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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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
悌：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孔子非常重视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据他的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本”。
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积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不过，儒家思想也具有一定的消极意义。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 “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
篇2：儒家与供给学派轻税思想的比较
儒家与供给学派轻税思想的比较
关于轻税，中西各学派都有不少的论述。但比较起来，我国古代各学派中尤以儒家的轻税思想最具代表性，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全部是轻税论者；国外则尤以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最为有名，影响最广。本文就以上两派的轻税思想作以粗浅的分析比较，以期对我国目前的改革有所裨益。一、两派轻税思想产生的理论背景
儒家产生于我国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我国经济由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促进这个过渡的主要社会力量是人民大众和新兴地主阶级。伴随着经济大变革，出现了政治大变动。首先是周王室权力的瓦解，继之是国家分裂和兼并战争。战争与**给劳动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破坏了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各阶级代表人物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探讨社会改革、安帮定国，实现国家统一的理论和策略，形成了后世称之为儒、法、墨、道、农等许多学派。儒家的轻税思想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供给学派轻税思想也是在社会经济动荡条件下产生的。1973-1975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恐慌。1975年联邦预算赤字为450亿美元，是战后最高记录，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失业率猛增，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准8.5%。这宣告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破产。为了摆脱“滞涨”局面，尽快使经济复苏，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纷纷起来批判凯恩斯经济理论，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逐渐形成了新剑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各派群起逐鹿的局面。供给学派以减税从而增加供给，恢复经济发展而独树一帜，并一度成为官方学派。
尽管儒家与供给学派产生的年代相距两千多年，而且一个在太平洋西岸，一个在太平洋东岸，但其轻税思想产生的时代理论背景却有相似之处：都是处在经济或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或威胁，急需恢复和发展的大变革时期，都是处在思想自由，诸派纷争的时代背景下，而且儒家思想产生后从汉代始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以减税为核心的供给经济学也一度成为官方经济学，它们都对社会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儒家轻税思想的影响主要是纵向的、长期的，它对其后封建国家的赋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供给学派轻税思想的影响则主要是横向的、短期的，它对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赋税政策产生了轰动一时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所得税率的大幅度削减上）。
二、两派轻税思想的具体比较
1.出发点和目的的异同
儒家和供给学派主张轻税的出发点都是发展经济，涵养税源，扩大税基。如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涵养税源、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孔子后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孟子则要求“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下》），即税收征收要有节制，不可伤及税本。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更明确地主张“田野县鄙（农村）者，财之本也，垣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荀子・富国》）生产是财富的本源，生产发展才能使“上下俱富”。
供给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万尼斯金在《税收收益和拉弗曲线》一文中对拉弗曲线（见“理论基础比较部分”）作了分析说明后尖锐地指出：“帝国是在这条简单曲线的底部建立起来的，也是在它的顶部覆灭的。”为了避免使处于曲线顶部的美国走向覆灭，就必须实行减税，以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收入，提高他们进行投资、扩大生产的'积极性，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并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征收到更多的税收收入即“用糖浆比用醋能逮住更多的苍蝇。”
尽管儒家与供给学派都是从发展经济，扩大税源出发主张减税，但比较起来，儒家更着重于发展经济，富国裕民；而供给学派则偏重于扩大税基，取得更多的税收收入，即如保罗・罗伯茨在《供给学派革命》一书中所说的“倘要取之，必先予之；榨取富人并从他们那里聚集更多的资金的办法，是降低而不是提高他们的税率。”
儒家与供给学派轻税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不同的是，儒家维护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其中孔子所维护的是领主（领主封建地主）的利益，孟子和荀子维护的是封建地主的利益；而供给学派维护的却是资产阶级主要是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2.理论基础比较
儒家轻税的理论基础是“仁政”思想。它要求统治阶级要体贴百姓，爱民如子，尽量减轻人民疾苦，具体到税收上就是轻徭薄赋，不横征暴敛。供给学派的轻税理论基础与儒家有明显不同，它减税的直接理论基础就是拉弗曲线（见图）。该曲线表明，当税率增加时，税收收入也随之增加；当税率上升到禁区范围（阴影部分）内时，税收收入就会因削弱了经济主体的活动而减少。拉弗等人认为，美国等国的税率早已处在“禁区”之内，这正是引起这些国家生产率下降，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摆脱这种局面，就必须实行减税，将政府税收降到“禁区”以外。
