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甫诗歌中看其仁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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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从杜甫诗歌中看其仁爱之心
从杜甫诗歌中看其仁爱之心
杜甫是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他的诗歌里，我们可以清晰看出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因此，后人才对其诗有“诗史”之称。
杜甫做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生活于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他的诗歌真实形象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时代风貌，是当时社会现状的一面镜子，故有“诗史”之美誉，但杜诗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其中所体现出的仁爱之心。杜甫的仁爱之心渗透其作品的各个方面，而且表达得十分完美，能给读者以长久的感动。给读者留的印象最深的人物形象可能是他的“老妻”。杜甫的仁爱之心应该说是始发于妻子的，因而其作品中涉及到妻子的篇章就格外动人。无论是“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咏怀五百字》)那不能稍去于怀的惦念;还是“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对团圆的期待，读者都可以从中体会诗人的一往情深。杜甫一生逆境多、顺境少，特别是四十岁以后，穷困、衰病、奔走、逃难，接踵而至，几乎没有过几天好日子。他的妻子杨夫人在饥寒交迫中担负起抚育儿女的重担：“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晚年又时刻关心着疾病缠身的丈夫：“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丈夫漂泊在外，她没有埋怨，只有理解：“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杜甫笔下的妻子是那么可亲可近、可爱可敬、是那么具有奉献精神，这里的“敬”不是出于某种功利的考虑，更不是令人产生冷冰冰之感的“相敬如宾”，而是表达了杜甫对妻子歉疚之感。“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竿”(《江村》)，从这样的诗句中，读者可以想象，坐在一旁的杜甫看到“老妻”“稚子”居处稍稍稳定、生活又有些兴味时的喜悦之情。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诗人对妻子的爱。然而杜甫的仁爱精神绝不仅限于此，他还将对妻子的爱推及他人，甚至是一些与己无关但和自己有同样命运和遭遇的人，杜甫也是本着儒家所倡导的仁爱思想处理与偶然相逢的人们的关系的。晚年，他逃避战乱、漂泊湖湘，深感“乱世少恩惠”(《宿凿石浦》);然而，杜甫仍然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并没有因为个人的苦难而减少对他人的同情。
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忘“爱人”之心，并付诸实践，这是很难的。读杜诗会感到最难得的是，杜甫时时刻刻关注着弱者的不幸，并用他宽广的心胸去温暖这冰冷的世界。例如杜甫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就是他由秦州到同谷和由同谷到成都期间。此时，正如他所写的“岁拾橡栗随狙公，日暮天寒山谷里”(《寓同谷县作歌七首》)，过的像原始人的日子。然而，在这个时期写的二十首纪行诗中处处可见诗人对其他不幸者的关怀。在路过绝险之地石龛时是“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就在这种环境下，他看到在山峦高处的伐竹者：“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石龛》)，杜甫把他们的悲歌传达给千百斯年之后的读者。诗人在过嘉陵江经水会渡时，船夫的勇敢和撑船的技术的高超引起他赞叹：“篙师暗理楫，歌啸轻波澜。”但此时他也关切着他们的艰辛：“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水会渡》)这种精神贯穿他的后半生的所有作品之中。许多人当自己处于不幸时，变得谁都恨，仿佛整个世界都欠他的，甚至要向所有的人报复(其中最极端的就是发生在四、五年前一个留美学生卢某的在校园开枪杀人事件)。杜甫为人正与此相反，他在遭遇苦难时往往能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
再如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句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在实践家看来这种“空论”有什么用?郭沫若更说“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象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会冻死呢?”(《李白与杜甫》)这种批评是很可笑的。杜甫不是住房部长，他要表现的也不是一种许诺及其实现，而是在困难之中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有人说这种想法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是啊，这就是人的`善根之所在，然而，即使古往今来的亿万人都有这种想法，但是有谁把它表现了出来了呢?正因为这种推己及人的想法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诗句才能激起一切善良人的体验与共鸣、才能感动人。更重要的是，杜甫把人人皆有、但又不被人们关注的善念――仁爱之心用充满感情的诗句揭示出来、把它固化下来，并传达后世的读者，用以培植人的善根，使人灵魂得到升华，这是诗不同其他一些揭露性文字意义之所在。因此，杜甫的伟大和杜诗的震撼的力量不单纯在于他对世上苦难的揭露和对苦难制造者的抨击;更在于他歌颂了人性中的善良、美好的一面，并满怀善意地描写它，希望它能发扬光大。
这种仁爱之心使得他与邻里乡人多能和睦相处。《又呈吴郎》是一首写得很通俗、很平淡的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杜甫对那位“无儿无食”的老妇人的同情和关爱。而且诗中所表达的不仅是一般的恤老怜贫，更感人的是杜甫对老妇人格的尊重：“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只有深入其心，才能有这样深刻的理解。我们从杜诗中还看到，无论住到哪里，邻人对杜甫都是非常友好的。《羌村三首》中的：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这里邻人简直与乡党宗亲差不多了。中国古代社会基层关系是由宗法家族构成的。杜甫后半生没有生活在宗法家族之中。但他把偶然居住在一起的邻里视作宗法亲族，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对他们倾注了爱，所以我们才能看到邻人父老对杜甫的热忱。
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与他生活的时代和自身曲折的经历，以及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杜甫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极盛走向衰落的转变时期，他在困居长安的十年中，由于失意和贫困，以深深感受到唐王朝的腐朽及其危机，并在不少诗中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安史之乱之后，由于他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写下了不少反映当时现实的诗篇，无不流露出其忧国忧民的思想。
篇2：杜甫的简介和其诗歌的特点
杜甫的简介和其诗歌的特点
一、杜甫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巩县（今属河南）。他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预以下，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职，所以杜甫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其母系为唐代士族中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到奉天县令，这个家庭已呈衰落之象。
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终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头很少占据他的头脑。另外，唐代是重视诗歌的时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诗人，这更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兴趣。他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
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处处埋伏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边将们一意开拓疆土、穷兵黩武的政策，导致国力空虚、民生艰难，许多人无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于享乐，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擅权专政，阻塞言路，政治变得昏暗；三是为玄宗所宠信的安禄山身兼三节度使，手握雄兵，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处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现实中的弊病，当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时，杜甫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载（752），杜甫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此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出《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丢弃了官职，进入在当时尚为安定富足的蜀中。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而他的诗歌创作，因了血与泪的滋养，达到了颠峰状态。
