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中的失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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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杜甫诗歌中的失对现象
杜甫诗歌中的失对现象
杜甫作为律诗创作的集大成者，将律诗推向巅峰，并赋予七律以创新性，打破了固定的谱式，创成一种“拗格律诗”。
一、引言
杜甫出身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以祖父杜审言为荣，致力于格律诗创作。他曾说“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宗武生日》)，将诗歌创作当作家族事业，并告诫其子继承父志。杜甫擅作律诗，其律诗严谨而技艺高超，创作时“遣词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而“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的自我评价更是让我们看到杜甫律诗创作的不断完善。然而，在杜甫的一千多首律诗中却有不少失对的诗句。明代高檬《唐诗品汇》卷三有云：“少陵七言律法独异诸家，而篇什亦盛”。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七律凡律》也指出：“七言律诗至杜工部而曲尽其变。其气盛、其言昌、格法、句法、字法、章法，无美不备，无奇不臻。横绝古今，莫能两大。”杜甫律诗“独异诸家”的表现之一，就是律诗“拗体”的形成。失对作为律诗“拗体”的一种，今人研究甚少，且研究至今仍争议颇多，疑点重重。本文研究的是钱谦益《钱注杜诗》中所入的杜甫诗歌 。
二、杜甫诗歌失对类型分析
(一)绝句中的失对现象
杜甫绝句诗的篇幅相对律诗而言要小，诗句能够灵活改动的空间不大。从形式与结构上来说，绝句诗出现失对现象的概率比较小。
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中总共收入542首绝句，出现失对现象的诗歌占7首，且皆为杜甫漂泊西南时期所作的七言绝句诗。其中，在成都及锦汉梓州时，有4首出现失对现象的绝句诗：《绝句漫兴九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三绝句》《戏为六绝句》;行过戎州、渝州，和居住在云安、夔州时有1首：《夔州歌十绝句》;居住在夔州时出现1首：《解闷十二首》;大历三年正月，起峡中，至江陵，到湖南时出现1首：《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由此可见，自送严武还朝后，杜甫迁家到锦州、梓州的那段时间里出现了较多失对的绝句诗，而此前并不存在，此后也只是偶尔出现。
(二)律诗中的失对现象
杜甫的五律韵律严谨精细，但其中出现失对的诗歌也不少，而且几乎全部表现为上句第二字、第四字都用平声字或都用仄声字。因为“七言难工”，加上杜甫对规则的摒弃，使得七言律诗多出现失对现象。
收入《钱注杜诗》中的杜甫的律诗篇数有九百一十六首，而存在失对现象的就有50首之多，其中五律占27首，七律23首。其中，天宝未乱及陷贼中所作的诗歌中有失对现象的五律2首，七律2首;陷贼与为官时期的有五律3首，七律2首;漂泊西南时期的有五律22首，七律19首。在成都所作的有五律3首，七律4首;在成都及锦汉梓州所作的有五律10首，七律4首;行过戎，渝州，居云安、夔州所作的有五律3首，七律4首;居夔州所作的有五律4首，七律5首;大历三年正月，起峡中，至江陵，及湖南所作的有五律1首，无失对七律;自公安发，次岳州及湖南所作的`有五律1首，七律2首。由以上数据不难看出：杜甫律诗中的失对现象多存在于其早期的诗歌中，数量变化上由少变多，再由多变少，呈抛物线状。就其晚年而言，这结果无疑与杜甫对自己“晚节渐于诗律细”的评价相差无几。因此，不妨对杜甫诗歌中存在的失对现象进行一番仔细地探讨。
三、杜甫诗歌失对的原因分析
(一)语言系统内部的原因
1.古今古音的发展变化
语言三要素中，语音的发展演变最快，从唐朝至今，有许多语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研究杜甫诗歌失对现象时，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时念平声的字如今却念成仄声，比如：“看、过、浪、论、俱、场”等。不妨就以这六个字为例加以分析。
在北宋陈彭年于唐代韵书的基础上编修而成的《广韵》一书中，“看”是“苦寒切，上平25寒”，而宋末刘渊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记载“上平十四寒，去声十五翰”。这说明，“看”字在唐代是平声，到了宋朝后期，出现了仄声的念法。即使在现代汉语中，“看”字仍然是多音字，有平有仄，但是字义不同。因此，“且食双鱼美，谁看异味重?”(《李监宅》)“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题张氏隐居》)“自到青冥里，休看白发生。”(《赠陈二补阙》)等诸如此类的诗句，在今天看来是失对的，在唐朝却是符合律诗平仄规律的。
经过前人的考证，“过”字在诗句中不论是作名词还是作动词，都存在平仄两用的情况，即“过”的古音为平仄两用，且两韵部字义不变。在《钱注杜诗》中，有不少将其用作平声的诗歌，例如“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三)“经过自爱惜，取次莫论兵。”(《送元二适江左》)“消息多旗帜，经过叹里闾。”(《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
在中古音韵里，“浪”字鲁当切，“论”字卢昆切，“场”字直良切，“俱”字举朱切，此皆为平声韵部。虽然语音的快速发展使得这些字变平为仄，但是，我们不能根据如今的读法而将上述文字认定为仄声。因此，上述例子就唐代的音韵系统而言，是算不上失对的。
2.双声叠韵
杜甫虽然严守律诗粘对规律，但更为注重细密的双声叠韵之美。清人周春在其著作《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八卷中指出：“双声叠韵，分而言之，三百篇所早有。沿及两汉魏晋，莫不皆然。但尔时音韵之学未兴，并无所谓双声叠韵名目，故散见而不必属对也。自沈约创四声切韵，有‘前浮声，后切响’之说，于是始尚对者。或各相对，或互相对，调高律谐，最称精细。唐初律体盛行，而其法愈密，惟少陵尤熟于此，神明变化，遂为用双声叠韵之极则。”(《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卷一)。就以下诗句为例：
(1)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一 ) (2)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二)
(3)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雾昏。(《西阁夜》)
(4)消息多旗帜，经过叹里闾。(《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
其中，(1)(2)两句中的标记处为叠韵词，(3)(4)两句中的标记处为双声词。双声叠韵相互交错，或彼此对应，使得律诗的声调更为和谐，虽然出现了失对现象，但仍可视为杜甫对律诗平仄格律的加强。换言之，平仄规则的应用与双声叠韵词的使用，都是为了让律诗的声调更加和谐，当二者不可兼得时，杜甫选择了更合适的后者。当双声叠韵词更胜一筹时，杜甫会挣脱律诗框架的束缚，舍平仄对仗而求音律和谐。由此可见，杜甫对于律诗创作并非只是遵循格律，还有所创造，可以说得上是“戴着镣铐跳舞”。
(二)社会原因
1.文化原因
唐朝的科举考试以诗歌为主，因此唐诗盛行一时，文人墨客多擅长诗歌创作，律诗在唐朝也初现模型。唐人殷[《河岳英灵集》称“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备矣”，可见在杜甫生活的年代，律诗已有一定的规模，但还不成熟，其规则也不完备，期间有些诗歌仍然是古律混杂的“齐梁体”。因此，杜甫早期的律诗创作虽格律严谨，且数量不多，但其所作的律诗不成熟，仍出现失对现象，这跟律诗规则不完备有很大关系。
自古时势造英雄。杜甫一生坎坷，战乱漂泊的几年，饱受战乱之苦，见到了太多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世间景象，使得他更接近下层百姓。期间，他的思想逐渐转变，其诗歌宣泄内心情感和反映现实社会的意味越发浓厚，抒发心中爱国爱民之情的想法远远大于吟风弄月之心，对诗歌的追求亦不仅限于对形式和格律的严谨塑造，而是人格形象的“诗意化”。相对于格律诗而言，古体诗的题材更广，更有利于抒情。受到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精神的影响，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之感，表达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当情感的抒发和韵律规则相冲突时，杜甫毅然决然地选择反映现实以揭露社会的黑暗面，追求“意趣为上，诗律别之”的诗意化创作。
杜甫诗歌的转变与其生活经历密不可分。随着杜甫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富，人生感慨越来越深沉，他的七律中注入了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使格律诗跳出上层文化圈，走向大众文化。刘辰翁评曰：“小纵绳墨，最是倾倒，律诗不甚缚律者。”(《唐诗品汇》卷八四引)。他此时的创作自由洒脱，不受束缚，绝非为了入仕将自己限定在一个狭隘的领域。相比年轻时多受文人骚客、世族贵胄追捧，此时他的读者多了许多下层平民百姓。为了使文化水平较低的人读懂，他使诗句平民化、明白晓畅，这就难免出现失对现象。例如：“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绝句漫兴九首》其二)“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这些诗歌通俗易懂，诗中意象也极具乡村色彩。
刘熙载说：“少陵以前律诗，枝枝节节为之，气断意促，前后或不相管摄，实由于古体未深耳。少陵深于古体，运古人律，所以开阖变化，施无不宜。”(《艺概》卷二)即杜甫在成熟的律诗形式中有意识地渗入古体诗加以创新，探索便于抒情的新格律形式。正如杜甫自己所说的“觅句新知律”(《又示宗武》)，在格律诗走向成熟之后，他对格律有了新的认识和发现，认为“运古人律”更能纵意所如。期间，“凉风动万里，群盗尚纵横。”(《悲秋》)“良会不复久，此生何太劳。”(《王阆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南雪不到地，青崖沾未消。”(《又雪》)“小雨夜复密，回风吹早秋。”(《夜雨》)等诗句的出现，体现了古体诗“三平调”“三仄调”形式的引入。
在成都和梓州的这段时间，虽靠好友救济生活，但相对而言比较安定，杜甫有更多时间创作甚至创新格律诗。律诗创作尚未成熟、追求“意趣为上”的诗意化创作、平民化语言的使用和“运古人律”，都是杜甫格律诗创新过程中失对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2.政治原因
唐朝以诗歌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统治阶层在诗歌的题材范围上有所倾向，对律诗的格律创作也存在着有形甚至无形的约束。为了出仕为官，迎合大众趋势，文人多将题材和形式限定在官方严谨的格律之中。在杜甫之前，这基本上已成为一种趋势。杜甫早期的诗歌作品也显示出他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即多为格律严谨的应试之作。因此，困守长安十年之前的杜甫诗歌很少出现失对现象，偶尔出现的，也是因为当时律诗尚未成熟。
安史之乱后，国家动荡，政治腐败，有识之士希望挽救日渐式微的国势，新乐府运动应时而生。这期间的大量诗歌为新乐府诗，文人士大夫利用诗歌讽刺褒贬时政的意识逐渐强烈。而此时，近体诗也已完全定型，形成其稳定的句法格局。正所谓“穷极思变”，在文化改革潮流的冲击之下，杜甫开始有意识地改革格律诗，其已成熟的格律诗创作逐渐形成一种求变的趋势，以顺应新乐府运动。这种趋势使得杜诗的诗句更灵活多变，平仄对仗更不拘一格。正是因为杜甫深得声律之精髓，敢于大胆创新，才能写出异于律诗正体的变体律诗，从而为失对现象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四、结语
纵观唐代历史，杜甫诗歌失对现象的出现，是初唐“齐梁体”对尚未成熟的格律诗的辐射影响;是律诗发展成熟后“穷极思变”的必然结果;是双声叠韵词较平仄格律更能使声律和谐的选择;是杜甫重新认识格律，“运古入律” 的创新;是顺应新乐府运动号召的时代产物。
杜甫诗歌失对现象研究作为一项新起的研究领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深度，拥有广阔的研究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杜甫诗歌中失对现象的研究，无疑会使我们对杜甫这位格律严谨的律诗大家的了解更全面、更透彻，也有利于我们梳理出完善的诗学体系。分析杜甫所处的年代与其诗歌失对现象之间的关系，必将对诗歌格律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篇2：杜甫诗歌中对女性的审美
杜甫诗歌中对女性的审美
1、丑的审美方式
贵妇人描写，多涉体貌及服饰。如果说女子的外貌》本色的话,那么服饰的装饰和点缀则起到了锦上添花的」是在杜甫的这一类诗歌中，美好的外貌加上华丽的服饰，的并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强烈讽刺。《虢国夫人》就是是这一类诗歌的代表。在诗于贵族妇人的体态、衣着描写不吝笔墨、穷形尽相。从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的风神体貌到绣罗裳金1、麟的华美服饰，从头上的翠微洶叶到珠压腰，再：用的紫驼之峰水晶之盘，极尽奢华。淋漓尽致体现诗人的批评与不满，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喑用胡太后与杨白华的之事，暗点出讽刺批判的态皿的主旨，达到了揭露腐朽、鞭挞邪恶的神圣使命，获得了轻松的讽刺更为强烈的艺术批判力量。无一刺讥语，描^剌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虢国夫人》褒实贬，她虽是有峨眉淡扫，还嫌脂粉污颜色美1行不端，与唐明皇暗通款曲。美的外貌搭配丑的德行，有比讽刺效果。主要目的不是对贵妇人的外貌和生活方式的进行审1而是通过对美的外在描绘,揭露丑的本质，表达批判和讽》审丑的眼光在审美,贵妇人体貌越美，实则越丑恶。
2、赏的审美态度
