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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税制与经济自由相关性的论文

2022-11-17 08:26:28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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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税制与经济自由相关性的论文

篇1：论税制与经济自由相关性的论文

关于论税制与经济自由相关性的论文

“税制”与“经济自由”之相关性及其相互影响是注定的，但其理论与现实层面的关系形态，或许更为复杂和多样。因此，如果未经对“税制”与“经济自由”的内涵进行清晰界定便开始自言自语式地论证与阐述，其结果很可能事倍功半，既无助于对“税制”与“经济自由”关系认识的深化，也无助于理论辨析现实价值的彰显。逻辑的理路应是：从梳理“税制”与“经济自由”的内涵与本质开始，对“税制”与“经济自由”相关性进行辨析，进而探求其当下的价值与启示。

一、何谓“税制”

“税制”即“税收制度”的简称。通常认为：“税收制度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税收总和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规范。” [1]5但这一界定的缺陷十分明显。

一是片面强调了税制的法定权利与义务，忽视了税制的德定权利与义务，因之内涵过于狭窄;或者说，仅仅强调了税法的权威，忽视了税收道德的作用，夸大了税收的“强制性”。

二是片面强调了国家作为征税者的权利，淡化了其义务;同时，明显忽视了纳税者的权利，夸大了纳税者的义务，“无偿性”因之成其必然逻辑。

三是悬置了税权合法性等根本问题，毋庸讳言，税权如不合法，税制便如同“城下之盟”。事实上，税制是指国家凭借税权，对借用社会公共资源创获财富者——纳税人——涉税行为进行管理的权力规范与非权力规范的总和。权力规范即税法，非权力规范即税收道德。前者是指征纳税行为的“应该且必须如何”，后者是指征纳税行为的“应该如何”，二者结合，便可涵盖和规范一切征纳税行为的利害关系。

具体说，税制是指征纳税双方涉税行为应该且必须如何行动之权力规范与非权力规范的总和。税制的基本结构，由税制价值与税制规范构成。其完整结构则是由税制价值、税制价值判断与税制规范三者构成;深层结构是由税制目的与征纳行为事实如何，以及税制价值、税制价值判断与税制规范五者构成。这是因为，税制价值是征纳行为事实如何对于税制目的之符合或者违背。凡是符合税制目的的征纳行为之事实，就是税制价值要求之应该如何规范的内在根据，也是税制价值要求之必须且应该如何规范的内在根据。

反之，则是税制价值要求之不应该如何规范的内在根据，也就是税制价值要求之“不必须且不应该”如何规范的内在根据。可见，税制价值由“征纳税行为事实”与“税制创建的终极目的”两个部分构成，“征纳税行为事实”是税制价值构成的源泉和实体，“税制创建的终极目的”则是税制价值构成的条件和标准。“税制结构”告诉我们，税制尽管可以任意制定，但优良税制是不可以随意制定的，优良税制只能通过社会创建税制的终极目的，从征纳税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规律中推导和制定出来。

税制的优良性既取决于一个社会对征纳税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规律认识之真假，也取决于一个社会对创建税制终极目的之认识的真假。唯有二者“同真”，并发生实质性逻辑关系时，优良税制的创建才有可能。也因此，税制便有了最优、次优、次差与极差之别。而且，税制的正确性或优良性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取决于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税制目的，又取决于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征纳税行为事实如何之本性。

二、何谓“经济自由”

关于“经济”内涵的争议并不大，是指创获财富的活动，具体是指每个社会成员从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但“自由”的内涵，至今歧义纷呈，据阿克顿统计，有 200 多种。本文采信王海明先生的界定：“自由则是没有外在强制而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的活动”[2]987合而言之，“经济自由”是指创获财富的活动，是指每个社会成员从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

具体是指每个社会成员没有外在强制从而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的经济活动。问题在于，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环境下，每个社会成员尽管没有外在强制，能够按照自己意志进行创获财富的活动，这种活动也属于“经济自由”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自给自足的经济，不管它是多么自由，都只是“人类社会效率最低、最低级、最落后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无可奈何地屈从自然状态的经济自由。因此，“经济自由”只能存在于自然经济的对立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中。由于计划经济是指由政府依靠权力强制，有计划地、人为地配置资源的经济，即统制经济、命令经济;市场经济是指由市场自然地、自发地配置资源的经济。因此，一方面“经济自由”只能存在于市场经济之中。

另一方面，只有在市场经济之中，每个社会成员创获财富的活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活动，才可能按照财富创获主体的意志进行。事实也证明，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行为主体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活动。而这一伟大的发现者非亚当 · 斯密莫属，在他看来，市场之所以能够自行协调千百万人的经济活动，就是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3]421 问题在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虽然不能扮演指挥者的角色，干扰市场主体创获财富的具体活动，但却必须发挥市场经济规则制定者与保障者的作用。或者说，必须担负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规范，比如，确立和保障“市场不能有效处理的外部不经济”、“市场无法自动消除的垄断”、“市场不能完全实现的公正的收入分配”等规范的实现责任。用弗里德曼的话说：“政府应该是仲裁者而不应该是当事人”。[4]10而且，“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相反地，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5]16