《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大量传世名篇，从诗人浸满忧患的笔下不绝涌出。
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帮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后来，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与杜甫过从甚密，对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顾。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时，并表荐杜甫担任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因此称他为“杜工部”）。杜甫是为了避乱谋食来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时间，他闲居草堂，生活确实比较安逸，当时所写吟咏草堂周围自然景物的诗篇，也显出一种清新闲淡的韵致。但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持很久。从全国来说，安史之乱虽于公元七六三年宣告结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势并未因此而停止。外患方面，有吐蕃的严重侵扰，甚至攻入长安，迫使代宗仓皇出逃；内乱方面，则出现普遍的军阀割据或半割据状态，而政治的腐朽、官吏的横暴，也是有增无减。从蜀中地区来说，它既是吐蕃进攻的一个重点，也是容易发生军阀割据的地方。
就在严武二次镇蜀的间隔时期，就曾发生一场严重的军事叛乱，杜甫因此一度逃离成都，携家流浪。一场暴烈的动荡转化为持续的衰乱，这使得杜甫对国家的前途更觉失望，他后期的诗歌，情绪甚至比安史之乱中更显得沉重。
永泰元年（765），严武去世，蜀中重又发生大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凭依，他又带着全家老小，登上一条小船，过起流浪逃难的生活（或谓在严武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员外郎之职由虚衔转为实授，而离蜀赴长安）。最初的目的大概是要沿长江东下出川，路途中却因疾病和战乱等缘故，滞留了很久。先是在云安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在夔州居住了近两年。到五十七岁那年，终于乘舟出三峡，却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最后于大历五年、五十九岁上，在耒阳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艰难漂泊的一生，在这里得到一个凄凉的结束。
“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余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为中心，杜甫的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可以说是杜诗的第二次高峰。
杜甫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和李白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但当李白遭遇危险时，他却魂牵梦绕，再三写下《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感人至深的诗篇。他在夔州离开自己住过的一所房屋时，也不能忘记以前常来自己院中打枣为食的邻家老妇人，特意写了《又呈吴郎》诗，嘱托新主人对她应多加体谅。当然，更多的诗篇抒发了他对战乱中的国家和贫苦大众的强烈的忧念。只是，杜甫的情感，不像李白那样奔泄而出，而是受到理智的节制。这一性格特点，直接影响杜甫的诗歌创作，就是：杜甫更喜欢、更擅长在严格的形式中，以精心选择、反复锤炼的语言来抒发情感。
二、乱离时世的悲歌
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数量很少。这些诗篇和时代的风气相一致，充满自信、带有英雄主义的倾向，而同杜甫自己后来的作品有明显区别。如《房兵曹胡马》以“所向无空阔”、“万里可横行”写马，《画鹰》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写鹰，都有不可一世之概。《望岳》诗起首“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气势宏大；结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富于展望，令人感觉到诗人雄心勃勃的精神状态。随着杜甫渐渐深入到苦难的现实，他的诗也变得沉重起来。但早期诗歌那种气势壮阔的特点，仍然保留着。
《兵车行》的创作标志着杜甫诗歌的转变。由此形成并基本上贯穿了杜甫此后一生诗歌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主要特征有四点：严肃的写实精神；在忠诚于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对统治集团中的腐朽现象给予严厉的批判；对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深沉忧念。
《兵车行》的开头是一幅悲惨的图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接着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好大喜功的唐玄宗：“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诗中继续写到战争导致国内生产力的衰减：“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最后借想象为那些无辜的死者发出悲愤的.哭喊：“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在唐诗中，如此严肃地正视现实、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的作品，以前还没有过。而在稍后写成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杜诗的批判精神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诗中既写到自己忠于王朝和君主的不可改移的天性——“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同时又对正在骊山行宫中肆意挥霍享乐的玄宗君臣提出责难：“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在这里，杜甫的笔已经触及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根本性对立。
在杜甫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应当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君主应当爱护人民，使之安居乐业，而人民则理所当然地应该忠诚和拥戴君主。然而事实上这仅是一种空想。他作为一个诚实的诗人严肃地面对现实时，不能不为此感到困苦。杜诗的名篇“三吏”、“三别”、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诗作于乾元二年杜甫从华州去洛阳时。此前不久，唐军在邺城围攻安史叛军遭到大败，形势危急，唐军为了守住洛阳、潼关一线，在民间拼命抓丁，连未成年人和老人都不能幸免。杜甫以叙事诗的形式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悲惨情形。
从这些典型的忧国忧民之作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杜甫。
首先需要指出：“忧国”和“忧民”并不是很容易统一起来的事情。因为杜甫所忧念的“国”同李氏王朝的“皇纲”之存亡密不可分，这“国”首先是包括杜甫在内的统治阶级的国，统治阶级的成员依其地位高下从这个“国”中得到不等的利益；至于“民”尤其是贫困的劳动人民，即使他们的利益同这个王朝的存亡有一定关联，他们也主要是牺牲者而不是得利者。而安史之乱就其根本的性质来说，是一场企图改朝换代的军事叛乱。虽然安史集团的头领以汉化的胡族人为主，但民族矛盾的一面也不是主要的。可以说，普通民众是被争夺最高权力的两大集团推进了血火之中。那么杜甫又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先看他的《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泪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读到这里，我们感受到诗人对受难的人民的极其真实深切的悲悯之情。当他说出“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样悲愤的话时，他指出了一个惨痛的事实：民众在这个世界上走到了绝路。沿着这个方向追问下去，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牺牲到最后的人民有无义务继续为大唐王朝作出牺牲？而诗人就在这危险关头收刹了他的笔，转到另外的方向：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所谓官军中劳役轻、官长爱惜士兵，并且似乎没有什么危险，这恐怕是杜甫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但他只能这样幻想，并以此安慰从军少年和他们的家人。而归根结蒂，他还是要求人民继续为唐王朝作出牺牲。还有《新婚别》，写一位结婚才一天的新娘送丈夫从军，诗中既写出她的悲哀：“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肠”，又以较多的笔墨描绘了这位女子“深明大义”的形象。她要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又说自己不能跟随而去，因为“妇女在军中，兵气恐不扬。”我们不能说杜甫笔下的新娘不是真实的，但可以想象一定也有不愿自己的亲人走向“死地”的妇女。而之所以选择这一位新娘作为主人公，乃是从国家利益考虑。包括《垂老别》中那位“子孙征亡尽”而自己又被征去当兵的老人，他的遭遇可以说凄惨至极，诗人对他也确实充满同情，但在篇末，他还是让老人说出“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这样偏向豪壮的调子。
