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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我国听证制度的对称性问题探讨

2022-11-21 08:50:09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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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我国听证制度的对称性问题探讨

篇1：试析我国听证制度的对称性问题探讨

试析我国听证制度的对称性问题探讨

论文摘要听证制度作为协商民主制度的主要形式之一，为我国公众参与政治讨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它不仅保证了公众和政府的平等，也保证了公权与私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交融与转化。本文欲从听证制度对称性的角度来解释这种关系，同时直视我国当前听证制度所遭遇的困境，以对称性作为解决手段的理论基点，对我国听证制度的发展进行思考。

论文关键词听证制度对称性公共利益

一、听证制度——对称性的涵义

听证制度是我国借鉴英美发展而兴起的一项制度，它由最初的行政处罚领域逐渐扩展到关系公共价格、公共项目、城市规划这些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生活中，是实现政治民主参与的崭新舞台。听证的目的是吸引公众的政治参与，使异质的群体得以同化，做出最大限度满足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决策。广义上，对称性是指物体或一个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和谐、平衡、协调一致，而听证制度作为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途径之一，其对称性的意义是为公众参与政策和政府制定政策之间提供了一个平台，它的内生价值在于：

（一）地位平等

身份可以存在差异，但不允许存在高低。在普遍的政治秩序中，公民扮演着不同角色，消费者、被管理者、利益相对方等，相应的，政府扮演着掌舵者、看门人等角色，他们理应依据正当的的社会规则存在着。然而现实情况是，政府往往凌驾于公民之上，以政府导向或者专家导向的姿态代替公民做出决策，而听证制度保证了公民暂时脱离了与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使公民可以依据自身利益独立表达意见。

（二）对话平等

听证容许在其过程中进行必要的对抗辩论，各方经过了一个审视自身需求、识别出与他方的利益冲突、展开讨论式的博弈的过程，通过不断的讨论让每个人不再局限在自己狭隘的阶层利益里，上升到以整体利益最大化为考量基点，从而促进自己理解、接纳他人的想法并自觉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达成互识与共识。

（三）机会平等

这里的机会平等主要指信息知情权的平等，包括获知听证召开的信息，了解听证内容的相关信息。一来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公众对很多听证会的召开都毫不知情，错失了发言表意的时机，导致诸多政策执行受到巨大民意抵触;二来每个人都是有限理性的人，对于听证内容的专业理解程度不可能尽善尽美，而且听证往往涉及牵涉广泛又重大的社会决策，因此在听证前期和进行过程中提供充分完备的信息，会给予听证代表充足的准备机会，并收集其他利益相关大众的意见，增加政策的社会认同。

（四）规则平等

听证重在建立权威的程序，遴选合适的决策代表，寻求社会第三方或者利益中立者在整个听证过程中维护规则制度的顺利进行，而不受到权势、媒体的思想诱导。同时，听证结果本身带有不可预测性，合理的规则能保证每个利益代表者的政治诉求渠道通畅，而避免听证过程仅是简单的服从政府决议，以支持最后政策结果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二、当前听证制度的发展瓶颈——非对称性的风险

听证制度在我国只发展了短短，听证参与的广度和积极性却在不断受到挑战，比如5月《珠海市服务业环境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的立法听证会，因听证陈述人的报名人数不够（原定16人，报名仅4人），珠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取消该立法听证会;济南水价涨价听证会无低收入群体参加;6月眉山拟彭祖大道部分道路变更等规定举行听证，三天无一人报名，听证被迫延期等。与此相对应的是另外一种极端，那便是屡屡曝光的听证钉子户，这些都让听证制度留下作秀的痕迹，这也是听证制度非对称性风险的萌芽，会使它渐渐偏离协商民主的本质。

从目前短期效应来看，听证这个形式为一般公众所知，但是它的技术运用以及具体程序却是陌生的，政府掌握了远远大于公众的主动权和信息量，听证失去了对称对话的基础条件。在实践操作中，听证给予公众是神秘的印象。一方面，它对于听证现场过程的过度保护，阻隔了其他公众的信息渠道，听证代表是选取的利益相关者，其他未被选上的公众同样是站在平等知情权和监督权线上的关联人，一个好的公共政策应该是和公众互动的，是能够把公众诉求反馈到初始政策上的。另一方面，听证通常由政府发起，即政府率先确立听证内容，其议题通常由上层势力决定，而忽略了听证的另一方——所有决策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基层民众提出议题的权利，以至于在听证中公众受知识背景和信息利用能力的局限，无法提出具有高度信服力的论据，使听证结果的公正性产生质疑。听证的关键不在于倾听，而在于通过制度化的竞争讨论削弱等级差别，进行合法的公认的利益分配。另外，大多数公众对听证普遍冷漠，对举行听证所起到的作用持怀疑态度，认为参与与否都无法改变政府事先预期规划好的结果，对听证代表不信任，对听证各方的结构组成不认同，公众觉得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被权力边缘化，被缩小了自由表达的空间。

长此以往，短期的弊端慢慢地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出现了听证无人参加或人数不够的现象。本质上，听证应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制约，是一种适应多元文化与社会阶层逐步细化的民主形式，如何在异质的社会空间里找到同质的利益需求，使所有社会成员能进入政治系统内，这是现在我国听证制度所要长远思考而急迫解决的问题，而且，听证所解决的公共问题同时其他社会问题是相关联的，他们同时存在一个政治发展体系中，听证如果不能给民主参与做出榜样，必然动摇公众对于其他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信心，无法落实人民当家作主，培养公民精神，无法建立起一个良好秩序的公民社会。短期是因，长期是果，听证制度作为一个吸收演进的事物，并面对着我国小政府、大社会的趋势，如果不及时审视现存的危机，会使我国听证制度的发展更加曲折。

篇2：信访听证制度

信访听证制度

为了有效监督各行政机关依法、公开、及时地处理信访事项，增强办理信访工作的透明度，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攸县信访事项听证制度》。

本制度所称听证，是指在处理重大、复杂、疑难信访事项时，以公开听证的形式，通过质询、辩论、评议、合议等方式，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秩序。

一、举行听证应遵循的原则

1、依法依规、公开公正;

2、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3、谁主管、谁负责;

4、证据确认，有错必纠;

5、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

二、听证受理

听证由有权处理该信访事项的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上一组成职能部门受理实施。

听证受理形式：1、本级受理听证;2、上级主管部门受理听证;3、上级委托下级受理听证;4、有关部门联合受理听证;5、其他形式受理听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举行听证：

1、信访事项做出处理之前，信访人要求举行听证的;

2、信访人对原办理机关已做出处理决定或对复查机关做出的复查处理意见不服，要求举行听证的;

3、原办理机关或复查机关经多次复查，认定原信访事项处理意见适用政策、法律法规得当，信访人仍坚持上访，需要举行听证的;

4、对于可能出现越级访或集体访，需要以听证形式化解的信访事项;

5、上级机关或者复核机关认为需要举行听证的.。

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信访事项，不再举行信访听证。

信访人要求听证，应当在受理机关同意后，7日内提交书面听证申请。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受理机关应当在接到信访书面申请60日内举行听证，并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将听证时间、地点通知信访人。

在举行听证前，信访人撤回听证申请，应当准许并记录在案。信访人未按时参加听证，并且事先未说明理由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应当记录在案。

除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及其他不宜公开的信访事项，听证应当公开进行。

三、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参加人

听证主持人由受理机关或相应职能部门指定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并指定专作制作听证笔录、录音和录像。

听证主持人在听证活动中，行政下列权利：

1、决定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2、决定听证的延期、中止、终结;

3、通知听证参加人;

4、询问听证参加人;

5、接收有关证据;

6、维持听证秩序;

7、本规则赋予的其他权利。

听证参加人包括信访事项承办人、信访人或委托代理人、听证员及其他与事项有关人员。

信访事项承办人有包括做出原处理决定的承办人、做出原复查决定的承办人及正在进行调查或复查的承办人。

信访人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应当在举行听证会前，提高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载明委托事项及代理权限。

集体访应根据《信访条例》规定选派代表参加听证。

听证员由举行听证的受理机关，根据信访事项的具体内容，邀请相关专家、学者、法律工作者、新闻记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若其他社会人士参加，且一般不少于5人。

信访人听证权利和义务：

1、有权申请与信访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工作人员回避;

2、有权对信访事项涉及的事实、依据及有关情况进行陈述和申辩;

3、有权对信访事项调查人员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并提出新的证据;

4、如实陈述信访事项的事实并回答听证主持人的提问;

5、遵守听证会场纪律。

信访人不承担听证费用。

四、听证秩序

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开始，公布听证事由及主持人、记录人员、参加听证人员姓名、职务、身份，并询问信访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听证主持人宣布以下会场纪律：

1、听证参加人未经证主持人允许不得随意发言和提问;

2、未经听证主持准许，听证参加人员不得录音、拍照或录像;

3、听证参加人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不得随意退常信访人路途退场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4、听证参加人发言不得使用人身攻击或侮辱性语言;

5、听证参加人或旁听人员不得大场喧哗、起哄或有其它妨碍听证秩序的行为。

听证按下列秩序进行：

1、信访人或委托代理人进行人访事项陈述并提供相关证据;

2、原信访事项承办人提出处理信访问题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政策法规的依据以及处理建议;

3、信访人或委托代理人进行申辩和质证;

4、原信访事项姑办人就有争议的事实、依据、处理建议进行答辩;

5、信访人或委托代理人作最后陈述;

6、原信访事项承办人作最后陈述;

7、原信访事项承办及信访人暂退常听证主持人组织听证员就听证事实和证据，以及适用政策、法规等对信访事项的处理发表听证意见，经评议、合议后形成听证结论;

8、原信访事项承办人及信访人或委托代理人入常由听证员代表按照合议后形成的结论发表意见，最后由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论并宣布听证结束。

听证结论为本级处理终结意见，并由举行听证的部门或单位将听证结论在15日内送达信访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听证主持人应当做出中止听证决定;

1、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场或证据需要重新鉴定、勘验的;

2、信访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无法继续参加听证的;

3、其他应当中止听证的情形。

听证完毕应制作听证笔录，听证笔录应有人访人或委托代理人、原承办人、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代表、记录员等人签名。拒绝签名的，笔录中应予载明。听证资料(包括听证笔录、录音、照片、录像、信访事项承办单位及信访人提供的有关证据)收举行听证的部门或单位立卷归档。

听证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负责提交听证报告，交单位负责人审定，并报上级相关部门备案。

听证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听证事由;

2、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参加人简要情况(如姓名、性别、年龄、职务、单位、住址、文化程度等);

3、听证时间、地点;

4、听证的简要经过;

5、事实及处理意见和建议;

6、听证结论;

7、其他有关事项。

信访人对听证结论不服，又没有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而再次信访的，本级和上级机关及信访工作机构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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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试论我国立法听证制度之完善

试论我国立法听证制度之完善

毫无疑问，“听证”一词，往往都是与“民主”相伴随而存在的，在现代国家和社会，立法民主原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所谓立法听证，就是让与一部即将出台的法律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公众，或者法律专家、学者积极参与了解该法律的立法背景、宗旨、体例及具体内容，并发现、质疑该法律中存在的问题，以监督、保障该法律趋于完善的一种立法程序，它是立法民主的一种具体体现形式。

正是因为体现着民主的精神，立法听证制度在西方国家也是随着民主精神的发展而得到不断健全完善的，有论者甚至认为，其最初甚至可以在英国12的《自由大宪章》有关公民的“法律保护权”的观念和制度中找到影子[1].它的发展经历着一个从司法听证到立法听证的过程，最初在英国、美国的司法审判制度中确立了听证制度，如美国司法制度中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就包含着听证程序；随着民主和法治的发展，西方社会公众参与立法和行政的事务的呼声高涨，立法听证制度便应运而生，受到普遍认同，特别是二战之后，日本和拉美等一些国家相应实行了立法听证[2].对立法听证制度的作用，美国学者D??杜鲁门的阐释最为精辟：一是从政策和技术上就法案的条款、名词等作出正确的解释；二是作为传播手段向公众灌输法案的内容；三是通过听证会这一安全阀为公众提供缓和冲突及解除困扰的手段[3].

