实现。同时，文化价值取向贯穿职业教育的整个过程。
2文化价值取向对职业教育发展的作用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里的重要部分，它具备教育的基本特征，与文化的关系密切，而文化价值取向又是文化的核心所在，因此文化价值取向就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研究视角，并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2.1文化价值取向对职业教育发展具有引导作用
文化价值取向所反映的是主体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主体以文化价值取向为依据来选择不同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状态，文化价值取向是主体的精神所在，对主体的外显行为具有根本性的引导作用。就职业教育来看，文化价值取向是结合社会发展情况来引导教育的发展方向，我国职业教育从重视技术和就业导向逐渐发展到并重人文与技术、以及人才的全面发展等过程，在这之中，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上对于人才的关注与重视，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我国与世界的互动力度加大，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新理念大大丰富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内容，引导我国不断建立并完善现代职业教育系统。
2.2文化价值取向对职业教育发展具有规范性作用
文化价值取向的规范性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对人们意识、行为的引导与限制，以此来保障职业教育发展理念能够有效实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职业教育开始促使人才向事业型转变，以面对生态文明建设所带来的挑战。
2.3文化价值取向对职业教育发展有构建功能
人才作为职业教育的主体，在文化价值取向的引导下来实现自我构建，包括自我人生构建。文化价值取向在价值判断与选择的过程中，不断实现价值体系的构建，人作为主体，也随之不断实现人生，从而使职业教育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实现自我构建。
3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对职业教育实践的影响分析
职业教育实践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观念基础之上的，文化价值取向则以更具体的方式影响着职业教育的实践。首先，对职业教育实践的功能性具有一定的影响，由于文化价值取向是建立在对个体与社会价值判断选择之上，所以对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以及社会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职业教育是为社会经济发展所服务的，与社会效益和社会发展有直接密切的联系，促使职业教育能够以各种形式来适应个体的全面和多样化发展。其次，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对职业教育实践的方向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态文明与绿色科技理念极大地丰富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容。由此可见，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有着深远影响，应不断探索并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来帮助我国职业教育开辟新出路。
篇5：简述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论文
4.1坚持以人为本原则，重视价值取向
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肩负着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中的专业技术人才培养与输送使命，以人为本的人才培养理念能够将人才置于主导地位来有效实现技术合理化目标，进而促使专业技术人才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自我价值，并丰富人才的生命价值取向内涵。
4.2普及终身教育理念和平等观念
终身教育理念一经提出，就被世界广泛接受，它强调教育的阶段性与持续性，是伴随个人一生的各种教育形式的总和。随着现代科技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个体的知识技术构架也应不断进行更新，职业继续教育是各个岗位专业人才工作范畴的重要部分，也是提升个体生存能力和生命价值的有效教育形式。另外，在职业教育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应该保持在一个平等和谐的层面，这正是世界职业教育中绿色技能所提倡的生态理念表现之一。
总之，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速度，必须要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结合现代我国国情与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对我国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不断调整与完善，能有效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持续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
作者:张h 单位: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晶华.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及其后现代发展[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
[2]刘金芝.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J].经济研究导刊，（8）.
[3]尹睿.文化取向的技术哲学：当代学习环境研究方法论的新路向[J].现代教育技术，（11）：5-9.