总之，杜甫“忧国”，却不能因此而泯灭良知，回避眼见的事实①；他“忧民”，却又不能因此背弃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锐的矛盾中寻找折衷的途径。而这种折衷又是很勉强的，这使诗中表现出的情绪显得非常痛苦。我们没有理由苛责杜甫，作为封建时代的诗人，能够如此严肃地正对现实，关怀人民，已是难能可贵。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他获得“诗圣”这样一个带有浓厚道德意味的尊称，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①如张巡、许远在安史之乱中为坚守睢阳，以人为食，死者数万，封建史家和正统文人对他们吃人这一点仍给予赞扬，这和杜诗的态度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杜甫晚年，由于形势越发不可收拾，自身的处境也日见窘迫，他对军阀、官僚的横暴，态度变得更为尖锐严峻。虽然像《兵车行》和“三吏”、“三别”那样细致描述的作品已经很少再有了，但以高度概括的诗歌语言所揭示的事实，却别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如《草堂》写蜀中军阀的叛乱和相互杀戮：“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克尔娱。”——被杀者似乎仍在号哭，而他们的妻妾和马，都面带愁容供杀戮者取乐，这是一幅何等惨酷的图景！又如《三绝句》中写道官军的残暴：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时代的苦难被杜甫以焦虑和愤怒的心情一一记录在诗中。但是，他对现实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苦苦地告诫那些做官的朋友：“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他只能期盼皇帝的贤明：“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他只能浩叹：“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昼梦》）这些无奈的、固执的哀告，说出了受尽苦难的广大民众的心愿。
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人们从他的诗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诚实的、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诗人，如何辗转挣扎于漂泊的旅途，历经饥寒困危，备尝忧患。对于生活在**时代的人们，这一类诗格外具有感染力。如《月夜》，是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困居长安时所作，抒发了诗人对被战火阻隔的妻子的怀念：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当他逃至凤翔后，有了机会去鄜州探家时，又写出他的名篇《羌村三首》，录第一首：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诗中呈现一幅戏剧性的异常感人的场面。在那一场突发的大战乱中，家破人亡是寻常事情，骨肉重聚反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了。杜甫以准确生动的语言，把他们一家人重新相见时，彼此如在梦中、亦惊亦悲亦喜的复杂心情清晰地呈现出来，可谓感人至深。千百年来，它不知引发了多少人内心的共鸣！
正是因为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富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杜甫，常常从自身的遭遇联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如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他由幼子的因饥饿而夭折，想到自己的家庭毕竟还享有某些特权，那些地位低下的“失业徒”、“远戍卒”，又将如何挣扎下去呢？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由自家茅屋被风雨吹破而致家人受寒冻，发出“安得广厦万千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祈愿。这种宽广的胸怀，是值得后人钦佩的。
杜甫的诗歌自古以来就有“诗史”的美誉。但应该指出：
诗歌并不会仅仅因为记载了某些史实就成为好诗。杜甫其实并非有意于史；他的那些具有历史纪实性的诗篇，以及那些纪述自身经历而折射出历史面目的诗篇，乃是他的生命与历史相随而饱经忧患的结晶，是浸透着他个人的辛酸血泪的。后代有些诗人虽然也关注社会政治问题，但往往有意于史，所以他们的诗作难以像杜诗一样引起我们的感动。
当然，杜甫的诗歌不尽是同当日的政治、社会问题相关联的，也下完全是忧愤之作。他的作品题材其实很广泛，尤其描绘山水风光自然景物的诗篇，在他的集子中占了很大比例。杜甫一生到过很多地方，吟咏美好的山川风光，为他多难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像西南一带的景色，很多是因为有了杜甫的诗才开始为世人所知。有时，杜甫也会忘怀一切地沉浸在自然界种种细微的变化中，写出诸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遣意》）那样一类情味悠闲的诗句。毕竟，生活是多彩的，作为诗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失去对优美事物的兴趣。
三、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杜甫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诗人。比较而言，李白的诗天然涌发、飘逸而不可摹仿；杜甫的诗则千锤百炼、苦心经营，可以为人典则。就这一点来说，杜诗对后人的影响比李白要大。
杜甫的诗歌类型众多、风格也富于变化。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杜甫的诗歌应用范围极广。他不仅用诗歌来叙事抒情，还用来写人物传记和自传、书信、游记、政论、诗文评，几乎无所不能。不过这也带来部分诗歌偏向于理性化的问题。
二是杜甫对前代诗歌的态度比较宽容，主张“转益多师”而不轻易否定。比如对南朝诗，杜甫虽亦有所批评，但却不曾像李白那样大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之一）。他对庾信、何逊、阴铿等众多六朝作家，都能诚心地肯定和汲取其长处，从而丰富了自身的创作。这一点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中曾强调地指出。
杜甫善于运用各种诗歌体式。他的五、七言律诗和五、七言古体诗，在唐代都是第一流的。七言绝句虽不如李白、王昌龄那样杰出，但也有自成一家的特色。只有五绝，数量较少，成就亦稍为逊色。在杜甫的诗歌中，有几种类型特别具有独创性，也最能够代表他对中国诗史的贡献，我们分别加以介绍。
一类是用五言古体形式写成的自叙性的诗篇，《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这类诗大都篇幅较长，往往是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能够表达相当复杂的内容。如《北征》诗长达七百字，叙述作者自凤翔至鄜州探家的一路经历和所见所思，沿途的景物、战乱的疮痕、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个人遭遇的感慨、与家人重聚的情形等多方面内容交织在一起，情绪起伏变化，充分表现了杜甫当时复杂的心理。这类诗是从辞赋体变化而来的，带有明显的散文成份。宋代诗歌有“以文为诗”的倾向，显然受到杜甫这一类作品的影响。但在杜甫诗中由于感情浓郁厚重，仍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如此长篇，而不致失去诗的特性。
一类是以《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为代表的既有七言古体、又有五言古体的叙事诗。这一类诗实际是古代乐府民歌的流变，但杜甫打破惯例，不用乐府古题而“即事名篇”（根据所叙事实命名），这样就更能够反映现实，更富于生活气息。这一创造，直接导引了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从叙事艺术来看，这些诗善于描绘人物形象，尤其是运用对话来表现人物个性，在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再有一类是七律。杜甫在这方面的成就，对中国诗歌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宫廷应制唱和，这类诗内容贫乏，其语言亦平缓无力，而在这以外，佳作也为数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展了这一诗歌形式所蕴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样，是固定的诗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当大的容量；在语言节奏方面，虽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经过杜甫的精心调节，却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变化。于是，七律成为一种既工丽严整，又开合动荡，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的诗型。试看他的名作《秋兴八首》之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诗写巫峡的秋声秋色，美丽而萧瑟，壮阔而阴郁，以此衬托出孤独的诗人形象。整首诗既有力度，又非常精致，给人以丰富的感受。而有时候，杜甫为了追求特殊的效果，又把古体诗的句式、音调锤进律诗，人们称之为“拗律”。如《白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在这首诗中，第二句和第七句语法完整，不避虚词、代词，都是古体诗的散文化句式（通常律诗的句子比较紧缩）。尤其第七句是上五下二的节奏，在第五字“者”处形成很强的停顿，然后引出悲怆而有力的末句。从声律来说，这首诗每一句第五字的平仄都和律诗规定的平仄相反；而且对仗的三、四句和五、六句，句尾都是三仄声对三平声，起伏感很强，具有古风的特征。这样，作者打破了律诗固有的平衡、和谐，于拗折中求得独特的韵味，借以表达自己不平静的心情。这种借声调和句法的拗折来抒发某种特殊情绪的手段，后来在宋诗人黄庭坚那里被广泛运用。