我国的司法听证制度起步较晚，第一次规定听证制度始于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立法听证制度的确立又延迟了几年时间，直到颁布实施的《立法法》才得以正式确立，体现在该法三个条文之中，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第三十四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以及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其中，第五条规定是一条原则性的规定，即奠定了立法听证制度的民主立法原则基础；第三十四条和第五十八条规定则明确规定了立法听证是立法前征求各方面意见的法定选择性程序。

其实，在《立法法》颁布的前一年，6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就《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举行了听证会，开创了我国立法听证的先河。同年，深圳市更是制定了全国首个地方人大部门立法的听证规则《深圳市人大计划预算委员会听证制度》[4].《立法法》颁布实施之后，全国多数省市相继以条例、办法或规定等形式制定了本地的立法听证规则，也进行了许多立法听证尝试。应该肯定，这些立法听证尝试都是有益的，对促进我国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立法法》对立法听证制度只是做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于是在具体操作实践过程中，各地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立法听证的范围、主体、程序以及效力等各方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在立法过程中，目前还没有开始运作听证程序。因此，只能说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只是开始初步建立，在地方立法中开始正式运作，而谈不上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立法听证制度。

为此，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五周年之际，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目前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重新审视，深入分析其执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进一步健全完善立法听证制度，促进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有力的法理理论和实践经验支持。

一、目前我国执行立法听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 [2] [3]

篇4：公共决策听证制度

公共决策听证制度

形成背景编辑

193月通过的《行政处罚法》，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听证制度做了规定。通过的《价格法》和203月通过的《立法法》，又对价格决策和地方立法听证做了规定。法律法规关于听证制度的规定，加速了听证程序建设和听证制度的实施推广。中央和地方的很多政府部门制定了专门的听证程序或规则、办法。听证在价格决策、地方立法、行政处罚、国家赔偿等诸多领域被广泛采用。

涵义编辑

行政处罚

听证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前，由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有表达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的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

公共决策

行政听证制度是行政机关在做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之前，有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陈述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并作出相应决定等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

基本内容编辑

一般认为，听证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是：

1、告知和通知。告知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前将决定的事实和法律理由依法定形式告知给利害关系人。通知是行政机关将有关听证的事项在法定期限内通告利害关系人，以使利害关系人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参加听证。告知和通知在行政程序中发挥着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沟通作用，是听证中不可缺少的程序，对行政相对人的听证权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2、公开听证。听证必须公开，让社会民众有机会了解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作出的过程，从而实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听证如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听证可以不公开进行。

3、委托代理。行政相对人并不一定都能自如地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允许其获得必要的法律帮助。在听证中，行政相对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对抗辩论。对抗辩论是由行政机关提出决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行政相对人对此提出质疑和反诘，从而使案件事实更趋真实可靠，行政决定更趋于公正、合理。

5、制作笔录。听证过程必须以记录的形式保存下来，行政机关必须以笔录作为作出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2]

类型编辑

听证制度的类型分为立法听证、行政决策听证及具体行政行为听证三类。

1、（包括国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听证）

2、行政决策听证（包括行政法规、规章、规划和其他抽象行政行为、政策的听证）

3、具体行政行为听证（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等行政处理决定的听证）。

种类编辑

听证制度来源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美国最早对听证作出了分类。

1、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

这是美国行政程序法对听证所作的一种分类。所谓正式听证指行政机关在制定法规和作出行政裁决时，举行正式的听证会，使当事人得以提出证据、质证、询问证人，行政机关基于听证记录作出决定的程序。正式听证也被称为。“基于证据的听证”、“完全的听证”。正式听证的适用不取决于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而是取决于法律是否规定根据听证记录规定法规或作出裁决。如果行政程序法之外的法律规定必须根据听证记录制定法规或作出裁决，则行政机关必须举行正式听证，反之，则不受行政程序法约束。

非正式听证指行政机关在制定法规或作出行政裁决时，须给予当事人口头或书面陈述意见的机会，以供行政机关参考，行政机关不需基于记录作出决定的程序。也被称为“陈述的听证”。

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的区别主要在于公众参与的方式和程度不同。在非正式听证中，公众参与表示意见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口头或书面的方式提出，没有质证和相互辩论的权利，行政机关作决定时不受参与人意见的限制；而在正式听证中行政机关必须举行审判型的口头听证，当事人有权提出证据，进行口头辩论，行政机关必须根据听证记录作决定。此外，二者在听证的主持人上也有所不同。正式听证一般由行政法官来主持，非正式的听证不必由行政法官主持，普通行政官员主持即可。

正式听证为公众提供了充分的参与机会，但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影响行政效率，一般公众也不愿意为此耗费时间。因此，正式听证中在美国的适用远不如非正式听证，范围很小，仅限于涉及相对人重大权益，法律规定必须根据听证记录作决定时才适用。

2、事前听证、事后听证、混合听证

这也是美国对听证的一种分类。以听证举行的时间在作决定之前还是之后为标准，听证可分为事前听证、事后听证和混合听证。

事前听证指在行政机关作出决定之前举行听证。如果行政机关的决定一旦作出，立即会使当事人陷入危难的，必须举行事前听证。如终止福利津贴，当事人由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必将影响其生计，因此，行政机关必须举行事前听证。事前听证可以是正式听证，也可以是非正式听证。

事后听证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之后举行听证。事后听证可以方便行政机关迅速作出决定。利益受到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在事后要求进行符合该决定具体情况的听证。

混合听证指行政机关对于某些行政决定，事前举行非正式听证，决定后当事人不服时，举行正式听证。或者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先举行非正式听证，当事人不服非正式听证时，再举行正式听证。这种情况大都适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津贴方面的听证。

3、书面听证和口头听证

这是葡萄牙和我国澳门行政程序法根据听证的形式对听证的分类。听证是采取书面听证还是口头听证，由行政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所谓书面听证指利害关系人以书面形式向行政机关表明其意见。在采用书面听证时，行政机关必须通知利害关系人，听取他的意见，给予的期间不能少于10天。

在通知时，行政机关必须提供必需的资料，对决定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和法律事宜，以及查阅卷宗的时间和地点。利害关系人在答复，可对构成听证程序标的的问题表明立场，申请采取补足措施并附具文件。

口头听证指以口头辩论的方式向行政机关陈述意见，相当于美国的正式听证。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第102条规定，行政机关选择口头听证的，最少要提前8天传唤利害关系人。口头听证要审查所有有利于作出决定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听证结束后，制作听证记录，记载关系人的陈述。如果主持听证的机关不是有权作出最终决定的机关，则要制作调查员报告书，对行政决定提出建议，并说明该建议的事实和法律根据。

篇5：质监行政许可听证制度

质监行政许可听证制度

行政许可中的听证程序，是指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前，由行政机关指派该行政许可审查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为听证主持人，听取行政许可审查人员和当事人就行政许可的理由和适用依据进行陈述、质证和辩护的结合程序。具体如下：

(1)行政机关的告知义务

行政机关应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申请人和已知的利害关系人，必要时应予公告。

(2)听证公开

行政许可听证应当公开进行。但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权的听证案件，不宜公开进行。

(3)听证主持人

行政机关应当指定审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为听证主持人，主持人既可以是行政机关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可以是非行政机关的其他有能力胜任的人员，如专家、学者等等。

(4)听证中的举证和质证

行政机关是负责审查行政许可的负责机关，在听证中负有主要的举证责任。在听证中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义务也有权利将行政机关并不知晓的证据提出，如不能提出相应的证据，则有可能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听证程序中行政机关、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相互质证，以辨别证据真伪、查清事实。在听证中质证同样适用《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证据规则。听证主持人不直接参加听证中的举证和质证，但应听取各方讨论，主持质证，限定质证的范围，以利质证的顺利开展。

(5)听证笔录

对整个听证过程，行政机关应当制作笔录，笔录是听证程序如实、全面的书面记载，听证程序的笔录内容会影响到行政许可决定的作出，因此，听证笔录应做到准确无误。

听证笔录一般应包括如下内容：①听证案件的名称;②听证主持人的姓名、职务;③听证参加人的姓名、住址、职务等;④听证举行的时间、地点;⑤听证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质证等;⑥证据调查的内容;⑦其他应当记录的重要事项。

听证结束后，听证笔录应当出示给听证参加人，并由审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以及证人确认听证笔录无误后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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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中的`听证程序，是指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前，由行政机关指派该行政许可审查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为听证主持人，听取行政许可审查人员和当事人就行政许可的理由和适用依据进行陈述、质证和辩护的结合程序。具体如下：

(1)行政机关的告知义务

行政机关应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申请人和已知的利害关系人，必要时应予公告。

(2)听证公开

行政许可听证应当公开进行。但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权的听证案件，不宜公开进行。

(3)听证主持人

(4)听证中的举证和质证

(5)听证笔录

听证结束后，听证笔录应当出示给听证参加人，并由审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以及证人确认听证笔录无误后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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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论预算听证制度

论预算听证制度

「摘要」本文介绍了国外的预算听证制度，选取了焦作和重庆两个市率先在国内进行的预算听证案例，实施预算听证制度的意义作用，需要完善的问题：主要是修订预算法，规范听证程序，逐步扩大听证内容和范围。

「关键词」预算；听证；制度「正文」

一、国外的预算听证制度

财政预算是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经济手段，是调控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主要杠杆。在国外，纳税人特别关心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制情况，因为那是政府在花“纳税人”自己的血汗钱，预算多少，如何使用，都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实行听证是重要的公开形式。听证制度最初源于英美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其基本含义有两个：一是任何人不应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任何人在受到惩罚或其他不利处分前，应为之提供公正的申辩机会，其目的是保证司法公正。后来，这一原则推广应到行政领域，形成了行政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最初源于英美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其基本含义有两个：一是任何人不应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任何人在受到惩罚或其他不利处分前，应为之提供公正的申辩机会，其目的是保证司法公正。后来，这一原则推广应到行政领域，形成了行政听证制度。

在国外，实行的是行政预算听证会。通常，机构将其预算提交给审查机关，由其详细对申请进行分析。审核机关，例如部门预算办公室，便着手寻找更多的信息。这一步往往通过要求部门就特别需求作正式书面回答来解决，有时也采用非正式的形式。审查者――预算检查员――准备一份对材料的分析并为听证会准备背景材料。不一定非要召开听证会，但它们能够使预算官员和行政部门更好地理解机构申请和支持申请的理由。各机构也要为听证会作准备。准备的深度各不相同，但认真准备对机构而言是明智的。可以估计审查者将提出的问题，并在机构的陈述中进行研究和答复。可以准备一份关于行动和策略的计划。

听证会本身是半正式的，很少记录证词。主管部门的首脑应主持会议，提出问题并了解预算申请。主要的预算官员参加表现得相当活跃。为了有助于整个过程，为行政首脑准备一些问题。机构提交一份声明和相应的问题，或者审查完全通过提问和问题来进行。若不考虑采用的类型，机构应解释其项目，特别是任何项目变动。提问者应对模糊观点以及潜在的政治或管理问题进行详细探究。听证会的目的仅是为了获取信息，利用这类讨论会作出暂时性或最终决策是不恰当的，因为决策必须进行更多的思考。

美国的法律《国会的预算与财政管理》对听证会和有关的报告作了具体规定：在为各个财政年度提出预算共同议案时，参众两院的预算委员会应当举行听证会，并应听取国会议员、以及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公众人士和全国性组织的预算委员会认为适当的代表的证词。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至少有四个预算听证会。在正式开始听证之前，一般要进行听证会排演或模拟是一项标准操作。部门管理者承担着诸如拨款委员会主席这样的关键审查者的职责。在听证会开始之前，已对棘手的问题进行了预计并作了相应解答。模拟听证会能揭示缺乏说服力的理由，有处理问题时建立部门间的有效合作，并了解审查者观点。模拟听证会政治家助于预算官员决定在传统的公开声明中应讨论和强调什么主题。

准备预算听证会的关键是充分的调查研究，以避免或使听证会上的意外情况减至最小。一个意外常使管理者看上去无知，并会使他们在回答其余问题时也显得很糟糕。对以往听证会和陈述的详细研究往往能显示出审查者认为是重要的方面。此外，在设想很难回答的问题时，对项目本身以及对项目的反应的审查是必不可少的。通常，预算官员和其他人（比如中心预算办公室中的人）的密切关系，能够成为智慧的重要来源。

关于听证会的简明书籍是有帮助的。一般而言，它们仅包括预计到的很难作答的问题或标准问题以及答案。它们可能包括对每一审查者观点的简要讨论，但这些信息常常是一般性的知识。这些描述还可能产生误导，引发不必要的困惑。

听证会的问题有许多来源，包括审查者（比如一位参议员）、职员、顾客、甚至部门本身。问题有时完全根据部门提供的问题清单来设置。有时设置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这样部门便能够以可能是最好的方式继续记录某一主题。机构和OMB的听证会很少设置问题，但当友好的立法者想援助一个项目时，在国会听证会上设置问题也司空见惯的。有时职员间关系相当融洽，其效果与设置问题相似。

