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区域产业化的形成与发展
“小余同学”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7篇解析区域产业化的形成与发展，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解析区域产业化的形成与发展，希望大家喜欢，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解析区域产业化的形成与发展
解析区域产业化的形成与发展
内容摘要：区域产业化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世界各地区域经济中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本文从我国区域产业化的形成机理、存在的问题和区域产业化核心竞争力的构建等角度，对我国的区域产业化现象进行了研究，最后对区域产业化在我国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区域产业化 形成机理 核心竞争力
区域产业化指的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某个区域，由于各种因素，导致围绕着某个特定的产业而形成的企业等经济实体集聚，从而使产业的区域性特征日趋明显的现象，比如：在某地区，围绕制纱、绢织物、毛织物和棉织物的生产，而形成的纺织机械的设计开发、生产、修理和纺织机械配件生产的企业，专门为纺织业提供原材料和产品销售的贸易公司、专门为纺织业提供经营方便的纺织市场以及专门为纺织业提供原材料的棉花种植、桑蚕养殖甚至绵羊养殖户集聚，从而使纺织产业的区域化特征在该地区越来越明显的现象。
区域产业化的形成机理
从区域产业化的形成机理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导致产业的区域集聚现象。
落下伞型企业集聚：该种类型的企业集聚主要是围绕着某个核心企业而形成的产业价值链上的各个下游配套企业的集聚现象，比如：湖北的汽车产业、东北的汽车产业和重庆的汽车、摩托车、模具产业。
域内转移型企业集聚：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各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企业在不同的地域之间进行了工厂转移，在转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企业集聚现象，比如：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的IT外围设备生产产业、上海的芯片产业。
特色产业型企业集聚：该地区本身就有历史传统产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做大做强，而形成的企业集聚现象，比如：浙江永康的五金产业、温州的服装和皮鞋产业、湖南的有色金属产业。
产学研联带型企业集聚：在该地区高校、科研院所的强大科研实力的带动下，走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而形成的企业集聚现象，比如：武汉的光谷、北京的中关村、美国的硅谷。
产业培育型企业集聚：当地政府结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出台一系列政策上的优惠措施，刻意扶持、培育某个产业的发展，围绕该产业链而形成的企业集聚现象，比如：浙江台州的精细化工产业、塑料模具产业和汽车产业、广东的模具产业。
当前区域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政府担当的角色错位。区域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企业应该是主体，企业集聚的形成，更多的是一种市场行为。政府的责任是为企业培育一个公平、合理的适宜于该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政府对企业过多的影响，可能会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灵活性减弱甚至丧失，例如：日本著名的筑波科学城，其形成和发展完全靠日本政府的指令，从规划、审批、选址到科研等全部过程都由政府进行决策，最终它变成了“科技乌托邦”，因发展迟缓而日显僵化。当前，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一味的求大求全，片面追求热点行业的发展，如：电子、信息技术产业、汽车产业，动则规划上千亩的工业园，工业园遍地开花，既毁坏了大量的良田，又贻误了经济发展的良机。
外资带动形成的产业集聚，像漂在水面的浮萍，虽然在投资区聚集，并初步形成网络，但并未真正嵌入或根植当地，这种“复制群居链”方式，减少了与当地企业的交流，可以不依赖当地供应网络，非常容易举家搬迁。复制群居链是指一些有着产业联系的上下游企业“一窝蜂”地相继前来投资办厂，以维持原来的生产联系。
在本土企业集聚发展起来的产业集聚中，产业集聚的竞争力主要集中在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提供低价格商品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上，而通过提供客户独特而优异的价值，经由产品的质量、专业功能或服务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型竞争优势”，则明显缺乏。另一方面，专业分工和协作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但产业链的前后联系不明显，纵向分工程度不高，企业陷入“小而全”的困境，而配套企业却吃不饱。虽然企业成立了行会、协会与商会，但这些组织在提供行业技术标准、自律性管理、价格协调、人员培训、与政府沟通及和外商谈判方面的职能非常欠缺。
区域产业化核心竞争力的构建
当今社会是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各区域、各企业间都充满着剧烈的竞争，因此，如何构建一个区域的产业核心竞争力，如何使该区域产业的各企业在共赢的前提下，深深嵌入于整个区域的产业链中，发挥整个企业集聚群的优势，形成一个强大的联合舰队，已经越来越迫切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我认为，可以从下面三个层次，构建区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最低层次：区域产业中的单个企业。区域产业中的个体企业，一定要在产业链中，找好自己所在的位置，做到高度的技术专业化。如果原先的技术是从外面转移、吸收过来的，那么一定要强化该种技术，引进专门人才，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做到技术的专有化、固有化，一定要做专、做强、做出自己的核心技术。企业要努力追求自己产品的换代升级，积极争取往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转移。要积极转变思想观念，以市场为导向，居安思危，不断地进行经营革新。
中间层次：整个区域产业。整个区域产业的生产要往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方式转变。各企业特别是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必须带头加强技术创新，积极引进高、中、低端的专门人才，形成整个区域产业的难以转移的核心技术，努力使整个区域产业从单一技术突破型向多种技术融合型转变。积极强化整个产业链的分工合作关系，做强做大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形成一种整体优势，使个体企业深深陷入于整个产业链之中，若个体企业离开整个产业链，将很难再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最高层次：整个区域系统。政府应该积极为整个区域产业创造一种公平、合理的适宜该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积极构筑该产业发展所需专门人才的教育、培训等供给体制，鼓励企业之间进行共同研究开发，积极为学校和企业组建共同的产学研合作体系。政府要转变观念，减少对企业太多的行政干扰，树立人才才是产业发展的最基本的核心力量，降低人才的生活成本，形成一种适宜于人才在当地成长、发展的风土、氛围，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整个产业系统的核心竞争力。
区域产业化的展望
产业集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是现阶段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从国际范围看，产业集聚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工业发达国家，竞争力强的产业通常采取集聚的方式，某类产品往往与某个城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如在美国，底特律的汽车，西雅图的飞机，硅谷的电子产品等等。欧洲、日本也大体如此。美国哈佛大学以研究竞争战略而著名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通过对十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提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集中表现为在这个国家内以集聚形态出现的产业上;成功的产业集聚区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发展出坚实稳固的竞争优势。
区域产业化在我国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比如浙江诸暨大唐镇的袜业市场，年交易量达60亿双;嵊县的领带市场，年交易量达到2.5亿条。在浙江，这类产业集聚被称为“块状经济”。据统计，浙江有52个“块状经济”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30%以上;在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浙江有56种以“块状经济”方式形成的产品居全国第一。在珠江三角洲，彩电、计算机外围设备、通信设备等产品的产量也占到全国的较大份额。区域产业化，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对于我国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于发展和改造我国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对于增强我国的县域经济竞争力，加快发展我国的区域经济都必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世锦.产业集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www.tt91.com
2.伊藤正昭.实现产业的区域化.月刊中小企业(日文原版),.5
篇2：入世与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
入世与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
