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养老制度中的公平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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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我国城镇养老制度中的公平问题分析
摘要：公平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理念。当前，我国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诸多不公平，主要体现在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间的不公平；行业间、企业间的不公平；性别间的不公平；代际间的不公平等，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所以应统一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社会养老统筹层次，统一退休年龄等等。
关键词：城镇；养老制度；公平性。
公平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和核心。解决社会的不公平，创造并维护社会的公平，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社会保障政策实践的最终归宿。社会保障本是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求并弥补初次分配造成的不公平的一种制度安排，但在我国社会保障政策中仍然存在着某些不公平，有些地方不公平还比较严重，致使社会保障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责和功能的效力都大大降低。本文从城镇养老制度角度来探析社会保障存在的不公平问题。
一、机关、事业、企业从业人员间的养老不公平。
城镇基本养老制度大致可分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两种制度在建立之初待遇基本相同。但伴随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数十年的改革，加之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的原地踏步，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养老差距不断扩大，日益侵蚀着社会公平。目前，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的资金筹集大多仍由国家财政拨款，个人无需缴费。而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则需要缴纳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记入个人账户。但在养老待遇上，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平均替代率连年保持在 90%左右，而企业尽管已连续八年上调养老金，但 年中国企业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为 42.9%，远低于制度预期的 58.5%，更是连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的二分之一都不足。[1]这意味着企业职工在辛辛苦苦缴纳了大笔的养老费后，其获得的养老金却远低于不缴费的一类人群。这种情况使企业职工普遍感受到强烈的不公平感及被剥夺感，使这一群体在感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文明成果时幸福感严重下降。去年的“两会”上，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提高企业养老待遇的呼声也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着人们对现存的这种不公平的强烈不满。
二、行业间与企业间的养老不公平。
目前，企业职工的养老待遇中除了基本养老保险，有些有能力效益好的企业还为职工建立了企业年金这种补充性养老保险制度。石油、电力、通信等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远高于普通企业职工。这样按比例进入个人账户与企业年金的部分也就非常可观。同时，这两部分的收益还享受国家免税和贴息的红利，这更加加剧了行业间职工养老待遇的不公平性。
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之间，也存在着养老待遇不公平的现象。虽然经历了改革开放，计划经济转化为了市场经济，大多数的企业都开始了自负盈亏，但实质上仍有国企的存在，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软约束的关系，企业的盈余会有一部分直接上缴给国家，一旦企业亏损国家就会出面在财政上给予补贴。所以虽名为社会保障，但最后也有国家保障在其后面。企业职工在养老待遇上还是比较稳定的，有一定标准的。而作为独立经济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养老保险为企业自身事务，列入成本。于是，在效益好与效益差的企业之间，在新企业与老企业之间存在着养老负担轻重不一的情况。特别是一些老企业退休职工多、负担重，养老风险无法分散出去。
三、基于性别不同造成的养老不公平。
我国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对男女退休年龄的规定是不同的。规定男职工年满 60 周岁，女干部年满 55 周岁，女工人年满 50 周岁，连续工龄或工作年限满 10 年；特殊工种的，男性年满 55 周岁，女性年满 45 周岁，连续工龄或工作年限满 10 年。如此明显的不同性别不同退休时间的区别对待，使得劳动者在工作权利上就没有获得公正的对待。同时，在我国目前领取养老金多少与缴费年限相挂钩的情况下，较早退休的女职工所领取的养老金必然低于较晚退休的男职工。这无疑会降低女职工退休后的晚年生活的质量，是对女性职工的不公平对待，也是养老不公平的一种体现。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发布的退休年龄问题研究报告显示，对于男女工人同龄退休，有平均 58.1%的人持同意的态度。[2]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养老保险金是其退休后生活的主要来源，如果这一制度不能确保分配的公平正义，对社会整体公平将是一种巨大的损害。
四、代际不公平。
代际不公平指代与代之间的人在利用各类资源满足自身利益，谋求生存与发展时的权利的不均等。此处即为代与代之间在养老保险上的责任与义务的不公平。无论哪个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都必然经历从无到有再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制度初建时期，退休人口少缴费人数多，制度的赡养率比较低，因此制度早期阶段的几代人是真正的受益者。随着制度的不断发展，逐步走出人口红利时期，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趋于老化，制度赡养率提高，养老金支付压力日益增大。政府试图降低养老待遇，但养老金待遇存在只能升不能降的刚性特征，所以只能通过扩大覆盖面的方式解决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对退休一代的养老待遇以牺牲在职一代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此为代际不公平的一个方面表现。另一方面，按照 1994 年世界银行《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的报告，我国于 年正式建立了统账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制度的转轨过程中，政府本应承担转制成本，因为“老人”、“中人”已经在工作期间以低工资的方式承担了“缴费”义务，但政府对此并无明确作为，所以致使当代劳动者除了要为自己的养老积累“个人账户”外，还必须承担上一代人的养老责任。这些都造成了当代劳动者严重的负担且易引发代际间的矛盾，是对他们极大的不公平。假使在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下使这种制度破产，那么这将是对这代人最大的不公平。
五、提升我国城镇养老制度公平性的对策建议。
（一）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养老制度的双轨制已经引发了人们的强烈不满。所以为构建和谐社会，确保养老公平，在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三大群体的养老方案设计中，应建立城镇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筹资与给付，模式与管理相统一，结束目前双轨并存的局面，以现存的企业职工的统账结合为改革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单独设计上述人员各自的补充养老保险方案，实现新旧制度的衔接和平稳过渡。
（二）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
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尚处于省级统筹，还未实现全国统筹，社会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比较低，这直接关系到基金的风险程度，并与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扩大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建立多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等问题相关联。
按照大数法则，统筹层次越高风险越小、保障程度越高。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之初是以县、市统筹为主的，逐步提高统筹层次，最终实现全国统筹，以适应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要求，这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方向。
大数法则理论、社会公平理论和收入再分配理论为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的提高提供了理论基础。统筹层次较低限制了大范围筹集、使用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可能性，基金只能在一个小范围内自我周转，调剂性大大降低。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能够使参保人员数量极大化，充分发挥养老保险基金统筹调剂的功能，使财富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合理地转移，从而保障国民基本生活需求，实现社会公平目标。
（三）逐步延长退休年龄，解决性别间的不公平问题。
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规定早已不适应目前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和社会保障制度转轨的现实。因此，应小步渐进地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用一段时间将我国职工退休年龄推迟到 65 岁，且男女同龄，这样就接近了世界职工退休年龄的平均水平。但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来看，由于就业压力、收入差距、单位职能、工作性质等方面的影响，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适当的时候出台方案，分人群（如先女后男）、分步骤（如制定时间表）、分职业、可选择（有弹性）地进行。
（四）拓宽筹资渠道，加快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我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只有做实个人账户，才能真正实现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模式的转变。可通过变现国有资产、发行长期国债、扩大彩票发行量，公开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用以支付养老制度的转制成本。同时，根据全国社保基金的成功经验：成立 10 年来累计收益额达到 2 772.60 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为 9.17%。
[3]这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提供了经验。随着资本市场的成熟和监管体制的完善，迫切需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相关职能部门合作制定一个逐步放开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战略方案，例如发行特种国债和选择低风险金融产品投资等。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支付压力，将代际不公平和福利损失控制在最低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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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浅谈我国养老保障问题的制度性分析
浅谈我国养老保障有关问题的制度性分析
浅谈我国养老保障有关问题的制度性分析作者：马宏芳
论文关键词：基本生存权 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税
论文摘要：对个人基本生存权的保障，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相互救济，是社会保障所体现的基本理念，它是建立、发展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本文主要从养老保障制度方面来分析我国养老保障存在的三大基本问题，即“高交费率、高赤字及过窄的社会保障及盖面”.
对个人基本生存权的保障，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相互救济，是社会保障所体现的基本理念。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完善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及社会保障资金筹措制度不仅是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然要求，更是构建、发展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发展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
一、我国社会保障存在的三大基本问题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与管理取得了一定的经验，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仍存在一些不合理、不规范的问题，这些问题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构建、发展和谐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高费率、高赤字及覆盖面过窄”.
1.缴费率过高，且主要集中于企业，负担沉重
无论社会保障制度的收人形式采用税，还是费的形式，其实质都是由人民负担的。从世界范围内看，我国的社会保险费的负担率属于高负担国家。目前，除北欧等少数高福利国家外，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税率大体为人员工资的12一16%,且个人和企业各分担一半。例如，美国的社会保障税率为工资的14%,雇主和雇员各承担7%,而英国的社会保障税率为工资的巧%,雇主、雇员各承担7.5%.这一负担水平下，虽然在执行中存在着种种困难，但由于企业通常能够承受，因而就总体而言，制度能维持稳定运行。而我国现行的制度采用收费方式，且由县级以上政府负责收缴。因而负担水平因各地情况而异，但为了保证全国政策的大体统一，国务院规定，社会统筹部分不得超过工资总额的20 %,个人账户部分不得超过8%.从目前的各地执行来看，大体上都是按28%来确定缴费率的。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保障负担率为工资总额的28%.
从分担方式看，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税采用的是个人与企业均衡负担费用的方式，即大体上个人与企业各承担税收的一半，而在我国，企业的负担水平达到20%以上，接近于西方国家的3倍。这种负担水平，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这对于企业来说就成了沉重包袱。
2.社会保障基金，尤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严重亏空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大量亏损问题的研究分析》一文中，已有较详细的论述，可参看《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第2期。
3.社会保障覆盖面过窄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不宽，在不同所有制之间、城乡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数量众多的农民基本上还处于社会保障覆盖面之外，而恰恰是他们更需要社会保障。他们大部分实行家庭养老的方式，享受国家救济的只是极少数“五保”老人。有资料表明，从社会保障费的支出看，占全国人口81%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只占总数的11%,而占人口20%的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却占总数的89 %;从覆盖面看，城镇已达91%,而农村只有2%;与国际比较，小康型国家享受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已达75 %,而我国只有30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改革，目前仍然还局限于城镇居民的保障问题，好像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为城市居民而建立的，即只对少数人的保障，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这一问题已成为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又一大缺陷。
在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存在的三大基本问题中，前两个问题即“高费率、高赤字”是最关键性的，也是核心问题，因为后一个问题主要是由前两个问题导致的。首先，高费率使得农民对社会保障“望而却步”,交不起，也享受不起。其次，高赤字使得政府对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爱莫能助”,承担不起。因此，本文以下着重对前两个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
二、养老保障“高费率、高赤字”的制度性成因分析
应当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过高的.收缴费标准与严重亏损和“空账”是相互矛盾的现象，因为高的收缴费标准会产生结余，而不是亏空，而亏空严重，又说明收缴费标准过低。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固然是因为我国社会保障存在诸如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不顺，管理部门职责不清，影响社会保障运行效率；挪用社会保障基金时有发生，保值增值不够理想；由于退休年龄过低以及人口老年化等问题，参保人数增长速度慢于领取养老金的离退休人数的增长速度，进而使得赡养率不断提高而引起的；由于费（税）基核定困难，使得缴费（税）工资总额往往小于统计工资总额及实际工资总额而导致的社会保障费（税）流失等一般性原因引起，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已经陷人不可自拔的自我矛盾之中，为此，必须从制度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在一个复杂的，存在着多个矛盾的事物中，总是存在着一种处于深层次的主要矛盾在起作用，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和性质，就规定了事物的性质，也决定着事物的发展方向。我们的任务是揭示出这一主要矛盾，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果说，上面分析的是造成社会保险基金的高收缴费标准与严重亏损现象的一般性原因，那么，在这些原因的背后，必然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在起作用。这就是制度性原因。具体地说，这就是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设计的目标与市场经济要求的养老保障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上述的种种问题，只是这一矛盾的外在表现。这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过高的给付水平是产生“高缴费、高赤字”的基本成因
这里我们应该指出的是：政府介人社会保障的目的不应该是出于家长主义（因为政府行为在这方面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我国社会保障的现状也正说明了这一点），而应该是基于对公平的关注，最终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运作的效率。现实社会中总存在诸如残疾、疾病、年老、失业、意外灾害等这样一些情况，再者，由于各人所拥有的体力、智力、天赋和资本不同，因此根据市场规则进行的分配必然会造成贫富差距。对处境艰难者的生活与生命的漠视反映了市场机制在分配领域所存在的缺陷，即市场分配的结果是不公平的，它可能会导致诸如贫困、社会冲突、低收人阶层得不到发展与改善自己处境的机会以及富裕阶层的浪费等一系列不良社会后果，即产生了社会发展的不和谐。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正是为了解决以上问题，达到维护社会基本稳定的目的，也是创造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最终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运作的效率。这一点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第一，社会保障解决的是人们的基本生存问题，只有解决了对基本生存权的保障，才能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社会基本稳定得到保障了，市场经济才能有效的运作。第二，公平是有限度的。一定限度的公平才能促进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一定限度的公平可以催生更大的效率，过度的公平只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导致市场运作的无效率，因此在各个向度和层面上应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社会保障领域也是如此。过高的社会保障给付水平不仅会导致财政负担过重，还会导致养懒人的现象，更会影响效率优先原则。因此，社会保障水平的确定应根据对基本生存权的保障而确定，即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问题，这也会有利于进一步调动个人能动性与创造性，使人们为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发挥个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促进人们“各尽所能”,进而各得其所，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解决公民基本生存权，这是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应该且必须做的事情。至于一个人想在年老失去劳动能力后依然能够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则他可以在年轻时参加商业保险、自己储蓄等多种途径。这也规定了今后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税率水平，在于用于维持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而不是满足一个人的所有需求。
按本意说，社会保障是建立一种“集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的互济事业。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无非是建立一种机制，促进社会安定。因此，社会保障只能解决个人的最低需求问题。而不可能将个人的需求全部纳入保障。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随着计划经济而产生的，其基础是国有企业的离退休金制度。这就是企业以较低的工资让职工就业，在他们离退休时，可以逐月取得离退休费。离退休费由企业负担，冲减当年利润。即使企业发生亏损，也应当按时发放离退休费，这部分资金将由政府的亏损补贴中予以解决。
当时，建立离退休费制度的基础是假定企业是永存的，不会发生破产，当然，也不存在着企业发不出离退休金问题。然而进入市场经济时期，企业的破产、合并、改制等，使得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企业不再是政府附属，而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但是，随着企业的身份转变，也产生了另一问题，这就是传统体制下企业承担的那些社会职能―包括离退休金、厂办学校和各种福利设施等必须由社会来承担。因为，一方面，企业如果再承担这些职能，而无人付费就会陷入困境，加上企业的改组、合并等原因，这样，传统的以企业为基础的离退休金制度就逐渐瓦解。另一方面，如果国有企业承担上述社会福利职能，而其他经济成份的企业不承担，这也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因而对政府承担这些社会事务的呼声就越来越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80年代后期，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各级政府逐渐将社会保障接过来，成为一项基本职能。
政府承担这项职能无疑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但问题是如何承担。这里，有两种方案供选择。
第一种方案，按照规范的市场经济方式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即先建立一个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基本养老费、基本医疗费、失业救济费等人民的基本需求，然后再考虑与传统的离退休制度的接轨问题。
这就是说，社会保障制度并非企业的离退休金制度的延续，而是一种新颖的保障制度。虽然两者有重合之处。但并不等于要将其全部承袭。至于在规范的制度建设后，与原来的制度不衔接之处，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方式来过渡。
根据这一方案，社会保障基金的筹措和使用应当采用“低税收，低给付标准”的方式。因为，政府承担的只是基本养老费部分。“基本养老费”是指维持个人生存的基本费用，包括生活费、基本医疗费等。因而政府应当采取较低的给付标准。至于人们要获得追求幸福生活所需的更多资金，那么，应当由其他途径，如商业性保险、企业建立为职工储蓄制度等方式去解决。因而，按这一方案，未来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应当是多头的，而政府保障只是处于基础地位的最低层次保障问题。
第二种方案，将离退休金制度经过“包装”,改头换面地变成社会保障制度。这就是将企业保障制度看作遗产，由政府完全承袭下来。这样，传统退休制度下的离退休工资就成为现行制度的既定出发点。为了要保障原来的离退休工资，政府必然要提高给付水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提高企业的缴费率，这样才能将这部分承诺承担下来，就产生了“高税率（缴费率）、高给付率”的社会保障模式。
我国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第二种模式。当时，制度设计面临的约束条件是：
（1）要维持这一庞大的离退休群体的经费和已经承诺的供给水平，就是说，保持原有的离退休人员的收入不下降，而且要逐年上升；
（2）虽然国有企业职工在过去给国家作出了贡献，但这些钱都已经用于国家经济建设，因而从财政状况看，政府也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补贴社会保障，那么，就只能通过高收费率来转嫁矛盾。
为了满足这些约束条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就选择了高给付水平，“高税率（缴费率）、高给付率”的社会保障模式。然而，在市场经济下企业是“经济人”,“高给付”模式虽然缓解了当时的矛盾，却给今后留下各种隐患。
一是“高缴费”制度等于将原有的国家对国有企业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了所有企业。就是说，无论是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还是外商投资企业都要“支付”高昂社会保障“价格”.这就等于帮助政府“还账”.这对他们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
二是高昂的代价限制了社会保障的面的扩展。目前，社会保障主要在城市，即使城市，也主要是那些原有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以及大部分合资、合作企业。由于代价过高，使得那些小企业，如个体、私营企业望而却步。然而，这些企业吸纳的人员是最多的，他们不能参与社会保障，将会带来无穷后患。
三是逃避缴纳社保费。目前，完全逃避缴费会引起工人反感，因而最常见的办法是给工人额外支付50 - 100元的社会保险费，由他们自己支配。这样，既堵住了工人的嘴，企业大约可以节费50 -60%.