道理还在于，“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工作和公共机构的义务——这些绝不是为了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因为这些工作和机构由大社会经营时，常能补偿所费而又多有余利，但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6]688需要强调的是，一旦政府承担这些活动，它就与每个商品生产者一样，是一种平等的市场经济活动生产者，并不是市场经济活动的指挥者。可见，只有在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个创获财富者的经济活动才可能是自由的。而且，经济自由也是符合人权、人道原则，具有效率的。“经济自由”是一种人权。因为它是每一个社会成员获得物质财富的前提、条件或机会，并不是指物质财富的获得。或者说，一个拥有经济自由的人，完全有可能是一个极其穷困的人。因为就其自身来说，“经济自由”并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需要，更不会满足社会成员的高级的物质需要。

对此，海耶克精辟地指出，自由仅仅是为满足这些需要提供了可能、条件和机会：“自由所能向个人提供的只是种种机会。” 这并不意味着，只要社会能够存在，社会的强制便应该等于零而完全自由。进一步说，市场经济虽然没有政府指挥，也能够存在发展;但是，没有政府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规则，则不可能存在发展。[2]1032更重要的是，“经济自由”有助于市场效率的提高，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因为自由是每个人实现创造性潜能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条件。同时也因为，相对现实中成千上万市场活动的参与者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政府和专家的智慧或知识根本无法解决，只能交给市场。而且，市场机制自身是可以正确解决的。另一方面，“经济自由”与市场经济有关，只有在市场经济下才可能有经济自由。但经济自由的大小，则与市场经济的完备程度直接相关。当然，政府制定的市场经济规则越优良，同时捍卫这些规则对市场经济的保障越到位，每个社会成员创获财富的经济自由就越大，越能促进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市场效率越大。

篇2：知识经济与税制优化论文

知识经济与税制优化论文

内容提要：“知识经济”一词，现在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报刊书籍等媒体上。知识经济是什么，它的内涵有哪些，为什么它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它的出现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以及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等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等，都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邓力平教授和他的学生詹凌蔚撰写了这篇文章，从对知识经济的基本认识、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新特点、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指导思想、知识经济下税制结构优化及知识经济发展与我国税制优化等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希望能对广大读者有所帮助和启发。

即将到来的21世纪，知识经济的浪潮将席卷全球，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必然对包括各国税收制度在内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探索知识经济与税制优化的内在联系，是目前税收理论界的一个重要任务。本文拟以知识与技术的应用将有效推动经济增长为背景，研究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一国优化税制可能显现的新特征；讨论在我国具体国情下，应如何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加快我国税制的进一步改革与优化进程。

一、对知识经济的几点基本认识

自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了知识经济（knowledgeeconomy）的概念以来，人们已从不同角度对知识经济的涵义、特征及未来趋势尽可能地做出解释与预测。笔者认为，对知识经济的认识至少应从以下三方面出发。

其一，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它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存在显著区别。为论述方便，我们不妨把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一并称为“发展经济”。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上看，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这两种经济形态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应。

其二，知识经济具备以下两个最基本的特征：（1）技术要素作为一种内生变量的投入，使得要素收益递增，有力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之一；（2）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改变着人们的交往范围，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三，在当前，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我们更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一新趋势：一方面，必须认识到知识经济正在有力地推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从长远看，这一趋势将愈加强烈。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还未在全球正式形成。即使在美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中也仅有1/4～1/3来自信息产业的发展，因此，那种认为知识经济已独立于工业经济等发展经济而成为当前一种主要经济形态的观点是不客观和不符合实际的。

因此，当前我们既要保持现有的发展经济形态下的税制优化结构的稳定性、连续性，又要重视加强新的知识经济形态下关于税源、税基、税种、税收征管能力及税收国际协调等方面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税制建设与改革既顺应我国具体国情，又迎头赶上动态发展的国际税制优化的、趋势。

二、优化税制理论与税制不断变化

80年代末以来，以斯蒂格里茨、米尔利斯为代表的优化税制理论逐步取代了现代新古典诸派税收理论的主流地位，对各国税制改革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优化税制理论究的是税收制度的不断优化、完善过程，强调的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在政府适度干预下获取税制优化状态的重要性与现实性，考虑的是在税制优化过程中税收效率目标。公平目标与收人目标的并重，并注意分析税制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刺激作用问题。

具体说来，在已有的优化税制理论研究文献中，对税制不断优化过程的分析主要有两种思路：其一，从“市场约束”是否存在，即市场是否完全、竞争是否充分、信息是否对称等角度，将税制优化描述为“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不断迫近的一个过程。其中“理想优化”既是税制优化的目标，也是参照系。它是市场无约束状态下的税制优化，其主要特征包括税收完全中性、无超额税负损失、税收公平等，这些都是优化税制的目标集合。“现实优化”则指在现实市场约束下的税制优化。而由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迫近的过程，也就是市场约束逐步被突破的过程。现实优化的程度取决于市场约束集合的参数组成情况（如信息是否对称、竞争是否充分等）。其二，从优化税制的经济理论基础――“新政府──市场观”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诠释。该理论致力于重新认识政府的经济职能，希望在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寻求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平衡与结合点。例如，斯蒂格里茨强调一方面应像认识市场机制重要性一样认识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应像研究“市场失灵”一样研究“政府失灵”。以这些思想为核心的经济学观点在西方税收理论中的代表性体现就是优化税制理论。因此，优化税制理论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是致力于寻找包括税收工具在内的财税政策与市场调节机制之间的稳定平衡。