艺伎的审美,杜甫多以玩赏的态度。唐时的艺伎，不但爾且才艺俱佳，她们以色示人，同时也以技艺娱人。一般官乐都会招来家妓、官妓作陪助兴，一时之间，营妓咸：甫曾多次参加官员的宴游，也多有描写与宴的艺伎：野旷舞衣前，拂水低徊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 《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莺莺燕燕,好不热闹。座从歌妓密，乐任主人为，在宴》伎不但多，还乐任主人为，曲尽妖姬媚态。杜甫很欣^伎,愿携王赵两红颜，再聘肌肤如素练。王赵乃使，此时杜甫远在百里之外，无怪乎仇兆鏊会戏谑说诗人是》妓，势所不能,亦空想花容而巳。艺伎的仪容服饰、歌I的美，是一种审美符号，是悦耳悦目的审美形态，代表着诗『美心理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浑脱并序》是一篇比较特殊的描写艺伎的作品。公孙大娘当是艺伎之属,杜甫的描绘却不同于其它艺伎，不直言公孙大娘的服饰和形貌,而以比摹其舞姿所体现的阳刚美及观者的反应,然后感时抚事，忆及先帝侍女八千人，反观五十年间，风尘倾动昏王室后，梨园子弟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曰，。公孙大娘的舞，是盛唐时期的阳刚之气和高亢之美，可令天地为之久低昂。安史之乱后，大唐日益衰微，昂扬之气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而发。回忆公孙大娘的舞艺，巳不仅是悦耳悦目，悦心悦意的`眼前享受，更是对悦志悦神的盛唐之美的追忆与哀悼。追昔抚今,抒发无尽地沧桑之感。结语二句，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浦起龙称之为所谓对此茫茫，百端交集。行失其所注，止失其所居，作者，读者，俱皦然一哭。
杜甫对公孙大娘舞技的敬仰和欣赏，是盛唐时期审美态度延续。从审美形态上讲，杜甫对公孙大娘舞技的描写，已经从形态的玩赏，上升到精神的赞美。这不是身体的个人审美，而是社会和集体的时代审美。
3、怜悯的审美心理
杜甫的诗歌中还有一些满载着诗人的同情与怜悯的劳动妇女形象。
描写劳动妇女不幸遭遇的诗作主要有《负薪行》。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负薪女粗服乱发，带有自然健康之美。但遭遇不幸，至老也未嫁出去，不是夔州女子样貌粗丑没有出嫁，此处有昭君，而是战争带给她们不幸：丧乱而嫁不售。读之油然心酸，朴实自然的外表下，掩藏着诗人原始审美。这些女子自尊自强，自力更生，负盐出井此溪女，是诗人的感慨赞美之辞，表达着诗人对她们的尊重敬佩以及同情怜悯。在其他的现实主义诗作中，对于劳动妇女的不幸也多有描绘：彤廷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成阙，石间采蕨女，脔巿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前者所织的布，被皇帝赏赐给大臣，鞭挞她们的夫家人，继续敛财;后者丈夫死于服役，做了寡妇已经苦不堪言，还有猛于虎的苛政，缴纳高昂的税金，因此空村里尽闻寡妇的嚎啕大哭。对于这些因为战争而不幸的劳动妇女,诗人没有过多地着笔于她们的形貌，而是通过她们不幸的遭遇，寄托对战争的深深厌恶，以及对因战争而不幸的劳动妇女们的深切同情。
杜甫单独描写女性的诗歌不多，有也是或批判贵族阶级的腐朽生活，或托以自况追昔抚今，或同情怜悯,或纯粹玩赏的身体审美,又有托物言其志趣态度。可见，杜甫对于不同身份的女性的审美，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一言概之。
篇3：杜甫诗歌中的爱国精神
杜甫诗歌中的爱国精神
杜甫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爱国精神是其诗歌的灵魂。
一说起唐朝，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诗的国度”，唐王朝的诗人、诗作可谓众多，但很多已经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而杜甫的诗作却愈来愈显出耀眼的光辉。杜甫留下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歌，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从广阔的角度反映社会的离乱，记录人民的不幸，表达对祖国的无限热爱，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表达对统治者的深恶痛绝。这些诗无不体现杜甫深切的爱国之情，爱国精神可谓是其诗歌的灵魂。
杜甫出生在奉儒守官的家庭，从小接受的是儒家的传统教育，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杜甫屡试不第，使他出世的幻想破灭。在入世无门的情况下，杜甫的生活更加窘迫，他开始正视现实，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绝唱。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和人民一样流离失所，亲眼目睹了国破家亡的惨景，写下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人诗句。杜甫经历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过程，他用自己的笔触铸就了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高峰。杜甫诗歌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有着悲天悯人的精神，成就了其诗沉郁顿挫的风格。诗中的杜甫有着忧郁的、激愤的情感，他的诗为国谋划，为民呼号，有着赤诚的爱国之心，有着深切的忧民之情。杜甫的爱国情怀是非常丰富的，他有着更进步的爱国之情，将现实主义的诗风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赞美祖国河山
古人常借助对祖国山河的赞美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杜甫也有大量描绘壮美山河的诗篇。杜诗歌颂了祖国山河的壮丽，具有广阔的内容，真挚的情感和高度的概括性，成为后世的楷模。杜甫二十岁起就南游吴越，后又北游齐赵，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年寄寓京华，晚年四处漂泊，所到之处均留有诗作，这些诗作无不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壮美河山的热爱之情。国家不仅是一个自然概念，还包含着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所以杜诗在描写自然景观的同时，还融入了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关注。当国家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时，诗人由衷的赞颂;当国家危机四伏时，诗人又忧心忡忡。杜甫初回草堂时留下了写景佳作《绝句》：“两只黄林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黄鹂、青天、白鹭有动有静，给人一种和谐、开阔的感受。
杜甫青年时代生活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这时的唐王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被称为“开元盛世”。杜甫对祖国的赞颂不同于其他诗人，他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诗人，在赞颂祖国壮美河山的同时，结合社会现实，从盛世的光环中看到重重危机，唱出了一曲曲动人肺腑的悲歌，表达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体现了诗人的忧患意识。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在安史之乱爆发前，杜甫经过骊山，唐玄宗和杨贵妃正在享乐，杜甫忧心忡忡，用诗讽刺外戚专权的黑暗社会。朝政大权旁落，带来的后果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日益激化，很快安史叛军暴发了，唐王朝岌岌可危。正是杜甫怀着深切的爱国之情，才能在盛世中洞悉到暗藏的隐患，才用一篇篇诗作来表达深沉的爱国之情。《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用悲壮的景色，写出了诗人离家漂泊、疾病缠身、国事不宁的忧伤。《秋兴》八首由孤城的落日情景想到昔日长安的繁华景象，表达诗人的.爱国情怀。如果没有深挚的爱国情怀，是写不出这些诗句的。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不仅打破了诗人天下太平的希望，还点燃了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在现实面前，维护国家统一成为他爱国精神的突出表现。
二、维护国家统一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饱受贫困之苦。特别是安史之乱后，他曾沦为战俘，亲眼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这对他的影响很大，使他更加关注国家命运，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借唐朝内部空虚，联合同罗、突厥、契丹等民族，以奉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历时八年之久，后世称为“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社会经历了空间的大灾难。由于安禄山、史思明及其部下大部分是胡人，所以这场叛乱又带有民族矛盾性，唐王朝的做法则是平息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战争。杜甫亲眼目睹了这场战争，深有感触，并写下了大量诗歌，其中两首最具有代表性，一首是《春望》、一首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望》写于安史之乱占领长安后，杜甫困守长安，面对长安在战乱中的荒凉景象，诗人感怀国破家亡，写下了这首绝世佳作。诗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表达了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控诉了战争带来的严重后果，表达了诗人对和平的向往。全诗表达了忧国、念家之情，表现了诗人心系天下的博大胸怀，而这也是杜诗流传千古的重要原因。诗人知道和平是要争取的，当国家动荡、分裂时，要奋起反抗，才能用战争赢得和平。因此杜甫又赞美平定叛军的胜利，当诗人听说收复了失地，叛军投降的消息后，安史之乱结束了，心情大快的状态下创作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叛军投降意味着分裂的国家走向统一。
《春望》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两首诗，有很多相似处。写作背景都是安史之乱，写的是战争的胜负情况。但杜甫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出现这样的差别正因为杜甫的爱国之情。杜甫认为唐军是正义之师，安史叛军是破坏正义，造成国家分裂的原因，所以唐军胜利代表着国家统一，叛军胜利代表着国家分裂。杜甫始终关注人民，特别是安史之乱过程中，诗人与人民一起漂泊，深切体会到人民的苦难，字里行间流露着同情。但对战争，诗人并不是消极避战，而是赞扬以身报国的高尚行为，这将杜甫的爱国精神推向更高的境界。 三、赞颂报国卫家
杜甫一生心系劳苦大众，特别是战乱爆发后，他每次出行都记录了人民的悲苦现状。杜甫经历安史之乱体会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对保家卫国的将士从心里充满了敬佩和赞颂之情，这正是千百年来爱国精神的体现。
安史之乱中，郭子仪、李光弼等统帅，被叛军打败，伤亡较重，亟待补充兵员，朝廷大量征兵。杜甫亲眼目睹了离别的场景，创作了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从这些诗歌中我们能读出人民的苦难，读出人民的爱国之情，读出杜甫对国家和人民的关心。《石壕吏》中的“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这都是杜甫的所见所闻，这样的家庭还是征兵的对象，可以说战争摧毁了一切美好。
对战争中人民遭受的苦难，杜甫抱有深切的同情，对毅然走上前线、保家卫国的将士，杜甫给予更多的是同情和赞扬。如《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这位普通妇女正是新婚，她牺牲自我，用朴素的话语道出了人民的心声，鼓励丈夫上前线奋勇杀敌，不要挂念家中，要为国家努力战斗。杜甫同情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歌颂人民虽然家破人亡，仍积极投身正义战争的伟大精神。
杜甫歌颂报国卫家的精神，与自己的报国之心有着密切关系。杜甫的理想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他生活的年代虽然理想的社会形态已经荡然无存，但杜甫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杜甫一生执着于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青年时的杜甫满怀憧憬，并为之不懈的努力。杜甫应试不第，可他没有死心，又四处奔跑请求举荐，但唐王朝没有给他施展抱负的空间，他的理想破灭了，拳拳的报国之心得不到施展。他把这种情感倾注到保家卫国的将士身上，对他们的行为给予热情的赞扬。
总之，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其诗的灵魂是爱国精神。杜甫一生在离乱途中体验到人民的苦难，写出了一首首具有高度爱国精神的诗篇。他的诗歌既有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又有深切的爱国情怀，这种爱国精神成就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成就了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篇4：杜甫诗歌中的忧患意识
杜甫诗歌中的忧患意识
杜甫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代表，忧国忧民的情怀在他的诗歌中形成了独特的特点。下面一起来看看!