篇6：谈医院文化的内涵论文
谈医院文化的内涵论文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S.E.Luria说过： “医学在本质上具有两重性，它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人学，需要人文精神的滋养。”医院文化就是医院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统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本医院特色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规章制度，人文环境谈等。在内部具有共性化；在外部又具有个性化。
医院的服务是以“定制服务”为特点的，不同医生对于病人的服务是难以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的，每个病人有自己的不同点，每个医生由于经历、学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他对于疾病的理解往往不同，与病人交流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医院就需要一种统一的东西来规范大家的行为模式，精神高于技术，或者说医院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第一位的
医院要建立指导员工行为规范的文化氛围。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来说明文化的重要性：美国联邦快递公司的座右铭是“绝对隔夜送到”，由于这个理念的指导，一位员工在大街上取邮箱时打不开，他没有将邮箱置于大街上不管，而是将邮箱拆下来。运回公司打开，以保证邮件的准时送到。这就是文化指导工作的事例。
医院文化同样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医生护士的工作是定制服务，在工作中具有很大的自主权。这样，许多规章制度就无法限定具体的工作，那么，文化的导向就更为重要。我们应该开始重视文化建设，以便形成自己的理念系统和行为准则。
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一些患者从市级省级大医院回来后向我们诉说，还是我们医院好，从主任到下面的医生护士，对病人都真诚备至，态度热情，相反在上级大医院，从进院到出院，自己都仿佛是被冷落在一边的。不是说在大医院人文建设跟不上，而是摊子越大，杂乱琐事就越多，是他们的居高自傲也好、忙得不可开交无暇应对也罢，确实给人冰冷心寒的感觉。
我们区医院在近几年间的发展也大大加快了，病人数量也逐年增加，规模逐渐扩大，各种各样以前没出现过的事件也渐渐浮现，让我们防不胜防。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思想松懈下来就容易顾此失彼。
我们主任常常说：我们不同于上级医院，在上面的医院，即使治不好病那也是你应该的；而在我们这级医院，屁大点事病人就会投诉，整得你鸡犬不宁。
所以医院文化建设在我们这级医院就更加应该重视起来。
我们的院训是：爱院、团结、优质、奉献、进取。
爱院就是维护医院声誉，以院为家，珍惜爱护医院财物，医院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平台，有好的医院形象、好的设备、好的环境，我们的工作才会更舒心、效率才会更高。
只有我们职工团结一致，才能更好战胜困难、化解各种压力。
将优质服务的观念放在心里，不忘奉献精神，积极进取。才可以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才可以换来更好的回报。
在今天谈科学发展观，我看也不需要发掘什么新的东西，只需要我们不忘记曾经的承诺，社会越来越物质化，我们越来越缺乏的就是精神，搞好医院文化建设，在思想上时时保鲜，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我的演讲到此，谢谢各位。
篇7：谈城市文化广场建设论文
摘要：城市文化广场如同一个城市的名片镶嵌在城市中心区，对一个城市非常重要。本文试着从其建设的必要性、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建设应该把握的原则出发，总结与探讨城市文化广场的建设。
关键词：城市；文化广场；建设；特色；以人为本
城市文化广场，顾名思义，即能够高度概括一个城市历史沿革、文化内涵、时代精神以及政治文明，可供市民和外地游客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地，是一个城市的客厅，标志与名片，是其对外宣传展示自我的窗口，能够起到“仅见其广场、便知其全城”的作用。它是城市的“眼睛”，透过这扇心灵的窗户，可以读懂一个城市的历史及其文化：它是城市的“心脏”，是一个城市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活动的中心；它是城市的“嘴巴”，是各种信息、文化交流、交汇与传播的前沿。城市文化广场不仅是一个城市的象征，人流聚集的地方，而且也是城市历史文化的融合，塑造自然美和艺术美的空间。因此，建设好城市文化广场，对提升城市形象、增强城市的吸引力能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篇8：谈城市文化广场建设论文
1．1 城市文化广场建设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物质文明空前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了城市建设的无序以及城市人居环境恶化。污水、废气、垃圾、噪音等对城市环境的污染，也使城市居民的`工作、生活环境质量日益下降。旧城区尤为显著，而城市文化广场建设一方面能够改善城市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广场建设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带动周围地产的发展以及旧城的更新。
1．2 城市文化广场建设为城市居民提供活动场所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以及节假日制度的执行，人们生活质量也进一步得到改善。人们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注重精神文明的追求，这必然引发人们对体育锻炼、休闲娱乐、社会交往场所的大量需求，而城市文化广场满足了城市居民这一需求。
