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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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古代人类在与自然长期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凝聚着中国古代生态伦理的.高超智慧.它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提倡尊重生命,兼爱万物,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作 者：李晓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法政系,青海,西宁,810008 刊 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 分类号：B222 关键词：儒家 天人合一 生态伦理篇2：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述略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述略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述略发布时间： -8-22 作者：何怀宏
内容提要：对中国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区别和分析，本文即试图从“行为规范”、“支持精神”和“相关思想”三个方面来分析和阐述这一思想资源，指出在“行为规范”方面，儒家所主张的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支持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而两个对环境保护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的思想，则一是涉及对经济及物欲的看法，即限度和节欲的观念；一是涉及对人和事物的一种基本态度，即一种中和、宽容、不走极端，“不为己甚”的态度。
在西方世界有数百年、在中国则大概只有数十年的经济迅猛发展的历史，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在古代中国人那里存在的生态伦理思想，已多有识者指陈和论列，本文的目的是试图从“行为规范”、“支持精神”和“相关思想”三个方面作进一步的区别、分析和比较。所据材料主要是来自儒家，包括由孔子整理过的既是古代原典、又成为儒家经典的典籍。
我想首先对我使用的这三个划分的范畴略作说明。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持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支持精神”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它或它们──因为这种精神可能是单纯和统一的，也可能是驳杂和复合的──构成人们如此行为的基本动机和内在基础。没有这种精神信仰支持的生态伦理很可能是不完整的，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持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持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宗教信仰，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相关思想”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我在这一范畴内不仅要考虑一些支持人们自觉遵守某些生态伦理规范的中介思想观念、或与之相容、互补的思想观念，也包括一些与其他文明相比显示出自己的特点或从今天的观点看显示出某种局限性的思想观念。
一、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 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动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亦记载孔子说：“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这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题中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创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和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古代中国人对这种自然和生命的节律十分敏感并有各种禁令，据《礼记》“月令”篇记载：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履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h.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
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季春之月：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
不可以内。
田猎D罘罗网毕翳]兽之药，毋出九门。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
孟夏之月：是月也，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
毋伐大树。
是月也，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
季夏之月：是月也，树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而直到“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趋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到“季秋之月”，则“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内，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并且，“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总之，当春萌夏长之际，不仅特别不许破坏鸟兽之巢穴，不许杀取或伤害鸟卵，虫胎、雏鸟、幼兽、也一般地禁止人们各种有害于自然生长的行为。所禁的行为对象范围不仅包括动物、植物、也涉及到山川土石。而其中的“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则可视为基本的原则。
