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与特别民法关系的建构探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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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民法典与特别民法关系的建构探讨论文
特别民法的兴盛为民法典带来了挑战，纵观全球各个国家，可以发现民法典和特别民法之间存在着两种模式的关系类型，即法典的重构以及法典的解构，诸如民法典中是否应该纳入劳动法和消费者法等问题，成为了关系建构当中核心问题。
1 民法典与特别民法的内涵
民法典系统在法律体系建设中具有指挥全面的特点，在立法中，罗马法占有基础地位，在市场之中运用民法典，需要对固守守则予以严格遵守，利用相关制度，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民法典体系可以得到进一步完善，可以对市场经济体系运行的繁荣与稳定给予有力保障。如民法典中的社会保障法，就可以对国家权力的产生造成影响。当前，我国民法典在建设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民法按照功能划分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补充型特别民法、政策型特别民法和行政型特别民法。补充型特别民法的主要功能是补充民法典中描述较为简陋或是内容有所缺失的部分，按照价值取向来看，民法典与补充型特别民法是相同的；政策型特别民法是国家机构专门设立的法律规定，其主要功能是深入贯彻社会政策，确切落实社会政策，其主体是受害人，其主要原则为无过错原则；行政型特别民法主要是规定行政管理中的私人关系，利用此法，来推动行政目的实现，其最大特点是糅合了司法与公法，对于政府机构、企业以及公民之间的规定较为详细[1]。
篇2：民法典与特别民法关系的建构探讨论文
（一）民法典与特别民法的关系
民法典与特别民法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是新民事自然法的模式，二是技术中立的模式。对于前者来说，此模式的特点是在民法典中对政策型特别民法予以了合理纳入，新的民事自然法可以让商、民二者结合，并且将一部分自身权利进行了合理纳入。对于后者来说，技术中立模式可以对国家法律建构以及法律续造予以环保保障，它可以对存在于法律之间的自由形态进行塑造，可以满足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投资的法律需求，消除职业特权。在此种模式下，我们可以将民法典与也别民法的关系理解为经、权关系，社会政策的权利变化是特别民法的依据，民法典与也别民法在一定程度上会站在对立面。如在特别民法中，会确立社会角色，而在民法典中，规范的对象主要为人格，而人格是具有抽象特征的。在技术规则中，民法典纯粹性会得到保障，资源分配功能与个性是呈反比的，资源在分配中的功能会随着自治个性的增强而削弱，会对多元政治干预予以远离。
（二）建构方法
针对民法典无法对全民民事法律规范予以囊括的现状，针对市场经济急需完善的实情，应该对行政型特别民法重要地位和民法典法治期望极高的两大问题予以考虑，进而使得民法典与特别民法关系建构中进一步完善。
1.民法典的技术中立
过去，民法典中的技术中立主要表现在规则、制度以及原理上。这种技术中立可以让民法典中内容的真理性以及永恒性加以强调。现阶段，我国很多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采用的管理模式都是公法与司法结合的方式，这样可以对公法的执行造成一定阻碍。对此，立法机构需要针对企业内部规定法律进行系统归类，将企业所必需的民法法律细则归纳入民法中，将和行政相关的法律规定归纳到行政法，进而强调民法典的技术中立性，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强化物权、削弱所有权，进而使得债权内容得到分割，并进行再次整合。以家庭法为例，在对家庭法进行整改时，就需要将财产法逻辑视为基础问题，这对于保障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国公民道德观念的改善就有重要作用。
2.特别民法在构建中的关键
特别民法具有多种不同功能，但依然存在弊端，对于我国民法典特别针对的社会现象来说，特别民法还不具有良好的满足效果。对于民法典与特别民法关系的建构需要从法典重构以及法典解构等方面进行考虑分析。法典结构应该保障民法典的传统价值，应该保障民法典的传统地位，且应该允许确立特别民法。在法典重构方面，需要让我国民法典对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予以适应，并对特别民法进行整合，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法律体系中，应该让民法典保持核心地位。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设中，民法典应该是重中之重，它是保障市场交易稳定性的基础。在构建法制体系时，排他效力与法人制度是最为重要的两大因素，因此，在关系建构过程中，应该对此进行合理利用，在物权法指导下，我国立法机构可以确立征收制度，可以在个人所有权法律体系建设中纳入投资条款，完成建构民法工作。针对我国民法典建立要晚于西方发达国家多年且当前民法典不够具体与完善的现状，此举显得尤为重要[2]。因为民法典建构和完善的时间较晚，在世界范围内，我国民法的.发展轨迹存在特殊性，因此，我国在借鉴西方国家法律规范的同时，应该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状，对此，我国应该对民法典进行不断探索与创新，确保民法典在市场当中的地位。
（三）新民事自然法模式
经济与社会正在不断发展着，与此同时，民法典所体现的自身局限也随之越发明显，民法典的内容已经不具有较广的涵盖范围，在市场经济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依靠法律来对其予以解决，因此，应该明确基本导向的不断创新、技术中立的不断创新就是未来发展的目标，结合于此，可以发现新的民法典在适用性方面更强，新的民法典是一种民事自然法模式，这种模式起源于《意大利民法典》，在商民方面是合二唯一的，且对于劳动法来说，它的成编是独立的，同样，《德国民法典》、《荷兰民法典》等多种法典都采取了这样的模式，我国在采取这种模式时，具有着精确定义的特点，但针对国外法典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只有部分消费者法被纳入其中，因此，我国只能对此进行借鉴，在建设法律体系、建构民法典与特别民法的关系时，应该对常规的特别民法以及补充型特别民法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社会法与经济法中将其纳入，在法律主体地位中，民法典的维护具有重要地位，随着民法阶段的到来，随之而来的挑战也应该全部面对。
3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立法机构针对企业内部规定法律进行系统归类、排他效力与法人制度的合理利用等措施，可以让我国民法典与特别民法的关系建构更为合理，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在纳入政策型特别民法之中，在保持私发纯粹性的同时，还将成为家庭生活和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
参考文献
[1]曹智雄.民法典与特别民法关系的建构[J].法制与社会，，03：15-16.
[2]赵勇.民法典与特别民法关系的建构[J].法制博览，2016，30：202-203.
作者简介
陈庆（1984-），女，汉族，江苏省南京市人，本科学历，研究方向：民商经济法。
篇3：浅谈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论文
浅谈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论文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定位
民法作为一门传统的实体部门法有着1700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罗马私法，主要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维护个人利益。在我国，民法是指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人身关系、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然而相对于民法而言的经济法则是一门新兴学科，“经济法”由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在其名著《自然法典》(1755)中首先提出来的，经济法学在国外存在近百年，在我国仅二三十年的历史。关于经济法的概念问题，学界存在颇多观点，笔者赞同武汉大学漆多俊教授的观点，即经济法调整在国家经济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保障国家调节、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
(一)二者的表层区别。
1、二者的调整对象及其特点不同。经济法主要是调整经济领域的市场规制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故其调整不可避免地带有公共性和干预性;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其调整具有平等性、私人性和自治性，并且人身关系不属于经济领域。
2、二者的主体不同。经济法的主体既包括公主体也包括私主体，公主体主要是包括市场监管机关和宏观调控机关的管理主体，私主体则包括被监管和与宏观调控有关的市场主体，因公、私主体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故经济法对二者实施“差异保护”以实现二者实质上的“平等”目标;民法的主体则只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两个私主体，民法对这两个主体实施“平等保护”，因为自然人和法人在民法上的法律人格平等是虚拟的，而市场经济中的自然人与法人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差异是确实存在的，故民法追求的是“形式平等”。
3、二者的法律属性不同。民法是一种典型的私法，尊崇个人本位，强调意思自治，保障私权利，这种权利即可以是法定的也可以由当事人约定，个人可以将选择放弃或转让这一权利;而经济法是法律社会化运动的产物，是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公私法融合的产物，其主要表现为公法性质，它以社会为本位，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宗旨，通过公权力的介入对社会整体进行调整，这种依法律规定的社会性公共权力必须有序进行，不可随意放弃、转让或变更。
4、二者的利益本位不同。法的本位是在整个法律中权利和义务谁居于主导地位的问题。经济法和民法根本目标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利益本位的价值取向不同：民法主张“个人本位”，社会成员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可能会危害社会整体利益;而经济法主张“社会本位”，即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既要保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兼顾环境、社会等综合目标。经济法追求实质正义，体现为对经济弱者的保护;对经济效率的追求;以及，反贫困;强调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健康;可持续发展;社会安全;对环境的保护等等。
5、二者的国际通用程度不同。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规则，虽然各国民法具体规定因各国具体国情而异，但各国的市场经济环境却是大同小异的，故民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际通用性;经济法是法律社会化运动的产物，根据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发展阶段水平的不同，社会所噬待解决的问题也各不相同，故各国经济法具有国别差异性。
(二)二者的深层区别。经济法与民法作为社会学科中的法
学理论，两者的基本假设不同，具体表现如下：1、二者关于主体的假设不同。民法诞生于市民社会，市民与市民之间是均质、平等的，同时市民又具有经济人的属性，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却无法保障他人与社会的利益;经济法的主体既包括代表公权力的管理主体，也包括代表私权利的市场主体，这两种主体的地位实质上是有差别、不平等的，而经济法的主体主要呈现社会人的性质，即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兼顾社会利益。2、二者关于市场整体的假设不同。民法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个人追求利益的产物，众多个人的集合便形成了市场，即市场整体是市场个体的简单相加，市场个体利益的增加也就是市场整体利益的增加，亚当·斯密认为“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能带来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故民法对市场整体利益的保护最终是为了保障个体追求利益的顺利进行;而经济法强调市场整体是个体有机地结合,市场个体利益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市场整体利益的增加,市场个体差异很大,不同市场个体在市场中的地位不一样,影响不一样。3、二者关于市场与政府功能的假设不同。民法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政府是无能的，市场是“无形的手”足以使”使社会资源分配达到最佳状态，政府只需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然而经济法既认为市场存在缺陷，也认为政府存在缺陷。当市场失灵的时候，必须要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即由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发展，但是当政府失灵的时候则只有求助于法律，政府是必要的“恶“，但同时也要运用法律约束和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
三、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
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二者在不同程度上相互关联，互为补充。首先，二者调整范围的关联性。经济法所调整的特定的经济关系可分为部分的横向经济关系和纵向经济关系。纵向的经济关系包括市场规制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主要由经济法调整;而横向经济关系主要是交易关系和竞争关系，其中交易关系主要由民商法调整，竞争关系由经济法调整。二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规范和调整，民法属第一次调整，经济法是第二次调整。其次，二者调整功能的互补性。民法强调个人本位，注重保障个人利益，尊重个人对财产自由支配的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过分追逐私利的最大化必然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则是强调社会本位，国家通过采取强制性措施管理市场经济秩序，实现修正市场运行的缺陷、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的目标。再次，二者在调整的原则和方法上的互补性。民法是从市民社会中自然形成的，它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其理念是自由主义;而经济法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为其立法宗旨，即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通过法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消除极端个体权利本位对整体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以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结语：笔者认为，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毋庸置疑的。
经济法和民法在七大部门法中居于同等地位，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之中，只有协调好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才能充分发挥二者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规范和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何平.论民法与经济法价值定位的二元互补律[J].山东法学,,4.
