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化语境下的中国形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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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东方化语境下的中国形象论文
东方化语境下的中国形象论文
摘要：随着29届奥运会在北京的成功举办，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关注中国在世界的形象，本文着重从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出发，并结合美国动画电影与“东方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形象的走向。
关键词：中国形象；东方学；西方视野
西方对中国的关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最早，《马可·波罗游记》把一个物产丰饶，遍地铺满黄金的中国介绍到欧洲，就让欧洲人对天堂般的中国充满了幻想。而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之旅，更是把中国文化最全面地展现在西方面前。然而，“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真正意义不是地理上一个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体特定伦理意义的虚构的空间，一个比西方更好或更坏的地方，香格里拉或人间地狱。”当中国在西方以一种近乎神圣的形象被追捧时，另一种“黄祸”恐慌却也在渐渐蔓延。义和团事件成为一条导火线，触动了西方人敏感、脆弱的神经。义和团成员对西方传教士的仇视，对外国领事馆的破坏，对黄头发蓝眼睛的鄢夷。让西方人畏惧，中国形象就这样在瞬间跌入低谷。
中国形象在西方视野下两极摇摆，不断循环反复。就如现今的中国形象，也不是在一朝一夕就形成的，而是有一个缓慢的铺垫过程。，迪斯尼动画电影《花木兰》的出现，首先引起了西方讨论中国形象的热潮。趁着余温还在。，迪斯尼又推出了《花木兰2》，把这个“中国风”推向高潮。但是，当西方人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动画成就时，许多中国人就指出，动画电影中的“花木兰”不是中国人熟知的花木兰。
在《木兰辞》中，花木兰是一个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替父从军的英雄女子形象。而动画电影《花木兰》运用了多少这些因素，却令人质疑。影片一开始，花木兰吊带背心，齐膝短裤的造型，让多少中国人跌破眼镜，人们不得不问，中国古代妇女是这种形象吗。至于论及影片中所包含的中国精神，更是让人匪夷所思。中国古代妇女顺从三从四德。一切行为举止都是依法而动，不会擅自妄为。而影片中活泼的花木兰已经与中国古代妇女的形象相去甚远，更不用说相亲时的毛躁与胡闹。
由此，我们不得不问，《花木兰》是在演绎中国传说。还是要表达美国精神?
影片《花木兰》在美国上映，创造了当时的票房记录，美国硅谷的主流媒体《圣荷西水星报》称；“在美籍中国人适应主流社会150年以后，动画片《花木兰》代表了主流社会发现可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一些东西。”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花木兰》这部电影主要目的是为了迎合美国主流社会的口味，而从中国汲取文化的。这一点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论述的观点不谋而合。
所谓东方学，是指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美国家学术机构中的`以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人为耳的的一门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学科，它带有早期欧洲殖民主义政治色彩，以“东方”(the orient)与“西方”(the occident)二者之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对立为其基础。它的对象包罗万象，是西方的所谓“东方学家”、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经济学家等(包括雨果、福楼拜、但丁和马克思等)做出的有关“东方”的陈述、关于“东方”各种复杂的观念组合，以及一切有关“东方”的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
影片《花木兰》可以说是美国对中国的“东方学”研究。美国电影公司以中国为陈述对象，把中国的花木兰形象进行重新建构，达成美国的话语意图。因此我们从影片中可以看出浓郁的女性主义色彩和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女性主义思潮在美国出现甚至引起关注，这是美国社会的一大特点。在美国，妇女有独立的身份和政治地位。然而在中国，女性是一直处于权利之外的，“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句话传出来的意思是，只有匹夫对国家才有政治义务，妇女没有这种权利。而《花木兰》扩大了花木兰的女性身份及其政治义务，她甚至肩负着国家兴亡的重要使命，这种对女性的尊重和关注，显然是从美国视野出发。
在中国，崇尚的是集体的力量。众志成城，才能克服困难。而在影片中，花木兰的个人作用起了决定性的因素。这种对个人力量的推崇，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描写，显然更符合美国人的口味。
说到底，影片《花木兰》只是截取了某些中国符号，来传达美国精神。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说：“将东方视为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在与东方的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比将其视为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更有价值。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想，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影片《花木兰》需要的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而是通过中国去述说一个与此有关的西方价值体系。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对东方进行归化，使其符合西方的要求。东方学家，就像任何对东方进行过思考或有过体验的西方人一样，对东方人为地实施了归化。因为东方由于存在于欧洲社会、“我们的”世界之外而被修正，甚至被惩罚；因此东方被东方化了，这一过程不仅将东方标识为东方学家的领地，而且迫使不谙此道的西方读者将东方学对东方的编码作为真正的东西接受下来。人们应该想到，所有的文化都是对原始事实进行修正，将其由自由存在的物体转变为连贯的知识体。所有文化都一直倾向于对其他文化进行彻底的归化，不是将其他文化作为真实存在的东西而接受，而是为了接受者的利益将其作为应该存在的东西来接受。
在西方对东方实施东方化的过程中，西方的受众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西方人接受了被东方化的东方，他们热爱“东方”，对“东方”津津乐道。在此情况下，好莱坞再次推出动画电影《功夫熊猫》。《功夫熊猫》比《花木兰》做得好，在打造中国形象方面下足了功夫，但是弊端还是显而易见的。
在《功夫熊猫》中，熊猫阿波是鸭子的儿子，吃面条长大，成天做着英雄的梦，却又好吃、懒惰，再加上臃肿、硕大的身躯，阿波俨然就是一个成事不足的累赘。但是在中国，熊猫肥肥胖胖，圆圆壮壮，那是可爱的象征。在竹林中慵懒地前行，随意找处地方然后懒散地坐着啃竹子，这是我们自己赋予熊猫的形象。
这二者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异，在于好莱坞强势话语的入侵。美国人不是不懂得中国熊猫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美国人拍摄《功夫熊猫》不是为了替中国宣传大熊猫这种动物，而是为了影片的效果和票房收益。迪斯尼必须把熊猫刻画成懒懒散散的“美国英雄”，才能赢得更高的收益。好莱坞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侵蚀了中国熊猫，在全球票房全线飘红的情况下，在各个国家为熊猫喝彩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附和一声，说一句熊猫是中国人的骄傲。因此，我们将《功夫熊猫》视为美国迪斯尼在与中国的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比将其视为关于中国的真实话语更有价值。
由此，我们便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东方被东方化的时候，东方国家该如何自处。《花木兰》和《功夫熊猫》虽然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的认知度，但是这种关于中国的“知识”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该怎样矫正这一问题是我们努力研究的方向。29届奥运会的召开，对树立一个正确的中国形象有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是这还远远不够，除了影片、图片、文字等途径之外，我们还必须以己之长，在学术领域为中国确立自己的形象。
篇2：东方化语境下的中国形象文化论文
东方化语境下的中国形象文化论文
摘要：随着29届奥运会在北京的成功举办，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关注中国在世界的形象，本文着重从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出发，并结合美国动画电影与“东方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形象的走向。
关键词：中国形象；东方学；西方视野
西方对中国的关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最早，《马可·波罗游记》把一个物产丰饶，遍地铺满黄金的中国介绍到欧洲，就让欧洲人对天堂般的中国充满了幻想。而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之旅，更是把中国文化最全面地展现在西方面前。然而，“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真正意义不是地理上一个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体特定伦理意义的虚构的空间，一个比西方更好或更坏的地方，香格里拉或人间地狱。”当中国在西方以一种近乎神圣的形象被追捧时，另一种“黄祸”恐慌却也在渐渐蔓延。义和团事件成为一条导火线，触动了西方人敏感、脆弱的神经。义和团成员对西方传教士的仇视，对外国领事馆的破坏，对黄头发蓝眼睛的鄢夷。让西方人畏惧，中国形象就这样在瞬间跌入低谷。
中国形象在西方视野下两极摇摆，不断循环反复。就如现今的中国形象，也不是在一朝一夕就形成的，而是有一个缓慢的铺垫过程。19，迪斯尼动画电影《花木兰》的出现，首先引起了西方讨论中国形象的热潮。趁着余温还在。20，迪斯尼又推出了《花木兰2》，把这个“中国风”推向高潮。但是，当西方人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动画成就时，许多中国人就指出，动画电影中的“花木兰”不是中国人熟知的花木兰。
在《木兰辞》中，花木兰是一个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替父从军的英雄女子形象。而动画电影《花木兰》运用了多少这些因素，却令人质疑。影片一开始，花木兰吊带背心，齐膝短裤的.造型，让多少中国人跌破眼镜，人们不得不问，中国古代妇女是这种形象吗。至于论及影片中所包含的中国精神，更是让人匪夷所思。中国古代妇女顺从三从四德。一切行为举止都是依法而动，不会擅自妄为。而影片中活泼的花木兰已经与中国古代妇女的形象相去甚远，更不用说相亲时的毛躁与胡闹。
由此，我们不得不问，《花木兰》是在演绎中国传说。还是要表达美国精神?
影片《花木兰》在美国上映，创造了当时的票房记录，美国硅谷的主流媒体《圣荷西水星报》称；“在美籍中国人适应主流社会150年以后，动画片《花木兰》代表了主流社会发现可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一些东西。”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花木兰》这部电影主要目的是为了迎合美国主流社会的口味，而从中国汲取文化的。这一点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论述的观点不谋而合。
所谓东方学，是指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美国家学术机构中的以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人为耳的的一门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学科，它带有早期欧洲殖民主义政治色彩，以“东方”(the orient)与“西方”(the occident)二者之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对立为其基础。它的对象包罗万象，是西方的所谓“东方学家”、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经济学家等(包括雨果、福楼拜、但丁和马克思等)做出的有关“东方”的陈述、关于“东方”各种复杂的观念组合，以及一切有关“东方”的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
影片《花木兰》可以说是美国对中国的“东方学”研究。美国电影公司以中国为陈述对象，把中国的花木兰形象进行重新建构，达成美国的话语意图。因此我们从影片中可以看出浓郁的女性主义色彩和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女性主义思潮在美国出现甚至引起关注，这是美国社会的一大特点。在美国，妇女有独立的身份和政治地位。然而在中国，女性是一直处于权利之外的，“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句话传出来的意思是，只有匹夫对国家才有政治义务，妇女没有这种权利。而《花木兰》扩大了花木兰的女性身份及其政治义务，她甚至肩负着国家兴亡的重要使命，这种对女性的尊重和关注，显然是从美国视野出发。
在中国，崇尚的是集体的力量。众志成城，才能克服困难。而在影片中，花木兰的个人作用起了决定性的因素。这种对个人力量的推崇，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描写，显然更符合美国人的口味。
说到底，影片《花木兰》只是截取了某些中国符号，来传达美国精神。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说：“将东方视为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在与东方的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比将其视为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更有价值。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想，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影片《花木兰》需要的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而是通过中国去述说一个与此有关的西方价值体系。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对东方进行归化，使其符合西方的要求。东方学家，就像任何对东方进行过思考或有过体验的西方人一样，对东方人为地实施了归化。因为东方由于存在于欧洲社会、“我们的”世界之外而被修正，甚至被惩罚；因此东方被东方化了，这一过程不仅将东方标识为东方学家的领地，而且迫使不谙此道的西方读者将东方学对东方的编码作为真正的东西接受下来。人们应该想到，所有的文化都是对原始事实进行修正，将其由自由存在的物体转变为连贯的知识体。所有文化都一直倾向于对其他文化进行彻底的归化，不是将其他文化作为真实存在的东西而接受，而是为了接受者的利益将其作为应该存在的东西来接受。