听证会上的表现往往会在审查者心目中勾勒出该部门的领导状况。听证会是部门塑造自我形象和营造对自身良好感情的一个机会。领导者将被披上公共安全卫士、科学家、政治家、环境保护者等外衣。在听证会上的出色表现有利于避免对部门费时的和非善意的审查。

了解预算是在听证会上留下好印象的最佳方法。了解有关知识必不可少，而知识又往往伴随着好的有组织的表现。通常，为接下去更深入的问题提供机会的简短的回答和恰如其分的表现最为有效。关注使人感到重要的主题没有被忽视。管理者不了解某一细节是可以原谅的，此类数据在听证会后常常被补充进记录。但对管理者来说，不知道如何回答有关管理方向的问题，却是不可原谅的。问题――甚至在细节上――常能被预计和回答或在听证时被传达。这一活动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能建立信心。

听证会是一项有某些禁忌的游戏。部门官员意识到他们有两个管理者――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但部门官员不能对行政首脑的预算提出异议，尽管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如果核心预算办公室或机构认为该部门不遵守已建立的行政部门政策，那么部门领导或其他政治雇员便会被解雇。但在一些情况下，核心预算办公室或机构从政治策略的考虑出发可能并不希望部门违背立法部门的愿望，将预算提高到行政部门规定的水平之上。每种情况必须被单独加以考虑。此外主管部门不应当同意向客户的压力让步。主管部门应当对的有的人负责；因此，向某一客户让步意味着偏袒。它也承认施加压力可能取得成功。与此相反，主管部门精心组织语言，表示他们希望听取民众的建议，并且会依照有价值的建议行事；主管部门的'确接受好的建议，但只根据建议的内在价值决策。由于这项禁忌，压力没有什么影响，不会被公开接受。

听证会结束后，预算分析人员仔细地复核他们的记录并重新考虑提案和其他材料。来自行政首脑的指导也被加以考虑。通常审查者会通过书面或电话形式询问一

些附加问题。接下来部门预算办公室着手准备其最终的分析和建议。主管部门的首脑就预算作最后指示。指示的内容取决于行政首脑的管理模式。有的人将整个责任交与预算办公室，其他人仔细地审查申请。通常，行政管理面临的时间压力不允许其对申请作长时间的、详细的审查。一套指示信息通常包括：1.机构申请概要；2.预算办公室的建议；3.行政首脑上一年度有关预算意见的概要；4.预算办公室的附加建议；5.初步预算（州和地方政府必须平衡）；6.政策问题概要。

二、焦作市实施的部门预算听证

河南省焦作市财政局根据市政府提出的“公开透明理财、科学民主决策、规范预算管理、提高资金效益”的总体要求，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列为工作重点之一。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3月23日下午召开了首次部门预算听证会，市水利局、卫生局、司法局和焦作大学四家即将提交市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部门预算举行了局内听证和社会听证，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以提高预算编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1.会议组织情况。会前焦作市财政局专门就举行听证会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研究，由于时间较为仓促，与规范的听证会程序相比，本次预算听证会未能提前30天向社会公众告知听证会的内容、时间、地点和程序，没有聘请相关专家，没有接受社会公众的参加申请。参会人中仅限于财政局副科级以上干部、预算单位代表，各会计站站长和财政局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单位、社区中聘请的10位社会财政监督员，因此办能称为准意义上的预算听证会，是一次益尝试

2.预算听证情况。听证会按照业务科室介绍、听众提问的程序进行，采取了投影仪显示的现场互动形式，台听众对四个部门的每一笔支出安排情况都一目了然，对有疑问的地方随时提问，农业科、社保科、行政政法科、教科文科的四位科长现场给予解答，对一些涉及四个部门具体业务的项目支出安排，由预算单位代表给予具体的补充说明。由于现场观众提问十分踊跃，并且涉及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听证会一直持续了四个多小时。

3.听证会取得的成效。通过财政预算社会听证，让纳税人和老百姓知道了政府财政的钱是怎样花的，准备为老百姓办哪些事情，增强了政府理财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让纳税人有了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体现了政府为民理财、科学民主、公开透明、权力制衡、主动接受监督的亲民为民形象。但由于此项工作刚刚开始，各方面阻力也比较大。加上目前预算管理体制的先天性欠缺，财政局内部也仅仅是各个支出科室与预算科的相互讨价还价，导致预算编制的透明度不高，定额、标准等技术性问题也不尽完善，暴露出部门预算编制存在一些亟待规范的地方，归纳起来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预算内外资金安排标准不统一，综合预算落实不到位。财政预算内资金基本上都能安排到项目，相对较为规范。但预算外收入安排一粗二宽，缺乏成本核算和定额标准，宽打窄用的问题比较突出。如焦作大学预算外收入3300多万元基本没有落实到项目，结防所200多万元预算外收入成本支出失真等，资金安排的科学性无法考察，反映出财政对预算外郊外的管理相对落后。二是预算安排的依据有待规范。主要是财政资金的供给范围不清导致一些项目安排不能叫人信服，如医院的定额补助和贷款贴息问题是个热点，许多听众提出财政对医院补助不能适应公共财政的基本要求，建议能否将补助与项目结合起来，按照医院所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安排相应支出实行零基预算，不搞一刀切，同时也体现出财政支出与群众受益间的对应关系。三是预算编制的一些基础性工作仍有待加强。如基本支出预算不管是人员经费还是公用经费都有定额，但项目预算缺乏合理的定价机制，且经费与专项资金界限不清，实际工作中单位有虚报项目支出用作公用经费的对策，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不高与此有很大关系。四是财政内部各个业务科室在编制预算时存在水平和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表现在预算编制质量差别较大，同类支出在不同单位间执行不同标准，如会议费支出、车辆燃修费、临时工工资等。五是预算编制缺乏绩效评价前提，预算单位在项目申报时追求预算最大化目标，往往是宽打窄用，最终表现为年终结余，但这并没有与单位申报下年度预算结合起来，结果是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结果相脱节，最终导致财政资金的浪费。

三、重庆市财政局的预算追加实施听证

预算追加听证是指在年度部门预算执行中，有关部门或部门提出追加支出申请后，经财政部门联系处室初审并提出听证提议，由听证评议小组对预算追加项目进行审议、确定的过程。过去，单位或部门提出申请后，主要由联系该单位的处室审核意见，并按程序审批。这种方式在操作上缺乏公开和透明，决策上缺乏公开和透明，决策上缺乏民主和科学，容易产生分配上的不平衡。市财政局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和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上半年，制定了《重庆市财政局预算追架听证会暂行制度》，用于规范追加预算指标的审议和确定程序，建立了从听证准备（单位申请、处室初审、建档入库、提请审议、列入议程）到听证审议（听取意见、研究讨论、初步确定）、听证确立（呈报局长办公会）和指标公示、追加预算等一整套程序。即：市级预算单位提出预算追加的申请后，由市财政局联系该单位的处室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听证提议，然后召开听证会，由局主要领导主持，办公室、条法处、监督处、监察室等不管资金或不联系预算单位的处室人员组成评议小组，听取处室汇报项目情况、资金需求和申请理由，由听证评议小组集体研究决定是否给予追加，然后报局长办公会审定。

预算追加听证制度从207月25日正式启动，第一次听证会议对市检察院申请办案经费等四个项目进行了听证。年11月27日，第二次预算追加听证会议对市级机关综合楼办公家具购置等四个项目进行了听证。两次听证会均取得成功。一起追加预算项目因实施理由不充分、条件不成熟未获通过，其他项目预算单位共申请追加预算5230万元，听证后确定为3900万元，核减25.4%.同时，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对原申请使用方向、结构等进行了调整。

（一）、听证程序

具体分为听证准备（处室初审、建档入库、提请审议、列入议程、召开会议），听证会议（听取意见、研究讨论、初步确定），听证确立（呈报局长办公会），指标公示，追加预算等程序。

1、听证准备包括：（1）。处室初审。由支出处室审核有关市级部门的追加预算申请，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确定项目是否确立。（2）。建档入库。按照局专项资金管理有关办法，对已确立的项目进行梳理、排序后，输入局专项项目库。（3）。提请审议。由相关支出处室整理项目内容，并向评议组办公室提出审议请求。（4）

。列入议程。评议组办公室根据处室提交项目数量及项目轻重缓急，拟定会议议程，报局领导审定。（5）。召开会议。按照局领导的批示，由评议组办公室确定会议时间，通知相关部门。

2、听证会议。包括听取意见、研究讨论、初步确定等程序。（1）。听取意见

由会议主持人宣读听取议程、介绍参会人员、告知责任义务、宣布会议开始。

提议者提供项目资料、陈述项目内容、发表初步意见。（原则上控制在20分钟内完成）。

评议组成员询问项目事由、可行依据及经费需求。（2）。研究讨论。评议组成员阐述个人观点、进行会议讨论。（3）。初步确定。由会议主持人宣布提议者退场、综合各位意见、进行评议表决，宣读会议结果。

3、听取确立。由评议组办公室整理会议内容，形成会议纪要，呈报局长办公会审定。如需动支预备费，要拟文报市领导审批。

4、指标公示和追加预算等程序。经局长办公会研究同意确立的项目预算指标，要通过局网络和会议纪要等多种方式予以公示。同时通知项目单位，办理预算指标下达相关手续。

（二）、复议程序

具体分为提出复审申请、申述复议理由、研究复议内容、回复复议处室。采取会议集中研究或分别征求意见等方式进行。

听证结果公示过程中，听证提议者如有异议，应在公示后3个工作日前向评议组办公室提出复议申请，由听证秘书听取复议理由申述，整理申述内容，向局领导及评议组成员处室通报有关情况或召开复议会商会议，形成复审决定，并及时将复审决定通知复议申请人。

1.听证过程中，提议者有过激行为致使听证无法进行的，听证主持人有权宣布听证中止；

2、听证全部活动，应当由听证秘书整理形成听证笔录，经听证主持人审阅，并由听证主持人、听证评议组成员和听证秘书签名后，呈报局长办公会审议。

3、听证结束后，听证秘书应当依据听证情况及笔录，写出听证纪要，连同听证笔录报局长办公会审议。听证纪要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听证的时间、地点、议题、主持人、秘书和其他参加人；提议项目内容及其可行性、初步意见、经费额度，以及评议主要分歧和听证主持人的意见和建议。

4、听证会议内容、听证笔录、听证纪要在未经局长办公会研究及公示前均为机密资料，所有涉及人员要严格保密，不得泄露。

5、听证主持人、评议组人员、听证秘书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行使其权利，如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将取消其作为相应资格，并按有关法律法规承担相应责任。

四、预算听证的意义作用和需要改进的意见

举行预算听证将对提高预算管理水平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政府财政接受社会监督，实践执政为民和政治民主也将产生重大推动。公开透明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把听证制度引入预算管理中是财政管理制度的创新，也是深化财政支出改革、强化财政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实行预算追加听证制度是加强财政管理、规范财政资金分配的有效途径。作为财政支出改革的一种形式，预算追加听证制度首先规范的是财政自身的行为，有利于促进财政部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促进财政支出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2、实行预算追加听证制度是提高财政资金分配公开、透明的主要形式。预算追加听证制度的建立，使财政资金分配在“阳光”下进行作业，对于杜绝“人情”预算、“个人”预算，防止资金分配中的暗箱操作和不正之风，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具有重要作用。

3、实行预算追加听证制度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有效性的重要保证。实行预算追加听证，旨在通过规范的审核制度，严格的审核程序，从可行性、有效性等多方面加强对预算追加项目的审核，切实保证财政资金分配科学合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实行预算追加听证制度是财政部门科学理财、民主决策和依法行政的具体体现。实行预算追加听证制度，引入了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免了一家之言，合理地确定预算额度，是财政部门实践“三个代表”，对纳税人、对广大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精神的具体体现。

从两个地方开始的预算听证的情况看，我国的预算听证还处于初始阶段，主要是内部和少数部门的听证活动，内容和范围较少，公开性不够，因此作用甚微，但毕竟迈开了步子。为了进一步做好预算听证工作，需要完善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是完善预算法。在修订预算法时增加关于预算听证的内容。根据法律，再制定《财政部门预算听证实施办法》，推动预算听证制度的全面实施。应当逐步将预算听征的内容和范围扩大到整个预算。