杜甫对于诗歌的语言非常重视，他毫不隐讳地宣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的努力，也确实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说，杜甫把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表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杜诗语言的功力，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句式、词汇并不特别，但由于写得准确有力，而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如《羌村》中“妻孥怪我在”，读起来是很平常的句子，但它刻画出妻子见丈夫仍在人世、刹那间竟感到奇怪的神情，成为惊心动魄的一笔。又如《江亭王阆州筵饯钱遂州》中“老畏歌声断，愁随舞曲长”，也不是很特别的句子，却很充分地写出了诗人观赏歌舞时潦倒愁闷的心情。另一种情况就是用不寻常的语言和修辞手法，造成新鲜的、能够激活读者心理感受的形象。譬如杜甫的写景诗句，常把表示色彩的字放在开头，然后用一个动词引入实物，像“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船》），“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晴》），“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等。这样写来，既醒目又能表现出情感的流动。古人炼字，有“诗眼”之说，即一句诗中有一个字特别警醒，使全句皆活。杜甫这方面的长处尤其为人钦服，赞为一字之下，后人无法更易。像“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二十判官》）的“乱”和“悬”，“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的“垂”与“涌”，“万姓疮痍合，群山嗜欲肥”（《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四韵》）的“合”与“肥”等，不胜枚举。至若《秋兴》中“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动词“开”和“系”都关联两项事物，更是精巧绝伦。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历来评论者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进雕赋表》）。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屈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形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是杜甫诗歌所要表达的人生情感非常强烈，而同时这种情感又受到理性的节制。他的思虑常常很复杂、心情常常很矛盾，所以他需要找到恰当和适度的表达方法。这样，使得诗中的情感之流成为有力度而受控制的涌动。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和承前启后的诗人，清代叶燮《原诗》中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S，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这样说，不无夸张之处，但杜甫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和善于创造，而开启了后代众多诗家、诗派，却是无疑的事实。
篇3：杜甫《绝句漫兴其七》诗歌鉴赏
杜甫《绝句漫兴九首（其七）》诗歌鉴赏
绝句漫兴九首(其七)
杜甫
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
笋根雉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
这一首《漫兴》是写初夏的景色。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景中状物，而景物相间相融，各得其妙。
诗中展现了一幅美丽的初夏风景图：漫天飞舞的杨花撒落在小径上，好象铺上了一层白毡;而溪水中片片青绿的荷叶点染其间，又好象层叠在水面上的圆圆青钱。诗人掉转目光，忽然发现：那一只只幼雉隐伏在竹丛笋根旁边，真不易为人所见。那岸边沙滩上，小凫雏们亲昵地偎依在母凫身边安然入睡。首句中的“糁径”，是形容杨花纷散落于路面，词语精炼而富有形象感。第二句中的`“点”、“叠”二词，把荷叶在溪水中的状态写得十分生动传神，使全句活了起来。后两句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说它“微寓萧寂怜儿之感”，我们从全诗看，“微寓萧寂”或许有之，“怜儿”之感，则未免过于深求。
这四句诗，一句一景，字面看似乎是各自独立的，一句诗一幅画面;而联系在一起，就构成了初夏郊野的自然景观。细致的观察描绘，透露出作者漫步林溪间时对初夏美妙自然景物的留连欣赏的心情，闲静之中，微寓客居异地的萧寂之感。这四句如截取七律中间二联，双双皆对，又能针脚细密，前后照应。起两句明写杨花、青荷，已寓林间溪边之意，后两句则摹写雉子、凫雏，但也俱在林中沙上。前后关照，互相映衬，于散漫中浑成一体。这首诗刻画细腻逼真，语言通俗生动，意境清新隽永，而又充满深挚淳厚的生活情趣。
篇4：从杜甫诗中的女性形象看其女性观
从杜甫诗中的女性形象看其女性观
“女性地位之窳弱，自古云然。社会学家知其意，乃有研究女性问题之创，解放之声，亦随之以起。夫女性而成问题，女性之不幸也;为男性者，当本‘同为人类，悲乐与共’之旨而扶掖之，赞勉之。” 杜甫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唐代大诗人杜甫流落半生，身世飘零，但其一生始终洋溢着火一般的热情，他以敏感的心灵和高尚的情怀关注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用如椽大笔写下了无数优秀诗篇，他的作品被闻一多先生称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他的伟大人格更为后世文人所敬仰。而他的女性观是其整体社会观的一部分，是其伟大人格的一个方面，他笔下描绘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众多女性，无论是村姑农妇，艺妓歌女，深闺怨妇或是新嫁娘，诗人都给予深刻的理解与同情;对自己的妻子，他更是满怀爱恋与尊重;甚至对武则天、杨贵妃这样的女皇贵妇，他也能持较为客观与公正的态度。在他的诗中，我们看不到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看不到男权意识之于女性的优越感。
一、杜甫对妻子的态度
据记载，杜甫30岁成婚，其妻杨氏是司农少卿杨怡之女 。三十年的夫妻生活，在杜甫的诗作中留下了许多篇章，根据我仓促的调查，他用妻、妻子、妻孥等词汇描写妻子的诗作达二十余首。这种对于题材的选择本身就表明了一种生活态度。杜甫对妻子怀有深挚的感情，三十年不离不弃，可以说是鹣鲽情深，老而弥笃。无论是悲哀忧伤还是高兴喜悦，诗人都会想到自己的妻子，无论走到哪里，也无论生活如何困顿，诗人爱恋、顾念妻子的心从未动摇。
至德元年(756年)8月，杜甫身陷长安，当时正值中秋，诗人不禁望月思亲，写下了著名的赠内诗《月夜》，诗中把妻子美化的如此自然，乃杜甫情之深、思之切所致也。杜甫困在长安，经秋历冬，忽又春天，落花飞絮引起他的相思，不禁羡慕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他的《一百五日夜对月》一诗便是抒写这种感情的。在**的年代里，杜甫夫妇分离，彼此牵挂，思念是如此的辛酸和痛苦。杜甫对妻子又爱又敬，生活中始终把妻子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上看待。每次相隔异地，杜甫都尽量与妻子保持联系，以诗寄情，或说明情况告知归期，以免妻子担心。如:“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述怀》)，“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 因为战乱频繁的分别，经常是杨氏一人独撑门户，杜甫对妻子的付出心存感激:“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杜甫十分体贴妻子在窘迫的生活中所遭受的诸多苦楚，同时也常常为自己未能尽到为夫的责任而感到深深的愧疚，特别是杜甫漂泊荆湘的最后几年，饱尝了衣食无着和寄人篱下的痛楚。直到诗人去世，出身官宦人家的杨氏从未跟着杜甫享受过荣华富贵、锦衣玉食，甚至连安定的生活都是一种奢望，这让杜甫深感愧疚，比如在《奉赠射洪李四丈》中杜甫说:“万里须十金，妻孥未相保。”又如在《自阆州领妻子都赴蜀山行三首》中说:“何日干戈尽，飘飘愧老妻。”也正是因为这种愧疚，使杜甫晚年更加珍惜自己的妻子与家庭。当他在成都草堂生活稍安定时，有诗云：“自去自来梁上燕, 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 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反映了夫妻相依，亲子和谐的画面，表现了夫妻相敬弥笃，稚子可爱之貌，让人感到一种平凡的相守与幸福。又如在《进艇》中说 “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也可看出杜甫与妻子悠哉相处，和乐融融的欢乐气氛。正是对彼此的爱恋和尊重，使得他们从平凡的生活中流露出不须言喻的深情。