四是少数人享用大多数人的缴费。由于给付标准过高，即使目前的高缴费标准下尚无法满足要求。例如，近年来退休的人员的给付标准都在 -2500元之间，而参加社会保障的人员的工资都低，因而，大体上每10个人缴纳的保障费，才能满足1个人的支付需求，而国外通常是5个人。这就是说，政府花如此庞大的代价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却只能满足少部分人的支付需求。这不仅是经济上效率低下，而且从政治意义上说，政府究竟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的问题。
社会保障是“集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的制度，因而，它能够持续下去的基本前提是必须有广泛的参与者，而在给付上标准不高。这样，才能做到在每个人，或者企业的负担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却能够筹措足够的钱用于救助。而现在，从收人上看，这种高的缴费标准下，参与缴费者无法扩展到全社会，而在支出上却给付标准过高。这样，就必然陷人了“双高”,即一方面“企业不堪承受高负担率，另一方面又严重赤字”的泥潭而难以自拔。
必须指出，当前一方面中国的劳动生产力低下，另一方面我国又遇到了过早的人口老化问题。反映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前者的结果是政府的收人有限，而后者则体现为支出激增。这样，这种高缴费率、高给付标准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无法持续下去。
2.社保基金筹措方式失当是产生“高缴费、高赤字”的重要原因
社会保障税收制度没有建立，因而无法形成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社会保障资金的征收形式不合理，即收费。由于收费必然于受益联系起来，因而，复杂的社会保障，就形成了复杂的收费关系。因资金筹措方式不当而导致“高缴费，高赤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社会保障基金通过征费形式取得，由于收费种类多，方式各异，全国难以统一，因此，收费方式难以稳定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目前，我国既没有统一的社会保障法，也没有各保险项目的单独立法，实际操作是根据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制定的地方性保障规章来执行的。
（2）由于收费的法律层次低，缺少权威性、强制性和威慑力，导致基金收缴困难，拖欠现象严重。据媒体报道，到6月底，全国企业累计欠缴社会保障费414亿元。欠费现象严重地影响了保障基金的筹集和发放，职工的基本社会保障权利得不到保障，影响了参保职工的生活以及社会的安定。
（3）各地区征收比例不一，征收办法不同，不同地区职工负担费用轻重不一样，有的地区擅自提高收费标准。
（4）由于现行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分别归口社保、人事、民政、医疗卫生等部门管理，这种多头管理，导致政出多门，部门之间责权划分不清，部门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垄断资料，封锁信息，“画地为牢”,或互相扯皮，互相推读，另外各地社会保障费的征收机关不一，征收机关在操作中弹性大，随意性强，导致管理混乱，造成漏征漏管，影响了保障基金的筹集与管理，增加了管理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益。
社会保障资金筹措方式理所当然是开征社会保障税。首先，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收费方式是造成我国社会保障存在“高缴费率、高赤字”的重要原因。
其次，从管理成本看，开征社会保障税后，由税务机关负责税款征收，将有利于降低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成本。利用现有税务部门的组织机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征管，充分利用税务部门在征管经验、人员素质、机构系统方面的优势，可以大大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资效率，降低筹集成本与管理成本。
再者，由于税收制度的强制性和成熟性，不仅保证了资金筹集的稳定与规范，而且在便利程度上征税也优于缴费。开征社会保障税不仅能加强我国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也有利于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健康、持续的发展，而且更有利于我国经济体制同国际惯例接轨，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篇3：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分析
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分析
要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政策，就不可回避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
一、收入分配公平的概念考察
公平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范畴，有人将其界定在经济领域，有人将其界定在法律领域，有人将其界定在道德领域，而有人又将其界定在政治领域等等。不管将公平界定在何种领域，公平的含义无外乎两个方面，其一是作为手段的公平，其二是作为目标的公平。作为手段意义上的公平是从具体的操作层面出发解决如何公平的问题；作为目标意义上的公平是从人的理性出发解决如何确立一个理想的公平的社会秩序的问题。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属于经济领域的公平，其本身也具有手段和目标的二重性。一方面公平分配是促进生产发展，达到理想社会秩序的手段。另一方面，公平又是各个社会要追求的社会目标。由于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而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因此，生产资料占有的公平与否，最终决定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否。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随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原始共有社会中的收入分配公平是与其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人们在生产中共同劳作，没有差别地分配生存必需品，大多情况下是按人头进行平均分配。但这种分配是建立在其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当发生自然灾害，生活必需品供给不足之时，原始人类往往就会以杀害或抛弃老幼及长期患病的亲人来满足其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其本身也有不公平的一面。在奴隶社会，马克思说：“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观认为奴隶制度是合理的”。显然，这种公平是建立在奴隶主与奴隶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封建社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存在着严重的等级观念，与之相应的公平观念则本质上体现了地主与农民的不公平、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是一种私有财产的公平，它用法律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暗含了劳资双方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当然，阶级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是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权力设定的“正义”、“公平”。由于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所以不可能真正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公平，这为收入分配公平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做到了劳动的平等，其必然要求收入分配公平。但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收入分配公平一方面受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着初级阶段国情的制约，因此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理解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公平。
二、收入分配公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维护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平等，维护公平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天性，公平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一方面，市场经济要求收入分配公平。在市场经济中，价值实体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市场内在要求商品实行等价交换，等价交换反映了生产者之间的平等交换劳动的生产关系。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既然是平等的，必然要求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收入，即生产者的收入平等。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抑制收入分配公平。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来调节资源配置，主要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始终把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放在首位。这种生产形式一方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节约了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又通过市场竞争推动了生产技术的发展，从而最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它有利的一面。然而，市场经济主要是根据效率来进行市场主体的收益分配。由于市场主体在竞争中存在着效率的差异，决定了市场主体收益分配的差异，效率高的市场主体收入则高，效率低的市场主体收入则低。即使同样行业的劳动者在劳动中付出等量的劳动，但由于行业部门的效率差异存在，必然决定了分配的差异。
诚然，市场经济以效率来进行分配这也不失为一种公平的收入分配方法，但其本身不能克服和消除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我国的市场经济必须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构建一种新型的收入分配公平关系。
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其一，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人们实现了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这种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决定了收入分配必须公平。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倡导人们之间形成一种“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新型社会关系，只有消除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根除人们在利益分配中形成的矛盾，才能确立一种和谐的生产关系，从而最终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平等互助”。其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为
了实现共同富裕，收入分配不公，显然不能达到共同富裕。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收入分配公平，同时也为收入分配公平提供了经济制度的保障。
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取代资本主义，关键在于其本身要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收入分配公平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并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市场经济本身要求用市场来配置资源，资源主要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而物质资源主要通过人力资源来发挥作用，人力资源的关键又在于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收入分配公平又是促进劳动者积极性发挥的重要因素。劳动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他不仅关心其收入的绝对值，而且还关心其收入的相对值，会对自己的收入作一番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社会比较，一旦发现不合理、不公平就会产生消极情绪。1976年亚当斯提出公平理论，他在研究工资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对职工积极性的影响时发现，企业内部分配公平与否对职工的影响较大。有些企业职工收入高，但存在分配不公，职工的积极性仍然不高。相反，有些企业职工收入不高，但分配比较合理、公平，职工感到满意，能保持较高的工作热情。行为科学研究者得出一个结论“工作业绩＝能力X积极性”。在能力一定的前提下，积极性的发挥与否，直接影响到工作业绩。所以一种合理的公平收入分配能更大地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会提升收入分配公平的档次。经济发展的水平直接决定着可供分配的物质产品的数量，物质产品的数量又决定收入分配的水平。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经济的效率，为社会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这便为进行更高收入水平的分配提供了保障；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又规定着收入分配必须公平，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着收入分配公平的水平向更高层次迈进。
三、理清收入分配的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之间的关系，培育收入分配机会公平的环境
与前述作为手段和目标意义的收入分配公平不同，如果把收入分配放在特定社会经济运行的总体框架中来考察，则其又可分为收入机会公平和收入结果公平。所谓结果公平是指特定社会中所有的人在享有平等自由的前提下，获得均等的地位、权力和财富。所谓机会公平是指特定社会中所有的人在享有平等自由的前提下都有获得一定地位、权力、财富的均等机会。显然，在剥削阶级社会，劳动者既不可能获得机会公平，又不可能获得结果公平。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对人的依附关系决定了人作为劳动者丧失了自由劳动的机会，自然也就不可能获得劳动产品分配结果的公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劳动者成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表面上看实现了就业机会公平，但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本质上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可能有任何意义的机会公平。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最终目标是追求共同富裕，实现结果公平，但在趋向这一目标的每一。历史阶段同样也不可能实现完全意义的结果公平。我们应该看到，完全意义的结果公平只体现于现实生活中有限程度和有限意义的结果公平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机会公平既体现丁这种有限程度和有限意义的结果公平，又是它的根本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重机会公平。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其本质要求公平竞争。因此，必须在市场经济中创建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有可能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创建公平竞争机会的环境，从制度上分析，必然要求改革户籍制度，恢复公民迁徙自由权，消除不利于人口自由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从行业上分析，必然要求国家开放所有的行业部门，让经济主体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从劳动者竞争机会上的公平来分析，必然要求所有的工作岗位向劳动者平等地开放，建立择优录用的竞争机制，从而实现就业机会的公平。但由于社会条件的差异，劳动者禀赋的差异造成了获取公平机会的差异，因此国家有必要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存在的缺陷，提升劳动者获取同等的就业机会的能力。
、分清收入分配公平的标准，构建收入分配公平的范式
国民收入的分配要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过程。由于二次分配过程所起的作用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因此必须有不同的收入分配标准。
初次分配以效率作为收入分配的准则。人们通常认为公平的分配标准大概有四种，即道德价值、需要、努力程度和贡献。当然，道德层面上的公平分配，那是基于人的理性而作出的界定，仅是一种价值目标的取向而已，目前尚不可能在我国实现。而按需要进行分配即按需分配，那是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在我国目前社会生产力欠发达的情况下，也不能实现。至于努力程度，那更缺乏可操作性，因为努力意味着主体尽量把力量使出来，至于是否尽量，则没有一个可衡量的标准。按贡献分配，
也就是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和数量进行分配，从劳动者角度上来讲，即根据他在劳动中的贡献大小来进行分配，从生产部门来讲，则根据它对社会生产所作出贡献的大小来进行分配。按贡献分配本身就意味着按效率分配，因为效率本身就是指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而按此分配就是根据生产要素的质和量来进行分配，因此二者具有一致性。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为可行的公平分配标准应为按贡献分配即按效率分配。首先，实行按效率分配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只有以效率作为分配的标准，才能提高生产率，降低劳动消耗，才能节约物质消耗，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中的生产资料的支出，才能促进企业加强管理，推动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按效率分配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物质产品，可以缓解我国目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再次，实行按效率分配，可以打破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可以调动劳动者和行业部门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们在生产中的作用。
既然初次分配注重效率，这就必然要求在初次分配中，根据效率拉开合理的收入差距，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行业、一部分工人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我国目前实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结合按要素分配的方式就是注重效率的体现。市场经济本身要求各种要素进入市场，通过市场实现要素的配置，各种要素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都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当商品价值实现以后，这些要素的所有者，必然要根据其所拥有的要素参与收入分配。
再分配注重以结果公平作为分配的准则。尽管按效率分配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缓和社会主要矛盾，但其不能解决收入的两极分化问题。两极分化同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违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户。如果社会产生两极分化就将从根本上阻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从而最终又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以注重结果公平作为收入分配的补偿，弥补初次分配过程中的缺陷，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再分配注重结果公平，这就必然要求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为此国家必须规范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防止出现两极分化。当然，国家在再分配中应注意将政策性扶贫转化为开发性扶贫，增强扶贫的长效性，提高缩小收入差距的实效性。
五、正确对待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任何收入分配公平都是一种相对的公平，不可能是一种绝对的公平。要实行一种绝对的公平，那就必然要抹杀劳动者之间、行业部门之间的事实差异，不问效率高低，不分贡献大小一律实行无差别的平均分配，即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最大的弊端在于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换取收入分配的公平，最终导致共同贫穷。正如邓小平所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当然，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是一种低层次水平上的平均，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显然不能停留在一种低层次的平均水平上。因此，以效率促发展，提高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是必然之举。