这些“时禁”有其长远的渊源。在那时的人们看来，它们就已经是“古之训”，是“古圣王所制”了，例如，《荀子》“ 王制”篇谈到：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之所以有这些“时禁”，固然一方面有为了人的利益的一面，即如上文所说，使百姓“有余食”、“有
余用”、“有余材”，但另一方面也有让各种生命自然成活和生长、“无伤”、“不夭其生、不绝其长”的意义，亦即不仅人的生命、所有其他的生命也都有其价值、有其意义。《礼记》里的“王制”篇也记载道：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止，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不卵，不杀胎，不夭，不覆巢。
又《国语》“鲁语”上“里革断罟匡君”一节记载：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断其罟而弃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BS，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D罗，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禁D，设阱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鸟翼 卵，虫舍 ，蕃庶物也，古之训也。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罟，贪无艺也。”公闻之曰∶“吾过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无忘谂。”师存待，曰∶“藏罟不如置里革于侧之不忘也。
《大戴礼记》“易本命”则直接对帝王提出警告：故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
故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动不以道，静不以理，则自夭而不寿，妖孽数起，神灵不见，风雨不时，暴风水旱并兴，人民夭死，五谷不滋，六畜不蕃息。
对这些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和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极性的限制；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式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自身就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
第三，即使是作为时禁，它们还可能并非叙述这些规定者的当时之制，即叙述者还只是说这些规定是“圣王之制”，是“古之训”，是古“王制”，也就是说，在产生这些文献的春秋晚期及战国时代，各国的法令政策中可能并不一定就现实地包括了它们，或者全面和严格地执行了它们，它们可能还主要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追溯，但是，这些思想的存在又是确定无疑的，它们确曾体现在制度之中，也是有相当根据的。
第四，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地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还看到，这些禁令的对象（或者说保护的对象）不仅包括动物、植物，也包括非生命的木石、山川。当然，有生命的东西被置于无生命的东西之前，能够活动的生命又被置于不能活动的生命之前。我们可以设想，在儒家那里，在行为规范的方向上，除了人类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这样一个推爱的圆圈，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由动物、植物到自然山川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关怀圆圈，前一个圆圈又优先于后一个圆圈。
我们甚至在上述主要针对自然物的行为的行为规范中也看到人事的影子，它们或者也同时是作为劝谏君主亦应如此处理人事的一个手段（如孟子、里革语），或者也主要是从如此做将对人有利的角度订立这些禁令（如荀子语）。从道德的主体或代理人、能动性方面，人在此无疑是居于中心地位，甚至在价值论上也是如此，但由于儒家实际把天、地、人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把天道与人道紧密地联系起来思考，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说，儒家初见雏形的生态伦理既是人类中心的，又是生态中心的，它在行为规范方面主要是人类中心的，是天人有别的，而从其后面的支持精神和宇宙哲学看，它又是生态中心的，是整体论的，天人合一论的，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一节还要论述。
以上是国之禁，在个人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方面的行为规范呢？如何具体地处理人的生命与其他生命的矛盾呢？这是更深层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孟子》中的那个著名的故事：有一次，齐宣王想问孟子有关齐桓晋文的“霸道”，孟子却要给他讲用道德的力量统一天下保民而王的“王道”，宣王怀疑自己旦是否有能力这样做，孟子就从宣王自己的一个故事入手：曰：“臣闻之胡[曰，王坐於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无异於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鱼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於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孟子据此告诉齐宣王，有这样一种设身处地的不忍之心，把它用于人事，用于百姓，自然也就有能力去实行王道，既然“恩足以及禽兽”，怎么可能“功不至于百姓”？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这种惜生爱物是作为一个要君主保民爱民的劝谏提出来的，仍然是与政治相关，具有政治的涵义，但也看到孟子主张把对动物、生命的怜悯之心包括在“仁术”之中的，并且由此提出了一个“权”的问题。动物的生命也同样是生命，所以君子对禽兽也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 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并不因对象是动物就不一样，但人又不可能不食肉以维生养生，至少大部分人做不到这样，做不到素食（且不说素食也同样有一个损及植物生命的问题），人还可能在某些仪式中要杀死和使用动物（在此是祭钟），如何处理这一矛盾呢？宣王的办法是以大易小，以羊易牛，而重要的当然还是他亲自看到了牛而没有看到羊的哆嗦发抖，从而引发了他的不忍之心，孟子的一个办法是既然“闻其声”，就“不忍食其肉”，而一般又不能不食肉，那么