儒家的“仁政”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劳动人民的要求。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拉弗曲线表达税率与税收收入的关系，简单明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指导意义。然而，儒家把轻税的希望寄托于统治阶级的施“仁政”上，这显然是一相情愿的；而拉弗曲线虽提出了高税率对经济供给方面的损害以及最优税率的选择等，但“拉弗曲线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也是值得怀疑的”（芬克《供给经济学：一个批判性评述》导言），因为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政府的税率为零或100%，并且最优税率的选择更难乎其难，基本不可能找到这一点。两派基础理论的上述欠缺，也是导致其政策主张在实际执行中困难频出的根源所在。
3.政策主张比较
儒家的政策主张因其代表人物生活年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如孔子主张实行而且只能实行助法，孟子主张助法或彻法，而荀子则主张贡法。但主要的一点是，他们都反对横征暴敛，主张实行什一税，即按十分之一税率征收农业税，并且认为这是最为适中的“尧舜之道”，而“欲轻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告子下》）。
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主要是削减大公司、大企业的公司所得税税率和富人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主要是边际税率的削减。他们认为：大公司和富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力量，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因为他们是主要的储蓄者、投资者、生产者。供给学派中的一部分人主张实行补充性税收政策，即补充凯恩斯学派的需求管理政策，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实行替代性税收政策，即用减税政策完全代替需求管理政策。
儒家主张实行什一税的固定比例税率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而供给学派削减边际税率有利于富人和大公司扩大投资和生产规模，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壮大自己的力量，从这一点上说，两派的意图不谋而合。但是，儒家不顾发展变化了的经济情况，不顾国家职能的扩大，要求税收相应增加这一事实，一味坚持什一税，实际上是没有很好地坚持什一税的原义，因而也就不可能好地坚持。供给学派削减富人和大公司的边际税率，企图以此推动经济发展（实际上也确实某种程度地达到了这一目的的要求），但它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这表现在它过分注重了社会效率，而忽视了一定时期内税收
公平的重要性；只从减税对供给的影响着眼需求，而无视减税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其对富人和大公司的减税便是明显的“劫贫济富”之举，引起了众人的强烈反对。另外，同儒家“师古”什一税一样，供给学派部分师从了萨伊的轻税主张即最好的税是最轻的税。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和供给学派的轻税主张都有意无意地重效益、轻公平，尽管一个比例税率，一个累进税率。两派主张轻税，但也不是主张越轻越好，儒家认为什一税率是最佳税率，供给学派认为能使产量最高、收入最多的税率为最佳税率。同时两派都主张与轻税相适应，政府应“节用”即减少政府开支。
三、两派轻税思想的借鉴
前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了今后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最终法案，经总统布什签署后业已成为法律。此次布什政府提出“减税”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急剧减速的美国经济加油打气，以防止美国经济发生“硬着陆”或衰退。
我国近几年税收任务年年捷报频传，税收收入比增收了2348亿元。税收收入增加这么多，固然有经济增长的因素，但不能否认有税收计划的强压。为了完成税收计划，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吃“探头粮”，这对容易征到税的纳税人有很大的抑制作用。特别是我国年内即将加入世贸组织，许多行业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还需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和保护，那么儒家与供给学派的轻税政策应是我国目前采用的最好时机。
篇3：儒家与供给学派轻税思想的比较
儒家与供给学派轻税思想的比较
关于轻税，中西各学派都有不少的论述。但比较起来，我国古代各学派中尤以儒家的轻税思想最具代表性，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全部是轻税论者；国外则尤以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最为有名，影响最广。本文就以上两派的轻税思想作以粗浅的分析比较，以期对我国目前的改革有所裨益。一、两派轻税思想产生的理论背景
儒家产生于我国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我国经济由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促进这个过渡的主要社会力量是人民大众和新兴地主阶级。伴随着经济大变革，出现了政治大变动。首先是周王室权力的瓦解，继之是国家分裂和兼并战争。战争与**给劳动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破坏了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各阶级代表人物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探讨社会改革、安帮定国，实现国家统一的理论和策略，形成了后世称之为儒、法、墨、道、农等许多学派。儒家的轻税思想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供给学派轻税思想也是在社会经济动荡条件下产生的。1973-1975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恐慌。1975年联邦预算赤字为450亿美元，是战后最高记录，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失业率猛增，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准8.5%。这宣告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破产。为了摆脱“滞涨”局面，尽快使经济复苏，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纷纷起来批判凯恩斯经济理论，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逐渐形成了新剑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各派群起逐鹿的局面。供给学派以减税从而增加供给，恢复经济发展而独树一帜，并一度成为官方学派。
尽管儒家与供给学派产生的年代相距两千多年，而且一个在太平洋西岸，一个在太平洋东岸，但其轻税思想产生的时代理论背景却有相似之处：都是处在经济或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或威胁，急需恢复和发展的大变革时期，都是处在思想自由，诸派纷争的时代背景下，而且儒家思想产生后从汉代始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以减税为核心的供给经济学也一度成为官方经济学，它们都对社会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儒家轻税思想的影响主要是纵向的、长期的，它对其后封建国家的赋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供给学派轻税思想的影响则主要是横向的、短期的，它对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赋税政策产生了轰动一时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所得税率的大幅度削减上）。
二、两派轻税思想的具体比较
1.出发点和目的的异同