三、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新特点

将知识经济特征与优化税制理论思路结合起来，本文的立足点是结合知识经济背景下经济发展过程中税收实践的变化，探寻与知识经济发展特征相符合的税制优化一般模式，并将此模式具体运用于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并重的现实经济发展阶段、对我国税制优化进程提出具体建议与对策。具体分析框架可以概括为：“两块基础、一个问题、一种模式、一组建议与对策”。其中“一个问题”即指本文所期望解决的核心问题──寻找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共存条件下我国税制优化的`思路；“一种模式”则指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一般模式；“一组建议与对策”则对应于这一模式中各参变量对我国税收实践提出对策与建议。而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必须建立在“两块基础”之上，即一是对知识经济的辩证理解及其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论证，二是对优化税制理论与税制优化进程之间关系的揭不。

必须指出，知识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广大经济研究工作者而言无疑是一件新生事物，对其的研究与讨论都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因此，研究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探索，这一探索本身就是不断完善、优化的过程，它既体现为对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一般过程理解的逐步加深，又表现为对知识经济下我国税制优化的不断实践。在深入探讨之前，应该承认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本身还取决于知识经济的发展与完善。本文将试图通过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回答两大部分，在给出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具体研究方向的同时，力求尽可能准确地把握税制优化的发展趋势。

四、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指导思想

一般而言，税制优化研究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提出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与指导思想，为税制改革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与发展方向；二是具体考察税制结构的优化内容，即税制要素的构成、组合及安排如何更好地实现税收原则。

首先，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在内容上必然具有历史延续性与继承性，在理论基础上也存在其相通性。从税收经济学角度看，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是，税制的优化是否有利于税收原则的实现；是否有利于促进与引导经济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否有利于公平税负、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是否有利于组织财政收入。税收的效率、公平、收入诸原则是税收实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理论概括，具有各种经济形态社会税收活动的共性。以其来判断知识经济下税制的优化程度，在理论上是可靠的。

其次，应将优化税制理论与知识经济发展的特征相结合作为优化税制的指导思想。以前述的优化税制理论的思路为分析框架，这一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可表述为：完全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过程仍应该是税制由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不断迫近的过程，迫近的目标与参照系也仍然是理想税制，制约这一迫近进程的仍是现实的约束集，只是在知识经济下，税收优化的目标集除了原有的纯市场条件（完全竞争、信息完全对称等）之外，还应加入完全知识经济这一重要条件（如信息流动占据相当重要地位，信息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等）。这是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理论依据的新特点之一。新特点之二在于制约税制优化进程的约束集合中所包括的参数情况，在知识经济下，还应增加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即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长期共存这一现实情况对经济发展各方面产生的影响。这样，在上述税制优化理论依据与新特点基础上，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过程既要符合知识经济下税收中性的要求，又要兼顾现实两种经济形态并存条件下的税收其他目标的制约。

五、知识经济下税制结构优化问题

首先，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优化。我们发现，在世界上人均收入处于695美元左右的国家中，其平均税负分布于18．2%～36．6%之间，且总体显现上升态势。这说明，在目前条件下，决定一国税负水平的因素主要在于该国国民收人水平及政府支出规模，这也反映了一国税负水平的可能与需要的统一。从这一思路出发，研究知识经济下世界各国税负结构不断优化的趋势时，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在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中，目前影响国民收人水平与政府支出规模的主要因素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这些因素有无新的表现形式？如果原有因素发生变化，那么有没有增加新的影响因素？新因素对国民收入与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具体表现包括：（1）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支柱产业的转换，信息产业的发展对gdp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2）在这一过程中，信息产业的发展对政府职能是否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知识经济下政府参与市场调节的度是否与发展经济存在区别？如果存在，这种区别是否体现为参与的范围更广泛，力度更深刻？（3）在这一过程中，支柱产业转换，生产方式改变对gdp增长的贡献与其对政府支出规模改变的要求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弹性关系？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优化问题的理解。结合现有的发展特征及趋势，笔者认为，知识经济下随着主导产业转换与生产方式改变，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将获得很大的提高，但同时，由于经济的知识化与全球化，技术、专利、专有技术等重要交换产品的流动性、公共性、外溢性将不断增强，这些都要求政府支出规模必须相应提高，而且在一定时期，这种提高幅度会更先于、高于知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及贡献程度。因此，在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有一个提高的趋势。当然是否还存在某些导致税负水平下降的因素，也值得研究。