漂泊一生的杜甫，对他的“老妻”充满着无限的爱恋与愧疚，付出了最深沉的挚爱。杨氏跟随杜甫虽然没有享受到荣华富贵，但是却得到了专一的爱情与人格的充分尊重，从这个方面说，她是幸福的。所以，人称老杜不仅是“诗圣”，而且是“情圣” ，不但是因为他那关爱万事万物的博大胸怀，也因为他在夫妻情爱上所表现出来的高尚坦荡的君子之风。
二、杜甫对劳动女性的态度
杜甫的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经历了大唐帝国从兴盛到衰败的巨大转折，经历了劳动人民所遭到的巨大痛苦和不幸。这就使他这个“奉儒守官”的世家子，在生活上接近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和劳动人民因共患难而同忧乐，再加上他具有民胞物与的人道主义情怀，所以对于社会下层的普通劳动女性，诗人无不用饱含真情的笔墨记述她们的痛苦与不幸，她们的勤劳与坚贞，她们的情爱与心曲。像《石壕吏》中“从吏夜归”的老妇，“出入无完裙”的儿媳;《新婚别》中与征夫分别的新妇;《垂老别》中与被征去当兵的老伴离别的老妇;《佳人》中被丈夫遗弃的佳人;《负薪行》中悲惨的夔州女等都是这一类女性形象的代表。对这些饱受生活艰辛的女性，杜甫既寄寓了深厚的同情，又赞扬了她们的可贵品格。在杜甫所处的时代，给予下层女性如此关注的诗人是不多见的。
写于肃宗乾元二年的《新婚别》，成功地描写了一位结婚只一天的新娘子在面临离别时的九曲回肠。仇兆鳌解曰：“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暂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对君，意之伤也。与君永望，志之贞且坚也。频频呼君，几于一声一泪。” 可以说，杜甫通过“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和“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将其对此女性的无限同情和由衷敬佩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如在《佳人》这首诗里，杜甫写了一位在战乱期间被丈夫抛弃的女子的悲哀和不幸命运。诗人以赋的手法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丧兄之痛和被夫遗弃的痛苦现状，又运用比的手法，通过柏枝和绿竹来形容该女子的自怜自爱、坚贞不屈。只有像杜甫这样有着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的诗人才会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给与如此的同情和赞赏。
杜甫以下层女性为题材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还要数《又呈吴郎》，诗中的老妇人在战乱中变得一无所有，穷困潦倒。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偷打杜甫西草堂前的枣子充饥。难道一个贫苦的老妇人就没有自尊心吗?只是她实在别无他法。杜甫非常体贴地说:“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诗人了解老妇人的心情，也同情她的处境，所以总是任由老妇来打枣。不仅如此，当诗人搬到东屯，把草堂借给一位姓吴的亲戚之后，听说吴郎不让老妇打枣，立即修书一封，劝阻他不要这样做，“即防远客虽多事，遍插疏篱却甚真。”杜甫搬出草堂还惦念着这位可怜的老妇人，专门写信为她向吴郎请情。杜甫心中的关爱与同情，都融化在这八句诗中了。难怪王嗣云：“读此诗见此老菩萨心” 。同时，此诗也显示出一个有良心有见识的文学家对穷苦人的同情心和洞察事物根源的敏感性。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所用心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生存状况。当然，这和诗人本身的生活遭遇是分不开的。长安十载，杜甫大部分时间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辛酸生活;安史之乱中，诗人一家颠沛流离，亲身体会到了普通百姓于乱世中的悲惨际遇;安史之乱后，除了短暂的为官时期，杜甫也一直生活在民间，对百姓的疾苦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而女性在战争中所遭受的不幸则更加深重。她们在和平年代需要依附男子而生存，战乱一起，由于兵役的缘故往往会失去经济上的甚至精神上的支持，生活之困顿更加难以想象。杜甫对这些女性都怀有深深的理解与同情。
三、杜甫对歌舞伎的态度
盛唐是一个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的时代，在文学艺术之间有一个联系的纽带――歌舞伎。她们有一定的音乐、舞蹈和文学素养，是联结诗歌创作者和其他艺术的媒介。歌舞伎是那个社会富贵之河上盛开的苦难的莲花，她们以自己的美貌和青春点缀着那个时代，以自己苦楚的心灵为那个盛世唱着欢歌。但是她们的社会地位却是很低下的，在很多诗人的诗歌中，她们常常被视为低贱的玩物。例如“二八花甸，脸若芙蓉胸似雪。”(欧阳询《南乡子》)“胸前瑞雪灯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李群玉《同郑相并歌姬小饮戏赠》)而杜甫也有一些涉及歌舞伎的作品，但我们从中看不到任何贱视和玩弄的态度，他以对艺术超凡的感受能力，对这些下层女性充满了欣赏与尊重。
杜甫描写歌舞伎的最有名的`作品莫过于《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从此诗可以看出诗人对歌舞伎并无偏见，表现了诗人对怀有绝技的她们的欣赏与称赞。王嗣是这样评论这首诗的:“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兴衰而发，不然，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 。是的，这诗并不是专为公孙师徒所写的，不是专为赞美公孙师徒的绝技，但赞美、钦佩之情仍在诗中居重要地位，而且所描绘的公孙大娘的舞姿，也是戛戛独造，句句创新。如果不是对诗中所写人物怀有深厚感情那是写不出来的，即使写出，也达不到那样的艺术高度。
杜甫还曾写过一首《听杨氏歌》，诗中引用李延年《绝代有佳人》歌和传说中秦青“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列子》)的典故来赞扬善歌的女子，杜甫完全被杨氏的歌声打动了，即使描写杨氏姿容出众，也只用了“佳人绝代”几个字，绝非对歌伎的体态容貌有特殊的爱好与赏玩态度。杜甫还有一些诗写到歌舞伎，如《乐游园歌》中的“拂水低徊舞袖翻，绿云清切歌声上。”《城西陂行》中的“湘妃汉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无。”等等。这些诗句不仅在描写女乐的歌声和舞姿时用语清新，而且具有欣赏与尊重的健康态度。虽然唐代妇女生活较为自由一些，地位较其他朝代也要高一些，但是像杜甫这样以如此健康的情感、端庄的笔墨和赞赏的态度来描写女乐的诗人毕竟不多。
四、杜甫对贵族女性的态度
关于贵族女性，杜甫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这些妇女社会地位高，大多生活奢侈，骄横放纵，作为一位关注国计民生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对她们多持讽刺与批评的态度，但是对于象武则天这样具有治国安邦才能且政绩斐然的贵族女性，杜甫在诗中明确表达了肯定的态度。
杜甫在天宝十二载所作的即事名篇《丽人行》，前面大半部分着意描绘，极言其奢侈，憎恨之意在言外。但是重点还在后面小半部分的反衬，外形之美掩不住内心之污，虽然着墨不多而其情备见。浦起龙评其：“无一刺讥语，描摩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 ，甚得杜诗之旨。又如《解闷十二首》中的第十二首：“侧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宫满玉壶。云壑布衣鲐背死，劳人害马翠眉须。”直接讽刺了杨贵妃的奢靡生活。作为一位以国家、人民利益为先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认为杨贵妃与安史之乱并非全无干系，事实上，杨玉环早已作为封建社会史学家眼中的“女祸乱国”的典型，背上了道德的政治的沉重包袱。但鲁迅坚决反对女祸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丧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该男的负。” 使我感动的是，一千多年前的杜甫也并没有把安史之乱的原因简单地全部归到杨贵妃身上去，当长安陷落，一国之君仓惶逃难，杨贵妃被赐死马嵬坡时，《哀江头》又表达了诗人的另一种态度。苏黄门云:“《哀江头》即《长恨歌》也。《长恨歌》费数百言而成，杜则不然。” 当然，《哀江头》未必高于《长恨歌》，但是这两首诗对杨贵妃的怜惜却是一样的。在国事突变的时刻，杨贵妃虽贵为**，也不得不引颈受死，成为玄宗政治失败的牺牲品。自古以来，无论一个妃子如何得宠，都只是帝王权杖上一个精美的点缀而已。所以杜甫在写《哀江头》时，对杨贵妃是带着同情和惋惜的态度的。
武则天是很有争议的一个人物。女皇的身份减弱甚至遮蔽了她原本可圈可点的政绩，而她的暴政、阴谋、酷刑、广置面首等等都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劣迹。但是在杜甫的诗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对她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尊重人才的赞美，以及对那个济济多士时代的向往。他在《赠蜀僧闾丘师兄》和《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两首诗中写到女皇武则天，从中体现出来的态度是十分肯定的，完全是把武后作为一位英明的君主来看待。
感情，是诗歌的生命，优秀的诗歌无不渗透着诗人最真挚的感情。好诗之所以传诵不衰，就因为它表现了无比真实的感情。杜甫诗歌中的女性形象是来自社会上各阶层的真实人物，某些人物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诗人对她们有较多的观察：对妻子，充满爱恋与愧疚;对劳动妇女，极其同情与理解;对歌舞艺妓，满怀尊重与欣赏;对贵族妇女，也客观公正。流露出对传统男尊女卑观念的否定以及对女性人格的尊重，显示出其男女平等的可贵意识。这种从杜诗中反映出来的进步女性观，与他诚实地做人及诚挚的一生相连，也是杜甫文学在今天仍不失其光辉的理由所在吧!