“相对公平”就是收入分配的水平保持着一个合理的差距，并非一味地追求平均。这样既可以兼顾效率，又可以照顾公平。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一方面可以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真正做到“鞭打慢牛，鼓励和保护先进”，从而提高社会生产率，推动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另一方面又可以照顾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给予其基本的生活保障，消除人们在利益上的心理对抗。
当然，收入存在着合理差距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其必然性在于：其一，劳动者每个人拥有的生产要素的质量与数量是不同的，且其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的效能也不相同，这就决定了劳动者个人收入差距的存在；其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国各区域的资源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致，经济差异较大，根据事物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必定要有先有后地发展，必然会出现先富和后富的问题，这就导致了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存在；其三从行业发展上看，由于国家的支柱产业、基础设施必然要优先发展，否则会造成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现象，这就产生了行业的优先发展问题，造成了行业收入差距的存在。其四从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看，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归宿是实现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不等于平均富裕、同
等富裕，富裕的水平必然不一样，所以收入差距必然存在。
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收入差距必须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这个限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此限度能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贫富差距不能超过国民的物质承受力；另一方面，社会财富的分配不能同大多数人的价值观相背，即贫富差距不能超过国民的心理承受力。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就是合理限度的体现。一句话，合理的收入分配及其所带来的贫富差距既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否则将会破坏社会稳定，又要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否则将妨碍社会发展。
尽管拉开收入合理差距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分配方式，但如果收入差距过大，突破合理的度，就必然走向两极分化。这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规定是相违背的。
据基尼系数的计算，我国城镇居民贫富差距“1978年为0.16”，“1995年为0.31，即使考虑集体福利差距在内也仅为0.36左右”。由此可见我国现在的情况仅是贫富差别而非两极分化，其本质是在居民总体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先富和后富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上升很快，即将达到0.4的最高值，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差距问题，而不应当采取回避的态度。对收入差距问题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能一味地持“差距有害论”，也不能一味地持“差距有益论”，这是两种走向不同极端的论调。“差距有害论”要求尽快地消灭差距，其实质就是倡导平均主义。“差距有益论”强调差距越大越好，差距越大动力越大，其必然走向两极分化，最终背离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一种“合理差距论”的公平观，承认差距存在的客观事实，保持一定的合理差距是有利的。诚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的原则，但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必须注重公平、讲究公平，在收入分配中寻找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点，毕竟效率是市场的事，只要有了市场机制，有了竞争，效率自能解决(政府配置的资源例外)。而公平则是政府的事，它是对贫富利益矛盾的协调，也是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的需要，故政府必须讲究公平。政府对贫与富应站在道义立场上，正如奥肯所说：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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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秦宣。邓小平理论研究综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篇4：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分析
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分析
[摘要] 收入分配公平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它的内涵随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正确理解我国收入分配的公平，必须搞清楚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收入分配公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确立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结果公平的分配范式。在分配中，防止平均主义，保持合理差距，反对两极分化，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要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政策，就不可回避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
一、收入分配公平的概念考察
公平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范畴，有人将其界定在经济领域，有人将其界定在法律领域，有人将其界定在道德领域，而有人又将其界定在政治领域等等。不管将公平界定在何种领域，公平的含义无外乎两个方面，其一是作为手段的公平，其二是作为目标的公平。作为手段意义上的公平是从具体的操作层面出发解决如何公平的问题；作为目标意义上的公平是从人的理性出发解决如何确立一个理想的公平的社会秩序的问题。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属于经济领域的公平，其本身也具有手段和目标的二重性。一方面公平分配是促进生产发展，达到理想社会秩序的手段。另一方面，公平又是各个社会要追求的社会目标。由于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而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因此，生产资料占有的公平与否，最终决定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否。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随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原始共有社会中的.收入分配公平是与其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人们在生产中共同劳作，没有差别地分配生存必需品，大多情况下是按人头进行平均分配。但这种分配是建立在其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当发生自然灾害，生活必需品供给不足之时，原始人类往往就会以杀害或抛弃老幼及长期患病的亲人来满足其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其本身也有不公平的一面。在奴隶社会，马克思说：“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观认为奴隶制度是合理的”。显然，这种公平是建立在奴隶主与奴隶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封建社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存在着严重的等级观念，与之相应的公平观念则本质上体现了地主与农民的不公平、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是一种私有财产的公平，它用法律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暗含了劳资双方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当然，阶级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是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权力设定的“正义”、“公平”。由于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所以不可能真正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公平，这为收入分配公平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做到了劳动的平等，其必然要求收入分配公平。但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收入分配公平一方面受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着初级阶段国情的制约，因此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理解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公平。
二、收入分配公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维护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平等，维护公平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天性，公平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一方面，市场经济要求收入分配公平。在市场经济中，价值实体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市场内在要求商品实行等价交换，等价交换反映了生产者之间的平等交换劳动的生产关系。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既然是平等的，必然要求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收入，即生产者的收入平等。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抑制收入分配公平。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来调节资源配置，主要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始终把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放在首位。这种生产形式一方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节约了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又通过市场竞争推动了生产技术的发展，从而最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它有利的一面。然而，市场经济主要是根据效率来进行市场主体的收益分配。由于市场主体在竞争中存在着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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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我国文化产业中融资问题分析论文
我国文化产业中融资问题分析论文
【摘要】由于文化产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其它的产业相比，存在很多区别，在众多产品以及资产上都是无形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属于创意性的轻资产，如果应用传统的规则对其估价是难以达到准确性的，所以，一般的融资方式应用在文化产业当中都会具有一定的限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这也是作为文化产业当中的一个重要瓶颈，从而也阻碍了它的发展与提高。我们知道，我国的文化产业在其发展方面是较为落后的，而它的融资方式与制度也是相对落后的，制约了担保和估值服务，存在一些不健全的因素，如果要想构建一个完善的融资渠道，就必须要鼓励文化企业创造良好的条件进行上市融资，开创出更多的融资渠道，找出有利的方法和措施。
【关键词】文化产业；融资；现状；措施
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建设当中，文化产业作为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资金缺乏是重要的一项因素，它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我们知道，由于文化产业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而它的产品也是无形的，在和其它产业相比，不占有优势，带有无形色彩。对此，在这种条件下，怎样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融资，使之扩大发展，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让文化产业不再受到制约。
一、我国文化产业融资当中存在的不足
在当前的市场当中，文化产业已经得到了一部分投资者的青睐，然而，由于它文化产业自身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所以在融资方面还存在的相对的制约，得不到良好的发展，也导致了文化企业在实施项目上受到阻力，很难壮大规模，在产品的领域当中其规模和品牌效应难以提升，对此，从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
（一）在我国的文化企业当中，一般都属于个体经济以及一些小型企业，想找到已经具有规模的文化企业是非常少的。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虽然国家已经有政策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然而却是杯水车薪，在很多方面文化企业都遇到了制约，不会像其他行业一样顺利的发展，其中，银行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会支持其发展的。
（二）在我国近几年以来，由于社会资本和文化产业的需求难以达到一个良好的对接，所以文化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就难有扩大发展。文化体制改革随着不断的更新，其产业化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在文化生活的空间上也具有多样化，这就可以看出，在资本的需求上也随之不断的增加。
（三）我国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具有一定的优势，然而，在我国当前的产业链当中是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可以把产业链条归纳为前端和后端，通常前端的文化是交给小微企业进行创作和开发的，当完成以后再通过传媒公司负责制作以及营销。我们所说的后端则是具有规模较大的企业，并且有着较强实力的公司进行全面动作的，在融资方面也就具有一定的优势。
二、融资选择的措施
我国政府为了更好的解决文化产业当中的融资问题，并且为其创造出完善的法律环境，也为了投资方打造出良好的服务体系，文化企业的资本支撑，作为政府已经积极推动了通过市场融资等方法进行有效的.对接，从而促使双方达到共识。
（一）对于文化产业的融资，可以对项目进行融资。我们所说的项目融资指的就是把项目作为一种资产，或者是权益的抵押，从而得到一种没有追索权以及有限追索权的资金。这种融资方式一般有两种，我们所说的无追索权，其贷款人是具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在应用上也是极少的。我们所说的有追索权，也就是贷款人必须要依赖项目所获得的收益进行偿债，这也是一方面的重要来源，同时必须要在项目产业上设定一些有效的担保物，通过在项目完工时，具有相应关系的第三方必须要提供有利的担保项目，这种融资方式主要是通过项目本身的建成以及它的经营状况来实现的，并不需要投资人的有形资产进行担保。
（二）作为金融机构有必要提高更多更好的创新服务，同时也要积极的开展金融产品的规模化和创新领域，从而更好的为文化企业提供一个便利融资条件。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发展。1.逐渐的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并且不断的开拓业务范围，使之创新化，同时推出适应文化特点的一些金融对接产品。2.在金融机构当中可以适当的扩大业务领域，设置一些创新机构，点对点的对小型文化企业进行有效的服务。3.我们也可以把收入作为抵押从而解决融资的难题。应用这种模式一般是通过企业的营业收人作为抵押物，搭建了一个资金平台。
（三）由于我国当前的文化产业在金融配套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失，对于评估无形资产也存在不够专业，不够健全等问题，这就制约了文化产业的金融发展，并且也受到了一定的约束。由于文化企业主要是把无形资产为作重要的一项内容，版权可以当作是质押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产业如果要想得到健康的发展就必须要具有良好的资产估值技术，同时提供一个完善的服务平台，其中这也就涉及到了对文化资产的保险以及评估等方面，由于我们在这方面还不够完善，所以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评估标准，应用到我国的评估体系当中，更为准确的做出价值估算，创造出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
结论
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在哪种产业当中，都离不开资金生产要素，这也是重要的一项内容，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是重中之重。在文化产业当中，不管是处在哪种发展阶段当中，不管哪种规模大小，在选择融资方法时都必须要适用自己，应用多重方式，多重选择，相互应用配合，从而在发展当中不断的壮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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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达薇.仲翠霞.黑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融资模式研究[J].北方经贸,(2).
[4]苏玉娥.我国政府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选择[J].学术交流,2011(6).
篇6：我国物业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分析
关于我国物业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分析
物业管理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对物业管理这一新兴产业的正确认识、有效的'市场竞争体系和完备的法律规范.当前,我国的物业管理在这三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和问题,不仅对物业管理在认识上存在误区,而且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体系和良好的法律环境支持.正视和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是我国物业管理健康发展的关键.
作 者：党超 Dang Chao 作者单位：郑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管理系,河南,郑州,450007 刊 名：郑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NGZHOU POLYTECHNIC INSTITUTE 年，卷(期)：2003 19(2) 分类号：F293.33 关键词：物业 物业管理 市场竞争篇7：浅析企业并购整合中的薪酬公平问题分析
浅析企业并购整合中的薪酬公平问题分析
关键词：企业并购整合、组织公平、薪酬公平。
摘要：薪酬公平问题是影响企业并购整合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根据组织公平理论，从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三个方面来阐述薪酬公平的内涵，并提出薪酬公平相关问题的解决途径。
一、企业并购整合态势及产生的薪酬公平问题
近些年来企业并购活动日趋活跃，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并购重组作为扩张发展之路。然而，尽管企业懂得通过并购来获取竟争优势，但是并购后的成功却并一定能够如期而至。企业常见的一个困境就是：员工的激励不足，满意度低，甚至消极怠工、跳槽等，而这些往往是“薪酬公平”问题所导致的。企业薪酬激励不公使得具有不同利益的员工之间出现矛盾，有时这种矛盾会激化，打击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甚至会给企业带来致命的冲击。经历了企业并购的组织，这种薪酬公平问题尤为突出，不同的企业文化、人员的变动、岗位的重新配置、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等等都使得员工更容易产生对薪酬公平的感知冲突。
二、薪酬公平的内容
1、薪酬分配公平。分配公平主要是指人们对分配结果的公平感受，亦称结果公平。员工将自己所获得的回报与个人投人的比率和他人进行比较，如果比率大致相等，则感到公平，如果发现自己的两者之比低于对方，则会产生抱怨或愤怒等消极情绪，并会采取一定的行动，如减少投人。企业并购中的薪酬整合与员工的'利益密切相关，薪酬公平体系的建设是人人关注的焦点，如果员工认为薪酬分配结果不公平，就会产生消极情绪，工作积极性也将受到严重打击。
2、薪酬程序公平。程序公平关注的是决策程序或工具的公平性，关注的焦点从“决策的结果”转到了“决策的方式过程”。程序公平能够增加员工对薪酬分配结果的公平性感受。程序公平满足了并购企业中不同对象不同时间下的一致，代表绝大多数员工的利益，避免个人私利和偏见等因素下的不公平行为，通过程序的公平，可以抵消可能的分配不公平导致的消极态度和行为。
