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教育公平视角下的基础教育差异化均衡发展的教育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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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多维教育公平视角下的基础教育差异化均衡发展的教育理论论文
多维教育公平视角下的基础教育差异化均衡发展的教育理论论文
论文关键词：教育公平基础教育 差异化均衡
论文摘要：教育公平理念在制度上的体现，就是教育的均衡发展。教育公平是一个多维概念，它具有历史性和过程性，教育公平也不必然地与教育效率相冲突，这需要放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来考察。教育公平的多维性决定了教育均衡的差异性，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决定了底线均衡的差异化均衡模式是基础教育良性均衡发展的合理化模式。推进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应该把握好基础教育的整体均衡、底线均衡、过程均衡和特色均衡等几方面的内容。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不断深入，人们对于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不仅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目标，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教育公平的理念在制度上的体现，就是教育的均衡发展。教育均衡实质上就是指在教育公平思想和教育平等原则的支配下，教育机构、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有平等待遇的理想和确保其实际操作的教育政策和法律制度。[1]基础教育作为各级教育的起点和基础，对于教育公平的意义尤为重要，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是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实现的基础和保证。只有正确把握教育公平的思想，才能在教育实践中正确推行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本文拟通过对教育公平思想内涵的梳理，结合基础教育自身的特性来对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进行分析，以期对推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有所启示。
一、多维视角下的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的理念由来已久，早在先秦和古希腊时代，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就提出了教育公平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超越了身份制、等级制等将教育视为少数人特权的历史阶段之后，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作为基本人权，已成为现代社会普世的基础价值。[2]但是对于教育公平理念的认识和理解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教育公平的理解应该是多维度、动态性的。
1.教育公平是个历史性的概念
公平在任何时代都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发展变化着的。教育公平作为公平的一个层面也不例外。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关于永恒的公平的现象，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一个人有一个的理解。”[3]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人的受教育权利是与其所属的社会等级相一致的。教育资源的分配是看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为判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把现实的物质利益和迫切的政治要求上升为普遍的、理性化的“自由”、“平等”、“人权”，倡导“人人生而平等”。这种“人人平等”的公平观反映在教育上，就是人人获得了形式上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不过，这种“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却受着金钱的限制。如今，人们认识到，接受教育是一个人不可让渡的权利，不应受财富、权力、家庭等社会因素的限制，而应以受教育者的学习能力为准则来分配教育资源，追求教育的“能力”公平。总之，公平的内涵及与其他诸多问题的关系只有放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的社会结构变动之中，即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因此，对待教育公平问题首先要看到它的动态性、时间性。
2.教育公平是个过程性的概念
教育是一个过程，教育公平也应当是一个过程性的，具体可包括这一过程的三个阶段，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公平是指教育机会的平等、入学机会均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平要求，在实践中尤指保障儿童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过程公平，又叫参与公平，是指个人或群体在教育的不同部门和领域内经历和参与的性质、质量，以保障每个人都能接受自己所需要的`教育；结果公平，是指最终体现为学业成就、教育质量的平等，是一种实质性的、目标层面的公平。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经由教育过程然后才进入社会的，因此个人的教育公平就是其日后社会公平的基础和保障，个人教育公平的终点就是其社会公平的起点，如果教育公平无法保证其全过程的公平，那社会公平也就无从谈起。对教育公平的把握也要建立在对其过程性的全局理解之上，只有每个阶段的教育都做到了公平，真正的教育公平才能实现。既要积极推进教育公平各阶段的实现，也要认识到历史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搞大跃进，盲目发展。
3.教育公平的倡导并不必然导致教育效率的下降
长久以来人们有一个认识的误区，即过于强调教育公平的实现会导致教育效率的下降，从而影响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则会更好地发展教育事业。其实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从教育学的视角来看，教育本身是具有特殊性的社会现象。教育是保障社会起点公平的重要工具，是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保证。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其目的就是让所有适龄人群接受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具备融入社会、工作、生活的最基本素质，而这些则是现代社会正常、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所以，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就决定了教育的公平与效率是完全统一的，教育公平在基础教育各个阶段的真正贯彻和实现就是教育效率最大的发挥。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教育属于准公共物品，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这里会“失灵”，因而建立在市场自由竞争基础之上的效率概念也不能简单套用在教育之上。教育的准公共物品的属性使其必然需要由行政部门进行供给，因为其有很大的外部效应，但同时教育是准公共物品而不是纯公共物品，其到达一定程度之后还是会出现竞争和排他性的，所以，效率问题还是存在的。不过从教育的层次来看，基础教育因为其基础性，公共物品的属性更强，在这一阶段之上保持教育公平，社会获得的正效益更大，因此这一阶段让每个人都公平地受到教育是最重要的；而在高等教育层次，其私人物品的属性更强，个人因此获得的正效益更大，所以这一阶段实行的是教育成本的分担机制，教育效率的强调也更重一些。
二、教育公平与基础教育的差异化均衡
教育公平是一个多维度、动态的概念，同样，在教育公平指导下的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也不应该是静态的、线性单一的。在中国搞基础教育均衡更是忌讳简单的平均主义、一刀切，因为各个地区都是不同的，有一些还差别很大，所以杀富济贫式、削峰填谷式的均衡发展都是不对的，也是与教育公平理念不合的。要想真正推进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需要对我国的基础教育进行现实和理论上的分析。
首先，从客观现实来看，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整体的教育发展水平也较低。我国基础教育学校历史条件、社区环境、师资水平等的不同决定了学校发展过程中彼此差异的存在。但差异不是差距，差异是和谐的前提，正是学校间彼此的差异才使基础教育的和谐发展有了可能。因此无论是基于我国的国情还是基于均衡发展的本然意蕴，基础教育的均衡都应该是一种差异均衡。其次，从理论上分析，基础教育的“基础”应是促进人的发展、培养合格公民、打下“成人”的基础。基础教育是“底线合格”的教育而不是“培育英才”的教育，是“打好人生成长基础”的教育而不是“社会分层流动”的教育，是“素质教育”而不是“考试选拔教育”。[4]基础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具有最基本生活能力的人，是为成为未来的合格劳动者做准备。当然，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可以培养“最杰出的人才”，但那不是它的本然目标。对基础教育的“基础”要有科学的理性判断，促使基础教育在真正的意义上良性均衡发展。