在西方对东方实施东方化的过程中，西方的受众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西方人接受了被东方化的东方，他们热爱“东方”，对“东方”津津乐道。在此情况下，好莱坞再次推出动画电影《功夫熊猫》。《功夫熊猫》比《花木兰》做得好，在打造中国形象方面下足了功夫，但是弊端还是显而易见的。
在《功夫熊猫》中，熊猫阿波是鸭子的儿子，吃面条长大，成天做着英雄的梦，却又好吃、懒惰，再加上臃肿、硕大的身躯，阿波俨然就是一个成事不足的累赘。但是在中国，熊猫肥肥胖胖，圆圆壮壮，那是可爱的象征。在竹林中慵懒地前行，随意找处地方然后懒散地坐着啃竹子，这是我们自己赋予熊猫的形象。
这二者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异，在于好莱坞强势话语的入侵。美国人不是不懂得中国熊猫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美国人拍摄《功夫熊猫》不是为了替中国宣传大熊猫这种动物，而是为了影片的效果和票房收益。迪斯尼必须把熊猫刻画成懒懒散散的“美国英雄”，才能赢得更高的收益。好莱坞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侵蚀了中国熊猫，在全球票房全线飘红的情况下，在各个国家为熊猫喝彩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附和一声，说一句熊猫是中国人的骄傲。因此，我们将《功夫熊猫》视为美国迪斯尼在与中国的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比将其视为关于中国的真实话语更有价值。
由此，我们便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东方被东方化的时候，东方国家该如何自处。《花木兰》和《功夫熊猫》虽然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的认知度，但是这种关于中国的“知识”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该怎样矫正这一问题是我们努力研究的方向。29届奥运会的召开，对树立一个正确的中国形象有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是这还远远不够，除了影片、图片、文字等途径之外，我们还必须以己之长，在学术领域为中国确立自己的形象。
篇3：全球语境下的国家形象传播论文
全球语境下的国家形象传播论文
国家形象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因素，是综合国力的真实反映，也是国际传播的重要议题。中国作为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其国家形象的建构成为国内学者广泛热议的话题。在西方媒体掌控国际舆论话语的前提下，日益壮大的中国也试图在国际传播中寻找到自己的一块领域，进行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1月，中国在纽约时代广场投放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向世界展示了富有活力与生机的中国，也宣告着国家公关时代的到来，而姚明作为国家宣传片中的核心人物，被赋予丰富的中国色彩。
一、姚明形象的传播研究
(一)国际共识
作为在国际体坛征战多年的职业球员，姚明以其传递的中国符号也因其惊人的运动天赋与卓越的领导才华而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社会的认可。姚明在美国人心目中树立了中国和中国人的新形象，也因此成了美国人眼里的“中国名片”。
(二)中国元素
姚明的形象特征在“自然化”的状态中被西方媒体所建构，在他登陆NBA一个赛季后，公众对其的风格与形象也逐渐开始定格，进而得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姚明出色的英文水平在其与大众交往时，被人们潜意识地认定为具有美籍华人体征特貌的国际巨星，尽管姚明仍然代表中国国家队出战，但其幽默的语言风格与温和的性格特征受到美国民众的青睐。在日益增多的国际报道中，外媒也对姚明的身份立场有了自己的预设：家喻户晓的中国篮球明星。并在诸多新闻中省略对姚明的身份介绍，将其身份作为已经确立的.消息加以采纳。
西方对华态度时常呈现出褒贬不一的立场，而在对姚明的个人形象方面却取得了惊人的一致，在姚明自传中，篮坛名宿巴克利曾对媒体打赌，姚明的新秀赛季最高得分不会高出19分，然而话音刚落，姚明在对湖人的比赛中9投9中，加上两个罚球，得到20分，此后这位篮坛名嘴再也不敢低估这位2.26米的中国“小巨人”，而姚明也用实际行动获得了NBA的认可;通过专家建构姚明形象，让并不熟知姚明特性与魅力的普通美国观众以及世界各地关注NBA的篮球爱好者对姚的印象产生出了初步的认识与定位。
(三)超越预期
姚明作为中国的职业篮球运动员，其成就已经超越了原先中国人所获得的成就，就需要层次而言属于已经被满足但可以提升的层次，在此之前的王治郅虽已登陆美国篮球，但因其伤病的困扰与自身训练的态度等原因未被美国篮坛所高度认可，由此国人对于篮球明星的期待转移至姚明的身上。作为历史上首位外籍“状元秀”，姚明的初次登场就招徕了全球关注的目光，国人对于中国篮球的期待也随之增长，广大民众对姚明在该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欣喜。
姚明征战海外，比肩世界强手，展现个人风采的表现满足了大众对于英雄、竞赛、斗争等方面的欲望需求，正如其自传中提及“我有时候认为，他们(美籍华人)为我来到NBA欢呼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更因为他们希望我能超过那些美国球员。好像是因为其他美国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希望我教训那些美国球员。这样可以让他们感觉很好，就好像某种报复一样。”在姚明的表现满足了公众对其与美国球员对抗的欲望后，姚明的形象被定位超越美国球员的中国明星上，公众对姚明又产生了新的期待。
在美华人把自身在欲望、尊重等方面的诉求寄托在姚明的身上。就美国的主流社会而言，华人的地位其实并未得到完全意义上的与白人平等，他们渴望通过特定人物或者事件激发快感，来宣泄内心的渴求，而姚明的出现恰恰满足在美华人的特殊心理需求。
二、姚明形象与对外传播
姚明的个体形象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其形象的塑造成为国际语境下实现国际形象传播的经典案例。然而，我们从中归纳总结姚明传播的条件特点，发现其形象构造存在特定的难以复制的因素，无法作为传播模板大范围效仿推广。
(一)姚明形象的商业化运作
姚明形象的对外传播有别于传统中式的新闻报道人物，在中国大陆相对侧重“宣传”的新闻策略中，姚的视点也并非停留在原先国家队运动员的形象上：严寒酷暑下的刻苦训练，国际赛场为国争光，轻伤不下火线，以刚强的意志完成比赛等等诸种中国运动员的传播定位。
姚明的传播模式相对而言带有商业逻辑的运作方式，“变”成为了姚在外生存的基本原则。顺应美国社会的节奏与方式，姚明作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传播符号，在递承中华悠久文化的同时适当调整了自身的价值理念，在交流传播中运用幽默、机智的方式让美国受众容易接受其话语含义的表达，在与巴克利的对话博弈中达到了娱乐大众，传递符号的效果。
“姚之队”的商业化操作作为整个操作的核心团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章明基为首的“姚之队”智囊团在借助自身在美资源的前提下，实现了姚明的个人形象与利益的最大化，如接拍佳得乐、人寿保险、可口可乐等商业广告，让姚明的行为更具商业彩色，而颇受关注的1元可口可乐赔偿案，更是让受众认识作为团队决策人的姚明在商业领域获得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并非单纯的体育竞技报道。
姚明在多个领域的涉足也让他受到各国媒体的关注与报道，这就意味着在明星或个人的国际传播中需要实现诸多行业的涉猎经营，毕竟单方面的行业关注可能会让业内人士对该个体的行为特征较为熟知，但若做到全球传播，除了个人的专业业务能力外，广泛的人际社交也是必备条件，姚明正是借助其自身的特定条件实现从竞技体育到商业经营上的工作转变。
在国家形象的推广方面，能够在诸领域有所造诣并非易事，这要求传播者在具备深厚专业功底的同时需要有较为丰富的知识面，“多面手”的形象容易在媒介传播中实现良好的效果，其个人的报道篇幅、报道内容都与单一化的其他个体存在区别。
(二)不可复制的个体特性
姚明的对外传播形象在频繁的媒体曝光率前得以实现，虽然不如大鲨鱼奥尼尔一般能够制造话题吸引眼光，但姚明通过自己的传播方式获得了媒体的持续报道。与传统中国运动员类似，姚明的报道策略主要还是以正面、积极的内容为主，姚明对危机事件的处理能力在十年的NBA生涯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以关于姚明恋情的报道为例，姚明自身的优质品质决定了其与女星绯闻、夜总会等字眼无关，而与叶莉持续稳定的关系发展也让媒体在日夜追踪中发现姚明的钟情，以至于在最后报道姚明大婚时，新闻媒体多用祝福、喜庆的方式报道姚明的正面新闻。
翻阅近五年媒体对姚的报道，我们发现大众对于姚明的质疑与揣测的文章并不占据较大篇幅，但在媒体追求眼球经济，乐意用绯闻、丑闻等方面揭露事实、提升自身关注度的当下，姚明的对应方式在保证备受记者尊重的前提下广受关注。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我们无法保证每个传播个体都能如姚明般幽默机智，在应对意外事件时，能够镇定自若地完成整个过程。应当承认，姚明形象的国际传播除得益于其出色的竞技能力外，还受益于其机智的处世态度
(三)立足于西方社会的文化体验
对于姚明的形象定位，西方观众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演变过程。作为深受东方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姚明对美国社会的认知也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在他的自传中也谈及了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在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决定姚明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需要适当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
姚明的国际形象构造是源自于其在西方社会的生活与工作，在长期的接受西方信息与以英语作为语言的表达传播中形成。这就要求传播者在进行国际传播前需要有西方社会的经验、体验以及较为清晰的逻辑思维，同时对于中国社会的逻辑方式与价值观念有深入的理解。
篇4：广播电视语境下音乐片研究论文
广播电视语境下音乐专题片研究论文
摘要：音乐专题片是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发展起来以后的艺术形态，通过电视艺术的视听化叙事手法，进而阐述音乐作品、音乐家及同音乐相关的文化形态特征，将听觉艺术可视化、大众化，以便获取更为广泛的媒介传播效果。本文将以电视音乐专题片《寻找贝多芬》为例，探寻广播电视语境下的音乐专题节目创作规律。
关键词：音乐专题；视听语言；大众传播
一、音乐与电视的融合方式
音乐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之一，已经存在数千年之久，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最早对音乐的理性元素进行了比较系统化的论证，而在东方文明古国中国，《乐论》《乐记》等专著也突显出中国古典音乐美学的独有特色。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到来以前，音乐学的研究语境一直处于传统的、稳定的、单一的格局发展之下，而电子技术及物理学的飞速发展，使音乐学的研究语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场变革的触发点就是电视的发明。电视的发明对于音乐艺术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将抽象的听觉语言进行具象的视觉传达，而无法具体表现的音乐情感也能够通过电视节目中的语言进行表现。而对于电视艺术本身来说，音乐也为其注入了新的内容及活力，传统意义上的以叙事、新闻为主体的二分天下的电视内容格局被打破，音乐成为抒情型电视节目的最直接表现方法。音乐同电视的融合大致上有如下几种方式：首先是音乐电视：即带有广告性质的MV，这同MV诞生的初衷密不可分，即利用可视化的媒介来对音乐进行广告营销，使某一音乐作品或音乐人获得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体，MV刚好能够达到这一目的，音乐人能够通过在MV画面中的直接或间接出现来获取一定受众的支持，音乐作品的表现方式也能够因为画面的.存在而变得愈加丰富。其次是电视音乐：即为特定电视节目而配的旋律音乐。较为优秀的电视节目能够带动音乐作品的普及率，例如由于某一电视剧或电视综艺节目而被广大受众所熟知的栏目音乐以及主题音乐。再次是现场音乐会转播或音乐会录像。这是音乐艺术通过电视媒介呈现的最直接方式，将本来存在的、正在演奏听觉作品的视觉形象通过电视表现出来，等同于现场音乐演出，不同的仅仅在于电视媒介的加入。而电视媒介的加入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优化了受众欣赏现场音乐会演出的效果，由电视转播所提供的画面往往是专业人士进行的优化选择，这使得观众更容易观赏到最为精彩的演出瞬间。最后则是本文所重点论述的音乐节目：即以介绍音乐家及其作品等为主要内容的电视栏目。通过电视节目以达到将音乐知识获取更广泛的普及率的目的，尤其对于高雅音乐艺术来说，其受众范围的狭窄使其普及范围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电视作为最广泛的大众传播媒介，对高雅音乐艺术知识的传播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及价值。《寻找贝多芬》正是这样一档介绍贝多芬人生及其音乐作品的电视栏目，它本身已经脱离了传统音乐学研究领域的单向维度范畴，而开始朝向纵深方向发展，在传统音乐学文本的基础上，同传播学、电视艺术学等多种学科相结合，表达样式更加直观立体而丰富，不仅将贝多芬自身的音乐故事进行视听化呈现，同时结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及社会背景，使人物形象、音乐语言更为全面的表现出来。
二、电视音乐节目编排与后期剪辑