3、薪酬互动公平。互动公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人际公平和信息公平。人际公平反映的是在执行程序或决定结果时，上司对待下属是否有礼貌、是否考虑到对方的尊严和是否尊重对方等。信息公平是指在程序执行过程或分配过程中信息的传递和解释。当企业的制度与运作方式发生变化时，员工会更依赖管理人员来解决问题、处理纠纷，管理人员在企业并购过程中尊重员工价值和劳动成果，关心员工利益，向员工提供有关企业薪酬决策的信息，会有效增强员工的薪公平感知。
三、薪酬公平相关问题的解决途径
1、宣传合理的薪酬文化。“薪酬文化”，就是各种影响员工心理状态的贯穿企业薪酬管理整个过程的文化因素，是全体员工对企业薪酬分配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便是对薪酬公平的看法。由于员工个人对薪酬管理是否公平的理解五花八门，企业必须建立并宣传统一的薪酬文化，以使全体员工对薪酬公平有个统一的认识和标准，进而对员工心理进行引导，使其树立正确的公平观。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有不公平的现象，领导层应该广开言路，鼓励员工多提建议，这样自然容易在员工心中建立公平的价值观。
2。建立科学的岗位评价系统。岗位评价在薪酬设计中引人了理性分析方法，克服了不同岗位之间由于工作性质、工作内容不同造成的价值对比障碍，使得岗位薪酬的制定可以处于同一标准之下，从而为克服其制定过程中的主观性、随意性奠定了基础，对保证员工程序公平有着重要作用。常见的岗位评价方法有：排列法、分类法、因素比较法、配对比较法、市场定位法、评分法等，企业在实际中应选取和设计适当的方法，通过注意一些关键的事项和原则来避免评价的不准确性，根据各种工作岗位的相对价值大小来支付薪酬以实现公平。
3、制定合理的绩效考评体系。企业应建立一套与绩效考评相匹配的薪酬体系一一绩效工资制度，让员工的薪酬与业绩相挂钩，这才有利于企业薪酬激励公平性的实现。当用绩效考评决定一个员工的薪资水平时，其公平性体现在考评的合理性、利一学性上，而要做到这一点，在建立组织内的绩效考评体系时就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考核对象，考核标准，考评者，绩效反馈。完成绩效评价过程后，对考评结果加以有效的利用和处理，并与员工的奖惩、薪酬挂钩，薪酬激励机制制度化，保证员工的薪酬与其对企业的贡献成正比，促进企业薪酬激励的公平性。
4、确定适当的薪酬水平。企业要根据行业特点和自身的发展阶段，制定合适的薪酬水平政策，体现薪酬的公平性，减少员工流失。在薪酬体系设计之初进行详细的薪酬市场调查，确定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在社会平均水平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薪酬水平。企业可能采取的薪酬策略就是以各类岗位的社会平均工资为基础，对供过求的人员可以采取低于或与社会平均水平持平的薪酬政策，而对紧缺人才采取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政策，从而留住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薪酬体系的激励性和吸引力，促进企业良性发展。
5、构建透明的沟通机制。公开、透明和通过与员工的沟通交流确定的薪酬制度有助于员工对企业薪酬公平性的认同，薪酬系统的有效性也会相应提高。在执行决策时，管理者不能高高在上，应多走动管理，将正确的奖酬信息传达给其下属成员，倾听下属成员的意见，让他们有机会发表自己对薪酬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地反馈。有效的反馈机制，能减少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失真现象，避免猜疑与误解，在组织中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营造和谐融洽的氛围。
6、实施员工参与制度。挑选有代表性的员工和主管人员组成方案设计小组，与企业的薪酬专家。起开发激励性薪酬方案，一方面将普通员工的心声传达给主管人员和薪酬专家，一方面将必要的薪酬信息传递到员工中间。与没有员工参与的薪酬制度相比，让员工参与薪酬制度的设计与管理常更令人满意且能长期有效。事实证明，许多薪酬方案的失败不是因为方案本身不可行，而往往是在实施时忽略了员工的参与，特别是在新的薪酬方案推行中尤为如此。
篇8：转型时期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制度缺陷”分析
转型时期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制度缺陷”分析
近期以来，伴随着沪深股市的大幅下挫，中国股市的“泡沫”问题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与关注的焦点。7月底，大盘被涂上浓重的黑色。七根大阴棒将大盘不断拖向深处，7月30日更是下跌108点，创两年来单日下跌之最。沪深股市自7月30日至今一路下跌，沪指由最高时的2245点跌至1600点附近，最低曾下探至1598点，跌幅高达30%，而深市丝毫也不逊色，深成指由4800点跌至目前的3300点附近，跌幅达31%，深综指则由 650点跌至463点，跌幅达 29 %。许多个股尤其是“高科技”板块个股跌幅更是惊人，一些重仓持有此类股票的机构投资者（如证券投资基金）和中小散户损失惨重。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数据，沪深股市在6月底的流通市值为18866亿元，到了8月底则锐减到15938亿元，缩水近300亿元。其中7月30日沪指更是暴跌108点，创下两年来单日跌幅之最。面对急转直下的大盘走势，人们充满疑虑：股市缘何大跌，中国股市究竟怎么了？
一、股市遭遇“地雷阵”
7月份以来，沪深股市似乎步入和置身于“多事之秋”：先是国有股减持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其高市盈率的定价方式对投资者的心理形成了很大压力，继而是基金大幅抛售、减持科技股，昔日的“股市宠儿”如今遭到了市场的无情抛弃，股市应声下跌。
屋漏偏逢连阴雨，大盘刚被“减持”撞了一下腰，深康佳、四川长虹这些所谓的“绩优蓝筹股”却都发出了中报预亏、预警公告，令市场大失所望。也就在此时，8月初的《财经（周刊）》惊暴“银广夏陷阱”，披露银广夏年报业绩造假案，中国证监会的稽查结果表明，银广夏利用造假手段虚构利润7.45亿元。也许是怕不够热闹，8月下旬，麦科特发布公告称，公司正在接受中国证监会对其欺诈上市行为的调查，而赫赫有名的医药类上市公司――三九医药却因其大股东挤占、挪用公司25亿元巨额资金，严重侵害了中小股东利益而受到证监会的立案稽查。9月10日，东方电子发布提示性公告，称其正在接受证监会的调查。
短短数月时间，股市遭遇了一个又一个“陷阱”，仿佛闯入了“地雷阵”，投资者信心受到重创，股指一路下滑，市场步入了自“5.19”行情以来的大调整时期。
至此，有人认为，中国股市通过此次下跌，又一次完成了对“股市泡沫”的挤出，似乎中国股市的系统性风险通过这次大跌再次得到“释放”。于是人们在经历了“股市寒冬”的提前来临之后，又开始翘首期盼下一轮“行情”的到来。
的确，股市的每一次暴涨暴跌都伴随着“泡沫”的膨胀与破灭，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和停留在这种“股市泡沫”的表象化问题上，那未免就过于肤浅。其实，中国股市中不仅存在着“经济泡沫”成分，而且存在着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就是“制度缺陷”问题。
二、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分析（股市暴跌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表面上看，此次股市暴跌是由于国有股减持采取市场化定价方式、上市公司纷纷借机增发“圈钱”、证监会查处银行违规资金造成的，其实，这只是导致股市下跌的诱因，透过股市大跌的表象，我们更应当看到其所暴露出的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深层次的“制度缺陷”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和资本市场的产生与发展，是20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取得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进展。但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是在新旧经济体制的剧烈摩擦和尖锐对抗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摩擦双方和对抗双方相互妥协和不断“磨合”的结果，因而我国的资本市场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先天不足”的制度缺陷。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人们对资本市场在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市场中的一些“原生”的制度缺陷正在不同程度地得到或正在得到矫正，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性缺陷仍然相当明显，其对改革与发展的负面作用并没有得到多大程度的改变。 这些“制度缺陷”具体表现在资本市场产生的制度环境、资本市场中的政府行为、资本市场功能扭曲、资本市场基石不牢、资本市场监管不力等五个方面。
1、“早产”的中国资本市场
证券市场的建立本来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和逻辑结果，其所交易的商品事实上是一种收益的权利，因此证券交易必须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以产权关系的明晰为前提，市场主体必须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由于证券市场的客体是一种权利，所以证券市场对产权关系十分敏感。没有明晰的产权关系，就不可能建立起证券市场的规范。中国证券市场种种不规范现象存在的原因，说到底，是一种“先天不足”，即缺乏一定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因此，中国股市也象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一样，只能“种瓜得豆”，成为改革的“畸形儿”。
事实上，早在1985年夏天的著名的“巴山轮会议”上，世界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托宾（ James Tobin）曾提出“中国在之内不要开放股票市场”。这一建议在当时得到了不少与会中外经济学家的赞同和认可。
然而，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尤其是中国市场经济深化的路径并未完全遵循经济学家们的“逆耳忠言”。“巴山轮会议”仅仅5年之后，以从事股票交易为主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中国股票市场就这样“出人预料”地产生了。
资本主义的股票市场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而中国改革开放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就有了自己的股票市场，于是国内一些人据此认为，“在十几年的资本市场建设中，中国已走过了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历程，有些方面业已达到80年代末国际先进水平，资本市场建设成就喜人。”类似的判断还有“中国证券市场成立仅仅7年，就走完了许多国家花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道路，在某些方面的成就甚至还超过了英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取得的成绩令人欣喜。”
殊不知，中国的股票市场是在没有打地基的情况下匆匆搭起了脚手架，它至今还是建立在一块流沙上。我们在建立证券市场时的高速度同其他经济建设的高速度一样，忽略了许多最基本的东西，建立股票市场所需的许多基本要素直到今天仍然不具备。
首先，中国目前尚处于转型时期，即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系，资本市场赖以存在的经济制度环境并不完备。
其次，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并不彻底，产权关系仍不明晰。
再次，政府没有从市场经济活动中主动退出的动机和意愿。
时至今日，仍然有些国外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证券市场不该那么快就发展起来”，“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类的组织”。现在看来，这些忠告真可谓是“良药苦口”。
2、资本市场中的政府行为
市场的行政化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显著特点。我国的资本市场从发展之初就被纳入了行政化的轨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行政化的色彩越来越浓烈。市场上融资的私募机制不健全且渠道狭窄，公募行为则完全纳入了行政审批的范围。从世界范围内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来看，公司进入市场融资的行为从最初的特许主义（经过国王或国会的特别许可）发展到后来的核准主义（由国家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审核批准），再发展到后来的准则主义（符合准则要求的公司到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备案登记），一直到现在，大部分国家已发展成为严格准
则主义：一方面提高公司的设立基准，一方面进行严格的检查监督。这样，就使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从权利与义务的倾斜状态逐步发展到对称状态，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对称这一市场经济最本质的要求。但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原则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政府通过行政机制和行政手段，对股票发行、上市和流通进行全程的行政干预，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资本机制和市场机制。
在资本市场上，政府最基本的责任是维护市场的秩序，确保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其最不应该做的事情是对市场的过多干预。政府以立法、执法者的身份介入市场，决不等同于可以随意干预市场。政府随意干预市场，使市场陡然增加了不确定性，也就是额外增加了市场的风险性，这对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是不利的。
固然，在股票市场建立初期，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发作用，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的参与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政府包办过多的市场事物，则将不利于股票投资人风险意识的培养。
政府在股市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妙的，它既是股市的监管者，又是上市公司的审批者，而股市中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这无疑又表明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最大股东，还是股市的参与者。政府在股市中既吹“哨子”又“打球”，把股市搞得毫无规矩可言。
政府一贯把股市作为救助国有企业的工具，规定优先让国有企业上市，甚至还规定了一家上市公司应当“兼并”一家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这很明显是把股市作为一种“扶贫”的手段。由于上市额度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国有企业筹资的政策手段，所以企业上市不是一种市场行为，而是地地道道的政府行为，于是在股市上充斥着许许多多低效益的国有企业。
3、资本市场的结构缺陷与功能扭曲
――关于资本市场的结构缺陷问题 在一个“跛足”的市场结构和单调的交易环境下，资本市场的总体资源配置功能是很难不打折扣的。 具有协调的、符合经济运行现实和发展趋势的资本市场结构，是从总体上提升市场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的内在结构也存在着明显的制度缺陷。在总体设计上，我国的资本市场只有现货市场，即股票、债券等的现货交易，缺乏期货期权及其他金融衍生品市场，在现实中这种单方向的结构设计存在明显的弊端，使我国资本市场上只有做多机制而不具备做空机制，不具备期货期权市场中特有的价格发现功能、套期保值功能和风险规避功能，这就大大抵销了资本市场本身所固有的优点和优势。至于目前人们在市场上所讲的“空头”和“空方”，实际上还是多方的退出或者至多说是“多”翻“空”，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空头”和“空方”在内涵和作用上都相距甚远。 ――关于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的最主要与最核心的功能是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通过具有独立意志和利益的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来形成市场价格，并通过市场价格来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流向、流速和流程，从而完成资源优化和合理组合的配置过程。但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功能被打上了行政化的印记，资本市场自身的发展机制与创新机制或者不健全，或者被扭曲，特别是在失去了市场的自我协调与自我选择机制的情况下，市场上的掣肘因素就会大于协调因素，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不但很难建立起来，就是建立了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于“为国企筹资”，即股市的存在，就是为“国有企业增资减债、解决国企经营和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提供筹资渠道。这种“功能错位”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一大批效益不好、业绩极差的国有企业在政府的直接介入和干预下，通过弄虚作假被“包装”上市，而这些原本不合格的“上市公司”由于无法产生盈利或盈利偏低，其股票大多不具备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者只能在股市的追涨杀跌中进行短期投机操作。
事实上，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除了筹资以外，还有资源配置和价值发现的功能，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市场失去了价值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片面强调它的筹资功能，把股市事实上变成了“圈钱”的场所，结果必将是毁掉这一市场。
目前，由于政府的直接干预和国有企业的软约束，使股市出现了过度投机和泡沫化的倾向，失去了股市已有的价值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股市的不规范、动荡不安以及风险过大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促使其远离这一市场，转而投向其他领域，这也就动摇了证券市场的最根本基础――投资者参与，而缺乏投资者广泛参与，证券市场就如无源之水，必将枯竭；二是过高的股价和过度投机蕴藏着股市崩溃的风险，一旦发生股价暴跌式的行情，不仅会给股市带来毁灭性打击，而且极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4、资本市场基石不牢
――关于资本市场的机制缺陷问题
机制缺陷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又一制度缺陷。由于竞争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三重缺失，我国的资本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发展和进取的动力源泉。
缺乏产权关系明确的市场主体、缺乏通过正常竞争而形成的市场价格，缺乏市场主体间通过价格而形成的有效竞争，是我国资本市场上资源流动和动态组合机制不健全从而不能形成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的根源。资源配置机制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的失效，不仅在于行政权力和行政机制排斥或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竞争和市场机制，还在于市场和企业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的不健全。
在约束机制方面，我国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造而来，由于行政机制的介入与市场机制的缺失，上市公司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转轨”不转制现象。对许多上市公司来说，从国有企业改变为股份制的上市公司，最主要的变化只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翻牌”，即把名称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建立了与之相应的组织结构，在财务上执行了股份制的会计准则，在市场上按规范式披露企业信息；另一个方面是“圈钱”，不但可以在上市时按高水平的溢价募集来巨额社会资金，而且只要能保住配股资格，就可以年复一年地从市场中不断得到不需付出成本和回报的“廉价”资金，至于股东的利益和对股东的回报，则被搁置一边。由于在大部分上市公司中，国有股都处于绝对的控股地位，而这些国有股大都处于“产权虚置”和“所有者缺位”状态，这就使得任何一个行政部门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原主管部门都可以以国有股代表的身份来干预企业，但却不对这种干预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在激励机制方面，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着激励机制不健全的现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上市公司中普遍实行经营者的即时薪酬（工资和年度奖金）和长期薪酬（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等）相结合的激励制度。
实践表明，财产关系是社会经济中最核心的关系，财产规则是社会经济中最基本的规则，建立在明晰的财产关系与明确的财产规则基础上的利益关系与利益规则，不但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其对财产关系与财产规则的反作用也是巨大的。看不到这一点或者不能有效地、有序地协调财产关系与利益关系以及财产规则与利益规则，就不能建立起有效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上市公司的市场凝聚力与市场竞争力也会不可避免地遭到削弱。 ――关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问题
中国的上市公司大都是由传统的国有企业脱胎而来，原有的治理结构难以在短期内消除，由于行政机制的介入与市场机制的缺失，上市公司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转轨