[2]丁国民.民法现代化抑或经济法的兴起——民法与经济法分野之争[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5.
[3]邓峰.试论民法的商法化——对民法、经济法社会本位的比较思考[J].法学家,,3.
[4]王军有.试论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9.
[5]史际春,邓峰.经济法学漫谈:正义、效率与社会本位,经济法学评论(第四卷)[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篇4：社会变迁与民法体系建构的论文
民法是一种用来约束人们社会生产活动的基本法律，同时也是规范我国市场经济行为的重要法律。曾经有人说过，民法是人们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法律展现的形式，它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民法是约束人们社会生活的最基本法律，制定民法的基本出发点体现了民法的重要性；人们在社会中的价值追求可以通过人们的自我人生追求体现出来，而人们的社会价值追求和自我的人生追求将对我国民法的制定起着一种导向的作用。民法的理念应体现市民社会的价值追求，所以本文从社会变迁角度出发，剖析民法内外体系，寻求社会变迁与民法变化的联系。
一、民法的内在体系
（一）民法内在体系的内涵
民法的内在系统是社会人民价值取向的重要组成之一，甚至是一个可以反映社会价值取向的体系，而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由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伦理价值以及经济基础所决定，所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由于内在体系的构建需要坚持一些基本原则，所以在表现形式上比较抽象。基于民法内在体系稳定又抽象的特点，民法和其他法律之间的价值差别非常明显。民法内在体系基于实际发展情况，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特色，这就是法的素材：法基本原则――法次基本原则――制度基本原则――规范价值导向。
（二）民法内在体系的变化规律
要探寻民法内在体系的变化规律，就必须以社会的进步发展变化为基本出发点。由于人类伦理价值和经济基础对于民法基本价值取向的影响较大，很容易形成极端的特殊性格，使民法形式发生改变，然而这并未影响民法的本质。也就是说民法的内在体系依然相对稳定，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社会的变迁会使民法内在体系在稳定的基础上促使体系重点发生转移，重新通过哲学变化调整到平衡状态。内在体系的调整势必影响外在体系，促使外在体系随之调整到新的平衡上面，当然内外体系在这种动态平衡调整过程中会出现时间差。例如，某起民事案件比较特殊，基于对弱者的保护以及舆论的导向和民法内在价值观的体现，需要对民法的外在形式做出一些调整，维护市民合法权益。然而对该起案件的处理势必影响其他雷同情况的处置，这个过程就需要内在系统和外在系统共同协调，相互作用。
（三）民法内在体系反映出的社会价值取向
民法的立法依据来源于社会，来源于社会人民的生活，具有一定的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值需要提炼法的基本价值，再运用到民法中体现价值，并且渗透到所有民法规范中。这种核心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社会的价值取向，民法价值观更是市民价值观的体现，所以在内在体系构建过程中需要和市民价值观紧密联系，充分反应社会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观由于会受伦理价值和经济基础影响，所以具有时代特征。例如政治运动导致的历史问题和社会进步产生的新问题，都会使民法价值取向出现波动，人们对于民法价值有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四）民法内在体系的原则
在确立民法内在体系的时候往往需要一个正确的导向，以防在建立体系的时候偏离方向。不能单纯照搬整个法的价值，需要提炼归纳民法领域的具体表现，同时必须渗透进整个民法当中；在社会发展相当迅速的现代化社会，更应该有相应的原则来指导民法体系的改进，而且需要花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民法内在指导原则在制定时，要保证可以自治，能够给予弱者安全感，能够使人信赖，这些是最基本的原则。首先是意思自治原则。该原则的重要前提就是人格独立和人格平等，即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用民法为载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其次是弱者保护。对弱者进行保护措施是人性价值的使然，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主要表现在《合同法》，将消费者包含在主体原型中，以保障消费者权益。再次是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能够使人们在社会生活的交流过程中产生归属感，对于社会的有序管理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最后是自己责任原则。这个原则基于自治和信赖的原则之上，没有前者的作用后者也没有存在的价值，而后者也是前者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让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这将有利于民法内在体系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但是这四个原则处于并列关系，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此起彼伏的动态关系。
二、民法外在体系
（一）民法外在体系的内涵
外在体系是内在体系的外在表现，是对生活中人的行为及各种事物使用法律的语言来进行描述，对不同的社会行为进行再次加工再一次地编排。民法外在体系的特点就是将社会活动划定相对具体的范围，是从内在抽象到具体的一个过程。抽象过程中摒弃事物自身的个性，提炼事物之间的共性，作为外在体系的基础，形成民法体系外在表现的载体。
（二）民法外在体系的原则
民法的外在体系是社会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更是对内在体系的具体描述。所以，也需要对外在体系的`建设工作提出相应的指导性原则。首先要对外在体系中所具有的各种特殊性进行规范；其次要适当调整特定的社会层面中能够进行划分的规范领域；最后对具有相同目的的外在形式保持妥当性。
（三）民法外在体系的逻辑体系
民法外在体系的逻辑体系串联起了各种概念和类型建构的网络。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法典一直是民法外在体系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民法典与社会生产、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与此同时，民法典的制定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上层建筑的意志，是国家意志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目前在民法典起草阶段，民法的制定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制定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各个方面，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于民法的制定会涉及到社会各界的利益，因此制定民法典常常不能_成一致的意见，这将会严重影响民法外在体系制定工作的进程。
三、民法双重体系建构
构建民法体系不能只考虑概念间的逻辑关系或者是仅仅将民法典机械式地编排，还需从历史脉络中探索建构之路。纵观历史发展历程，民法的外在体系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发展经历了许多阶段。从法学的角度来讲，随着法学的进步和发展，民法越来越成为人们社会生产生活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同时也通过体现出人们的生活价值观来实现社会的正义。但是，在目前民法的制定过程之中很容易脱离社会生产的生活实际而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同时没有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去看待民法内外体系之间的隐含关系。所以，在民法体系建设的时候首先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以人民社会中的生产实际为基本出发点；要对世界上存在的各种民法学普世知识进行吸收与借鉴，此外还应该对社会基础的变迁进行充分考虑。
（一）民法中人的原型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仁政，党和国家也一直以“以人为本”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原则之一。首先，我国是一个讲究“礼”的国家，所谓的“人”是以儒家的思想为基础的“人”；其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绝大多数，解决农民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农民依附于土地，没有土地农民就无法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慢慢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随之变迁转型。同时，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可能会有地域性差别。所以，民法在不同的地方针对不同的人群，呈现的外在形式就会有不同的差距。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的发展高速阶段之后，社会变迁的速度随之加快。农村城镇化人口逐年增加，脑来的集体生产合作社的形式转变为现在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所以，过去的民法渐渐变得与社会生产实际不相适应。“以人为本”永远是建设民法体系的重要原则。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民法的体系建设是为了让社会活动更加规范，让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有更多的安全感。从法律体系来看，我国法律制度及社会中各种规范的制定，“人”是这些规范、制度的基本出发角度，一切的概念、理论都是围绕“人”而建立起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人”的一些特点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民法典必须随着“人”特点的变化而做相应的界定来与之相适应。首先，要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点不改变，在法律上界定平等的基本条件，农民与市民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权利。其次，民法还必须接受人与人之间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对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法律的层面上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物权法的问题
在物权法诞生的时候，双重体系在本质上就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时还在债权与物权的概念上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抽象所有权是物权最为本质的核心概念，而且还是以处分权为建设的中心出发点。资本主义国家所有权的概念简单概括为，人们对物质有绝对的控制权利，并且不会随着时间、空间的改变而改变。但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物权概念有所不同。我国的物权法的概念主要有三层含义，分别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这三层含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人”设计的范围。随着社会的变迁，社会在进步，民法也随之在一点一点地改进。从民法现有的外在体系来看，国家、集体和个人是三个有着不一定相同利益的集团，是属于三种不同的类别。国家和集体所有讲究的是社会的整体的利益，是大众的利益集团的代表。而个人所有，则强调的是专属的个人利益，变现为所有者对物有着主观的排他性，这就使得物权法在概念层面上产生了矛盾，与社会人民的价值观层面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冲突。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民法的内在变化，在实质上反映出来的就是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使法律政治的经济模式发生了变迁。随着历史不断地向前运动发展，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就必须有新的民法与之相适应，这样才能满足人们社会生活的需求，民法也能够在新的社会环境之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在现实中，所有的事物都在不停地向前运动，都会遇到自然中许多的挑战。当然，在民法的发展过程中遇到阻碍，面临着许多的挑战也是在所难免的。民法的发展仍然需要我们时刻关注社会的变迁所反馈回来的信息。