其次，知识经济下税种结构优化。税种的构成、组合及主体税种的选择是税制结构的主要内容之一。税收种类按照税收主体（纳税人）与税收实际负担者是否相同等标准划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两类。目前，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间接税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直接税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另一方面间接税由于其具有的税基大、税源稳定、易于征管等特点又在不少发达国家有受到重视的趋势。那么在知识经济下，税种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产业主体的改变与商品流动形式的转换――即信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信息流动成为重要的商品流动形式。随着主导产业与商品流动形式的变化，间接税内部结构是否会产生变化？间接税是否会成为主体税种？直接税的主体作用是否会继续上升？等等。这些都需要加以研究。从理想的角度看，在完全知识经济下，出于征管损失最小化、税负公平与提高效率的目的，传统意义上的间接税的作用将下降，而直接税的主体作用将有所增强；而在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共存的现实约束下，由间接税为主向间接与直接税并重这样一种双主体结构过渡还是符合税制结构现实优化条件的。

第三，知识经济下税收征管优化。税收征管优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税收征管损失最小化。在现实中，税收征管损失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征管手段是否先进，税种结构设置是否合理，税负水平是否适当等。在完全知识经济条件下，随着税收征管手段全面电子化，随着税种结构的更加优化，税收征管构成的优化必然要求税收征管损失趋向于零。然而，在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共存下，税收征管手段电子化相对于交易电子化的发展具有不对称性，并且相对网络交易而言，税收征管收益的增长远落后于成本的增长。因此，就现实而言，应加强对知识经济下交易形式多样变化的研究，探寻一套与交易电子化相适应的征管手段。

第四，知识经济下的税收国际协调。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必将对税收国际协调内容与形式提出更高要求。从理想化角度出发，完全知识经济条件下，伴随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税收完全一体化显然是最符合税收效率原则的，这也是税收国际协调优化的一个终极目标。然而，在现实中，当知识经济仅仅处于萌芽阶段，当主权国家与区域合作组织同时并存时，税收国际协调的优化不仅要考虑效率原则，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考虑国际税收的主权原则与公平原则。这样，在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共存的约束之下，税收国际协调现实优化主要指：在充分尊重主权与公平前提下，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逐步参与国际协调与合作，从而逐渐减少由于税收政策在各国间的不协调而造成的效率损失。

六、知识经济发展与我国税制优化

知识经济发展对我国税制改革可能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三：（1）应逐步适当地提高我国的平均税负水平，特别是实际税负水平。目前，我国的税负水平是相对偏低的，如果再考虑知识经济发展趋势下税负水平提高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则应该逐步提高目前的税负水平，使其既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又能满足财政支出进一步扩大的要求。（2）根据知识经济下税制理想优化与现实优化思想的要求，抓紧对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条件下税收领域出现的新间题的研究。目前要着重研究网络贸易、电子交易是否应征税及开征何种税、如何征税等问题，鉴于这一交易行为在我国总体规模偏小、征收技术要求高、征收成本大等现实条件约束，同时考虑到运用税收工具保护新兴产业的目的，暂时不对网上交易行为开征税收为宜，日后这一税种是否开征，如何征收都应视这些约束条件的变化而定。（3）加强涉外税收协调与合作，制定独立的税收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协调，以适应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区域税收一体化所提出的新要求。特别要重视从税收协调上减少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资本、技术、人力流动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影响，探寻利用税收政策减轻这些不确定风险的对策与措施。

主要参考书目：

（1）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第2期）。

（2）邓力平、郭庆旺《知识经济、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涉外税务》19第9期）。

（3）j.a.米尔利斯《最优税收与信息》（《财政研究》年第二期）。

（4）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课题组《优化税制结构的理论思考》（《税务研究》1998年第5、6期）。

（5）洪智敏《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6）张字燕《高科技与美国的“新经济”：冲突的见解》（《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5（期）。

篇3：景德镇瓷业与税制论文

景德镇瓷业与税制论文

1税收制度对宋元瓷业生产与产业发展的影响

1.1税收制度影响瓷业生产者的价值取向

《陶记》记述官府按窑炉烧成容积的一定比例征收窑业税。刘新园先生对此的解释是，当时瓷窑课税征收于产品烧成之前，官府并不考虑瓷器在烧成中的风险。即是说，瓷器一旦在烧成过程中，温度以及气氛控制不周，则极有可能前功尽弃。因此说这样的征税制度很不符合常理。不合常理之处在于，窑业税不是按照瓷窑实际的烧成产量，而是按照瓷窑容积应该达到的产量征税。

如果说，税收征纳于窑炉烧成之际，那么窑业主必然要承担烧成中的风险。按上述税制计算，成品率越高，窑业主的收益就越高；反之，成品率低，收益也就越低。因此，窑业主为尽可能增加收益，只能设法通过增加产量，降低相对次品率。为此，窑工采取从北方定窑传播过来的“覆烧法”将产品依次叠置，以增加单位容积的装窑量。但同时，因为此种装烧方法采取芒口叠烧，碗盘边沿无釉，而影响了产品质量及美观，售价想必也相对低廉。当然以上分析，仅就碗盘而言，其他器物需要另行考虑。此种税制对工艺的改进也存在另外解读。正是受当时税制影响，致使景德镇窑炉形制发生改变，由宋代龙窑发展到元代中晚期的马蹄形窑。此项窑炉改进结果是，窑炉长度缩短，烧成空间变小，烧成温度提高，窑温更易控制。