实行一种底线均衡的差异化均衡发展模式是比较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即以基础教育的“基础”为底线，针对我国不同区域、不同学校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注重学校内涵发展的教育均衡发展模式。它在现有经济条件下保证教育质量底线发展的均衡，追求教育发展基本条件的满足和基础教育最低目标的实现。底线均衡的差异化均衡发展模式奉行“合格即优秀”的教育标准，它将目标定位于基础教育的底线，而不是将目光定位于所谓“优质”、“第一流”发展的顶线。它不仅重视行政部门对基础教育适当的经济投入，更重视基础教育学校的内涵式发展，通过学校的内涵发展促进办学质量的提高。它重视的是基础教育发展的底线，每一个区域、每一所学校的发展都要达到一个底线标准，每一个基础教育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要在底线上合格。同时，这一发展模式还更多地着眼于以差异的特色来研究基础教育，承认差异，在差异中寻找特色，通过特色实现基础教育的底线均衡，追求一种在现有物质条件下的“低位高水平”（物质条件的相对低位和学校发展的高水平）的发展。差异均衡视角下的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贵族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都应该保持教育基础底线的一致，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过程、管理评价都应该具有共同的底线标准。这一发展模式也正科学地诠释了基础教育的基础性。[5]
三、推进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
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应该是在多维教育公平观指导之下的、立足于基本国情和基础教育基础性之上的差异化均衡发展。推进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应该把握好几方面的内容。
1.基础教育的整体均衡
一般认为，基础教育主要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三部分。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应该是其内部各要素的全面均衡。因为这三部分是基础教育的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均衡与否都直接决定了下一阶段的起点公平，而每一阶段的均衡也都会对上一阶段能否均衡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一个地区，普通高中的发展如果不均衡，有的学校特别好，占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多，而有的学校却十分薄弱，这必然会产生初中阶段的学生都想向优质高中涌入，从而造成优质高中人满为患，薄弱学校无人问津的情况，这反映在中招考试中就会使得初中教育受制于中考的指挥棒，不得不实行应试教育，推行“重点班”，讲求“效率优先”。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必然也就导致了整体基础教育的资源配置偏向于优质学校，产生马太效应，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基础教育的整体均衡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当然，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很多地区还无法实现这种整体的均衡，但是以义务教育均衡为主体，向上下延伸的均衡发展模式在各地都已经推行开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基础教育的整体均衡一定能够实现。
2.基础教育的底线均衡
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决定了基础教育的均衡应该是底线均衡。我国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各不相同，不能整齐划一地划定一个均衡发展的线，但是基本的教育公平是要保证的，因此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就要实行底线均衡。
基础教育底线均衡的这一底线就是培养合格的公民素质。底线均衡就是在保证学生底线合格基础上的有差异的均衡。基础教育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优质合格的社会公民，学校要保证学生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后实现底线上的优质合格，合格底线上的优质就是优质学校的主要特征。夯实基础、保证底线是基础教育底线均衡的基本任务。底线均衡的内容包括：学生具有优良的公民素质；学生在优良公民素质基础上实现有差异的自由发展。这就要求基础教育学校要善待每一个学生，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学校能够为每一个学生的和谐成长提供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的合适的课程和教学。课程设置要在保证国家课程标准彻底落实的基础上建设好有差异的校本课程，选择运用有差异的教学方法。基础教育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育人成人，它不应当过分承担人才选拔和输送的任务，但它并不排斥培养知识基础牢固、创新能力强的“精英学生”，这些“精英学生”的成长是在底线均衡发展上的有差异的发展。不过，基础教育学校不能为了“精英”而实行所谓的“精英教育”，更不能为了“精英”而牺牲大多数学生的健康成长。
3.基础教育的过程均衡
基础教育均衡的实现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既包括基础教育内部每一阶段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也包括基础教育内部各阶段的公平与均衡。这就要求我们秉持一种内生性的面向过程的教育均衡发展观，注重教育过程的监测与反馈，保证教育质量的全面均衡提高，坚决杜绝目标导向的只重物质条件和考试结果的教育发展观。
影响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过程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学校的基础设施；二是师资力量；三是学生素质。这三个因素中的第一个因素主要是由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具有区域性和外部性，因为这不是单纯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所能左右的；第二和第三个因素则是内生性的，学校可以通过教师专业发展来提升教师的素质和教学水平，通过学校的课程和教学改革来提高教学质量，从而提高学生的素质。因此第二、第三个因素也是推进基础教育良性均衡发展所要重视和着力把握的。
4.基础教育的特色均衡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差异中的均衡，而不是千校一面、整齐划一、平均主义的均衡。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多民族杂居、城乡二元化发展的社会之中。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就应该顺应这一差异，凸显出有特色的均衡发展，而不是一味追求统一和标准化。例如，新农村的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就不必也不应该简单效仿城市化，而是可以凭借农村学校文化与城市学校文化的差异创造特色均衡。更重要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贫困地区未必就意味着它的教育也欠发达或者贫困，这些地区的教育完全可能凭借特色优质发展，纵横考察古今名校，许多恰恰与经济不发达相关而许多享有盛誉的教育家也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办出了享有盛誉的学校。
教育差异也可以是人才培养特色的不同。首先，基础教育在严格履行教育责任，保障绝大多数学生因全面合格而优秀，实现底线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可以根据人发展的不同特色实施差异教育，形成培养不同人才的特色发展。其次，我国基础教育在一定区域内的不均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客观存在的教育个别差异人为地制造成了教育群体差异，把不同发展水平和发展特点的学生差异制造成了不同学校的差异。应该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让不同学校承担培养不同人才的教育责任。例如，对一所生源质量不高、学生成绩较差的学校可以确立“考试成绩合格就是优秀”的评价标准，激活“全面合格才是优秀”的发展趋向，让它培养的大多数学生理直气壮地报考职业技术学校；而对一所生源质量优异、学生成绩较好的学校，在“全面合格才是优秀”的底线评价标准基础上，可以让它培养的大多数学生报考普通高中。
总之，如果教育评价部门能够以底线均衡的差异化均衡发展标准来评价基础教育的发展，如果各类高等院校能够不拘一格选人才，为不同人才公平地敞开大门，那基础教育良性均衡发展就能够获得持续、稳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翟博.教育均衡发展:理论、指标及测算方法[j].教育研究,,(3):16-28.