一、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格调
“忧患”贯穿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始终，渗透文学与文化的各个方面，是最主要的表现主题之一，不管喜怒哀乐，“忧患”都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它始终是贯穿在中国文人字里行间中的一根明线，织成了中国文学的五彩纷呈。
中国古代诗歌以忧患始终，对国家的忧虑，对百姓的同情，对人生的关切，都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精神和格调。最早的“忧患”出现在《周易》中的“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使书中也充满了忧患的智慧：“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诗经》的千古诗篇到贾谊《吊屈原赋》的悲愤抑郁，再到杜甫诗歌中的沉郁顿挫，忧生嗟叹，“忧患”无不如影随形地伴着他们从过去走向现在，并将这种影响持续下去。
二、杜甫诗歌中的忧患意识
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情怀，是杜甫诗歌的重要特点。他目睹了唐代由盛而衰，经历了自己从“放荡齐赵间， 裘马颇清狂”的年轻到“忧端齐终南， 濒洞不可掇”的终老，从开始对个人功名的追求实现到忧国忧民的强烈意识，这一主题贯穿了杜甫的一生。
“沉郁顿挫”是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思想内容深沉凝重，表现手法曲折迂回，语言声律抑扬顿挫，这背后是他那颗兼济天下的柔软的内心。这条“忧患”的线不仅贯穿始终，范围也很广。他为自己的前途、全家的生活和友人的安危而忧虑，但这并非生活的全部，正所谓“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此及彼，由大到小，都是杜甫心之所系。他的视线能够跳出自己，投向更加广阔的现实，这是他超越前人被后人所铭记的原因。
“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中千重万叠，堪比山海的忧愁让人揪心。杜甫坚守温柔敦厚的诗教，但此时，也忍不住大声呼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百姓，怀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推己及人，忧国忧民，深厚的感情溢于言表。饮酒时“忧国只细倾”、题画时“时危惨淡来悲风”、观舞时“风尘倾洞昏王室”，正如南宋文学家周紫芝所说“少陵有句皆忧国”。
最能代表杜甫的“三吏”“三别”中“忧患”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安史之乱，兵事不息，烽火连绵，民不聊生。他在兵荒马乱之际离开洛阳返回华州，路上看见处在战乱中的人们是如何的水深火热，悲苦不堪，到处都是可歌可泣、可悲可恨的场景。诗中呈现的就像是真实的新闻纪实和感人的报道评论，他用不同的镜头和角度去记录他看到的、听到的、问到的种种活生生的现实，只有这样的现实才能刺痛观众心灵最深处的防线，让观众为之动容。
不同的人物、事件和境遇，但他们的不幸却都是相似的。《石壕吏》中“夜久语声绝， 如闻泣幽咽”的凄苦与悲凉;《新安吏》“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的无奈与悲愤;《新婚别》一个“暮婚晨告别”，一个“沉痛迫中肠”;《垂老别》“子孙阵亡尽”的老人却也不得不“长揖别上官”的悲苦;《无家别》看到“家乡既荡尽”后“远近理亦齐”无家可别的无奈与苦楚……每一幅画面都像一面镜子，还原了安史之乱后的真实面貌。杜甫用自己特有的镜头记录了安史之乱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政治事件，书写百姓的苦难;他用广阔的视角频繁地写时事，提供了比事件本身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使得他的感情和这些画面彼此交融，呈现在了字里行间。
三、杜甫忧患意识的根源
忧患意识不是发自杜甫，是在先民之初就与生俱来的。上古时期自然环境险恶，在先民心灵深处投下了阴影，从而使神话萌生出一种本能的忧患意识，神农、鲧、禹身上都折射出由于肩负历史使命而承载的压抑和忧患。这种忧患意识， 在历史进程中沉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层。
《诗经》和《楚辞》进一步奠定了忧患主题的里程碑，为后来诗歌和文学发展奠定了基调。春秋战国的孔孟继承了这样的基础，认为忧患重要并且必要，提出了“生于忧患”，并产生了更深刻和广泛的影响。杜甫认同并遵循儒家思想体系中以家国为忧的精神，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与自身处境，这种影响的渗透对他是不言而喻的。
这样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体现在他的人格理想追求里。杜甫以“仁”为安身立命之本， 以儒家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将儒家对人格的追求融入了自己毕生的理想。杜甫的人格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他的一生， 始终和苍生、社稷的命运紧紧相连。虽然他没有屈原的坚定执着， 也没有李白的潇洒飘逸，但他遵守儒学先贤，用“浩歌弥激烈”表示对儒家之道的坚持。在病重虚弱时，仍不忘以“仁”要求自己，心系百姓，让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仁而爱人。不仅如此，他更希望用“仁”来鼓励和要求别人，“公若登台辅， 临危莫爱身”，希望他的朋友们能推行仁政，“上请减兵甲， 下请安井田”。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他将古圣先贤的意识贯穿到诗中， 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儒家理想人格的不断追求。
“忧患”贯穿着杜甫诗歌的始终，随着他生活的不断变化，将“时、世、生、死、人、民、进、退、家、己”构成了这一主题的内涵，从大到小，相互交融，使得杜甫诗歌的内容变得丰富和真实。
篇5：王夫之对杜甫诗歌的评论
王夫之对杜甫诗歌的评论
王夫之对杜甫有许多负面评价，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话题。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初大师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又说各家“反动所趋之方向各不同”，其中王夫之好以“名理”之学“攻王学甚力”。
“名理之学”即今天所谓哲学，诗学也是其中应有之义。我们看待王夫之的诗学思想要从时代的角度去思考，如果将王夫之还原到明末清初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则可以发现，王夫之对杜甫的否定，体现了他对明代诗学的反思。在此前提下，王夫之对只知学杜却不能正确学杜的明代诗人多有批评，由此对杜甫也有诸多负面评价。这些评价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有的评价特别是对明代学杜之风的批评，也确能见出王夫之独到的诗学眼光和意在扭转旧学风的担当意识。
一、杜诗“摆忠孝为局面”
王夫之评杜诗《漫成》时说:“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名腔毅;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17处。”历史对杜甫的人品、心术都捧之甚高，此前也几无异议。人品、心术、学问、器量是文人处世治学之根本，王夫之对此之否定，是对杜甫最根本、最彻底的否定。王夫之认为，杜甫有的诗句或以“名理”装腔，或以“忠孝”设局，这是杜诗的大败笔。没有真情谈不上好诗，此前的一切高论也因此不成立。所以王夫之的观点可谓振聋发馈，极富挑战性，对此前的一切赞美来说可谓釜底抽薪。王夫之主张知行合一，强调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所谓“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这本身是正确的，但断定杜甫忠孝是设局摆门面，这就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杜甫经历了唐代由盛人衰，在体味过繁华之后，看着饱受战乱迫害、流离失所的黎民百姓，在其诗作中充分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思。王夫之和杜甫都经历过战乱年代，他们理应有共同话语或者说相似的感受，但王夫之对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却颇有微词。他认为杜甫并不是发自内心忧国忧民，杜甫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没有挺身而出，为国效力，只是在诗中哭诉国家生灵涂炭、满目疮疾和自己的艰辛，由此他进一步质疑杜甫的思想。他说:“杜陵忠孝之情不逮，乃求助于血勇。丈夫向白刃临头时且须如此，何况一衣十年，三旬九食耶?”此外，王夫之在评《诗经竹竿》时借题发挥:“《书》曰:‘若德裕乃身。’裕者，忧乐之度也。是故杜甫之忧国，忧之以眉，吾不知其果忧否也。”
王夫之对杜诗的'评价显然有不足之处，但需要思考的是，王夫之为什么对杜甫作如此评价?我们认为，他之所以如此评价杜诗，与其对明代诗学的反思有关。王夫之遵从儒家的诗教观，他认为诗歌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诗歌应以委婉含蓄之笔来寄于讽谏之意。他评李白《远别离》就指出:“工部讥时语开日便见，供奉则不然。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也。工部缓，供奉深。”而晚明诗歌更是在杜诗毛病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放纵情感，过于直白地表达个人的私情、私欲。王夫之不满明代人盲目模拟古人，对杜甫“加以不虞之誉”，王夫之则与他们唱反调，偏说这些诗是“门面摊子句”。明代人推崇杜甫，以杜诗为宗，王夫之要批判明代诗学自然要从挑剔杜甫的毛病开始，这无疑能起到釜底抽薪、断水塞源的功效。王夫之对杜甫的指责是在对明代诗学反思中产生的，王夫之意在指出，明代诗学误把杜诗的不足当优。他说:“俗子或喜其近情，便依仿之，一倍惹厌。大都读杜诗学杜者皆有此病。是以学究、幕客案头，胸中皆有杜诗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馒头撒子也。”明代袁宏道的《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就指出当时学杜存在的病症:“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王夫之所说，大意也同，其目的不在于说杜甫，而在于说学杜之人，意在抽掉学杜之人的立论根本。
二、杜甫开启了俗诗的大门
王夫之评明代顾开雍《游天台歌》时借题发挥道:“青莲、少陵，是古今雅俗之一大分界也。假青莲以人古，如乘云气，渐与天亲;循少陵以人俗，如瞿塘放舟，顷刻百里，欲挨棺维墙更不得也。”李、杜比较论自唐代就有，但从雅、俗角度区分李、杜者，且将其当作雅俗古今分界线的，王夫之当属第一人。其用意在于，杜甫是后世众俗之源，学杜就是学俗，是没有出路的。王夫之把杜甫放在诗歌史上，多处指出杜诗开启了诗歌走下坡路的征程。如借评杨基《客中寒食有感》云:“诗降而杜，杜降而夔府以后诗，又降而有学杜者，学杜者降而为孟载一流。”这里涉及如何评价杜诗艺术的问题。
王夫之对杜甫诗歌多有贬斥之辞，认为许多诗过于直露。如:“杜陵败笔有‘李填死岐阳，来填赐自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种诗，为宋人谩骂之祖，定是风雅一厄。”又如:“《新婚别》尽有可删者，如‘结发为妻子’二句，‘君行虽不远’二句，‘形势反苍黄’四句，皆可删者也。《垂老别》‘忆昔少壮日’二句，亦以节去为佳。言有余则气不足，《裕高》《韩奕》且以为周《雅》之衰，况《彭衙行》、《奉先咏怀》之益趋而下者耶!”王夫之认为，“三别”中有许多诗句可删，因为“言有余”，即说得太尽太白，毫无含蓄蕴藉可言，在评汤显祖《南旺分泉》时发挥道:“此法至杜而裂，至学杜者而荡尽。”
前人惯用“诗史”来称杜诗，王夫之认为这是“定罚而非赏”。他说:“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此《上山采靡芜》一诗所以妙夺天工也。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又说:“子美以得‘诗史’之誉，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日与目之不相为代也，久矣。”王夫之反对杜甫“诗史”称号是因为他认为史和诗属于不同的文体，就像眼睛和嘴巴是不可相互取代一样，诗和史不可混淆，把杜诗称为“诗史”是“定罚而非赏”。