君子就不如“远庖厨也”. 这是不是一种虚伪？我想并不如此，当然，这是一种回避，但这种态度自然胜过认为这类事是理? ?比簧踔恋靡庋镅锏奶?取K?故潜砻髁巳硕远?锬谛纳畲Φ囊恢智妇魏筒话病H俗魑?恢侄?铮?匀灰惨谎?υ谀持稚??粗校?拖衿渌?行┦橙舛?镆谎??陨闶称渌?????5?牵?行┛赡懿坏貌蛔龅氖虏⒉灰欢就?笳牌旃摹！霸娥宄?敝辽偈且恢挚晒┭≡竦陌旆ǎ?鋈嘶箍梢钥悸瞧渌?陌旆ā6?陨闲形??鹊脑袢∫卜从吵稣饫锏穆劬葜饕?歉芯趼鄣模?嵌远?锿??哂械耐纯嗉八劳龅母芯醯奶寤嵋约耙?⒄庵痔寤岬那准?I枭泶Φ氐牟蝗讨?脑诖似鹆斯丶?饔茫?庵植蝗讨?牟⒉灰匀死辔?蓿?淙涣街指芯趸共荒芟嗵岵⒙邸?/P>
二、支持精神
支持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故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先秦其他流派、尤其是道家的思想学说之中。《老子》第25章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试图说明天地人之间法则的相通，而这种法则并非以人为依归，而是以天地、自然为依归。《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则表明了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虽不独占，但却独特地表述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尤其是在对易经的解释中，实际上建立了一种贯通天人的宇宙和人生哲学。其述大略如下：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卦彖）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卦彖）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咸卦彖）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糸辞上）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之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糸辞上）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糸辞下）
天地sA，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糸辞下）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况于人乎，况于神乎！（文言传）
这是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而从人性，从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人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礼记。中庸》篇更详尽地发挥了这一观点：“唯天地至诚，故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的“与天地叁”并非是指天地有隔，更非与天地分庭抗礼，而是说人只有如此至诚尽己之性，亦尽物之性，在地位上才能与“天地”并称，加入“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化育”. 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人”，在此人是主动的，但却不是僭越的。一般在这样的场合，亦不专提“天”，而是说“天地”. 单提“天”时有最高主宰，规律或命运的意思，而说“天地”则一般是指包容万物的大自然。
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但其主旨在人事，尤在通过天谴，灾异来试图约束统治者，其说多是论作为最高主宰的“天”而非作为自然界的“天地”. 由上述“天人合一”的思想，进而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的工作是在宋儒那里实现的。邵雍（1011-1077 ）认为：道为天地之本，而天地为万物之本。“人亦物也，圣亦人也”. 而所谓“圣人”，就在于“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在于“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以及能“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 人要以物观物，而不要以我观物，“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这是通过“圣人”把人推到理想的极致，但这一“极致”并不是与天地自然对立，而是与之融洽，不是“任我”由我宰制万物，而是以物观物，顺应物之性。
周敦颐（1017-1073 ）认为由“无极而太极”，动静中立“两仪”（天地），生万物，而“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而又唯圣人能与天地合其德。圣人之道至公，是法天地至公，圣人亦法天之春生万物而秋成万物，即生民养民而又置刑以治。“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最为生动有力，而又简明扼要地表现了宋儒之宇宙人生哲学的一段话见于张载（1020-1077 ）的“西铭”：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亩厉す眩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於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浅忧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此铭以天地为父母，视天地间万事万物皆与己同为一体，同为一性，不仅所有人都是自己的同胞，所有事物也都是自己的朋友。人是由天地所生，是天地中的一员，人也要把天地放在自己的心中，与大地上的万物确立一种相与互友之道。在此篇宁静自然的叙述中，却寓有一种巨大的震撼力量，使人们深刻思考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程在有关天地之道是生之道，故人亦须爱惜自然界生命方面有深入的阐发。如程颢（1032-1085 ）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sA，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哉？” 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 又《二程集》“遗书卷二上”阐释“天只是以生为道”说：“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成却待它万物自成其性须得。