[2]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2.
[4]吴亮奎.寻找失落的基础:基础教育“基础”的反思[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7):1-4.
[5]瞿卫星、吴亮奎.差异均衡视域下的区域性学校发展——以南京市栖霞区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为例[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8):21-24.
篇2：多维教育公平视角下的基础教育差异化均衡发展论文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不断深入，人们对于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不仅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目标，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教育公平的理念在制度上的体现，就是教育的均衡发展。教育均衡实质上就是指在教育公平思想和教育平等原则的支配下，教育机构、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有平等待遇的理想和确保其实际操作的教育政策和法律制度。[1]基础教育作为各级教育的起点和基础，对于教育公平的意义尤为重要，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是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实现的基础和保证。只有正确把握教育公平的思想，才能在教育实践中正确推行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本文拟通过对教育公平思想内涵的梳理，结合基础教育自身的特性来对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进行分析，以期对推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有所启示。
一、多维视角下的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的理念由来已久，早在先秦和古希腊时代，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就提出了教育公平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超越了身份制、等级制等将教育视为少数人特权的历史阶段之后，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作为基本人权，已成为现代社会普世的基础价值。[2]但是对于教育公平理念的认识和理解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教育公平的理解应该是多维度、动态性的。
1.教育公平是个历史性的概念
公平在任何时代都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发展变化着的。教育公平作为公平的一个层面也不例外。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关于永恒的公平的现象，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一个人有一个的理解。”[3]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人的受教育权利是与其所属的社会等级相一致的。教育资源的分配是看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为判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把现实的物质利益和迫切的政治要求上升为普遍的、理性化的“自由”、“平等”、“人权”，倡导“人人生而平等”。这种“人人平等”的公平观反映在教育上，就是人人获得了形式上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不过，这种“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却受着金钱的限制。如今，人们认识到，接受教育是一个人不可让渡的权利，不应受财富、权力、家庭等社会因素的限制，而应以受教育者的学习能力为准则来分配教育资源，追求教育的“能力”公平。总之，公平的内涵及与其他诸多问题的关系只有放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的社会结构变动之中，即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因此，对待教育公平问题首先要看到它的动态性、时间性。
2.教育公平是个过程性的概念
教育是一个过程，教育公平也应当是一个过程性的，具体可包括这一过程的三个阶段，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公平是指教育机会的平等、入学机会均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平要求，在实践中尤指保障儿童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过程公平，又叫参与公平，是指个人或群体在教育的不同部门和领域内经历和参与的性质、质量，以保障每个人都能接受自己所需要的教育；结果公平，是指最终体现为学业成就、教育质量的平等，是一种实质性的、目标层面的公平。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经由教育过程然后才进入社会的，因此个人的教育公平就是其日后社会公平的基础和保障，个人教育公平的终点就是其社会公平的起点，如果教育公平无法保证其全过程的公平，那社会公平也就无从谈起。对教育公平的把握也要建立在对其过程性的全局理解之上，只有每个阶段的教育都做到了公平，真正的教育公平才能实现。既要积极推进教育公平各阶段的实现，也要认识到历史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搞大跃进，盲目发展。
3.教育公平的倡导并不必然导致教育效率的下降
长久以来人们有一个认识的误区，即过于强调教育公平的实现会导致教育效率的下降，从而影响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则会更好地发展教育事业。其实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从教育学的视角来看，教育本身是具有特殊性的社会现象。教育是保障社会起点公平的重要工具，是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保证。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其目的就是让所有适龄人群接受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具备融入社会、工作、生活的最基本素质，而这些则是现代社会正常、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所以，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就决定了教育的公平与效率是完全统一的，教育公平在基础教育各个阶段的真正贯彻和实现就是教育效率最大的发挥。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教育属于准公共物品，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这里会“失灵”，因而建立在市场自由竞争基础之上的效率概念也不能简单套用在教育之上。教育的准公共物品的属性使其必然需要由政府进行供给，因为其有很大的外部效应，但同时教育是准公共物品而不是纯公共物品，其到达一定程度之后还是会出现竞争和排他性的，所以，效率问题还是存在的。不过从教育的层次来看，基础教育因为其基础性，公共物品的属性更强，在这一阶段之上保持教育公平，社会获得的正效益更大，因此这一阶段让每个人都公平地受到教育是最重要的；而在高等教育层次，其私人物品的属性更强，个人因此获得的正效益更大，所以这一阶段实行的是教育成本的分担机制，教育效率的强调也更重一些。