1．3 城市文化广场建设是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与展示的需要
历史文化是一个城市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城市文化底蕴的不竭源泉，它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建设历程和其发展历史。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重视文化传统，将当地历史与广场建设有机结合的城市文化广场，不但满足了市民休闲等活动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有效地展示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如西安市大雁塔广场，不仅成为了该市重要的旅游景点，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更重要的是，它诠释、传承并发扬了西安市的城市文化，将其汉唐文化推向了一个高潮，现在到西安旅游的人必到大雁塔广场，到那里去感受与体会汉唐文化、西安城市文化的精彩。
1．4 城市文化广场建设是全面提升城市形象，传承、塑造城市特色的需要
随着物质文明的蓬勃发展，人们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也越来越高。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已经不能麻木人们对美的追求，市民的城市特色意识逐步被唤醒，原先那种仅仅满足于城市基本生活需要，统一模式的城市风格已不能满足城市空间日益人性化的需求，而城市文化广场恰好是点缀、美化城市的重要景观，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一座城市的风貌，能够传承或塑造一个城市的特色，是展现城市特色的重要舞台。
篇9：谈城市文化广场建设论文
2．1 不以人为本、缺乏人文关怀
目前国内大部分广场都仅仅布置大片装饰性草坪或硬质铺装，而缺乏高大的遮阴乔木。使得人们在炎热夏日无处藏身，可参与性差，也不利于城市空气环境的改进，专家普遍提倡“乔、灌、草”相结合的植物配置，但实施的时候却面目全非。广场服务设施也严重缺乏。广场作为一个兼有多种功能的生活服务性场所，应尽力满足不同人群多方面的行为需求，使各种人群都能在广场内得到便捷的服务，能够各得其所。而有些广场，一些常用的服务设施，如公厕、电话亭、坐椅等，都极其缺乏，丝毫不人性化。
2．2 贪大喜功、不切实际
目前国内的一些广场，特别是地县一级城市广场，由于当地官员盲目追求第一、贪大喜功，全然一副农民爆发户的架子，要求建设某某地区第一大广场。使得许多广场在总体规划阶段就没有科学地界定尺度与规模，导致广场规模庞大，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及资源的浪费，使广场空旷无物而不具备亲和力。
2．3 不顾历史，漠视特色，割裂文化
对于一个广场来说，它的主题和个性是其灵魂，它或以厚重的历史沉积为依托，使人在闲暇徜徉中了解城市的历史文脉；或以特定的民俗活动充实之，加强人们的参与性。只有呈现浓郁的地方特色，才能展示当地的风采。一些建设者只是照搬外地建设成功广场的表面形式，而没有结合当地的具体实际情况，对地方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挖掘明显不够，广场建设缺乏文化理念，片面追求图案化、表面、肤浅的造型，使得广场失去了地方特色。
2．4 重建设，轻管理
有些广场建设只是“首长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重建设而轻管理。开发后不去精心管理，甚至不管理，不经营。广场中部分景观及设施的损坏没有及时得到修复，以致造成广场整体景观的破坏，浪费资金土地资源却达不到预期效果。有的广场更是沦为了乱放车辆的停车场以及晚上摆放夜宵摊子的地方。
篇10：谈城市文化广场建设论文
3．1 宏扬文化原则
城市文化广场与其周围的建筑物、街道、环境，共同构成该城市文化活动的中心。作为城市物质与精神文明的窗口，作为市民经常性的活动场所，其文化品味非常重要。应该在广场建设时将城市文化(如：风土人情、自然地理、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等)，加以提炼、挖掘、创新并发扬光大。突出文化特色，使市民产生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使城市、地段具有可识别性。使市民感觉处于一个属于自己的场所。在少数民族居住地方，还应该结合民族特色，塑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空间和场所。
3．2 突出特色原则
特色就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实现“你无我有，你有我优”，包括社会特色与自然特色。城市文化广场应突出其地方社会特色，即人文特性和历史特性。城市文化广场建设应承继城市当地本身的历史文脉，适应地方风情民俗文化，突出地方建筑艺术特色，有利于开展地方特色的民间活动，增强广场的凝聚力和城市旅游吸引力以及市民的认同感、归宿感与自豪感。如西安的钟鼓楼广场，注重把握历史的文脉，整个广场以连接钟楼、鼓楼，衬托钟鼓楼为基本使命，并把广场与钟楼、鼓楼有机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另外，城市文化广场还应突出其地方自然特色，即适应当地的地形地貌和气温气候等。城市文化广场应强化地理特征，尽量采用富有地方特色的建筑艺术手法和建筑材料，体现地方山水园林特色，以适应当地气候条件。
3．3 “以人为本”原则
广场是人们活动的场所，任何广场都应该以人为基本尺度，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出发点，要处处“以人为本”。应该配有各种人们日常需要的服务设施，如电话亭、阅报栏、书报亭、休息座凳、公厕、垃圾箱等。这些服务的设置，要注意美观耐用，符合人体基本尺度，有较大的观赏效果，同时，应该考虑人们的心理因素，例如：坐凳作为广场最基本的服务设施，就应该在空间上亲切宜人，具有良好的视野条件，并且有一定安全感和防护性的地方多设置。如利用台阶、花池、矮墙等作为辅助座位，往往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坐凳尺度应满足人体尺度要求，宽、窄、高低适度，连排椅、凳应该有座位划分，公共空间中所有的坐椅都应成双布置，这样会扩大人们的交往热情。并且应该考虑不同年龄、性别、阶层、职业、收入的人群使用要求，能够让他们都能在广场中找到自己的归宿，都能各得其所。