加入WTO，为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对加快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将产生积极影响： 1.加入WTO后，中国可以享受40多年来关贸总协定各缔约国在开放贸易、尤其是降低关税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并可取得大多数成员国的无条件贸易最惠国待遇、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为中国农业国际化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环境，有利於中国有效利用国际农业资源与市场。 2.有利於中国参照国际规范深化农村经济体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农业宏观调控体系。对实现农业的两个根本转变、提高农业的比较优势及国际竞争能力以及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有利於增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制定的主动权，并灵活运用WTO有关条款及争端解决机制，保护国内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使之免受国外农产品大量进口的冲击。 4.有利於减少其他国家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非关税限制措施等不公平待遇，降低农产品贸易谈判成本和交易成本，并获得解决农产品外贸问题的规范「渠道」，促进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加入WTO也会对中国农业发展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国加入WTO后，国内农产品将面临世界市场的冲击与挑战。尤其是部分地区的一些质量和单产较低、技术含量不高的农产品及加工品会将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可能会在近期内引发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进一步加重国内主要农产品「卖难」矛盾，加重流通渠道的压力；二是引起国内市场一些农产品价格下跌，引发市场波动；三是影响一些地区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此外，加入WTO后，会使今后中国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生产资料价格补贴等方面的农业支持措施受到限制，最后，加入WTO有可能增加中国进口国外农产品的外汇负担。 发展农业高新技术 中国与美国就中国加入WTO问题达成一致协议是一件对双方都有利的「双赢」协议，入世后，中国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条件将会有较大的改善。对农业而言，应该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广泛参加国际分工，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创出中国自己的国际精品名牌。 在当前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我们要保障丰衣足食和食物安全，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使农业和农村经济不断跃上新台阶；必须始终把科技进步摆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把农业科技，特别是发展高新技术，摆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推动传统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转变，努力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农业科技率先跃居世界先进水平。 今后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增加产量，改进品质，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经济效益，保护生态环境，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发展重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充分利用生物的遗传潜力，培育高产、优质、抗逆性好的动植物新品种，并重视资源与环境问题。种质资源是农业的物质基础，目前各国都在重视生物多样性，强化种质资源的搜索、保存、评价和利用工作。 重视生物技术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下大力气使我国生物技术水平跃居世界前列。在农业上，生物技术可以将所需要的基因组合起来，与与常规育种结合，培育出抗性更强、产量更高、品质更好、营养更丰富、生产成本更低的转基因的新作物、新品种。可以断言，生物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将使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不断出现新的突破和进展。 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重点是通过土壤培肥和科学施肥，改善土壤物理化学性质，创造作物生产的最佳条件，提高耕地生产力。 保护和有效利用水资源。水资源不足和农业需水量增加的双重压力，使如何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的工作倍受重视，灌溉农业、节水农业和雨养农业、旱地农业目前已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食物安全、人类营养和健康。为确保人类粮食与食物的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一套有效的粮食与食物保障体系，改善人们的膳食和营业结构，以利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提高科学种植与养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规范化、标准化，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提高防?自然灾害能力，提高动植物生产力。 改进农产品加工、贮运技术，大力发展农产品保鲜、加工、贮运、包装、销售和综合利用等技术，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技术保证，并大力发展饲料工业和食品工业。 积极发展农业生物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开辟提高农业生产力的高效的新途径和新技术。 发展现代农业宏观经济和科学管理，重视农业发展战略研究，通过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改善，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篇3：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儒学的复兴，首先得力于统治者的需要、爱好和提倡。赵匡胤虽戎马一生，但在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却远比刘邦聪明，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但无法以马上治之。他不仅自己独喜观书，手不释卷，且严格要求臣下都要积极读书，以知治国之道。于是在北宋王朝的官僚队伍中，自始就形成一种重文轻武的风气。宋太祖 “ 杯酒释兵权 ” ，宰相赵普号称以 “ 半部《论语》治天下 ” ，以及宋初确立以文官知州事的制度等，都是这种风气的必然反映。在提倡读书的同时，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登基伊始，就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并亲自为孔子、颜渊撰写赞辞，命宰臣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所有这些，对宋初儒学的复兴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统治者对儒学的厚爱激励着儒生们奋发求学，贡献智慧，儒生门的奉献也确乎没有辜负统治者的期待。有鉴于宋初的政治格局与外部环境，儒学的复兴最先体现在《春秋》学这一热点问题上。因为在儒家诸多重要经典中，只有《春秋》学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宗旨无须经过多少改装，就可以用来为宋初的现实服务。因此宋初儒家学者出于最直接的现实感受，很自然地将研究的视点集中在《春秋》上。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有关《春秋》的著述在二百种以上，而仅仅在宋初学者刘敞之前，所列宋人《春秋》传注就达十七种一百八十四卷。据此可知宋初儒学复兴确以《春秋》经传之华为主。其中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明确宣布他的研究目的在于尊王，在于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开宗明义地强调隐公 “ 元年眷王正月 ” 的基本主题就是 “ 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 ” 在他看来，《春秋》之所以书 “ 王正月 ” ，原因在于 “ 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正月，所以正始也。 ” 这就是他所揭示的《春秋》尊王的.微言大义。
作为 “ 宋初三先生 ” 之一，孙复的《春秋》学研究不仅为有宋一代《春秋》学研究开风气，定调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舍弃传注，直探经文本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的一种范式革命，它的价值似乎不在于儒学的复兴，而在于儒学的更新。对此，欧阳修、朱熹以及四库馆臣等都深明其中的意蕴，不论他们是否赞成孙复的具体学术观念，他们都不能不承认孙复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儒学进程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他们看来，孙复于《春秋》的研究结论不必尽信，然而其方法确实对后儒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仅就方法而言，孙复不惑传注的做法渊源有自，这实际上是唐中期以啖助、赵匡、陆淳等为代表的怀疑学派思想传统的必然延续；也就是说，包括孙复在内的宋儒，继承啖、赵、陆的学术传统在合三传为通学的同时，依然怀疑早期传注的权威性，以为儒学的真正复兴，不在于记诵传统传注的训诂，而是要结合现实社会需要，抛开传注，直探经文本义。易言之，儒学复兴的真正出路，不在于对传统传注的因袭，而在于重为注释，讲究与现实相关的微言大义，从而使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能回到经典的形态。
疑传尊经是宋初儒学的基本特征，他们以回归经典为号召，展开了一场远比中庸疑传学派规模更大的怀疑运动。这一运动由孙复肇其始，中经其门人石介、十建中、张炯等人的发挥，加之范仲淹 i 欧阳修等文坛祭酒的呼应，至庆历年间继续深化，终于演化成由疑传向疑经的根本转变。这一思潮的必然结果，不只是对传统儒学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而且必然意味着儒家精神的解放，为抛开传注、自由议论的性命义理之学开辟一条通路。
如果说对儒家经传的怀疑思潮是由孙复肇其始的话，那么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呼应与支持则是这一运动得以开展的最大助力。严格地说，范仲淹和欧阳修都不是纯粹的学者，作为文坛祭酒和执牛耳的人物，他们在宋初最早倡导儒学复兴，并将儒学的忧世情怀坷宋初现实密切结合起来。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复苏，既是对早期儒学 “ 士不可以不弘毅 ” 精神的认同与复旧，当然也是对汉唐烦琐经学的批判与扬弃。它的意义除使士大夫崇尚风节，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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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区域经济建设与发展新探
关于区域经济建设与发展新探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从区域经济建设与发展状况分析表明,机遇与挑战并存.必需进行有效而科学的对策研究,以适应新时期知识经济、技术经济要求.