《寻找贝多芬》之贝多芬的爱情包括如下几种探询方式与角度：被采访专家的评述、以第三人称角度的客观旁白、主持人总结出来的探询线索、贝多芬歌剧的内容暗示。以上大致四种探询贝多芬感情经历的角度按照插叙的方式进行编排，通常由被采访专家先对贝多芬的爱情进行大体上的评述，然后穿插电影片断并配合客观旁白，回到贝多芬所处的年代发掘其情感线索。接下来被采访者以个人的角度继续对影像中发掘的贝多芬感情线索进行描述，主持人则对以上部分进行总结并进行下一阶段的过渡。歌剧选段的运用是为了增加叙事的感染力并让叙事形式更加丰富多彩，当全篇完成时，编导却发现了在歌剧选段剪辑过程中的一个缺憾：没有将乐团伴奏切入到画面中来，因此对女主角不同景别、不同角度的切换略显得单一。另外，作为音乐会主要形式的歌剧演出，其导播与切换节奏也能够体现出其技术魅力。配合以上四种探询角度的画面大致上有以下几种类型：被采访者现场、主持人现场、电影画面、自然景物、建筑、贝多芬不同时代的画像、歌剧演出现场。电视专题片同影视剧的剪辑原则有所不同，以本片为例，其更具有特殊性，因为《寻找贝多芬》不仅仅是一部电视专题片，更是一部音乐电视专题片，声音元素在其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剪辑更多所遵循的原则是声音原则，或者说是声画关系，画面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主持人和被采访者的画面剪辑比较单一，每一个片断基本上由三个或三个以下同一人物不同景别的镜头构成。当第三人称进行客观旁白时，声音和画面构成了同步和并行两种关系，画面更多的是根据解说词的内容进行切换。部分带有自然景物的画面，如鲜花、水面、云层等元素，起到了象征作用。如贝多芬的诗句“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爱……”所配合的画面就是美丽的花朵和风景，象征着其内心世界对爱情的憧憬及爱情本身的美好。当叙述者的声音所讲述的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小故事时，片子的剪辑原则以画面为主，此时，剪辑更大意义上被看成为影视剧本身的剪辑，镜头景别的匹配、角度的匹配以及轴线关系需要重点加以考虑，但还是或多或少受到了画外音的制约。编导在选取电影画面时，还不得不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即画面内容并不完全按照本片所表现的主题内容一一呈现，寻找贝多芬的情感线索，还需要省略电影叙事中同本片主题无关的内容，相应填充进来的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自然景物、建筑以及不同时代贝多芬本人的画像。当电影片断、自然景物等元素被剪辑在一起时，我们要保证画面的视觉连贯性。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光线、不同设备所拍摄出来的画面质量自然有所差异，表现为清晰度的不同、明暗效果不同等等，这就需要后期进行相应的画面处理，带有怀旧感的电影片断是画面的主体，而现场用高清设备拍摄的自然景物以及建筑等则需要在明暗关系上稍做处理，达到两者影调一致。而清晰度的不同一般后期很难修复，编导巧妙地借助解说词的作用，将叙述时空在过去时和现在时中穿梭，同两种清晰度的画质进行了严格的匹配。
三、结语
充分利用视听化元素，丰富音乐艺术的表现手段，是电视音乐节目存在的意义和目的，这样也有利于将音乐艺术进行大众化传播，使高雅艺术得到普及，对于提升整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素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电视音乐是音乐艺术的具象化表达方式，也是音乐艺术与电视艺术融合的最佳途径。
参考文献：
[1]游洁.电视策划教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张歌东.影视非线性编辑[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3][德]贝多芬.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六首[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
[4][德]贝多芬.贝多芬简易钢琴小品集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5][德]菲利克斯胡赫.贝多芬[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篇5：比较语境下的抒情传统论文
比较语境下的抒情传统论文
摘 要：20世纪60年代，留美学者陈世骧提出以抒情传统概括中国文学的道统，运用西方文学和语言学理论并结合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以西方文学为镜，在比较视野下确立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抒情特质。
关键词：抒情传统 陈世骧 比较语境
一、中国抒情传统
“中国抒情传统”这一提法，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专指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研究方法影响下，缘起于海外华人学者，后延伸到港台的一个从整体文学层面考察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研究取向。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它形成了包括文学史、文学理论（本体及范畴）及其哲学基础在内的学术研究体系，可视为当代学者具有独创性的古典文学批评理论之一。
“中国抒情传统”是近几十年来海外及港台学者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所共同提倡和关注的重要学术研究，它与传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所认为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特质”有着截然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视野，虽然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现代学术意识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渗透、变革和发现，却也旗帜鲜明地记录了各自所处历史时期中西文化碰撞所关注和思考的焦点问题。以陈世骧、高友工等为代表的“中国抒情传统”研究，则在借鉴和反思20世纪后半期西方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关于中国古典文学整体品格的理论构架以及可以具体针对文学文本及文学史分析的方法，在“传统的现代转换”这一大背景中，构成了一个独具洞见的“学术谱系”。
所谓“抒情传统”，在这一学术谱系的考察中更深层次地剖析了中国古典文学“为什么是这样”，这一概括自陈世骧首创以来就以“道统”之名命之，此后高友工又在其论述中一方面指出抒情传统所“特别突出表现出的中国文化中的‘理想’，这是在‘抒情诗’这个形式中最圆满的体现”，一方面又强调抒情传统不只是“专指某一诗体、文体，也不限于某一种主题、题素”，广义的定义“涵盖了整个文化史中某一些人（可能属同一背景、阶层、社会、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他们的‘价值’‘理想’，以及他们具体表现这种‘意识’的方式”。就此而言，“抒情传统”才不仅只是文学的或美学的，而应该是文化史意义层面上的指向文化特质的传统。
二、陈世骧：在比较语境中提出抒情传统论题
对抒情问题的探讨，首推陈世骧的系列文字，如《中国的抒情传统》《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等。
陈世骧继承了“五四”学者在中西比较语境下展开学术研究的传统，但他并不像周作人那样以一种“你有我也有”的西方中心主义态度思考。而是在一种甚至比闻一多等人更为明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推动下，力图建立一个“我有你没有”的具有独立价值的中国文学传统――尽管这种心态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能是前一种心态极端化后的变形。面对中国文学为何未能产生类似于西方史诗和悲剧这样具有巨大担当力量的宏伟叙事的质问，陈世骧高调回应：“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以字的音乐作组织和内心自白作意旨是抒情诗的两大要素。”他在《中国的抒情传统》一文中最先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提出，相对于西方文学而言，中国文学的道统就整体而论是一种抒情的道统：“以字的音乐做组织和内心自白做意旨是抒情诗的两大要素。中国抒情道统的发源，《楚辞》和《诗经》把那两大要素结合起来，时而以形式见长，时而以内容显现。此后，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便在这个大道统的拓展中定型。所以，发展下去，中国文学注定会有强劲的抒情成分。在这个文学里面，抒情诗成了它的限制。”陈世骧认为《诗经》和《楚辞》结合了这两大要素，时以形式、时以内容展现抒情的“道统”：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批评和对美学的关注完全拿抒情诗为主要对象。他们关注的是诗的音质，情感的流露，以及私下或公共场合中的自我倾吐。
的确，西方的“抒情”一义虽然可以上溯到古希腊以七弦琴吟唱的小诗，但无论体例或影响都不如史诗和戏剧。陈世骧认为抒情诗曾经“风靡六朝，绵延过唐朝以及以后的世代”;即使宋元戏曲小说兴起，抒情诗的强大感染力仍然渗透在这些文类的字里行间。究其极，陈世骧甚至认为“所有文学传统‘统统’是抒情传统”。
在《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中陈世骧从字源学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抒情文学的源头。认为中国“诗”的原始观念是“蕴止于心，发之于言”，在他看来抒情言志自然成为中国诗歌的基本功能;不仅如此，中国“诗”还是“带有与舞蹈歌永同源同气的节奏的艺术”。陈世骧小心求证后提出“诗”与“志”拥有同一字根，兼具之和止两个涵义。在诗歌独立得名以前的那段诗、乐、舞长期合一的极古阶段，这一象形字根“为足之动与停，在此为这一综合艺术基本因素的节奏之原始意象，当无可疑”。可见，中国“诗”字虽然从公元前八九世纪才见使用，但从原始上就有一个明确的意象，因而“诗”是一种“蕴止于心，发之于言，而还带有与舞蹈歌永同源同气的节奏的艺术”。陈世骧认为，正由于中国较早地出现了具有独立明确观念的“诗”字，因此中国的诗学长久以来一直以抒情言志并韵律为其基本特点;与之相较，古希腊到很晚仍然用一个泛指一切制作物的词来代表“诗”的观念，因此西方的诗历来带有小说、戏剧的叙事性质。 陈世骧这篇文章的结论是 ：中国文学批评后来的发展还是处于钟摆式的摇荡过程，往后固然有其他新的原则和意念出现，但从“诗”“志”发展出来的理念却仍然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部分， 而且这些“诗”“志”相关的理念更扩大影响， 进入了中国艺术批评的领域。他又指出，中国文学批评理念往往以简约的表达方式出现，尤其见于大量的诗话、词话和曲话当中。他认为这些简约的点评语汇， 还是有其通幽洞微的意义，问题是今天我们能不能以“科学”的方法去作分解梳理。
与沈从文所标示的“发愤抒情”不同，陈世骧的抒情谱系更要上溯到诗歌发微伊始的阶段，赞颂太初声与歌、乐与舞的交融境界。“中国人的‘诗’字却专重诗的艺术的要素本质的表现……这个‘诗’字乃是自然萌发的实体，此字之创造非为文学评论的方便，而是早期诗意创造冲动的流露，其敏感的意味，从本源、性格和含蕴上看来都是抒情的（lyrical）。”
在《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这篇论文中他从《诗经》的形成入手探索中国文学抒情特质的起源，指出“兴”是诗歌形成一种抒情文类的灵魂，也是中国文学抒情特质的最初由来。 陈世骧在“诗言志”的诗与志的字源上找出“之”与“止”的律动关系，从而阐发其节奏复沓、绵延有致的音乐形式。而他特重诗歌比兴的意义，企图从“兴”的原始场景――上举欢舞联想“初民天地孕育出的淳朴美术、音乐和歌舞不分，相生并行，糅合为原始时期撼人灵魂的抒情诗歌”。《诗经》里的“兴”就是来自“新鲜世界”里的诗质。在形式方面，所有的“兴”都带着袭自古代的音乐辞藻和“上举欢舞”所特有的自然节奏。这两种因素构成“兴”的.本质。“兴”是即时流露的甚至包括筋肉和想象的两方面的感觉，注意诗中频繁的叠字和拟声句。我们似乎听见一首带有“兴”在诗中散布的主调，而且我们似乎被整个包容了进去。注意诗里头韵和脚韵的大量使用，这些音韵的展现好像要使整首诗为之震荡，我们看得出“兴”是这种诗歌之所以特别形成一种抒情文类的灵魂。他发现，《诗经》作品最初的创作冲动源于原始初民歌舞仪式中“上举欢舞”的强烈气氛，这种“上举欢舞”的气氛在某个特具个人才分的领唱者手中被结构化、形式化，最终成为诗歌中“反复回增”的节奏韵律，这就是“兴”的由来。朱自清也企图通过兴义溯源来廓清抒情诗的创作路向，而陈世骧则“把‘兴’从所谓‘六义’的困境里带开，重新加以估量”，这就使“兴”从一般的诗歌技法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抒情诗歌创作最原初的动力来源。陈世骧提出，正是“兴”的反复回增所带来的“上举欢舞”的音乐节奏和意象，使《诗经》作品产生出精神或情绪的感动力量，从而造就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诗情”。尽管由于“后代释诗者太执着于讽刺之‘道’”，导致后世诗歌创作“兴义销亡”，但陈世骧欣喜地发现，反复回增句式所带来的“韵律与意义的结合”以及“公共性的心理兴味”，仍然保存在历代文人的文学写作中，并成为中国文学的最大特点。
此外，在《时间和律度在中国诗中之示意作用》一文中通过具体的诗例展示了时间和律度这两大要素在抒情诗表意方面的特殊功用;在《姿与gesture》一文中探讨了由人的“基本情意生成而支配”的“姿”在抒情传统下中国文艺批评中的特殊意义;另外在《中国诗学与禅学》一文中陈世骧还提出：宋代的诗学在与禅学的互相交流与影响下发动了一场不动声色的标举“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运动，导致中国传统诗学在两个方面得到了强化：“一是将自然作为某种直接的个人体验，二是充满暗示的诗歌的抒情性。”由此陈世骧将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本质归结为“一种升华为非个人化的意境的情感，一种在得到生动描写的自然对象中具体化的情感，中国人由此达到特殊与一般，自我与宇宙的契合无间”。
陈世骧的意义在于，他开始“运用西方文学和语言学理论并结合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对中国文学中历来含混不清的论题给予了重新解释。其可贵的是，他以西方文学为镜，在比较视野下确立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抒情特质。作为抒情传统建构的开路人，陈世骧虽然在中国文学的起源处作了许多别具特色的考证，也有一些散见的运用英美“新批评”之细读法的古诗分析，但遗憾的是，陈世骧的论证方法并不适用于对漫长而变化多端的文学传统甚至整个艺术传统作全方位的观照和构建，而对“中国抒情传统”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与研寻。
参考文献：
[2] 徐承. 高友工与中国抒情传统[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 陈世骧. 陈世骧文存[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4] 高友工. 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5] 张节末. 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新途之一 ――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美学抒情传统的研寻[J].江西社会科学，2006（1）.
[6] 沈一帆. 中国抒情传统的海外构建及其影响[D].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8] 徐承. 在比较语境中发明中国美学――域外华人学者揭橥的中国抒情传统谱系[J]. 文艺理论研究，2007（5）.
[9] 陈国球. “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以陈世骧之说为例[J]. 文化与诗学，（1）.
篇6：谈中国语境下的日常生活问题
谈中国语境下的日常生活问题
当前日常生活问题是中国学界关注的学术热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的中国曾经经历了几个曲折的阶段,它最早在20世纪代由一部分温和的启蒙知识分子提出,在建国后又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而成为学术禁区,直到新时期以来才得到充分的关注.同时,与西方世界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语境相比,中国的`日常生活问题还有其特殊性,这就决定了它极其复杂的问题结构和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时的有限适用性.