告子云“生之谓性”则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须是谓之性。皆谓之性则可，於中却须分别牛之性、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释氏说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如此则不可。“天命谓性，率性之谓道”者，天降是於下，万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谓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谓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马则为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则为牛之性，又不为马底性。此所谓率性。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天几时分别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谓教’，此则专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复之，则入於学。若元不失，则何修之有？是由仁义行也。则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亦是万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为道。
人之性是禀之于天，人之道（仁道）亦须法天，以生生为意。陈荣捷认为，二程以仁为生生之性，至此“仁”始有一形而上涵义（及宇宙论根据）。仁为生生，与天合一。后来朱熹训“仁”为“心之德，爱之理”，此理也就是天地之心以生万物之理。“惟有由于天地以生物为心之理，始能生爱。此一结论为儒家伦理予以形而上学之根据。此为最重要之一步，使儒学成为新儒学。同时此亦为最重要之一步，使新儒学得以完成。”据张九成说，程颢书房窗前有茂草遮盖了石阶，有人劝其除去，他说：“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其在宫中时，听说皇帝漱水时避开蚂蚁以免伤生，则予赞扬，并劝帝“推此心以及四海”. 而当皇帝折断柳枝时，则予劝阻说“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并曾折断粘飞鸟之竿。又程颐二十多岁时不忍家人买小鱼食猫，特地留下养于池中，并撰一篇《养鱼记》表达自己对“古圣人之政禁”的感想：书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买鱼子食猫，见其煦沫也，不忍，因择可生者，得百余，养其中，大者如指，细者如箸。支颐而观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鱼之得其所也；终观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
吾读古圣人书，观古圣人之政禁，数罟不得入闯兀鱼尾不盈尺不中杀，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圣人之仁，养物而不伤也如是。物获如是，则吾人之乐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思是。鱼之。於是时，宁有是困耶？推是鱼，孰不可见耶。
鱼乎！鱼乎！细钩密网，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尔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尔遂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诚吾心。汝得生已多，万类天地中，吾必将奈何？鱼乎！鱼乎！感吾心之戚戚者，岂止鱼而已乎？
朱熹认为“仁”的意思就是“生生”，“仁是天地之生气”，“仁是个生底意思，如四时之有春，彼其长于夏，逐于秋，成于冬，虽各具气候，然春生之气皆通贯于其中。”朱熹说他“只是从生意上说仁”. “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义礼智，皆以四者相为用。”“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包着地，别无所作为，只是生物而已，亘古至今，生生不息，人物则得此生物之心以为心。”但朱熹不喜言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而心学一派则较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陆九渊（1139-1193 ）十几岁读古书至“宇宙”二字，突然省悟道“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者也”. 并写下“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说“宇宙不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王阳明说“天地圣人皆是一个，如何二得？” “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阳明又言：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怜悯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掩，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
借鉴于当代生态哲学中的争论，我们如果问：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从前面的叙述看，儒家行为规范方面是紧密联系人事或主要考虑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劝诫的意味；而在支持精神方面，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独立的宇宙哲学，它是与一种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以后者为重心。儒家关爱的次序一般还是在人类中以亲为先，而在所有生命中则又以人为先，例如，孔子听到马棚烧了，也还是首先问人不问马。在儒家文献中，并有许多有关人禽之别，人为万物之灵，而圣人又是人中之灵，人之优越就在其道德、理性及“能群”等方面的论述，例如：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听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周书。泰誓上》）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德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礼记》“礼运”）
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能以事上谓之顺
，能以使下谓之君。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长，狭而广，神明博大以至约。故曰∶一与一是为人者，谓之圣人。（《荀子》“王制”）
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反铅；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能去之也。故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故人之于其亲也，至死无穷。（《荀子》“礼论”）