”不转制现象。再加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导致在上市公司中，经理层既可以作为国家股的代表不理会小股东的意见，又可以作为“内部人”不理会国家这个大股东的意志，从而即可能损害小股东的利益，又可能损害国家的利益。在这种状况下，国有企业上市并不能有效地增强产权约束，促进其真正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对许多上市公司来说，从国有企业改变为股份制的上市公司，最主要的变化只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翻牌”，即把名称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建立了与之相应的组织结构，在财务上执行了股份制的会计准则，在市场上按规范式披露企业信息；另一个方面是“圈钱”，不但可以在上市时按高水平的溢价募集来巨额社会资金，而且只要能保住配股资格，就可以年复一年地从市场中不断得到不需付出成本和回报的“廉价”资金，至于股东的利益和对股东的回报，则被搁置一边。
由于在大部分上市公司中，国有股都处于绝对的控股地位，而这些国有股大都处于“产权虚置”和“所有者缺位”状态，这就使得任何一个行政部门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原主管部门都可以以国有股代表的身份来干预企业，但却不对这种干预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实践证明，股份制对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完善治理结构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中国股市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只是一个“圈钱”的场所，并未起到对上市公司的监控作用和优胜劣汰作用。国有企业的“软约束”和政府的“父爱主义”在股市中进一步表现和显露出来。
5、资本市场监管不力
――关于资本市场的规则缺陷问题
我国资本市场在市场规则方面同样存在缺陷问题。不但许多应有的法律和规则不具备，而且已有的一些法律也偏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成为各种意志“磨合”的产物和“拼盘”的结果。
资本市场正常运行和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有一套反映市场经济本质要求和资本市场内在规律的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健全的法律体系，但在我国，这样一套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还远没有建立起来。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所走过的10年路程正是旧体制的裂变过程和新体制分娩的阵痛过程，也是人们对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机制和市场经济文化从抵触、漠视到认同和了解的过程，因而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市场规则，也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不能准确地把握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内在规律，也不能有效地指导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实践。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调节资本市场运行需要有《公司法》和《证券法》这两个最重要的法律和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相关法律与法规，但我国的《公司法》和《证券法》都带有比较明显的制度缺陷。以《公司法》为例，目前正在实施的《公司法》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制定的。在制定《公司法》的过程中，历经多次反复，从1994年7月1日起才正式实施。在制定《公司法》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未正式确立，资本、资本市场和资本机制等都还未取得合法地位，人们对股票、股票市场和股份公司的地位和作用在认识上并不清晰，在这种背景下制定出来的《公司法》，实际上是各种意志和意见“磨合”的结果，带有较深的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和资本市场的产生与发展，《公司法》与现实的不适应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法不好依”问题成为我国股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不对这种“拼盘”式的《公司法》进行全面的修改，《公司法》就不能对现实的市场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进行有效调整，经济运行的良好秩序也就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来。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上市公司合理的市场行为和经营行为的形成，不仅需要有外部的制衡，而且还需要有内部的规制，在这方面，公司章程起着重要作用，是公司自治的根本大法。在我国，公司章程却普遍采用了模式化的方式，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乃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都为上市公司提供了统一的章程文本格式，不同上市公司间在公司章程上的区别仅限于注册地址、股本总额、经营范围、董事会和监事会人数以及法定代表人的不同，在其他各个方面几乎都完全一致，甚至许多工商管理部门或它们的咨询机构都在代公司制定章程。这种模式化的公司章程是计划经济的行政管理模式对资本市场的渗透，它的最主要弊端，是导致上市公司不是“自治”而是“公治”，公司的独立的人格从而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利益都在这种行政权力的侵蚀下流于形式。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保护投资者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应该是资本市场立法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为了使投资者的利益切实得到保护，就必须建立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法律体系，对政府行为、企业行为、个人行为和市场行为进行全面规范；必须建立全方位和多角度的监管架构，规范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公司和咨询机构的行为方式与行为机制，形成自律与他律、市场与社会相结合的立体的监管体系和监管网络，从而使资本市场真正成为高度透明和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从体制上提升市场的凝聚力、辐射力和运行效率。在这方面，我国的资本市场同样存在着重大的制度缺陷。由于监管规则不健全，管理层对资本市场侧重调控而疏于监管，在市场秩序上存在着诸多的漏洞和比较大的违法“空间”；由于实行以行政为主导的股票上市方式，中介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对行政权力处于从属地位，不中立的现象在市场上比较普遍地存在；由于实行咨询机构的从业资格审批制度和信息披露载体的指定制度，因而大多数新闻媒体和咨询机构都“看权使舵”，再加上我国资本市场的自律机制不健全，就使得我国资本市场的有序化程度被大大降低了。
――关于中国股市的过度投机与暴涨暴跌
在中国股市上，机构大户运用各种手法连手操纵股价，恶炒个股，使股价暴涨暴跌的现象早已是司空见惯、屡见不鲜。各种股市操作的不规范加上政府的行政干预，又造成股指波幅巨大。种种迹象表明，由于过度投机行为所造就的我国股市暴涨暴跌的机制已经形成。
无论股指是暴涨还是暴跌，都会产生极大危害。股指暴涨，往往会造成股市的高市盈率和泡沫成份，这种高市盈率并非建立在公司的高成长基础之上，股价缺乏企业业绩支撑，其最终结果只能是或迟或早、不可避免地导致股价全面下跌，股市泡沫随之破灭。股指暴跌，成交量急剧萎缩，市场中资金流通渠道被堵塞，大量资金被套牢，这往往会挫伤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并由此波及到整个社会经济。由股灾引起的银行危机，并导致经济大萧条，在历史上不乏先例。
――关于上市公司造假问题
上市公司造假案在沪深股市可谓屡见不鲜，层出不穷。新世纪伊始，蹒跚前行了十年的中国证券市场似乎开始显出疲态。原先一直包装得很好的各种谋划、骗局和谎言开始显山露水：先是中科系股市操纵案资金链条断裂，从窝里斗发展到套中人自己跳出来辩白；创造了中国股市首家百元天价的亿安科技原形毕露，主谋者畏罪潜逃；随着管理层的认识深化以及对金融风险的高度警觉，市场规范和监管的力度不断加大，各种违法违规事件浮上水面。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案例频繁曝光，许多昔日的明星和标兵企业纷纷落马，一些一直颇受尊重的知名企业家也难脱干系。最后，媒体揭露出上市公司的明星银广夏，竟然也是当事人胆大包天、方方面面难辞其咎、完全伪造的典型。至此，中国证券市场的公信力，实在不能不让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和观察者们，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中国证券市场造假之普遍，手段之恶劣，市场之混乱，确实超乎想象。人们开始从方方面面寻找原因
。除了中国证券市场初期的行政分配额度制造包装过度的先天不足之外，普遍的造假违规是有动机的：设置骗局、铤而走险显然是为了操纵市场，牟取暴利。于是有人从经济学上揭示，要大大抬高造假的成本，使得造假者得不偿失，这样就能从根本上遏止造假成风的势头。目前，市场的治理和规范，似乎也是沿着这条道路推进的。清理违规资金，加大执法打击力度，发布日益严密的制度要求和规范措施，都是这样一些内容。经典的总结是：严格执法和规范，对市场短期也许有些利空，但有利于市场今后的健康发展，因而是长期利好。
中国资本市场出现了如此多的造假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市场参与者们道德特别差，道德风险背后掩盖的是制度缺陷。在制度框架扭曲的情况下，用卡的办法来围追堵截，乃至稽查公安一起上，结果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得不偿失。矫正扭曲的制度框架，顺应经济规律，用疏导的办法分流压力，辅以必要的乃至有张有弛的规范化建设，就能收取事半功倍的疗效，而且为中国企业的中坚――上市公司在面临入世的大挑战、大竞争中，造就一个充满活力的空间和大展身手的舞台。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各种制度缺陷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同时并存和交互作用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带有如此严重制度缺陷的资本市场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资源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多重钳制，这也是我国资本市场在运行中发生重大的功能变形的深层根源。在发展思路上进行全面调整，尽快地从政策调整转入制度创新阶段，这样才能使我国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对此，我们必须有历史的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感，必须从多方面着手，对我国的资本市场进行深层次的变革，为将“有计划”的资本市场向真正市场化的资本市场的全面转轨创造必要的体制条件和社会条件。
三、转型与接轨：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两大任务
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诸多制度缺陷的分析，结合当前我国所处的经济社会转型的“国内经济背景”和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背景”，我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面临着两大任务，即转型与接轨。
1、 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转型
中国资本市场之所以存在诸多的制度缺陷，是与其所处的经济社会转型的国内经济背景密不可分的。
中国资本市场脱胎和产生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转型是以市场转换――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为核心和主轴展开的。经济转型和机制转换是制度变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是在诸多复杂关系和矛盾摩擦中进行的，这些关系和矛盾是围绕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集体和个人、城市和农村、政府和银行等五大关系展开的，从根本上讲都是制度安排和变革问题。
由此，转型时期的中国资本市场不可避免要受到“本土化特征”的影响，这些“本土化特征”主要有：多级政权组织并存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二元经济结构下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双重转型；市场一体化与地方割据；一味强调稳定与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转型时期的道德无秩序。由此决定了中国资本市场带有极其明显的“中国特色”，这就是：“政府主导型”的资本市场；国有企业主体化的资本市场；资金推动的、过度投机的资本市场；功能扭曲化的资本市场；缺乏诚信与公信的资本市场。
很显然，中国资本市场要解决制度缺陷问题，必须进行“制度转型”，即由“中国特色”式的资本市场向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转变。而这种转型是否能够获得成功，关键还取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与核心问题，是改革方案设计最精心、出台政策最多的领域。然而，经过20余年的改革，除少数国有企业以外，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至今未成为市场体制下有效的经济组织，反而陷入了较大范围的经营困境，以至于不得不将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作为当前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始终回避了一个躲不开、绕不过的问题，即国有产权制度的改革。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无法彻底解决政企职能分开问题，无法杜绝政府官员凭借所有者权能的寻租行为，无法形成对企业经营者的有效约束，进而也就无法造就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有效的经济组织。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谓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一步棋。但由于这种公司制企业是从传统的国有企业脱胎而来，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国有企业的制度痕迹，与公司制企业中新的制度安排形成相互冲突的局面，致使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组后仍然难以解决国有产权制度的内在弊端。其中比较典型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政企关系、党企关系和企业与职工的关系。
由此不难看出，即使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组，但由于国家仍作为最大股东，要保证国家的所有者权益不受侵害，就必然采取对国有企业管理的传统办法，不仅各级政府、而且党组织、甚至企业职工都有各自合法的渠道对企业经营者进行全方位的干预与“监督”。而监督者既缺乏监督的激励、又缺乏承担风险责任的义务，因而不可能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真正建立起具有约束和激励机制的公司治理结构。
――政府职能转变问题
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直接影响到政府职能的转变，致使政府目前所履行的职能无法适应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应当明确的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如果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调整仅仅是由若干主管部门变成一个主管部门，仍然还属于政府对企业管理权限的初步调整，不通过产权制度变革重新界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重新划分国有经济介入市场的领域和层次，企业就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转变也不可能彻底摆脱以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格局。因为历史上行业主管部门就是伴随国有经济规模扩张而组建的，庞大的国有经济覆盖范围之广、纵向管理链条之长，若由一个管理部门集中管理无疑是缺乏效率的。正是在此意义上，行业主管部门在以往历次经济管理权限的调整都曾提出过许多“理由”或明或暗地加以抵制，并且在调整之后也往往没多长时间就变相回归到原来的格局。
因此，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的推进程度，特别是产权制度改革推进的程度，是直接影响政府职能能否彻底转变的关键。同时，在只有政府才有力量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产权制度改革的意义上，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取向和决心大小则是至关重要的主观条件。
2、 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接轨问题
我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经济背景决定了，资本市场今后的发展必然面临着与国际接轨的问题。
所谓的“国际经济背景”是指，在人类迈入新世纪的时刻，经济全球化正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发展：贸易自由化正在进一步走向法制化，生产国际化正进入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而金融国际化则更以超出人们预料的速度不断向前推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中。而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金融业同样将不容置疑地融入金融国际化体系中。这也就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在未来的发展中面临着与国际接轨的重大课题。
我国入世已经进入倒计时,各行各业都将在入世中经历新的洗礼,资本市场也不例外。从宏观上看,入世对中国
经济整体的助推作用将显而易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未来十年间,入世使中国GDP每年提高约0.5个百分点,一些国外机构甚至认为会提高2个百分点。
无论如何,经济的增长将使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有了最坚实的基础。入世后,中国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将发生全新的变化,可以预见的是,这些游戏规则要与国际接轨,其历程将充满矛盾和痛苦。然而机遇也罢、冲击也罢,总之,中国资本市场别无选择。
入世将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入世后,中国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要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做法将不再适应。入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逻辑,同时入世使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有了个明确的“时间表”。这样,变数就相对较少。
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属于服务贸易中市场准入问题的证券行业的开放；二是属于资本项目的证券市场对外开放及允许国内投资者买卖境外证券；三是在开放的基础上,实现管理体制和监管规则与国际全面接轨。对此,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不可能一步到位,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短期来看,更多的是一种心理预期的影响。
首先,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途径和范围有限。加入WTO后,外国金融公司允许在基金管理企业中的持股比例会有一个逐渐增加的过程,并且会有一个最高持股比例的规定。因此,外国公司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主要通过中外合资的方式进入,并且无法取得绝对控股权。 其次,中国对资本市场的开放将有一个缓冲期,所以,不会对中国资本市场造成巨大的打击。
从根本上讲,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影响,不是因为对方的实力、规模、技术等,而是因为我们现行规则和制度的缺陷,以及造成这种缺陷的观念和理念。因此,如果要说入世带来的冲击,首先就是对观念和理念的冲击。境外机构中无论是投资银行家还是基金经理,都是站在全球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评估项目和选择投资方向的,他们有丰富的避险经验和完备的制度保障。而目前国内投资者由于投资渠道单一,几乎都别无选择地进入了A股市场,于是,出现了“壳”成为稀缺资源、亏损企业股价上涨等市场扭曲现象。在股票一级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一些主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等也在利益驱动下刻意包装,将那些不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推荐上市,导致上市公司的整体素质下降。入世后,这些不规矩的“游戏”无疑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主要参考文献：
李扬、何德旭，：《经济转型中的中国金融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透过历史的表象――中国改革20年回顾、反思与展望》，上海远东出版社。
李剑阁，：《站在市场化改革边沿》，上海远东出版社。
贺晓东，2000：《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哈尔滨出版社。
韩志国，2001：《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经济导刊》第2期。
李扬、王国刚，：《资本市场导论》，经济管理出版社。
米什金，1998：《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华通讯社，2001：《中国证券报》，7月―10月。
篇9：转型时期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制度缺陷”分析
转型时期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制度缺陷”分析