王夫之评杜甫《登岳阳楼》“亲朋”一联是“情中景”，但他认为:“此诗之佳亦止此。必推高之以为大家，为元气，为雄浑壮健，皆不知诗者以耳食不以舌食之论。”“耳食”即道听途说，“舌食”即要亲自品味。王夫之认为，《登岳阳楼》有佳处不少，但不宜抬得太高，前人推之为大家之作是人云亦云，不是切身体悟的结果。王夫之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观点。王夫之认为:“杜于排律极为漫烂，使才使气，大损神理;庸目所惊，正以是为杜至处。解人正知其无难。”指出杜甫排律的毛病是“使才使气”，而诗学眼光平庸的人却认为杜诗“至处”。
三、杜诗不必学
王夫之在评明人郑善夫的《即事》时说:“善学杜者，正当学杜之所学。”王夫之反对专门学习某家某派，反对“立门庭”:“才立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立门庭者必短钉”“建立门庭，已绝望风雅”。所以他对后人专以学杜为责尤为反感，对明人学杜更是多有批评。王夫之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认为杜诗不必学;二是后人要学杜之所学。
唐代以后杜甫被尊崇为“诗圣”，尤其是在明代，前后才子提倡复古，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杜甫尤为推崇。他们认为杜甫的诗歌有规矩可循，在其带领下人们竞相学杜。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分析与了解杜诗的精髓，而是随便从杜诗中抓一点东西就说是学杜，并以此为荣。他们学杜只拘泥于死法，生硬地学习杜甫的诗歌创作之法，不懂得学其神韵，灵活创作。王夫之反对这种把诗歌推向模拟蹈袭死路的复古诗风，对他们学杜也加以深刻批判。王夫之说:“一部杜诗，为刘会孟湮塞者十之五，为《千家注》沉埋者十之七，为谢叠山、虞伯生汗蔑更无一字矣。”批评刘辰翁、谢杭得、虞集等人对杜诗“胡猜乱度”。
王夫之认为诗贵在含蓄蕴藉，藏锋不露，而杜甫的一些诗句多为直白语，缺乏诗的风情韵味。那些盲目学杜的人一味圣化杜甫而将其诗歌中的不足也当作优点学习。王夫之评《漫成》:“杜诗情事朴率者，唯此自有风味;过是则有‘鹅鸭宜长数’、‘计拙无衣食’、‘老翁难早出’一流语，先已自堕尘土，非但学之者拙，似之者死也。”学杜之人若盲目学此俗白无诗味的写法，真是“学之者拙，似之者死”，无疑会导致“竞学杜而不复有杜”的悲惨局面。
王夫之认为，明末杨维祯就是一个善于学杜之人，评其《送贡尚书人阁》说:“铁崖起以浑成易之，不避粗，不畏重，询万里狂河，一山砒柱矣。观其自道，以杜为师而善择有功，不问津于夔府之杜，‘苑外江头’、‘朝回日日’诸篇，真老铁之先驱，又岂非千古诗人之定则哉?杜云:‘老节渐于诗律细’，乃不知细之为病，累垂尖酸，皆从此得。老铁唯不屑此‘细’字，遂夺得杜家斧子，进拟襄阳老祖，退偕樊川小孙，不似世之学杜者，但得其咋醋眉、数米舌也。”王夫之认为，杨铁祯不学杜之毛病“细”，究其意，杨维祯不学俗人喜好的杜诗，故而成就了自己。这才是学杜之人该学的地方。
王夫之认为，后人大多不善学杜，故而提出最好不要学杜，甚至说杜诗不可学。他认为:“但能不学杜，即可问道林屋，虽不得仙，足以毫矣。诗有生气，如性之有仁也。杜家只用一钝斧子死研见血，便令仁栽生夭。先生解云杜不足法，故知满腹皆春。”明言杜诗不可学，不学杜者即使不成仙至少有生气在，不法杜则处处皆春。这方面，王夫之对明代诗人学杜的批评尤其激烈。可以说，一部《明诗评选》，王夫之以是否以杜甫为参照系，不管作者是否明言学杜，也不管诗歌有没有学杜印迹，举凡好诗都是不学杜的结果，凡是学杜的诗歌都不是好诗。正如评陈沂《忆昔》所云:“凡此之敝，学杜者当之。”这一思想贯穿于《明诗评选》始终。如评袁凯《鸡鸣》一诗:“此章纯纯无笔墨痕，学杜者何足以及之!”评贝琼《董逃行》:“若使继少陵，不但不知贝，且不知诗也。”评刘基《畦桑词》:“用俗用腐，风华逾不可掩，犹非学杜者所得梦见。”评张元凯《新丰主人》:“杜学盛行之日，此公却问道岑嘉州，故于歌行尤宜，不屑作‘老夫清晨梳白头’诗也。”评徐渭《沈叔子解番刀为赠》:“学杜以为诗史者，乃脱脱《宋史》材耳。杜且不足学，奚况元、白!”评汤显祖《答姜仲文》:“学杜人于此，当作何铁衬摆，硬转长摇。”评高启《郊墅杂赋》:“苦学杜人必不得杜。唯此夺杜胎舍，以不从夔府诗人人手也。”评贝琼《庚戌九日是日闻蝉》:“必不可谓此为效杜，自有匕言以来，正须如此。效杜者必多一番削骨称雄、破喉取响之病。”在力主学杜的人看来杜诗是法宝，但在王夫之这里，杜诗是瘟疫，万万沾不得。
拓展：
杜甫——《堂成》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
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
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赏析
杜甫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底来到成都，在百花潭北、万里桥边营建一所草堂。经过两三个月时间，到第二年春末，草堂落成了。这诗便是那时所作。
诗以“草堂”为题，写的主要是草堂景物和定居草堂的心情。堂用白茅盖成，背向城郭，邻近锦江，座落在沿江大路的高地上。从草堂可以俯瞰郊野青葱的景 色。诗的开头两句，从环境背景勾勒出草堂的方位。中间四句写草堂本身之景，通过自然景色的描写，把自己历尽兵燹之后新居初定时的生活和心情，细致而生动地 表现了出来。
“桤林碍日”、“笼竹和烟”，写出草堂的清幽。它隐在丛林修篁深处，透不进强烈的阳光，好象有一层漠漠轻烟笼罩着。“吟风叶”，“滴露梢”，是“叶吟 风”，“梢滴露”的倒文。说“吟”，说“滴”，则声响极微。连这微细的声响都能察觉出，可见诗人生活得多么的宁静;他领略、欣赏这草堂景物，心情和草堂景 物完全融合在一起。因此，在他的眼里，乌飞燕语，各有深情。“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乳燕定新巢”，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这两句“盖因乌飞燕语而类己之携雏 卜居，其乐与之相似。此比也，亦兴也”。诗人正是以自己的欢欣，来体会禽鸟的动态的。在这之前，他象那“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乌鹊一样，带着孩子们奔波 于关陇之间，后来才飘流到这里。草堂营成，不但一家人有了个安身之处，连禽鸟也都各得其所。那么，翔集的飞乌，营巢的燕子，不正是与自己同其喜悦，莫逆于 心吗?在写景状物的诗句中往往寓有比兴之意，这是杜诗的特点之一。然而杜甫之卜居草堂，毕竟不同于陶渊明之归隐田园，杜甫为了避乱才来到成都，他初来成都 时，就怀着“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各夜归，中原杳茫茫”(《成都府》)的羁旅之思;直到后来，他还是说：“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因而草堂的 营建，对他只不过是颠沛流离的辛苦途程中息肩之地，而终非投老之乡。从这个意义来说，尽管新居初定，景物怡人，而在宁静喜悦的心情中，总不免有彷徨忧伤之 感。“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这种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心理状态，通过“暂止飞乌”的“暂”字微微地透露了出来。
尾联“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有两层涵意。扬雄宅又名草玄堂，故址在成都少城西南角，和杜甫的浣花草堂有着地理上的联系。杜甫在浣花 草堂吟诗作赋，幽静而落寞的生活，有些和左思《咏史》诗里说的“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的情况相类似。扬雄曾闭门著书，写他那模拟《周易》的《太玄》， 草玄堂因而得名。当杜甫初到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適寄给他的诗说：“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草《玄》今已毕，此后更何言?”(《赠杜二拾遗》) 就拿他和扬雄草《玄》相比;可是他的答复却是：“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赠》)这诗说草堂不能比拟扬雄宅，也是表示自己并没有象扬 雄那样，写《太玄》之类的鸿篇巨著。这意思是可以从上述答高適诗里得到印证的。此其一。扬雄在《解嘲》里，高自标榜，说自己闭门草《玄》，阐明圣贤之道， 无意于富贵功名。实际上，他之所以写这篇《解嘲》，正是发泄宦途不得意的愤懑之情。而杜甫只不过把这草堂作为避乱偷生之所，和草玄堂里的扬雄心情是不同 的，因而也就懒于发那《解嘲》式的牢骚了。这是第二层意思。
诗从草堂营成说起;中间写景，用“语燕新巢”作为过脉;最后由物到人，仍然回到草堂，点出身世感慨。“背郭堂成”的“堂”，和“错比扬雄宅”的“宅”遥相呼应。关合之妙，不见痕迹。
篇6：杜甫诗歌中的浪漫主义精神
杜甫诗歌中的浪漫主义精神
杜甫诗歌以博大精深的内涵和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段，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成了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高峰，被后世誉为“史诗”，对后代诗歌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此，自唐以来，他的诗就被公认为“史诗”。浪漫主义同现实主义一样，是诗歌飞翔的翅膀，而且二者有一种天然的共生关系，杜甫作为集大成的诗人，二者是密切融合在一起的，且极富特色，形成了杜诗特有的现实浪漫主义特色。
一、杜甫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主要分布的时期。
杜甫所生活的时代及他的生平遭遇对他的思想和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他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一)读书与壮游时期(35岁以前);(二)用守长安时期(35—44岁);(三)陷贼与为官时期(44—48岁);(四)漂泊西南时期(49—59岁病逝)。
杜甫童年时代，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和盛唐文化熏陶。他刻苦好学，聪颖早熟。七岁能诗，十四、五岁时称誉时辈。他二十四岁开始壮游。前后三次漫游了吴越、齐赵、梁宋等地，这是他人生最快乐的时期。漫游使他历览了祖国山川，陶冶了性情，接触了社会，开阔了视野，也结交了许多朋友，与伟大诗人李白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这对杜甫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受时代风气影响，这一时期的青年杜甫充满乐观自信，有一股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何当未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写的就是这种精神境界，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年青诗人的心胸气魄。而(二)、(三)、(四)三个时期是杜甫仕途坎坷、历经兵荒马乱、饥饿流离的时期，这使他接近了现实，认识了社会，走向了人民，使他对现实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爱国思想和悲叹黎元之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由此可见，杜甫浪漫主义诗歌作品主要分布在他的读书与壮游时期。但在他后来漂泊西南时期定居成都草堂后，由于结束了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有了一个暂时安定的住所，生活环境发生变化，杜甫的诗歌也由叙写动荡的社会生活转向描绘宁静美丽的自然界，创作了许多描写雨细、风微、花香、枝弱的清新小诗，赞美自然万物，憧憬美好生活，表现了诗人的`生活情趣，有些作品也体现出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因而杜甫在漂泊西南时期也创作了一些浪漫主义诗歌。此外，在杜甫的一些现实主义作品中蕴含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
二、杜诗的理想主义表现为典型的现实浪漫主义特征。
理想主义是浪漫主义首要的、最本质的特征。它以丰富的幻想和热情，充分表现作家诗人对生活的理想，对“世外桃源”、“精神的故乡”的向往与追求。杜诗中的理想主义在其现实浪漫主义特色中极为突出。诗人的理想主义是同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关怀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对统治阶级的憎恨联系在一起的。诗人在抒发个人的悲凉凄若和不幸际遇时，在悲悯描写劳动人民的灾难时，在鞭挞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及憎恶战乱带给人民的灾祸时，流露出了诗人的极强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建立在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之上，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渴望。
三、诗人大胆抒发热烈奔放的情感和表达自己要过美好生活的理想主义思想。