四、结语
民法典的起草不仅需要精准把握民法涉及到的概念以及逻辑联系，还需要深入分析历史，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合理编排撰写民法的外在体系。社会的变迁影响到民法的制定，这也意味着民法的制定工作与社会的上升式的运动之间存在矛盾，使得人们对民法典的研究要与时俱进，而民法内在体系和外在体系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是研究民法体系的关键所在，为民法典的编写奠定基础。
篇5：试论民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论文
试论民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论文
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开始实施，这是我国的竞争法体系里自《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后，又增添的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制市场竞争的法律。《反垄断法》的核心价值就是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回顾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时候调整市场秩序的法律是传统的民法，而民法核心价值理念中的个人权利本位、契约自由等原则和价值理念，适应了当时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发挥了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巨大作用。但是在后来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民法已经明显对当时出现的基于契约自由和意识自治形成的垄断现象，不能有效地规制，所以应运而生了近现代的一系列西方国家的竞争法《其中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等)，充分弥补了私法对于公共领域内调整作用的缺失，从而维护了实质意义上的有序竞争。而近代以来对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明显以调整关系的不同来界限分明的划分私法和公法。使得我们形成了相对机械和强制的观念，在公法和私法之间，形成了本不应该有的鸿沟。
要探寻民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就必须把握隶属于私法领域的民法和隶属于公法领域的经济法的关系。由于从性质上将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是法律的基本分类，要确定经济法的性质，主要是看它在公、私法的基本分类中如何归类的问题。至于划分的标准，一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公法调整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确认公权并使其服从法律规制为根本任务：私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确认私权并保证其实现为己任。对此，法学界都认为经济法具有公法的性质，但在是否仅仅具有公法性质的问题上则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经济法只具有公法的性质，它属于传统的公法，并不是外在于公法和私法之外，也不是存在于交叉渗透的公法和私法之间，而是内在于公法之中。似乎有更多的人则认为经济法在具有公法性质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私法性质，但在具体的表述上不完全相同。笔者赞同经济法兼有公、私法的性质，在公、私法之间起着衔接作用。而《反垄断法》作为经济法的子部门法之一，不但具有经济法公法的性质，也具有私法的性质。而学界内有观点认为，民法在私法在反垄断法这种专门的法律诞生以前可以调整竞争秩序，但传统民法不能胜任调整反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的任务，因此，调整垄断关系的任务就不能勉强地交给民法。专门的反垄断法可以就垄断关系设立无过错的民事责任，并通过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双管齐下，从根本上解决反垄断问题。但是，民法始终是《反垄断法》的补充。同一行为受到反垄断法规制后仍可以单独享有民法上的责任，即受害人依据民法提起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未消灭。此种观点也被称为《反垄断法》为后民法现象，笔者在此尝试由公私法形态融合为切入点，来探讨民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及相关问题。
一、民法和《反垄断法》价值理念的共性
1、二者在契约自由价值上的共性
契约自由原则作为民法最基本原则，在早先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中的私权绝对和契约自由往往成为一些垄断企业限制排除其他企业自由的合法手段，而使得契约自由成为形式上的自由，失去了其价值本质的自由。所谓自由应为形式和实质上的自由，而《反垄断法》则通过对在市场上有一定控制地位的企业进行限制和规制，来实现整个市场的实质的和形式的自由，以期达到真正的契约自由。两者追求的契约自由价值是相同的，而《反垄断法》可以看作是对契约自由合理限度的一个修正和在民法基础上进行的更高级别的调整。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真正和整体的自由。
2、二者在公平价值上的共性
民法将所有调整的主体都以公平和平等来对待，而这反映在市场经济中，则表现为程序的公平、主体地位的平等和等价交换。传统民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调整市场，而主要是借助于自身财力、技术等条件，同其他不能借助相关条件和外来因素来实现竞争中的公平，这不是实质的公平。而《反垄断法》则可以对不同情况和待遇的市场主体进行不同的调整，从而实现整体的公平和实质的公平，从本质上讲，这和民法追求的公平原则是相同的。
3、公序良俗和有效竞争秩序的价值共性
《反垄断法》所追求维护的秩序是竞争秩序，而这种秩序的维护是建立在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基础上，虽然跟民法中的公序良俗所调整的层面不同，但是却是建立在私权绝对、契约自由和公平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公序良俗之上的，可以说，它是对民法公序良俗的再次调节。
二、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法的价值观转变
以主体价值的选择为标准，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本位——国家本位、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国家利用法实现其政治统治，建立和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这种以“国家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国家本位”的;主张个人至上，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认为法是为了维护和促进个体自由的秩序，这种以“个人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个人本位”的;追求社会公共和总体利益的最大化，注重社会整体发展的均衡，保障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这种以“社会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社会本位”的。社会本位假定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彼此之间是联系的，因而强调，法应当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基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泰奥多尔·德萨米在《公有法典》的第三章，以“分配法和经济法”为标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这些都隐含着对社会经济进行平衡协调和对社会利益给予统筹兼顾的“社会本位”理念。
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来，社会法学兴起，他们强调社会、社会连带(合作)、社会整体利益，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相当一部分法学家强调义务，倾向于社会本位。其中，利益法学家提出，必须把法律规范看成是价值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触及到了“社会本位”的`精髓——社会整体利益优先。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民法向社会本位发展的观点，但它向社会本位的迈进是有一定限度的——对个体私利的关怀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公益的成就;对社会公益的消极尊重也不能替代积极推进。而隶属于经济法的《反垄断法》本身就具有的社会本位价值，两者在我国社会主义法的社会本位价值中，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
三、民法与《反垄断法》的互补性及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1、民法与《反垄断法》的互补性
商品经济初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发展的阶段。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要求法律秩序的稳定，要求确保法的安定性，使市场参与者可以预见自己行为在法律上的后果。近代民法正是反映了这种要求。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人类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事人之间出现了不平等关系，经济力上的强者往往在契约司法过程中也成为强者。另一方面，所有权绝对，作为传统民法体系的基本原则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人们认识到自由的滥用对社会的危害，认识到如果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的受害者。而《反垄断法》以政治国家中的政府强制力为基础和保证，弥补了民法在市民社会中基础调整作用方面的局限性，借国家之手干预市场经济活动，以满足经济社会协调性的要求，可以讲，民法与《反垄断法》之间是有机的互补作用。
2、民法与《反垄断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在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条件下，在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艰难转型的形势下，我们的经济虽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相对的提高，但经济的发展与法律的滞后的矛盾始终是制约我们前进的掣肘之痛。无论在民事领域还是在社会经济领域，各种利益冲突与价值矛盾凸现出来：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资源的浪费与低效率，价值观的错位，经济结构明显不合理，市场秩序不规范，人们道德观的扭曲等。这些矛盾的出现与激化，不但是公平与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虚置，也滞后了我国的协调发展。这些冲突与矛盾的解决，单纯依靠民法或者单纯依靠《反垄断法》都无法实现，只有二者的交互作用才能产生行之有效的预期。同时我们应该在目前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指导下，努力去实现公法私法价值理念的交互融合，找到更多的制度衔接和实际可操作规则，为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法兼顾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理念的顺利实现，为建设和谐社会搞好制度创新，做出更多的贡献。