近期以来，伴随着沪深股市的大幅下挫，中国股市的“泡沫”问题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与关注的焦点。207月底，大盘被涂上浓重的黑色。七根大阴棒将大盘不断拖向深处，7月30日更是下跌108点，创两年来单日下跌之最。沪深股市自7月30日至今一路下跌，沪指由最高时的2245点跌至1600点附近，最低曾下探至1598点，跌幅高达30%，而深市丝毫也不逊色，深成指由4800点跌至目前的3300点附近，跌幅达31%，深综指则由 650点跌至463点，跌幅达 29 %。许多个股尤其是“高科技”板块个股跌幅更是惊人，一些重仓持有此类股票的机构投资者（如证券投资基金）和中小散户损失惨重。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数据，沪深股市在6月底的流通市值为18866亿元，到了8月底则锐减到15938亿元，缩水近300亿元。其中7月30日沪指更是暴跌108点，创下两年来单日跌幅之最。面对急转直下的大盘走势，人们充满疑虑：股市缘何大跌，中国股市究竟怎么了？
一、股市遭遇“地雷阵”
7月份以来，沪深股市似乎步入和置身于“多事之秋”：先是国有股减持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其高市盈率的定价方式对投资者的心理形成了很大压力，继而是基金大幅抛售、减持科技股，昔日的“股市宠儿”如今遭到了市场的无情抛弃，股市应声下跌。
屋漏偏逢连阴雨，大盘刚被“减持”撞了一下腰，深康佳、四川长虹这些所谓的“绩优蓝筹股”却都发出了中报预亏、预警公告，令市场大失所望。也就在此时，8月初的《财经（周刊）》惊暴“银广夏陷阱”，披露银广夏年报业绩造假案，中国证监会的稽查结果表明，银广夏利用造假手段虚构利润7.45亿元。也许是怕不够热闹，8月下旬，麦科特发布公告称，公司正在接受中国证监会对其欺诈上市行为的调查，而赫赫有名的医药类上市公司――三九医药却因其大股东挤占、挪用公司25亿元巨额资金，严重侵害了中小股东利益而受到证监会的立案稽查。9月10日，东方电子发布提示性公告，称其正在接受证监会的调查。
短短数月时间，股市遭遇了一个又一个“陷阱”，仿佛闯入了“地雷阵”，投资者信心受到重创，股指一路下滑，市场步入了自99年“5.19”行情以来的大调整时期。
至此，有人认为，中国股市通过此次下跌，又一次完成了对“股市泡沫”的挤出，似乎中国股市的系统性风险通过这次大跌再次得到“释放”。于是人们在经历了“股市寒冬”的提前来临之后，又开始翘首期盼下一轮“行情”的到来。
的'确，股市的每一次暴涨暴跌都伴随着“泡沫”的膨胀与破灭，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和停留在这种“股市泡沫”的表象化问题上，那未免就过于肤浅。其实，中国股市中不仅存在着“经济泡沫”成分，而且存在着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就是“制度缺陷”问题。
二、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分析（股市暴跌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表面上看，此次股市暴跌是由于国有股减持采取市场化定价方式、上市公司纷纷借机增发“圈钱”、证监会查处银行违规资金造成的，其实，这只是导致股市下跌的诱因，透过股市大跌的表象，我们更应当看到其所暴露出的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深层次的“制度缺陷”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和资本市场的产生与发展，是20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取得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进展。但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是在新旧经济体制的剧烈摩擦和尖锐对抗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摩擦双方和对抗双方相互妥协和不断“磨合”的结果，因而我国的资本市场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先天不足”的制度缺陷。10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人们对资本市场在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市场中的一些“原生”的制度缺陷正在不同程度地得到或正在得到矫正，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性缺陷仍然相当明显，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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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成效、问题及成因分析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成效、问题及成因分析
大学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大学自身发展的产物.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变化,需要建立新的现代大学制度.本文立足我国现代大学翻度建设的实际,通过分析现行大学制度建设的.成效、存在的主要不足及成因,以期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作 者：汪红梅 胡宇玲 作者单位：汪红梅(重庆大学教务处)胡宇玲(重庆大学校长办公室,重庆,400044)
刊 名：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英文刊名：CHINA EDUCATION INNOVATION HERALD 年，卷(期)： “”(23) 分类号：G648 关键词：制度建设 大学制度 现代大学制度 分析篇11：我国“城中村”改造中的土地权利问题分析
我国“城中村”改造中的土地权利问题分析
我国“城中村”改造中的土地权利问题分析殷武
一、我国“城中村”现状及形成原因
所谓“城中村”，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农村土地全部被征用，农村集体成员由农民身份转变为居民身份后，仍居住在由原村改造而演变成的居民区，或是指在农村村落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农村土地大部分被征用，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的农民仍在原村居住而形成的村落，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通常所说的“城中村”，仅指在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位于城区边缘农村被划入城区，在区域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但在土地权属、户籍、行政管理体制上仍然保留着农村模式的村落。“城中村”是城市的一块“夹缝地”，这种独特的地位和现象，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1）人口杂乱，“城中村”由村民、市民和流动人口混合构成。流动人口成为主要犯罪群体。治安形势严峻。（2）城市规划滞后，违法违章建筑相当集中，“一线天”、“握手楼”、“贴面楼”风景独特。由于房屋密度高、采光通风条件差，村民居住环境差。（3）基础设施不完善，卫生条件太差。各种管线杂乱无章，排水排污不畅，垃圾成灾。街巷狭窄、拥挤，存在严重消防隐患，（4）土地使用存在诸多问题，宅基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相互交织，非法出租、转让、倒卖，管理混乱，等。“城中村”不仅影响城市的美观，也阻碍城市化进程，制约着城市的发展，已成为困扰许多城市发展的“痼疾”。
究其原因，在于“城中村”形成和发展的特殊性。从“城中村”的历史变迁中不难发现“城中村”形成的主要原因：从客观上来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的结果1。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城市化的进程加速发展，我国的城市数目从1978年的320个发展到现在的662个。城市建成区面积也由3.6万平方公里扩大到9万多平方公里。城市的快速发展，需要通过征收周边农村的耕地获得扩展的空间。耕地被征收了，当地的农民，却仍然留在原居住地，并且保有一部分供他们建房居住的宅基地。一场“城市包围农村”的运动发生了。村庄进入城市，形成了“城中村”。从主观上来说，是我国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及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结构所造成的，这也是深层次的制度原因。所谓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是指“城市”和“农村”分属不同的管理模式，二元所有制结构是指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而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制度。而在一些“城中村”内形成了以城市与农村“二元所有制结构”并行存在、共同发挥作用的“边缘社区”特征。“从个体理性选择的角度看，‘城中村’这种特殊的建筑群体和村落体制的形成，是农民在土地和房屋租金快速增值的情况下，追求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的结果。”2因此，从“城中村”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结构是造成“城中村”形成的根本原因。二元所有制结构使得村民可以低价甚至无偿地取得土地的使用权，集体将宅基地按户划拨，由各户村民自行建设后租出获得尽可能的租金，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的结果致使“城中村”形成的进一步加剧。故而，我国“城中村”的改造也应从根本的土地制度及权利开始。
二“城中村”土地权利现状
“城中村”土地权利现状包括土地所有权状态和土地使用权状态两者情形。
1、“城中村”土地所有权状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即所谓的“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结构”。土地所有权状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8条规定，具体划分为“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由于“城中村”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位于城区边缘而被划入城区，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既有城市的一些习性，又摆脱不了农村固有的特质，是二者的混合体。“城中村”土地的所有权状态大体可分为三类：（1）、已“撤村建居”，土地被国家全部征用，农民不再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村已经被城市完全包围，原农民已全部转为居民，只是保留着农村传统的生活习惯。这是通常所说的广义上的“城中村”，它经过改造已融入城市之中，不再是“城中村”改造的对象。（2）、正在“撤村建居”。土地大部分被征用，土地所有权部分属于国家所有，部分属于集体所有，但原农民未转为居民。（3）、尚未“撤村建居”，但已列入城市框架范围，土地全部仍属于集体所有。后两种村的情形是狭义上的“城中村”，是通常所说的要改造的“城中村”。“城中村”中存在的土地所有权状态有国有土地所有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两类，两种土地所有权从表象看，仅是所有权主体不同而已，但其实质是不平等的，表现在：（1）国家所有权的权利主体是国家，而集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为集体。根据土地法第10条：集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又分为：乡集体、村集体、村民小组三种组织形式。两种土地所有权在集体与国家之间可以进行转化，且是单方的，只能由集体所有权向国家所有权转化，而不能是国家向集体所有权转化；同时集体所有权主体之间是不能相互转化的。（2）集体所有权向国家所有权转化的条件是唯一的，我国宪法第10条和土地管理法第2条的规定，方式为出让，这种行为其实质可以看作是一种买卖，只不过是一种强买强卖罢了，只有一方当事人（国家）的意思，几乎是容不得对方（农村集体）意思表示，农村集体只有强制取缔的义务，这就难以保证交易的公平了，自然出现了现实中征地赔偿款太低，侵害农民权益的事件的发生。（3）两种所有权的权能上也是完全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两种土地使用权上。而“城中村”土地所有权往往表现国家所有权借助“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断地扩大，“城中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逐渐缩小的趋势；同时也表现集体土地所有者已经看清国家征用土地不完全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为征用后转让土地使用权获得商业上的利益，因此，农村集体在土地所有权交易中开始尝试用市场价格讨价还价，甚至漫天要价，凭此来保留其土地所有权，村落在城市中得以延续。
2、“城中村”土地使用权状态
土地使用权是指土地使用者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的权利，即依法取得利用土地的权限。由于两种土地所有权存在本质的差异，相应其土地使用权也不完全一样，国有土地使用权仅有一种形式，而集体土地使用权又可分为宅基地使用权、农用地使用权与非农用地使用权。集体土地使用权与国有土地使用权虽在性质上都有物权性质，属于他物权的范畴，但集体土地使用权比国有土地使用权具有更多的限制：①宅基地使用权依法不能转让、抵押；②只有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集体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和抵押乡（镇）村企业厂房等建筑物涉及所使用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③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用于租赁；④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作价出资或入股。这些限制使得集体土地使用权在实质上与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平等，使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功能上仅限于住宅、农业用地。而在“城中村”区域里，这两种土地使用权并存但在效能上差距很大，突出表现为土地使用权所产生的收益上，国有土地使用权人所获得的利益远大于集体土地使用权所获得的利益。利益上的刺激与诱惑，使得集体土地使用权人不再安分于土地使用的各种规范之中，突破了原规则，寻找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对等的利益。这就必然出现了“城中村”现实存在的情形：①大量的违章违规建筑存在，而没有任何规划与建设部门的批准；②存在大量乱占、乱圈地现象；③非法租赁土地；④以土地入股开办各种实业；⑤用集体土地抵押贷款⑥用集体土地进行非法的房地产开发、经营等。由于“城中村”集体土地的边缘性、稀缺性、区位性、固定性，多样性，复杂性以及相比较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低廉性，是它拥有旺盛的需求市场，土地使用权的差别使“城中村”得以客观存在。
三、现阶段“城中村”改造实践中土地权利的处理。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知，“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而它在现实中已发展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障碍。目前全国各城市都在对其进行着相应的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形成“城中村”的根本原因，解决土地二元所有制问题，根除二者之间的差距，才能从根本上完成“城中村”的改造。在实践中，针对土地权利这一根本问题，通常采取以下几种措施：（1）“土地置换，异地安置”的方式。在城市的郊区由政府征用按相同面积或更大面积的土地，并建成新村与之置换。这在“城中村”改造的初期，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还是可以达到目的，但也是困难重重，因：①村民对于原村有着浓厚的依恋，祖祖辈辈在此居住，故土难离；②农民不愿意放弃可得的数额不小的房屋租金利益；③盼望过上美好生活的居民生活及在人格上与居民平等对待的愿望也使他们不愿意离开现在的“城中村”。因此，土地置换，异地安置的措施现在越发越难以实现。（2）通过“土地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的做法。“土地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这一行为具有以下特点：⑴土地所有者的主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土地所有权主体由原来的农村集体，包括乡集体、村集体、村民小组，全部变为国家。⑵土地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的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⑶土地的权能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进行的抵押、租赁问题在土地的所有权转变后得以解决。伴随这一根本转变的同时是农民身份的改变：全部脱农民户籍而成为城市居民，一切纳入城市化的管理，建筑要进行规划，医疗、保险均按城市居民对待。
纵观各地“城中村”改造条例能够看出，“土地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的做法似乎从根本上已改造了“城中村”，解决了土地二元所有制的问题，成为一种可行的方案。目前这种做法在全国各城市较为普及，如深圳市在就一次性地将宝安、龙岗两区27万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其集体所有的上述956万平方公里土地将随之转为国有。3然而，透过这一事件的背后，笔者隐隐感到一种疑虑：这一行为的合法性明显存在着质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土地所有权是实体权利，它的剥夺只能由国家最高权利机关做出，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无此权利，否则即为无效。尽管目前各地“城中村”改造条例均是由其城市的人大或政府制定，有些具有地方性法规的效力，有些只是政府文件，如《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暂行规定》，然而因条例的做出缺少宪法上的依据，条例的效力层阶远低于宪法，故而是无效的。2、集体土地要转为国有土地，根据我国宪法第10条和土地管理法第2条的规定，只能是采取“征用”途径，除此之外的`任何行为，均不能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变为国家土地所有权性质。而目前各地虽从地方立法中承认了集体土地所有权“转为”国家土地所有权的效力，但因为该“转为”没有法律上依据，故而从法理上讲，各地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因缺乏法律上的依据而无效。3、集体土地所有权变为国有土地所有权后，所有权人以其永久所有权换取了有期限的使用权，对于原集体土地所有人权而言，在与国家就土地所有权的交易中，付出的代价太大，交易成本过高，存在明显的不公平，具有不可交易性。
然而也有学者对“土地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的“转为”行为是持赞同观点，理由是“城中村”顾名思义是城市中的村庄，它是城市的一部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8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的规定，“城中村”的土地自然属于国家。对此，我认为这种理由是不妥当的。首先，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直接将土地资源确权为国家和集体所有，因“城中村”最初就是农村，土地确权时依据宪法规定就已经界定为集体所有，即是说“城中村”在其成为城市中的村庄时，其土地根本就属于集体所有权。其次，所有权的产生、消灭均须合法的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的发生，在并没有任何合法的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发生的情况下，原属于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不可能发生变更和消灭的。最后，“城中村”地处于城市，是城市中的一部分，只说明二者的地缘关系，而并不能证明所有权关系。
四、“城中村”改造中土地权利解决的途径
既然“城中村”在地域上已经属于城市的一部分，“城中村”内的人理应与城市居民应享有同样的待遇，最直接的体现是财产的所有权，“城中村”的房屋也应该向城市中的其他房屋一样，可以进行自由的转让，根据我国房地产法关于“房随地走”的原则规定，说到底是其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的性质必须是国有土地使用权。()要使集体土地使用权变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其前提必须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变为国有土地所有权；根据我国《宪法》第10条和《土地管理法》第2条的规定，只能是采取“征用”途径，通过征用，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转变为国有土地所有权，才可从根本上解决“城中村”形成的原因，因为它符合征用的条件。根据我国《宪法》第10条和《土地管理法》第2条的规定，征用的条件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且国家给予必要的补偿；而“城中村”改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是为了“城中村”内居住的居民、外来人员的利益，为了整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同样也是为了国家、社会的利益的而改造，“城中村”改造的目的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而且在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同时国家也给予相应的补偿，只不过与通常征用集体土地的货币补偿方式不同而已，“城中村”改造中的补偿方式包括农民身份转变为居民，以及因身份改变而获得的各种物质利益，如可以享受到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等，同时还有长期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因此，“城中村”改造中，要解决“城中村”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必须解决土地二元所有制问题，而要解决土地的二元所有制问题也只能通过征用途径。在征用集体土地的过程中，应处理好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权的关系，其实质是土地法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关系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公民和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对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所享有的承包经营的权利。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土地的基本经营制度，它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生以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存在为前提。在征用集体土地的过程中，应先由农村集体解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并给与相应补偿，土地使用权由集体收回后，国家才开始征用。