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为仁，不仁於他物，独仁於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吕氏春秋》“爱类”）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韩愈《原道》）
但是，儒家虽然认为人因其道德理性而优越于动物，人的关心、尤其是将这种关心付诸实践的次序，也一般是从人类再推及其他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价值就绝对比其他生命高，人就可以为自己的目的和利益对其他生命为所欲为。人之优越恰恰在于他能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对待他人及其他动物，在于他是道德的主动者和代理人。这也不意味着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得到优先关照，除了上述的一般优先次序外，还有一个严重性和迫切性的`优先次序，在有些情况下就是后一种次序更起作用。而一般说来，在古代社会，生态的问题并不构成严重而紧迫的危机，所以，生态伦理在儒家思想中并不是一个中心问题，其行为规范的要求也非强式。但是，在儒家的宇宙哲学中，却蕴含着一种人与天地的关系应是融洽无间的，人并不能把自己看作世界上万事万物的主宰，不能以自然为仆人，相反，他应视天地为父母，视所有生命都与自己相通的精神。总之，儒家是从整个生态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其精神可以为现代处在生态危机严重困扰中的人们提供深厚的价值支持资源。
三、相关思想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叙述儒家一些与生态伦理有关的思想，它们并不是直接思考生态平衡或致力于环境保护的，但客观上还是或者制约了对环境的破坏，或者有助于培养一种善待自然物的心态。我在这里主要想提出两个我认为对环境保护起了最重要作用的思想，一个涉及对经济及物欲的看法，即限度和节欲的观念；一个涉及对人和事物的一种基本态度，即一种中和、宽容、不走极端，“不为己甚”的态度。
1 、经济发展的制约在中国历史上，客观上形成了对环境保护的一道最有力保障可能是儒家对发展经济的看法。儒家虽不像道家那样极端――比如说像老子那样希望回到并保护“小国寡民”的孤立停滞状态，甚或像庄子那样希望回到一种“与木石居，与鹿豕游”的自然状态，并视技术为“有机事必有机心”而绝对予以拒斥――但是，儒家也一直并非以经济的不断发展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不以物质财富的不断涌流，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己任；而是更注重形成崇高而优美的人格、德性，一方面不断在道德上超越，力求造就高尚的君子、圣贤；另一方面也使社会的风俗淳美，上下相安。用梁漱溟的话说，它主要是“向内用力”，而不是“向外用力”. 儒家固然也主张富民养民，丰衣足食，但在这方面是有一个限度的，即在人们的生活资料满足到一定程度后必转向道德修身和教化，而不以不断鼓励民众拓殖财富为能事。它促使社会上最优秀、最聪明的那一部分人的视线和精力朝向人文和道德修养，而不是朝向科技与经营，它也抑制了最有可能带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商业活动，逐渐培养起一种以读书为荣、任官为贵的社会风尚，而不与读书和官职联系的财富则遭到怀疑和限制。孔子说：“君子不器”，“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说“仁义而己，何必曰利？”，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儒家思想家那里，一直有一种重义轻利的倾向，在他们影响的国家政策上则表现为重本抑末、重农轻商。这使中国在19世纪与西方相撞后马上显出了实力落后，而在其内部固有的两千年历史中，又要碰到这种对经济活动的抑制，与重视孝道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所造成的人口剧增所形成的矛盾。只要积以一段时期的和平发展和繁衍子息，猛增的人口就要不仅给社会，也给自然界造成巨大的压力，结果客观上常常是悲剧性地通过战乱和饥谨来减少人口；逐渐恢复人口与资源之间的一种平衡。而在这一过程中，有时亦是“赤地千里”，不要说动物，连树皮草根亦被充作食物。
但无论如何，这种经济发展的制约仍然可以说是一个最根本的制约，短期的自然破坏亦决不可与现代工业污染所造成的破坏同日而语，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大体上仍保护了中国的山水还是“青山绿水”.2、中和的思想这种中和的态度可以溯及很远。据说商汤就曾“网开三面”，即便在捕猎时，也给被猎者留下更多的活路。据《礼记。王制》，古代天子狩猎时“不合围”，诸侯狩猎时“不掩群”，即不把一群动物都杀死。总之，均有不“一网打尽”，留下一条生路之意。《尚书》“尧典”说“人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梓材”说“合由以容”. 《诗经》“伐木”引鸟“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来启发人应相互友爱，并说“神之听之，终和且平。”，《荀子》“礼论”亦引鸟兽之恻隐其类来鞭策人。
儒家虽也强调人与人、人与禽的差别，但也强调要“各正性命”，“各能自尽”，“无相夺伦”. 在儒家那里，没有阶级斗争和种族战争的强烈观念，无一定要征服、奴役他族、他国或实行阶级专政的执着心态。孟子说孔子“不为己甚”. 孔子主张中庸之道，提倡忠恕之道，挈矩之道也都是讲要设身处地，将对象与自己置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共同和平地生存，交流与合作。而这样一种观念自然不仅影响到古代中国人的人对人的态度，也影响到了人对待其他动物、其他生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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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试论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价值
论文摘要：文章以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道德观为基础，以“仁民爱物”的生态保护观为支撑，以“取物有节”的生态发展现为保障，较深入地揭示了儒家生态保护思想的先导性、睿智性和系统性。
论文关键词：儒家；生态伦理；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取物有节
为实现人类生活的永久幸福而注重生态的平衡与保护，是当今世界的绿色主题。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儒家思想已关注到了此问题。与历史发展相伴随，儒家生态保护思想逐步实现了逻辑的演进链：即从“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核心的确立，到“仁民爱物”生态保护观的实施，再到“取物有节”生态发展观长效机制的保障。
一“天人合一”的生态道德观