1.诗人大胆抒发热烈奔放的情感。当诗人流寓梓州的时候，忽闻宫军收复河南河北，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写下了他“生平第一首快诗”(浦起龙《读杜心解》)《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若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以直抒胸臆的快语和奔涌直泻的激情，描写自己漫卷诗书的狂态和青春还乡的幻想，抒发了自己无法抑制的胜利喜悦与还乡的快意，痛快淋漓、奔放恣肆，体现了浪漫主义手法抒发强烈感情的特点，有着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杜甫的浪漫主义精神。
2.诗人自己对理想生活的美好憧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结尾部分“安得广厦千万间”到“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五句，写彻夜难眠中所感所想。先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三句直贯而下，写诗人一种假设中的愿望，想象中的理想生活图景，诗人由自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幻想有“广厦千万间”，由屋破雨漏的境遇幻想有“风雨不动安如山”的环境，并从自己的愁容扩展为“天下寒士”的“欢颜”。这种由现实世界宕开，转入理想世界的描写，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奔放的感情描写理想生活图景的创作方法体现积极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这首现实主义作品中也有着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诗人要过美好生活的理想，体现了诗人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由此可以看出在杜甫的一些现实主义作品中也有体现其浪漫主义精神的一面。
四、大量运用了想象、夸饰、比拟、象征、铺捧、奇异等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增强了杜诗的浪漫主义特色。
以丰富的想象、离奇的情节、激越的基调、大胆的夸张、宏伟的气势、瑰丽的语言和磅礴、激情和昂扬的节奏取胜，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浪漫主义侧重表现理想化的生活和作家的主观感情，它所描写的人物、事件和环境很少受客观生活逻辑制约。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神灵妖魔，现实梦幻，经过作家诗人自由大胆的想象，使作品形成独特而奇异的形象体系。杜甫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作“浑涵汪洋，千汇万状”，为表达其主观幻化的理想，“不用浪漫手法，无以达其意”，不用浪漫手法，无以涵盖“汪洋”的内容题材。杜诗奇异的表现手法在夸饰和铺排，壮美和雄浑上都有很好的显现。杜诗在夸饰与铺排中，显示了壮美的风格特色，加上杜诗忧国忧民之深，就使得这种带有极强的“沉郁”色彩的豪壮转而变为悲壮。
五、直抒胸臆寓主观于客观的表现，也是杜诗现实浪漫主义的重要特征。
社诗中的直抒胸臆往往是忧国忧民的激情迸发，欢快或愤激之情，悯民之苦，拯苍生之慨，汪洋倾泻，自由喷涌。杜诗抒发主观，以一种冷叙述的方式抒发难忍的激情。也就是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入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留给读者自己体会，可谓不着一字泪而泪。杜诗这种不着一字情而情的特色别具一格，它带有一定的现实主义特色，可以说是对浪漫主义特色的有益补充。杜诗中随处可见如此冷叙述的抒情方式，尤其在叙事诗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是杜诗叙事诗的最大特点。诗中概括典型的生活形象，是诗人通过对客观现实的叙写和主观抒情，水乳交融地表现出来的，达到了情感的艺术升华。
篇7：杜甫诗歌中的舟船意象
杜甫诗歌中的舟船意象
杜甫诗作中含有大量的舟船意象，从诗人的住行与其诗歌创作的关系角度，分析其诗中的舟船意象，发现杜诗中的舟船意象丰富了水上舟船的表现角度，伴随着水上行旅生发出独特的情感体验。
杜甫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里回顾一生，发出“哀伤同庾信”的悲叹;①在《咏怀古迹五首》(其一)中又说“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两处相联，发现杜甫与庾信在漂泊他乡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庾信是南人北寓，杜甫是北人南泊。北马南船，杜甫在南方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与舟船有了联系。“关下嘉陵水，沙头杜老舟”(《嘉陵江过合州汉初县下》)[1]，是南宋范成大的诗句，“杜老”即指杜甫。杜甫在《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中写道“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又在《短歌行送祁录事归合州因寄苏使君》中说到“君今起舵春江流，余亦沙边具小舟”。范成大将杜甫的诗句“杜陵老翁秋系船”、“余亦沙边具小舟”合并浓缩为“沙头杜老舟”并写入己诗，足见杜甫在生活上与舟船是很密切的。缘此，笔者即试析一下杜诗中舟船意象的独特风貌。
一、舟船意象渊源与杜诗中的舟船意象
我国很早就发明了独木舟，随后演变出空间更大的木板船。最初“舟是指用于江河两岸的过渡工具，而船则是沿水道上下航行的远行工具”[2]，舟、船“普及之后，最先的这种过渡与远行的区分就不明显了”[3]，可并称为舟船。早在先秦时，诗歌中就出现了舟船意象，如“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诗经・柏舟》)。作为诗歌意象的舟船，在言语表达层面上，由于古人分类的细致、修辞等因素，除了舟、船，尚有航、舸、桨、棹等多种表达。而先秦至盛唐，杜甫诗歌中出现的舟船频次是最多的，高达470余次。②杜甫笔下的舟船意象始于其身处北方之时，但数量较少。杜甫真正在生活上与舟船密切相关、在诗歌中大量涉及舟船意象并凸显其自身特色，是从漂泊西南开始的。
二、杜甫诗歌中舟船意象的特点
自先秦至盛唐，诗歌中舟船意象的表达情境，多为渡水场景、泛游描写，情感上多为玩乐、离情、隐逸等。而到了杜甫，时代环境的前后变迁，自身的经历与情感的参与，使其诗中的舟船意象以更接近生活的笔调呈现出来，诗中的意象与诗人自身的外在处境、内在情感联系的更为紧密。
杜甫面对安史之乱引起的社会动荡、肃宗的冷遇等情况，被迫举家流浪至相对安定的南方。然而，即使在南方，也先后出现了多次骚乱。这种情形下，杜甫不论是思北归还是避战乱，都与作为水路交通工具的舟船有了联系。更突出的是，他出峡后真正达到了舟居的地步。③杜甫频繁的舟居与船行，反映到创作中，就使得其诗中的舟船意象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第一，外在处境上，丰富了水上舟船的表现角度。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出现的表达情境，不仅涉及离别、游玩这些一般化题材，而且触及到更广泛、实际的水上生活。首先，杜甫细致地表现了一些虽不“诗情画意”但却实际真切的水上行旅体验，如“吹帽时时落，维舟日日孤”(《缆船苦风戏题四韵奉简郑十三判官》)、“舟中无日不沙尘，岸上空村尽豺虎”(《发刘郎浦》)。这种体验，与孟浩然的“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宿建德江》)、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尽，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相比[5]，确实是大异其趣的。其次，杜甫诗歌中大量写到舟人船工这些普通劳动人民，独特地表现了他们的行船技术及相关的打鱼、客货运输等内容。
第二，内在情感上，伴随着水上行旅生发出独特的情感体验。杜甫到南方后，又怀念起生活多年的长安，常希望经水路出峡、至吴会沿运河北上返京。在川渝时，舟船就成了他出峡的希望，如“轻舟下吴会，主簿意何如”(《逢唐兴刘主簿弟》)等。但出峡后，因计划与实际不符，他的生活时有窘迫，终致未抵吴会，客死荆湘。与其他诗人如鲍照、王昌龄不同，杜甫漂泊荆湘的三年，朋友变故、军阀战乱，使其四处奔波，居无定所，常处于水上行旅中与舟船相伴，这种相伴是长期的甚至是有些无奈的，消除了应景、猎奇等因素，具有更为真切、深刻的人生体验。通过分析杜诗中诸如“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野望》)、“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等诗句，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诗人水上行旅时孤苦无依的情态，甚至在无奈、病困之下竟将舟船视为最后的寄托物与安顿所。
三、杜甫诗歌中舟船意象的精神价值
汉代李尤认为：“舟楫之利，譬犹舆马。辇重历远，以济天下。”(《舟楫铭》)[6]晋代枣据也称美舟船：“且论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质朴而无饰，内空虚以受盈。”(《船赋》)[7]由此可看出舟船的作用与地位，也感受到舟船比德而出的内在意蕴。依此观照杜甫诗歌中作为意象的.舟船，可以说折射出了强烈的家国关怀。这种家国关怀，主要表现为实虚家园、比德君国。
(一)实虚家园
杜甫以细致的写实手法，较为充分地表现了南方水乡的生活面貌。这类诗作中写到最多的是打鱼，如“渔人漾舟沉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观打鱼歌》)等。杜甫的这类诗句，与何逊的“渔舟乍回归，沙禽时独赴”(《答丘长史诗》)等相比[8]，对这种生产活动的描绘确实更有活泼灵动的生活气息，就描写打鱼而言，杜甫的诗句更为形象生动。杜诗中也多次写到南方的水路运输，如“蚕崖铁马瘦，灌口米船稀”(《西山三首》其三)、“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夔州歌十绝句》其七)。此外，如前提及，长期居住南方，杜甫在诗中也写到水手善于使船的情形，如“欹帆侧舵入波涛，撇漩捎无险阻”(《最能行》)，这在水高滩险的滟体现得尤为明显，“舟人渔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泪满襟”(《滟》)，用乘客的惊恐落泪反衬舟工船夫的歌笑自若，更凸显了其行船的巧妙。这也从侧面展现了舟人船工这一阶层刺激而自信的生活情态。总之，杜诗中的舟船意象，较为充分地反映了以舟船为工具的水路交通、渔业生产，真切地体现出诗人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关注与热爱。以此观之，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带有明显的家园气息。 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在表现南方百姓的家园气息上，是切实的;但对于他自身而言，却是化虚的。杜甫居住草堂后，生活境况相对安定，与家人有了更多的团聚时光，如《进艇》诗中“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表达了戏耍游乐的悠然欣悦之情。像这种舟船意象中含有拖家带口的情境表现，杜甫以前，只有津女救父等典故、棹女情郎等内容稍微沾点边，而文人在诗中鲜有这样涉及其家庭的。此外，杜诗中还有写到一家子靠着舟船四处流荡的场景。家庭悲喜之外，他还抒发了对故园的深深依恋。视京洛为故乡的杜甫，他的怀乡与恋阙紧密相连。杜甫遇到故人归京或者舟船往来，便会引发家国之思，如“西江使船至，时复问京华”(《溪上》);而“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其一)的“故园心”，从《秋兴八首》整体上看，更是将思乡与恋阙巧妙联在了一起。
杜甫融合了思乡与恋阙，又受到报国安民理想的鞭策，使其虽漂泊困顿，但从不绝望，一直热爱生活、关注现实。杜甫漂泊南方时，精神力量确是支撑他积极生活下去的主因，但常伴他的舟船，也同样不容忽视。
舟船作为交通工具，相比车马，有不少优越性：其一，一般地讲，水行相对平稳，便于旅行时眠卧;其二，遮风避雨性能良好，航行持续性较好;其三，舟船上可备有厨具。④除此之外，杜甫还把“行李、长物多放在长期包用的船上”[9]，可见舟船俨然成了他长期漂泊的“小家”。据“雄剑鸣开匣，群书满系船”(《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巾拂那关眼，瓶易满船”(《回棹》)推断，诗人在“小家”里得到简单的休息、安顿后，还可以看书、喝酒。杜甫不仅自身生活能够得到简单满足，还可以在舟船上招待拜访的客人，如《苏大侍御访江浦八韵记异》的序文里提到在舟船里招待来访的苏涣。可见杜甫在漂泊南方时，尤其是流离荆湘的三年，舟船在很多时候成了他的栖息地、庇护所，是在外部条件上最后一道免于饥寒的防线，护佑其走完最后的人生历程。因此，杜甫诗歌中的舟船意象某种意义上渲染了一些遮风避雨、身心休憩的“家”的色彩。