作 者：张金梅 ZHANG Jin-mei 作者单位：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河南,新乡,453002 刊 名：新乡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XIANG EDUCATION COLLEGE 年，卷(期)： 17(3) 分类号：F127 关键词：加入世贸组织 发展区域经济 新探索篇5：农村与区域发展个人简历
| 基本信息 | 农村与区域发展个人简历 | 个人相片 | ||||
| 姓 名： | 大学生个人简历网 | 性 别： | 男 | |||
| 民 族： | 汉族 | 出生年月： | 1985年12月25日 | |||
| 证件号码： | 婚姻状况： | 未婚 | ||||
| 身 高： | 172cm | 体 重： | 63kg | |||
| 户 籍： | 广东湛江 | 现所在地： | 广东湛江 | |||
| 毕业学校： | 广东海洋大学 | 学 历： | 硕士 | |||
| 专业名称： | 农村与区域发展 | 毕业年份： | ||||
| 工作年限： | 一年以内 | 职 称： |
| 求职意向 | |
| 职位性质： | 全 职 |
| 职位类别： | |
| 职位名称： | |
| 工作地区： | |
| 待遇要求： | 可面议 ; 不需要提供住房 |
| 到职时间： | 可随时到岗 |
| 技能专长 | |
| 语言能力： | |
| 计算机能力： | |
| 综合技能： |
| 教育培训 | ||||
| 教育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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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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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经历 |
| (信息来源于大学生个人 简历网hTtp://wWw.yJsjl.ORg/请注明) |
| 其他信息 | |
| 自我介绍： | 热情随和，活波开朗，具有进取精神和团队精神，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良好协调沟通能力，适应力强，反应快、积极、灵活，爱创新！提高自己，适应工作的需要。所以我希望找一份与自身知识结构相关的工作，如管理文员，助理可以有更大的空间来证明自己，发展自己！ 具有一定的社会交往能力，具有优秀的组织和协调能力。 在学习中，我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己具备了相当的实践操作能力，可独立进行一些办公室工作。 熟练操作计算机办公软件。 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使我能够面对任何困难和挑战。 |
| 发展方向： | |
| 其他要求： |
| 联系方式 | |
篇6：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的论文
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的论文
儒学的复兴，首先得力于统治者的需要、爱好和提倡。赵匡胤虽戎马一生，但在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却远比刘邦聪明，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但无法以马上治之。他不仅自己独喜观书，手不释卷，且严格要求臣下都要积极读书，以知治国之道。于是在北宋王朝的官僚队伍中，自始就形成一种重文轻武的风气。宋太祖 ” 杯酒释兵权 “ ，宰相赵普号称以 ” 半部《论语》治天下 “ ，以及宋初确立以文官知州事的制度等，都是这种风气的必然反映。
在提倡读书的同时，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登基伊始，就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并亲自为孔子、颜渊撰写赞辞，命宰臣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所有这些，对宋初儒学的复兴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统治者对儒学的厚爱激励着儒生们奋发求学，贡献智慧，儒生门的奉献也确乎没有辜负统治者的期待。有鉴于宋初的政治格局与外部环境，儒学的复兴最先体现在《春秋》学这一热点问题上。因为在儒家诸多重要经典中，只有《春秋》学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宗旨无须经过多少改装，就可以用来为宋初的现实服务。因此宋初儒家学者出于最直接的现实感受，很自然地将研究的视点集中在《春秋》上。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有关《春秋》的著述在二百种以上，而仅仅在宋初学者刘敞之前，所列宋人《春秋》传注就达十七种一百八十四卷。据此可知宋初儒学复兴确以《春秋》经传之华为主。其中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明确宣布他的研究目的在于尊王，在于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开宗明义地强调隐公 ” 元年眷王正月 “ 的基本主题就是 ” 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 “ 在他看来，《春秋》之所以书 ” 王正月 “ ，原因在于 ” 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正月，所以正始也。 “ 这就是他所揭示的《春秋》尊王的微言大义。
作为 ” 宋初三先生 “ 之一，孙复的《春秋》学研究不仅为有宋一代《春秋》学研究开风气，定调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舍弃传注，直探经文本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的一种范式革命，它的价值似乎不在于儒学的复兴，而在于儒学的更新。对此，欧阳修、朱熹以及四库馆臣等都深明其中的意蕴，不论他们是否赞成孙复的具体学术观念，他们都不能不承认孙复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儒学进程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他们看来，孙复于《春秋》的研究结论不必尽信，然而其方法确实对后儒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仅就方法而言，孙复不惑传注的做法渊源有自，这实际上是唐中期以啖助、赵匡、陆淳等为代表的怀疑学派思想传统的必然延续；也就是说，包括孙复在内的宋儒，继承啖、赵、陆的学术传统在合三传为通学的同时，依然怀疑早期传注的权威性，以为儒学的真正复兴，不在于记诵传统传注的训诂，而是要结合现实社会需要，抛开传注，直探经文本义。易言之，儒学复兴的真正出路，不在于对传统传注的因袭，而在于重为注释，讲究与现实相关的微言大义，从而使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能回到经典的形态。
疑传尊经是宋初儒学的基本特征，他们以回归经典为号召，展开了一场远比中庸疑传学派规模更大的怀疑运动。这一运动由孙复肇其始，中经其门人石介、十建中、张炯等人的发挥，加之范仲淹 i 欧阳修等文坛祭酒的呼应，至庆历年间继续深化，终于演化成由疑传向疑经的根本转变。这一思潮的必然结果，不只是对传统儒学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而且必然意味着儒家精神的解放，为抛开传注、自由议论的性命义理之学开辟一条通路。
如果说对儒家经传的怀疑思潮是由孙复肇其始的话，那么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呼应与支持则是这一运动得以开展的最大助力。严格地说，范仲淹和欧阳修都不是纯粹的学者，作为文坛祭酒和执牛耳的人物，他们在宋初最早倡导儒学复兴，并将儒学的忧世情怀坷宋初现实密切结合起来。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复苏，既是对早期儒学 ” 士不可以不弘毅 “ 精神的认同与复旧，当然也是对汉唐烦琐经学的批判与扬弃。它的意义除使士大夫崇尚风节，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外，便是启导儒家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现实，惜首穷经，而要学以致用，积极干预政事，议论国事， ”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 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 “ 。这实际上开启了宋儒自由议论的风气。