篇5：从叙事学看杜甫诗歌的诗史特色
从叙事学看杜甫诗歌的诗史特色
一、杜诗在中国叙事诗中的历史地位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拥有“诗圣”的极高地位，其诗被称为“诗史”。“诗史”的称谓，反映了杜甫叙事诗所具有的历史的、叙事的诗歌总体特征，也赋予了后人研究他的叙事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笔者按照叙事的特征和基本要素(事件、情节、叙事者、人物行为者、时间、空间等){1}，对《杜诗全集》一千四百多首诗歌进行了初步梳理，发现有以下特点：一是杜诗中完全具备叙事因素的叙事诗大概只有五十多首左右，在其全部诗作中，大概占到了3.5 %左右;二是单个事件的叙事诗歌大概有六十多首，占到其全部诗歌的4.4 %左右;三是感事、抒情的篇章大约占了全部杜诗的60%以上，是杜诗的主体，即大部分杜诗叙事诗的叙事性比较微弱。杜诗虽然不像西方史诗一样具有严格的叙事要素，但却是一部拥有精炼的具备叙事基质的几百首叙事短诗的集合体，尤其是他创造性地赋予了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的叙事功能。尽管具备了叙事特性的诗歌只占了杜诗的极少部分，但杜诗的叙事特征极大地展现了中国古典叙事诗歌的特质，在中国叙事诗中占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从叙事学的角度和视角出发，将杜诗放置到中国叙事诗的发展脉络中进行比较，可以更加充分地认识到杜诗的叙事特点和艺术地位。在杜甫之前，即在先秦至魏晋时期的叙事诗中，叙事者已经或多或少、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参与到了诗歌叙事中。但诗人明显还没有足够意识到在叙事诗中表现叙事主体的存在，即还处于借用“史传”手法写叙事诗的初期阶段。作品中叙事者基本上呈现为固定的状态――没有视角的交叉和转移，事件始终由一个叙事者来叙述。即便极少数的作品中出现某些交叉，也非常简单和容易辨别。在杜甫之后，即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及元白等人的叙事长诗等，则明显有意识地利用了叙事者的转变，但与杜甫相比，他们的叙事者明显缩小了，为了事件的完整叙述，他们往往有意放弃了杜诗凸显的叙事主体。
与之对比，杜诗最为独特或者显著的特征在于叙事者的成功运用。叙事人、作者的第二自我以及作者之间的动态流动关系，赋予了杜诗在中国叙事诗史中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作为叙事者存在的作者的“我”是现实关系的存在，更多具有联结和中介意义，而非可以无限抽离成现实中的作者自身。其流动和变化在虚构意义上创造的“我”和作者之间展开，同时，“我”又与其他叙事人之间进行相互的交叉和流动。因此，这样的流动在“我―他―他们”之间实现了自由流转与滑动。这既是在事件、故事内部展开的，同时也是在文本和故事两个层面之间展开的。叙事人的独特性使作者与叙事人紧密结合，从而使不同叙事人之间得到交流、共通和同化。其视角和聚焦也就不仅仅是诗人个别的，而是可以扩展到当时整个社会的叙事和聚焦。由此，历史、社会的集体情感自然渗入了作者的情感，其叙事诗的情感张力得到扩大，作者或者说“我”的情感也就获得了社会源源不绝的动力及其深厚支撑，作为个体的作者获得了体验并表现社会整体情感的可能;同时，作品获得了最大可能的认同基础，其自身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也因此获得了几乎无限增强的可能。他那种对于叙事者社会事件的参与性描述及对情感经历的亲身式体验的深浅在很高程度上决定了诗歌情感的真实度和感染力，那种作者与叙事者合一的情感高度同构，使得其诗歌显得格外波澜壮阔，愈彰显出“诗”、“史”合一的特点。
二、难解难分的“我”与“他”
叙事“视角”和“聚焦”是叙事学的重要理论基石。如果说“视角”是关于文本“谁在叙述”，即谁在运用语言的问题，那么“聚焦”则是文本中具体的“谁在看”、“谁在感受”事件的问题。对杜诗的叙事诗歌进行视角和聚焦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叙事视角和聚焦能显示出作者看待事物不同的方式和价值观，从而使一首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占据独特话语结构的独特的“这一首”，并散发出其隽永的艺术魅力。
杜诗叙事诗中存在着作者与叙事者之间自由转换的现象。杜甫本人有效地利用了各种各样的叙事者来进行叙事，如胡应麟赞他写人：“每读篇，无论其人履历，咸若指掌，且形神意气，踊跃毫楮，如周■写生，太史序传，逼夺化工。”{2}尤以“三吏”、“三别”为代表，《垂老别》和《新婚别》，分别涉及婚礼和老人，它们以人生最重要的婚礼和最应该尊重的老人的遭遇为代表，典型地说明了当时整个社会纲常的破坏程度。以《新婚别》为例，首先是“我”的总的看法，“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一作固)不长”;然后清晰表明了叙事者的转变和游动，叙事者从“我”转移到新娘，“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这样的转变表现了从全知视角向限知视角的转移，全知视角通常表现为外在于文本的叙事者(作为“作者的第二自我”)清楚所有事件的前因后果，而限知视角则常表现为诗人在文本中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作为事件参与者身份出现的“我”)。通过这样的转变，作者把信息的控制和发送的权力交给了诗中的“新娘”，假托她的眼光来叙事和评价。这样，以新娘自己的出场，以新娘自己的话语来叙事，视角得以实现从全知的作者到限知的新娘的转移，从而为同一事件增加了两种视角，传达了多个社会层次的人对现实的感受，达到了他们之间情感相互印证的目的。显然，视角的转变增强了叙事诗的真实感和可信度。而《垂老别》“通篇皆作老人语”，是以某个老人作为叙事者的第三人称叙事和评价。该篇中作为作者的可靠叙事者“我”始终没有出现，而是以一个虚拟而概括的“老人”的限知视角来叙事和聚焦。末尾老人自我劝慰、论及生死，“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这样的叙事从一个老人口中娓娓道来，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其效果明显比使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者“我”更加直指人心，胜过了 “我”再出场的累赘。《征人》也是化为“征人”语，以假托的“征人”来叙事。而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则是直接出现叙事者“我”，写“我”的经历和感受。其中也能辨别出由作为叙事者的限知视角的“我”到全知视角的叙事者的变化(如最末一段)。此时，作者、叙事者、行为者在话语和故事层面实现了直接和高度的统一。 《佳人》也是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自由转换的一个典范。比如首句“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是全知全能的.外在叙事和聚焦。紧跟着“自云娘家子，零落依草木”则转变为“丽人”的“她”的叙事，聚焦也从外在聚焦转变为“她”的内在聚焦：“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而接下来的“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自宿”，这几句似乎可以看做是“佳人”向作者的哭诉，是佳人的叙事。“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可能是佳人的感叹，但更可能是“我”的总结和评述。“待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这又是“佳人”的叙事，而“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则转为“我”的评价，叙事者再从内转向外。叙事者和作者的感受与情感始终呈现为相互环绕、相互印证的状态。
这样的叙事特点与西方叙事学对叙事者的认识是有些背道而驰的：“一部叙事作品的(实际的)作者绝对不可能与这部叙事作品的叙述者混为一谈。”{3}而作者和叙事者之间难解难分的现象在杜甫的叙事诗中普遍存在。在德里达宣称“本文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罗兰・巴尔特宣告“作者死亡”之时，本文仍执著于通过建立叙事者与作者之间的真实关联，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恰恰是因为抛开在普遍文本分析模式下强调叙事者、轻视作者的过度分析，使得我们相信杜甫诗歌里所叙述的历史、政治、事件、人物、感情和经历并非只是西方经典叙事学“语言决定论”视野下的一个具有融通一致性的符号系统，而是带有人类心灵感验的全方位性的视界，只有严肃地、设身处地地去体认这种作者的自我概念，才能体验到那种虽无缘得见、却深蕴其中的“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
三、“他”为“我”言的叙事方式
这个问题实际已经受到了历代学者的关注。如王嗣赞杜诗叙事：“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见亦不能作……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泪。”{4}这说明了作者本人亲历与感受力、认识深度的重要性，提出了作者本人重要性的问题。如刘开杨的《论杜甫的“三吏”、“三别”》{5}中关于《潼关吏》“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的“嘱”究竟是谁发出的争论，以及《石壕吏》中诗人本人以及其他诗中人物“真实”问题的争论。
无疑，“叙事人”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区分素材和文本的意义更加明显。文本的叙事人和文本的作者是存在差异的。作者常需要委托叙事人来叙事，事实是作者只可能是一个(或综合的一个)，但杜诗中的叙事人却是复杂多样的，在文本中呈现为无数的“他”，而作为叙事者的“我”也只是无数的叙事者中的一个。叙事者是话语的掌控者，叙事者自己的逻辑和话语才是他希望表达的“真实”内容。要达到“真实”叙事，让叙事人按照自己的习惯方式、生活背景、身份特点、男女性别等来言说就是文本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而杜诗善于把直观的叙事者直接引入叙事，让“他”来组织整个叙事，选择其他叙事者，连接所有事件的功能;而把隐含的作者暗暗镶置于文本，赋予作者实际掌控话语的权力，实现对思维逻辑、价值意义和情感走向的最终评判。其特点是作者可以随意选择所需素材，叙事者组织这些素材，可以自由进出于文本中，可以随意对文本中的事件进行评价和总结，以保证作者的声音通过叙事者最终达成表达“真实”的需要。由此，杜诗叙事文本的叙事似乎同样可以简化为如下的公式：{我叙述：[我认为：(我听说的这件事情是……)。也就是说，叙事文本尽管表现出了复杂的众多叙事者的声音，但最终通过这样的公式揭示了，所有的叙事文本实际上都是“我”在叙事。