作 者：艾秀梅 AI Xiu-mei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刊 名：求是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SEEKING TRUTH 年，卷(期)： 32(2) 分类号：B262 关键词：日常生活 中国语境 现代性篇7：中国公证论文下
中国公证论文下
公证论文是法学学术论文的一个特殊种类，公证论文写作应有一定之法可遵。关于方法的重要性，成语形容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一位公证理论专家论述过公证论文写作方法。古人曾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鲁迅先生在《作文秘诀》里谈到：“现在竟还有人写信来问我作文的秘诀。?作文却好像偏偏并无秘诀，假使有，每个作家一定是传给子孙的了，然而祖传的作家很少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在《法学院学生怎样写作毕业论文》一文中指出：“文章无形，一篇文章，有一百个人写，就会有一百种写法，不能强求一律，固定出一个写作的模式”。那公证论文写作究竟有没有规范可遵呢？原《中国法学》杂志总编辑周国均教授的文章《谈谈法学学术论文写作》说：“法学论文的写作,虽然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公证论文写作确实有章可循。根据本人多年来参加山东省公证论文评选经历并结合个人写作体会，笔者认为应遵循的作文之道是：写作要从掌握创作技巧开始，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兼收并取，灵活运用创作技巧，从而创造出对公证实务有指导意义的优秀作品。
一、创作技巧有一定之规，公证论文写作有自身的特点。
方法是公证论文写作的指南针。“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一典故告诫人们，方法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成语有“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说传授给人已知的知识，不如传授给人学习知识的方法。民法学者梁慧星先生在《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一文中写道：“方法是一种知识，但方法不是一般的知识，它是运用知识和获取知识的知识”。“读法学论著也是一样，多数人读知识，少数人除了了解其中的知识、理论观点、重要信息资料，还学习其写作方法”。法学院没有法律论文写作方法的课程，梁教授认为：“方法并不是只有在课堂上才能学到，可以在阅读中学，在写作中自己摸索”。不掌握方法，犹如盲人瞎马，写作没有方向。
公证论文创作有一定的方法。关于文章写作，宋代大文豪苏轼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精彩诗句，说明了作文与实践的密切关系。一个公证员具备了论文意识、得到了创作灵感，但如果不懂得创作技巧，写出的文章只能是平铺直叙、杂乱无章的白
开水似的东西。这样的作品很难进入编辑或专家评委的法眼。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说的是做任何事情，都得遵守行业规范。鲁迅先生曾说：“那么，作文真就毫无秘诀么？却也并不”。表明创作是有一定技巧的工作。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文心雕龙》一书就文章写作技巧论述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意思是文章的经线是情理，文词只是情理的纬线；经线正纬线才能织得上去，情理确定了文词才会畅达。说明贯穿于文章通篇的是理性的论点，理性的思维需要借助于合理的言辞表达。元代文人乔梦符总结作文之法时提出“凤头”、“猪肚”、“豹尾”之喻。要求文章开头，像凤头那样隽秀；主体内容，像猪肚那样充实；结尾部分，要像豹尾一样有力。这是作文的一般之法。公证论文属于议论文的大范畴，写作除了遵循作文的一般之法和议论文的特殊要求外，还有自身的特点。
二、公证论文写作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三步曲。也就是议论文写作必备的论题、论据论证、结论这三要素。
大道若拙,大道若简，公证论文写作方法也是如此。关于议论文的写作方法是中学教科书的课文，地球人都应知道。那为何许多公证员还是写不出高水平的公证论文啊？答案是：不知道如何提出问题，如何分析问题，如何解决问题。《道德经》认为：“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若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三步曲演绎成完美经典的论文佳作则是一个有简至繁的写作技巧问题。
首先如何提出问题？提出问题的文学专业术语叫论点、论题或选题。俗称“靶子”，目的是有的放矢。谢鹏程博士《法学论文写作方法论》的演讲稿说：“选题里首先一个问题就是选题的机遇。选什么题这不是由我们个人决定的，这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给定的。这个历史条件给定的东西虽然是客观的，对每一个人是平等的，但对每一个人来说反映的灵敏度不一样，但有的人抓住了，有的人抓不住。怎么知道这个机遇来了，怎么抓住这个机遇。这就是选题机遇的问题”。这是说选题是客观决定主观，主观又能动地反映客观，关键是考验职业公证员对所发现的新问题反映的灵敏度，也就是论文意识的强弱问题。每次在本市组织论文评选时，司法局的领导都要引导说：“在座的都是本市公证界的笔杆子，你们应当把个人写作的经验体会传授给大家，让泰安市的公证论文水平在省内上个台阶”。笔者撰写本文正是受市局领导的启发，有感而作。最近，见到青州市公证处的高级公证员高秀英，她说在考虑关于公证论文写作方法的文章，与笔者不谋而合。可见选题的机遇是平等的。
选题的三要素是：新颖、深刻、合理。关于选题，应体现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公证论文通篇的核心和灵魂，香港大学法学博士刘南平的《法学博士论文的“骨髓”和“皮囊”》一文称之为：文章的“骨髓”，是贯穿整个法学论文的中心论点。梁慧星教授认为选题应符合四项要求：“
1、有学术性，理论性。
2、有实践性，针对性。
3、有充足的资料。
4、能够扬长避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汤维建在《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漫谈》中提出选题的要求是：
一、选题要有关联性。不能逾越你所从事的学科研究的畛域。
二、选题要有重要性。
三、选题要有前沿性。
四、志趣性。作者对该选题要感兴趣。
五、适中性。应当避免法学论文题目过小和题目过大的倾向。谢鹏程博士认为选题的三种特性是：第一个是实用性。第二个是新颖性。第三个要求就是合理性。大道归一，笔者将众多大家的选题观点总结归纳为三点即：新颖、深刻、合理。
选题新颖性要求原创性。公证论文中所提出的问题及对问题的解决办法具有开拓性、填补空白性和创造性。形象地说是你们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就是梁慧星教授提倡的学术性选题前沿性问题：一、对前人没有研究的问题补白性选题。二、对前人研究很少的问题，进行系统全面、有深度的研究，即开拓性选题。三、对新情况、新问题率先进行研究的提出问题性选题。《中国公证》第4期杂志刊登的公证员常承科、张志伟文章《关于公证话语权的思考》，对公证员没有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是补白性选题。《中国公证》20第5期杂志刊登了公证员段伟、李全息一篇文章《公证投诉处理中的“孤岛效应”》，对公证投诉处理问题进行研究的人很多，但将公证投诉处理与经济学“孤岛效应”问题结合进行研究则是首创，选题同样具有新颖性。
选题深刻性要求深入性。全国的公证员有两万余人，就有两万余颗智慧的心，加上还有许多关心公证工作的法学人士，对公证理论问题都在日思夜谋。在这种情况下，对基层普通公证员要求公证论文选题具有原创新颖性，似乎是在大海里捞针，沙漠里寻找绿洲。成语
里有“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一词。唐代诗人刘禹锡则说“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说明看问题要辩证，换个角度看，任何事物都会有新意境。选题在新颖性方面如果无法突破，那就退求其次，在深刻性上下功夫。一个公证理论问题虽然已有人进行了研究，有了学术成果，但随着公证实务的发展，又出现了新问题，或者虽然已有人进行了研究，但都侧重某个方面，公证员如果另辟蹊径，提出了更新的观点或归纳前人观点又进行了深化，这就是选题的深刻性。梁慧星教授认为是：超越性选题，总结性选题。通俗点说就是：甲认为?，乙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既可以是甲观点和乙观点的综合，也可以是在甲观点和乙观点之上另提新观点。《中国公证》年第5期杂志刊登的公证员唐传舟文章《如何把握公证执业风险防范的要领》，公证执业风险防范问题已有公证员撰写发表过文章，唐传舟同志又提出来新办法，这是深刻性选题。
选题合理性要求理智性。公证论文选题合理性要求的是：一要讲政治，选题的方向要正确；二要与公证业务有关联，知行合一。谢鹏程博士讲：“但我们也要认识到法律与政治是密切联系的，不可回避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论文的选题上，写作上都要受到一定的政治环境的制约，受到你自己的政治身份的制约”。公证论文选题要有政治觉悟，不能与国家坚如磐石的定制唱对台戏。例如，公证员不能写公证机构脱离司法行政机关领导，回归到法院设置的问题；也不能写学习英美法系制度，由律师兼任公证员的问题；更不能写质疑公证书效力的虚无主义文章。选题不讲政治，是个致命性的大问题。如果一个职业公证员整天牢骚满腹，自诩看破红尘，心理没有阳光，就会出现选题不讲政治的错误问题。
关于讲政治，谢博士提到了一个笑话：“有一个检察院的人在刑诉法修改前写了取消免予起诉权的文章，这本来在学术界就是有这种说法的，但他作为检察官写了这个文章，学界就说了，你检察官自己也这么说了。结果就报到张思卿检察长那里去了，他说这个问题检察官这样说合适吗？这是我们正要捍卫的权利！结果就把他扫地出门了”。选题不对，根本入不了专家编辑的法眼。造成严重后果的还会在政治受到封杀处理。
此外，我们常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公证论文选题要与公证业务有关联，文以载道，对公证实务要有指导意义，这是论文选题实用性问题。文以致用，公证论文不能跑题，不能逾越所从事的公证实务，而选其他学科的题目。如果不务正业，论文要么南辕北辙，要么曲高和寡，在公证专业杂志上发表的机会极为渺茫。
其次如何分析问题？分析问题的文学专业术语叫论证。俗称自圆其说。提出了论点要旁征博引，用事实和证据说明。论证的要求是逻辑严密，推理正确。论证方法包括归纳法、演绎法及对比法三大类，具体分举例论证、对比论证、引用论证、比喻论证、因果论证等形式。这又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中学教科书问题。无论是举例、对比、引用、还是比喻、因果推理，都要拥有合适的资料。分析问题的关键是要充分占有资料。如果将论点比喻为箭靶，论证方法比喻成良弓，那恰当的资料就是利箭。资料不充分，引用不合适，就成了拿鸡毛当利箭，无的放矢，事倍功半。
分析问题要依靠学术材料。梁慧星教授说：“资料不仅是研究的前提条件，也是学术论文的一个要素”。俗话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收集资料的目的是了解前人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成语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词，说的是成功要借鉴前人的经验。一方面，充分占有资料,能了解到正准备撰写的公证论文在业内研究到何种程度？哪些问题没有研究
过？哪些问题虽已有人研究过，但不深刻？哪些问题虽有通说，但需要矫正旧说，赋予新意？这样才能明确选题是否有法学价值。这实际上是对研究的论题进行价值评估的过程。另一方面，充分占有了资料后,能拓宽研究视野并提升看问题的深度,境界升华，站得高才能看的远。唐代诗人王之涣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佳句，北宋婉约派词人晏殊写过“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词句，大科学家牛顿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都讲的是一个道理。
公证论文资料来源于公证员的腿勤、手勤、眼勤。对于菜鸟级的公证论文写手，要勤跑书店，勤买法学书籍，勤看书籍，手勤创作。公证员有了论文意识后，要有一对勤快的双腿，勤跑法学书店或常到书店法学专架前转转，购买一些法理类、法史类及与研究选题有关的书籍。为何要购买法理类、法史类书籍啊？法理讲的是法的公平、正义理念，公平、正义理念则源于人类对法制史规律的理性总结。法理及法史功底的深厚决定了职业公证员创作的基础。在公证论文创作时，常常会遇到一些法律没有规定的问题或者虽有规定但不明确、有争议，这时就的用法理的原理解决疑难问题，而运用法理原理时就需考虑原理在法史上的来龙去脉。烟台市公证处有个高级公证员刘安吉，他的公证论文水平在山东省出类拔萃。每次在济南市开会，笔者总能看到他无论远近，都要抽空跑到天平法律书店购买法学书籍。这说明他的成功并不是天上掉馅饼。书买来了，你的手勤动、眼勤看啊！否则，束之高阁，或摆在书架上充当冒充有学问的装饰物，那又有什么意义呢？省公证员协会的刘疆老师是山东省公证界的旗手，他将整个车库改成了书库，法学书籍汗牛充栋，加之他本人又谦虚好学，勤于创作，因而成就了他现在的中国公证界大家风范。
互联网资料不能完全取代专业书籍。可能有人会说：我会巧活，不用费力花钱买书，借助于互联网的资料就足够了。有这种思想的公证员并不在少数，每年山东省公证论文评选前，省公协都要求各市对本地上报的论文进行初评，要求过滤掉网上抄袭文章。根据笔者参加初评的体会，投机取巧，网上抄袭的文章篇数有时竟占近一半。互联网虽然沟通无极限，法学资料浩瀚，但不能完全取代专业法学书籍。首先，专业书籍在网上并不一定都能查到。其次，即使能查到，因为著作权问题，你只能看到片言只语的简介。
引用资料，要遵循学术规则。资料收集多了，也有难言之“引”。关于一个问题，法学大家们会众说纷纭。面对人云亦云的学术观点，初级写手难免要进入到云山雾罩的迷茫状态。这时就要遵守学术资料引用规则。一、采通常之说。关于问题的看法，如果出现甲乙丙丁戊等多种观点看法，除非有创新，学术规则一般要求采纳通常之说。有句话叫符合大众审美观，就是此意。二、采最新之说。由于事物是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认识是个不断上升的过程，学术新说一般比旧说要合理、科学。这叫新理优于旧说。三、采最佳之说。如果一门学说流派纷呈，各有优劣，那就采用最合理的学说，即古人所说的`“两权相利取其重”。四、自创新说。如果你独具匠心，引经据典，研究了前人的种种学说后，认为都不全面，并且进行了科学批判，另立门户，自创门派，那就恭喜你，你修炼成正果，标新立异，自创了新说。
如何论证是个老生常谈的方法技术问题。举例论证、对比论证、引用论证、比喻论证，因果论证等是论证常用形式。举例论证，就是运用具体客观事实资料作为论据而展开的论证。对比论证，是将甲事物与乙事物进行比较的一种论证方法。引用论证，是指引用哲理或名言、经典著作中的论述作为论据展开的论证。比喻论证又叫喻证法，用打比方的方法，形象地对