从而产品品质和附加值也相应提高。无论哪一种分析，都说明税收制度促使聪明的窑工设法通过改进窑炉结构或者装烧工艺，来提高产品品质或产量，其最终目的无不是增加烧成收益以抵消高税赋带来的损失。当然我们还不清楚的是，在制定这样的税制之前，税务人员与窑业主是否共同商议过，一定的瓷窑容积究竟应该达到多大的产量，或者是否理性地考虑过瓷窑烧成时的风险概率，借此折算出一个常数，以扣除因烧成风险而造成的损失。至于课税比率《，陶记》虽然没有说明，也未发现相关文献记载。也许，官府会以丈量所得的瓷窑烧成容积，计算出应该到的产量，再按照一定比例征收税额，将会更加合理。

1.2税收的针对性强，规模大

北宋初期景德镇就因瓷业的兴盛而设置监镇，管理税收。通过《陶记》以及《元典章》的记载可知，当局针对瓷业专门制定了详尽的税制和征收办法，这样可促进税收效率的提高。随着产品质量和镇瓷名气提高，市场需求量也相应提高，并不断扩大景德镇的制瓷产业规模。这些情形《陶记》的开篇有所反映。刘新园先生通过考证《宋会要辑稿》和《元典章》等文献，对有关景德镇宋元课税收入内容，说明景德镇在此期间课税地位的不断提升。他指出“按《陶记》提供的数据，南宋时代景德镇每月交纳的杂税与附加税为三一一五多缗以上，一年就至少需要交三万七千余缗。如果把这数字和《宋会要辑稿》中记过的熙宁十年（1077年）景德镇全年的商税三千三百三十余贯相比，南宋时代一年的杂税竟然比北宋全年的商税高十一倍”。而到元代，在有记录的全国设有税务机构的一百七十四个地方，景德镇竟然位列一百七十三位，全年商税达到五百锭以上。其行政地位，也与税收贡献相应得到提升，元代时达到正八级，乃至与饶州路平级。由此看，景德镇通过制瓷业的兴盛带动了市镇经济的不断发展。

1.3杂税过多造成政商关系的紧张

《陶记》记述：“上司限期稍不如约，则牙校踵门以相蠹蚀”；“狱失其校，权官散分，迩来猾商狡侩，无所惮怖”；“土居之吏，牢植不拔，殆有汉人仓库氏之风”。可见《陶记》作者写作之时，景德镇瓷业生产和商业环境比较恶劣，杂税过多，赋税过重，加上官吏催逼，商人不得已逃税避税。显然，官商之间矛盾加深，不利于瓷业生产和商业发展。此外，《陶记》记载“又闻镇之巨商今不如意者十八九，官之利羡乃有倍徙之亏”。作者又记述当地官员经营瓷器的现象极为普遍。宋代官吏俸禄不高，因此政府默许了官员经商的做法。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官吏经商，与民争利，必然会打击工商业主的积极性，以至于缺乏投资经营的意愿和热情。因此，税收制度稳定、明确与公平，对一段时期内工商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1.4税赋过重造成征收困难

《陶记》记载“予观数十年来官斯者，无不有州家挂欠之籍”。“挂欠之籍”也许来自两方面，一是税收官员不能完成期限内的税收任务，二是拖欠应收而未能足额征收的税款。《陶记》写作时期是一个赋税不断加重，税收制度缺乏合理性和稳定性的时期。从事瓷业的工商业主经营营利空间被压缩，实力较小的经营者可能面临倒闭破产的境地，原有产品质量普遍下降。如此情形，导致更多经营者因赋税沉重而拖欠税款。瓷器品质下降，市场销路不好，就会明显感受到来自其他窑场的竞争压力。以上分析表明，当税收制度处于宽缓、明确与合理的时期，陶瓷产业不仅会蓬勃发展，还能带动城镇经济规模的整体提高。而税收制度缺乏合理性，且税赋沉重时期，则会导致各种阻碍瓷业发展的弊端。

2当代景德镇陶瓷产业的现状

近二十年来，景德镇陶瓷产业可以说正经历一次历史性转折。在这一过程中，景德镇瓷业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现代工业化生产向传统手工业回归，产业形态发生复杂变化。向传统手工业的回归并不是简单地重复传统，而是具有新时代的鲜明特征。

2.1手工制瓷作坊的涌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有大型瓷厂的关停，原有国营瓷厂员工立即面临再就业的窘境与方向抉择。一部分人租赁承包原有工厂的部分厂房设施，成立个体私营企业继续生产。而一部分凭借技术、营销经验，因陋就简地开设手工制瓷作坊。经过二十年的前进摸索，如今景德镇拥有众多大小不一的私营手工制瓷作坊。或集中、或散布于城市的各个区域。制瓷业是一个工序繁多，对生产合作有着较高要求的产业。而景德镇正拥有这样的生产经营模式的传统。从原料制备、产品成型、装饰彩绘、烧成、营销等一系列的生产分工，自宋代就已逐渐形成。私营个体作坊由于财力有限，实力单薄，所以无法形成大规模、全产业链于一体的工厂。因此也难以产生强有力的社会效应，进而缺乏当代陶瓷产业的话语权。如何获得话语权，实际上也是提升自身产品知名度和附加值的关键所在。