自由议论是一切学术得以进步的基本条件。末代儒学之所以获得超越汉唐的进步，并影响此后数百年，一个最为重耍的前提就是末代统治者虽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但同时尊重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自由议论。宋太祖曾立下誓规： ” 不杀士大夫 “ ，而且 ” 不欲以言罪人 “ 。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势，在自由议论的同时，当然极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必要的游戏规则。试看宋人文集和各种语录，天下事似乎没有他们不敢议论者，但却极少见他们有与统治者直接对立的情绪。于是末代儒者不论是对现实的忧患，还是对传统的批判与怀疑，都极易获得统治者的同情和支持，因为统治者不难觉察他们的忠诚心迹。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初知识分子首开自由议论之风，这种风气对儒学的直接影响便是使以孙复为代表的怀疑精神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视为正常而不视为异端。尤其是范仲淹对孙复的竭力举荐，更使宋儒的怀疑精神获得相当的自觉与充分的发展。与范仲淹时代相当的欧阳修，虽也同样不是一个严格的儒家学者，但凭借他那大文学家的睿智与敏感，对儒家经典提出多方面的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传疑经思潮达到高潮，并终于导致儒学发展的转变。他大胆批评被钦定为儒学标准解释的唐代《九经正义》，掇诸人情史实，疑经疑传。他认为，儒家经典经过秦火的摧残早已大量散失，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收拾亡逸，发明遗义，正其讹谬，得其粗备，故而有参考价值。但同时又必须看到，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再经秦火，六经之旨更隐而不显。因此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毕竟不可尽信。因此他对儒家群经的可信性提出全面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经疑传思潮达到高峰。但由于欧阳修毕竟不是一个纯正的经学家，他的大胆怀疑虽对学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其论证过程总显得粗疏。真正将这种怀疑转化为一种正面的研究并进行详尽论证的，还是刘敞等人。刘敞的《七经小传》标志着儒学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理学的正式转变。
《七经小传》虽然不乏穿凿之辞，但其毕竟首开议论之风，将原先奉为至上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拿出来议论一番，因此其价值不在个别论点的得失，而在学风的转移，在于学术范式的革命和重建，那就是义理之学的兴起并终于取代训诂之学而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儒家学者一改汉唐诸儒的章句训诂之学，转而探求儒学的身心性命之学，从而促进新儒学体系即理学的开创和奠基。
在宋初诸儒中，最先探讨身心性命义理之学的首推胡瑗。作为 ” 宋初三先生 “ 之一，他似乎比孙复更进一步。如果说孙复对儒家经典权威性的怀疑开启了宋初怀疑思潮的话，那么胡瑗以经义和时务为重点进行教学，则一反隋唐以来重文辞的学风，标志着宋明理学的正式开端。
从儒学史的观点看，以义理解经并不始自胡瑗。在儒学史上大凡有创见的思想家，差不多都能抛开经典的传统解说，结合自身的生命感受，重新阐释传统，以合乎现实需要。孟子、荀子、董仲舒以及王弼、王通等莫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并不存在唯一的解释模式，条件不同，结论必异。据此再看胡瑗对儒家经典的义理化解释，不论是他的《周易口义》、《春秋口义》、《洪范口义》，还是他的《中庸义》、《安定言行录》等，虽然对先儒的解说有相当的困惑，但就其总体而言，则是适合了宋初的社会现实，在价值体系和运思模式上完成一重大转变。比如在他的《周易》研究中，他的解说既不同于传统的象教派，也不同于传统的义一派，而是在两派之外别出新解，征引史事以证经义，进而阐释他所理解的儒学思想本质。这实际上意味着《易》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开启宋儒以性命道德之学解说《周易》之先河。
性命道德之学的探究，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胡瑗学术的一个正要关切点。在这方面，他推崇孟子，反对荀子，在承认圣人也有情有欲的前提下，鼓励人们圣人可学，不必在圣人面前自卑。在胡瑗看来，圣人既非木石，当然有情有欲，问题在于圣人的情欲并不会引出罪恶，故而胡瑗并不是后来道学家那种伪善的绝对禁欲主义者，而是肯定了情与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为此，胡瑗提出 ” 明体达用 “ 的修身养性之学。他的所谓 ” 体 “ 依然只是儒家伦理中的三纲五常，所谓 ” 用 “ 依然只是实践这些观念。只是由于胡瑗在宋初最先提出体用之说，因而对宋儒尤其是程颐的天理观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先导作用。程颐在《易传序》中说： ”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 将体视为理，将胡瑗的体用思想作为理学的内涵继承下来，因此，胡瑗便自然成为理学的先驱者之一。
在理学的先驱者中，除了胡瑗、孙
复等人外，最值得注意的是石介。他们三人合称 ” 宋初三先生 “ ，均可视为理学的开山人物。就其思想主体而言，石介与胡、孙一样，皆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故而其学术的出发点皆从批评佛教与道教开始。石介在《辩惑篇》中声称，天地间本没有佛，更没有什么神仙，只有自古以来圣圣相传的 ” 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 “ ，才是 ” 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 “ 。他认为，儒家关于君臣父子、礼乐刑政、仁义忠信的道理皆合乎大通，而佛道二教所鼓吹的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妇、非兄弟、非宾客、非朋友等奇谈怪论，显然有悸于人道。因此他对三教采取了不妥协的批评态度，宣称 ” 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对彼也。 “ 唯此点与后来的理学家援佛大儒或以儒补佛明显不同。
石介在思想史上的另一贡献，是继承唐中期以来开始的古文复兴运动的基本精神，竭力反对此宋初年轻浮华丽的文风，主张承继韩愈 ” 文以载道 “ 的思想，以为文章之弊不亚于佛老之害，宣称只有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为此，他竭力张扬韩愈的道统说，强调儒家的真精神自孔子之后基本上没有得到发挥， ” 孔子没，道屡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 “ 韩愈。然而自韩之后又三百年，中无圣者贤人，道统又断。还是乃师孙复出， ” 上学周孔，下拟韩孟 “ ，继承道统。且不说石介的道统编制有否漏洞，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石介的这种编制对宋儒尤其是朱熹反复强调的道统问题实在是启发良多。
总之，宋初三先生的思想贡献不是营构理学的完整体系，而是以其批判性的思考启发后儒，从而对理学的形成具有先导意义，构成理学思想资源的一条重要线索。与此前后，周敦颐、张载等人也在进行类似而又有所不同的思想探索，从而最终完成理学体系的建构。
周敦颐素来被看作是理学的开山祖师。所谓宋明理学的主题即“心性义理”的提出主要还是周敦颐的贡献。
所谓 ” 心性义理 “ 主要是指性命道德问题，它既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整个儒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孟子和乃师子思，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证。此后的一些儒者如苟子、董仲舒、扬雄、韩愈等，虽不同程度地提出各种说法，但由于主要停留在儒学淑世淑人的教化目的上，因而只能触及人性的善恶层面，而不可能具有本体的意义。只是到了佛教传入中土后，一些佛教徒为了解决佛性问题，才开始借用儒学的心性术语，从而使心性义理问题具有本体的意义。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周敦颐重提心性义理之学且得到宋儒的赞赏与支持，其思想资源主要是来源于佛教的启示，是数百年来儒佛冲突的真正化解。
周敦颐思想贡献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吸收道教的思想资源而提出简明扼要的宇宙生成模式论，他以《周易》的 ” 太极 “ 范畴为主体，杂揉道教的无极、无欲、主静等概念，从而组合出一个优美和谐的宇宙图式，完成理学世界观的建构。其《太极图说》仅寥寥二百五十余宇，但结构谨严，精密而完整地向人们展示出了一幅系统的宇宙生成图式和人类生成发展的全部过程，且极富有哲学思辩色彩，为其后的理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故而被后世的理学家奉为经典：文献。
如果就思想资源来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固然包含先儒的许多意思，但如果没有释老的启示，特别是道教宗师陈抟的思想贡献，其图式便很难成立。即便是最不愿承认周敦颐之学出于老氏的朱熹，也不能不承认周民之太极图主要来源于陈抟的道教系统。综合明清以来学者的研究，《太极图》主要源于道教系统的《太极图》或《太极先天图》，其基本线索一如南宋朱震所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放。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然而问题在于，陈抟的《太极图》毕竟没有周氏《图说》中的儒学气味，否则只有陈抟，何须敦颐？因此不论《太极图》是否真的来源于道教系统 ” ，都似乎无关周敦颐思想贡献的基本评估，因为周氏的贡献不在于图的改造与创新，而是他基于此图而提出的一套全新的解释。这才是周敦颐营构思想体系的基本路数，即“出入释老 “ 而 ” 反诸六经 ’ 的特色。
作为周敦颐思想体系的基本纲领，《太极图说》主要是提供子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动静观和人生观。在谈到宇宙本原问题时，周敦颐抛弃了道教体系中的成仙得道的炼丹术 “ ，吸收了其中宇宙生成论的一些说法，描绘了一幅世界生成；发展的图景。他把道教的无极视为宇宙的本原，把儒家的太极视为无极饱派生物，由无极而为太极，由太极的阴阳运动而生五行，由五行的运动而生万物，生男女。这样，周敦颐借助于道教的无极概念便比较好地解决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发生、发展与统一问题，既沟通了天人之间的关系，又抛弃了佛道二家以及其他的唯心主义神学创世说，并有效地容纳了汉代以来的宇宙生成论，从而为宋明理学提供了本体论方面的依据。