篇6：民法分则体系与民商关系论文
民法分则体系与民商关系论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和四次启动民法典的起草工作，但受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民法典的制定始终未能完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编纂民法典，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由于民法典内容浩繁，体系庞大，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制定民法典首先需要制定一部能够统领各个民商事法律的总则。从我国民事立法的发展来看，虽然我国已经颁布了250部法律，其中半数以上都是民商事法律，但我国始终缺乏一部统辖各个民商事法律的总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后称《民法总则》）的制定不仅实质性地开启了民法典的制定步伐，并成为民法典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且也有力地助推了法律体系的完善。
10月1日起，《民法总则》正式实施，今后将全面渗透到案件裁判中，也将为民众生活提供新的规范评价。《民法总则》又称民法典总则编，以“提取公因式”方式规定民事权利主客体及其得丧变更。《民法总则》是在先前已经实施30年的《民法通则》基础上编纂而成，包含基本规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民事责任、诉讼时效、期间计算、附则共十一章206条，比《民法通则》多出50个条文，继受的同时亦有创新。
虽然《民法总则》已施行近一个月，但民法分则部分尚未制定，围绕分则体系的设置及民商关系的相关问题，德恒律师事务所联合北京大学法学院民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民法典编纂：分则体例与民商关系”学术研讨会。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全国多所一流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知名法学专家、学者及大型企业高管代表，参会人员从立法研究、学术探讨、实务操作等多维度和视角，对民法分则体系与民商关系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充分阐释、交流与研讨。
债法总则去留探讨
我国民法学界就编纂民法典是否要制定债法总则的问题进行的探讨从未停止，始自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以下简称《民法草案》），因为该草案没有规定债法总则，只规定了合同法，并将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之债规定在民法总则中。自此，民法学界开始了10多年的论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永军认为：“在现在的体例没有债法总则，如果未来民法典没有债法总则的话，那么民法典就显得很不完整。这有可能真的实现在未来中国的民法始终是民法典结构的`预言。从商法的关系来看，如果没有债法总则的话，未来很多商事的行为的债将找不到债的规则，这实际上对民商规则是严重的破坏，这样的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中国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教授曾表示，没有债法总则，我们可以勉勉强强像美国人一样将合同上的权利称为合同权――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但将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权利叫做“侵权行为权”，将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称为“不当得利权”和“无因管理权”都是不合理的。没有债法总则，就会导致“债权”概念的消失，没有了“债权”的概念，就导致极大的困难。他介绍说，在194月19日的会议上，我国学者王家福教授、江平教授、魏振瀛教授、王利明教授以及他本人都表示赞同制定债法总则，严格按照合同和侵权行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的共同规则作为债法总则的内容。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华彬认为，在当代，我国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民法概念，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实践，德国民法的基本概念如债权、物权概念都已根深蒂固地在我国扎下根来，我们制定民法典时就不应当将它们抛弃，而是应当保留它们，并以这些概念为基础建立我国的民法概念体系。而债法总则是这些制度的本源和大本营。民法典如果没有债法总则，这些制度就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和本源。
据悉，虽然认为民法典不应当规定债法总则的意见是存在的，但在数量上占少数地位。且主张设立债法总则的理由相对充分，主张不设立债法总则的理由相比之下有所欠缺。
《民法总则》创新地规定了民商合一的基本原则。据悉，无论是采用民商分立立法模式的《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还是采用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意大利民法典》、《瑞士民法典》、《荷兰民法典》，均在施行之中强调商法与民法的合作。
可见，商法规范并不具有自洽体系，商事基本原则、主体制度、行为制度、权利制度以及责任制度只有回归民法典中的一般性规则才能找到恰当的体系路径。我国《民法总则》在采用民商分立模式的潘德克吞（Pandekten）体系中实现了民商合一，将具有独特性的商事规范纳入其中，是中国民法对世界民法做出的巨大贡献。
3月颁布的《民法总则》在基本原则、主体、行为、权利与责任等方面确立了民商合一立法的基本体系，解决了在民商合一体系下实现商事规范独特性的世界难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民法总则》突破了《民法通则》民商不分的传统，创立了民商合一的立法新模式，实现了民法典对商事独特性规范的统摄，为世界民事立法谱写了新的篇章，是我国民法典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
有学者认为，“商法之所以独立于民法主要是由于商事规则具有独立的价值理念和精神。正是商法价值的独立性，使得商法独立的精神实质迥异地存在，从而商法得以保持实质的独立”，其实不然。首先，商事规范的价值并不具有独立性。而且，在商法的发展过程中，存在“民法价值商法化”以及“商法价值民法化”的现象，使得商事规则与民事规则在价值取向上趋同。其次，并不存在区分商事规范与民事规范的基本原则。如学者所言：“商事规则的价值取向是具有独特性，但绝不具备独立于民事规则价值取向之特质。”因此，《民法总则》在基本原则方面实现了民商合一的一体化。不过，对于基本原则的理解，应根据商事交易的特点，在具体规范中体现商事交易的价值特殊性。
李永军指出：“民商在分则中民商合一的问题，还是需要特别注意，民商合一不是一个形式的合一，应该是一个精神的合一，或者说应该不仅是形统，还要神合。我们的法人制度没有把民法商事法人的内在抽象的东西拿出来，而是分别规定的盈利和非盈利，这个做法表面看，是把民法和商法都加起来了，但仅限于形式上的相加。”
物权编思考
有学者认为，编纂中国民法典，仍应设置物权编，而非财产法编。在物权种类上，应当缓和物权法定主义，保持物权种类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增设居住权、典权和农地经营权，区分地表、地上和地下三种不同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承认法定地役权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院研究所研究员渠涛以建筑用地续期问题、物业服务中管理的重要性以及典权的法律关系归属为例，阐明其对物权法相关问题的思考。
建筑用地续期的问题，去年的时候学术界讨论的比较多。渠涛认为，权利续期物权法应该规定，但是作为权利续期是不是要交费，并不是物权法要管的事情。这个应该跟行政法之间沟通好，而且应该由行政等方面做规定，不应该由物权法做规定。
建设用地续期，包括期中的转让，渠涛认为应该把它们纳入进来。他举例：“比如说平时的工业用地，在中间转让的时候改变用途等等，在深圳已经实现了，在新的物权法中，是否应该把它考虑进去，因为这真的是对物的权利。”
关于物业的问题，渠涛指出：“物业的服务和管理是分不开的。服务就是我们现在合同法草案里面规定的权利义务，管理我觉得不可缺少，因为物业服务这项合同并不是局限于当事人的合同，它涉及到很多人，这样合同本身包括服务履行会涉及到一个社区的稳定。虽然现在的物业管理条例把定级等机制都取消了，好像是放到社会、放到市场。但对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协会来说，还是应该有一定的俗肌U飧鲇植皇俏锶ǚ里面规定的，怎么样与行政法衔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除此之外，现在典当行的兴起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典当行一方面继承了一些传统的做法，同时也有新的创造。对此，渠涛表示：“我觉得金融行业创造力比法律行业创造力要大的多，只要有社会现象，就应该有法律归置。所以典当行现在风风火火，又没有规矩可循，物权法里面是不是把典当的法律关系，到底属于什么，把它理清楚。”
总结来看，多数专家认为，编纂中国民法典仍应设置物权编，而非财产法编。在物权种类上，应当缓和物权法定主义，保持物权种类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增设居住权、典权和农地经营权，区分地表、地上和地下三种不同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承认法定地役权制度。在物权效力上，应当明确物权的追及效力，协调海域使用权与其他权利之间的关系，妥善设计房地权属的基本内容及其例外规则。在物权变动上，明确基于法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变动都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指示交付无须以“依法占有”为前提，基于法律行为的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以交付为生效要件、登记为对抗要件，增加添附、先占等作为物权变动的原因。在物权客体上，创设共用物制度，慎重对待“动产用益物权”，明确矿藏、水流等特殊客体的法律地位。
现存对民法体制编纂问题的探讨，无论是条文方面，还是技术方面都有来自各方的不同意见。虽然能实际参与到立法当中的机会不多，但此类探讨还是能对立法者和法典起草者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对我们国家未来的立法也会有一定的促进和帮助。
篇7：探讨人身关系与民法的关系建筑监理论文
探讨人身关系与民法的关系建筑监理论文
中国将人身关系纳入民法调整对象的过程
（一）解放后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
解放后50年代的中国民法学者深受苏俄民法典的立法例和民法理论影响，当时我国完全继受前苏联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最典型的实例是，1958年出版的中国第一部民法教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基本问题》如此定义民法调整对象：民法除了主要调整财产关系以外，还附带调整一定的人身非财产关系。该人身非财产关系特指“因发明、着作发生的关系”。
（二）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