儒家和供给学派主张轻税的出发点都是发展经济，涵养税源，扩大税基。如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涵养税源、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孔子后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孟子则要求“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下》），即税收征收要有节制，不可伤及税本。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更明确地主张“田野县鄙（农村）者，财之本也，垣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荀子・富国》）生产是财富的本源，生产发展才能使“上下俱富”。
供给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万尼斯金在《税收收益和拉弗曲线》一文中对拉弗曲线（见“理论基础比较部分”）作了分析说明后尖锐地指出：“帝国是在这条简单曲线的底部建立起来的，也是在它的顶部覆灭的。”为了避免使处于曲线顶部的美国走向覆灭，就必须实行减税，以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收入，提高他们进行投资、扩大生产的积极性，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并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征收到更多的税收收入即“用糖浆比用醋能逮住更多的苍蝇。”
尽管儒家与供给学派都是从发展经济，扩大税源出发主张减税，但比较起来，儒家更着重于发展经济，富国裕民；而供给学派则偏重于扩大税基，取得更多的税收收入，即如保罗・罗伯茨在《供给学派革命》一书中所说的“倘要取之，必先予之；榨取富人并从他们那里聚集更多的资金的办法，是降低而不是提高他们的税率。”
儒家与供给学派轻税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不同的是，儒家维护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其中孔子所维护的是领主（领主封建地主）的利益，孟子和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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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浅析先秦儒家学派人性论
浅析先秦儒家学派人性论
人性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孔子、孟子和荀子入手,纵向上对先秦儒家学派人性论进行梳理和浅析,横向上与古希腊哲学进行一定对比.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在后世孟子与荀子的发挥中,分别得到了强调,得出了重仁重反省内求的性善论和重礼重文理隆盛的.性恶论.但二者结论却未脱离孔子“人而不仁如礼何”,“克己复礼为仁”的伦理学模式,其宗旨都是希望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改造世界,治理天下.从更高的角度看,东西哲学某种程度的契合更具有那个时代的回响性质.
作 者：秦德祝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刊 名：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YA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4(2) 分类号：B22 B222 关键词：儒家 人性论 性善论 性恶论篇5：儒家学派经典古籍《论语》
儒家学派经典古籍《论语》
《论语》基本内容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务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使我感到毛**“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
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论语》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篇6：儒家学派经典古籍《论语》
儒家学派经典古籍《论语》
《论语》基本内容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务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
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论语》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成书过程
《论语》是孔门弟子集体智慧的结晶。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时期，《论语》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代代传授他的言论，并逐渐将这些口头记诵的语录言行记录下来，因此称为“论”；《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清朝赵翼解释说：“语者，圣人之语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其实，“论”又有纂的意思，所谓《论语》，是指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载下来编纂成书。其编纂者主要是仲弓、子游、子夏、子贡，他们忧虑师道失传，首先商量起草以纪念老师。然后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
清代学者崔述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
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转引郑玄注云：《论语》“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这一说法在郭店简中得到旁证。郭店一号墓不晚于公元前3。郭店简“《语丛·三》简引述《论语》，更确证该书之早”。《语丛·一》引用子思子《坊记》内容，而《坊记》还引用过《论语》的内容。“《语丛》摘录《坊记》，证明《坊记》早于战国中期之末，而《坊记》又引述《论语》，看来《论语》为孔子门人仲弓、子夏等撰定之说还是可信的。”孔子弟子中，有子代孔子，以所事孔子事之，称子并不奇怪，子指老师，对儒家学子除了师承之外亦有掌门人之意。除了孔子，有子、曾子、冉子、闵子亦称子，冉子、闵子早逝，故师承的儒家掌门，只能是曾参，故代有子者只剩曾子有可能。颜回，虽然被尊奉，但由于早死，没来得及收徒，不是弟子记载，故不称子，可能是家人所记。原宪、漆雕开，虽然收徒，世称子思子、漆雕子，但《论语》所记，亦不是弟子记载，故亦不称子，多半是师兄弟偶而提及。
《论语》既是语录体又是若干断片的 篇章集合体。这些 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 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
《论语》的作者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论语》的 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如《泰伯篇第八》第一章：“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又如《子张篇第十九》：“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一段又像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对这一解释加以驳斥。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其著作年代有先有后。崔述《洙泗信录》断定《论语》的少数 篇章的“驳杂”。从词义的运用上可反映出《论语》的著笔先后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
思想内容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其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论范畴——中庸。仁，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这种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论原则。“仁”是《论语》的思想核心。