二是扩大预算听证的公开形式，逐步将预算听证由内容听证、部门听证扩大到报纸、电台、电视等公开媒体的听证。

三是建立专门的预算听证机构，可以由财政机关预算、法规和办公室负责这项工作。

「参考资料」

1、《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第11期黄春平《向社会公开财政预算听证》2、《法制日报》年4月1日3、《美国公共预算》托马斯D林奇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月第1版》。

4、《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宪法卷》主编萧榕中国法律出版社6月第1版

傅光明

篇7：我国城市环境舒适性问题初探

我国城市环境舒适性问题初探

摘要：环境舒适性是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居住时感觉舒适的有机结合.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破坏了居民的生活环境,造成环境舒适性的.丧失.因此,要以人为本、合理规划、因地制宜、加强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环境和居住的舒适性,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作者：黄孔融 Huang Kongrong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江苏,南京,211171 期刊：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Journal：JOURNAL OF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OLLEGE OF CHINA - EMCC 年，卷(期)：, 20(2) 分类号：X24 关键词：城市环境舒适性对策

篇8：试论当前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几点思考

试论当前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几点思考

论文摘要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包括健全行政决策机制，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三部分内容。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是完善决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从实际具体案例入手，通过透彻的分析案例，总结出我国当前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几点弊端，从而提出合理性建议，完善听证制度。

论文关键词听证困境行政决策

一、听证制度的渊源及在我国的形成过程

听证(hearing)来自于英国法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由两个程序原则所组成：一是任何人不能成为与自己有关案件的法官;二是任何人的辩护必须被公正地听取，亦即“听取另一方意见”原则。其第二个程序规则就是现在构成行政听证制度最早的法理基础。而从法律意义上说，听证制度最早是英国12的《自山人章程》中有关公民“法律保护权”的观念和制度。后来，这种制度传到美国，美国受其影响将它应用到立法和行政实践当中，成为增加立法和加强行政民主化以及获取资源的主要方法。随着民主观念的提高，听证制度成为司法、立法和行政领域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主程序。

在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标志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基本确立。9月9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举行《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条例(草案)》听证会，成功标志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立法中的应用。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立法法》，其中第三十四条规定，列入议程的法律案，立法机关“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我国听证制度正式进入立法领域。

二、从具体案例分析我国的听证制度的主要弊端

(一)案例回顾：“出租车**”

7月28日，银川市政府在《银川晚报》上刊登了“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准备自208月1日起，对银川市客运出租车的经营权实行有偿转让。这一新管理办法显然让原有的城市客运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害，他们普遍对市政府收取有偿使用金的做法不满，7月30日开始，出租车司机们开始群体性上访，并以集体来表达抗议。他们分别组织起来，到市政府、自治区政府和新闻单位进行上访，并组织一部分人围堵道路、阻塞交通，并对坚持营运的出租车和中巴车实施打砸行动，导致40多辆机动车被毁。银川市政府面对危机首先采取强硬手段，出动公安警察把4名涉嫌违法阻塞交通组织者刑事拘留，然后组织23个工作小组，深入全市各出租公司进行调查研究，宣布停止执行引发争议的新管理《办法》，银川市长发表电视讲话，首先对由于出租车停运给全市人民所带来的不便表示道歉，再宣布《办法》停止执行后，市政府在坚持依法、充分调研听证的基础上，吸取外地经验，尽快制定出新的，让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办法》来。8月3日，**终于平息，出租车全部恢复营运。

(二)案例分析：听证，听而不证

这件事情的发生，我认为是由于部分出租车经营者和营运者，对市政府印发的《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和《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更新管理规定》有一些误解和意见引起的。但是事关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规定出台为何会招致这么多的误解和意见呢?究其原因，银川市政府在公共政策出台的决策过程中没有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没有做到决策为民，民主行政。

在我国，国务院规定，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而银川市却从未向社会公示，也没有召开听证会。行政许可法规定，实施时必须有30天的准备期，而银川市从公布到实施只有四五天的时间。对于依法行政，国务院有要求，其中包括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等等，银川市的做法恰恰与这些要求相悖。如果银川政府在做出决策前能通过各种公开透明的渠道向社会公示，收集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充分权衡利弊再做出决策，那么这场**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听证”成为近年来我国公共生活的一个关键词。通过听证，使处于博弈双方的利益主体达成妥协与认同，能够消解公共管理的初始风险，更容易提升公共管理的效率。

而在另一方面，银川事件也让我们看到了听证制度的尴尬。银川市政府相关部门最终放弃了听证这一点上，显示出，听证并没有成为公共生活的一种必由路径，在公共生活中政府对“我说了算”的“自信”仍远远大过对民意的尊重。这种尴尬也让我们看出，听证制度之所以在很多地方形同虚设的原因。

套用一句话就是：听证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在公共管理中，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听证的形式，更需要听证的效力。与其说银川事件凸显出了听证是不可或缺的，不如说，只有真正发挥听证的效力，才能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如何减少决策失误，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实现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一直是我国政府和学界对决策问题讨论的核心和关注焦点。

(三)总结我国听证制度的几点弊端

通过对“银川市出租车**”这一案例的透彻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当前我国听证制度的主要弊端。

第一，体制规范缺陷。尽管听证制度在我国的推行还是有些成果的。但是仍然还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所在：什么样的公共事务需要举行公众听证会以及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参加听证会等等的现实问题。根据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这些还不是很明确。诸如案例中的银川市，并没有把出台的《办法》作为要采取听证的公共事务，这势必会引起相关利益者的不满，引发骚乱，既影响了《办法》的执行，又扰乱了公共秩序。

第二，体制主体缺陷。政策的制定者往往才是召开听证会的发动者。可是，这些制定政策的人往往把听证会所搜集到的信息和材料置之一旁，所召开的听证会也只是向社会和公众下达政策，并不是通过召开听证会来得到的公众信息，从而进一步的来改善意见。使得在政策发布之后，无法收到公众的支持，导致政府形象受损。而银川推行的《办法》就没有考虑采取听证的形式，对于放弃听证这一举动可以看出，我国的听证会多半还是形同虚设的，没有发挥其真正的功能。

篇9：税收立法听证制度研究

税收立法听证制度研究

内容提要：由司法听证演变而来的立法听证制度服务于立法的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税收作为政府存在和运作的财政来源，直接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因此税法的制定迫切需要一种体现民主参与和科学决策的程序性制度。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收立法是民主法治建设的必然走向。税收立法听证制度在操作程序上亦有其独特之处。

关键词：税法，立法，立法听证制度

立法听证制度，是指立法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中，组织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和其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等通过一定方式（常见为听证会）陈述意见，为立法机关审议法律法规提供依据的一种立法制度。该制度服务于立法的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因而日益为学者和立法当局所重视。“对公民来说，政府服务的直接成本是税收，课税的方式会明显地影响他对扩大或缩小这类服务的态度。”[1]由此可见，税收是公民与国家之间最直接最根本的经济关系。进而言之，税收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脐带，经典作家了揭示税收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2]笔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生成，税收的合法性、民主性及科学性问题将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关注，立法听证制度在税收立法领域的采用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一、立法听证制度的源流与本质

立法听证制度是借鉴和移植司法听证制度而形成的一项程序性制度，肇端于英国。“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原则要求裁判者听取双方的陈述。《圣经》中“既听取隆著者也听取卑微者”的箴言，在司法上落实为“任何人的辩护必须被公平地听取”（a man‘s defence must always be fairly heard）原则。这是法官据以控制公共行为（public behavior）的程序手段之一，也被认为是现代听证制度的直接的法理基础。[3]在美国，与“自然正义”相对应的术语是“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体现为“实体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和“程序性正当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两部分。前者具体铭刻于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即“无论何州不得不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财产”；而后者运用得更为灵活，从司法的“两造对抗”逐步扩大到行政和立法领域。经过50年的发展，美国的立法听证制度日益完善，堪称世界上立法听证制度最完备的国家。随后，欧洲大陆以及亚洲的日本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立法听证体系。

在我国，听证制度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至19，其标志是年10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一次在我国的法律中确立了听证制度；5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掀起价格听证热潮，听证一词正式为国人所接受。第二阶段，年至今，其标志是1999年9月广东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就《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审议举行我国第一次立法听证； 207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明确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第34条）和“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第58条）随后，立法听证在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的采用，有些地区制定了立法听证实施办法，丰富了实践性。

立法听证的核心就是给予所制定的法律法规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一个陈述意见表达观点的机会，它的本质是一种程序法，是保证立法活动顺利进行的程序法，是对实体法的必要补充。现代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对政府[4]权力合法性的质疑，推动了权力控制的实践，即用行政法等实体法的形式，让公权力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实体法的控权效果是与其缜密程度成正比的。”[5]然而政府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时，要求权力行使的灵活性，即允许权力在一定范围内有自由裁量的空间，由此实体法对权力的控制产生了困境。因为实体法对权力运作范围的合理推定不是自足的，于是程序法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以此为契机，听证制度从司法领域扩展到立法领域，从事后补救走向事先预防。听证制度给利害关系人和政府一个博弈的平台，在“讨价还价”（bargain）的公平对抗中，来求证权力运作的界限。

二、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收立法的必要性

立法听证引入税收立法的价值，在于立法听证所固有的功能满足税法的需要。必要性价值的求证问题，就是立法听证制度的普遍性作用在税收立法这个具体的特殊的领域的体现。一般认为，立法听证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1）信息收集；（2）实现直接民主、体现民意；（3）促进良法；（4）协调社会利益；（5）立法宣传。[6]笔者认为，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法的价值，集中体现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满足税收立法法治化的要求。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法主体及其权利义务由法律加以确定。国民根据法律的规定纳税，政府根据法律的规定征税。而规定纳税和征税关系的法即税法，由此，立法的法治化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前提和依据，当且仅当所制定的税法是良法，才能要求税法主体依法办事。立法的法治化，“要求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守法，遵守法定权限，遵循法定程序，从而保证立法内容的合法性。”[7]税收立法应当以宪法为依据，遵守《立法法》的规定，立法听证制度为《立法法》所确认，当然适用于税收立法。如果税收立法程序存在规制的缺失，立法的随意性将大大增加，导致立法成为征税权滥用、侵犯公民财产利益的工具，不仅损害税法的权威，而且影响到政府的社会公认度。此外，从立法听证本质上看，作为一种程序性规则，能够防止各种人治的因素，如领导指示，主观随意性等等，保证立法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

第二，满足税收立法的民主化的要求。“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8]从这个定义上看，民主与“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相联系，也可以这样认为，当某个决策影响全体成员的利益，那么该决策的作出要求民主程序。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特性反映人民主权国家的税收运作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权是实现人民利益的需要，税权在根本上属于人民。纳税主体的范围随税种之别而有所不同，但就宏观而言，税赋的主要负担者是人民。税收的立法是民治的立法，组成社会的成员将其劳动成果的一部分贡献出来，而该集中起来的劳动成果又将使用于增加社会成员共同福利方面，这种关于贡献和再分配劳动成果的机制，是社会成员自治协商的产物。显然，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税收无非是每个人都将其经济利益的一部分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下，税法是社会成员间关于再分配的经济契约。那么，社会成员就有权对这个契约的制定发表自己

的看法，税权和税法的产生是直接民主和公共契约的必然结果，因而税法比其他法律部门更要求民主的成分。但是直接民主下的税收公共契约，仅仅在非常之小的城邦国家才有实践意义。贡斯当和麦迪逊很快发现，在疆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直接民主破产了，完全自治的税收契约也无法实现。社会成员由古代的全职公民（full-time citizen）变成了兼职公民（half-time citizen），公民不再亲自参加“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代议制的间接民主产生了并且成为现代民主的主要样式。我们不难发现，在代议制民主下，由人民选出代表组成立法机关，再由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这个过程就有异化的可能，公意容易被私化，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偏离甚至背叛了民意；而且选举的级数越高，民意的表达就越可能被掩盖。政府以民意制定税法的过程将轻易地被社会成员提出质疑。于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在税收领域中产生了。立法听证制度成为税收立法直接民主的渠道，它一头连接着政府当局的立法机关，另一头连接着纳税主体具体的现实的生计问题，各种利益冲突将通过这个渠道进行交流和对话，用文明的宽容的但又批判的方式进行税赋博弈。立法听证制度同时满足了促进税收立法民主化所必备的全部条件，即立法主体的广泛性，立法行为的制约性，立法内容的公平性和立法过程的程序性。