二、教育公平与基础教育的差异化均衡
教育公平是一个多维度、动态的概念，同样，在教育公平指导下的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也不应该是静态的、线性单一的。在中国搞基础教育均衡更是忌讳简单的平均主义、一刀切，因为各个地区都是不同的，有一些还差别很大，所以杀富济贫式、削峰填谷式的均衡发展都是不对的，也是与教育公平理念不合的。要想真正推进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需要对我国的基础教育进行现实和理论上的分析。
首先，从客观现实来看，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整体的教育发展水平也较低。我国基础教育学校历史条件、社区环境、师资水平等的不同决定了学校发展过程中彼此差异的存在。但差异不是差距，差异是和谐的前提，正是学校间彼此的差异才使基础教育的和谐发展有了可能。因此无论是基于我国的国情还是基于均衡发展的本然意蕴，基础教育的均衡都应该是一种差异均衡。其次，从理论上分析，基础教育的“基础”应是促进人的发展、培养合格公民、打下“成人”的基础。基础教育是“底线合格”的教育而不是“培育英才”的教育，是“打好人生成长基础”的教育而不是“社会分层流动”的教育，是“素质教育”而不是“考试选拔教育”。[4]基础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具有最基本生活能力的人，是为成为未来的合格劳动者做准备。当然，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可以培养“最杰出的人才”，但那不是它的本然目标。对基础教育的“基础”要有科学的理性判断，促使基础教育在真正的意义上良性均衡发展。
实行一种底线均衡的差异化均衡发展模式是比较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即以基础教育的“基础”为底线，针对我国不同区域、不同学校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注重学校内涵发展的教育均衡发展模式。它在现有经济条件下保证教育质量底线发展的均衡，追求教育发展基本条件的满足和基础教育最低目标的`实现。底线均衡的差异化均衡发展模式奉行“合格即优秀”的教育标准，它将目标定位于基础教育的底线，而不是将目光定位于所谓“优质”、“第一流”发展的顶线。它不仅重视政府对基础教育适当的经济投入，更重视基础教育学校的内涵式发展，通过学校的内涵发展促进办学质量的提高。它重视的是基础教育发展的底线，每一个区域、每一所学校的发展都要达到一个底线标准，每一个基础教育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要在底线上合格。同时，这一发展模式还更多地着眼于以差异的特色来研究基础教育，承认差异，在差异中寻找特色，通过特色实现基础教育的底线均衡，追求一种在现有物质条件下的“低位高水平”（物质条件的相对低位和学校发展的高水平）的发展。差异均衡视角下的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贵族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都应该保持教育基础底线的一致，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过程、管理评价都应该具有共同的底线标准。这一发展模式也正科学地诠释了基础教育的基础性。[5]
三、推进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
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应该是在多维教育公平观指导之下的、立足于基本国情和基础教育基础性之上的差异化均衡发展。推进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应该把握好几方面的内容。
1.基础教育的整体均衡
一般认为，基础教育主要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三部分。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应该是其内部各要素的全面均衡。因为这三部分是基础教育的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均衡与否都直接决定了下一阶段的起点公平，而每一阶段的均衡也都会对上一阶段能否均衡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一个地区，普通高中的发展如果不均衡，有的学校特别好，占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多，而有的学校却十分薄弱，这必然会产生初中阶段的学生都想向优质高中涌入，从而造成优质高中人满为患，薄弱学校无人问津的情况，这反映在中招考试中就会使得初中教育受制于中考的指挥棒，不得不实行应试教育，推行“重点班”，讲求“效率优先”。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必然也就导致了整体基础教育的资源配置偏向于优质学校，产生马太效应，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基础教育的整体均衡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当然，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很多地区还无法实现这种整体的均衡，但是以义务教育均衡为主体，向上下延伸的均衡发展模式在各地都已经推行开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基础教育的整体均衡一定能够实现。 2.基础教育的底线均衡
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决定了基础教育的均衡应该是底线均衡。我国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各不相同，不能整齐划一地划定一个均衡发展的线，但是基本的教育公平是要保证的，因此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就要实行底线均衡。
基础教育底线均衡的这一底线就是培养合格的公民素质。底线均衡就是在保证学生底线合格基础上的有差异的均衡。基础教育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优质合格的社会公民，学校要保证学生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后实现底线上的优质合格，合格底线上的优质就是优质学校的主要特征。夯实基础、保证底线是基础教育底线均衡的基本任务。底线均衡的内容包括：学生具有优良的公民素质；学生在优良公民素质基础上实现有差异的自由发展。这就要求基础教育学校要善待每一个学生，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学校能够为每一个学生的和谐成长提供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的合适的课程和教学。课程设置要在保证国家课程标准彻底落实的基础上建设好有差异的校本课程，选择运用有差异的教学方法。基础教育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育人成人，它不应当过分承担人才选拔和输送的任务，但它并不排斥培养知识基础牢固、创新能力强的“精英学生”，这些“精英学生”的成长是在底线均衡发展上的有差异的发展。不过，基础教育学校不能为了“精英”而实行所谓的“精英教育”，更不能为了“精英”而牺牲大多数学生的健康成长。