2.2陶艺家、大师工作室的形成

景德镇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出现过许多极有名气的制瓷艺人，明代浮梁流霞盏昊十九（号壶隐道人）、清代雕瓷艺人刘炳荣，及民国的“珠山八友”为代表的陶瓷名家等。他们开创了景德镇名家创作的传统。如今，陶瓷材料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创作载体和语言，吸引了大批艺术家、陶艺家在景德镇设立工作室。产业转型后，景德镇找到一条也许适合自身发展的途径。由于各个作坊之间分工明确，相互合作，使景德镇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上手工制瓷生产条件最为便利的城市，从而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国爱好陶艺的人士，因此也有“景漂”之称。这些陶瓷艺人的到来，丰富了景德镇陶瓷艺术创作的理念，为其注入了生产活力，使之具有开放性。当然，众多独立的工作室和作坊也为城市带来整体规划管理的难度。此外，对政府的税收征缴工作也是考验。城市发展应是管理者与民众通力合作的结果，作为城市居民的个体经营者和艺术家，如何在取得声名和利益的同时，发挥他们各自的社会影响力，为城市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至关重要。

2.3从“硬”到“软”的制瓷产业

以前景德镇只是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之地。生产者与消费者远隔千里，消费者很少顾及审美体验与制瓷工艺之间的联系。然而，随着交通与服务业的便利，促使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景德镇，通过各种方式体验陶瓷文化，丰富个人生活。一批批热爱陶瓷的人来到景德镇进行陶艺制作、研修和交流。景德镇正面临这样的历史机遇，即超越以往只强调手工业生产的技术思维，将制瓷技艺、设计、审美与瓷业习俗相结合，增强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使源远流长的景德镇制瓷文化传统进一步得到发扬。实现这种设想，则城市基础和文化设施建设还要不断完善。

2.4文化创意产业方兴未艾

景德镇陶瓷产品以艺术礼品瓷为主，其中包括收藏、仿古、陈设及茶具、餐具等瓷器。生产以中小私营企业和个体制瓷业为主，销售也多为民间个体的流通。此种生产经营模式虽然灵活，但难以形成规模化和社会化效应。因此，近些年，景德镇探索建立陶瓷文化创意园，为众多中小私营企业和个体私营业主营造一个集生产、展示和营销的平台。虽然这还在发展当中，但已有很好范例，如“归然”、“乐天”大学生陶瓷文化创意集市的发展经验，都值得研究借鉴。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应该是一个集知识，生产和营销为一体，并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它不仅服务于当代生活，还能够为城市经济文化发展以及政*财政做出贡献。

3税收制度与当前陶瓷产业的发展

上文关于景德镇宋元时期瓷业课税的分析表明，税收制度与制瓷业发展密切相关。历史上任何时期税收制度对当时瓷业发展都有显著影响。明代匠役制度对民间制瓷业侵扰严重，中官监陶的暴敛，也弊端极大。嘉靖《江西省大志》记载，有些工匠在官窑服役超过二十年不得解脱，还有不少工匠“身服佣役，又纳班银”。显得这些不合理制度妨碍了民间制瓷业的自由发展。

清代官窑实行较为宽裕的雇役制，督陶官制度也较明代完善。嘉道以前，民间制瓷业的发展环境较为有利。乾隆时期，裘日修在朱琰《陶说》序言中写到“我国家则慎简朝官，给缗与市肆等，且加厚焉，民乐趋之，仰给于窑者，日数千人，窑户率以此致富”。民国时期，景德镇瓷业在困境中艰难前行，税制同样也是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向焯在《景德镇陶业纪事瓷器纳税之手续》中指出民国关税“所经之处，无不有税，按其税率，各不相同，大率百分之十以上(江西税章订为值百抽十二)”，因此关税重征对商品自由贸易很不利。此外，“镇瓷纳税，其制以碗、盏三十六只，束以稳草，名曰‘一支’。有单支、双支、四支、六支等名目。其盛以竹篮者，有圆式、扁式之分。单支纳税，约计洋一角有余，其他各支，视此略有出入。竹篮则以高低口径为衡。瓶尊以圾数为准。其纳税时，只论件数多寡，不分瓷质优劣。故其税率与货殖实际上有过与不及之患焉”。

显然，只按产品的件数或数量征税，而不考虑产品的实际价值，政府税收则会多征或少征。以上情形说明无论哪个时期，政府税收制度与瓷业发展都紧密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对私营企业的改造，相继成立了十多家大中型国有陶瓷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它们分别在国计民生方面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而随着90年代中期的企业改制与转型，当代景德镇瓷业逐渐呈现出比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开放、多元的生产格局。改制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税收制度不再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特点。因此，与企业改制并行的是国家税收制度的改革调整。国家针对新形势下的经济特点，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和增值税等重要税种都做了新的调整。但是各个地区、各种行业之间的特点千差万别，而且各个地区之间的税收状况和特点也有不同。同样是陶瓷产业集中地区，但产业生产结构不同，其征收方式和结果也必然有别。