这种外显的“他”内蕴着“我”的结果是，使得作为叙事主体的“我”和“他”、“他们”常常发生交叉和重合。杜甫怀古写人，“往往不以所赋昔人为主，只是就中拈到与自己的生活思想相契合的一节，从而写出抚古伤今的怀抱”。这也就是说，“他们”常常是“我”，而 “我”也常常就是“他们”。这样，“才能够把古人舒臂夺来，作自己诗中的宾客。”{6}在《兵车行》《佳人》和《北征》等作品中，作者借用 “行人”的口吻进行描述。这样的问答“似乎只是借鉴赋的主客问答体，把自我分成两部分，一借‘行人’口吻述世情，一以诗人身份发感慨。”{9}这样，类化的人物毋宁说是作者的另外一部分而已。之所以要使用类化的人物，无非是利用其他叙事者的出场，通过他们来讲自己的话和感受。也就是说，这样的类化人物的存在是为了证实扩大的“我”的合理性。他们的经历和情感始终围绕“我”要叙述的经历和情感展开。所以，在这类的文本中，“他们”的存在是为了“我”而存在的。
于是，杜诗叙事者缠绕在“我”和“他们”之间，诗人对叙事者“我”的定位始终是现实可感的真实存在。“我”一会儿是作者的第二自我，一会儿是叙事者，一会儿是聚焦者。叙事者在文本和素材层次，在话语和文本之间游走，呈现为一个“我―他―他们”的联结状态、关系状态。“他”人之事与“我” 的感受是密切结合的，“他”人之事即是“我”之事。如《过宋员外之问旧庄》中以“零落”作为连接二人的相似点。这样的特点也可以从上文对《佳人》的分析中看出。又以《石壕吏》为例，诗中通过老人、征人的“他”进行叙事，《兵车行》将千万个“征人”集中于某个虚化人物来叙事。虽然，其中没有“我”的明确出场，表面上看来这仿佛脱离了作者，但却深刻表达出杜甫所关注的并不是一个或单个的人，而是对于整个社会文化事件和百姓疾苦的强烈注视。这里的“他”其实是 “他们”，是对叙事人和聚焦者的具体心理、情感的参与性和模仿性的体验。
这样的叙事方式和特点，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更接近现实的历史的作者，另一方面则从多个视角开启了我们对事件历史的多角度的真切、完整的体验和认识。自传不再完全是“自传”，同时也可能是“他传”;作品不再仅仅是作者的，也是“他”的和读者的，作品的叙事感染力因此得到增强。这种“我―他―他们”转换流动的叙事主体的运用，成为“诗言志”和“诗缘情”相结合的绝佳方式。我们在读杜甫的叙事诗时，常常犹如在看一部“戏中戏”，远景是人生如梦般的戏台场景，近景是梦如人生的鲜活世界，所谓“诗史”之包容性、展演性、历史性、情节性皆在其中。
篇6：从《春夜喜雨》看杜甫诗歌的小清新
从《春夜喜雨》看杜甫诗歌的小清新
肩负了一千多年“诗圣”名号的杜甫，创作了大量为历代称颂的诗歌，当谈及其诗歌风格时，“沉雄”二字的分量自不必说。但其前期创作的诗歌，大多选择了对大自然景物的描绘，如《春夜喜雨》中，作者不遗余力地抒发了自己对春雨的赞美，其语言呈现出一种明丽欢欣的小清新风格。
语言的运用是讲求逻辑的，这种逻辑是思维体验中最自然的状态。文学作品的最大受众应是一些不具备文学理论知识的人，而他们更不应被强迫去理解作者的思维，而是应当在读到某处时，自发地因作品而悲而喜，由心生发出赞同感，这便是文学作品应当呈现出来的逻辑。我相信许多读过《春夜喜雨》的人都有一种欢欣畅快的感觉，这便达到了作者与观众关于审美的要求。从题目看，一个“喜”字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诗文中虽未提及“喜”字，但当通人情的春雨随时节而至，当人们还在熟睡时，它却在以博大的胸怀滋润万物。当一夜的疾风骤雨结束后，推开窗户，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路边各色的花朵娇艳欲滴时，难得你没有被这懂事守信的春雨打动吗，没有由衷地感谢这春雨吗?这是酝酿在整首诗中的情绪，也是触动读者的触发点。
整首诗的`主要意象就是春雨，贯穿于全诗的雨既是主角，又是配角。说是主角，是因为从题目开始，作者的叙述便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诗中的雨前乌云、雨后花朵都是为了春雨服务的。说是配角，是因为在作者营造的氛围中，我们见到了满城的乌云，见到了江船上的灯火，见到了花团锦簇，见到了熟睡时万物被滋润。但我们似乎从来都没见到过春雨，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春雨的大小、强弱，但却时时刻刻感受到了春雨的存在。作者正是想通过已写的景象和文章氛围让读者去想象未写之景，玩味作者未直接抒发的感情，从而在更深的层面去反射出作者的审美方式和内心世界。而在尾联中，“花”这一意象的出现则为我们展现了清晨时分，城中被雨浇洗过的花朵生机勃勃，这样一幅清新恬淡、充满希望的场景让人感到身临其境。“城”的意象又让原本清新的意境增添了几分大气、阔远。
奠定好感情基调，设置好意象景物，作者在这样一种小清新的环境氛围中也带给了读者一种特别的阅读趣味与阅读感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中，“雨”被赋予了人的情态，仿佛它真的通晓自然规律，按时节如约而至，怎能不被人在开头就冠以“好雨”的褒奖呢?“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默默无声的雨只是静静地与风一起来到人间，如母亲一般给万物以滋养，却不动声色。“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作者不满意于将漆黑一股脑泼向这画面，于是借来一船灯火，在黑暗中兀自发亮。即便它有打破抗击黑夜的勇气，却也只是更加凸显了夜色之黑。这一切的终结在于黎明来临，像是一场闹剧收了场，大自然又恢复了平静温和，以娇艳明丽的花朵昭示于世人春雨的贡献。
作者在语言运用的色彩搭配上也运足了功夫，在颈联“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中，乌云密布，风急天高，大雨逼近。在广阔无人的野外，连云都变成了黑色，而在这无尽的黑暗中，恰有一只江船，灯火为黑夜带来一丝光明。黑与明的对比，并非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而是愈发凸显了整个情景之黑。当这份密布了阴云的沉重幕布揭开之后，令人称奇的却是那“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破晓之后清晨的花朵都娇艳欲滴，与前一夜压城的黑云相比，恍如隔世。红与黑的反差在此刻也得以彰显。突兀的对比给读者心理上以十分强烈的刺激，情绪上也由沉重转向欣喜。一句“花重锦官城”铺开了一片姹紫嫣红，明丽鲜艳的色彩让读者眼前展现出一幅美不胜收的春景图。这份清新是被黑云打压之后的清新，自然来得难得可贵，令人印象深刻，带给人心理上的感觉也是强烈的，继而引发忧伤或愉悦之情。
《春夜喜雨》的语言意韵通过情、景、趣、色的经纬线被编织为小清新风格的图画，这份富有美感的小清新不仅成就了《春夜喜雨》的生命力，也让我们对于杜甫的诗歌多了几分亲切。
篇7：从《望岳》看杜甫诗歌对视点\视角的运用
摘要：杜甫《望岳》诗共有三首，其第一首是青年时期望东岳泰山之作。本文从绘画艺术视点、视角及视野的角度，对杜甫《望岳》等诗进行了赏析，力图在景物描绘和情感抒发方面对诗歌的整体结构作出全新的、较有独到见解的诠释。
关键词：杜甫;望岳
泰山作为五岳之首，历来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千百年来，登临之迹不绝，题留之墨常新，其中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不胜枚举。因此，要想在前贤毕至、异彩纷呈的泰山诗中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占有一席之地，对年轻诗人杜甫来说确实不啻是一种考验。然而，面对如此考验，初出茅庐的诗人不仅没有妄自菲薄，而且不畏前贤，积极调动创作状态，充分展示出自己风华正茂、激扬文字的书生意气，写下了《望岳》这首被后人誉为“绝唱”的不朽诗章[1]：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首诗是杜甫年轻时代壮游齐赵时写下的一首既大气磅礴而又含蕴无穷的诗篇，是现存杜诗中写作年代最早的作品，在其一生诗歌创作对思想性与艺术性不断追求的历程中具有奠定基础的重要作用。尽管岁月已经过去了一千二百多年，但只要我们对诗文稍加体会，诗歌中所表现的泰山雄伟磅礴的气象与神奇秀丽的景色，以及由此激发出的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与不怕困难、勇攀高峰、俯视一切的雄心与气概和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都是不难感受得到的。然而，细细咀嚼之后，我们就会对诗人在景物描绘和情感抒发方面所表现的卓荦不凡的艺术魅力叹为观止。杜甫这首诗作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功，笔者认为与诗人在创作中对视点、视角和视野巧妙的把握运用是分不开的。同时，这种灵活驾驭视点、视角和视野的写景叙事方法，对后来杜甫其他诗歌的创作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因此，对此诗在艺术结构方面作以探究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知道，“语不惊人死不休”是杜甫在诗歌艺术领域不断追求，以期达到尽善尽美境界的风格和特点。他的每一首作品，在艺术特点上都有不同寻常的惊人之处。与诗人的其他作品相比较而言，这首《望岳》诗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它独辟蹊径的艺术构思[2]。若就艺术构思而言，作为写景抒情的登临之作，视点与视角的选择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视点、视角与视野之类的概念来自西方近代的绘画艺术，但我国古典诗歌对它们的运用却由来尚矣。这里，我们不妨先对视点、视角和视野的概念作以阐释。所谓“视点”，是指作者关照事物时所处的某一特定位置。“视角”，是作者将所关照到的事物排布于画面之上的大小不同的角度;而“视野”则是指在这个角度上所观察到事物的空间范围。如果从视点、视角和视野方面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望岳》在结构安排以及意象创造方面颇具匠心。在本篇作品中，诗人紧扣题目中的“望”字，在对景物的关照与描绘过程中，通过视点的推移，视角与视野的变化，由远及近，以近兼远，俯仰相衬，虚实结合，使景物的描绘与情感的抒发结合得紧密无间，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下面，让我们结合具体作品，认真体会一番。