论点进行证明的一种论证方法，喻巧而理至。所谓因果论证，是指对客观事物本身或客观事物之间因果关系分析、研究，推导出合理的结论。因果论证要运用逻辑上的演绎法和归纳法。演绎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归纳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推导，均是公证论文写作的常用方法。上述论证方式本文均有涉及，不再举例复述。方法技术可以言谈意会，但运用需要悟性。
最后，如何做出结论？梁慧星教授说：“学术论文应当有结论，是学术研究的规律性决定的。学术研究是一个过程，有其始端和终端”。行百里者半九十，平时我们常说办事要有始有终、善始善终，文同此理。公证论文有了一个好的开头，经历了严谨辨析的论证，最后就到了收尾，做出结论的步骤。有人以建议修改法律规章的方式代替结论，也有人以评论式或总结式语言代替结论，这并无不妥，但千万不能没有结论。没有结论，不仅表明公证论文不完整，更表明作者创作技法不成熟。我们常说画龙点睛，结论不仅要有，而且要出彩。笔者在省公证员协会参加论文评选时，常常看到一些公证员犯创作的低级错误，文章开头出彩，论证清晰，但就是没有总结性的结论，为山九仞功亏一。就像田径运动员在终点前戛然而止，让人一声叹息。这样文章会让评委感到有抄袭之嫌，你的文章前边有条有理，后面却不收尾，是否担心让人看破移花接木的抄袭伎俩，而故作此地无银的虚假姿态？这样的文章要是投寄到法眼高深的专业编辑那里，会被直接当做垃圾扔掉。
结尾要自然简短、呼应开头、境界升华。明朝诗人谢榛曾说：“凡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 只有良好的开头和精彩的论证，而没有圆满的结尾，整篇文章就会黯然失色。一个如警钟响亮的让人震动的结尾，能起到余音绕梁的美妙作用。一篇文章树立了一个论点，经过剥茧抽丝的学理分析，最后结论就犹如雨后的春笋，自然破土而出。结论不能生拉硬扯地强下，否则就成了无中生有的强盗逻辑。诗仙李白主张文章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说文学作品要像芙蓉出水那样自然清新，这同样适用文章结尾的要求。“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论点提出了，理论分析也到了位，结尾就应简短；如果拖沓庸长，不仅产生审美疲劳，而且拖泥带水，影响文章通篇的布局。关于文章结尾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首尾呼应，要将整篇的文旨、通篇的论点进行结论性概括，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文学术语叫结尾的常山之阵法。
三、方法的运用需要悟性，是一个考验公证员灵性的问题。
正确引用资料要靠悟性，学会正确引用资料。杨立新教授说：“论证一个观点，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应当找出这个观点的源头，说明出处，做好注释”。“无论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都要注明出处，说明是谁说的，这既是尊重原作者，也表明自己不是掠人之美”。都说“天下文章一大抄”，此言的确不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引用也需有一定技巧，应当借鉴并有所创新。新华社公布的统计信息，目前汉字的总数已经超过了8万，而常用的只有3500字。另外，据估计常用词汇不过万余。语句词汇重复利用在所难免。“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名言，这句话与《战国策·楚策四》里的“是以国权轻于鸿毛；而积祸重于丘山”是否异曲同工？唐代诗人元稹《离思》中“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诗句与《孟子·尽心上》里的“观于海者难为水”是否似曾相识？因为是创新式借鉴，所以司马迁的名言超越了《战国策》的语句，元稹的诗句又在孟子语境之上。收集资料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消化吸收形成自己话语的过程，说的形象点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直接引用别人的著述，就应当注明出处。明确出处，引用恰当，能增加论文的厚重，即遵守
篇8：浅谈后现代语境下的自我寻找论文
浅谈后现代语境下的自我寻找论文
村上春树的小说创作暴露了日本后工业时代都市青年在物质化进程中被压迫后所表现出的亚健康心理，揭露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本质。 下面是浅谈后现代语境下的自我寻找。在这种社会里人们往往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明确的生活意义，对未来一片迷茫，人类自我主体解构，甚至宣称主体已经死亡。主体消亡与粉碎是后现代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人对于自身已经没有明确定义，自己是谁，为什么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对自身不断进行思考，最后发现一切都只是徒劳而已，一切都没有意义，存在也即是无意义。
在村上春树小说中的主人公缺乏社会存在感，于是他们开始努力寻找，但是他们寻找的不是外在的世界，而是寻找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样难免最后形成一种徒劳，这就体现了主体的“内在性”，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文化发生嬗变，主体消亡，主体已死。在《寻羊冒险记》中，主人公对与寻羊这一任务，并不明确其原因，其意义，甚至把寻羊的过程当做是一种远途旅行，从一个环境中解脱到另一个环境中去。
解构主体这一后现代主义理论最先由福柯提出，福柯解构主体的缘由在于他将主体看做现代社会的所有问题的根
源。虽然福柯是从权利话语的角度来阐释，但是用于后期资本主义时期，也可以很好地解释现代人的困境。现代人由于对主体的迷信，所有问题都围绕主体出发，希冀于在主体上找到答案，但最终又指回主体，由此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最后陷入一个“从‘人是什么’出发，最后又回到了‘人是什么’的‘主体’怪圈中”。主体被权力所奴役，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制，却又不知道压力到底出于何处，只是被压制，这就使得主体无所适从，不知如何行动。后现代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发展权力日益膨胀，主体愈发想要表达自己，却又不知道如何明确表达，由此陷入一个矛盾的自身，面对现代人的思想困境，福柯提出全面主体解构主体并且寻求解放的`可能。
在一定意义上，解构主体和主体的自我寻找有着内在的隐秘联系，现代的困境下人们在夹缝中寻找自己生存的空间，从思想到存在都面临危机。迈克尔？伍德等人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自我的经验，价值取向发生根本变化;个体，个人价值，个人态度，自我观念发生明显的嬗变。”后现代社会中，工业文明的膨胀，人们的自我存在感已经缺失，个体与社会的分离达到了最大。
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浅谈后现代语境下的自我寻找。
篇9：语境视野下的作文教学策略论文
语境视野下的作文教学策略论文
【摘 要】当前，写作课程正处于以交流为取向的写作范式，语境教学正逐步成为写作教学的发展方向。如何进行语境教学也成为一线教师及学者研究的方向。邢?E老师在这方面的努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他的课例《运用构思图表写童话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作文教学经验：创设任务情境，激活写作欲望，明确表达方向；利用语篇语境，提炼写作策略，促进写作内容生成；依据语境，创设活动，改善表达效果。
【关键词】语境教学；作文教学策略；课例研习
荣维东教授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的写作教学进行梳理研究，认为写作课程经历了三种范式：结果（文章）中心范式、过程（作者）中心范式、交流（读者）中心范式。结果中心范式以作品为中心，教学内容主要是中心、材料、词句、详略、格式、结构等写作知识要素；过程中心范式以作者为中心，强调过程指导，注重将“审题、构思、立意、选材、行文、修改”等写作过程知识传授给学生；交流中心范式则以读者为中心，强调写作是特定语境下的书面表达与交流。话题、角色、读者、目的、体式等语境因素制约着文章的风貌，并贯穿写作过程的每一环节。其中，在以交际为取向的写作课程范式中，写作是一种社会的交际行为，“任何交际的顺利进行都离不开特定的语言环境（语境）。语境是写作前后发生和进行的信息环境，对写作行为有约束和限制作用，也有指示、提醒、激活、生成、衔接、补充等作用。”
目前，西方各国正处在以交际为取向的写作课程范式。“而在我国，尽管三种范式都有存在，但仍以文章中心为主导。”“语境脱落是我国写作命题的通病。”那么，如何根据写作过程的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来创设语境进行写作教学呢？语境可以在哪些方面推动写作学习呢？邢?E老师的课例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邢?E老师的课例《运用构思图表写童话故事》，教学内容是让学生学会运用“内心独白”及“动作衬托”两种描写心理活动的方法来改编童话故事《狐狸和乌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发挥了学习支架、评价工具等工具资源的支持作用，还进行 了必要的指导和示范。在构思、评改和呈现阶段有效地组织了师生、生生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其中，语境的设计和使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创设任务情境，激活写作欲望，明确表达方向
“写作动机关键是要解决‘为什么写、为谁写、写了有什么用’的问题，就是写作任务环境、读者、写作目的等问题。”“基于交际语境的真实写作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如写作动机的缺失问题，写作内容材料的贫乏，文章的详略、体式、语言的选择问题等等。”荣维东认为交际语境主要涉及六个重要因素：读者、作者、目的、话题、文体和表达，而这些语境因素是激发写作动机的重要力量。
在课例中，学生的写作任务是狐狸（或乌鸦）的口吻来改编童话，但对于四年级的学生来说，超出了其语文经验。“为了充分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教师需要具有针对性地选择话题和处理话题，以找到学生写出自己经验的感触点。也就是说，要确保学生实际写作的话题，一要落在学生经验的区间内，二要能触动学生的言说欲。”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先设计了小猪和大野狼分别讲述《三只小猪的故事》，让学生明白“不同的叙述视角会有不同的故事”，这弥补了学生语文经验上的缺陷，也为后面能用狐狸（或乌鸦）的口吻来改编童话提供了范文支架。同时，小猪和大野狼分别站在自己的立场讲述同样的故事，但不同的心理活动，加上音频中朗读者绘声绘色的语言，让人捧腹大笑。这种情境的创设是能够激发学生的言说欲望。通过前面的铺垫和引导，邢?E老师总结本课的写作任务：“如果你是小狐狸，如果你是小乌鸦，你要告诉别人自己内心的想法。这就是我们的心理活动。”很明显，这句话凸显了写作情境，让学生更加意识到自己是虚拟“狐狸（或乌鸦）”的身份，将你的心理活动告诉给不了解你内心想法的读者。
邢?E老师在这一环节中，设计了本次写作任务中作者的身份、读者对象、写作目的及意图，这让学生有了写作动力，明确表达方向。
二、利用语篇语境，提炼写作策略，促进写作内容生成
荣维东认为语境是指语言运用的一切因素，包括语篇语境、交际语境、社会文化语境以及认知语境四个层次。其中，语篇语境“指的是构成言语作品（包括口头和书面）的词语、句子、段落的上下文、前言后语，以及声音交流时的语气、语音、词语、句子与言语交谈的前后联系。”语篇语境对写作具有提示、生成作用。
本课的写作任务是让学生运用描写心理活动的方法来改编童话《狐狸和乌鸦》，前提是要符合原本的故事内容。换句话说，是要在符合原有语篇语境的前提，描写心理活动，改编童话故事。因此，基于这一教学目标，在激活学生写作动机后，邢?E老师先出示原文，让学生找出三次狐狸骗乌鸦过程中，描写狐狸和乌鸦情感变化的词语，这不仅照应了原本故事的内容，也为后面六次的语段写作提供了心理情境。如，邢?E老师出示描写狐狸第一次骗乌鸦的语段：“我在树林里找吃的，我来到一棵大树下，看见乌鸦正站在树枝上，嘴里叼着一块肉。我巴望着，馋得直流口水。我眼珠一转，______”，这让学生根据提供的语段前文的语境编写后文，让学生写作有方向。
除此之外，在构思阶段，在引导学生运用“内心独白”的方法写出狐狸第一次骗乌鸦的心理活动过程中，邢?E老师设计了三次语篇情境：“我在树林里找吃的，我来到一棵大树下，看见乌鸦正站在树枝上，嘴里叼着一块肉。我巴望着，馋得直流口水。我眼珠一转，______”“此时的我，因为太多天没有找到吃的，一时饿得眼冒金星，瘫倒在地上。此时，我看见叼着肉站在树枝上的乌鸦，我心里想______？”“此时的我，因为太多天没有找到吃得，只能靠果子和草根。我原本火红美丽的皮毛已经像枯草一般失去了光泽。此时，我躺在树底下，看见叼着肉站在树枝上的乌鸦，我心里想______？”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三次情境的设计是越来越具体地描绘出狐狸的饥饿，从而更能凸显出狐狸那种巴望的心态，也为学生后段的写作拓宽思路。在转化阶段，邢?E老师则是直接出示六次分别描绘狐狸和乌鸦的语篇语境，让学生依据不同的情境运用“内心独白”“动作?r托”两种方法描写心理活动。这样的设计，让学生的写作处于一定的语境中，能够有话可说。 由此可见，在这一过程中，邢?E老师依据不同的叙述视角，为三次乌鸦被骗的过程，设计了六种不同的语篇语境，学生可自由选择一种语境进行写作。这里的'语篇语境设计是丰富的，且具有选择性，同时又紧扣着“运用‘内心独白’‘动作衬托’两种方法描写心理活动”这一核心教学目标。
三、依据语境，创设活动，改善表达效果
我们一般把作文教学过程分为作文前的学生准备与教师指导（简称“作前指导”）、作文中的学生活动与教师指导（简称“作中指导”）、作文后的学生活动与教师指导（简称“作后评改”）三个阶段。其中，“作后评改”侧重于教师对学生习作后效果的讲评，这能让教师了解学生对写作要求的掌握情况，对学生的写作能力也有很大的提升作用。但是，传统的作文评价都缺少语境意识，导致这一作用无法发挥实效。
“文章写好不等于写作行为结束，它还只是半成品，须待读者阅读之后，通过作者与读者视界的融合，才有意义的生成。写作是由作者和读者合作完成的，最终是由读者完成的。”“为了学习的需要，写作学习中的‘读者’应当是具体的、学生熟悉的、适合学生年级水平的，在这些可能的读者中，‘同学’无疑是最符合条件、最为现实也是最为方便的一类读者。”在课例的修改阶段中，邢?E老师设计了“故事连环画”的游戏PK赛，让“狐狸组”和“乌鸦组”互相提任评委，给对方选手打分。这让学生在写作过程中兼顾两重“读者”身份：一是不但以作者的身份出现，还要以虚拟的读者身份出现，对自己所写的内容进行评判和检视，使作品能取得读者最大限度的认同。二是要以“真实”读者的身份，对对方所写的内容进行评判。同时，邢?E老师要求同学们根据出示的评价标准进行评价。这就形成了一个交际语境氛围。但这种交际语境设置的作用与第一环节“创设任务情境”的语境不同。前者是解决“写得怎么样”的问题，后者是解决“写什么”的问题。在这种语境中，通过小组和教师的点评，学生能够根据表达目的，去审视自己和其他同学的表达内容，从而改善作文的表达效果。
参考文献：
[1] 荣维东.交际语境写作[M].北京：语文出版社，：102-103.