在谈到动静问题时，《太极图说》比较好地解决了阳动与阴静的关系问题，也比较好地回答了太极运动的形式与动力问题。在周敦颐看来，所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云云，并不是把太极作为一切运动的根本动力，因为太极并不是最后的本原，而是无极而太极。这样，不仅阳动与阴静相互转化，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依赖。也就是说，就具体事物而言，运动与静止是相互排斥的，是不能并存的，运动时没有静止，静止时没有运动。但是对于 ” 妙万物 “ 的 ” 神 “ 来说，则是静止中有运动，运动中有静止。这便是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尽的基本规律。在谈到人生观等问题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明确提出，圣人主静的主张。他认为，自无极而太极的运动结果，最后产生了“得其秀而最灵 ” 的人，因此人具有判断善恶的知觉能力和思维能力，于是圣人以静作为身心休养的基本途径。与此同时，他明确提出无欲的主张，以为 “ 无欲故静 ” 。显然，周敦颐这种无欲的主张并不来源于早期儒家，而是受到了道家无欲、主静的影响。因为早期儒家包括孟子最多只讲寡欲，而不讲无欲，况且对于现实中的人来说，寡欲是可能的，无欲则是不可能的。然而周敦颐却认为，寡无之别虽力量的界定，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在周敦颐看来，只有无欲，才能达到静的境界；只有达到静的境界，才能实现圣人身心休养的基本标准。
那么，周敦颐的圣人境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 ? 简言之，就是一种诚的境界。诚的概念最先见于《中庸》和《孟子》，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思孟学派提出的。只是由于周敦颐对此大加发挥，并以此作为其论学的基础，故而显得诚的概念在周敦颐那里格外重要。周敦颐对诚的理解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学概念，而是具有一种本体论的意义。
总之，作为理学思想的先驱，周敦颐对早期儒家思想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解释，而正是在这一解释过程中，他不自觉地吸取了佛道的思想因素，从而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儒学思想体系。
和周敦颐在理学中的地位相当的还有张载。举凡对理学有所推崇的后世儒者，大都极为推崇张载。他的著作也一直被视为理学的经典著作。尤其是他的《西铭》、《东铭》和《正蒙》，不仅是他的代表作，而且简直可以视为理学的经典作品。《西铭》原名《订顽》，本是张载书于学堂西墙的一篇短文，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座石铭性质。后程颐以为《订顽》之名另起争端，遂改的；《西铭》。由于此文立意高远，意蕴无穷，因而极受后世理学家的推崇。二程说，《西铭》是儒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也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订顽》之言 “ 极纯无条，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 ” 说， “ 《订顽》立心，便可边天德。 ” 是继孟子之后绝无仅有的重要著作， “ 孟子之后只有《原道》一篇，其间言语固多病，然大要尽近理。若《西铭》则是《原道》之祖宗也。 ” 程氏对《西铭》的推崇，主要是《西铭》中所体现的道德理想的新建构，也正足这种新建构基本解决了宋以前儒者所面临的理论困难。
张载在《西铭》中提出的道德理想简单地说就是 “ 民胞物与 ” 的泛爱论。其主要思想实际上是在以儒学伦理去规范社会行为，所表现出的价值趋向也基本上是传统儒学的那一套。只是他在强调泛爱的同时，也相当明确地与墨子的 “ 兼爱 ” 主张相区别，更加强调了爱的等级次序。他再三强调 “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 ，因而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性格的形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知识分子素来轻看 “ 小我 ” ，视个体生命微不足道，而是将大我作为小我的终极追求，总是以 “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此而言，张载 “ 民胞物与 ” 的见解实在是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脊梁。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程颐在谈到《西铭》
的价值时所提出的另一种见解，即《西铭》中所强调的所谓 “ 理一分殊 ” 。 “ 理一分殊 ” 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最初也见于此。其意义是认为宇宙间只有一个最高的 “ 理 ” ，而万物各自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具体体现。后来朱熹借用佛教 “ 月印万川 ” 说来解释，强调 “ 本只是一个太极，而万物各有秉受，又自各全县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 这样，朱熹便将个别与一般绝对对立起来，并以此论证中国传统社会 “ 尊卑贵贱 ” 等级社会的合理性。
《正蒙》一书是张载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书中，张载利用《周易》、《诗经》、《论语》、《孟子》的思想资料，着重发挥儒学天道学说，以期建立以气为一元本体的宇宙论。张载认为，宇宙间一切现象都是由于气的变化。这种气就是太虚。从自己方面看，其中间有活动性，称为太和；从本性看，其德为虚明之气。气凝聚的时候，便成物；气分散的时候，便是虚空。其聚其散，都是太虚所变化的客形，而本体就是太虚。万物千变万化，仍复归于本体的人虚。这样一来，张载就在理论上真正解决了前儒曾经提出而并未解决的宇宙本体问题。据此，张载进一步推论为人要 “ 穷理尽性 ” ，要通过不断地反省自己，以改变气质之性，以发现自己的本然之性，以使性与天道合一，以达到内外一致的诚的境界。也就是说，人有各种脾气，有才与不才，这是气质之性；养真气，令其返本而不偏；去情欲，以天之德性为其之德性，此即 “ 尽性 ” 。
张载所提出的 “ 穷理尽性 ” ，以及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都是对儒家思想的重大贡献，都是前人所末道。它不仅有效地化解了先前儒者在人性论上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而且具有相当重要的实践意义。从这个理论出发，张载进一步提出 “ 德性之知 ” 与 “ 见闻之知 ” 的区别，强调人们的认识仅仅满足于靠感官经验得来的 “ 见闻之知 ” 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达到 “ 诚 ” 的境界与 “ 圣 ” 的境界，就必须凭借另一种知识，即德性之知。所谓德性之知，就是不依赖于见闻的天赋的道德观念， “ 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 ，而是主观生的， “ 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惜其心 ”,“ 大真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 ，只要通过内心修养便可认识一切事物。显然，张载的这些思想已使儒学超越传统的经学而向心性、义理、道德修养等领域深入，从而使儒学呈现出一副全新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载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由于张载的特殊地位，其学说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很大，在当时张载不仅与王安石、司马光等学界名流有着广泛的接触与来往，培养了一大批有名的弟子，形成了关中学派，而且由于他与程是亲戚关系，相互之间的来往比较多，二程对张载也比较尊重，从张载那里吸收了许多东西，如理一分殊、天地之气与气质之气等理论。这些理论经过二程及朱熹等人的扩充与发展，成为理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
在宋明理学奠基者的名列中，除了周敦颐、张载之外，应该提到的还有邵雍。邵雍的思想贡献主要在于宇宙本原及其演化规律的探讨上。其《皇极经世》一书据 “ 物理之学 ” 敷衍铺陈，创造成 “ 洞彻蕴奥，汪洋浩博 ” 的象数学，尤其是他以元、会、运、世之数推演天地运化终始、治乱兴衰时节等，都对后世儒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这部书中，他以《周易》的六十四卦进行推演，以期证明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就已存在一种先验的图式。这一推论过程相当复杂，但其结论只是说：一是宇宙万物只是由一个总的本体即 “ 太极 ” 演化而来。这一点与周敦颐的思想极其相似，同样对宋明理学的正式形成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后经朱熹等人的扩充与发挥，遂成为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二是强调太极在主万物时遵循 “ 一分为二、二分为四 ” 的加一倍法进行演化的。三是指出太极为心。以小为太极，则宇宙万物生于心；宇宙的法则就是我心的法则。这样心物不分无二，天地之道便备于人。