第三，满足税收立法科学化的需要。假设政府的税收收入为S，政府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为C1，政府自身运作的成本为C2，在不考虑政府其他财政收入的前提下，有等式：S=C1+C2+ΔC.ΔC反映的是税收资源的隐性流失，或表现为政府效率低下，机构臃肿，或表现为私设小金库，截留税款等腐败现象。ΔC的控制，是税收立法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问题；而S，C1，C2的'确定，是一个纯科学的问题，即价值无涉（value-free）的技术性问题。税收立法的科学化集中落实在纳税主体、征税客体、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及减税、免税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涉及财政、金融、税制等学科领域，为立法当局所陌生，但又是税收立法成败的关键。只有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尊重客观实现，吸收专家、学者参与立法，用科学的理论知道税法的创制，才能避免立法上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从而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益。科学的税收立法需要依靠财政学，税收学等经济学专家、学者提供的理论模型和数据预测，立法听证制度能够充分发挥信息收集的作用，成为税收立法的必要程序。

在宪政的维度中，税法是建立人民公意基础上，调整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立法听证制度所蕴涵着的民主价值，是与税收立法内在要求吻合的，因而民主价值是该制度价值体系中的核心。税收不仅仅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主要手段，而且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之一，因而具有较其他部门法更强的精确性，立法听证制度基于信息收集的科学性是税法合理性的保障。而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目标，必须通过法治的形式得到实现，所以立法听证制度对税法制定三大贡献是相互融合的，这种融合是所制定的税法成为良法的程序性保证。

三、税收立法应当如何引入立法听证制度

（一）、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的法律依据及其适用范围

立法听证制度的自身功能满足了人们对税法良法化的价值追求，不仅如此，现行的法律体系，也为该制度的引入提供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27条第2款也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收立法符合宪法的精神，人民有权利要求参加听证，国家机关应当给予意志表达的渠道。《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的通知》（国发[]11号）要求“坚持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意见，特别要重视基层群众、基本群众的意见，集思广益，多谋善断。在立法工作中要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和“ 起草规章应当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尤其是基层组织、基层群众的意见。”国务院部委以及地方立法立法机关在制定较低阶位的税收立法性文件时，采用立法听证程序亦是合法的。

理论上认为，我国立法听证范围原则上包括，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立法和立法机关认为有必要举行听证的情形。[9]税收立法显然可以归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情形。而税法体系又包括了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两个子体系，前者根据税种不同可以进一步分为流转税法、所得税法、财产税法、资源税法和行为税法等等；后者主要包括税务机关组织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等。笔者认为，立法听证制度主要适用于前者，因为税收实体法所规定的内容直接影响着纳税人的财产利益，如果立法失误，将产生国家权力侵犯公民财产权的严重后果；至于后者，则更多体现着管理的理念，征税人与纳税人之间的冲突是偶然的、次要的，又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法律体系作为补救机制，而且税收程序法一经制定，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动。鉴于听证制度的启动和运行要以相当的成本为代价，所以立法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是税收实体法的立法。

（二）、税收立法听证的参加主体

根据立法听证制度设计的本义，参加主体通常包括立法听证的组织机关、主持人、书记员、调查人员、证人、专家学者、利害关系人、委托代理人等等。税收立法听证的参加主体随着将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涉及内容的不同而不同，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和利益冲突来确定参加主体。笔者以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立法为例，进行具体分析。（1）组织机关，即立法机关，制定汽油柴油消费税规范性文件的主要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它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制定有关征税范围和税率的部委规章。（2）主持人，由立法机关指定，并且没有利害关系，一般可以由国家税务总局的国家工作人员担任，也可以由民间团体组织或学术机构的代表担任，如税法学会的理事等，立法机关予以协助和监督。但立法起草小组的成员不能成为主持人。（3）听证员，由立法机关指定，协助主持人组织控制听证运行，一般可以由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从事法律事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担任，也可以由民间协会或大学相关领域的资深人士担任，如从事涉税业务的律师、会计师、教师等。（4）书记员。（5）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即与所立之法有直接利害关系并经组织机关同意参与听证的人，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是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又进一步转嫁到消费品使用者身上，所以参加听证的当事人应包括石油化工的生产企业，原油或成品油的进出口企业，交通运输企业以及私家车主代表等等。（6）其他参加人，亚太经合组织国家在对于“环保型”税制的初步研究中，汽车和燃油征税越来越多地考虑到环保因素，将生态税思想贯彻到对能源产品的征收中，成为我国消费税改革的理念。[10]因为含铅汽油、无铅汽油和柴油对环境污染存在差别，所以可以用差别税率来引导燃油消费。三种燃油之间的税率的相对关系的数据分析是一个纯技术课题，这就要求环境保护机构

从事燃油污染的工作人员参加听证。此外，从事消费税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应当参加听证，从各国实践中总结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税收制度。其他参加人是一个兜底的范围，立法机关根据实际需要，可以灵活采纳，其目的主要是保证税收立法的科学性。立法起草小组成员在地方立法实践中往往是听证的主持人，笔者认为，立法起草人员与当事人一样是立法听证的参加人，可以围绕起草的法案进行质证和辩论。

（三）、税收立法听证的程序

立法听证制度是程序性的规则，所蕴涵的价值，所实现的目标都要通过程序来实现，否则该制度将形同虚设，并造成政府资源的浪费。一般将立法听证程序分为三个基本步骤：准备程序，进行程序和笔录使用问题。[11]笔者仍以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立法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立法听证会的准备。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在确定召开听证会后，发布公告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征求意见稿，拟定听证会的议题、时间、地点和相关权利义务，在规定期限内接受社会公众的申请。书面通知可以在部委定期的公报和政府网站上发布，可以向主要科研机构如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天则经济研究所和高校发出邀请函。鉴于税收立法多以中央立法为主，各地参加者直接现场参加未必现实，那么可以开辟网页吸收意见，发表意见者必须留下真实姓名，对自己的言行负责，遵守基本的说理规范，其意见才被立法机关采纳。

第二，立法听证会召开。由书记员宣读立法听证会的纪律，由主持人宣布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当事人的名单以及工作单位和职务，介绍其他参加人，并询问回避事宜。立法机关介绍草案的内容，提出议题，并就有关问题接受参加人的询问。当事人和其他参加人围绕立法听证的议题发表意见。燃油的生产、进口企业以及交通运输企业可以提供合理的模型，说明税收问题对其行业的影响。环境保护机构可以提供统计分析的数据，说明三种燃油的污染问题。科研机构合高校的学者可以提供国外的或历史上的理论成果及个案材料，帮助确定博弈的均衡点。听证参加人在主持人的引导下相互辩论。立法机关作最后发言。听证笔录经由各方参加人核对签字，并收集各方提供的书面材料合证据。这一阶段，是立法听证的主要阶段，而立法听证的思想源于司法，司法程序当然可以予以借鉴。“审判型听证”将是税法立法听证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模式下，主持人和听证员完全独立于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可以是民间学术机构的公共知识分子，而包括立法起草小组成员在内的其他参加主体根据其代表的利益不同形成质证和辩论的双方。

第三，听证报告的公布。听证会结束后，主持人根据听证笔录，综合各方意见，作出听证报告，并将争议焦点和采信理由一并呈报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立法机关应当在一定期限内，向辖区公开；新闻媒体可以进行相关报道，或者举行新闻发布会，接受社会监督。

税收是公民与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共和国以收税人的姿态表明了自己的存在。” [12]税法是调整税收关系的规范性文件，税收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的特点要求税收立法实行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税收立法采纳听证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在深化税制改革，推进税收立法之际，分析立法听证制度的实践价值，将其引入税收立法，也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的一个议题。

注释

[1][美]詹姆斯・M・布坎南：《民主财政论》，穆怀朋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4页。

[3]参见汪全胜著：《立法听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第8页。

[4]本文所使用的“政府”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范畴，而不仅仅包括行政机关，泛指国家权力的存在形式。

[5]黄凤兰、甫玉龙：《论立法听证的必要性》，载《求索》20第2期。

[6]参见前引[3] 汪全胜书，第13页下。

[7]周旺生主编：《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8][美]卡尔・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页。

[9]参见前引[3] 汪全胜书，第155-156页下。

[10]参见[英]桑福德主编：《成功税制改革的经济与问题》第3卷，杨灿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第135页；另见董庆铮等编著：《税收理论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版，第210-211页。

[11]参见前引[5]，黄凤兰、甫玉龙文。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

浙江财经学院法学・唐勇

篇10：浅析我国土地权属制度

浅析我国土地权属制度

王卫洲

1、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土地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我国土地归国家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

土地是宝贵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我国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步确立，形成了全民所有土地，即国家所有土地，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土地，即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这样两种基本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所有制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土地所有权，即土地所有者对其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受益和处分的权利。我国土地公有制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国有土地所有权和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国家和农民集体是我国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国家和农民集体对自己所有的土地行使权利受法律保护。对于任何侵犯公有土地所有权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制裁。土地公有制是我国土地制度的基础和核心，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一切土地立法都必须遵循和维护这一制度。

2、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

（一）城市市区的土地；

（二）农村和城市郊区中已经依法没收、征收、征购为国有的土地；

（三）国家依法征用的土地；

（四）依法不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荒地、滩涂及其他土地；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

（六）因国家组织移民、自然灾害等原因，农民成建制地集体迁移后不再使用的原属于迁移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3集体所有的土地。

（一）城市郊区和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是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除外。

（二）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宅基地是农村的农户或个人用作住宅基地而占有、利用本集体所有的土地。是指建了房屋、建过房屋或者决定用于建造房屋的土地，包括建了房屋的土地、建过房屋但已无上盖物，不能居住的土地以及准备建房用的规划地三种类型。

自留山是指农业集体化后分给社员使用和经营的小块山林。山权仍归集体所有，林木和林产品归社员个人所有。为了鼓励社员植树造林，在不影响集体林业发展的前提下，把一部分荒山划给社员作为自留山，是发展林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措施。社员个体经营的自留山，是社会主义林业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

自留地同自留山含义相同。

4、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区别。

（一）所有权主体不同。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者是集体农民集体，国有土地所有权者是国家，即全体公民。

（二）使用权流转不同。国家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可以出让、转让、出租等各种形式流转。集体所有的土地一般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可以流转。这也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小产权房的由来。

（三）用途不同。国家所有的土地主要属于建设用地，而集体所有的土地建设用地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用于农业生产，属于农用地。

5、集体土地的分类。

按照我国法律要求，集体土地应按照用途规划为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三种类型。

集体农用地是指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各种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按照用途农用地又分为一般农用地和耕地。耕地是指用于粮食作物生产的土地，耕地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般耕地和基本农田。

集体建设用地是指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于建筑、建设的土地，包括宅基地、乡镇村企业、公益设施等使用的集体土地。

集体未利用地是指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荒地、盐碱地、冰川等各种没有投入使用的土地。

6、法律对一般耕地的保护原则。

一般耕地是指除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一般耕地属于宝贵的土地资源，法律对其实行保护原则如下：

（一）耕地总量不减少。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采取措施，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耕地总量减少的，由国务院责令在规定期限内组织开垦与所减少耕地的数量与质量相当的耕地，并由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验收。个别省、直辖市确因土地后备资源匮乏，新增建设用地后，新开垦耕地的数量不足以补偿所占用耕地的数量的，必须报经国务院批准减免本行政区域内开垦耕地的数量，进行易地开垦。

（二）耕地补充、占地补偿。

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开垦耕地计划，监督占用耕地的单位按照计划开垦耕地或者按照计划组织开垦耕地，并进行验收。

（三）建设用地严格履行审批程序。

非农建设需要占用耕地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审批权限和程序来办理用地手续，并依法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

（四）控制性占地。

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

（五）不得闲置土地。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一年内不用而又可以耕种并收获的，应当由原耕种该幅耕地的集体或者个人恢复耕种，也可以由用地单位组织耕种；一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闲置费；连续二年未使用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该幅土地原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交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恢复耕种。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闲置土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办理。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

7、法律对基本农田的保护。

（一）什么是基本农田：

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下列耕地应当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严格管理：

（一）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的粮、棉、油生产基地内的耕地；

（二）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耕地，正在实施改造计划以及可以改造的中、低产田；

（三）蔬菜生产基地；

（四）农业科研、教学试验田；

（五）国务院规定应当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其他耕地。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定的基本农田应当占本行政区域内耕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基本农田保护区以乡（镇）为单位进行划区定界，由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定的基本农田应当占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具体数量指标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逐级分解下达。

（二）基本农田的特别保护概述：

严格保护基本农田。基本农田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必须保证现有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基本农田要落实到地块和农户，并在土地所有权证书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注明。基本农田保护图件备案工作，应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后三个月内完成。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擅自改变用途，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符合法定条件，确需改变和占用基本农田的，必须报国务院批准；经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征地补偿按法定最高标准执行，对以缴纳耕地开垦费方式补充耕地的，缴纳标准按当地最高标准执行。禁止占用基本农田挖鱼塘、种树和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活动，禁止以建设“现代农业园区”或者“设施农业”等任何名义，占用基本农田变相从事房地产开发。