[2] 孔凡成.情景语境作文教学的经典范例DD评洪宗礼《你看他（她）像谁》[J].江苏教育研究，，（11B）：74.
[3] 叶黎明.体式、活动、语境DD小学习作教学改革的方向性思考[J].语文教学通讯（小学），2014，（6）：20.
[4] 荣维东.交际语境写作[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6：164.
[5] 周子房.自叙文写作：讲自己真实的故事[J].中?W语文教学，2016，（11）：36.
[6] 荣维东.交际语境写作[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6：84.
[7] 朱绍禹.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87-301.
[8] 潘新和.语文：表现与存在[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9] 周子房.写作教学中生生互动的组织策略[J].中学语文教学，，（12）：30.
（编辑：张 婕）
篇10：大众传播语境下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论文
大众传播语境下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论文
摘要：在整个社会教育体系中，大众传媒是一种充斥全部时空的教育资源、教育途径、教育手段，对青少年的成长影响巨大。本文以调查研究大众传媒对不同性别青少年价值观影响为目的，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在沈阳市8所不同层次的初、高中以及大学共发放问卷1189份，回收有效问卷1102份。通过分析得出，女生在“对真爱永恒”、“一夜成名”、“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等态度方面比男生更易受大众传媒影响，并更倾向于认同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主流价值观。
关键词：青少年价值观 大众传媒影响 性别
青少年是大众传媒受众中最为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自身人格尚未发展成熟，对事物缺乏分辨力，也因此常常把媒介精心建构的媒介产品和内容当成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形。而这一“虚拟的现实”成了构成青少年生活中不可分离并对其价值观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的客观社会环境。
为了客观地分析大众媒介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我们于下半年在沈阳地区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以沈阳市内初中、高中、大学、高职专科的在校学生为样本，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共发放问卷1189份，回收有效问卷1102份，其中女生问卷628份，占有效样本的57%；男生问卷474份，占有效样本的43%。根据得到的数据，我们运用SPSS1.0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大众传媒对不同性别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有所侧重，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青少年接触大众传媒的基本情况
不同性别的青少年收看大众媒介的类型、频率和时间长度有显著差别。从收看大众媒介的类型来看，男生倾向于网络，女生则更喜欢电视。在最经常使用的电视、网络和报纸这三种媒体中，报纸的使用男女生比例相差不大。但电视和网络则略有不同。女生样本中有57.0%的人将电视排在第一位，比男生比例（46.8%）高10多个百分点；而男生样本中有37.2%的人将网络排在第一位，比女生比例（26.8%）高10多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女生比男生更喜欢接触电视，而男生则比女生更喜欢接触网络。
从收看大众媒介频率来看，男生倾向于每天收看，女生则更喜欢周末收看。横向数据分析显示，在男生样本中，每天都能接触媒体的人数为333人，占总体男生样本（422人）的78.9%；在女生样本中，每天都能接触媒体的人数为382人，占总体女生样本（561人）的68.1%；男生每天都可收看大众媒介的比例高于女生比例10多个百分点。而周末女生接触媒介的比例（30.8%）比男生比例（19.7%）高出11个百分点，说明女生在周末接触媒介的人数远远多于男生。
从收看大众媒介时间长度来看，女生倾向于长时间收看，而男生更倾向于短时间收看。在纵向数据比较中，我们发现，每天接触媒介在2个小时以上的青少年样本中，男生比例（39.8%）要少于女生比例（60.2%）20多个百分点，说明女生更倾向于每天2个小时以上的长时间接触媒介；每天接触30分钟至2个小时的男女生比例基本相当，说明在该时间长度内接触媒介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每天收看30分钟以下的男生比例（55.1%）比女生比例（44.9%）高出10多个百分点。
不同性别青少年对媒介内容偏好的差异分析。
青少年对偶像剧热度整体不高，但半数以上女生都有最喜欢的偶像剧。在总体样本中，只有37.2%的人有最喜欢的偶像剧，而且对偶像剧的喜好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在女生样本中，这项比例为50.8%，比男生样本中同项比例20.1%高出30多个百分点。
在偶像剧的国别选项上，62.9%的样本选择最喜欢中国的偶像剧，其次是韩国（25.5%）、美国（6.5%）和日本（5.1%）。其中，韩剧的选择上存在性别差异，女生此选项比例比男生高11个百分点。其他国别的偶像剧选择无明显性别差异。
五成以上青少年喜欢动漫，日本动漫更是男生的首选。在回答“是否有最喜欢的动漫”这一问题时，选择“是”的人数比例占55.3%，说明五成以上的青少年有自己喜欢的动漫。在回答“你最喜欢动漫的国别”这一问题时，日本动漫占第一位，其次为中国、美国、韩国和英国，其比例为72.3%、18.9%、5.8%、2.8%和0.2%。表明日本动漫以绝对优势成为青少年群体最喜欢的动漫类型。
横向男、女样本数据分析显示，在男生193名样本中，有151人选择日本动漫，占男生样本总数的78.2%；而在女生240名样本中，有162人选择日本动漫，占女生样本总数的67.5%；在这一选项中，男生比女生多10个百分点，这表明男生比女生更喜欢日本动漫。
纵向数据显示，在“中国动漫”82名样本中，男生29人，占这一样本的35.4%；女生53人，占64.6%，女生比例高于男生比例近30个百分点。可见，女生除喜欢日本动漫外，对本国动漫也持喜欢的态度。
近九成青少年使用网络，但在网络内容的选择上，性别差异明显。在回答“是否上网”这一问题时，肯定回答的占88.7%，否定回答的占11.3%。也就是说，近九成学生都在使用互联网。
在网络的使用上，排在首位的是“查找学习资料”（37.2%），其次是“聊天”（24.4%）、“看电影/电视剧/动漫”（17.8%）、“玩游戏”（6.6%）、“听音乐”（5.7%）、“看新闻”（4.1%）、“写博客”（1.5%）、“上论坛/贴吧”（1.5%）等。
纵向数据显示，在选择“听音乐”这一样本中，男女比例大致相当；除此之外，在选择“查找学习资料”的样本中，女生比例（62.9%）要高于男生比例（37.1%）近26个百分点；在选择“聊天”的样本中，女生比例（64.2%）要高于男生比例（35.8%）约28个百分点；在选择“看电影/电视剧/动漫”的样本中，女生比例（58.6%）要高于男生比例（41.4%）约17个百分点。而在选择“玩游戏”的样本中，男生比例（81.0%）要高于女生比例（19.0%）62个百分点；在选择“看新闻”的样本中，男生比例（59.0%）要高于女生比例（41.0%）18个百分点。由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网络的使用上，女生比男生更喜欢“查找学习资料”、“聊天”和“看电影/电视剧/动漫”；而男生比女生更喜欢“玩游戏”和“看新闻”。
女生比男生更倾向于有自己喜欢的书、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第一，六成以上的青少年有自己最喜欢的书。在回答“是否有最喜欢的书”这一问题时，肯定回答占63.1%，否定回答占36.9%。在肯定回答的样本中，女生比例（58.7%）比男生比例（42.2%）高近17个百分点。
第二，有六成以上青少年没有最喜欢的`广播节目，但女生比男生更倾向于有自己最喜欢的广播节目。在回答“是否有最喜欢的广播节目”这一问题时，只有35.1%的人持肯定回答，而否定回答的比例高达64.9%。在肯定回答的样本中，女生比例（59.1%）要高过男生比例（40.9%）约18个百分点。
第三，五成青少年有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其中，在“有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样本中，女生比例（65.8%）比男生比例（34.2%）高近32个百分点；而在“无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样本中，女生比例和男生比例大致相当，无明显差异。
大众传媒对不同性别青少年价值观影响分析
根据调查显示，六成以上青少年对大众传媒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依赖，并将大众传媒当做是除学校教育外的主要价值观来源。
在回答“假如你连续几天都不曾接触大众传媒（不包括教材等），你会”这一问题时，有21.0%的青少年选择“非常难受，并想方设法接触”；42.4%的青少年选择“很难受，但还能克服”；36.6%的人选择“没什么感觉”。以上数据向我们反映了青少年对大众传媒的依赖程度。在回答“对主流价值观的认知来源”这一问题时，学校教育占36.3%，大众媒介的宣传占30.8%，社会影响占18.7%，家庭教育占8.4%和其他占5.8%。这一数据有力地证明了大众传媒对青少年价值观的重要影响。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加以分析。
女生“对真爱永恒”的态度更易于受大众媒介的影响，且态度纠结。大众媒介成为青少年“对真爱永恒”态度影响的主要来源。在回答对“是否相信真爱永恒”态度来源这一问题时，来自“电影/电视剧/动漫”的比例最高，为32.8%；如果算上小说（包括网络小说）和电视中的纪实类节目的比例（分别为4.4%和5.4%），那么来自大众媒介的影响比例则占到42.6%，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
在纵向数据中，选择“小说”样本的男、女生比例相当。而选择“电影/电视剧/动漫”样本中的女生比例（60.1%）高于男生比例（39.9%）20个百分点；选择“电视中的纪实类节目”样本中的女生比例（58.5%）高于男生比例（41.5%）17个百分点。说明女生在“对真爱永恒”的态度上更易于受大众媒介的影响。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的影响，六成以上的青少年“相信”或“有些相信”“真爱永恒”。但“有些相信”和“有些不相信”样本的男女生比例差别较大。
数据显示，“相信真爱永恒”的比例为61.6%，女生占34%，男生占27.6%；“不清楚”的比例为17.9%，女生占9.5%，男生占8.4%；“不相信真爱永恒”的比例为20.4%，女生占13.2%，男生占7.2%。由此可以看出，男、女生对于“非常相信”和“非常不相信”及“不清楚”选项的比例大致相当。
在纵向比较分析中，我们发现，选择“有些相信”的365名样本中，男生155名，占42.5%；女生210人，占57.5%；女生比例比男生比例高出15个百分点。选择“有些不相信”的126名样本中，男生36名，占28.6%；女生90名，占71.4%；女生比例比男生比例高出近43个百分点。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女生易于受外界因素，主要是大众媒介的影响，使其对“真爱永恒”这一命题不能十分确定是相信或不相信，而是处于肯定又带有一丝存疑的纠结状态中。
女生比男生更易相信“一夜成名”，且受大众媒介影响较大。在回答“对一夜成名态度的影响来源”这一问题时，“电影/电视剧/动漫”比例最高，占26.8%；其次是“社会影响”和“电视中的选秀节目”，比例分别为22.4%和21.4%。这其中，除“社会影响”外，其他两项均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因素，如果再加上“小说（包括网络小说）”的比例2.5%，那么大众传媒的总体比例为50.7%。同时，我们在进行纵向数据分析时，发现选择“电影/电视剧/动漫”样本的女生比例（64.3%）比男生比例（35.7%）高近29个百分点。选择“小说”样本的女生比例（66.7%）比男生比例（33.3%）高约33个百分点。选择“电视中的选秀节目”样本的女生比例（66.0%）比男生比例（34.0%）高32个百分点。这说明，女生对“一夜成名”的态度更易于受大众媒介的影响。
在回答“是否相信一夜成名”这一问题时，选择“非常相信”的比例为15.0%，“有些相信”的比例为33.0%；概括而言，对“一夜成名”持肯定态度的比例占48%。选择“有些不相信”的比例为21.0%，“非常不相信”的比例为13.9%；概括而言，对“一夜成名”持否定态度的比例为34.9%。以上数据表明， “相信一夜成名”的比例比“不相信一夜成名”的比例高约13个百分点。
在纵向分析中，“有些相信一夜成名”的样本中男、女生比例有较大差异。在这类样本中，女生197名，占61.4%；男生124名，占38.6%。女生比例比男生比例高出近23个百分点，这说明女生比男生抱有更多“一夜成名”的幻想。同时，在“不清楚”选项中，女生101名，占60.5%；男生66名，占39.5%。女生比例比男生比例高出21个百分点，表明对“一夜成名”认识模糊的女生比男生人数更多。
纪实类电视节目对女生“正邪观”的影响要远远高于男生。在回答“是否相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一问题时，有42.4%的青少年“非常相信”、31.0%的青少年“有些相信”、12.0%的青少年“不清楚”、9.7%的青少年“有些不相信”、4.8%的青少年“非常不相信”，说明七成以上的青少年有正确的“正邪观”。在对“正邪观”的极端态度上，男、女生的选择存在较大差异。“非常相信”样本的女生比例（62.1%）比男生比例（37.9%）高约24个百分点，而 “非常不相信”样本的男生比例（66.0%）比女生比例（34.0%）高32个百分点。
在回答“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一观点的态度来源时，“电影/电视剧/动漫”比例为31.5%，占第一位，其次是“学校教育”22.9%、“社会影响”22.1%、“电视中的纪实类节目”10.7%、“家庭教育”5.0%、“亲身经历”4.6%，还有“小说”1.9%和“同学/朋友的影响”1.3%。综上，我们得出，大众传媒影响（包括电影/电视剧/动漫、电视中的纪实类节目和小说）的比例为44.1%，仍旧是影响青少年价值观的重要因素。
根据纵向数据显示，“电影/电视剧/动漫”和“小说”样本的女生比例分别都高于男生比例10多个百分点，说明大众传媒对女生“正邪观”的影响程度要高于男生。其中，“电视中的纪实类节目”样本的女生比例（70.5%）比男生比例（29.5%）高41个百分点，表明电视中的纪实类节目对女生“正邪观”的影响要远远高于男生。
八成以上青少年认同“共建和谐社会”，但“不认同”比例男生过高。在回答是否认同“共建和谐社会”这一问题时，“非常认同”的青少年比例为52.6%，占第一位，其次是“一般认同”31.8%、“不清楚”10.5%、“不认同”2.7%和“非常不认同”2.6%。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八成以上青少年对“共建和谐社会”持认同态度，只有极少数（5.3%）青少年对此持否定态度。在这些持否定态度的群体中，“不认同”的男生比例（76.9%）要高于女生（23.1%）近54个百分点，而持极端否定态度的样本绝大多数为男生（92%）。