改革开放后，佟柔教授等民法专家们开始对前苏联民法理论开始进行全面改造，对于人身关系的定义加以创新，在这个基础上，1986年诞生了被称为公民权利宣言书的《民法通则》，其第2条正式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定义去掉了人身非财产关系的表达，改称“人身关系”。这一条可以说开创了我国人身关系立法的新局面，为此后有关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立法前提。我国民法学界开启了把人身关系分解为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的趋向。人格关系被解释成具体人格权关系；身份关系被一分为二，首先是亲属法中的身份关系；其次是知识产权法中的身份关系，由此实现了我国人身关系理论对苏联的相应理论的超越。但其中也有所缺陷，其一，关于主体资格意义上的人格关系始终没有与保护具体人格权意义上的人格关系区别开来，这是人身关系的顺序在立法和学说上都被排在财产关系之后的根本原因：其二，我国学者尽管在研究民法的近代变迁的过程中对亲属法外的身份关系作了有意义的研究，但缺乏把这种身份整合进民法调整的身份关系中的尝试。其三，在接受西方式的身份关系理论的同时，包括我在内的我国学者有放弃苏联模式下的知识产权意义上的身份关系，把这种关系解释成单纯的亲属关系的倾向。
人身关系前置于财产关系的价值取向
在我国《民法通则》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是采用了财产关系前置于人身关系的模式，这表明了我们对于财产关系的重视，而将人身关系置于第二位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我们对人身关系研究的不足与忽视。民法民法，首先是以民为法，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法，以“财”为本的。民法是以人为出发点，也是以人为归属点的。所谓的民法规范都是以对人的保护为中心规定的，因此，人身关系相对于财产关系的前置表述，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无关紧要，而是展示了民法调整对象的本质。
1 从人身权的性质和内涵来看，我们应强调对人身关系的调整与保护。
人身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需要我们认真的对待和强调。人是社会、国家的源泉，是社会、国家最为宝贵的资源，是文明社会的最高价值。没有了人就没有一切。人身权是人与生俱来所固有的权利，是人之所以成为人所拥有的基本权利，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以及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和前提。
因此，人身权是人权中最基础、最本质的部分，是第一人权，是核心人权，具有至上性，应该得到最优先、最有力的保护。对人身权的'保护是法律最基本、最首要的任务。因此我们在制定民法典时必须强化对于人身权和人身关系的保护，突出表现就是将人身关系前置于财产关系。
2 从罗马法的权利演变史和人身关系变化史看出，当今中国权利时代生成是伴随着民法调整对象的变化而发展起来的。民法虽然是商品生产和流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它是为了调整社会的民事生活，最终是为公民等社会主体的各种权利服务的，从而体现出“人的权利”本质，而不是反映“商品经济法”的本质。中国民法通则正式将“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并列作为民法调整对象，开创了当代立法关于人身权立法新体例的先河，如今顺理成章地将人身关系列入中国民法典的保护体系之中。目前民法界对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位置排列的争议，不仅具有实体上意义，尚有形式上意义，人身关系前置的意义更大。周全地规定了对人的人身权、人格权和各种人身利益的保护，以充分体现对人的价值和基本人权的保障，这才是对人身法学映衬出人文精神关怀的实质，坚持了民法典人主主义的立场。
3 从当代社会现实和法学理论研究成果来看，在民法调整对象问题上必须突出“以人为中心”的权利本位理念，把民法调整对象界定为平等主体问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篇8：心理契约与和谐采编关系建构论文
心理契约与和谐采编关系建构论文
摘要本文分析了心理契约与和谐采编之间关系的建构问题
关键词心理契约 和谐采编 以人为本
“心理契约”概念最早由Argyris在1960年著《理解组织行为》一书中提出，并经过Levinson、Kotter等学者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大部分学者将“心理契约”界定为雇佣双方对雇佣关系中彼此职责和义务的一种主观感知和心理约定，并根据雇佣关系状况的不同，将其分为“交易型”心理契约和“关系型”心理契约两种，，其中，交易型心理契约更多关注具体的、短期的和经济型的交互关系；而关系型心理契约更多关注广泛的、长期的、社会情感型的交互关系。研究表明，关系型心理契约与交易型心理契约相比，员工对组织的信任度更高，更利于双方建立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因此也更利于组织的变革与发展。
基于以上研究，心理契约是组织中成员与组织之间的一种期望和承诺，这种承诺一旦确定，就成为一种感知的义务和责任，它使人们相信能从这种关系的互动中获益。在媒介组织中，编辑与记者之间特殊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二者必须建立起良好的互动机制，其中不仅要在行为上互相沟通、协调，而且还要在心理上实现互动，通过二者认知、情感等方面的相互影响，达成心理上的默契，实现采编关系的和谐发展，而心理互动最有效的形式则是建立良好的心理契约关系。
一、编辑与记者心理契约建立的基础
1 编辑与记者关系决定了心理契约建立的必要性
在整个采编环节中，记者与编辑是一种供与求的关系，以报纸为例，二者以报纸“版面”工作为中心，分属于供求关系的两端。一方面，记者从事着采访(材料收集)、写稿(制成半成品或成品)两道工序，稿件写好后便进入向编辑供稿的程序，此时双方的供求关系正式产生。编辑再根据自己的意图或版面需求决定稿件的取舍，对稿件进行修改加上，最后编辑排版再进入印刷程序。此时，编辑掌握着具体稿件的删改、取舍权，他对于供求关系的确立与否具有绝对自主的话语权，处于供求关系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编辑的所有工作都要以记者提供的稿件为前提，稿件的总体质量及数量，直接影响到报纸的水平及供求关系的平衡。二者之间相互依赖又相互控制的矛盾本质上体现出记者与编辑之间对立统一的二元结构关系，而要想缓解双方问的矛盾。除了要严格遵守媒体的采编制度以外，还要以报纸“版面”为经营中心，在心理上达成默契，构建起和谐稳定的心理契约关系。
2 “受众本位”的采编理念为心理契约的构建提供了支撑平台
心理契约本质上是一种情感契约，是组织与个人之间彼此期望又在价值回报上彼此承诺的一种主观心理约定，它虽然不是一种有形的明文表示的契约，但又确实发挥着有形契约的作用，是形成组织凝聚力和团队氛围的一种无形手段。编辑、记者的工作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其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向受众传播信息。随着“注意力”经济的到来，受众的需求变得不容忽视，媒体的新闻报道理念开始由“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变，提供优质的新闻信息，最大限度的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成为编辑和记者的共同追求。这就要求编辑记者在工作中加强沟通，实行团体协作，而建立心理契约无疑成为增强团队协作精神的最好方法。
另一方面，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新闻媒体肩负着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于广大读者精神需求的重大使命，这就要求编辑与记者在思想观念、新闻理念等诸多方面要趋同一致，保持对接。而相互间科学的交流，双方的互动、共鸣又是促进双方认知、情感、意志、人格等多个信息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内在动力，这也成为双方心理契约建立的基础和检验心理契约牢固程度的标尺。
二、编辑与记者心理契约建构
编辑基于新闻稿件数量及质量的需求形成自己的目标预期，同时对记者产生一定的心理期待；而记者对编辑用稿公平度及修改后稿件质量的感知，形成对编辑的初步认知，双方基于相互间责任与义务的感知，以许诺、信任和知觉为基础而达成心灵上的默契，并建构其工作关系中的心理契约(如下图)，并通过对价值回报公平度及承诺兑现程度的感知，来衡量心理契约履行的程度。同时，受到各自人际支持(如个人经验、知识素养等)、理念认同(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工作理念等)及个人努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致使心理契约的建构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及不稳定性。
人际支持及理念认同、个人努力、能力素质与工作环境直接决定着采编双方的工作绩效(记者的工作绩效表现为稿件的数量和质量、编辑则表现为用稿公平度与稿件修改后的质量)，而工作绩效的高低又是编辑记者衡量价值回报公平程度及承诺兑现程度的重要依据，并影响着采编双方预期目标的实现，在如此循环往复中实现心理契约的不断调适直至达成平衡。需要指出的是，本所示的心理契约建构及影响因素只是特指双方在新闻采编活动中的心理互动过程，由于编辑与记者的角色特征具有多重性及复杂性，并受到所处社会环境、角色定位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当双方的角色定位发生变化时，心理契约的建构过程及影响因素也会随之改变，如相对于媒介组织而言，编辑记者同属于被雇佣、被管理的对象，二者分属不同的工种而相对独立。
三、心理契约对建构和谐采编关系的意义
心理契约虽然是无形的，但它作为联系记者与编辑的心理纽带，却在和谐采编关系的建构中发挥着巨大的效能。一是心理契约暗含彼此的期望、权利和义务等能够弥补制度契约中双方权利、义务规定的不足。二是心理契约可以规范采编双方的行为，他们可以通过彼此所要承担的责任来衡量自己的每一行为，以其作为调节自己行为的标准。三是心理契约能够在编辑、记者的愿望与其绩效表现之间起重要的调节作用。
当编辑与记者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心理契约，达成了“心灵的默契”时，则会对改善劳动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首先，组织与员工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是通过一系列规范和约束来实现的，契约正是这种规范和约束的'具体体现。然而制度契约仅仅注重对人的外在行为的约束却忽视了人的心理活动的巨大影响力，心理契约恰恰可以将员工的行为约束由单一的行为层面，引入到心理层面；由物质起因，扩展到精神起因；由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约束，转换为双方的共同约束；由消极的强制，转变为积极的互动，从而有利于和谐采编关系的建立。
其次，良好心理契约的构建可以使编辑与记者在心理上达成默契。对记者来讲，心理契约的无形约定，能够促使他重新审视自己与编辑的关系，使之在不断磨合中调整自己的行为，并通过积极努力获得编辑的认可；而对于编辑而言，记者工作积极性的提高，稿件的数量和质量就有了保证，有利于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心灵的默契”一旦形成，采编双方的信任度和忠诚度也随之得到提高，二者的良好合作关系、互惠行为必将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营造出充满活力、团结向上的工作氛围，有助于和谐采编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在媒介组织中，编辑大都处于信息传输的中间环节，在一般情况下，总编辑的意图总是首先传达给编辑，再由编辑间接传达给各个记者，这就可能造成信息的不对称、或传输过程中的消耗。此时，通过良好的心理契约的建立，就能有效地促进编辑记者之间的沟通，增进彼此间的了解，避免编辑与记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沟通障碍与工作效率低下，并在此基础上优化相互间的认知，提高彼此间的信任度，减少工作中的冲突与摩擦，从而形成共同一致的工作理念。同时，心理契约的构建过程，也是一个充分发挥编辑记者积极性、创造性与智慧的过程，是激发自主能动性的过程，也是和谐采编关系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四、在建构和谐采编关系中维护心理契约的动态平衡
在构建编辑记者心理契约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意识到，心理契约毕竟是双方内心的一种主观信念，因此，它会受各种因素变化的影响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在正常情境中员工对于组织为他们提供的内容的认知与员工认为自己为组织提供的内容是平衡的，在此范围内可能有一些波动但能被双方接受，不需要修改心理契约中的内容。当一方感觉到另一方提供的内容超出了被认可的范畴，则会出现重新修订心理契约或者终止已有心理契约的行为。而心理契约的变化发展和感知状况对员工的工作情绪、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都有极大的影响，并最终影响组织与员工间劳动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因此。要想实现编辑与记者的良性互动，构建和谐的采编关系，就需要采编双方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维护心理契约的动态平衡。