（三）严格基本农田从事非农建设的审批权限和程序，除法律规定的对一般耕地的保护外，占用基本农田还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1、基本农田保护区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或者占用。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需要占用基本农田，涉及农用地转用或者征用土地的，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2、经国务院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务院的批准文件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补充划入数量和质量相当的基本农田。

8、农村集体土地的用途管制。

（一）用途管制。

任何单位进行建设的只能占用建设用地，不得占用农地，需要占用农地的应当由省级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审批，由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二）使用权管制。

农民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只允许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农村村民住宅等乡（镇）村建设，可以使用，其他各类建设不得占用集体土地。如果确实需要占用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由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批准，将集体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并对集体经济组织和失地农民进行补偿。

9、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层次。

我国集体的所有权体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乡镇集体所有、村集体所有、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所有，村内集体经济组织表现为小产队、生产小组等各种形式。这就是以前我们产说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10、农民集体土地的经营和管理。

（一）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这里有两层含义，农村集体土地应当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考虑到自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有些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已不健全，难以完成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管理任务，需要由行使自治权的村民委员会来行使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土地的职能。

因此，如果有以村为单位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就由该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如果没有以村为单位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则由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

（二）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一是这里的村民小组是指行政村内的由村民组成的自治组织。关于村民小组是指该土地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分别属于两个以上的生产队，现在其土地仍然分别属于相当于原生产队的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的农民集体所有。()二是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或者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或者由村民小组经营、管理。这是因为考虑到自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有些村内的集体经济组织已不健全，难以完成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管理任务，需要具有一定自治权的村民小组来行使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土地的职能。因此，如果村内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就由村内的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如果没有村内的集体经济组织，则由村民小组经营、管理。

（三）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这种情况包括：一是指改革开放以前，原来以人民公社为核算单位的土地，在公社改为乡（镇）以后仍然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二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公社一级掌握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仍然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土地仍然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

篇11：我国证券交易制度

我国证券交易制度

证券交易制度是对证券市场上证券的买卖流程的一种描述，一般包括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的作用、交易中介的组成和作用、交易价格的形成、交易的交割和结算、交易系统的组成和作用等内容。在学术层面上，证券交易制度分为指令驱动制度和报价驱动制度。而报价驱动制度中，做市商制度是比较重要的制度。

1、指令驱动制度

指令驱动制度，指证券交易价格由买方订单和卖方订单共同驱动，市场交易中心以买卖双向价格为基准进行撮合。指令驱动机制本质上是竞价机制，证券买卖双方能在同一市场上公开竞价，充分表达自己的投资意愿，直到双方都认为已经得到满意合理的价格，撮合才会成交。在指令驱动制度中，价格的形成是以买卖双方的竞价指令为基础，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的，买卖不需要中间方。

2、报价驱动制度

(1)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制度是一种市场交易制度，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法人充当做市商，不断地向投资者提供买卖价格，并按其提供的价格接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与投资者进行交易，从而为市场提供即时性和流动性，并通过买卖价差实现一定利润。简单说就是：报出价格，并能按这个价格买入或卖出。

按照是否具备竞争性的特点，做市商制度存在两种类型：垄断型的做市商制度和竞争型的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制度的特点有：提高流动性，增强市场吸引力、有效稳定市场，促进市场平衡运行、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校正买卖指令不均衡现象、抑制价格操纵。

(2)指令驱动制度

指令驱动制度指证券交易价格由买方订单和卖方订单共同驱动，市场交易中心以买卖双向价格为基准进行撮合。指令驱动机制本质上是竞价机制，证券买卖双方能在同一市场上公开竞价，充分表达自己的投资意愿，直到双方都认为已经得到满意合理的价格，撮合才会成交。在指令驱动制度中，价格的形成是以买卖双方的竞价指令为基础，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的，买卖不需要中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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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令驱动制度

2、报价驱动制度

(1)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制度是一种市场交易制度，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法人充当做市商，不断地向投资者提供买卖价格，并按其提供的价格接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与投资者进行交易，从而为市场提供即时性和流动性，并通过买卖价差实现一定利润。简单说就是：报出价格，并能按这个价格买入或卖出。

按照是否具备竞争性的特点，做市商制度存在两种类型：垄断型的做市商制度和竞争型的做市商制度。

(2)指令驱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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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立法听证：制度民主的价值

立法听证：制度民主的价值

立法听证终于在中国的立法实际生活中出现了。开始它是作为一种尝试性的民主立法方式出现于地方立法实践之中的，广东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于9月就《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审议举行听证，就是中国立法听证实践的先声。之后便作为一种民主立法制度为国家法律所确认，全国人大于3月15日通过的《立法法》明确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方式。”经过这样的发展，立法听证对中国立法而言，已不仅是一种立法方式，而且更是一种立法制度。这样，它对中国民主和法治建设，就具有更大的价值。

立法听证无论作为立法的民主方式还是立法的民主制度，它都是指立法主体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听取相关组织和个人的意见，将这种意见作为立法决策的依据或参考，使立法决策合乎民主和尽可能达致科学。立法听证的根本属性是同立法尤其是立法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直接相联的.。但立法听证作为一种立法的民主制度，它的尤其重要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它的实施是立法主体的法定职责，而不是立法主体有时可以采行而有时可以弃之不用、在这一立法事项上可以采行而在另一立法事项上则可以置于一旁的非法定的民主立法行为或民主立法措施。

实行立法听证制度，对各方面的主体都有直接的正面价值。实行立法听证，对立法主体而言，有助于他们充分了解实际情况，从而做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立法决策；也有助于使他们受到启发、受到监督，使所立之法成为良法，或是使所立之法不至于背离实际、背离公正。实行立法听证，对利益相关的主体而言，有助于他们直接表达对立法的要求或希冀，也有助于他们监督立法过程尤其是立法决策，从而使立法能够更好地或尽可能地反映他们的合理的心声、尊重他们的可取的意愿，或是使立法不至于漠视他们的心声或意愿。实行立法听证对公众而言，有助于他们直接参与立法，有助于他们了解和监督立法过程和立法决策，从而使立法能够更好地体现公众的利益和智慧，更好地表达公众的意愿。

实行立法听证制度，在立法决策之前以及立法过程的其他有关阶段，使各有关方面可以就同一主题在同一场合同一时间从各有关角度发表意见，引起各有关方面的正面交锋，从而便于立法主体从多种多样的矛盾的正面冲突中了解各相关方面的意愿。在这方面，立法听证比之立法过程中的座谈会、论证会具有更大的优势。在座谈会、论证会这样的活动中，通常缺少矛盾的正面的全方位的冲突，参加座谈会、论证会的组织和个人，大都就某个特定的角度发表意见，提出这些意见的过程中大都没有或缺少相对方的参与和论辩，这就使座谈会、论证会所汲取的意见，通常容易成为多种一家之言的汇集，而难以汲取在论辩中产生的具有综合价值甚至升华了的更高层次的意见。

实行立法听证制度，可以为相当广泛的社会主体提供具有制度保障的经常化的民主训练的空间范围。听证制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主训练、民主宣传、民主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课堂，是广泛的社会主体直接参与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实际演练，尤其是社会公众直接参与民主、享受民主的有效途径。在我们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普通的社会主体特别是公众，直接获得民主的实践经验和实际演练的机会，同一个走向现代民主、现代法治环境的大国的要求相比，是比较少的，现在有了立法听证这种制度民主，正可以在这方面弥补我们的或缺。

实现立法听证制度，可以从一个重要和实在的角度推进中国民主的发展。中国文化中的社会主体，在民主方面，过去素来是敏于思而拙于行的，一到行，往往就容易出现问题。现在立法听证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法定的可以行的场所或舞台。立法就是决策，就是权利资源的配置，对这样重大的事情，中国旧时代的统治者是不允许不希望一般社会主体或普通公众参与的，这就逐渐形成一种传统，以至于中国的社会主体特别是普通公众，对参与立法，通常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兴趣。现在有了立法听证制度，包括普通公众在内的社会主体有了这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立法决策和权力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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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制度与执行力的几个悖论性问题

有一段时间对制度与执行力间的关系思考得比较多，同时在诸项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喜欢制定出明面上的制度，用来推动与维系计划的顺利实施，尤其是团队成员执行力的强化培养与持续维持，

但到后来，又经历了许多事情，最近选取了一家处于创业成长阶段的新经济技术企业觅法网络做为样本，同其中高层管理者与基层员进行了多次对话，并这家公司的信息三部做了持续的尝试，对制度与执行力之间的几个问题产生了不少思考点：

比如，在一个微型事业部或公司里如何通过计划、管理协调、制度等三项因素确保执行力细节化，以及确保执行力不因高强度而受到折损，这个问题不是理论可以解决的，通过理论可以演化出太多的结论，而这么多结论会因为缺乏实践经验的支撑而丧失其本来的意义。

微型，一般是二十个人以下，初创阶段的公司，这样的实体如果谈及文化，恐怕有点夸大，况且文化的约束力能产生有效作用的环境并不是多，所以一直不敢太过相信，除非有一种江湖文化的存在。要说能够发挥大的作用，恐怕也是执行力文化，而这个名词有点牵强了。此前在带领主航道电子商务团队时做过了不少这方面的尝试，收效尚可，但囿于成员在商战与心智上的不成熟，导致在关键时刻也未能帮上大忙，也即缺乏独当一面者，而独当一面的人才并不是随处都能“拾”到。

文化未成，能在软约束上发挥作用的一般以自发的信任、权威与制度加以保障。这时又会引起一种悖论，过于刚性会造成人员流失，微型实体对人员流失的成本承担起来也是痛苦的。过于柔性，一般又难以塑造一种执行力文化，难以保证高强度的执行力，在刚性与柔性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如何准确的寻找到，也是不易的。不偏左、不偏右，往往总是难以快速推动一件事情的，尤其是从零组合起来的团队。

上面的思维来源于这个信息三部，信息三部是从事一种叫“企管通”的企业管理软件研发的，组成成员都比较年轻，多数处于80年代左右，

又比如严谨、刚性的制度与管理风格对造就高度执行力的作用是正的，还是反的？一般而言，狼性经理人都比较喜欢严谨的制度，相对刚性的管理。而这种严谨是缺乏普适性的，好象华为喜欢用练兵的方法带企业员工，但并不是人人都能走通华为这条道路。而华为能否继续将这条道路走下去，也未为可知。但作为一种很时髦或者说很有影响力的管理性存在，一方面造就了诸多狼性经理人的诞生，也促成了执行力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被众多企业视为“九阳真经”；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一些后遗症的产生，比如员工的高流失率、归属感缺乏、压抑、个性难以张扬、缺乏活力等，但无庸置疑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某些业务模式的特殊性，却不能不构建一个严谨的体系出来，以适应市场与客户需求，比如笔者的研究样本觅法公司，这家企业要做的是律师委托、管理顾问委托与会计师委托三项核心业务，而目前正在大规模启动的是律师委托这项业务，从市场成熟度来讲，这完全算得上是一个蓝海市场。但说白了，这种服务的本质仍然要落地到法律咨询、诉讼、代理等具体的法律服务上来，法律服务又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无论是参与法律服务平台的加盟商，也即加盟的律师事务所，还是委托觅法网寻找、推荐合适律所的客户，都需要的是一个规范、透明、严谨、持续、权威、专业、响应快捷的服务流程与效果，以这样的业务模式为依托的成长型企业要塑造这样的服务体系，又难以缺少这种严谨的体系与管理风格。

再如执行力来源于组织与个人性格的契合，还是来源于制度的问题。这也是说某个人愿意跟一个组织、某一个人做某一件事情，那么，这种组织性格与个人性格就达到了契合，在执行力方面往往都由这个带头人决定了，而制度的影响力在成长期显得很脆弱。

最后提出一点的是执行力是否就只是执行，不关注战略与策略问题。这个问题跟觅法北京公司的中高层管理者做过多次探讨，也有过一些观念上的交锋。从《致加西亚的一封信》、《赢在执行》等书风縻各类企业，不难看出高层要的是中层无条件执行某一个命令与决策，中层要促成的是基层员工一往无前地执行经过分解的任务与使命。实际上是否由更多基层、中层也参与到某个项目、某个目标的讨论决定中，是一个不容易采取的策略。因为这里面存在几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一是谁是精英，二是只有精英提供的方案才是最佳的？三是基层员工看不到全局，无法提供有价值的方案等等。但让更多人参与某一项决策的建议过程，已经有不少企业愿意开放地一试，笔者选取的研究样本觅法公司即是如此。

欢迎与作者探讨您的观点和看法，联系电话：13693148431，电子邮件：dyyuan1@163.com

篇14：我国的CFO制度浅析

我国的CFO制度浅析

一、目前，我国缺少真正的CFO

1、我国的总会计师或财务总监的职责不同于CFO.尽管在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之后，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的英文名称由GARSC（the General Accountant Research Society of China）改为CACFO（China Association of Chief Executive Officer），意味着中国总会计师向CFO转型。但事实上，笔者赞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谢荣的说法，即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的CFO.总会计师和财务总监都不等同于CFO.