“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天”即自然，“人”即人类。“天人合一”通过赋予天以伦理道德的属性，达到自然与人的和谐的统一。“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这里孔子肯定了天和尧的同样伟大，并认为只有尧才能仿效天，因为尧是人类的最杰出的代表。蕴涵着人与天可以相通，即人与自然可以统一，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还通过对自我一生发展历程的自叙，进一步显示了这一思想。他说：“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愈矩。”
(论语)孔子对他七十年的坎坷人生道路作了总结，其中所包含的“天”或“天命”便是贯穿其一生思想和实践中的灵魂和宗旨。统观全局，“天命”一词在这里虽一偶见，但“知天命”却是孔子一生的追求。正如路德斌指出的“志于学”，‘而立’与‘不惑’，不过是“知天命”的准备阶段，而‘耳顺’和‘纵心所欲，不愈矩’的境界也不外是‘知天命’之延伸。孔子年五十时，对天命还只是“知”，人与天命还被分为两部分，但在知天命之后，自然便是一个如何与之融合，以求达到最高境界的问题。很明显，对于“天命”由“知”至“耳顺”，“纵心所欲，不愈矩”，以至整个身心与“天命”合而为一，这是一个渐进过程。所以当孔子七十时，其境界便升华，进入终极状态。随心所欲而不逾越“天命”(自然规律)之规矩，举手投足，无非天命流行；身心与天命契合无问，融合为一，无内外之分，无天人之别。这无疑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孟子从挖掘人的心灵，知晓人的本性，从而知晓天的本质，进而达到“天人合一”。
易传·系辞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很显然，天道，地道是对人而言的。人道指的是社会法则，特别是伦理原则。可见，易传是把自然与人类社会视为一个真实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的。
(<礼记·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共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脖，“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效特性云：“阴阳和而万物得。”这些都是把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看作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运动。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道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说的是“天人合一”，就是“动而相益”。
宋代程颢说：“须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齐天下，”“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还说：“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程氏遗书》)强调“天”与“人”的同一，即“天地人只是一道也”。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强调说：“圣人尽人之道而合天道，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周易外传)))讲的天的根本性质足“健”，人的生活特点是“动”，人的“动”与天的“健”是一致的。
以上论述不难看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大系统把握的，强调天人的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以对子孙后代极其负责的态度将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已提到了议事日程，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讲话中所阐明的那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这一论断的根据之一，就是儒家的“天人合一”理念。
二“仁民爱物”的生态保护观
孔子以“仁民爱物”的命题作为生态保护的根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孔子心日中的天是有生命的，认为万物随着四季的轮回，在生成，生长，生生不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自然万物既可以渗透人的感情，又可以寄托人的生命与人相互沟通，相互依赖。仁，知之人爱人，也爱物；爱社会，也爱自然。“翼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动物不论其力量的大小，都有情感，语言和意识，也能够成为人类的朋友和助手，值得我们去关爱，理解和尊重。“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植物也有自己的性格品质，可以让人亲近，也可以与人相通，可见，人类与自然山水，动物，植物之间存在着一种追求和谐。统一共生的生态关系。“仁，知之人，总是集科学，审美，道德与生态于一身的，不仅追求智慧，欢乐和爱人，而且也非常理解自然万物”。”
孟子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命题，佐证了孔子的“仁民爱物”思想。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从生态学的视野来看，“万物皆备于我”这句话有它的内涵。首先，所有的物始终都在生存着，都不断涌现出自己，所有的物都是同源，同生的，在未发状态之中，物我一体，天地人并无差异，不分彼此他已。其次，物的现象存在整体中包含着个体，个体中又能够反映出整体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后来的张载解说：“万物皆备于我’，言万物皆有素于我。”正蒙·正当万物与我都共同具有一种内在化的“素”，由一“素”而可以通达于万物。人性即物性，我的特征就是物的特征。我的存在总可以在物的存在中找到印证。第三，一切经验事物都是可通达的，不存在不可把握的客观对象。至于如何通达，把握于物，孟子主张，主体自我向内关照。世界事物并不在我心之外，我身之外，而始终在我的关照之内。“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人类才可以推己及物。
孟子还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一充满着人性论与生态学又重含义的命题，并以煽情方式引导人们爱物。天地以万物为心，于是，一物即万物，一心即万心，物我相通，天人交感。不仅人有心，物也有心，人与物的心都由天所赋予。透过道德论，人性论的一番言论，孟子要求世人对人对物都应该持有一份“不忍之心”。仁政之德不仅在与施恩于黎民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和谐自得，而且还应该拥有更为博大宽广的泛爱万物的胸怀，“恩，足以及禽兽”(孟子·梁惠王上)，使万物在我们共同的世界里和悦共生，协调相处。不但壮丽秀美的山河大地，赏心悦目的花鸟虫鱼可以引发和牵动我们的爱意，而且平凡得不起眼的一粥一饭，一个粉笔头，一枚螺丝钉也值得我们关怀与呵护。所以，儒家的圣人对每一个存在物都能够付出性情，敬重有加。