4 结语
城市文化广场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文化、政治、历史、地理、建筑、园林绿化、道路交通等方方面面。本文只是对城市文化广场建设的一种探索，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与完善。
篇11：谈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开发农村文化论文
谈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开发农村文化论文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前迈步,农村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如何开发和建设农村文化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于现在农村文化的建设比较落后,文化形式单一以及缺乏专业的文化建设人才等等问题,开发和建设新农村势在必行。本文就如何开发和建设新农村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农村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无形的动力,不能被其他要素所取代。积极的开发农村文化,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加的文化需求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据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原动力,是促进文化发展的最基本要求。
一、开发农村文化的战略背景
1、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
农村文化的建设的现状令人很不满意,使得农村消极文化不断滋长,并给其提供了发展的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些现代化和城镇化的都市文化理念正在逐步取代农村文化。
(1)新农村文化建设落后
文化建设不想经济建设一样可以给人看到实质性的东西,也不能给人们带来直观的经济收入,所以,政府大多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而忽略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2)文化活动形式单一
农民由于平时忙于劳作,很少有时间参与文化活动,最多也只是闲暇时看看电视什么的,基本没有其他的文化活动,文化生活较单调。随着一些消极文化和低俗文化的涌入,使得积极地传统文化被侵蚀,农村文化处于较危险的境地。随着一些消极文化的流入,农民容易被这些消极文化所毒化,尤其是一些迷信思想,严重影响了个人和和社会的安定。此外,落后的农村文化,会使得农民的价值观发生扭曲。
(3)文化建设队伍人才缺乏
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和现实状况的限制,文化系统的人员整体素质较低,缺乏一些专业的文化建设人才,文化队伍的建设很不稳定。
(4)文化产业发展滞后
好多地方对文化产业的保护力度不够,尤其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还停留在较古老的保护层面上。
2、缺乏农村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农业弱势地位越来越严重,农村发展缓慢,农民增收乏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缺乏动力。除了这些较多因素的复杂问题外,农村文化的发展与农村经济的发展相抵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越来越艰巨,要完成这些任务,最关键的就是要提高农民的文化修养和素质。所以,要想让经济得以发展,首先要提高农民的修养和素质,这就要求将农村文化建设提升到重要的位置。
3、文化是经济竞争的软实力
文化是经济竞争的软实力,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重视,他将成为一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很多企业能够取得竞争优势,大多是依靠自身的企业文化。虽然我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相当的丰厚,但是随着日趋加快的社会发展步伐,文化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拥有的一些文化资源跟不上飞速发展的步伐,来不及转化为文化竞争力。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是发展的'阻碍力量,同时又是发展的希望和前景,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后方力量。农村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根本所在,农村要在稳定中找寻发展的机会,开发出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农村文化,提升我国农村文化的实力,增加国家的竞争力。
二、开发和建设农村文化
1、加强政府的作用
开发和建设农村文化是各级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是建设社会不易新农村的必经之路。要加强政府的作用,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观点出发,对农村文化建设需高度重视。把农村文化建设作为政府的重要日程,将其融入到经济发展的规划中,将其考虑到财政预算中,将其作为干部升迁的考核指标。到文化工作出现倒退的地区,要采取责问制度。