1 管理：“以人为本”的理念构筑心理契约
和谐的采编关系的建构，不仅需要编辑记者的共同协作、互相努力，作为管理者的媒介组织同样要担当起责任，坚持“以人文本”的理念，解放思想，更新管理观念，创造、搭建有利于编辑记者发展成长的环境和舞台，构筑起编辑与记者之间的心理契约。
(1)明确编辑记者是媒体最重要的核心资源，实现以事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理念的转变。在媒介组织中，编辑记者是重要的人才资源，编辑记者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报纸的质量，他们的水平决定着报纸竞争力的强弱，如果仅仅停留在以事为中心的传统管理模式上，就很难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制约报纸的发展。因此，只有把编辑记者视为媒介最重要的人才资本，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将编辑记者的使用与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并给他们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才能激发他们的潜能，实现他们的全面发展。
(2)充分尊重和相信编辑记者的能力，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这不仅包括媒介组织对编辑记者的尊重和信任，还包括编辑记者相互间的认可与尊重，这是营造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的基础，它不仅影响到编辑记者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协作精神，而且会影响到彼此间的满意度及对媒介组织的忠诚度。另一方面，任何人都有情感归属的需求，信任是把编辑与记者结合到一起的联结剂，是彼此间行动的催化剂。同时，信任是交互的、双向的，当这种信任需要得到满足时，也就获得了情感的归属，进而形成了对媒介组织的归属感。因此，建立写协作信任的良好氛围，就使得采编双方不会因为相互猜忌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心里不满，这对于心理契约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
(3)充分考虑并尽量满足编辑记者的个性化需求，现代社会的多元化给新闻采写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这给编辑记者带来了新闻创造的无限可能，但是任何形式的创新，都需要有一定的物质、精神或技术上的保障与支持。特别是媒介竞争空前激烈的现代社会，要想实现突破与发展，就必须秉承“人是创新知识的第一要素，是全部知识的发现者和创造者”“的观念，尽量为编辑记者提供个性化服务，为其更好地完成工作提供便利。
2 理念：营造和谐的媒介文化凝聚心理契约
从企业管理角度看，如果企业建立了员工认同的企业理念和企业文化，事业的参与能够激励员工的投入，即使在传统的刺激手段(如加薪或提升)看来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企业也可以保持员上的士气。媒介工作具有很强的合作性，而合作就需要沟通，需要某些共同的价值标准作为基础 因此很多媒介组织都根据自身实际建立了一整套媒介企业文化，其中包括媒介的信念追求、发展战略、价值标准、行政取向等，这就为全体员工树立起一个自觉认同的主导型价值观念 良好的媒介企业文化，就需要编辑记者在工作实践中共同遵守和维护，
一方面，对于媒介企业文化的维护有利于编辑记者形成统一的价值追求，铸造共同的行为模式，增强编辑记者对媒介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无疑为达成与维持心理契约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空间；另一方面，一个优秀媒介的核心竞争力都应体现在其强有力的文化理念上，当这一理念渗透到所有部门和所有员工的工作中时，就会增强员工凝聚力，有效推动媒介内部的相互合作，可见，对媒介文化理念的共同维护不仅能激发编辑记者努力上作的热情与信念，激发其共同信守“契约”，同时也有利于达成所默示的各自对应的“承诺”，
3，沟通：以高效畅通的信息交流机制维护心理契约
(1)鼓励编辑记者共同参与重大新闻事件的策划、组稿、采写、编辑等环节，积极参入读者互动。构建和谐的采编关系，需要搭建编辑和记者沟通的平台，建立沟通的运行机制，在编辑与记者之间形成商榷、研究的氛围，以维护双方心理契约的平衡。
一方面，采编互动是贯串选题、策划、采写、编审、组版全过程的一种立体模式，它打破了各部门间、部门内各条线间以及记者与编辑问平行、封闭的局面，它便于针对不同记者的专长和特点分派任务，激发创造力，写出有分量的报道，也便于编辑对稿件的立意与角度进行综合调控，避免缺乏沟通造成的效率底下。其方式可以是在编稿前编辑先与记者时论，统一意见；可以是在编辑过程中向记者通报想法，征求意见；也可以在编发见报后，双方开展总结经验教训性的讨论。另一方面，记者长期身处采访前线，了解民情、深得民意，编辑也从记者那里获取和掌握大量的一手信息，适时调整报道思路，防止主观性、片面性判断。总之，双方的及时互动，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还可以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摩擦，真正实现“分”而不散，“合”而不乱。
(2)建立内部信息交流反馈平台。高效畅通的内部信息交流反馈机制是维护心理契约的重要保障，具体来讲，内部信息交流反馈平台可以有一下几种方式：一是利用媒介组织提供的局域网络，设置信息交流版块；二是在报社合适位置设置留言板或留言簿，要求记者编辑定期查阅并及时反馈；三是安排专人或组建信息交流反馈组织负责信息收集与反馈；同时，还可以鼓励编辑记者面对面地提出相关意见、建议，或对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一对一的交流探讨，以便问题得到更快的解决。
4 激励：以激励为切入点引导心理契约
(1)坚持能力和业绩导向，实行绩效管理。《报刊的社会责任》一书的作者爱德华・杰拉尔德曾说：“新闻职业的全部可靠性和有用性取决与它是否充分遵循信息传播所依赖的各种信条，取决于对各种行为的奖励和惩戒。”由此，在编辑记者问建立起具有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的绩效管理体系，对编辑记者的工作能力和业绩进行客观、公正、公开的考评，并与其工资、奖惩等挂钩，这对编辑记者的工作态度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也是编辑记者衡量心理契约履行程度的重要依据，月前，我国部分传媒的做法就值得借鉴，即按能力水平将编辑记者分为若干等级，同时对记者的稿件、编辑编排的版面实行打分制，再按照不同等级与分数折合成绩效工资，体现能者多劳，优稿优酬的原则。
(2)创新职位设置，重视编辑记者职业生涯的开发。目前，我国大部分媒体实行的采编分离体制虽然有利于形成编辑记者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编辑、记者职务的相对固定造成职业发展阶梯单一而狭窄，致使很多优秀的编辑、记者由于晋升道路举步维艰，而逐渐失去了对自身工作成绩和价值的心理认同。这客观上要求媒介组织职位设定多元化，同时实行末尾淘汰、岗位轮换等制度，如不同版面编辑之间、编辑与记者之间、不同部门的记者之间、甚至采编与职能部门之间定期轮换，这一方面能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其综合素质；另一方面，有利于发现不同员工的特长，实现“人尽其才”、“人岗匹配”。
篇9：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及民商法立法模式论文
民法是我国一个重要的法律，规定了民事活动的基本法则以及一般规定等，民法是与人民群众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商法也是我国一个重要的法律，主要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则，商法主要包括破产法、公司法、保险法、海商法、票据法以及合伙企业法等。两种法律的基本关系为，民法是商法的基础，是商法的立法准则，而商法可以促进民法的发展与改善。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民商法合一已经是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商法与民法之间的关系
(一)民法是商法的基础与立法准则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我国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法部门。我国自1979年进行改革开放起，我国的经济制度已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我国市场经济有了极大的进步。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在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开始进行完善与管理。商法仅仅是针对一些商品关系、市场平等主体之间进行调整。针对这个关系，部分人认为商法是附属于民法的一个法律，是我国民法的一部分。因为民法几乎覆盖了我国商品经济活动，但是民法只是各个经济活动进行抽象化后的法律表现。而相比较而言，我国商法只是在某些具体的领域对商品经济的`关系进行调整，所以说商法只是民法的一种具体的表现。也就是说，我国商法是民法的一种具体补充。我国的民法与商法均涉及了经济交易的一些内容，这也就导致了一旦经济交易出现了问题，就可能去寻找到一个确定的界限，来明确它是属于民法范畴还是商法范畴。所以说民法是商法的基础与立法准则。
(二)民法与商法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有这种观点的人是将民法分为了一般法与特别法，而我国的商法就是一种特别法。在那些民商合一的国家，民法单行法相对于民法典来说，便是一种特别法。而在那些民商分开的国家，商法相对于民法典来说，便是一种特别法。对于这种区别来说，我国属于民商法合一的国家，民法通则对于民法典来说便是一种普通法，而破产法、公司法、保险法等商法便是一种特别法［1］。通俗来说，如果某一个法律事件在普通法以及特别法中均可以找到，那么执行法律便以特别法为准。虽然说我国对于民法与商法的争议仍然在继续，但是商法也是我国重要法律，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认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说民法与商法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三)商法与民法不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认为“商法是民事法律法规的一种特别法。”但是这种观点是不开放的、有局限性的、落后的。他们认为，商法早在清代戊戌变法时期便有据可查，即《大清商律草案》。直到民国时期，民商合一的模式也开始实施，但是那时期的经济活动较为单纯，交易的关系也较为简单，所以这种模式还是可以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的。但是这种模式用在经济发展的当今社会就显得格格不入了。因此，这种观点也就站不住脚了。
二、民商法立法模式
(一)民商法合一的立法模式
将民商法合一的立法模式从观点上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其一，便是民法向商法发展，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认为，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商法在我国法律法规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不可以替代的。且商法中所包括的商品经济活动的法律基本囊括了民商事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因此可以将民法放入商法之中，制定出民法依附商法的法规。其二，便是商法向民法发展，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认为，商法只是民法的一种特别法，可以依附民法，不需要单独立法。这种观点的依据为商法可以解决的法律问题的范围十分小，且在民法中基本全都包括了，所有使用商法解决的问题，使用民法也可以解决，因此不需要单独设立商法。