篇12：我国“城中村”改造中的土地权利问题分析
我国“城中村”改造中的土地权利问题分析
「摘 要」“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根本形成原因是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结构，“城中村改造”只有解决了土地二元所有制问题，“城中村”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而要解决土地的二元所有制问题也只有通过征用途径来完成。
「关键词」城中村 土地所有权 土地使用权 征用
一、我国“城中村”现状及形成原因
所谓“城中村”，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农村土地全部被征用，农村集体成员由农民身份转变为居民身份后，仍居住在由原村改造而演变成的居民区，或是指在农村村落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农村土地大部分被征用，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的农民仍在原村居住而形成的村落，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通常所说的“城中村”，仅指在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位于城区边缘农村被划入城区，在区域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但在土地权属、户籍、行政管理体制上仍然保留着农村模式的村落。“城中村”是城市的一块“夹缝地”，这种独特的地位和现象，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1）人口杂乱，“城中村” 由村民、市民和流动人口混合构成。流动人口成为主要犯罪群体。治安形势严峻。（2）城市规划滞后，违法违章建筑相当集中，“一线天”、“握手楼”、“贴面楼” 风景独特。由于房屋密度高、采光通风条件差，村民居住环境差。（3）基础设施不完善，卫生条件太差。各种管线杂乱无章，排水排污不畅，垃圾成灾。街巷狭窄、拥挤，存在严重消防隐患，（4）土地使用存在诸多问题，宅基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相互交织，非法出租、转让、倒卖，管理混乱，等。“城中村”不仅影响城市的美观，也阻碍城市化进程，制约着城市的发展，已成为困扰许多城市发展的“痼疾”。
究其原因，在于“城中村”形成和发展的特殊性。从“城中村”的历史变迁中不难发现“城中村”形成的主要原因：从客观上来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的结果1.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城市化的进程加速发展，我国的城市数目从1978年的320个发展到现在的662个。城市建成区面积也由3.6万平方公里扩大到9万多平方公里。城市的快速发展，需要通过征收周边农村的耕地获得扩展的空间。耕地被征收了，当地的农民，却仍然留在原居住地，并且保有一部分供他们建房居住的宅基地。一场“城市包围农村”的运动发生了。村庄进入城市，形成了“城中村”。从主观上来说，是我国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及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结构所造成的，这也是深层次的制度原因。 所谓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是指“城市”和“农村”分属不同的管理模式，二元所有制结构是指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而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制度。而在一些“城中村”内形成了以城市与农村“二元所有制结构”并行存在、共同发挥作用的“边缘社区”特征。“从个体理性选择的角度看，‘城中村’这种特殊的建筑群体和村落体制的形成，是农民在土地和房屋租金快速增值的情况下，追求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的结果。”2因此，从“城中村”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结构是造成“城中村”形成的根本原因。二元所有制结构使得村民可以低价甚至无偿地取得土地的使用权，集体将宅基地按户划拨，由各户村民自行建设后租出获得尽可能的租金，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的结果致使“城中村” 形成的进一步加剧。故而，我国“城中村”的改造也应从根本的土地制度及权利开始。
二“城中村”土地权利现状
“城中村”土地权利现状包括土地所有权状态和土地使用权状态两者情形。
1、“城中村”土地所有权状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即所谓的“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结构”。土地所有权状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8条规定，具体划分为“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由于“城中村”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位于城区边缘而被划入城区，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既有城市的一些习性，又摆脱不了农村固有的特质，是二者的混合体。“城中村”土地的所有权状态大体可分为三类：（1）、已“撤村建居”，土地被国家全部征用，农民不再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村已经被城市完全包围，原农民已全部转为居民，只是保留着农村传统的生活习惯。这是通常所说的广义上的“城中村”，它经过改造已融入城市之中，不再是“城中村”改造的对象。（2）、正在“撤村建居”。 土地大部分被征用，土地所有权部分属于国家所有，部分属于集体所有，但原农民未转为居民。（3）、尚未“撤村建居”，但已列入城市框架范围，土地全部仍属于集体所有。后两种村的情形是狭义上的“城中村”，是通常所说的要改造的“城中村”。“城中村”中存在的土地所有权状态有国有土地所有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两类，两种土地所有权从表象看，仅是所有权主体不同而已，但其实质是不平等的，表现在：（1）国家所有权的权利主体是国家，而集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为集体。根据土地法第10条：集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又分为：乡集体、村集体、村民小组三种组织形式。两种土地所有权在集体与国家之间可以进行转化，且是单方的，只能由集体所有权向国家所有权转化，而不能是国家向集体所有权转化；同时集体所有权主体之间是不能相互转化的。（2）集体所有权向国家所有权转化的条件是唯一的，我国宪法第10条和土地管理法第2条的规定，方式为出让，这种行为其实质可以看作是一种买卖，只不过是一种强买强卖罢了，只有一方当事人（国家）的意思，几乎是容不得对方（农村集体）意思表示，农村集体只有强制取缔的义务，这就难以保证交易的公平了，自然出现了现实中征地赔偿款太低，侵害农民权益的事件的发生。（3）两种所有权的权能上也是完全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两种土地使用权上。而“城中村”土地所有权往往表现国家所有权借助“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断地扩大，“城中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逐渐缩小的趋势；同时也表现集体土地所有者已经看清国家征用土地不完全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为征用后转让土地使用权获得商业上的利益，因此，农村集体在土地所有权交易中开始尝试用市场价格讨价还价，甚至漫天要价，凭此来保留其土地所有权，村落在城市中得以延续。
2、“城中村”土地使用权状态
土地使用权是指土地使用者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的权利，即依法取得利用土地的权限。由于两种土地所有权存在本质的差异，相应其土地使用权也不完全一样，国有土地使用权仅有一种形式，而集体土地使用权又可分为宅基地使用权、农用地使用权与非农用地使用权。集体土地使用权与国有土地使用权虽在性质上都有物权性质，属于他物权的范畴，但集体土地使用权比国有土地使用权具有更多的限制：①宅基地使用权依法不能转让、抵押；②只有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集体荒地的
土地使用权和抵押乡（镇）村企业厂房等建筑物涉及所使用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③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用于租赁；④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作价出资或入股。这些限制使得集体土地使用权在实质上与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平等，使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功能上仅限于住宅、农业用地。而在“城中村”区域里，这两种土地使用权并存但在效能上差距很大，突出表现为土地使用权所产生的收益上，国有土地使用权人所获得的利益远大于集体土地使用权所获得的利益。利益上的刺激与诱惑，使得集体土地使用权人不再安分于土地使用的各种规范之中，突破了原规则，寻找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对等的利益。这就必然出现了“城中村”现实存在的情形：①大量的违章违规建筑存在，而没有任何规划与建设部门的批准；②存在大量乱占、乱圈地现象；③非法租赁土地；④以土地入股开办各种实业；⑤用集体土地抵押贷款⑥用集体土地进行非法的房地产开发、经营等。由于“城中村” 集体土地的边缘性、稀缺性、区位性、固定性，多样性，复杂性以及相比较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低廉性，是它拥有旺盛的需求市场，土地使用权的差别使“城中村”得以客观存在。
三、现阶段“城中村”改造实践中土地权利的处理。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知，“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而它在现实中已发展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障碍。目前全国各城市都在对其进行着相应的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形成“城中村”的根本原因，解决土地二元所有制问题，根除二者之间的差距，才能从根本上完成“城中村”的改造。在实践中，针对土地权利这一根本问题，通常采取以下几种措施：（1）“土地置换，异地安置”的方式。在城市的郊区由政府征用按相同面积或更大面积的土地，并建成新村与之置换。这在“城中村”改造的初期，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还是可以达到目的，但也是困难重重，因：①村民对于原村有着浓厚的依恋，祖祖辈辈在此居住，故土难离；②农民不愿意放弃可得的数额不小的房屋租金利益；③盼望过上美好生活的'居民生活及在人格上与居民平等对待的愿望也使他们不愿意离开现在的“城中村”。因此，土地置换，异地安置的措施现在越发越难以实现。（2）通过“土地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的做法。“土地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这一行为具有以下特点：⑴土地所有者的主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土地所有权主体由原来的农村集体，包括乡集体、村集体、村民小组，全部变为国家。⑵土地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的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⑶土地的权能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进行的抵押、租赁问题在土地的所有权转变后得以解决。伴随这一根本转变的同时是农民身份的改变：全部脱农民户籍而成为城市居民，一切纳入城市化的管理，建筑要进行规划，医疗、保险均按城市居民对待。
纵观各地“城中村”改造条例能够看出，“土地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的做法似乎从根本上已改造了“城中村”，解决了土地二元所有制的问题，成为一种可行的方案。目前这种做法在全国各城市较为普及，如深圳市在20就一次性地将宝安、龙岗两区27万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其集体所有的上述956万平方公里土地将随之转为国有。3然而，透过这一事件的背后，笔者隐隐感到一种疑虑：这一行为的合法性明显存在着质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土地所有权是实体权利，它的剥夺只能由国家最高权利机关做出，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无此权利，否则即为无效。尽管目前各地“城中村”改造条例均是由其城市的人大或政府制定，有些具有地方性法规的效力，有些只是政府文件，如《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暂行规定》，然而因条例的做出缺少宪法上的依据，条例的效力层阶远低于宪法，故而是无效的。2、集体土地要转为国有土地，根据我国宪法第10条和土地管理法第2条的规定，只能是采取“征用”途径，除此之外的任何行为，均不能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变为国家土地所有权性质。而目前各地虽从地方立法中承认了集体土地所有权“转为”国家土地所有权的效力，但因为该“转为”没有法律上依据，故而从法理上讲，各地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因缺乏法律上的依据而无效。3、集体土地所有权变为国有土地所有权后，所有权人以其永久所有权换取了有期限的使用权，对于原集体土地所有人权而言，在与国家就土地所有权的交易中，付出的代价太大，交易成本过高，存在明显的不公平，具有不可交易性。
然而也有学者对“土地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的“转为”行为是持赞同观点，理由是 “城中村”顾名思义是城市中的村庄，它是城市的一部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8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的规定，“城中村”的土地自然属于国家。对此，我认为这种理由是不妥当的。首先，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直接将土地资源确权为国家和集体所有，因“城中村”最初就是农村，土地确权时依据宪法规定就已经界定为集体所有，即是说 “城中村” 在其成为城市中的村庄时，其土地根本就属于集体所有权。其次，所有权的产生、消灭均须合法的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的发生，在并没有任何合法的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发生的情况下，原属于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不可能发生变更和消灭的。最后，“城中村”地处于城市，是城市中的一部分，只说明二者的地缘关系，而并不能证明所有权关系。
四、“城中村”改造中土地权利解决的途径
既然“城中村”在地域上已经属于城市的一部分，“城中村”内的人理应与城市居民应享有同样的待遇，最直接的体现是财产的所有权，“城中村”的房屋也应该向城市中的其他房屋一样，可以进行自由的转让，根据我国房地产法关于“房随地走”的原则规定，说到底是其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的性质必须是国有土地使用权。要使集体土地使用权变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其前提必须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变为国有土地所有权；根据我国《宪法》第10条和《土地管理法》第2条的规定，只能是采取“征用”途径，通过征用，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转变为国有土地所有权，才可从根本上解决“城中村”形成的原因，因为它符合征用的条件。根据我国《宪法》第10条和《土地管理法》第2条的规定，征用的条件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且国家给予必要的补偿；而“城中村”改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是为了“城中村”内居住的居民、外来人员的利益，为了整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同样也是为了国家、社会的利益的而改造，“城中村”改造的目的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而且在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同时国家也给予相应的补偿，只不过与通常征用集体土地的货币补偿方式不同而已，“城中村”改造中的补偿方式包括农民身份转变为居民，以及因身份改变而获得的各种物质利益，如可以享受到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等，同时还有长期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因此，“城中村”改造中，要解决“城中村”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必须解决土地二元所有制问题，而要解决土地的二元所有制问题也只能通过征用途径。在征用集体土地的过程中，应处理好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权的关系，其实质是土地法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关系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公民和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对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
的土地所享有的承包经营的权利。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土地的基本经营制度，它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生以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存在为前提。在征用集体土地的过程中，应先由农村集体解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并给与相应补偿，土地使用权由集体收回后，国家才开始征用。
参考资料：
[1]罗赤，《透视城中村》，《中国经济快讯周刊》，第37期。
[2]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3]卢彦铮，《深圳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转全面国有化之惑》，年09月27日。
西北政法学院・殷武
篇13：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泡沫问题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泡沫问题分析
尽管当前我国经济持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较大风险.文章结合“泡i”产生的原因和经济动态无效的特征,对我国目前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消除这些 “泡i”提出了加大引进外资力度,转变政府职能以及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和改变消费观念的.政策建议.
作 者：周永健 彭宽胜 ZHOU Yong-jian PENG Kuan-sheng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商学院,河南,郑州,450052 刊 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NGZHOU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INDUSTRY MANAGEMENT(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4(1) 分类号：F12 关键词：经济“泡i” 动态效率 经济增长篇14：浅析我国在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浅析我国在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排污权交易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保护环境和控制污染的重要手段,它始于美国成熟于美国,而我国在此方面还处于试点阶段.面对当前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排污权交易的性质、概念和作用,并在借鉴总结国外关于排污权交易的成熟经验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构建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的着重点.
作 者：于鸿军 作者单位：山东烟台城市排水管理处,山东,烟台,264001 刊 名：大科技・科技天地 英文刊名：SUPER SCIENCE 年，卷(期)： “”(2) 分类号：X3 关键词：排污权 排污许可证制度 排污权交易制度 总量控制篇15：浅析我国在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浅析我国在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排污权交易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保护环境和控制污染的.重要手段,它始于美国成熟于美国,而我国在此方面还处于试点阶段.面对当前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排污权交易的性质、概念和作用,并在借鉴总结国外关于排污权交易的成熟经验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构建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的着重点.作 者：于鸿军 作者单位：山东烟台城市排水管理处,山东,烟台,264001 期 刊：大科技・科技天地 Journal：SUPER SCIENCE 年，卷(期)：2010, “”(2) 分类号：X3 关键词：排污权 排污许可证制度 排污权交易制度 总量控制篇16：近年来我国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贸易中的问题分析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贸易中的问题分析及对策
通过对、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贸易额的.比对分析,对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贸易中有关贸易额、贸易价格、中医药、海关记录数据等主要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对加强野生动植物的进出口管理提出几点建议:规范海关记录、监管标准;加强大宗贸易的审查和管理;推广限额、限价管理;进行全国野生动植物贸易调查;争取某些产品的特惠税制度等.