显然，邵雍以太极作为万物的本原，以小物不分无二作为基本的规律，这就必然涉及人的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邵雍的明确答复是人的认识并不在于如何把握客观外界，而是如何认识自心。邵雍认为，知识只能是心本身所固有的，致知之途只有返求于心，不可外求于物。为此，邵雍提出 “ 以物观物 ” 的认识论，以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在本质上与人体的构造并无太大差别，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则有四肢，故而最终天地与人合一。由此看来，邵雍的以物观物并不是指理性对于外部事物的分析综合与抽象，而是指主体运用一定的精神境界去观照事物、看待事物。这样一来，邵雍便和张载一样，将儒学原来的经学传统转换为心性之学，从而为理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理所当然地成为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经过周敦颐、张载、邵雍等人的共同努力，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便大体形成。而理学作为一种典型的形态正式形成，还要归功于 “ 洛学 ” 的兴起。洛学是宋明理学中的重要学派，由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所开辟。前面说过，二程与张载有着亲戚关系，他们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张载的思想影响，但从根本上说，二程的思想具有相当的独创性，不仅别具一格，而且自成体系，特别是他们进一步摆脱了道教的影响而回归到儒学正宗，因而其思想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理学的正统与典型形态。
当然，二程的思想并非绝对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也并不算小。先看程颖，程颢为程颐的胞兄，人称明道先生。其学据《宋史》本传说，是以述仁为主，力主 “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 ，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尽性至命，本于孝悌，穷神知化，通于礼乐，是儒学道统的真正传人。乃弟程颐评价道： “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 至于程颐，于书无所不读，以《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为基本途径，而达于 “ 六经 ” 。其为人不苟言笑，一副圣人派头。
性格及行为方式的差异对于二程来说尚是次要问题，从学术史的观点来观察，他们之间的理论区别可能更有意义。虽然他们二人都是理学的创建者；但是他们对于 “ 理 ” 的理解却是同中有异。
程颢认为，理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趋势， “ 理者，天也 ”,“ 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 ” ；对于 “ 道 ” 与 “ 器 ” ，则认为 “ 器亦道，道亦器 ” ，将道视为无始无终的万物主宰。强调 “ 天人本无二 ” ，人心与万物不可分，人心本无内外，天地万物皆与我浑然一体。只要 “ 诚敬存之 ” ，使心寂然无事， “ 郭然大公 ” ，内外两忘，便可以达到 “ 仁 ” 的境界。因此他强调 “ 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 ” ，以为天理内在于心中，穷理尽性， “ 当处便识取，更不可外求 ”,“ 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也，传己之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广阔无根，万善皆备，欲传圣人之道，扩充此心焉耳。 ” 显然，按照程颢的理解，理心一体，万物皆在我心中，因此人们不须去认识客观世界，而只需认识自心即可。这不仅上承周敦颐等人的思想，而且直接开启了此后的陆王心学。
而程颐则不然。程颐认为，所谓 “ 理 ” ，重在指客观事物之所以然，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显，都是因为天下之物皆可以理照。一物须有一理，但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而万物之理就是一个天理。显然，这种主张虽说与程颢的主张并不根本冲突，但差别却是极其明显的。在气与道的关系问题上，程颐以为离开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是道。阴阳者，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为此，程颐特别强调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以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阴阳者道也。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此点显然与程颢的见解有所不同。
二程之间的不同是一种本然事实，但是这种不同并不影响他们在创建理学的过程中的相同点，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不同只是细节，同才是根本。即以 “ 天理 ” 而论，尽管程颢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 “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他们二人在天理问题上基本一致，都是将天理作为宇宙本体，并把全部学说建立在天理的基础上，从而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体系。
理作为中国
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早在先秦时期业已出现，《易·系辞上》有 ”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 ，这儿的理便明显具有事物的规律的含义。再如《孟子》所说 ” 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 ? 谓理也，义也。 “ 这里的理便具有准则的含义。而且，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理作为哲学概念基本上是与气的含义相一致，即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也是将气视为世界的本原。这样一来，理、气三字便不是相对待而存在，而是有点理气不分。二程的贡献是将理气的性质与功能作了明确区分，并将二者视为一组相对立的基本概念。当然，这一点在程颢的思想体系中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在程颐的思想体系中则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程颐认为，理是精神的实体，是宇宙万物产生的根源， ” 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也就是说，理是无形的，天地万物是理派生的，是理的体现，受理的支配，理比万物更实在，更根本，更具有本体的意义。举天地之间万物万事只是一个理，这个理既是客观事物存在的根本准则，也是超越于客观事物之上的最高存在的实体。
至于气，二程认为，气只能是理的派生物，而不是世界的本原。但是，作为有形的物质实体，气来自理，有此理，才有此气；有此气才有此形。因而理气二者虽不可分，但二者实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别。
如果二程仅仅将理气作如此的区分，问题或许并没有多么复杂。然而由于他们将本体论的问题引进人性论和修养论，遂使问题变得并不那么简单。其中最著名的命题便是天理与人欲的绝对对立。在二程看来，天理是道德本体，伦理道德是天理的具体体现和主要内容，因而要求 “ 视听言动，非理不为 ” ； “ 礼者，理也，文也。 ” 换言之，这种理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等级秩序所要求的人伦规范， “ 父子君臣，天下诸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 ” ； “ 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 ” 所以，在二程的心目中， “ 理只是大理，甚分明。 ”
至此，一个以仁为核心，由大及天的理学伦理精神体系便基本形成。
本来，强调天理的人伦性质应该说具有人本主义的意义，因为它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然而由于二程将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并以天理遏制人欲，遂使其天理说具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在这一点上，二程实际上是接着孟子以及张载的意见往下说，其理论的致误之由也主要源于此。那就是将人性一分为二，即所谓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在他们看来，天地之性是性之本，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因此，可以说性即理；而气质之性是人爱生之后形成的，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是气在生成过程中与生俱来的，故而又称性即气。为此他们将天理绝对化，将物欲非道德化，并使二者绝对对立，强调个体道德对社会伦理的绝对认同，从而提出 “ 存天理、灭人欲 ” 的口号，以此化解个体与社会、个体欲望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