首联“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两句，由极远望之的想象而来，将视点由千万里之外逐渐推到了广袤无垠的齐鲁大地，视角由小到大。“岱宗夫如何”是一问句，表现了诗人长期以来对泰山的心往神驰和急于借登临泰山，放飞人生理想的迫切心情。“岱宗”，即泰山。“岱”是泰山的别称，因居五岳之首，为群山所“宗”，故称“岱宗”。据《孟子•尽心下》记载，孔子曾“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杜甫此来，虽是在赴长安参加贡举考试落榜之后，但其人生理想不但没有就此消沉，而且由此焕发出了追求更高理想的志向和抱负。“夫如何”三字，将视野尽头的泰山隐隐约约地捕捉于画面之中，其视点极为遥远，视角非常之大，并且极尽想象之能事。“齐鲁青未了”既是对“夫如何”的回答，又是对泰山及其周遭景物的总体描绘。这一句是乍来齐鲁时对泰山的远望，视角由大渐小，将视野逐渐集中于辽阔的齐鲁大地。“未了”，是无穷无尽的意思。诗人望中所见，齐鲁大地绵延广阔，郁郁葱葱，一望无际。这个画面的捕捉，从侧面烘托了泰山横亘万里、挺拔千寻的气势，显得非常广阔，非常壮美。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两句，诗人将视点推到离泰山较近的位置，以抬头仰望之所见，尽情地勾画出泰山钟灵毓秀、气象万千的风貌。由于焦距较近，所以画面就显得更加细致和清晰。同时，由于视角是从下向上展开的，因而泰山神奇秀丽的风姿和挺拔高耸的气势就得到了充分展示。上句是说：大自然对泰山情有独钟，把一切神奇秀丽的景色都聚集于此。“钟”，是聚集的意思。它赋予大自然以人的情感，使泰山特别多地禀受了大自然眷顾和呵护，从而将无限美好的内在本质和外在形象尽情地展示了出来。下句是说：由于泰山山高岭峻，遮天蔽日，因而即使同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之下，山南山北的景色也被分割成了明亮与暗淡的不同色调，仿佛处于清晓与黄昏两种环境之下。其中“割”字用很有力度，它形象地刻画出了泰山直插云霄、刺破青天的气概，不由人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表示由衷的赞叹。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两句，是在山脚下极近细望之所见。诗人将视点推进到泰山脚下，将视角缩小到“层云”、“归鸟”这些局部事物之上，通过具体细致的意象，烘托了泰山高峻挺拔的气势和气象万千的风姿，流露出诗人对壮美秀丽的祖国河山的无比热爱之情。望中所见，山岚层出不穷，云气盘旋缭绕，共同点缀着亦真亦幻的泰山仙境。此情此景，怎能不使诗人的心胸为之开阔荡漾?归鸟翔集，由近而远，向着更深更高的茫茫山林飞去，渐渐消失于视野之中。极目远眺，诗人怎能不眼眶欲裂，神与之驰?而其所以然者，莫不与诗人在观察描绘景物时对视点和视角进行巧妙的调整有关。此外，“生”和“入”两字用得非常传神，它们赋予了“层云”、“归鸟”以动态美，使画面栩栩如生，达到了引人入胜艺术境界。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最后一联，在写法上更具特色。行笔至此，诗人并没有放任自己的创作思路沿着远眺、近观、细看的线索顺势而下地自由发展，而是将视点放在想象中来日登临泰山绝顶的位置之上，同时将视角从上到下调整到最大值，让泰山周围的其他众山如培一般拜倒在它的脚下，从而抒发了自己敢于攀登顶峰、俯视一切、胸怀天下的豪迈情怀。这种观察与表现方式，不仅在意象的选取上同前面对泰山的正面描绘紧密结合，虚实相生，而且对抒发积极追求事业成功、憧憬美好未来的宏伟抱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受。联系杜甫的人生态度和成长过程来看，这一句所表现的政治抱负与他后来诗中所抒发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等信念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这一联被视为全诗的诗眼所在是很有道理的[3]。
我们知道，时空结构是营造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之一。若从从时间结构来说，文学作品一般受制于两种时态，即历时态和共时态。所谓历时态就是遵循实践发展的顺序，将过去、现在、将来的不同意象或场景按照时间的先后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写景叙事的链条。而共时态是在一个静止的时态上，将不同的意象或场景横向拓展开来，形成一个独立的景物或事件的平面。文学作品的空间结构，是指意象或场景在空间关系中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形成的空间集聚程度和集聚形态。杜甫这首《望岳》诗，将历时态的时间顺序与远眺、近观、细看和悬想中的俯视的空间形态有机地结合了起来，通过视点的不断推移和视角的大小、左右以及上下调整，并将眼前所睹的实景与悬想中未来欲见的虚景有机的结合起来，创造出无比美好的艺术形象，在千百年来佳作如林的泰山诗作中“屹然为镇” [4]，享有盛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杜甫《望岳》诗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尤其是诗人在关照景物时对视点与视角的调整转换技巧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若就杜诗的发展过程而言，这种将历时态的时间顺序与远眺、近观、细看和悬想等空间形态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视点的推移和视角的调整，创造出多角度的艺术形象的写作方法，在杜甫以后的写景叙事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和发挥，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地总结和学习。
比如天宝十五载，诗人身处沦陷的长安时所作的《月夜》就是如此。诗题为《月夜》，作者看到的是长安的夜月，抒发的是对远在州的妻儿的思念之情。我们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设想：如果从自己方面落墨，按照一般的构思方法，一入手就应该写“今夜长安月，客中只独看”。但此时此刻，诗人更焦心的不是自己失掉自由、生死未卜的处境，而是妻子对自己的处境如何焦心忧虑。所以他悄然动容，神驰千里，将视点推到遥远的州，悬想出妻子对月思念自己的美好境界。接着，诗人再用“遥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一联，以小儿女的“不解忆”反衬妻子的“忆”，从而使上一联“独”字所表现的视觉效果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有学者认为，一二两联中的“忆”字与“怜”字是不能轻易放过的，这是确有见地的[5]。然而，“忆”字与“怜”字何以重要，却是值得深究的。只要我们将它们与“今夜”、“独看”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诗人在写景抒情时巧妙地运用了视点推移和视角转换的方法，以遥想中远在州的妻儿对月怀己的情景充分表达了自己与妻儿“想君”、“思我”的深情。第三联“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将视点集中于独自看月的情景之上，进一步表现妻子“忆长安”的柔情蜜意。尾联以“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作结，使视野在对来日的悬想中展开。同时，诗人透过“双照”一词，让视点在两处“独看”中结合了起来。“独看”是现实，诗人却从对面着想，以妻子“独看”州之月为视点，以“忆长安”为视角，而将自己的“独看”长安之月而忆州包含于其中。总而言之，在《月夜》一诗中，诗人通过自己在安史之乱中妻离子散的切身感受，以独特的视点、视角展现了“万方多难”的社会现实，透视出了非常广阔的社会视野。
其实，即使在以叙事为主要表现手法的作品中，杜甫也非常重视对视点和视角进行调整和转换，从而使诗歌的结构变化多姿而自成机杼，意脉连绵不断而起伏自如。如“三吏”、“三别”，以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叙事诗，如果从叙述的顺序与结构的关系方面去体会，我们也很容易发现诗人对视点和视角的调整和转换达到了驾驭自如、炉火纯青的境界。我们可以拿《石壕吏》为例，稍作分析，体会个一下杜甫叙事诗在视点与视角变化方面的特点和成就。在《石壕吏》中，诗人先以“暮投石壕村”为视点，展现出“吏呼”、“妇啼”的悲惨景象，展开了抓丁与躲丁的故事情节;接着，以老妇为视点，通过她的口述，交代了她家三男戍边与战死，儿媳衣无完裙，孙子嗷嗷待哺的苦难生活背景;最后，再把视点推到夜久天明时分，以抒情主人公的视角来关照那位“独与老翁别”的老妇，使作品的主题得到了深化与升华。由于诗人善于调整叙事的角度，采取了非常合适的视点和视角来推进诗歌的故事情节，因而全诗结构完整而波澜起伏，叙事清楚而张弛有度，充分体现了“史诗”的特点。这是杜甫叙事诗中成功驾驭视点与视角，精心设计篇章结构有范例，完全可以与以写景抒情为主要表现手法的《望岳》诗互相参照。
在具体的阅读鉴赏实践中，当一篇完整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古典诗歌作品呈现于我们的面前时，如果缺乏按照视点、视角去寻绎脉络，体会诗意的习惯与能力，就很容易对作品思想内容感到迷茫，甚至难以理解，不能全面把握作品的内涵与意境。从一定意义上说，杜甫这首《望岳》诗，是诗人现身说法的重要之举，它将视点和视角的调整和转换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之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我们，让我们深得诗家之三昧，受用无穷。
参考文献：
[1] 萧涤非.望岳――杜甫.唐诗鉴赏辞典[M].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2] 周丁力.杜甫《望岳》艺术探微[J].文学教育，2008(7).
[3] 郭杰.仰望泰山，志在高远――杜甫<望岳>赏读[J].古典文学知识，2001(6).
[4] 浦起龙.读杜心解[M].中华书局，1961.
[5] 霍松林.月夜――杜甫.唐诗鉴赏辞典[M].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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