3.基础教育的过程均衡
基础教育均衡的实现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既包括基础教育内部每一阶段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也包括基础教育内部各阶段的公平与均衡。这就要求我们秉持一种内生性的面向过程的教育均衡发展观，注重教育过程的监测与反馈，保证教育质量的全面均衡提高，坚决杜绝目标导向的只重物质条件和考试结果的教育发展观。
影响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过程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学校的基础设施；二是师资力量；三是学生素质。这三个因素中的第一个因素主要是由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具有区域性和外部性，因为这不是单纯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所能左右的；第二和第三个因素则是内生性的，学校可以通过教师专业发展来提升教师的素质和教学水平，通过学校的课程和教学改革来提高教学质量，从而提高学生的素质。因此第二、第三个因素也是推进基础教育良性均衡发展所要重视和着力把握的。
4.基础教育的特色均衡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差异中的均衡，而不是千校一面、整齐划一、平均主义的均衡。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多民族杂居、城乡二元化发展的社会之中。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就应该顺应这一差异，凸显出有特色的均衡发展，而不是一味追求统一和标准化。例如，新农村的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就不必也不应该简单效仿城市化，而是可以凭借农村学校文化与城市学校文化的差异创造特色均衡。更重要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贫困地区未必就意味着它的教育也欠发达或者贫困，这些地区的教育完全可能凭借特色优质发展，纵横考察古今名校，许多恰恰与经济不发达相关而许多享有盛誉的教育家也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办出了享有盛誉的学校。
教育差异也可以是人才培养特色的不同。首先，基础教育在严格履行教育责任，保障绝大多数学生因全面合格而优秀，实现底线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可以根据人发展的不同特色实施差异教育，形成培养不同人才的特色发展。其次，我国基础教育在一定区域内的不均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客观存在的教育个别差异人为地制造成了教育群体差异，把不同发展水平和发展特点的学生差异制造成了不同学校的差异。应该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让不同学校承担培养不同人才的教育责任。例如，对一所生源质量不高、学生成绩较差的学校可以确立“考试成绩合格就是优秀”的评价标准，激活“全面合格才是优秀”的发展趋向，让它培养的大多数学生理直气壮地报考职业技术学校；而对一所生源质量优异、学生成绩较好的学校，在“全面合格才是优秀”的底线评价标准基础上，可以让它培养的大多数学生报考普通高中。
总之，如果教育评价部门能够以底线均衡的差异化均衡发展标准来评价基础教育的发展，如果各类高等院校能够不拘一格选人才，为不同人才公平地敞开大门，那基础教育良性均衡发展就能够获得持续、稳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翟博.教育均衡发展:理论、指标及测算方法[J].教育研究,2006,(3):16-28.
[2]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2.
[4]吴亮奎.寻找失落的基础:基础教育“基础”的反思[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10,(7):1-4.
[5]瞿卫星、吴亮奎.差异均衡视域下的区域性学校发展——以南京市栖霞区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为例[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8):21-24.
篇3：教育过程公平视角下的教体结合论文
教育过程公平视角下的教体结合论文
论文摘要：回顾“体教结合”到“教体结合”的发展历程，以教育过程的公平为视角，认为教育必须回归“教体结合”中的主体地位；“教体结合”的终极目的是育人；“教体结合”要关注包括运动员学生在内的所有学生。提出淡化金牌意识、明确学校责任、建立政策导向、保障教育过程平等、合理分配体育资源等建议。
论文关键词：教体结合；体教结合；教育过程；教育公平
“教体结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体教结合”，因为后者是当前体育界议论的热门话题。把“体教结合”作为体育部门的主要工作，着眼于为我国竞技体育培养和输送高水平运动员，乃是当前的主流观点。提出“教体结合”，意在唤醒教育部门在“教体结合”中“教”的主体意识，关注教育过程的平等，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以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为包括运动员学生在内的所有学生服务，将“教体结合”真实地融入到学校体育工作之中。
1从“体教结合”到“教体结合”：教育主体地位的回归
我国竞技体育体制长期奉行的业余体校、地方队和国家队的“三级体制”，以其相对封闭、独立，专业化程度高、力量集中的优势，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优秀的体育人才。然而，这种体制的最大弊端在于运动员过早开始专项化训练，影响了学业，文化素质偏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已无法做到完全依靠行政命令和计划手段安排运动员就业，而退役运动员的文化素质又使其在人才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很难找到切合自身的工作岗位。由此，逐渐暴露出退役运动员就业难的问题不仅影响了运动员个人的职业生涯，也成为制约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瓶颈。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体育部门就开始与教育部门合作，出台了系列“体教结合”政策，并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实践。1987年1月，原国家体委、国家教委联合发出《关于著名优秀运动员上大学有关事宜的通知》，奥运会、世界杯、世锦赛前3名和世界纪录创造者可免试进入高校学习；同年4月，原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部分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的文件，首次确立了51所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学生的试点学校[1]。此举意在通过大学“补偿教育”，为退役运动员寻求出路，但往往只有一些著名运动员才能够“体而优则学”。即便如此，相当数量的运动员基本上还都在国家队或省市专业队训练，只是在学校挂个名，即使拿了文凭，也因为没有真正学到知识，不被社会接受。