对这一观点的影响来源主要有“新闻”41.1%，占第一位，其次为“社会影响”23.1%、“学校教育”18.8%、“电视中的纪实类节目”4.8%、“家庭教育”4.5%、“亲身经历”3.6%、“网上论坛”2.7%和“同学/朋友的影响”1.3%。其中，大众传媒的影响（包括新闻、网上论坛和电视中的纪实类节目）的比例为48.6%。可见，大众传媒仍是影响青少年价值观的重要因素，性别影响差异不大。
女生接受媒介宣传人物的态度更加积极、主动。在回答“对媒介宣传的先进人物的态度”这一问题时，选择“从来不看，也不相信”的样本中，男生占59.7%，女生占40.3%；选择“有时会看，半信半疑”的样本中，男生占43.0%，女生占57.0%；选择“主动去看，深受教育”的样本中，男生占41.3%，女生占58.7%。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出，女生接受媒介宣传人物的态度更加积极和主动。
大众传媒主流价值观影响的评价分析
大众传媒的主流价值观得到六成以上青少年的认同，但其对男生的影响不如女生明显。数据显示，青少年对大众媒介传播的主流价值“持认同态度”的比例占64.5%，其中“非常认同”占11.8%，“一般认同”占52.7%。而“持模糊态度”占27.6%，“否认态度”占7.9%。这表明，六成以上青少年是认同媒介所传播的主流价值观的，但也有近三成青少年不清楚自己的态度，并有极少数青少年明确表示“不认同”大众媒介传播的主流价值观。
持“认同态度”的样本中，有116名青少年“非常认同”，其中，女生比例（56.9%）比男生比例（43.1%）高近14个百分点。有519名青少年“一般认同”，其中，女生比例（62.4%）比男生比例（37.6%）高约25个百分点。可见，女生比男生更加认同大众传媒主流价值观。
在持“否定态度”的样本中， 有29名青少年“非常不认同”，其中，男生比例（75.9%）比女生比例（24.1%）高近52个百分点。在49名“不认同”的样本中，男生比例（71.4%）比女生比例（28.6%）高近43个百分点。可见，大众传媒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对男生的影响不如女生明显。
四成以上青少年认为大众传媒的影响是“利弊相当”，女生持此看法的人数多于男生。在回答“当代传媒对青少年影响的看法”这一问题时，有43.6%的青少年认为“利弊相当”，26.2%的青少年认为“利大于弊”，15.7%的青少年无法明确回答，14.5%的青少年认为“弊大于利”。说明青少年对大众传媒的影响持积极态度。在性别方面，在“利大于弊”和“弊大于利”两个选项的样本中，男、女生比例大致相当；而在“利弊相当”样本中，女生的比例（61.5%）高于男生比例（38.5%）23个百分点。说明女生更倾向于认为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的影响是“利弊相当”。在“不清楚”样本中，女生比例（56.0%）高于男生比例（44.0%）12个百分点。说明无法判断大众传媒影响好坏的青少年中，女生人数仍多于男生人数。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大众传媒是影响青少年价值观的重要因素之一。影视剧、动漫、小说、娱乐节目、新闻、纪实节目等都是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来源；由于性别因素的不同，其收看取向、收看行为、思维方式、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对大众传媒影响的不同接受情况。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虽然青少年处在相同的成长阶段之中，但其价值观的形成也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这里，我们只是从性别这一角度提供了一种实证性的参考，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和综合性的研究。
篇11：语境视域下的汉语词义研究论文
关于语境视域下的汉语词义研究论文
语言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只有在真实语境的具体运用中才能实现其交际功能。词义不仅具有静态的语言义，而且会受特定语境的制约而产生动态的言语义。在现实的语言交际中，词的语言义无法自给自足，它只能勾勒一个词语抽象的轮廓，却无法提供被概括对象的全部细节，必须借助语言义之外的语境信息才能够得以补充和确定，顺利完成交际。因此，词义对语境有极强的依赖性，它只有在语境中才得以显现，又是在语境的制约和影响中不断演变和发展。语境不仅是词义存在的土壤和解释词义的必要条件，也制约和影响着词义。所以，语境视域下的汉语词义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语境理论概述
语境，简言之，就是“语言单位出现时的环境”。作为沟通词汇语言义和言语义的桥梁，对于语境的研究也成为国内外语言学家共同关注的课题。
(一)国外语境研究概述
在西方语言学界，最早将“语境”作为语言科学的概念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波兰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他于1923年在The Meaning of Meaning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语境问题：“话语和环境相互紧密地纠合在一起，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语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并创立“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概念。随后，英国语言学家弗斯(Firth)在马氏基础上成功地将语境概念引入语言学的研究当中，他在《社会中的个性和语言》一书中，将语境区分为由语言因素构成的“上下文”和由非语言因素构成的“情境中的上下文”两类。
(二)国内语境研究概述
在我国，语境研究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传统的语言研究就已经注意到语境在词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清代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就反复强调对词义的解释要注意“隐括”和“随文解之”的区别。此后，近代学者黄侃进一步提出了“说字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的观点，其“解文之训诂”也等同于在特定语境中解释词义。陈望道是我国最早明确提出、探讨语境问题的语言学家，他在1932年的《修辞学发凡》中提出了“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著名论点以及语境构成的六个要素，影响深远。
二、语境对词义的制约与影响
进入言语系统的词义，必然会受到语境的制约与影响。语境对词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可以显示词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语境使词义由概括模糊变得清晰具体;由多义变为单义;还可增加词的临时性意义，使其充满了“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语境还会影响到词义的选择，制约着词义的组合与搭配。
(一)语境使词义单一化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词多义或歧义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或是由于多义词具有多个义项，或是由于词义本身的模糊性，也可能是因为同形同音词的混淆。这时，必须借助特定的语境作为补充才能够确定词的具体含义，实现词义的单一化。
(二)语境使词义具体化
词义具有概括性，它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抽象概括的反映，舍弃了客观对象的细微差别。例如《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对“草”的释义为：高等植物中栽培植物以外的草本植物的统称。这只概括出了“草”这类客观事物共同的、本质的特征，并未容纳客观世界中所有草在形状、颜色、高矮等方面的个别差异。
(三)语境赋予词临时性意义
在特定语境中，一些词往往还会增加临时性意义。这些临时性义素并非词义本身所固有的，而完全是由具体的上下文语境所临时赋予，并且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即古代注疏所说的“因文诂义”“随事为文”等。如果脱离了上下文语境，这种意义便会消失。
(四)语境可以选择词义
语境对词义的选择，指在具体语境中词语搭配的问题。一个词能否在特定语境中出现，能否和语境中其他词语相互搭配，表现了词义的选择性。例如我们可以说“喝水、喝药、喝汤”，却不能说“喝饭、喝西瓜、喝馒头”，这是因为在“喝～ ”的语境当中，只有“水、药、汤”具有[+液体]的义位特征，而“饭、西瓜、馒头”却只有[-液体]的义位特征，后者只能在“吃～”的语境中出现。因此，语境会对词义产生制约，只有符合语境的词义才能被选择和显示，否则便会出现搭配不当的问题。
三、语境分析对词义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语言运用中，词义和语境紧密相连，从语境分析的角度来研究汉语词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动态语境：词义研究的必要条件
语境分析在词义研究方面最首要的贡献在于：它突破了以往词义研究仅局限于语言内部结构的传统，将词义研究的视野由语言内部转向宽广的外界语境。传统语言学更多关注的是词汇的语言义，而忽视了对其动态言语义的分析，将语境的因素排斥在语言本体的研究之外。实际上，语境与词义密不可分，动态语境更是词义分析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二)语境渗透：词义发展的有效途径
语境对词义的发展和演变也发挥着巨大作用。词的语言义和言语义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词义的言语成分和语言成分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不仅许多言语义是在语言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而且一些言语义还能够在一定条件下逐渐演变成词语的语言义。
(三)语境分析：符合汉语特点的必要补充
与词形丰富的西方语言不同，汉语属于分析型语言，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词语缺乏形态的变化。而且，悠久的历史为汉语沉淀出极为丰富的词汇，加上中国人倾向于含蓄、婉转、隐晦的表达方式等，使得语境在汉语词义分析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中国人在言语交际中善用的比喻、婉言、双关等修辞方式，如果没有特定的上下文语境，甚至深层的社会文化语境为依托，仅凭字面词义就想顺利完成交际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广义的社会文化语境来看，其对词义的影响更是一种深层次、潜移默化的影响。假如不了解中国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就无法读懂《红楼梦》的深刻内涵;假如不了解旧中国的社会现实，也就无法体会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彷徨。因此，结合语境来进行词义分析，不仅是符合汉语特点的有效方式，更是理解汉语词汇深层内涵的重要条件。
综上所述，语境对词义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它使词义变得单一而确定，灵活而生动，并成为词义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为词义提供了必要的补充和依托。因此，词义依赖语境，词义研究也必须结合语境分析才能够真正做到完整和科学，离开语境，词义也就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篇12：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论文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论文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教育 网络道德 和谐
论文摘要:本文在分析大学生网络道德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网络这把双刃剑在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给思想道德教育带来巨大挑战，并由此对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进行了探讨。
一、大学生网络道德现状
因特网的迅猛发展，标志着一个新文明的兴起，它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新的里程碑。随着因特网的普及，一扇崭新的知识之窗逐渐打开。网络中浩瀚如海的知识，似强劲的万有引力，使当代大学生趋之若鹜。网络正逐渐成为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他们学习知识、交流思想、休闲娱乐的重要平台。大学生通过网络，了解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事;运用“多媒体”技术，通过色彩鲜艳的图片、悦耳的音乐、活泼的三维动画等，在活跃、轻松、愉悦的环境中接受新的信息和知识;利用强大的软件提供的各种工具，使个人朦胧的想象变成鲜明逼真的多媒体画面，充分展示自我创造能力，通过网络聊天、E-mail等方式讨论困惑问题，进行人际交流。通过网络，大学生加强了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和交流，拓展了视野，满足了求知欲，还激发了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网络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网络的开放性导致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多元化。
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根据社会的需要，按照价值选择去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遵循社会规则去演绎人生。互联网作为一个巨大而开放的信息传输系统，其信息的传播无国家和地域约束，人们可以不受时空限制自由交往。由此，各种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冲撞与融合成为网民必须面对的事实。但必须看到，一些西方经济大国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通过因特网向世界全方位传播自己的文化、政治、道德和价值观念，这些信息集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形式多样性和政治性于一体，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这对于思想活跃、好奇心强的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同时，各种信息垃圾和精神垃圾如色情、暴力也堆积其中，造成信息污染和精神破坏。