由杜甫常乘坐舟船并将之诉诸大量的诗歌创作，不难发现，作为诗人的杜甫与作为诗歌意象的舟船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其诗中的舟船意象不可避免地陶染上自身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客死于船上这种特殊的经历，在后人看来，更是强化了杜甫与舟船的联系。以上情况，促成了后世诗人在舟船意象的表达上，有时会融入某些杜甫的因素，如前提到的“沙头杜老舟”当中，沙头之舟称为“杜老舟”，几近于典故。又如黄庭坚在《题杜子美浣花醉图》这首题画诗中写到“浣花酒船散车骑，野墙无主看桃李”[10]，在诗与画更大的文化视野中，将杜甫形象与舟船意象联到一起;而清代毛际可《灯下读杜》一诗中的“老病孤舟生事少，江湖满地故园荒”[11]，可谓将杜甫晚年寄寓南方具舟漂泊的生平经历作了精当的概括与体认。
此外，杜甫对于陶渊明构筑的“桃花源”很向往，曾多次探寻这个富足、淳朴而又类似上古时的家园。杜甫虽未找到桃花源，但留下了浣花溪草堂这个真正存在的住所。在杜甫看来，草堂只是一时的乐园，但在之后的历代文人心中，草堂俨然成了杜甫住过的名迹、圣地，并得到不断题咏，几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从杜甫的经历特别是舟居情况、其诗歌创作中舟船意象的突出地位以及后人的咏悼情况来看，比照浣花溪草堂，可以说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诗人“流动的家园”，或者说是“化虚的家园”。
杜甫以其细致写实的笔触，不择巨细，有感即作，流落南方的特殊经历使其在诗歌创作中对舟船意象作了广泛的开拓，既有反映南方普通百姓的水乡家园气息，也有“历史的玩笑”折射出的诗人自身的“化虚的家园”，它们都以独特的方式透显出特定的家园气息。
(二)比德君国
古人很早就将舟船与国君相联系，如《尔雅》：“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即表明造舟为天子专用。春秋战国以后，造船术不断发展，逐渐产生了更完备的大型舟船。“龙舟(船)”一词，有时指端午民俗中比赛用的舟船，但诗歌中亦指国君所乘坐的舟船，如“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炀帝幸江南时闻民歌》)等[13]，杜甫诗中亦有用例：“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将造舟、龙舟等豪华的舟船与国君相联，呈现出国君出行、游乐的盛大气势与尊贵身份。为了保卫家园或者维护、促进统一，时而会发生战争，而舟船自古都是水上作战的重要承载工具，如楼船、戈船等。诗歌中的舟船意象对此现象的反映也是由来已久，如《诗经・朴》中的“淠彼泾舟，徒楫之。周王于迈，六师及之”、王粲《从军诗》中的“楼船凌洪波，寻戈刺群虏”等[14]。杜甫诗中也有用例，如“无复云台仗，虚修水战船”(《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四渎楼船泛，中原鼓角悲”(《夔府书怀四十韵》)等。
水上的舟船行旅不排除有舟覆人亡的风险，而先贤很早就将舟水关系同君民关系联系了起来，《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5]在古代，国君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国家，这则名言彰显了君与民的关系，亦揭示出国家政权与平民百姓的微妙互动，蕴含着如何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杜甫居官时日虽少，但对君对国，都忠贞不渝;对于君国大事，都极为关心，具有“既深知治本又善察隐患的政治器识”[16]。杜甫的《三韵三篇》(其二)中以舟船比人才，“荡荡万斛船，影若扬白虹。起樯必椎牛，挂席集众功。自非风动天，莫置大水中”，认为“大才不可小用”。⑤《解忧》开篇即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就该诗而言，杜甫所阐发的同舟共济尚是不自觉地表露，但他在报效国家、勇救国难等国家层面上的同舟共济之伟大精神却是很自觉的，这从他“麻鞋见天子”(《述怀》)等言行上可以看出。杜甫在《覆舟二首》里，借求仙不成，托言皇帝虽贵，终究亦死，不必靠求仙以期长生，从反面讽谏，表现出一腔忠君爱国的赤诚。
在杜甫以前，也有诗人笔下的舟船意象在某个角度上含有比德君国的意味，如屈原在《天问》一诗中提出“覆舟斟寻，何道取之”[17]，以“覆舟”概括了夏代的一位君王国灭身死的下场。⑤又如刘琨的“乾象栋倾，坤仪舟覆”(《答卢谌诗》)、张说的“将兴泛舟役，必仗济川才”(《送任御史江南发粮以赈河北百姓》)等。诗歌中舟船意象比德君国的内涵，在先秦已有表现，后渐趋明显。但杜甫以前，只是个别诗人在个别篇目中表现了比德君国的一个角度，到了杜甫才广泛涉及舟船与战争、人才、君王、国家等的关联，并不自觉地上升到同舟共济的精神层面。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在表现比德君国的某个角度上可能不典型，但综合起来考察，其舟船意象可以说透显出较为鲜明的君国比德色彩。
篇8：杜甫诗歌中的艺术精神
杜甫诗歌中的艺术精神
杜甫一生写了一千四百多首诗，他的诗歌在艺术上有着独特的个性，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是杜诗最显著的特点。
艺术精神是人文精神的一部分，是人文精神的美的展现，是从生命个体的心灵深处自由开放的花朵，它表现人的精神生活，表达人的内心世界，引导人性升华，为人性建立高远而辽阔的苍穹，给人性一个“美”的形式。
一、杜甫诗歌创作的艺术精神对我们的启示
杜甫是一个十分重视诗的艺术性完美的诗人，一个对自己的创作要求十分严格乃至苛刻的诗人。当然，他并不是片面地追求艺术性。和一般诗人不一样，杜甫非常诚实，他绝不装腔作势，自命不凡，他常常现身说法，毫无隐讳地谈出自己的创作甘苦。这对我们有很大启示，体现了他对艺术的创作精神：“辛勤劳动外，没有什么天才。谁要是迷信天才，谁就会断送自己。”杜甫对一首诗的艺术要求竟这样严格：“毫发无遗憾!”(《敬赠郑谏议》)，这样严格要求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加强诗的感染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能“惊人”，乃至“惊风雨”、“泣鬼神”。杜甫取得高度艺术成就的原因，主要是学习，学习成就了杜甫，而任何时代学习都是成就自我的途径。
二、杜诗中所体现的艺术精神
“文以载道”是儒家的一贯主张，这里“文”可以理解为“艺术形式”，而“道”则是儒家关于人生和政治伦理的种种主张。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的创作是和他的时代息息相关的，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满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和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杜甫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是任何一个古代诗人都无法比拟的。自唐以来，他的诗被公认为“诗史”。杜诗中的艺术精神就体现在他的诗不仅表达了自己对亲人、朋友、邻里的深情，更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当时多灾多难的广大下层人民。“杜甫的艺术精神就是蕴涵在杜甫全部诗文及其体现在他立身行事中的基本思想感情，主要指他的忧患意识、民本思想、及其自觉的社会良知与道德感，在杜甫理想的社会蓝图里始终贯穿着社会和谐的思想观念”。
(一)反映人民苦难的艺术精神
艺术是形式的，但形式里蕴含了意义。大凡是有凡心，正义感的思想家、艺术家在他们思想的天空中，无不是由个人的艰难苦境联想到其他人的艰难处境，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得到升华。杜甫一生不管穷与达，安与危都始终充满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当时多灾多难的广大下层人民，表达了对他们的极大同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的“三吏”“三别”生动的再现了当时广大人民遭受的苦行，深刻反映了人民内心的痛苦。”
杜甫现存诗1400多首，深刻的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杜甫并非客观的叙事，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独特感情，达到情、景、与事实的交融。杜甫的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杜甫的诗歌是唐帝国由衰转弱的艺术记录，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的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反映当时人民苦难的这种伟大艺术精神在历史上的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是非常强显的。
(二)反映自己理想社会的艺术精神
杜甫是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这就决定了他的现实主义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杜甫一生断断续续做过几年小官，政治生活也颇为短促，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时时关心着政治，关心着社会，关心着人民，有“诗圣”之称。[4]安史之乱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杜甫的诗歌却因此而辉煌，他用极严峻的态度，描绘那苦难时代的社会现实，抒发自己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尽管世间疮痍满目，他也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顽强乐观的崇高精神。
杜甫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都是源自儒家仁政思想，杜甫的理想政治模式仍是儒家的政治模式，即德政。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到杜甫是中国古代诗人中受中国和谐文化的影响最深的，和谐文化精神在杜甫的思想和诗歌中均有强烈体现，并对后世产生了强烈影响，其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也正体现于此。
(三)反映国家战争的艺术精神
759年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五年，虽然两京业已收复，但战乱并未平息，国家仍未安定，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杜甫时时关注着平叛战争，将消耳战乱一直牢记于心，在西行秦州前夕，他先写下了《洗别马》，“三吏”“三别”等关注平叛战争的诗篇，对国家走向复兴表示了喜悦之情，对战乱中百姓所受的兵役之苦深表同情，用诗歌反映战争的残苦，表达作者对战争的批判，表达了杜甫希望国泰民安的心愿。
三、在当代认识杜甫艺术精神的意义
杜甫是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他把强烈的感情贯注于他的每一首诗。他常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博大精深的思想感情浓缩在极其简练的诗句中，语言分外精辟凝练，他的诗句艺术性极强，而研究他的艺术精神就是分析他这种写诗的情思和手法，从而把握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并对民族的文化心里结构和传统的哲学思想精神作出动态考察。
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为民精神是杜甫诗歌艺术精神的核心，即诗人的诗魂所在，诗人最伟大的特点在于他的“热”。即对祖国、对人民、对家人故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满腔热血，满怀热望。
篇9：杜甫诗歌中的燕子意象
杜甫诗歌中的燕子意象
杜甫一生写过1400余首诗。他以诗宽心,以诗遣兴,“山鸟山花吾友于”,花鸟鱼虫,草木城池,皆可以入他的诗中,而其中要算以燕子这个意象为最频繁。
一
意象是诗歌的组成部分。它和声律一同构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整体。意象的语源,最早出于《周易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但那时,关于“意”跟“象”只是用于算卦上,而且意跟象分开。最早将意象一词,用于文学评论的,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提到:“……然后使玄解之宰,学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近。”自后来,意象便成为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那么,何谓意象呢?所谓象,是指物质世界的客观表象,比如一棵树,一阵风;所谓意,即是诗人的主观意念,包括诗人的感情在内。结合起来说,意象指的是作者主观情感同客观景物的融合。陈植锷先生在《诗歌意象论》一书中,从理论上概括意象的含义是:“意象是以词语为载体的诗歌艺术的基本符号。”为什么要强调是诗歌艺术的基本符号呢?我们知道,同样一个词语,它有着两种不同的功能,在日常语言中,它代表的是一种固定的抽象概念,而在诗歌语言中,它就可以形成一种意象,那么此刻它代表的,则不仅仅是一种固定的含义,而且还是具有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某种含义(或者说是象征)。即以燕子为例,查《汉语大字典》“燕子”条,如下:
燕子:鸟纲燕科各种类的统称。体型小,翼尖长,尾分叉呈剪状,喙扁短,口裂深,飞行时捕食昆虫,对农作物有益。属候鸟(汉语大字典1043页)。
这是日常语言中的燕子,它只能是一只燕子,一只普遍的,人们都认识的固定的燕子;而在诗歌语言中,它可以是许许多多的不同的燕子,甚至超过了本身的“燕子”含义而发展成其他物象。比如,杜甫《去矣行》中的:“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这句诗里的燕子,就不仅仅是一只燕子,它被赋予了诗作者的主观意念,就有了一种象征趋炎附势的小人的含义。由此也可以说,“在诗歌艺术中,这种通过一定的组合关系,表达某种特定意念而让读者得之言外的语言形象,就叫意象。”
二
关于燕子这个意象,早在我国最古的诗歌《诗经》中,就曾多次出现过。比如,“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邶风•燕燕》),到后来的“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古诗十九首》其十二《东城高且长》),“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曹丕《燕歌行》其一),无不以燕子入诗。到了杜甫则更是大量使用。据笔者根据《全唐诗》统计,杜甫总共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共出现了53次燕子,这些燕子分别被赋予不同的情感和作用。
王国维说过:“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杜甫诗歌中的燕子,也似乎带上了诗人自己的感情,当他夜听许十一诵诗,感受到朗诵者的风雅的时候,燕子在他的眼中,是“紫燕自超诣,翠驳谁翦剔?”(《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当他送别生死之交的友人时,燕子在他眼中,似乎也是居无定所,“悲君随燕雀,薄宦走风尘!”(《赠别何邕》)。当久旱不雨,而突然下起雨来,诗人的心情,便也觉得“巢燕高飞尽,林花润色分。”(《喜雨》)。燕子成了无忧无虑,凌空高翔的欢喜之物。当他不称意的时候,燕子在他的眼中,则成了恼人的动物。比如,“清秋燕子故飞飞”(《秋兴八首》其三),钱谦益注曰:“故飞飞者,恼乱之词,亦触迕也。”(《杜诗详注》转引),还有《绝句漫兴九首》其三中的那只燕子,更是“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著人”,恼人之至。而最多的,杜甫诗中的燕子,是被诗人赋予了一种闲适悠然的情怀。比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比如,“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绝句二首》其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闲适的燕子,大多写在他的晚年定居在成都草堂之后。
杜甫的后半生,展转漂泊,类如转篷,几乎都是在离乱中度过的。他早年上《三大礼赋》时,于文中自称自己的诗文是“沉郁顿挫”(《进雕赋》),虽然他那时的诗风还不成熟,这四个字远不足于概括他当时的风格,但却巧合地成了他一生的评价。所谓沉郁顿挫,沉郁是指感情深沉郁积,犹如音乐里的闷音,在抑郁压制之中埋伏着一种巨大的张力。至于顿挫,周振甫先生在《诗词例话》里说得好:“顿挫好比用毛笔写字,把笔锋按下去叫顿,顿后使个梢松而转笔叫挫。”也就是说,顿挫是指诗歌创作上的一种表达方法。但应该注意的是,杜甫虽然一生漂泊,居无定所,在他稍稍安定下来,比如,在成都草堂定居的时候,他的心情,他的诗歌,也并非一味的沉郁,表达上也并非一味的顿挫,他还是写出了一些闲适的诗作。体现在他的燕子意象中,便是这些燕子都被赋于了一种闲适轻松的感情。比如,杜甫在朋友的'资助下,终于建成了草堂,他的心情,自然是轻松愉快而又闲适自得的,请看他的《堂成》:
背郭堂成荫白茅,绿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第一联,先写了草堂的地理位置;第二联,运用静态的描写方法写周围的景物;第三联,写飞禽,“频来语燕定新巢”一句,燕子不但频来定巢,而且似乎它的鸣声,在诗人听来,也像人的贺喜的语言。正如罗大经《鹤林玉露》中评此诗:“盖因乌飞燕语,而喜己之携雏卜居,其乐与之相似。”将诗人之乐,转嫁到燕乌之乐,正如黑格尔所说:“抒情诗人把最有实体性的最本质的东西也看作是他自己的东西,作为他自己的情欲,心情和感想,作为这些心理活动的产品而表达出来。”
相似的作品还有《江村》,其中的:“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一联,将没有人类智力的燕子的飞行,说成“自去自来”,也是赋予了“燕子”悠然自得的拟人性情感,表达了作者的悠闲情怀。无怪乎黄生评之曰:“杜律不难于老健,而难于轻松。此诗见潇洒流逸之致。”
燕子,不但可以被赋上不同的感情色彩,甚至还可以成为诗人亲密的朋友。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杜甫由夔州出峡,准备北归洛阳,但因时局**,亲友尽疏,北归无望,只得以舟为家,漂泊于江陵,公安,岳州,潭州一带。大历四年春,杜甫离开潭州,欲往赴衡州。他乡行役,远客孤舟,杜甫的心,无疑地是寂寞的,这时有一只燕子飞到了他的船上,杜甫喜出望外,马上引这只燕子为心灵的朋友,写了一首《燕子来舟中作》: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旧入故园常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
可怜处处巢君室,何异飘飘托此身。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
诗人一生胸负大志,“许身一何愚,窃比契与稷”(《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施展自己的才华,像古代的圣贤契与稷那样,造福万民。但他却不为人君所用,以致一生落落无成,连生计都难以保障。现在年纪老了,“孤舟漂泊,惟有燕子来,命题感慨。”。首句“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点明时令,并引出所咏对象――燕子;“旧入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仿佛燕子还能认得过去的主人,远远地看着“我”,却又疑惑,这个过去的主人,怎么变得如此之苍老呢?从侧面点出了杜老自伤之感。“可怜处处巢君室,何异飘飘托此身”,“我”老病一身,亲友寥落,而你这只燕子竟然还能飞来和我做伴,真是其幸何如了!这里,则把燕子当做同甘共苦的朋友,而末句“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更是极写燕子的不忍离去,将赋在燕子身上的感情,铺展到了极致。
三
清代的诗论家袁枚曾这样说道:“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遣兴》),打个比方来说,诗人就像三军统帅,自然界的一切物象,则是他的兵马。杜甫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元帅”,他的诗中,“兵多将广”,关于上文提到过的燕子这个意象,在他的诗中,也发挥了多样的作用。有点明节气之用,如“春隔鸡人昼,秋期燕子凉”(《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以燕子为秋天物象之代表,类似的还有“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立秋後题》)。有贺喜之燕,如“紫诰鸾回纸,清朝燕贺人”,《奉贺阳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邓国太夫人》,借燕子之贺,代替人之贺,更添喜庆之氛。再如,“楼上炎天冰雪生,高尽燕雀贺新成”,(《江陵节度阳城郡王新楼成王请严侍御判官赋七字句同作》),亦是贺喜之燕。有起衬托作用之燕,如“梁间燕雀休惊怕,亦未抟空上九天”(《姜楚公画角鹰歌》),以梁间平凡而胆小之燕,衬托出姜楚公所画之鹰的英武凶猛。有起象征作用之燕子,如“故巢傥未毁,会傍主人飞(《归燕》)”,这是象征忠贞之士的;“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去矣行》),这是象征趋炎附势的营营之徒;“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这里则是象征正要大展宏图的志士了。
总之,杜甫成功地使用了燕子这个中国古典诗歌中历代传承下来的意象,用它来表达多种多样的感情,得心应手地让这只传统的鸟,在它的诗歌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从这一个小小的方面,我们或许可以管窥到杜诗海涵地负的高度艺术成就。
篇10：杜甫诗歌中的浊酒意象
杜甫诗歌中的浊酒意象
中国文化纵横几千年，源远流长，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甘醇的酒香，这酒香中氤氲着的是祭祀者的虔诚，是有志之士的慷慨激昂，是青年才俊的雄才大略，是失意者的惆怅失落，是激愤者的“不平之鸣”。
第一章 序言
酒为诗之媒，酒是诗人生命的表现形态，酒力的升华能够使诗人们孕育出好诗。“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像这样痛饮度日，以酒遣兴的事例不在少数。谈到酒，我们大都会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个有着“花间一壶酒”的浪漫情怀的“诗仙”、“酒仙”李白，却忽略了那个将内心愁苦酿成一壶浊酒的杜甫。
清代《全唐诗》选杜诗有1400多首，其中写酒的诗就有300余首，与他同时期的李白相比较，杜甫诗中的酒不是李白诗中经常出现的“金樽清酒”，大都是浊酒，而且相对于李白的醉饮来看，杜甫诗歌之中的“浊酒”意象更加注重表现的是酒后清醒之后的刺痛之感，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就造成了杜甫诗歌之中包含独特文化内涵和思想内蕴的特殊的“浊酒”意象。
第二章 “浊酒”意象分析
唐朝是一个崇尚美酒的典型时代，朝野上下，市井内外，都会把酒当作媒介，当时的人们也通过酒的媒介来传递感情，抒发精神情趣。
在占其诗歌总数20%之多的饮酒诗中，杜甫的“我生性放诞，雅俗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此身醒复醉，乘兴即为家”都是他的饮酒生活的写照，即使到了老年，他也以酒为伴，“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可以看出杜甫不仅是“诗圣”，“酒圣”这一名号也非他莫属。对于杜甫来说，酒不但是个性张扬时的催化剂，是沉郁悲怆时的浇愁之物，更是他不得志时苦闷之时的象征物。他的诗歌中鲜有“美酒”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出现次数众多的“香醪”“春醪”“浊醪”等“浊酒”意象。
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就用谷物加酒曲酿酒，唐人酿酒，多用黍米和糯米。这在唐人诗作中也有记载，“酿黍长添不尽杯”(司空图《力疾马上走笔》)就是说的用黍米酿酒。唐代的米酒按当时的酿造模式又可分为浊酒和清酒。浊酒的特点是酿造时间短，成熟期快，酒度偏低，甜度偏高，酿造工艺也比较简单。浊酒的酒液比较浑浊，米滓往往漂浮在酒面上，如同浮蚁一般，故而唐人咏及浊酒，多用“蚁浮”或“浮蚁”来形容。杜诗中的酒多为浊酒，但有时也用别的词来替代，如“蚁浮仍腊味，欧泛已春生”(《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无人竭浮蚁，有待至昏鸦”(《对雪》)。杜甫也称酒为“香醪”，“ 醪”也是浊酒的意思，杜诗“细草偏称坐，香醪懒再酤”(《陪李金吾花下饮》)，“清秋多宴会，终日困香醪”(《崔驸马山亭宴集》)。也有时候，杜甫将酒称作“浊醪”，“ 浊醪自初熟，东城多鼓鼙。”(《泛溪》)。
第三章 “浊酒”意象蕴含的思想内蕴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二)：“域中自庄生以还，只颂酒德”，随着时代更迭和社会状况变迁带来的个人内心情感的变化，酒在历代诗人心目中已获得大大超越其本身的原始的作为饮料的内涵，而成为一种包含多层文化和思想内蕴的复合体，钱老先生的这句话也是由酒这一单纯的已经道出了酒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演进中的这一特质。 “江湖”和“庙堂”历来都是知识分子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痛苦的根源，或借酒佯装癫狂避世自隐，或携酒横刀立马的建立军功，酒成了古代人类物质文化形态和个体心灵审美创造主客体融汇的特殊凝结物。这对于杜甫这位从小就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现实主义诗人来说，这一点就更加表现的淋漓尽致，特别是他饮酒诗中的“浊酒”意象。