(二)民商法分立的立法模式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认为，民法有民法的法则，商法有商法的法则，不应该将二者混在一起［2］。这种民商法分立的立法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受到推崇，例如西班牙、巴西以及墨西哥等国家，均有独立的商法。基于这些成功的例子，我国不少法律专家认为，我国应该借鉴这些经验，采取民商法分立的立法模式。但是放眼全球，并没有一个能够让所有国家均信服的权威体系，因此这种认可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除此之外，我国商法的设立，并没有既成的传统，也没有理论的依据，所以想要建设一个完善的商法并不容易，也不现实。因此本人认为这种立法模式不适合我国的社会性质，也不适合我国进一步发展。
三、小结
总的来说，无论我国以后采取哪种立法模式，均要立足于服务社会与服务群众。个人认为采取民商法合一的立法模式可以有效地解决当前我国法律面临的一些问题，同时还符合我国的国情，能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
［参考文献］
［1］严宗杰．浅谈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及民商法立法模式研究［J］．法制博览，(4)．
［2］喻晓文．论民商法价值取向异同及其对我国民商立法的影响研究［J］．商业时代，2017(15):190－192．
篇10：探讨编纂民法典应当正确处理民商法关系论文
探讨编纂民法典应当正确处理民商法关系论文
在编纂民法典时，如何正确处理民法和商法关系至关重要。 无论是民法学者还是商法学者，原则上都承认民法是商法的基本法， 而商法则是民法的特别法。 在法律适用上，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 然而，上述共识并不意味着编纂民法典就要实行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也不意味着除了《民法总则》外，商法就不能有自己的基本法(总则或通则)。就法典意义而言，笔者并不赞成民商合一的观点，因为所谓“民商合一”从来只是学理或观念上的合
一，而非立法或法典意义上的合一。 考察近一个世纪以来“民商合一论”与“民商分立论”之争，只不过是各自论证了分别编纂或合并编纂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从来没有令人信服地证明分立与合一的必然性。
笔者历来主张：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商法的相对独立性。 第一，私法二元结构的生成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商法相对独立的基础。“私法一元化”(指以民法取代商法)不仅会在客观上制约商法学理论的发展，严重制约商人精神的培育和商人素质的提升，而且还有碍商事制度的供给，制约商人制法的进程。第二，渊源于贸易本位的交易效率、交易安全和交易公平价值等，是商法特有的价值观和价值基础。第三，作为商法调整对象的“商”，其本质是资本谋求价值增值的活动，资本的运动使“商”具有了营利性和经营性特征，从而构成了商法有别于民法的调整对象。第四，商事交易具有区别于民事交易的巨大差异，表现在交易主体从自然人到公司，交易客体从特定物到种类物，交易目的从对标的物的实际利用到转卖营利，交易过程从“为买而卖”到“为卖而买”，交易对价从等价到不等价，交易链由短到长，交易特点从随机性到营业性，交易条件从任意到定型。 商事交易所表现出来的与民事交易不同的特点，蕴涵着商法与民法截然不同的理念，并要求用商法规范予以特殊保护。第五，商法与民法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原理和总则上，在具体规则上尤为明显，如先公司合同效力、商事代理的特殊性等，都充分体现了商法规则的特殊性，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商法的相对独立性。 总之，在“私法二元化”的结构下，商法的独立性应当得到承认和尊重。
其次，坚持商法的相对独立性，还必须进行立法模式的创新。 在我国，民法不可能涵盖商法的全部内容，亦不可能完全无视商法与民法的共通性。 因此，在编篆民法典时，应当将商法规范与民法规范融为一体的，就应当合为一体，如合同法;不宜融为一体的，就应当给商事立法预留空间，用商事立法来为民法拾遗补缺。
我国应当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既不搞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也不搞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分立;应当在编纂民法典的同时制定《商法通则》，以实现商法对统一市场的全面规制，并实现商法体系自身的健全与完善。 主要基于：其一，我国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虽然有灵活、务实、简便等优点，但由于缺乏总则的统率，难收纲举目张之效，使单行商事法律变成孤立、单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内在应有的体系。其二，民法典不可能囊括或包容商法的全部内容。 囿于民法自身性质的局限，民法典的内容不可能无限膨胀，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解决单行商事法律缺少总则统率的问题不能寄希望于《民法总则》，必须靠商法自身的健全与完善。 其三，就我国商事立法的现状分析，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分别管理，加之国内市场的多头管理，导致政出多门、立法多头，与统一市场、统一规制的市场经济的法制要求极不适应。 同时，由于商事立法缺少系统性和统率性，致使各类商事规章杂乱无序、层次偏低、不成体系，此种状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当务之急不仅要抓紧编篆民法典，同时还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加强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积极研究并论证《商法通则》的制定，为统一商事法制奠定基础。
再次，《民法总则》的制定和民法典的编篆应当为制定《商法通则》预留合理的空间。 我国《商法通则》应由以下内容构成：第一，商事活动的基本原则。 针对商事活动的特点，应当突出规定主体类型法定原则、营业自由原则、交易公平原则、交易敏捷原则和交易安全原则。第二，商事主体制度。应当明确规定主体类型法定，应当确认商法人、商合伙、商个人以及商业中间人和商业辅助人的概念， 进一步明确各类主体的权利义务。第三，商事代理制度。 明确商事代理与民事代理的不同，以及代理商的法律地位与法律责任。 同时，将我国外贸代理制度进一步法制化。 第四，商行为制度。 除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引进商行为的一般规则外，还应基于我国国情，采用列举式方法，明定应受通则调整的范围。 第五，商业登记制度。 建议除对特殊主体适用严格准则原则外，对一般商事主体的登记应一律实行准则原则。第六，商号制度。明确规定商号的种类、商号的取得与废除、商号的登记、商号的转让以及对商号权的保护。 第七，商业帐簿制度。 确定商业帐簿的设置、种类、记载、效力及保管，以及违反商业帐簿制作义务的法律后果。 第八，商业秘密制度。 明定商业秘密的构成和保护，以及违反商业秘密义务的法律责任等。
总之，我们期待在加快编篆民法典的同时，能够适时地启动《商法通则》的制定，使《民法总则 》(《民法典》)和《商法通则》成为促进和保障我国市场经济良性发展不可或缺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篇11：论市场经济与民法典论文
论市场经济与民法典论文
摘要:市场经济选择什么样的法律机制作为调节器,为自身的发展提供条件,应以市场经济关系的内在需要为依据,而不能由立法者的主观意志来决定。市场经济的核心要求是,经济运行要以市场为基础。高度分散并自主的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实现生产要素的组合和利益分配,使之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市场经济关系的这种内在需要通过法律形式加以表现,这就构成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的客观依据。可以说,市场经济呼唤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
关键词:市场经济;民法典;研究
中图分类号:DF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0）01-0025-05（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云南昆明650034）
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已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交易制度已是经济进程中的中心制度,商品同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人们衣食住行所需的种种物质资料几乎都离不开市场,只有通过市场交易才能获取。因此,市场经济关系必须法律化、制度化,市场运行机制才能正常有序地进行。按照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一般规律性要求,商品经济、交易制度需要根据市场共同准则,以一定的法律形式加以确认和表现出来,赋予国家意志的一般表现形式,这就是民法典的实质所在。
法是联结个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法是社会的调节器。法律的主要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和维护现存社会秩序。法律的这种功能不仅表现为每个法律在自己的领域中发挥作用,而且表现为各个法律的有机结合形成一个科学体系,在调节社会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出整体功能。民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不仅关系到民法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关系到整个法律是否科学合理。民法不仅调整商品经济关系,而且对上层建筑其他领域也产生重要影响。民法所创立的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律原则和法律思想,逐渐被其他法律接受和吸收,这就决定了民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和基础性地位。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马恩选集》第四卷第484页）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
一、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基础地位是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充分化,而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民商法作为市场经济的法律机制是商品关系的最佳选择。由于民法的渊源在西方,人们在研讨民法时不得不光顾西方社会发展史。西方奴隶制社会时,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了罗马法,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又产生了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现代民法。从“简单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到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历史虽然绵延两千年,商品经济一直在发展着,但是自罗马法开始所选择的民法制度和民法的基本原则始终没有改变。除了这种法律形式更加完备以外,迄今各国法律都没有对它作出任何实质性的修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本身具有26共同的客观规律。因此,借鉴西方经济、法律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法典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