第二，网络的虚拟性导致大学生人格的虚伪。
网络社会以虚拟现实和虚拟空间为基本支撑，在现实交往中那些备受关注的特征，诸如性别、年龄、相貌、身份等都能借助虚拟网络得到隐匿和篡改，使人们的行为变得虚拟化、非实体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表现为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互动。大学生在网络社会中由于缺少他人监督，“快乐原则”支持着个人的欲望，常常表现出与生活中的现实人格不同的虚拟人格:有的借助于网络释放现实生活中的压力，达到心里暂时的平衡和满足;有的则依靠网络生活逃避现实，导致人格虚伪，出现生活幻想、甚至人格扭曲。网络的隐蔽性和虚拟性，使得行为人的身份、行为方式、行为目标等都能随意隐匿或篡改，同时还无须承担责任和义务，这使得行为人摆脱了传统社会众多的'道德约束，在虚拟世界里出现了滥用权利、甚至为所欲为的现象，造成当代大学生道德感弱化。
第三，网络的兼容性导致大学生上网成瘾。
网络不排斥任何人，网络用户可以在网上随心所欲地“冲浪”。网络的超现实性和刺激性，对求知欲强但自控能力较差的大学生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和极大的诱惑。大学生如不能控制自己的上网欲望，对网络过度迷恋和依赖，就会上网成瘾。调查结果显示，有20%的大学生每周上网时间在6小时以上，甚至出现上“通宵网”的现象，个别大学生还因为沉迷于电脑游戏和看碟片而荒废学业。其中交际、游戏、信息收集甚至色情是上网成瘾的主要诱因。大学生痴迷于网络容易养成冷漠、无情、多疑、焦虑、消沉的性格，既不关心集体也不关心他人。第四，网络的无序性导致网络侵犯。由于网络自身的松散结构和它方便信息交流的构建目的，其发展过程表现出无序性，造成对网络进行有效管理的难度加大。有些大学生在网上破解别人的密码，窥视别人信箱的内容，获取他人机密或私人信息，网上*客、网络病毒、网络诈骗等网络犯罪行为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网络道德秩序的形成。
二、加强网络道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各种网络道德问题的出现，网络道德教育已引起各国教育工作者的关注。我们国*政府最近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一些高校已经着手加强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但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仍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持续探索。网络道德源于社会生活中的传统道德体系，是社会传统道德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和延伸。因此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既要与传统道德教育衔接，又要体现其自主性、开放性和自律性等特点，融入到当代社会道德教育体系中。作者认为，新形势下需要通过以下途径和方法来加强网络道德教育。
其一，提高教育者自身素质。
新形势下培养一支既有较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工作艺术，又了解网络文化特点，掌握一定网络技术的高校政工队伍已非常必要。目前高校德育教师具备较强的道德水准和较高的个人素质，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具有大规模实施网络道德教育的条件，但由于其现代科学素质差、信息技术能力低和网络条件限制而使网络道德教育无法全面展开。因此，必须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培训，这种培训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加强网络技术知识培训，提高教师运用网络、驾驭网络的能力，为教师与学生用网络平台进行交流、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网上指导打好硬件基础;二是提高教师的网络道德素养，为学生上网做好“向导”。
其二，拓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输渠道。
一是开设网络道德课，在广大学生中开展网络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尚无条件开设网络道德课的高校可先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中增加网风与网德教育等内容，教育大学生把网络道德规范和网络技术置于同样重要的层面加以学习和掌握，促其形成正确的网络道德观。
二是在网络学科教学中渗透网络道德教育。网络学科专业教师应主动在教学中渗入德育思想，使学生既掌握了专业知识，又受到一定的思想教育。
三是加强道德教育软件建设。深入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规律，制作一批思想性和教育性强、趣味性浓、适应性广的教育软件，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生动活泼。
其三，构筑网上德育新阵地。
既然青年大学生普遍看好互联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应该主动抢占这一阵地。一方面可利用校园网上的“论坛”、“交友”、“电子信箱”、“科教馆”、“心理咨询”、“热线服务”、"OICQ”等形式，使教育工作者有机会接触青年学生的内心，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可通过创办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团网站，设置理论阅览、教案参阅、资料查询、学者解疑、热点讨论、模拟测试等形式，在网络上建立主流文化阵地。目前许多高校业已建立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就是开展网络道德教育的有益探索和尝试。
其四，建立网络行为校园监管机制。
网络社会为网民提供的自由权限已超出现有社会道德和法律调整和规约的范围，由此重视和加强管理是提高大学生网络道德素质的重要手段之一。高校应把对大学生最基本的网络道德要求，通过各个层面的规章制度固定下来，以制度管理为保证，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这就需要配备专职的高素质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应由网络技术人员和思想政治工作者共同组成。其中网络技术人员负责网上信息的过滤工作，对网上的不良信息进行筛选，为网络健康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思想政治工作者负责网上信息的收集、分析和监控工作，及时了解上网学生的思想动态，对于学生在网络上暴露无遗的思想认识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发布引导信息，保证学生的健康成长。
其五，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
在信息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应时刻不忘在网络上宣传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
一是用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来引导、熏陶、教化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自觉抵制西方腐朽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
二是积极引导大学生逐步树立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国际化意识，培养他们从全球角度审视、处理问题的开放性视野。
三是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开设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心素质教育网站，通过开设论坛、举办征文活动、进行网络辩论等形式，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建设和谐校园网络文化。
最后，倡导网络道德自律。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学校、社会还应大力宣传网络道德，倡导道德自律。一方面国家应根据原有的道德体系尽快制定适合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要求的网络道德规范，加强网络道德宣传的力度，尤其是各大专院校应在校园网络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率先倡导文明上网，指导大学生在多元道德体系中遵守符合国情的道德规范，提高大学生网络道德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另一方面强化网络道德责任意识。网络道德体系和法律制度的建立，对于规范大学生的网络行为会有积极的作用，但网络道德操作性较差，更要求大学生自觉强化自律精神和责任意识，自觉遵守网络道德，履行一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篇13：现代艺术语境下的彩墨画研究论文
现代艺术语境下的彩墨画研究论文
摘要：自中国文明、中国艺术开始融入世界文明之后，便一直存在如此观点，即中国画必须介入某种改良才得以适应现代艺术的语境，于是，所谓民族化、世界化、时代性之类充斥着各类画评与研究，其潜台词就是：中国艺术与现当代艺术的理念表达和形式语言表现格格不入。这个既有成见所带来的现状就是大多数作品要么仅仅亦步亦趋于传统技法与程式，要么完全抛开其文化根脉的纯粹实验式的“变法求新”。彩墨画就是一个颇有意义的例子。
关键词：彩墨画；源流；中墨西彩；现代性
一、彩墨画的源流
谈到彩墨画，很多人包括艺术家与学者都难免会混淆其定义和具体范围。著名画家、美术史学者聂危谷先生对“彩墨”下了明确的定义：“中墨西彩”。同时，他亦考证出“彩墨画”的学术概念是由“徐悲鸿学派”首创。既然如此，笔者可以对“彩墨画”的源流及最初的定位做出相对清晰的结论：徐派本就是一个贯穿于民国与建国初的艺术流派，它所尊崇的无疑是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过程中，选择康有为所开启的以现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那一派主张与精神。那么，暂且抛开其价值判断与取向，“彩墨画”原来就诞生于一个中西方艺术与文化精神反复冲突、妥协、理解、融合的“现代文化语境”中。换句话说，且不论提出此主张的徐派天然就赋予“彩墨画”在传统笔墨基础上以西方造型偏向写实的画法，此中是否含有现代艺术家尤避之不及的“服务于现实”的精神指向，关键是，“彩墨画”概念的提出不论是纵向的历史时间节点还是横向的文化环境都处于世界现代主义艺术发展的进程之中：二十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
因此，“彩墨画”究其源流和最初定位无疑就是一个现代艺术语境下的词汇，它所包含的框架，自然包括了中国的早期现代艺术演化进程中所冲突和交融的所有方面：本土艺术资源、西方的方法等等。如果说上一节中，笔者根据聂危谷先生的考证与研究所得出的是“彩墨画”的精确定义，那么“写意重彩”与“彩墨并重”便是“彩墨画”这新出现的现代画种从传统笔墨中吸纳的形式语言和方法。
在这一重大意义上，与徐派同时代的林风眠系统开拓的可能更加深远：在林风眠的风景彩墨画《秋夕》里可以看到无论是其几何化的构图特点还是层次分明的透视、明暗变化，橘黄、大红、钴蓝等西方野兽派式的色彩虽然受西方早期现代艺术家如梵高、马尔凯、德兰、马蒂斯等大师影响，均与中国风景画淡雅的水墨晕染大相径庭，但细细解读，仍不难看出画面里的中国“灵魂”：房屋、河流和背后的山峦都用流畅潇洒的书法式的墨线勾勒，有的甚至是以“线”代“面”，极具东方绘画的精炼风格，为了突出秋日，天空，群山和河岸那一排树林上虽被画家涂上火热艳丽的野兽派色彩，但其潇洒的笔触铺陈却有着轻重缓急、干湿浓淡的中国画的笔墨特色。
彩墨画就是中体西用、写意重彩、彩墨并重的画种，其融合了水墨画法与西画用色，将水墨与色彩等量齐观地加以融合。虽然徐派提出了“彩墨画”这一概念，但其背后所蕴含的宏大的文化信息量、或者说其“现代性”决定了林风眠体系才是挖掘拓展这一画种最卓有建树的艺术学派。
二、彩墨画中色彩的现代性探索
此时有一个问题产生了：既然说到“彩墨画”的概念及其本体具有难以动摇的“现代性”，那么，“彩墨画”中“墨”自然是中国传统绘画资源，但这个“彩”究竟又意味如何？中国画中的“色彩”本就是一个异常含混而暧昧的命题：中国绘画中，哪怕是以观察方式与表现技法宏微畅达而闻名的宋画，也从未诞生过西方意义上那种主客观交相融汇，既客观又感性的色彩；似乎中国传统的色彩，仅止步于装饰性的青绿山水就再无建树。按照聂的话说，中国传统绘画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画自身的色彩方法与传统始终为程式化与装饰性瓶颈所阻隔，从未达到再现性的高度；色彩的表现性开发也缺乏源头活水，仅凭激发局限性的内部潜能，则无法突破中国画色彩瓶颈，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对于这个问题，各家的看法亦不尽相同：林风眠先生认为，这是“绘画色彩原料的影响所致”，作为画家的他试图从材质上发现其结症所在。
英国的东方艺术史学者科律格则认为是中国的自然环境与中国艺术家的观察方法造成客观色彩与空间处理完全异与他们的`西方同行。可以看到，自三十到八十年代，林风眠、吴冠中、朱德群等人均在作品中不断尝试将色彩与水墨语言相结合的基础上，奋力将中国画材质中的色彩语言提炼到与水墨语言同等的高度：实际上，这难道不也是中国传统艺术向现代艺术蜕变的伟大进程吗？透过聂危谷先生自己所作之《建筑系列》、《荷塘系列》彩墨作品中能够看到在彩墨画艺术这一块领域里，中国艺术家在再现性与表现性色彩语言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令人惊叹的空间层次与宛如交响曲般强烈而响亮的色彩语言交相辉映；恣意汪洋的线条与丰富有度的疏密虚实相得益彰。这难道不是林风眠先生当年所画之山水彩墨中“满目青山夕照明”在当今艺术语境中更丰富更“现代”的表现形式吗？按照美术史的角度来看，现今的中国，是传统艺术、早期现代艺术、晚期现代艺术乃至当代艺术相互并存、相互渗透的时期，且这一过程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固然中国水墨画的形式语言拥有无比深厚的积淀：笔、墨、水、纸之间秒到巅毫的掌控、“笔不周而意周”、自抒性灵的独特的抒情性等等。对此，即使是欧洲现代艺术大师们也不会视而不见：巴尔蒂斯曾经评价中国传统绘画：我喜欢范宽和沈周，是因为他们懂得画出物象背后人们所看不见的东西。是的，中国传统笔墨有着它巨大的优势，甚至这种优势异常贴合现代艺术所追求的最高目的：绕过内容，通过形式表现自在情感。但是，这些都不能否定现代艺术所赋予视觉艺术作品的丰富的表现语言和技术手段：各种色彩、材质、技巧方法等等，并且，随着现当代艺术发展的趋势，更复杂的观念必然需要更多的介质与表现手法，而这都会给彩墨这样一个新兴的、本就诞生于现代艺术环境中的画种以巨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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