就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那样：“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杜诗中对于酒的称呼是个人情感在客观事物身上的映射。诗人自天宝安史之乱爆发，就开始偕家小由奉天先到白水，由华州往泰州，中间又辗转多地直到夔州，这期间遭逢贫穷和战乱，在这样生活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诗人没有能力买好酒，所以他诗中的.“浊酒”也合情理。但在这期间，杜甫也曾多次受人接济酒肉饮食，所以也不排除他内心凄凉苦痛，而感觉他喝的酒因着人之色而由“香”变为“浊”。对于文人特别是像杜甫这类志在“兼济天下”的人来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这些外在的生活上的困苦都是可以忍受的，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精神上的苦痛。杜甫是社会的良知，当他看到百姓的苦难，国家的破败不堪之后，即使是玉盘珍馐，琼瑶美酒在他眼中也只是糠糟浊酒了。他的名作《登高》“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是大历二年(767年)杜甫在夔州时所作，正值九月九日重阳佳节，诗人登高远眺，临风怀想，天地一儒，只能形影相吊，此为孤独之悲，异乡漂泊，多病残生，因病断酒，添愁惹恨，此为断饮之悲，一“浊酒”写出了诗人此时此刻在此情此景中万悲于心头的潦倒，生活在当下社会环境之中的诗人也就再也吟不出“春酒杯浓琥珀薄“这样的诗句了。
另一个层面上来看，杜甫家庭环境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之下的“奉儒守官”的思想消解了酒在一般意义上带给诗人的狂放洒脱的印记，而变为带有沉郁哀伤色彩的“浊酒”意象。从杜甫的十五世祖开始，几乎世代都在当朝担任大大小小的官职，生活在这种家庭环境之中的杜甫就不可避免的表现出对官职的向往，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说：“杜甫是出生于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官僚家庭……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杜甫庸俗的一面，他中年时期在长安那样积极地营谋官职，不惜向任何一个当权者求援引，这和他家庭的传统是分不开的。”莫砺锋先生更是做过非常精确的计算，提到在今存杜诗中，共有四十四处提到了“儒“字。也许正是儒家文化在根源上对于杜甫的影响，他没有沉溺饮酒佯狂自醉，而是用一杯浊酒掩盖了政治的无情和自己的无奈。
第四章 结语
贺拉斯说：“不喝酒的诗人写不出千古流芳的好诗”。托穆尔说：“酒是诗人的骏马，跨上它，可以遨游环宇”。酒是连接诗人与社会，连接社会和诗歌，连接诗人和诗的桥梁。
诗酒风流，有酒处也多有诗。文人多饮酒之人，也大都是醉饮，所作的诗也是写己怀，杜甫饮酒也多醉饮，但却是身醉而心不醉。他在诗中写酒，借助酒的参与，暂时麻痹自己的神经，但是诗人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他仍然热爱国家，关心百姓疾苦，在高蹈独立的酒兴中沉思当下，心系人民，酒不是他忘却现实苦闷的“腐肠贼”，而是把诗兴导向更广阔空间的引路者。
杜甫饮酒诗中的浊酒意象给我们展现了更为真实深刻的唐代现实状况，他的饮酒酒诗是他心路历程的反应，而这浊酒意象则是杜甫更为深刻的灵魂，让我们认识了一个与酒为友的另一个杜甫，展现了他作为时代脊梁的更广阔的精神面貌。
篇11：杜甫诗歌中有名的意象
杜甫诗歌中有名的意象
杜甫诗歌中的意象丰富多彩，其中也含有对马的意象，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下其中的特点。
杜甫诗中“马”的意象
千载尘霜，万世红尘，历史的滚滚车轮无情划过，多少事已成风，于无声间飘逝如幻。然亦有无数超脱之作，在历史的过往中愈发闪耀，星辉熠熠。杜甫便是其中一位，他是无人不晓的大家，，他是才华超群的诗人，他是万世敬仰的诗圣。“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他的诗作总是充满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激荡在历史的长河中，令人久久情牵。心拥忧国忧民情怀，诗纳千百世间相态，他用毕生的心血铸就了一部绝代诗史。独领风骚的诗歌精神融汇万世敬仰的人格力量，他是光耀历史的一颗明星，慧洞空明，光芒泽世。
提起杜甫，除了诗圣，那么人言提及最多的便是集大成者。他是一位集大成和承前启后的诗人。清代叶燮《原诗》中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这样说，不无夸张之处，但杜甫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和善于创造，而开启了后代众多诗家、诗派，却是无疑的事实。正因为杜甫有如此魅力与贡献，故而后代学者研究杜甫诗歌甚多，其研究方面也甚广，总括而言，涉及了诗歌体裁，题材，艺术风格，语言精度，创作技巧，诗歌意象等诸多方面，研究成果丰硕，为中华文化积淀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历来学者对杜诗的研究当中，对诗歌意象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环扣，杜甫诗歌意象种类多，运用新奇，内涵深远，为后世所称道与仿演，如月，鹰等，学者研究相对更多。然而在杜甫诗歌当中，还有一种意象非常重要，便是“马”，言
其重要，笔者窃以为有如下因素，其一，杜甫的咏马诗作虽数量不多，但却很有代表性，贯穿作者心路一生，作者的一生恰有马的影子。其二，作者对于马意象的塑造融汇了作者太多的人生辛酸与感悟，作者一生随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感受，而这些在马的身上有很多的体现。其三，马意象的身上凝练了作者的人格美，精神张力，研究它更能体味一代诗圣的强大魅力，于己于人，受益良多。究上所点，马意象内涵深刻，影响久远，是为杜诗之重，有必要去深深体会。历来学者研究也很多，究其要点，包含了以下方面：马意象运用的原因，马意象的特点，马意象与作者心灵情感的联系，及其所体现的人格美及对后世的影响。根据马意象在杜诗中的重要作用并结合前人研究方向，笔者认为本篇论文的研究要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并根据要点逐一阐述;
一，杜甫诗中出现马意象的诗歌数量不多，但却很重要，结合诗歌具体内容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根据具体诗歌内容分析并谈谈自己对于马意象的理解是论文的主要内容。
二，马意象的内涵是随着作者的心灵变化而变化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作者诗歌中出现的马意象是具有不同特点的，因而根据作者的不同人生阶段进行分段研究是本文的写作线索及思路。
三，在马意象身上所体现的精神美，人格美是杜甫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一个综述，并且这种精神是与作者所留给后人的一种重要力量，对于这种精神的概括也是马意象研究的组成部分。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这三点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并且深深融合的一个整体，所以并不会有明显的分点，在综合中分析，在分析中综合。
一、杜甫诗中“马”意象的分布和分类
马，是人类的老朋友，它不仅以矫健俊美的形象赢得人类的喜爱，而且通灵人性，善于驾驭和驰骋的品性受到人类的器重，特别是在我国古代，更是重要的交通工具，生活的重要部分，还是沙场的重要力量。功名只在马上取，马的身上寄托着英雄建功立业的渴望。正因如此，在大唐社会，对马的咏颂不绝如缕，在那片诗歌的海洋留下了无数咏马佳作，杜甫诗其中重要的一位，不仅因为诗圣的名气，更在于杜甫的“马”有着独特的美。杜甫现存的整篇咏马且具有代表性的诗作有十二首，虽然这在他留给后人的一千四百余首作品中微不足道，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借咏马表现自己理想和渴望为国效力的愿望，感受到他渴望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和那种关心国家时事“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国忧民情怀。
杜甫现存的具有代表性的十二首咏马诗作分别是：《房兵曹胡马》，《高都护骢马行》，《天育骠图歌》，《骢马行》，《瘦马行》，《李雩县丈人胡马行》,《秦州杂诗》(其五)，《病马》，《题壁上韦偃画马歌》，《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白马》，《玉腕骝》。这些咏马诗作分别作于作者不同的人生阶段，下面先做简单介绍：
杜甫诗才早熟，七岁便能作诗吟咏凤凰，虽然他没有像王维那样留下十岁的名篇，但杜甫青少年时期还是留下不少诗作，虽以“读书破万卷”著称，但他可绝不是躲在书斋里的文弱书生。少年的漫游生活，充满浪漫情调，裘马轻狂正是盛唐的写照。此时诗人年少气盛，生活在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朝气蓬勃的时代，时代的氛围铸就他乐观的心态，对人生充满幻想。《房兵曹胡马》和《高都护骢马行》便是这一时期咏马代表，骏马神姿，豪气冲荡，建功立业的豪情洋溢言表。
人生便如同一弯流水，没有永远的坦途，常人如是，杜甫也不例外。怀拥满心理想抱负，满腔豪情正待抒发，入世为官，建功立业的道路便从此铺开。天宝五年，时值二十五岁的诗人西入长安，次年应诏考试。却怎料想奸相李林甫从中作梗，为达“野无遗贤”尽耍阴谋，杜甫满心抱负因此断送，随后仍试图通过其他路径，但总是不达。仕途不通，经济拮据，精神状况也日益苦闷，作于此时的《天育骠图歌》和《骢马行》便是对于这种苦闷的抒发，马喻良才，却郁郁不得见用。十年长安困守，杜甫不再对统治者充满幻想，而是望眼民生疾苦，关心国家安危，忧国忧民的情怀在这之中更加强烈。
安史之乱，开始了一段大唐悲歌。世情叵测，仕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饥寒交迫使杜甫比较客观地认识到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他的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无奈于残酷的社会现实，忧国忧民思想与年俱增，迭遭困顿的杜甫将一腔心血凝铸于诗文当中。《瘦马行》和《李雩县丈人胡马行》便是写照，借马自述身世之苦，抒发哀伤之情。
乾元元年，杜甫上书劝谏肃宗不要罢免宰相房绾，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第二年开始了西南漂泊生活。“满目生悲事，因人作远游”，杜甫此时生活艰苦，穷困潦倒，忧愤悲苦含泪作下了漂泊西南时期的咏马诗《秦州杂诗》(其
五)，《病马》，《题壁上韦偃画马歌》，《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白马》，《玉腕骝》，身世飘零，孤苦忧郁，雄姿已逝，建功立业的美好梦想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只是一个泡影，骏马已是虚弱的兵马，此情可堪回首。。。
杜甫的一生是坎坷的，少年时的裘马轻狂，客守长安的困顿失意，安史之乱的颠沛流离，漂泊西南时的孤零寒苦，在他不同的阶段都有马的影子，他的内心感受在一首首诗作中都有深刻体现，在论文的第二部分将具体到每一首诗，通
过诗作的分析和归纳深层次感受马意象上的心灵力量。
二、裘马轻狂中的意气风发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言如是，诗圣的生活是多么的自在，举动间，豪放浪漫。开元二十九年，诗人在这样一种感觉下写下了《房兵曹胡马》。全诗如下：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本诗前两句诗人便用精妙笔法为我们展现了一匹神骨清俊的“胡马”，它来自大宛(大宛素以产“汗血宝马”著称)，非凡马可比。紧接两句，开始描写马的形象：竹批，形容马耳尖如竹尖。双耳峻，马双耳直梭梭，十分的精神。峻：尖锐。这是良马的特征之一。“批”和“入”两个动词极其传神。前者写双耳直竖，有一种挺拔的力度;后者不写四蹄生风，而写风入四蹄，别具神韵。如此精神高标，如此的凌厉雄姿，怎会安于槽枥，故而接下来便会言及骏马奔腾的气象：五六句，所向无空阔，气势凌厉，直堪托死生，它能逾越一切险阻的能力就足以使人信赖。在这里，马更像是一个朋友，忠诚勇敢。奔马而来，纵横驰骋，历块过都，有着无穷广阔的活动天地。最后两句，先对马的雄姿做了一个概括，此马具有非凡气势，更具有高贵品质，实属良马。后又紧接一句“万里横可行”，如此的良马，当然是前途一片光明，当然有着雄心壮志，意境非常深远。功名只在马上取，写马的精良更重意于借此建功立业，成就伟业。如此蓬勃精神，傲然雄姿，正是作者意气风发的体现。作者写此马，写它的雄姿凌厉，精神昂扬，渴望驰骋疆土正是作者自己的内心愿望，满腹才华，意气风华，渴望为国报效，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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