孟子所理解的仁民爱物，不是机械的，而是有差等的，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说：“君子之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之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尽管在未发之中人与物一样，同为天地之生物，但在现象世界里人与物之间仍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差别，并且唯有差别才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仪从道德学上看，孟子之人所强调的只是一种由近及远，爱有差等的施恩行善，仅针对人。但在强调道德仁爱的前提下，孟子也获得了一种搏爱与物的视野，为先秦时代生态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在保持生态平衡，加强环境保护理念的指导下，在学习国外先进治理经验的同时，继承国内优良传统和思想，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和治理措施。如对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的治理；对破坏动植物资源的处罚，对珍惜野生动植物，尤其是濒临灭绝动物的拯救、保护等方面均做了极大的努力。
三“取物有节”的生态发展观
人类社会是在同生态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中存在和发展的，人类要开发自然，向自然界索取，但这种索取要适时有节，不能过度，不能肆意掠夺资源。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就是这种适时节用思想。所谓适时，就是按照自然规律和动植物的生长特点，去利用自然资源，所谓节用，就是指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要讲究适可和适度。不能毁灭地采伐林木和捕杀动物。必须维持物种的繁荣和生态的平衡。儒家为全面实现“仁民爱物”的长效机制，在制度和道德建设上均有论述。
首先，法律和制度有严格的规定。逸周书记载一道夏代的禁令：“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这些政令措施反映了周代就非常重视生态环境，遵适时与节用的原则。天官之兽人执掌有关田猎的法规政令。其规定为“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兽物，时田则守罟”。地官之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凡服稆，斩季材，以时入之”。这里规定了山林的地界。伐木的时令，类别以及时限等等。
其次，孔子也将爱物作为自身的道德行为规范。孔子说的“钓而不纲，戈不射宿”是说孔子钓鱼，不用系满钓钩的大绳来捕鱼；用带丝绳的箭来射鸟，不射归巢的鸟。这说明孔子具有取物有节，处事有度的自律观念。孟子，苟子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孟子说：“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苟子说得更具体，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苟子·王制)。这就是说，密网不入污池，川泽，砍伐山林以时，促其林木，鱼鳖繁荣，林木就用不完，鱼鳖就吃不完。这就蕴涵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人类的生产活动，要有益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发展，只有如此，自然界生物系统对人类的支持能力、供应能力才能不断扩大。
党和政府为使生态平衡，环境保护长期良性循环和发展，采取了休渔、禁牧、禁猎等一系列政策、制度、法律手段，以保证环保长效机制的实施。这既是对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继承，又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表现。
综上所述，“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取物有节”等是儒家生态道德观的经典命题，既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又提醒当今的人们，古文化中有许多珍品，极待人们去研究和开发。
篇4：谈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价值
谈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价值
摘要：本文从“行为规范”、“精神实质”和“生态智慧”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加以分析和阐述，指出在“行为规范”方面，儒家所主张的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精神实质”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道德理性，而对环境保护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的生态智慧，则是儒家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思想。
篇5：略论儒家伦理思想中的生态消极因素
略论儒家伦理思想中的生态消极因素
儒家文化中既包含积极的生态内容,也存在着诸如轻视科技、偏重伦理、脱离实践等消极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是天人合一的美好理想难以在中国的生态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原因.近年来,人们热衷于挖掘儒家生态文化中的'积极内容,而对其负面影响则轻描淡写,这是极为有害的.在当前中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生态伦理学的建构不仅要包括对优秀传统的继承,也应当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些消极因素予以合理的批判,以促成科学的生态伦理观的产生.
作 者：孟昭红 李学丽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刊 名：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4 6(6) 分类号：B82-058 关键词：儒家思想 天人合一 生态伦理【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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