虽说如此，产业发展水平应该从政*财政税收中得到反映。城市规划建设资金多来自政*财政收入，而陶瓷产业作为景德镇的重要产业，瓷业税收在政*财政中就尤为重要。景德镇陶瓷产业转型后，产业结构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使得陶瓷产业的税收一直不能真实反映其活力。因此，政府税收如何在国家税收制度的规定之内，扩大税源，增加财政收入，进而促进景德镇城市的建设和陶瓷产业的蓬勃发展则至关重要。以下对景德镇陶瓷产业税收中的具体环节所存在的相关问题做一简要分析。首先是私营企业的纳税。景德镇陶瓷产业转型以后，国有大中型转变为众多小微型企业以及个体生产经营者。

相对于前者的税收环节，后者显然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大中型企业工业化水平高，原材料加工、人员工资等费用以及企业的年销售额都相对固定，因此其应纳税额较明确、易计算。而景德镇小微型陶瓷企业在生产、销售环节中容易受市场影响而产生波动。如材料和加工费用的变动等。以交纳增值税为例。增值税应纳税额等于当期销项税额减去当期进项税额。小微型企业的生产经营环节常常采取民间个体之间的流通，因此各种进项费用没有增值费发票相冲减。按照正常财务流程计算，其应纳税额就会偏高或过高，面临税额多被征收的风险。企业营业税也十分典型，由于企业经营无法通过正常发票制度得到真实反映，企业所得税的征收则大多根据企业的用工和能耗进行估算。而此种方法很容易导致过征或者少征现象发生。这两种情况是征税方和纳税人都不愿意见到的。就如上文所分析，税赋过重会影响企业资金积累和投资意愿。而一些企业虽有纳税意愿，但不明确的税制存在风险，企业为了自保只能往小里做。如果税制合理，更多企业更愿意通过纳税，获得企业话语权，为自身企业和产品赢得长远利益。其次是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国家规定对个人取得的应税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早在1950年，国家就已经开列“薪给报酬所得税”，但一直没有征收。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才开始针对外籍来华人员开征个人所得税。经过一系列规范调整，1994年国家正式实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由此可见，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仅有二十年时间。这使得全国范围内，个人对交纳其应税所得的意识不强。除对工薪中高收入人员能够固定征收外，对其他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都不顺利，因此，会显得税收极不公平。当前景德镇陶瓷产业中，随着个体生产经营者的增多，其中不乏艺术家、大师工作室，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仍是困难重重。很多年收入超过起征点12万元的个人缺乏自行申报意愿，使得税收缺乏公平合理性。再加之历史文化的影响以及税收环节不明确、申报手续繁杂都是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景德镇从事陶瓷绘画创作的约有两万人，这其中不乏国家级和省一级的陶瓷艺术家，这个群体的生产、经营、创作多属于民间个人的流通，因此个人销售所得以及产生的成本、费用都难以准确计算。这种情况下，税收制度规定只能由税务人员进行年度估算，从而为纳税的公平性埋下隐患。各中原因是缺乏明确衡量计算个人应税所得的方法。如陶瓷艺术家在单位、家庭以及参加笔会取得的收入如何区分；对热衷于慈善事业的陶艺家向社会捐赠作品的行为如何减免；对其纳税过程中个人隐私的保护等，都是税务征收过程中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第三是税收文化发展的滞后。税收制度研究有“税收遵从”概念，它是指纳税人是否依照税法履行了纳税义务，如果纳税人没有履行或逃避这些义务就是税收不遵从。将政府全年实收税款与应收税款进行比较，前者如果没有达到应收税款总额，那么其差额被看作是税收缺口，凭此可以判断税收遵从的好还是坏。影响“税收遵从”因素中有一个国家的税收文化特征。税收文化是近些年才逐渐形成的一项研究，一些学者还专门针对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的税收文化的滞后性做了研究。他们指出一个国家的纳税人对依法缴纳税款的态度，历史性地扎根于该国文化特征。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受到苏联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曾一度推行“无税论”思想，加之几千年来集权专制体制下民众的“厌税”意识，所以自觉缴税的文化意识水平还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提高自觉缴税意识，必须使税收的征缴方和被征缴一方认识到，纳税不仅是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而且更是纳税人依法行使其权利的基础。从经济学中人的“自利”观点看，每个人都不愿纳税。所以只有义务与权利对等，人们才能意识到有必要让渡一部分个人所得，作为政府必要的公共服务性开支，用于城市建设和治理中，并使纳税人拥有监督权、建议权和话语权。这种良性的互动和循环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