作 者：安睿 张伟 An Rui Zhang Wei 作者单位：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哈尔滨,150040 刊 名：野生动物 英文刊名：CHINESE WILDLIFE 年，卷(期)： 27(3) 分类号：F7 关键词：野生动植物 进出口 贸易额篇17：我国公路经营权转让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
摘要：传统的单纯依靠财政资金、交通规费和信贷资金的筹资模式
已无法支撑新世纪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不断拓展筹资渠道
，积极吸引社会资金的参与。在目前的条件下，公路经营权转让是吸引
社会资金参与交通建设最为方便可行的途径，也是基础设施领域中相对
成熟的方式。对我国近年来在公路经营权转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
简要分析，并就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公路经营权转让工作提出了若干
对策建议。
篇18：我国公路经营权转让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
1 公路经营权转让问题的提出
“八五”期间，随着国家“收费还贷”政策的出台，随着一批高等级收
费公路的出现，收费公路在一定期限内的经营权也随之形成。在这一时
期，公路的建设规模迅速扩大，资金缺口与筹资压力与日俱增。经营性
公路通过收费，虽然可能逐步收回投资，且部分项目还有望取得合理回
报，但收回投资需要较长的时间，在一定的期限内建设资金仍然沉淀在
项目之中，无法快速循环再用于新的建设。这样，一方面用于公路建设
（包括用于经营性公路）的资金不断地大量沉淀，另一方面筹资的压力
又在日益加大。如何盘活不断沉淀下来的资金，缓解筹资压力，加快交
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交通系统根据经营性
公路有收费机制，有可能收回投资并取得合理回报，对社会资金有一定
吸引力的实际，借鉴国外公路经营权转让的成功经验，提出了经营权转
让的思路，并逐步开始了经营权转让的探索与尝试。通过近十年的实践
，在全国已成功地进行了一批公路项目的经营权转让，有效地盘活了一
批公路资产，加快了公路建设的资金循环。由此，公路的经营权转让逐
步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相关的政策规定也开始陆续出台。
2 公路经营权转让的可行性
2．1 有收费补偿机制
收费公路有收费机制，如果收费标准、收费期限制定得恰当，交通量有
一定的保障，则大多数收费公路都能收回投资，并取得合理回报。
这是收费公路能够进行经营权转让的经济基础。
2．2 有法可依
《公路法》第六章“收费公路”中对公路经营权转让已有原则的规定；
交通部也出台了相应的法规，专门对公路经营权及其转让行为作了明确
界定，并制定了具体管理办法，这为公路经营权转让提供了法律依据。
2．3 收益能稳定增长的项目对稳健型投资者有较大的吸引力
收费公路建成后，经过几年的运营，交通量及其增长趋势就会较为稳定
，在收费标准和收费期限确定后，项目的投资回报就能被较为准确地测
定，在这种情况下转让经营权就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因此，收
费公路中一些收益能稳定增长的项目就对国内外稳健型的投资者有较大
的吸引力。尤其在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美国纳斯达克暴跌、新经济中
一些神话的破灭后，人们对公路项目的价值又予以了重新认识。随着中
国经济今后进一步持续稳定的增长及中国即将加入WTO，都会为公路项
目效益的稳定增长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也将为经营权的转让创造良好
的外部环境。
2．4 有成功案例可供借鉴参考
国外早就有公路经营权转让的成功案例，国内各省市近年也进行了不少
成功的尝试。既有较大规模的国道高速公路，也有许多省道项目；既有
经营权的整体出让，也有部分经营权的转让，这些案例都为今后的操作提供了可供
借鉴的经验。
3 公路经营权转让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公路经营权的转让工作起步于“八五”中期，迄今已有不少成功的
案例。交通部规划研究院曾对利用公路经营权转让方式引进外资的情况
作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较早地完成公路经营权向外商转让的项目
已超过10个，其中较典型的如山东济南青岛高速公路、陕西西安临潼高
速公路、四川成渝高速公路等。浙江省在“八五”、“九五”期间也对
公路经营权的转让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至“九五”期末，已有8条
省道或特大桥进行了经营权的转让，在筹措到建设资金，盘活公路存量
资产的同时，也拓宽了筹资渠道，加快了资金周转，促进了交通建设事
业的发展。但就总体而言，我国公路经营权的转让工作仍处于探索和起
步阶段，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这主要有如下表现。
3．1 政府有关部门认识不一 对推进经营权转让较为谨慎
国家“收费还贷”政策的出台，有效地调动了多方筹资建路的积极性，
大大加快了我国公路建设的步伐。但各地在执行国家收费还贷的政策时
，也出现了一些偏差，致使部分地区收费公路项目过多过滥，甚至出现
了“关卡林立”和“行路难”的情况，严重损害了这些地区的社会形象
与投资环境。对此，国家多次明令清理整顿。各地政府积极贯彻国家的
有关精神，合并了一些过密的站点，撤消了一些已还清贷款的项目。鉴
于此，政府有关部门也希望今后的收费公路一旦还清了贷款都能迅速撤
消。但是收费公路的经营权如果转让，在经营期内就不能撤消。在这种
情况下，推进经营权的转让，是否会造成收费站点过多，不易控制？政
府有关部门对此心存疑虑，对推进公路项目的经营权转让就十分谨慎，
在无形中已影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
3．2 多头审批 程序不规范 标准不统一
符合条件的公路项目，其转让审批程序通常包括多个环节。一般为先由
市以上交通主管部门牵头，根据转让意向报省级政府及国资局评估立项
，立项批准后，进行资产评估，资产评估的结果再报国资局认可批准，
然后作为转让谈判的底线或作价依据。当转让
方案经协商谈判商定后，再报省级政府审批。由于公路项目投资规模普
遍较大，多属于限上项目，且可能涉及外资。因此，审批时，除交通部
门外还涉及计委、外经贸、经贸委、工商等多家部门，环节较多、时间
较长，这些都在一定程序上影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如果是国道项目或
含有中央投资的项目还需报交通部审批，时间更长。加之在立项审批的
过程中，在审批的多个环节中，尚存在着程序不规范、标准不一致的'现
象。如《公路法》规定国道收费权转让应报交通部审批，国道以外的收
费权转让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审批，而交通部9号令中规
定凡含有中央车购附加费或中央财政性资金的公路也需报交通部审批。
这些不一致的现象也同样影响着经营权转让工作的开展。
3．3 相关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
在经营权转让的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出于尽快收回投资，筹集资金的
需要，曾作出了一些承诺或出台了若干优惠政策。但由于宏观政策变化
等因素，这些承诺或政策随后难以兑现或完全兑现。如浙江省部分地市
在“九五”中期进行公路经营权转让时，由于正值利率高峰，加之急需
资金，故地方政府曾向受让方承诺了较高的固定回报。但随着国家“不
容许固定回报政策”的出台，原先的承诺到兑现时就遇到了困难。尤其
是其中若干
项目本身效益较为一般，运营过程中也难以支付过高的固定
回报。不得已上述项目的地方政府提出了将固定回报变更为按股分红的
建议。但前后两者差距过大，受让方无法接受，进而要求退出，客观上
已影响了项目的正常运营。
3．4 部分地区公路项目的投资环境有待改善
在部分地区，政府对待公路项目的经营权转让存在着短期行为。在融资
形势较紧，急需引资时，尚较注意投资环境的改善与维护，一旦融资环
境相对宽松，对资金的需求不十分紧迫时，就不太重视投资环境的改善
与维护，原先承诺的优惠政策开始打折，一些损害业主利益的事件也会
不时发生。如市县政府系统的车辆办免费证，公交车不收费，附近村民
办月票，对当地车辆逃费不敢采取有力措施等。这些现象都不同程度地
损害了当地公路建设的投资环境。
3．5 交通发展规划缺乏前瞻性 竞争性项目的推出过于随意且缺少与
经营权受让方的沟通经营性公路的投资回报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经营期内竞争性项目的影响。
政府在制定交通发展规划时，应科学地预测未来较长时期内社会经济发
展的需要，合理地安排竞争性项目；政府在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时，应将
规划中今后的竞争性项目及其影响考虑在内，并做好与社会投资者的沟
通工作。在我国的公路经营权转让中，由于部分地区的交通发展规划滞
后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以致于规划经常调整，竞争性项目不时
“意外”出现，加之在这一过程中缺乏与社会投资者的沟通，使得社会
资金进入后有受骗的感觉，既影响了政府的信誉，也为经营权转让后项
目良好的合作运营留下了隐患。
3．6 交通系统的体制改革滞后 经营权转让后项目业主与原收费 养
护单位的关系有待理顺
在公路原有的事业体制下，收费与养护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机构臃肿
、效率低下、人员富余、费用过高”等通病，这与社会资金“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的要求相冲突。在我国目前已完成的公路经营权转让项目
中，收费与养护基本上仍沿袭着过去的事业体制，大多数项目业主无权
参与收费站的管理，无权选择养护单位。这既有交通系统体制改革滞后
，收费、养护体内循环，自我封闭，迟迟未走向市场的影响，又与经营
权转让时没有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没有理顺委托代理关系等有关，
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3．7 经营权转让后 项目业主与行业管理的矛盾需要妥善解决
近年来公路行业管理的要求逐步提高，具体体现在对道路维修、交通标
识、周边绿化及环境整治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标准，相应的费用支出
也有较大幅度地增加。而以社会资金为主的项目业主则希望尽量降低开
支，提高经济效益。由于在上述项目的经营权转让时尚未预见到新近较
高的行业管理标准，在确定转让价时未剔除有关费用。因此，该项新增
的费用由谁承担就成了矛盾的焦点，如不妥善处理，也将影响项目的正
常运营。
3．8 部分项目成本过高 投资效益不佳
建设成本是影响投资回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公路的投资建设体制
中，由于尚未真正实施项目法人制和资本金制，筹资、建设与营运相互
脱节，投资
主体不参与项目决策，无法在项目前期对成本进行有效控制；建设单位
不负责资金的筹措且缺乏成本控制的利益机制。因此，在项目前期，高
估造价，高报概算，在建设过程中虚报造价、随意搭车、乱摊成本等现
象不时可见，人为地加大了部分项目的建设成本，影响了项目的投资回
报，最终也降低了这些项目对社会资金的吸引力。
3．9 部分项目风险无法锁定 使社会资金望而却步
社会资金受让公路项目的经营权，并未指望获取暴利，而是着眼于稳定
的收益。因此，社会资金在某种程序上要求锁定公路项目的投资风险也
在情理之中。这突出地体现在社会资金在无法判断风险时转而要求获取
固定回报。故当国家明令禁止固定回报的做法后，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锁
定风险，就成为吸引社会资金的一个重要因素。公路项目的投资风险最
主要在于未来交通量预测的准确性上。由于交通量的预测是一项专门的
技术，涉及的因素多，工作难度大，因此，社会资金很难靠自身的力量
或者委托中间力量去对公路项目未来的交通量作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他
们一般只能依靠项目可行性报告中的预测交通量去对项目投资回报与风
险作出判断。但是，我国的项目可行性报告有许多是“可批性报告”，
是为了通过项目审批而编制的，其中的交通量预测也带有相当的指向性
。依据这样的交通量预测而进行的项目资产评估，确定的项目投资回报
、项目经营期、项目转让价等也都不可避免会和今后的实际产生较大的
误差，给项目投资留下较大的风险。这一预测误差产生的风险若不能控
制在一定的范围，必然会使社会资金瞻前顾后，影响社会资金的投资热
情。
3．10 部分项目的收费年限 评估资产等基本要素尚未确定 使这些
项目缺乏经营权转让的基本条件
出让公路的经营权，出让方首先需要确定一个出让价与出让期限的底限
，这需要以公路原有的经营期和评估资产为基础。但目前我国许多收费
公路尚未明确具体的收费年限，也未进行过资产评估。而且，收费公路
的资产评估需要以确定收费年限（主要指采用收益现值法时）为其前提
条件之一，确定收费年限又需要以资产评估的结果为依据。收费期限的
确定与资产评估两者互为前提，在两者都未确定的情况下，具体如何操
作有一定的难度，也有相当的工作量。况
且，按交通部9号令中规定转让公路项目的收费权，应坚持以投
资预测回收期加上合理年限盈利期（合理年限盈利期一般不得超过投资
预测回收期的50％）为基准的原则。这里的问题是，许多项目的投资预
测回收期本身就不准（有些甚至有很大的误差），以不准（甚至较大误
差）的预测回收期为基准，这样确定的经营期是否科学合理？加之这里
的投资回收期规范情况下）本应是指在资本金到位的前提下，用收费收
入扣除运营成本、税金后，先付息，后还贷（本金），再收回资本金后
的动态投资回收期。但在具体的建设中，许多项目是全额负债，可行性
报告中采用的投资回收期在计算方法上又有很大差异。因此，在这些情
况下，以原可行性报告中的投资预测回收期为基准去确定转让的经营期
底限，必将为项目的顺利转让及转让后顺利运营留下隐患。所以，要进
行公路项目的经营权转让，必须要花大力气解决好项目经营期限的合理
确定及资产的科学评估等问题。
4 推动我国公路经营权转让工作的对策建议
4．1 积极澄清政府部门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观念 在科学规范的基础上
提高推进公路经营权转让的思想认识
收费机制是公路（尤其是高等级公路）商品属性的重要体现，是市场经
济中吸引社会资金，加快公路建设步伐的经济基础。收费项目过多过滥
和公路的收费机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合理规
范的经营权转让并不
影响违规收费项目的清理整顿。相反，收费项目立项与审批的规范运作
反而有助于推进公路经营权的转让。传统的单纯依靠财政资金、交通规
费和信贷资金的筹资模式已无法支撑新世纪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必须不断拓展筹资渠道，积极吸引社会资金的参与。而经营权转让是
目前条件下吸引社会资金参与交通建设最为方便可行的途径。政府有关
部门应该对合理规范的公路经营权转让予以积极的引导与支持，为推进
公路的经营权转让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4．2 减少审批环节 规范审批程序 统一审批标准
针对公路经营权审批中存在的多头审批，环节过多，时间过长，程序不
够规范，标准不一致等问题，各省市应从本地的实际出发，由省市政府
牵头，由交通厅会同物价局等有关部门着手制定公路经营权转让的具体
管理办法。希望通过这一管理办法的出台与实
施，尽快解决公路经营权转让审批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为推进公路经营
权的转让提供便捷的工作条件。
4．3 优惠政策的出台要考虑可行性和延续性 投资环境的改善需要政府的长期支持
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基础设施领域，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与大力支持。但
是政府在制定优惠政策时，要考虑政策在较长时期内实施的可行性和延
续性，避免地方性政策与国家宏观政策及法规的冲突，避免入世后与“
国民待遇”等有关国际惯例的冲突，要综合权衡政策实施后可能的收益
与代价，慎重对待长期实施某一政策的财力基础和社会影响，尽量减少
因政府换届而产生的政策变化。同时，各地政府还应对基础设施投资环
境的改善予以高度重视和长期支持，注意倾听社会投资者的呼声，维护
其合理的权益，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杜绝损害社会投资者的政策和
行为。
4．4 前瞻性地做好中长期的交通发展规划 合理有预见性地安
排竞争性项目
针对部分地区交通发展缺少前瞻性，中远期路网规划滞后于社会经济发
展要求的状况，各地政府及交通部门应根据国家和省市在二十一世纪中
前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及远景设想，科学地制定本地区交通发
展的中长期规划，特别是中远期的路网规划。在规划中要有预见性的安
排竞争性项目，通过项目合理的空间布局和时间排序，避免竞争性项目
过多过早地出现，避免项目的过度竞争和重复投资，减少社会资源的浪
费，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4．5 积极推动交通系统运营管理体制的改革 尽快理顺项目业主与收
费 养护单位的关系
交通系统运营管理事业体制的企业化改革是大势所趋，交通部门应积极
推进本系统运营管理的体制改革。通过改革，精简机构，提高效率，降
低费用；通过改革，打破收费管理、道路养护等业务传统的体内循环，
推动这些业务对外开放，走向市场，逐步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同时，
在这一过程中，尽快理顺经营权转让后项目业主与收费管理及养护单位
的关系。公路经营权（收费权）作为一种特许经营权，和一般的经营权
一样，与管理权紧密相连。经营权转让后，管理权也随之转移，项目业
主拥有对项目收费的管理权，也拥有项目养护单位的选择权。考虑到目
前公路收费管理与养护工作的现状，在已进行了经营权转让的项目中，
项目业主至少应与原交通系统的收费、养护单位形成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通过合同
与计划进行管理。
4．6 尽快制定统一的行业管理标准 妥善解决前期转让项目与行业管
理标准之间的矛盾
近期各地广泛开展的“文明样板路”创建活动，使道路行业管理的要求
逐步提高，相关费用也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但由于文明路创建活动带有
一定的区域性，缺乏统一的标准，加之费用由业主承担，因此在实施的
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要长期不懈地开展这项工作，有必要根据
行业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尽快制定统一且相对稳定的标准，使其费
用开支能进入今后项目的运营成本。同时，对于前期已进行了经营权转
让的项目，由于这项费用开支当时未包含在转让价之内，故可考虑根据
项目运营的实际收益情况，由政府予以适当的补贴。尤其是对那些转让
后实际效益远低于转让时预测效益的项目，则应由政府全额承担，以确
保经营权转让后项目的正常运营。
4．7 积极推进交通投资体制的深化改革 努力控制公路项目的建设成本
传统体制中的一些弊端造成了公路项目过高的建设成本，已成为制约公
路经营权转让的重要因素。深化交通的投资体制改革，应从新项目开始
，遵循“谁投资，谁决策”的原则，落实投资者的主体地位，使投者在
项目决策期就能对工程投资进行应有的控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实
实在在地推行项目法人制和项目资本金制，尽快落实投资主体对项目建
设的投资管理权，形成由投资主体对项目筹资，建设与运营管理全程统
一负责的投资建设体制，尽快形成切实有效的成本控制机制。同时，采
取措施调动地方政府用土地入股参与高等级公路建设的积极性，多方控
制项目的前期成本，提高项目的投资回报，为项目建成后的经营权转让
及其市场化运作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
4．8 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采用适当的相关政策 力求部分地锁定投
资风险
公路项目投资大，回收期长，不确因素多。因此，能否在一定程度上锁
定投资风险，是影响经营权转让的重要因素，显然，以固定回报或变相
固定回报的方式已不可取。但鉴于社会资金难以凭借自身或中介力量对
公路项目未来的交能量作出较准确的预测，而交通部门在可行性报告中
的交通量预测又可能有相
当程度的失真，加之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也使得交能量
的准确预测确有较大的难度。因此，公路项目的投资风险在某些情况下
的确较难把握，需要政府采取一些变通的政策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锁
定投资风险。如可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经营，适度地采取以下政策。
（1）政府可以给经营权受让方一个最低的交通量标准（如可行性报告
中预测交通量的90％）及其项目下的收费收入。例如马来西亚政府在南
北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中，政府承诺如果十七年内实际交通量低于预测标
准，政府允许给予一些补贴；
（2）收费标准的确定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但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
，政府可给予受让方一定的收费标准调整权，原则上与国家颁布的通货
膨胀率相适应；
（3）在转让公路经营权时，可将高速公路沿线服务设施经营权及其它
可以和受让方合作的项目优先照顾受让方；
（4）今后当新的高等级公路项目立项时，应改变长期以来一直由政府
有关部门（交通厅局）完全按政府意志负责项目可行性（可批性报告）
的做法，而应由负责项目筹资、建设、运营及收回投资的投资主体，负
责项目的可行性报告编制工作，应客观、严谨、规范地进行交通量预测
及投资回收期测算等工作，既为项目决策又为项目建成后的经营权转让
提供科
学的依据。
4．9 加强现有项目的资产评估 收费年限的确定等基础性工作 努力
创造推进项目经营权转让良好的基础条件
针对现有收费公路中部分项目尚未进行过资产评估，尚未确定收费年限
等情况，建议交通部门组织专门的力量，结合项目通车后实际的交通量
，增长趋势及今后相关的路网规划等，对这些项目的交通量预测，投资
回收期作出必要的修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的资产评估及确定合
理的收费年限，为推进公路经营权转让及其市场化运作做好相应的前期
准备。
总之，解决好公路经营权转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将有助于推动这项工
作的全面开展，有助于吸引社会资金的进入参与，将大大加快我国新世
纪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
篇19：我国高校教学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各行各业所需的人才也多种多样，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也在不断的推进，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管理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教学资源的稀缺性越发突出，高校需要在实现规模扩张和自身职能拓展的同时，遵循教育的内在规律，确保人才培养的质量不断提升。从质量评价体系出发，以教师教学质量为核心，构造了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的闭环管理体系，实现教学质量的全面管理。从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创新、教学质量管理制度创新和教学质量评估创新等方面进行系统地分析，探索教学质量管理新路径，提高教学质量管理水平。就高等教育而言，要求是着力提高高校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因此，深入分析和研究高校教学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措施，对于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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