(1)加大文化开发建设力度
政府根据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布局,进行专项拨款用于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此外,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融资,通过融资的形式实现文化建设多元投入机制。同时还规划好新建文化设施以及现有文化设施的工作,使得文化设施发挥最大的功能。
(2)加强政府的管理工作
政府部门要根据农村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抓好农村文化活动,发挥文艺工作者的作用,将健康积极的文化活动呈献给农民,此外,还要充分挖掘专业的人员,并对一些有潜力的人员进行培养,是他们成为文化活动建设的支柱,让他们进入农村对农村文化活动进行相关的指导工作。 同时,还要鼓励人们开展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加大群众的参与力度,有效地抑制恶俗文化的传播,开发健康的农村文化活动。另外,公安部门要严厉打击一些低俗的消极的行为,比如对一些参与者进行处罚。
(3)提升文化工作者的素质
首先要规划和正对农村文化队伍,要根据不同的岗位选取相应的人才,同时要鼓励一些高校毕业生进入到基层进行文化方面的工作。其次,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西区一部分高素质的人才,对一些有技能的艺人或文化,可以采取破格录用的方式。对现有的人员进行培训,确定各自的工作职责。
(4)发展特色产业
政府可以培育和法阵一些特色产业,同时要讲一些特有文化和现代文化结合在一起,使得特色文化产业得以发展。
(5)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
由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进行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特别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要重视对其的保护和开发,并对其投入一定的资金,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人的培养。
总的来说,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快速进步,发展农村文化已是必然需求。
2、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
我们要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将农村文化建设作为重点,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和文化场所的建设,使得农村文化服务的网络得以全面构建。
3、改革文化管理体制
对文化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能够有效地提高文化服务的能力,政府需要积极地探索对现行文化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措施,激发文化设施的发展潜能,使得文化设施更具活力。此外,政府应该引入一些经济投入来参与文化设施的建设工作。同时,为文化设施引入市场化运作的功能,对一些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文化部门要紧抓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结合农村实际情况,采用多彩的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的生活,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
4、加强农村文化队伍建设
我们要加强农村文化队伍的建设,并制定一些文化事业发展的保障措施,选择有效的方式,发展一批专业的农村文化队伍,并通过一定的培训使得队伍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对文化队伍中的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并坚持持证上岗的政策。一方面鼓励一些相关艺术专业的毕业生来从事农村文化建设,一方面面向社会招聘,招收一批专业的人才。此外,还要大力的培养文化骨干,将活跃农村文化和传承民间文化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使得群众基础更加稳固。对工作优秀或作出贡献的农村文化工作者采取一定的奖励措施,使得农村文化的发展建设保持在一个良好的氛围之中。
5、融入社会力量
我们可以鼓励社会力量来支持农村文化的建设,开展一些与农村文化相关的活动,把农村文化建设融入扶贫机制,建立和完善一些相关的文化援助活动。积极地引导社会力量对农村文化事业进行捐助,以保证一些文化设施的建设。
三、总结
总的来说,发展健康有益的农村文化,及时农民的愿望,又是时代发展的需求。大家要在政府的引导下,共同致力于农村文化的开发和建设。农民需要文化的熏陶同时文化也需要农民,农村文化是原生态的文化,更具有民族性。加强农村文化的建设,要根据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把社会的要求和群众的需求联系在一起,切实把农民有需求的以及政府能够创造条件做到的事做好。
参考文献:
[1] 吴未;刘永强;谢嗣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发展问题——以江苏省为例[J];小城镇建设;2009年01期
[2] 冼惠梅;乡镇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共服务职能研究[D];西北大学;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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