在西方发达国家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中，CFO是CEO的助手，接受CEO的委托全盘管理企业的财务和会计事务，是企业与投资人的沟通人，负责财务、会计、投资、融资、法律等相关事务，其主要职责是将企业经营情况的财务报告传达给投资人，让投资人了解企业的实际运行情况。我国的《总会计师条例》规定，总会计师是单位行政领导成员，协作单位主要行政领导人工作，对主要行政领导人负责。总会计师作为单位财务会计的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本单位的财务会计管理和经济核算，参与本单位重大经营决策活动，是单位负责人的参谋和助手。但事实上，我国的总会计师仅负责财务方面的一些管理范围，对高层决策人扮演参与协作的角色，而国外的CFO较之我国的总会计师职责范围要大，涉及到对财务会计工作的全部工作，甚至负责法律等相关领域的工作。尽管国内许多人将CFO称为财务总监，甚至一些财务总监也称自己为CFO，但笔者认为，这是将两者的职责权限混为一团，财务总监和CFO是不能划等号的。财务总监，顾名思义就是对企业财务事务进行监督、监管的高级管理人员，应该是企业外部的财务人员，这与作为企业内部资金、财务运作者的CFO是不同的。财务总监是所有委托者的监督代表，是派出机构向下属（下级）单位委派的履行管理、监督职能的会计人员，与CFO不可同日而语。

2、我国的总会计师或财务总监的激励措施不同于CFO.在西方发达国家，CFO和CEO一样，实行年薪制，享有企业股权。经理人股票期权制度（Executive Stock Option，简称ESO）是其中的`代表。ESO是把衍生金融工具中的股票期权概念运用于企业薪酬制度的一种激励措施。其基本内容是赋予企业以首席执行官（CEO）为首的经营者，在未来某特定的时间按某一确定的执行价格购买本企业一定数量普通股的权利。ESO将经营者的薪酬和企业的长期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鼓励经营者更加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克服短期行为。ESO赋予企业经营者部分剩余索取权，允许他们参与企业剩余的分配，把对经营者的外部激励与约束变成了经营者的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但在我国，ESO实施中股票来源、股票变现及税收处理都存在一定问题，并不具备实施的土壤。在现实中，我国企业包括上市公司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对总会计师或财务总监实施ESO.

二、现代企业呼唤CFO

正如谢荣所言，总会计师向CFO的转型，其实是我国企业体制的一种转型。我国总会计师制度形成于6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发展于80年代对外开放时期。实际上，企业更加注重对总工程师、总经济师的配置，而不大重视发挥总会计师的作用。会计要进入企业的领导层在过去几乎不可能。但现在我国已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企业应更加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型的前提与条件都已具备，总会计师应当从“账房先生”的概念转移到企业的决策上来，现代企业呼唤CFO.

CFO在现代企业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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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5：我国法律补偿制度

我国法律补偿制度

摘要：经济法上的补偿概念，与赔偿相对，是指针对合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采用一定的法律手段，使受损权益得到弥补和恢复的一种重要的法律制度。它被广泛应用于城市房屋拆迁、土地征收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法律活动。

以经济补偿值与补偿对象实际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为标准，我们可以将经济法律补偿制度分为等值经济补偿制度、低值经济补偿制度和超值经济补偿制度三种补偿类型。本文对此三种补偿制度分别加以说明，并对我国法律补偿制度的完善提出了一些策略。

关键词：经济法律补偿制度;等值补偿;低值补偿;超值补偿;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收益;多元化的补偿方式;补偿受益主体

在经济活动中，主体的合法行为往往也会给其他主体造成损害后果，如在土地征收活动中，土地征收者往往给集体所有制成员造成一定的损害。在这类损害中，行为人本身无过错，因而无法适用赔偿责任，故补偿便成为一种可行的解决纠纷、弥补损失的较好策略。

补偿，与赔偿相对，是指针对合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采用一定的法律手段，使受损权益得到弥补和恢复的一种重要的法律制度。经济法律补偿制度以经济补偿值与补偿对象实际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为标准，可以分为等值经济补偿制度、低值经济补偿制度和超值经济补偿制度三种补偿类型。

一、等值经济补偿制度

等值经济补偿制度的特点是经济补偿值等于补偿对象实际经济价值，简称等值补偿。等值补偿以城市私有房屋拆迁安置经济补偿为典型。

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城市私有房屋拆迁安置经济补偿制度的构成内容如下：第一，补偿主体和被补偿主体。根据《条例》第4条的规定，补偿主体是拆迁人，被补偿主体是被拆迁人。第二，补偿范围。

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范围为被拆迁人所有的全部合法房产。第三，适用对象。由《条例》第2条的规定可知，适用对象是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因城市建设需要而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活动。第四，补偿方式。

我国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方式有货币方式和房屋产权调换方式两种。被补偿人对于补偿方式享有知情权和决定权。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依规定。第五，补偿标准。补偿方式不同，补偿标准不同。对此，《条例》第24条做出了相关规定。第六，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它是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用以明确双方在补偿中权利义务关系的书面协议。《条例》第13条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

二、低值经济补偿制度

低值经济补偿制度的特点是经济补偿值低于补偿对象实际经济价值，简称低值补偿。低值补偿以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为典型。

土地征收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强制取得其他民事主体土地所有权并对此进行补偿的行为。它有四个显著特点：

(一)行为主体是国家。

(二)行为客体是集体所有的`土地。

(三)行为本身具有强制性和有偿性。所谓有偿性是指国家进行土地征收，必须以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为前提。

(四)行为实施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王兴运教授认为，公共利益是指各法律主体所共享的利益，它是一个集合概念，具有不可分割性。同其他利益相比较，公共利益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我国应将公共利益的范围严格限制为：

(1)国家机关和军事事业用地;

(2)交通、水利、能源、供电、供暖、供水等公共事业或市政建设用地;(3)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绿化、慈善机构等社会公共事业用地;

(4)国家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用地;

(5)其他由政府兴办的且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用地。

三、超值经济补偿制度

超值经济补偿制度的特点是经济补偿值高于补偿对象实际经济价值，简称超值补偿。超值补偿以林木生态环境经济补偿为典型。

根据物的用途是否有法律的特别规定可以将物区分为特种用途之物和非特种用途之物。常见的特种用途之物有集体所有的土地、生态林等。我国《森林法》第27条规定：“集体或者个人承包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承包后种植的林木归承包的集体或者个人所有;承包合同另有规定的，按照承包合同的规定执行”。由此可见上述法律对林木的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做出了明确规定。王兴运教授认为，这三种所有权可以分为补偿型所有权和补交易型所有权两大类，其中，集体和个人所有权属补偿型所有权，而国家所有权属于交易型所有权。

我国《森林法》第8条第六项规定：“国家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森林资源、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森林生态补偿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王兴运教授认为，我国的林木生态环境经济补偿数额应当确定为林木的经济价值之上、环境价值之下的一个适当数额。

四、完善中国法律补偿制度的倡议

1.合理界定补偿范围。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各项法律行为界定合理的经济法律补偿范围是一项较为紧迫的任务。

2.科学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合理分配补偿收益。任何时候都要具体理由具体分析。不同的补偿方式，其补偿标准也有所不同，因而要有针对性的确定补偿标准。补偿标准的确定有助于补偿收益的合理分配，而解决好利益分配理由是补偿制度的核心。

3.构建多元化的补偿方式。单一补偿方式的弊端正逐渐显露，为了克服这种弊端，要求构建直接补偿与间接补偿相结合、货币补偿与非货币补偿相结合以及从宽补偿与从高补偿相结合的多元化补偿方式。

4.明确补偿受益主体。补偿受益主体往往是国家进行补偿的对象，主体明确有助于补偿工作的顺利开展，因而必须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明确补偿收益主体。

五、结语

经济法律责任制度作为经济法律保障制度的基本制度和核心制度，其划分标准多种多样。我们从权利的保障救济这一角度，可以将其划分为经济法律赔偿制度和经济法律补偿制度。以经济补偿值与补偿对象实际价值的之间比例关系为标准，目前我国的经济法律补偿制度大致可以分为等值补偿、低值补偿和超值补偿，分别以城市私有房屋拆迁安置经济补偿、土地征收补偿和林木生态环境经济补偿为典型。只有合理界定补偿范围、科学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合理分配补偿收益、构建多元化的补偿方式以及明确补偿收益主体，我国的法律补偿制度才能逐渐趋于完善。(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王兴运.奖励与惩罚并举：双轨制经济法律保障制度研究[J].经济法研究，(7)：第60页.

[2]张娟.农村征地补偿制度的法律深思[J].经济研究导刊，(6)：第107页.

[3]王兴运.中国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研究[J].经济法研究，(4)：第194页.

[4]汪振江.农村土地产权与征收补偿理由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5-32.

[5]孙由体.被征地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理由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6]王兴运.“牛玉琴等人的法律难题”剖析[J].河北法学，2005(7)：30-31.

篇16：我国根本文化制度

我国根本文化制度

我国的基本文化制度【1】

宪法上的文化制度是指一国通过宪法和法律调整以社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各种基本文化关系的规则、原则和政策的总和.我国基本文化制度是围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进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

(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人们的理想道德风貌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不仅反映在公有制经济和人民政权上,还反映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精神文明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建设

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当代各国之间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科技水平的竞争.因此,发展教育,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提高全民素质,以及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两项基础工程.我国宪法第 19 条和第 20 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医疗卫生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发展文学艺术及其他文化事业对于普遍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为劳动者创造一种健康、文明、欢愉的生活环境具有重大意义.宪法第 21 条、第 22 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体育事业;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

(三)思想道德建设

思想道德建设指导着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的发展,决定着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关系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和道德素质.思想道德建设根据主体在不同领域的行为,可分为家庭美德建设、社会公德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三个方面.其中以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特别是公务人员和公务职业道德教育为重点,开展民主、法制和纪律教育,反腐倡廉和为人民服务教育.

我国宪法关于基本文化制度的规定【2】

现行宪法对文化制度的原则、内容等作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规定。

具体内容包括：

(一)国家发展教育事业

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

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

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

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据此，国家先后制定了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系统地规定了教育领域的基本规则，保障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国家发展科学事业

发展科学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第20条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据此，国家颁布了专利法、著作权法等一系列单行法律、法规，以保护科学技术成果、加速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三)国家发展文学艺术及其他文化事业

发展文学艺术及其他文化事业，是培养公民健康情趣，提高民族精神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宪法第22条明确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开展体育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能够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宪法第21条第2款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

(四)国家开展公民道德教育

公民道德教育是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并对整个国家文化制度的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意义。

宪法第24条第1款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宪法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宪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

这一规定反映了我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宏伟目标而奋斗的共同要求。

国家以“五爱”为基础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与公民必须履行尊重社会公德的义务是完全一致的。

公民自觉地接受“五爱”教育，并以实际行动尊重社会公德，不仅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公民自，我完善的需要。

篇17：浅析我国夫妻财产制度

浅析我国夫妻财产制度

夫妻财产制度是夫妻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也是夫妻纠纷中比较复杂的部分，因此夫妻财产制度在解决夫妻财产关系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我国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在解决夫妻财产关系方面还比较薄弱，颁布的“解释(三)”虽然将重点放在夫妻财产关系上，但婚姻关系的解决不同于其他民事关系的解决，它的内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司法解释也只是将某些条文细化或者针对某一案件，某一现象做出规定，以至于在处理夫妻财产关系问题上很难顾全所有，难免存在纰漏。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与实施力度。

一、夫妻婚姻财产制度的含义

夫妻财产制，是指规定夫妻婚前和婚后的财产归属的问题的制度。它主要指夫妻对于财产的归属、使用、管理、收益和处分的权益，偿还债务以及婚姻结束时的财产的分割等相关的法律制度。