民法是商品经济法的法权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律关系”。法律调整的最深刻的根源,来自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及这一活动中所生产的经济关系的必然要求。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取决于世代流传的道德原则和人们在共同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习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和私人占有,形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民法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并且是商品经济的法权表现。马克思说:“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为了使这些物品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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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民法典与依法治国论文1000字
近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文章，其中对民法典的重要地位、颁布的重大意义、如何抓好落实等方面进行了深刻阐述，对学习贯彻民法典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党员干部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要在用心学法、严格守法、为民执法上走在前、当先锋、作表率，携手人民群众共创共享全面小康的幸福未来。
坚持“用心学法”，真正让民法典刻在“心”。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实施好民法典不仅对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人民权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法治力量。党员干部作为依法治国的先行者，要坚持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对其中的7编1260条内容先通读再精读，用心把握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和一系列新规定新概念新精神，为运用民法典履职尽责打下坚实基础。要对比之前颁行3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其他民事相关零散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着眼历史沿革，对比前后变化，领悟立法初衷，把与自身工作领域密切相关的内容学精悟透，扎实练好用法基本功。
坚持“严格守法”，真正让民法典落于“行”。“正人者先正己，律人者先律己。”无论是社会风气的引领，还是法律规章的执行，都需要党员干部走在前、作表率，在守法上也是如此。党员干部作为知法守法的引领者，要带头严格遵法守法，真正在言论上尊崇、行动上遵守民法典，把对民法典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守法的自觉和行为的规范，影响带动群众紧跟其后，有效维护社会秩序井然，坚决杜绝不把民法典当回事带头以身试法的行为，不做知法违法的“糊涂人”。要立足自身岗位的工作实际，坚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牢牢把握“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准则，自觉在法律约束的“聚光灯”下行权、主动在制度笼子的“放大镜”里用权，坚守法律边界的“高压线”，让遵纪守法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担当，当好维护民法典的模范践行者。
坚持“为民执法”，真正让民法典护好“民”。民法典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个人权利密切相关，是维护人民群众包括“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等大大小小合法利益的“守护法”。党员干部作为民法典直接或间接的执法主体，要牢固树立民法典思维，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紧密结合部门职责、岗位职责，认真把民法典贯彻执行到位，有效推动民法典落地落实，真正用民法典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准确细致把握民法典内容，坚持创新思维，健全完善依法、执法和法律服务的方式方法，把民法典精神融入人民群众大事小情的处理中，让民法典更好回应百姓呼声、维护百姓正当利益，让守法者受保护、违法者受惩戒，体现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带给人民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篇13：民法典与依法治国论文1000字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强调，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中，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期盼，已经不是简单的普法宣传，而是依法治理的举措管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员干部要主动当起法治建设的“施工员”，深入基层搞调研、促实施、保质量，全力打通群众身边的法治“便民路”，引领人民群众走上建设法治社会的康庄大道。
真实反映群众愿望，夯实民意民情的“路基”。坚守人民立场，饱含人民情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如一底色。法治建设为了人民，法治进步依靠人民。推进法治建设的基础工作，要求党员干部们增强法治意识、树立群众观念，号召基层干部真正下沉一线，广泛调研、广纳建言，走入院坝话家常，踏进家门聊近况，通过与群众零距离交流，了解群众面临的急难愁困，掌握群众法治方面新需求。重点围绕解读土地承包、财产纠纷、赡养继承、教育医疗等方面，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及时总结归纳，主动思考谋划。将群众期盼作为依法治理工作的“有根之源”，着眼群众现实生活所急所盼所需，将法治建设融入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法治工作聚焦点、解难点、疏困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仰、对法治的信心。
切实维护群众权益，压平公平正义的“路面”。“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绝不是架构在理论层面的“空中花园”，切实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了公平正义，才能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脚步走得铿锵有力。“谁执法谁普法”责任落实，民法典宣传保障群众各项民事权利;“放管服”改革切实解决政务服务部门“门难进”“事难办”问题;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让刚性执法有了人性温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群众营造安宁和谐社会环境;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亲历审判现场，见证公平实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真正提升群众对法治建设的满意度，增添美好生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安居乐业，共享法治成果。
扎实营造群众氛围，筑牢法治文化的“路堤”。“法治的真谛，在于全体人民的真诚信仰和忠实践行。”倡导人人敬畏宪法、尊崇宪法，将传统普法宣传的“润物无声”转变到依法治理的“掷地有声”，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构建良好家风优化乡风文明。加大群众身边矛盾纠纷排查力度，围绕困难群众赡养老人和农村土地纠纷等热点问题，主动迈出脚步，延伸服务至群众家里，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实现法治服务到村到户到人，特别为贫困群众提供精准化、精细化、解决问题的公共法律服务。积极引导群众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逐步扭转社会上存在“找法不如找人”“信法不如信访”的不良风气，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全面依法治国即将开启奋进“十四五”的全新征程，人民当道，阔步法治大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与法相融相惜，让人民群众在法治进步中感受更多正义，收获更多温暖!
篇14：民法典与依法治国论文1000字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巩固执政地位、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党员干部既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组织者、推动者，又是示范者、引领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在学法普法用法守法上作表率，点亮“法治之光”，推动形成全面依法治国“燎原之势”。
学法为先，蓄积“法治之能”。学法知法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也是为官干事做人的基本要求。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谋划推动工作，全面依法治国决策部署必将流于形式、成为空谈;党员干部缺乏法律法规有效规范和约束，必然增加触碰红线、踏足雷区的风险。党员干部要着力蓄积“法治之能”，通过“线上学+线下学”“集中学+个人学”“向理论学+向实践学”等方式，全面学习掌握基本的法治知识、法治思维、法治手段，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领导干部要带头坚定法治信仰、弘扬法治精神，自觉将法治贯穿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等各方面。
普法为基，唱响“法治之声”。全民普法是全民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今年是“七五”普法收官之年，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是打好“十三五”收官战、赢得“十四五”开门红的重要保障。党员干部要积极支持参与“七五”普法、“法律八进”等活动，深入宣传宪法、民法典等法律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知识，当好普法宣传员，唱响法治最强音。要依托“双报到”、挂包驻帮、调查研究等，下沉基层一线尤其社情民意复杂、法律意识淡薄地区，深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易于接受的普法宣传活动，让法治精神浸润人心，让群众感受法治温暖，努力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
用法为本，行稳“法治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法治观念、法律意识，善于运用法治方式开展工作。党员干部示范带领广大群众增强法治意识、用好法治武器，才能行稳走好致远“法治之路”。要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始终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着力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要把依法行政、依法用权视为政治上成熟的重要表现，用法治思维提升执政理念，用法治素养提升执政能力，用法治水平提升工作水平，以实际行动践行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守法为要，树好“法治之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打铁尚需自身硬，“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党员干部把“法治之尺”立得稳、守得住，带头尊法守法、敬法畏法，群众才能心悦诚服自觉紧随，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才能早日实现。要把法律法规作为日常行事的准绳，自觉尊崇法治、敬畏法纪，严格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严格规范和约束自身言行，绝不能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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