1995年教育部下发《关于部分普通高等院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通知》后，清华大学跳水队、射击队，上海大学男子排球队率先成立，通过建设高水平运动队，高校开始了“体教结合”的具体实践[2]。建设高水平运动队旨在通过整合教育资源和体育资源，即发挥高校在普通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和体育系统在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实现运动员学生在文化教育和竞技水平方面的双丰收。高校建设高水平运动队标志着“体教结合”政策有了显著的发展，高校也已不再局限于为运动员提供补偿性的文化教育，而成为培养竞技人才的场所。自此，“体教结合”的重要意义不仅限于解决优秀运动员的文化课问题，还关系到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体教结合”并未如偿所愿地实现其既定目标，在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中逐渐暴露出“学训矛盾”。在学习和训练两者之间，体育部门、教育部门和运动员学生都会毫无疑问地选择后者。体育部门视高校为培养竞技人才的场所，金牌才是衡量竞技体育的标准；教育部门视运动员学生为提高学校知名度的筹码，金牌才是对学校荣誉的最大贡献；运动员学生因比赛成绩而享有特权，金牌才是优待得以维持的保证。由此可见，虽然“体教结合”有“体”和“教”两个主体，但“教”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是为“体”服务的。因为，“体教结合”的内涵，不论是训练与文化课的结合，还是教育资源与体育资源的结合，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如果不跳出竞技体育窠臼，“教”就无法成为“体教结合”的真正主体，“学训矛盾”也必将长期存在。
进入21世纪后，“体教结合”的形式逐渐多样化，与教育的结合也日益完善，如大学办高水平运动队，二线队进入中学，三线队进入小学等。然而，与大运会水平越来越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大中小学生整体身体素质却呈连年下降的趋势。人们不禁发问：难道学校竞技水平的提高要以牺牲普通学生群体的身体健康为代价？学校是否存在“重竞技、轻群体”的现象？“教体结合”开始见诸报端，且相关报道越来越多。“体教”“教体”前后颠倒，是文字游戏、故弄虚玄，还是意味着某种变化？“体教结合”立足于中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运动员。“教体结合”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关注健康，将体育作为全体学生的普遍性教育；另一方面，先教而后体，强化运动员学生的学生身份。可见，“教体结合”已从“体教结合”的单方面关注运动员学生发展到关注所有学生，从服务于中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本，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什么才是真正的“教体结合”？某位教育官员曾有过一个形象的说法：一所学校里有读书的孩子练体育和搞运动的孩子在读书共同存在的状态才是“教体结合”的要义。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出多少金牌，而是培养了多少体魄健康、人格健全的人才。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既能感受到身边搞运动的同伴的顽强拼搏精神，又能使其不“孤立”起来，仅仅只是“四肢发达”的运动员，在与同伴一起合作学习的过程中促进交流，在分享快乐与共担责任中体会体育的精神所在[3]。
“教体结合”意味着作为主体之一的教育已不再是对体育的随动，而是要主动担负起其相应的责任，培养符合教育标准的运动员学生，发挥学校体育育人功能，实现主体地位的回归。
2从教育公平视角审视“教体结合”的终极目的
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是为了走出一条学校培养体育人才之路，举办大运会也主要展现的是这方面的成果。在第八届大运会上，篮球和排球前4名的队伍都来自甲A的球队；一些项目的个别运动员没有在学校上过几天课，却也代表高校参赛；参加比赛的一些选手目的就是争金牌，完成任务即走人[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大学生体质连年下降，中小学生近视率居高不下。可以说，这些不和谐的现象给“教体结合”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教体结合”的终极目的必须澄清。教育公平一直是教育界探讨的热门话题。近年来，随着个体受教育机会的均等和权利平等的日益完善，对教育公平的理论研究也从关注“准入平等”向“过程平等”过渡，在保证起点平等的底线公平的条件下，尽可能地保障教育过程的平等，即均衡地分配教育资源以及提供平等的教育质量[4]。
2.1运动员的教育过程公平
经过20余年的实践，“教体结合”通过“校体结合”、“学校运动队”、“一条龙”、“社会力量办学”、“三位一体”等多种形式[5]，整合教育系统和体育系统资源，为运动员学生提供了接受常规教育的机会，保证了运动员学生同普通学生一样得到“准入平等”。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学生运动员普遍文化基础较差，加之还要将相当大的`精力投入训练和比赛，“学训矛盾”突出，他们即使获得了准入资格，也无法享有和普通学生同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即使拿到毕业证，也无法凭借所学专业就业。因此，就“教体结合”而言，应将更多的关注眼光投向运动员学生教育过程的平等。在“加分”、“免试”、“免修”、“补考机会”的语境中，学校丧失了所应肩负的教育责任，运动员学生浪费了宝贵的学习时光，教育泯灭了神圣的育人价值。要解决运动员学生教育过程的公平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教体结合”的终极目的。高水平竞技运动日趋职业化，竞技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其成败的关键，以金牌为终极目的已不足为奇。而在学校中开展的竞技运动，包括高水平运动队要有别于高水平竞技运动，运动员学生的学生身份必须得到澄清和首肯，“体”要在“教”的基础上发展，育人重于金牌。正如赵沁平所说：“体育竞赛本身以夺取金牌为目的，但在大运会上，竞赛、金牌应该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参加大运会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加强国际交流，展示我国高等教育的水平和风貌，增进选手之间的交流、友谊和了解。”[4]
2.2普通学生的教育过程公平
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竞技体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培养全面发展的运动员学生，已成为当前理论界关于“体教结合”的主流观点。研究“教体结合”，要求我们必须关注它的另一层面――普通学生的体质与健康。教育过程公平原则强调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对中小学校运动队、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过分关注是否会造成学校体育资源的分配不公，进而忽视普通学生的接受体育的权益。应该指出的是，学校的体育资源既包括经费、设施、器材等硬件条件，也包括师资、政策、舆论等软件条件。教育过程的公平并不是要在运动员学生和普通学生之间实现经费的平均分配，而是强调关注度的平等。针对目前学校体育中存在的“重竞技、轻群体”的现象，首先要解决的是学校主管领导对于校内竞技和群体的态度问题。站在学生全面发展的角度，竞技与群体必须在校内协调发展。“教体结合”的终极目的是育人：一方面，学校要培养出一批具有高文化素质、能在国内外赛场上有夺牌竞争力的运动员学生；另一方面，学校要在普通学生中输入体育精神，增强其体质，进而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只有这两方面都做好了，才能说“教体结合”取得了成功。