关于法定的夫妻婚姻财产制度，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财产形式，主要针对夫妻对于其财产制度，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时，所采取的一种形式。它的内容在法律上规定的很详细，而且不允许当事人擅自改变法律规定的内容。

关于约定的夫妻婚姻财产制度，是指夫妻双方通过约定来确定的财产的形式，法律规定并认可夫妻双方可以通过约定来明确财产形式，并且它在适用上具有优先的法律效力。目前，我国家庭以法定的夫妻财产制为主，可是，约定夫妻财产制的法律效力高于法定的夫妻财产制。

二、关于我国夫妻婚姻财产制度中存在的缺点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规范主要是基于一部婚姻法和两部司法解释，并与出台的另一部司法解释，对夫妻财产制度问题进行进一步明确的规定。有关夫妻从财产制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主要体现在20《婚姻法》第三章“家庭关系”中，涉及夫妻财产关系所谓问题有：17条、18条、19条。17、18条的性质是法定夫妻财产，19条则为约定夫妻财产。

我国的《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在解决我国夫妻财产制度问题不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不断地创新与完善，适应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但我们在给予充分的肯定及高度评价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同时，也不得不清楚的认识到，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依然存在着缺陷和有待完善之处。

婚姻关系中财产问题的纷繁复杂，使得在现实中存在种种问题。

2.1 法定夫妻婚姻财产制度中关于夫妻共同的财产规定的范围太过宽泛

比如夫妻在分居期间或者离婚诉讼期间关于他们各自所得的收入以及所购置的财产的界定问题。对婚前同居期间所形成的财产界定问题，等等。

2.2 有关涉及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制度不够明确具体

在夫妻对于他们的共同财产作重大决定的时候是需要经过夫妻的另一方同意，只有这样他们的处分财产行为才会有效，但夫妻一方不可以以对方不知道另一方处分其共同的财产为由来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对于这一点还是有着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在其中。

2.3 对于如何确认夫妻个人的财产问题制度上是不明确的

结婚之前作为个人的财产，由于婚后生活数年而无法区分，在夫妻发生纠纷时，主张婚前财产的一方举证责任难，而只能被认为是夫妻共同的财产。那么什么样的财产算是夫妻个人专属财产呢?对于这一方面法律并没有给出特别明确的界定，而使得一些财产的归属问题夫妻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法院也很难判决。

2.4 公示制度的缺乏

夫妻之间约定财产的所有制，对于夫妻之间是有效力的，这就是所谓的对内效力，但是夫妻之间的约定怎么样才能对外部产生效力呢?即对抗效力问题。它是否需要一定的公示程序呢?本人觉得公示制度是必要的，这样有利于夫妻之间的公平及第三人的交易安全问题。

三、如何完善夫妻财产制度问题

3.1 明确界定法定夫妻财产的`范围

对于法定的夫妻财产制度中总是存在着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形，而对于这些特殊的情形法律是应该给予明确的：对于同居期间的财产可以界定为共同财产(有相反的证据除外)。对于夫妻离婚诉讼期间的应该认定为一方的财产。然后明确我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是婚后所得共同共有制。最后，要明确婚后所得共同制的法理基础是“协力”而非“贡献”。

篇18：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复习提问]

人口素质的高低与国家发展的关系；

教育与人口素质的关系。

[导入新课]

较高的人口素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而教育的发展程度是影响人口素质的重要因素。大力发展教育，是我国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加快现代化进程，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根本措施。鉴于中小学教育的重要性及我国的国力所限，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二、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板书）

（一）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板书）

义务教育的含义和特征（板书）

义务教育：依照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和少年必须接受的，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

义务教育具有自己的显著特征：

1、义务教育具有国家强制性。（板书）

法律所规定的义务教育的规则，全社会必须遵守，不能违犯。

举例：父亲不让女读书少女与父对公堂

江西于都县银坑镇一名十三岁的农村女孩因父亲剥夺了其受教育权而走上法庭，要求恢复其受教育权，继续完成学业。

这位女孩叫谢友兰，2001年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顺利升入初中。可是，她的父亲谢明军却要求女儿辍学在家务农。谢友兰自小就渴望长大后上大学，父亲的偏见让她很伤心。为了读书，她请外婆、表哥等亲戚说情，可固执的父亲就是不答应。小友兰急中生智找到了村里的干部，叔叔们告诉她可以去找法院帮忙。于都县法院受理后，一审判决谢明军立即恢复谢友兰的受教育权，有义务让谢友兰完成学业，并对谢明军作出教育批评，要求他当庭向女儿道歉。

――人民网 2001年10月11日

2、义务教育具有普遍性。（板书）

学生阅读教材，了解普遍性的含义。

3、义务教育具有免费性。（板书）

但是，在我国目前，许多地方还存在乱收费的现象。

据统计，教育乱收费问题自1995年以来连续治理已近10年，最近5年来，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共组成数万个检查组，检查了47万多所小学和12万多所中学，查出中小学各种违规收费5年合计15亿元，清退10亿元；查处乱收费案件3万余件，有4600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由于造成乱收费的社会原因复杂、治理力度不够，其势头仍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引起部分群众的强烈不满。有关专家指出，目前的教育乱收费主要为三种表现形式：

一是一些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受利益驱动，通过招收择校生，办特长班、补课班，乱发复习资料，以各种名目征收赞助费等，为部门和小集体牟取利益；二是一些社会部门将学校当作“唐僧肉”搭车收费，如强行订阅报纸杂志，推销保险、校服、食品和学具等；三是一些基层政府违反规定，擅自立项、超标准收费、扩大收费范围，如通过中小学校向学生征收教育费附加或教育集资，收取建校费、危改费、捐资助学款、代课教师工资、工友费、集资修路（桥）、超计划生育罚款、社会治安费、社会抚养费等。据纪检监察机关统计，中小学校自身的乱收费，基层政府乱收费和有关部门搭车收费金额，约各占乱收费金额的一半。近年来，有些地方的政府和部门的乱收费甚至超过总额的70％。

教育部有关人士指出，导致教育乱收费的因素很多，必须坚持综合治理。专家指出，未来的3到5年仍是教育乱收费的易发多发期。

（二）普及义务教育的法律保障（板书）

学生阅读教材，了解《义务教育法》制定、实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1、义务教育法确认并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各项权利。

（1）入学的权利

（2）接受规定年限教育的权利

（3）就近入学的权利

（4）免交学费的权利

2、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在实施义务教育中的责任，要求其确保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1）国家的职责

举例1：山西省启动义务教育提升工程

人民网太原6月10日电：针对目前教育投入相对不足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山西省将从今年起启动义务教育水平提升工程，以改善9年制义务教育的办学条件及提高师资素质，规范学校管理和控制学生流失。

据悉，这项工程是山西省教育发展创新五项工程的第一项，从今年起到2007年利用5年的时间将使我省义务教学办学条件全部达到省定标准，薄弱学校及大班容量得到消除，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基本完成“五三学制”向“六三学制”的过渡。小学全部实行六周岁入学，农村地区基本取消三级复试及七人以下的小学和“两规”以下的初中学校。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保学金制度，抓好对贫困地区家庭经济困难的中、小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制度的施行，对农村地区推广经济适用性教材、完善义务教育一费制收费制度，并要特别注重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

举例2：九年义务教育一个都不能少

每年春节过后，湖南省新邵县寸石镇各中小学都有部分正在上学的学生跟家人或亲朋好友外出打工或休学在家，辍学者有些年竟高达200多人，占该镇学生人数的15%。针对这种严重的辍学情况，今年，该镇特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控辍保流措施，在开学之初就加大了对《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宣传力度，并提前派出专门的老师到一些可能流失的学生家中对家长进行劝说，把一些准备外出或已外出务工的学生召回了学校，对一些家庭困难准备休学的学生的学费进行减免，确保了今年开学工作的顺利进行。开学一周来，该镇教师共劝回学生18名，2月21日，开学已经一周，该镇未来报到的学生不足1%，确保了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顺利进行。

（2）社会的责任

国务院颁布的2002年12月1日起实施的《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中明确指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或个体户均不得招用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用人单位招人时，必须核查被招人员身份证。……对非法使用童工者劳动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处罚……对拐卖、逼迫童工等追究其刑事责任。

然而一些企业、个体户却屡屡违反法律规定，擅自招用童工。

举例：2002年12月31日上午8：30，根据群众举报，济南市劳动监察部门迅速出击在匡山小区集贸市场对一违规使用童工的个体业户进行查处。在一自称为放心肉专卖的肉店里记者看到，在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简易房内，三名十几岁的少年正在卖肉、绞肉馅，零下9摄氏度的气温已经将肉冻得硬邦邦，孩子们的手也冻得青一块、紫一块，冻伤已经十分严重。在检查中发现，三名少年竟然同时没有带身份证，在劳动监察人员耐心的.说服教育下，其中一名叫卢某某的少女终于哭着讲出了真相，她的真实年龄其实只有14岁，来自济阳回河镇某村，经人介绍来济打工，在这家肉店干活已经两个月了，起早摊黑的干活，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晚上7点，每天13个小时的 “工作”，令她疲惫不堪。除了一天三顿饭之外，至尽没有收到一分钱工钱，也不敢多问，多问一句非打即骂……

（3）学校的责任

举例：

某城区小学正在晨读。三年级二班的班主任看到同事于老师正为打扫卫生忙得不亦乐乎，便让来办公室拿作业的本班学生赵露去帮助打两壶开水。不料赵在打水回来上楼梯时不慎摔倒，开水将左腿烫伤。经医院诊断，赵左下肢ⅡDⅢ度烫伤面积达8%，经当地两家医院治疗一个半月后出院，其间学校支出了全部医疗费用及500元护理费。后来，赵由其母亲等人陪同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诊治，医院认为赵的烫伤需二次手术治疗。赵的父母因与学校在今后的治疗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诉至法院，要求学校赔偿赵的交通费、护理费、营养费、伤残补助费计16357元及今后治疗费30000元，精神损失10000元。学校则认为：赵烫伤后校方及时将其送往医院治疗并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在为赵报销最后一笔医疗费用后，赵的法定代理人向学校提出去上海为赵继续治疗的要求，已历时二年多，超过了一年的诉讼时效，已丧失了胜诉权。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赵露在受伤时为未成年人，且在上课时间，被告学校应对原告受伤负全部责任。后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由学校一次性支付赵露医治费用共计40000元。

（4）家庭的责任

举例：“捍卫”受教育权儋州辍学少年重返校园

渴望重返校园而遭父母极力反对的辍学少年张良坤，在当地党委以及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终于成功“捍卫”了自己接受义务教育的合法权利，重新回到了久违的母校―――儋州市蓝洋镇中学。

现年15岁的张良坤原是该校初一年级学生，去年，他辍学后离家到内地一些省份打工。期间，由于缺乏文化知识，他深切感受到了工作的艰难，并决定重返校园读书学习。可是没想到，他父母却以其太顽皮为由拒绝了他的这一良好愿望。今年11月27日，他开始利用法律来“捍卫”自己依法应当享有的受教育权，并得到了儋州市为民众法律服务所主任吕德华无偿的法律援助，同时也引起了当地党委的重视。

12月3日、4日，蓝洋镇镇委书记吴勇先后与蓝洋镇中学领导和张良坤父母联系沟通，并最终解开了张某夫妇思想上的“疙瘩”。经讨论，校方同意减半收取张良坤本学期的学杂费，并根据张良坤曾较长时间离校的实际，将其仍安排在初一年级就读。

吕德华告诉记者，至此张良坤就重返校园寻求法律援助一案已经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他们将不再对张某夫妇提起诉讼。同时，他提醒广大家长：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的有关规定，接受9年制义务教育是儿童、适龄少年享有的合法权利，而送儿童、适龄少年上学则是其父母等监护人的法定义务，如果其父母不履行这一法定义务，就属违法行为，并将受到法律的追究。

――海南日报（2001年12月07日）

1986年7月开始实施的义务教育法，曾铺就了我国义务教育的辉煌。到2000年底，我国向世界宣布，拥有近13亿人口的中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2002年，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90％，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3％。

目前，全国有2亿人在接受义务教育。我国仍有“老、少、边、穷”地区10％的人口没有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一些农村地区初中学生早早就离开学校，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有的地方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危房不能及时改造，义务教育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办学水平、办学条件差异悬殊，生活困难家庭、农民工的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有关方面分析，2002年全国因家庭经济困难影响就学的青少年约为2000万至3000万人。

一些人大代表呼吁要把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作为新阶段实施义务教育十分重要的指导思想，并落实在各项制度和措施之中。

学生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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