“ 存天理，灭人欲 ” 是二程理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其伦理修养的最高要求。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和要求呢 ? 这便是二程提出的 “ 居敬集义 ” 与 “ 克己改过 ” 的主张。在他们看来，道教的绝圣弃智与佛教的生禅入定只能达到寂灭浪静的初级目的，只能使人身如枯木，心如死灰之目的，而无法达到存理灭欲的境界。反之，如果用主敬的方法代替佛道主静的方法，便很容易达到对伦理纲常的敬畏心，从而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感，并能真心实意地去履行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达到 “ 慎独 ” 的精神境界，以虔诚的心理专一于天理。这样，天理才能存在，人欲才能有效的遏制，儒家的伦理规范才能变为现实。至此二程完成理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建构，从而成为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二程的门人、门户并不明显，学大程者，亦师小程。然二程思想、性格毕竟有所不同，于是门下弟子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守之，学术造诣各不相同。其后学最著者，有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等所谓 “ 程门四先生 ” 。其最有名者，当数谢、杨二人。二程的学术也王要是经过他们的传播而流传到南方，并最终形成以朱熹学术为主体的新儒学，开启儒学史上的新篇章。
杨时号龟山，在程门弟子中是最为有名的，深得二程赏识。据《龟山先生年谱》记载， “ 时明道之门，皆西北士，最后 ( 杨时）先生与建安游定夫酢，往从学焉，于言无所不说，明道最喜。每言杨君最会得容易，独以大宾敬先生。后辞归，明道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 ’” 由此可见程颢对杨时学术的推崇。
就场时学术的本身而言，其特征在于基本上不提佛学与道教，而更着力于儒家经典本身的探讨，他多次强调， “ 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经，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学愈博而道愈远。 ” 故而他着力从儒家经典的文典的文本中阐发新文，格外重视《周易》和《中庸》，以为《中庸》合内外之道，精义入神，既能致用，又能安身，为圣学之渊源，为入德之大方。其学南渡之后，传于罗从彦，罗传于李侗，三传而至朱熹。由此可见，杨时在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程门弟子中，与杨时地位相当的是上蔡谢良佐。明清之际学者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上蔡学案》中评价说： “ 程门高弟子，窃以上蔡为第一 ” ； “ 上蔡在程门中英果明决，其论仁以“觉”，以‘生意’；论诚以“‘实理”，论敬以‘常惺惺’，论穷理以求是，皆其所得，以发明师说者也。 ” 也恰恰在这一点上，上蔡学术深受后人诟病，朱熹便说：上蔡论仁说觉， “ 分明是禅 ” 。
和谢良佐学术相类似的是游酢。作为程门弟子，游酢为学也有明显的偏禅倾向，以为禅宗所说，当时儒家学者并未深加考察。因此要辨禅儒异同，必须亲自阅读佛教经典。他说： “ 前辈往往不看佛书，故低之如此之甚。 ” 其晚年更从禅师游，几成程门 “ 罪人 ” 。
至于吕大临，初学张载，张载去世后，改从二程学，是有名的蓝田吕氏三兄弟 ( 大临为小弟，其兄为大防、大钧）之一。其为人深淳近道，其为学以防检穷索为宗旨。以为君子之为学，主要在于变化气质，以赤子之心为良心，以为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修养功夫在于存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的赤子之心。
比程门四先生稍后一些或三传弟子有胡宏、李侗、张九成等。胡宏乃胡安国之季子，安国虽未及二程之门，但由于其与谢良性、畅时、游醉等人 “ 义兼师友 ” ，乃 “ 私淑洛学大成者 ” ，因而在南宋倡明洛学之功，正如全祖望所说，几与杨时的地位相埒。安国竭力倡导 “ 穷理尽性 ” 之学，又以治《春秋》学见长。所著《春秋传》三十卷深得官方赞赏，宋高宗以为其书 “ 深得圣人之旨 ” ，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官方经文定本，对后代具有相当的影响。胡宏在继承家学的同时，又从杨时、侯师良 ( 侯仲良）问学，优游衡山之下二十余年，潜心玩索，不舍昼夜，力行所知，亲切至到。关心国事，力主收复中原。其学以论心性为基本特色，分析颇为精细，以为心由性而分，以性为本体，主张性体心用。性是第一位的，心是第二位的，是由性之助，性之所发而派生出来的。故而强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即心是性的体现，性是被体现者。性是内在的，深藏的，心是性的外在表现。由此可见，胡宏把心与理排除在宇宙本体之外，只有性才被赋予宇宙本体的属性而被置于心与理之上。这样一来，胡宏对心、性、理等理学概念的解释都颇有新又，一方面超过了洛学已有的范围，有所创建；另一方面，这种超越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是对洛学的背叛，故而后来张拭、吕祖谦、朱熹等人都一直怀疑胡宏之学尤其是其主要著作《知言》非属程学。不过，也正是由于胡宏思想的独创性，因而使其在南宋时期成为开湖湘学统的重要人物。
李侗是朱熹的老师，学者称延平先生。由于其为南剑州剑浦人，因而又与乃师罗从彦及杨时并称 “ 南剑三先生 ” 。罗从彦原从杨时问学，又直接师事程颐，后人罗浮山静坐，为学以主静为宗，常教人 “ 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不惟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 ” 。年二十四开始从学罗从彦，退而屏居，终生不仕，谢绝世故几四十年，只是因朱熹的扣问而有《延平答问》。李侗之学以主静为主，动辄教人静坐，以体认大本末发之前之气象，以达洒然之境。初学时，默坐澄心，以验喜怒哀乐末发之前之气象，久而用力，便会 “ 理与心一 ” ，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于此；如此便能达到涵养的纯熟境界，即“浑然气象”，真有所见， “ 虽一毫私欲之发，亦听退矣 ” 。对于程颐的 “ 理一分殊 ” 之说，李侗格外重视，以为是区分儒学和佛教、道教的根本标志。他说： “ 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
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看分殊耳 ” ； “ 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 ” 据此可知李侗之学大体能继承程颐的学说而又有些微发展。
至于张九成，虽然也是理学发展过程中从二程到朱陆的关键性人物，但其思想倾向则明显地表现出援佛大儒。他是杨时的门人，是二程的再传弟子，所思经学，多与训解，然其早年多从佛者游，受禅学的影响颇深，向为学者诉病。黄震批评道，盖杨时言禅学，每每明言禅学，尚算是直情径行，然而张九成则 “ 改头换面，借儒谈禅，而不复自认为禅，是为以伪易真，鲜不惑矣。朱熹更斥其书为 ” 洪水猛兽 “ ，以为张九成虽学于杨时，然而最终是 ” 逃儒以归于释 “ ，其所论 ” 皆阳儒而阴释 “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张九成在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尚能保持洛学的传统，其 ” 天理论 “ 、” 格物说”以及 “ 慎独说 ” 等等，都能照着二程往下说。其天理论认为，万物皆有理， “ 天下无一物之非理 ”,“ 天理者，仁义也 ”,“ 夫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皆有天理在其间。日用之中，天理每于此而发见。其格物论强调， ” 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穷一心之理以通天下之理，穷一事之理以通万事之理 “,” 是故于一念之微，一事之间，一物之上，无不原其始而究其终，察其微而驰其著，通其一而行其万，则又收万以归一 “ 。即通过对万事万物之穷究，而后了悟万理出于一理，显然这是程颐所谓 ”格物致知 “ 或 ” 格物穷理 “ 的原初本意。至于通其一而行其万，便是先了悟万物出于一理，而后遇万事万物自然通晓。
此后，陆九渊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即以为心即理，只要明心，则一切皆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九成对格物穷理的发挥，正是从二程转向陆九渊的一个重要环节。关于张九成的慎独说，主要是受杨时的思想影响，而后又有新的发挥。他强调，君子慎其独， ” 礼在于是则寂然不动之时也，喜怒哀乐末发之时也。《易》所谓‘敬以直内’也。孟子所谓‘尽其心知其性’也。有得于此未可已也。释氏疑近之矣，然于此而不进 “ ；与此同时，他还强调， ” 天命之谓性，喜怒哀乐末发以前者也，所以谓之中。 “ 也就是说，张九成所谓的慎独境界，就是所谓 ” 中 “ ，就是所谓 ” 性 “ ，就是所谓 ” 天命 “ ，就是指喜怒哀乐未发时寂然不动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近似于禅宗所谓 ” 善恶虽殊，本性无二 “ ，然又稍有不同。即释氏 ” 于此而不进 “ ，而张九成则更进一步，不仅将慎独作为一种境界，而且作为一种功夫， ” 有得于此未可已也 “ ，即达到这种境界后，还要有所行动，以完成 ” 修齐治平" 的圣人事业
篇7：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教案
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教案
一教学目标：
具体要求：
1、知识要求：识记世界市场的含义、类型、产生条件以及当代世界市场的特点。