3实施“教体结合”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转变思想观念，淡化金牌意识。
“教体结合”的终极目的是育人，要求教育部门、体育部门和大中小学校转变观念，消除功利思想，充分肯定运动员学生的学生身份，全面育人；学校体育应着眼于全体学生的体质和身心健康，传播体育文化，推动体育运动开展，而不应该演变为“金牌至上”的纯竞技体育训练和比赛。
2)明确学校责任，关注教育过程。
教育过程的平等既关注运动员学生充分享有完全的教育过程，也追求普通学生享有其应得的充足的体育资源。学校将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观，以教育的主体身份实践“教体结合”应是当前学校体育工作之重。
3)建立政策导向，规范学校行为。
“教体结合”不仅是体育行政部门，更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重点。作为“教体结合”的管理主体，教育行政部门应通过制定合理的教育政策法规、建立恰当的学校体育工作评价体系，指导并规范学校行为，为“教体结合”在学校的顺利实践提供制度保障与监督。
4)保证教育过程平等，制订特殊学习计划。
提供教育过程的平等，并不是否认运动员学生与普通学生在学习时间、基础、精力、态度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要实现教育过程的平等，必须承认差异，并为运动员学生制订特殊的学习计划，如延长学制、弹性授课时间、课后辅导、就业指导等等。
5)合理分配体育资源，激发学生参与热情。
学校体育要关注全体学生，在普通学生和运动员学生之间合理分配体育资源，引导普通学生参与体育锻炼，激发其参与热情。比如，定期组织由普通学生参与的校内或校间的体育比赛、建立贴近普通学生爱好的体育俱乐部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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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林立.论科学发展观视角下的体教结合[J].体育科学研究，2005，9(12)：84-88.
篇4：教育公平视野下民族地区教育发展问越研究论文
教育公平视野下民族地区教育发展问越研究论文
[摘要]目前，民族地区教育仍然是我国教育的薄弱环节，其在发展中存在许多问题。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田野调查发现，民族地区教育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办学条件普遍较差，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师资数量不足，素质相对较低，教师结构不合理；学校教育中民族文化、地域特色不明显。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地方政府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充分利用国家各项扶持政策。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改进教育教学工作；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合理调整城乡中小学布局，提高义务教育办学效率；同时突出“大杂居、小聚居”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特色。
[关键词]教育公平；教育均衡发展；乌江流域民族地区
(公开征求意见稿)中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并且承诺，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全社会要共同促进教育公平。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发展，教育的公平度也有了显著提高。但是，由于受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与全国教育整体水平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为此，笔者选取乌江流域民族地区进行了三年的田野调查，以探索教育公平视野下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对策。
一、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乌江流域是指乌江干流及其众多支流流经的地域及附近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绝大部分属于民族聚居区，故将其称作乌江流域民族地区。虽然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从教育公平视角看，该地区教育发展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一)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办学条件比较差
与其他地区相比，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着办学条件较差(除贵阳、遵义等中心城市和部分重点高中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校舍建设面积不足、危房率较高、学校教学生活配套设施不全等。以贵州省威宁县为例，该县小学现有校舍面积295318平方米，生均1.6平方米，其中危房30500平方米，危房率10.4％；初中校舍面积121860平方米，生均2.5平方米，其中危房17200平方米，危房率15.8％。很多乡镇村办小学没有校舍，有的租借民房，村办小学基本无法维持。再如，镇雄县全县28个乡镇中，有1个乡无中学，21个初级中学无寄宿制项目。要实现“普九”目标，镇雄县小学尚缺校舍53，71万平方米，初中尚缺校舍55，87万平方米。而且全县中小学有D级危房156982平方米，有28所农村寄宿制项目学校没有厕所、食堂、实验室等配套设施。这反映出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不但校舍严重紧缺，而且现有学校中基本的教育教学设备也严重不足，不能满足基本的教学需求。
(二)师资数量不足，素质相对较低，教师结构不合理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存在教师数量不足的现象，如镇雄县小学专任教师缺501 1人，中学专任教师缺1881人；威宁县小学专任教师缺2986人，中学专任教师缺2316人。同时教师队伍素质相对较低，教师结构不合理。受编制所限，许多地区教育行政部门不能引进新教师，导致教师年龄结构失衡。这又加剧了教师队伍素质低下、结构不合理的状况。
2007-，笔者对该地区8617名农村中小学语文教师进行测试(测试用题有两类：一是公民基本科学素养问卷，二是中小学语文课本涉及到的科学文化知识)。测试结果是，100％被测教师的科学素养不达标(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制定的标准)，高达70％的被测教师的科学文化知识不及格。同时，笔者又随机跟踪了119名教师的120节课堂授课情况。在对课堂实录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课堂上有明显知识性错误的教师达79％；普通话不过关、书写笔顺不对的教师高达90％。