4对景德镇陶瓷产业发展中税制改革的初步建议

税制的制定和赋税的具体征收措施，任何时期都是影响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政*财政收入来源于税收，并制约政府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财政投入。90年代中期，景德镇陶瓷产业转型以来，国有大型企业的工业化生产模式逐渐没落，而个体私营企业的传统手工制瓷模式逐渐兴盛。这期间，国家有关企业和个人的税收制度也正处于改革进程中。显然，新税制与税收征缴措施的`调整步伐跟不上景德镇陶瓷产业特有模式的发展。即是说，税制与景德镇特有陶瓷生产模式不协调，从而形成政*财政税收不能真实反映陶瓷产业发展的面貌与活力。虽然景德镇陶瓷产业税收与城市发展之间缺乏必然联系，但在一定程度上前者仍是反映景德镇城市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全国陶瓷产业格局的调整和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发展，与其他瓷区相比，景德镇陶瓷产业的税收规模很小。加之落后的城市建设，景德镇陶瓷产业势必给人以衰落之感。不过，我们身处景德镇制瓷产业之中，随体验认识的不断深入，又能深切感受到根植于景德镇传统制瓷手工业的魅力和活力。这其中包括景德镇丰富多彩的制瓷技艺和产品种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对景德镇瓷业的外在衰落与其内在活力之间的矛盾进行反思。而且我们发现，这对矛盾所形成的陶瓷产业未来发展张力，是最具反思意义的。通过前文对《陶记》税制内容以及景德镇当前陶瓷产业中的税收问题讨论，可以看到：税制简便明确、公平合理、针对性强、易于操作是各时期促进陶瓷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当前国家税收制度改革的原则也正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如何改进景德镇陶瓷产业的税收，使之既能促进产业发展，又能增加政*财政收入。我们认为：

1）、结合景德镇目前陶瓷产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寻求合理的、简便的税收方法。这与国家税制改革中提出“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的观点相符合。

2）、鉴于中小型企业经营灵活、生产规模各不相同等特点，税务部门有必要一是建立中小型企业的信息反馈制度，提高掌握企业生产经营动态信息的能力，便于合理灵活地调节税收；二是采取层级制、定额制方法计税，使税收更加明确。

3）、制定更加具体的、公平的税收政策，以适应个体经营者纳税。如建立个体经营者税务登记册，完善相关个人资料记录，以便根据个人经营特点和背景采取综合分类方法，制定具体税额。

4）、对于大学生创业的经营所得，可采取先纳后返的奖励方式，以培养其依法纳税的公民意识。

5）、严格税收征管制度，同时规范税收款项的使用制度，提高政府税务部门的服务意识。或与相关部门建立资助扶持陶瓷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系统平台，为纳税人提供保障机制，使税收不仅仅是单向纳税行为。

6）、明确政府征税与纳税人双方在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特别是明确纳税人的权力。对税收有贡献的纳税人，使他们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发挥其在公共建设管理方面的社会影响力。《陶记》时代与当代瓷业的税收制度难以同日而语，政治制度、市场环境、产业结构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但是，企业与个人纳税、政府对税收的依赖依然如故。回到《陶记》，一个合理、明确和简便，并能体现双方税收权利与义务的税收制度应该成为税制调整的方向。千百年来，景德镇都以官窑、御窑为主流，在全球通过产品及文化的输出，形成强大的话语权。而当前，一度被政府寄予厚望的大师、名作坊们因税收制度问题造成集体失语，无法形成新的主流文化及话语权，从而造成景德镇的陶瓷产业犹如一盘散沙，群龙无首。因此，应该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让大师、名坊脱颖而出，让一批具有现代经营意识的企业成为当代陶瓷产业的引领者。由点到面、发展成势，并组成商会或联合体，彰显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的主流文化，在全球重新掌握陶瓷发展的话语权。

篇4：论市场经济与经济伦理

论市场经济与经济伦理

经济与伦理的结合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能够达到辩证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迫切需要以经济伦理为规范,经济伦理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伦理学中心课题之一.

作者：管华作者单位：青岛教育学院,经济管理系,山东,青岛,266071 刊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4(5) 分类号：B82-053 关键词：道德经济经济伦理市场经济

篇5：论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

论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

本文就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展开论述,并对加快发展城市循环经济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和解决办法.

作者：杨义会李新钢作者单位：青岛市环境保护局李沧分局,山东・青岛,266000 刊名：科协论坛（下半月）英文刊名：SCIENCE & TECHNOLOGY ASSOCIATION FORUM 年，卷(期)： “”(12) 分类号：X3 关键词：循环经济必要性措施

篇6：论经济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

论经济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指出了这种发展趋势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但在某些条件下也会给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的负效应.经济全球化反映了生产力内在发展的`要求,提出了要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切实重视科技创新,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全球化对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克服其消极影响,推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形成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作者：张起民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组织部,湖北,武汉,430070 刊名：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 ISTIC英文刊名：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INFORMATION & MANAGEMENT ENGINEERING) 年，卷(期)： 26(1) 分类号：F113.3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

篇7：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

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

本文从阐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入手,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个”五年计划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重点专题规划>之要求,在总结以往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分析了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环境问题,因地制宜地提出了相应之对策.

作者：彭珂珊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陕西,杨凌,712100;水利部,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陕西,杨凌,712100 刊名：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GUILIN MUNICIPAL COMMITTEE 年，卷(期)： 2(1) 分类号：F061.3 X22 关键词：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