2、能力要求：通过对本课学习，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3、觉悟要求：通过对本课学习，了解当代世界市场的新特点，使学生树立开放意识、经济全球化意识。
二教学重点：
当代世界市场的新特点
三教学难点：
当代世界市场的新特点
四教学准备：
投影仪、幻灯片
五教学方法：
阅读法讲授法讨论法
六教学安排：
一课时
七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提问）：我国在什么时候加入世贸组织（WTO）的？
世贸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我国为什么要加入世贸组织？
（学生答）：略
（教师归纳）：要了解世贸组织的有关知识，首先还是让我们先从世界市场的一些知识的开始吧。
第八课
当代世界市场和我国的对外贸易（板书）第一节
当代世界市场（板书）一世界市场的开成与发展（板书）（学生阅读课文回答）：①世界市场的含义、类型；②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的条件。（教师讲授）：1。世界市场的含义和主要类型（板书）（1）世界市场的含义：世界市场也叫国际市场，是指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商品流通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交往活动的总和（板书）
①商品市场（有形市场）
（2）世界市场的分类：
②资金市场
（幻灯片）
③技术市场
④服务市场
2、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的条件（板书）
（1）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板书）
（2）国际分工的发展（板书）（讨论）：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形成了世界市场了吗？为什么？（学生讨论）：不会，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教师归纳）：对，由于受当时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的制约，商品经济发展极其缓慢，世界各国几乎都是封闭锁国的，当时东西航路又没开辟，不可能产生国际分工，所以不会形成世界市场。那么，世界市场是否是一下子就生产了呢？当然不是，任何事物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世界市场的形成也是一个逐渐形成、发展的过程。
（3）世界市场的发展阶段（板书）
（教师讲授）：①第一阶段（萌芽阶段）：15世纪末、16世纪初，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东西新航路的开辟，以及资本的原始积累，商品交换越出了一国的范围，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商品交换，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世界市场的萌芽。但是这时的世界市场还不稳固，在世界市场上流通的.商品，还主要是小生产者的商品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商品。②第二阶段（形成、发展阶段）：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在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与美国先后发生的产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些国家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巨大生产力所带来的大量的产品，需要日益扩大的销售市场，所消费的大量的原料与粮食，需要日益扩大的供给来源。这样，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就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欧、东欧、中东以及大西洋沿岸的广大地区都成为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和远东的日本、中国等也开始进入世界市场。各国之间的商品交换无论从广度上或深度上都大大地发展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推动，使世界市场迅速发展并得以最终形成。这时，在世界市场上流通的已不是小生产者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的产品，而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品。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建立，世界市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了统治地位才最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课文中第99页马克思的话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回忆）：产业革命有哪些成就？对世界市场和形成产生了什么样的重要影响？（学生答）：略（教师归纳）：产业革命（又称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变革过程。其主要标志是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产业革命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世界市场和最终形成。
第一，机器大工业的建立，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和形成。第二，机器大工业的建立，为发展世界交通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机器大工业的建立使交通运输工具和通信联络手段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从而使铁路运输、远洋运输和通信事业得到发展，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过渡）：二战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得到提高，国际分工也进一步加深，使当代世界市场呈现出新的特点。
3、当代世界市场的特点（板书）（回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学生答）：略（学生回答后教师放幻灯片）：三次科技革命时间主要标志主要内容与世界市场的关系第一次科技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70年代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机器大工业代替手工业推动了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第二次科技革命19世纪最后30年电力的广泛运用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促进世界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次科技革命20世纪40年代至今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空间科技的发明和应用主要在电子、能源、材料三大基本技术领域展开使市场呈现出新的特点（过渡）：那么，当代世界市场的新特点又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本课所要讲的重点内容。
4、当代世界市场的特点（板书）（学生阅读课文回答）：略（教师讲授）：
（1）国际贸易方式多样化（板书）（教师）：由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使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国际分工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国际贸易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出现了许多新的国际贸易形式。（提问）：新的国际贸易形式有哪些呢？（学生阅读课文第99页小字材料，了解租赁贸易的内容）（教师）：除此之外，还有补偿贸易、加工贸易等形式。
（2）商品结构复杂化（板书）（教师）：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商品生产对原材料的消耗相对地降低，而对原材料的加工程度和综合利用程度大幅度提高，在国际贸易中形成了工业制成品贸易扩大、初级产品减少的商品结构。（学生阅读课文第100页有关小字材料，了解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内容）（教师播放幻灯片）：1950~1990所世界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在世界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年份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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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案区域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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