《论语》反映了孔子的教育原则。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记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的表现之一为克己复礼，有所不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己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欲施做答，欲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取舍，施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实践，用好心坏心来说，要防止好心办坏事，就要慎施）；答司马牛“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牛则答以细目。又如，孔子回答子路和冉有的同一个问题，内容完全不同。答子路的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的是：“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后世影响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论语》被尊为“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南宋时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元代延祐年间，科举开始以“四书”开科取士。此后一直到清朝末年推行洋务运动，废除科举之前，《论语》一直是学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
《论语》进入经书之列是在唐代。“到唐代，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谷梁》，加上《论语》《尔雅》《孝经》，这样是十三经。”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之大。
《论语》中保留了一些人们对孔子师徒的批评讽刺，有的作了辩驳，有的没有回答。其驳议辩难部分对后世很有影响，如《答客难》等设为主客问答进行辩难的小赋，都从《论语》受到启发；其自我解嘲部分，表现了儒家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奋进精神的赞扬。
作者简介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著作。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了儒家经典《论语》。
作品评价
(1)西汉刘向《别录》：“《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
(2)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3)东汉王充《论衡·正说篇》：“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
(4)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
(5)西晋傅玄《傅子》：“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南梁萧统《文选·辨命论注》引）
(6)北宋赵普：“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
(7)北宋邢昺《邢疏》：“直言曰言，答述曰语，散则言语可通，故此论夫子之语而谓之善言也。”
(8)南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〇五：“‘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9)南宋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论语》有弟子记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问，有弟子自相答者，又有时人相言者，有臣对君问者，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皆所以讨论文义，故谓之《论语》。”
(10)清代邵懿辰《仪宋堂后记》：“明太祖既一海内，其佐刘基 ，以‘四子书’章义试士。行之五百年不改，以至于今。”
(11)清代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九：“余撰《文勤神道碑》，即据其子儒卿等所撰行状，言公年十有一，‘四子书’、‘十三经’皆卒读。”
(12)清代薛福成《选举论中》：“常科以待天下占毕之士，试策论;论仍以‘四子’、‘ 五经’命题，特易其体格而已；策则参问古今事。”
篇7：先秦儒家消费思想
先秦儒家消费思想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第一个大“黄金时代”.中国以后的政治、经济、伦理、消费等思想理论无不发轫于此,而儒家的消费思想又独树一帜,从孔子、孟子到荀子共同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消费思想体系,并在中国经济思想长河中占据重要地位.
作 者：高力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110034 刊 名：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 英文刊名：CHINA BUSINESS 年，卷(期)： “”(6) 分类号：B2 关键词：先秦儒家 孔子 孟子 荀子 消费思想篇8：儒家修身思想探析
儒家修身思想探析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蕴涵着许多精华.而作为儒家文化精华部分的“修身之道”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其基本精神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儒家追求的`修身目标,倡导的修身途径及修身理论特征,以及儒家修身思想的现代价值.
作 者：解桂海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南宁,530006 刊 名：新西部（下半月） 英文刊名：NEW WEST 年，卷(期)：2007 “”(6) 分类号：B2 关键词：儒家 修身 思想篇9：简述儒家政德思想
简述儒家政德思想
鉴于当今社会干部队伍出现的种种腐败现象,从儒家政德思想中吸取精华,以加强干部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很有必要.政德包括君德与官德.政德的正身表现为国家管理者廉洁不贪.仁以待人指君主及官吏以仁爱之心善待万民.勤政指国家管理者业精于勤.政德的公正原则是任人唯贤与赏罚严明.君主与官吏能谦虚待人,可以守天下,守国家,守其身.
作 者：秦缰 作者单位：石油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部,北京,102200 刊 名：天中学刊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IANZHONG 年，卷(期)： 17(4) 分类号：B822.9 关键词：立身惟正 仁以待人 勤政 处事公正 待人谦虚篇10：儒家中和思想探微
儒家中和思想探微
儒学的.中和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修养观,又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追求宇宙的和谐,倡导兼容与博大,倡导遵守社会法度与道德,认识问题、处理问题不偏激是中和思想的核心.中和思想的人格修养观充满了做人要端正无私、奋发刚毅的精神,有助于现代人性完善.
作 者：席云玲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河南,郑州,450044 刊 名：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GQIU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2007 23(10) 分类号：B222 关键词：中和 和而不同 时中 齐庄中正【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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