(三)区域内部教育发展不均衡，农村优质教育资源缺乏
在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城乡、县市之间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各阶段教育之间发展也不平衡；农村优质教育资源匮乏，学校辍学率居高不下。在调查的两所学校中，一个是城市重点初中，高级教师占教师总数的45％；另一所农村学校有教师78人，高级职称一个都没有，中级8档及9档各有2人，10档有14人，其余均为初级职称。城乡之间教师资源的差异，导致城乡教学质量差别很大(见表1)。
(四)学校教育中民族文化、地域特色不明显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民族传统资源，该地区的教育理应突出“民族特色”。但是，该地区在将民族文化引进学校课堂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应景性，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发展民族教育缺乏明确的目标、任务、政策，没有专项民族教育经费，且对民族教育的研究和指导也不够。在走访的14所民族中小学，笔者发现这些学校把民族传统文化课程变成了“节日”课程，变成了迎接上级检查的活动课程。与此同时，许多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教育情境及素材被闲置，如绝大部分民族教育器材常年放在“库房”里，利用率非常低。多数民族学校从教学内容到办学模式都没有特色，除在校名上冠以“民族”二字外，其他r方面t殳有什么区别。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地理条件制约
乌江流域地形山高坡陡，人口分布较为稀疏，使得学校布点分散，校均规模偏小，办学效益低下，严重阻碍了教育的发展。例如，普定县补郎苗族乡辖16个行政村、106个村民组、408个自然村寨，全乡有中学1所、村级完小8所、初小3所、教学点2处。即使这样，学生上学走一两个小时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到20，这里仍然有办学点2462个。由于办学点过于分散，有限的教育资源不能发挥最大的合力，使整体的教育效益受到很大影响。
(二)教育欠账过大，成为教育发展的阻力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国家加大了对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但是由于社会发展整体跟进不足，教育发展仍然十分缓慢。乌江流域近60％的县为国家扶贫重点开发县，由于民贫财弱、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不少学生无法完成学业。例如，在随机选取的11个县中，区县级财政负责部分的教育债务仍未结清，被调查的每个区县都有超过千万的教育债务，个别区县债务接近3亿元。沉重的债务负担严重制约了当地教育的发展。
(三)影响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主观因素
除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等客观因素外，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缓慢也受到教育内部一些因素的制约。
1 教育过程中的精英价值取向和学校布局中的城市中心取向，使得优质教育资源向少数区域或群体集中
20世纪50-60年代，为了实现工业化目标，在当时教育投资有限的条件下，国家实行精英主义教育，设立了一批重点中小学，以为高等学校输送“尖子”。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某种历史合理性，但今天重点学校制度存在的问题日渐显露出来。而乌江流域民族地区还是按照传统的做法，突出重点，打造名牌。层层设置的“重点”学校加剧了教育领域内部资源配置的失衡，导致区域内学校之间差距不断扩大，产生出一大批“薄弱学校”。甚至在义务教育阶段，该地区就奉行培养尖子生，为上级学校输送人才的精英教育，使得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分治。这种人为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等级化的制度，不但违背了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的宗旨，而且加剧了升学竞争，无形中强化了应试教育，使义务教育畸形化。
同时，乌江流域民族地区表现出特有的“城市偏好”。长期以来，许多地方实行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三级办学”体制，形成了普通高中集中在城市和县镇的局面。调查发现，就读普通高中的城镇户口学生走读，而农村户口学生则要住宿。农村孩子上高中的支出大增，这既加剧了农村孩子的升学困难，也成为农村初中生流失、辍学比例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以贵州省年9月30日公布的普通高中(公办)收费办法为例，仅就学费一项，一类示范高中就比一般高中高出5倍。而且大部分区县还有这样一个政策，即优秀的农村教师可以通过考试进城。这使农村学校的骨干教师大量流失，加大了城乡学校教师队伍的差距。
2 教育主管部门对教师的管理日益被边缘化，教育中民族文化、地域特色严重弱化
笔者所调查的35个农村区县在教师管理体制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失位的现象。教师的选拔、录用、职务评聘等权力均被集中于上一级人事部门，学校及其主管部门没有自主权，教育主管部门对教师的管理日益被边缘化。 由于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被放弃”，了大部正当权利，其自身的优势及特色未能充分发挥。一是由于编制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在具体教学安排中出现了“教非所学、职称系列与所教学科不一致”现象。有一所学校，什么专业都有，但是有45％的教师不教所学专业；有的学校教师学科分布不平衡，个别学校小学英语、科学等专业教师严重缺乏，无法正常开课；很多教师要跨学科、跨专业进行教学。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到教育教学质量。二是课程设置上没有体现民族特色。乌江流域有着多种自然风貌、立体的自然生态及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这为学校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学校可以将符合当地环境条件和生产要求、体现当地特色的知识和技术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如折叠、剪纸、编织、刺绣、蜡染、烹饪、果树栽培等，但是学校没有这样做，甚至有的民族教育特色学校，也只有在上级检查的时候才开展民族特色活动。
3 教育结构不合理，双语教学步履艰难
目前，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教育以普通教育为主的局面并没有多大变化，仍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结构不够合理。首先，该地区初级中学少。如务川自治县15个乡(镇)只有6所初级中学，有9个乡(镇)没有初中。其次，学校结构不合理。在乌江流域，农村三教的比例是：成人教育约占0.5％，职业教育占12.4％，普通教育占87.1％。普通中等教育远远大于中学职业技术教育。如一个人口130万的大县，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才300多人，根本无法满足就业结构转换对劳动力技能和素质的需求。这种不合理的中等教育结构只能造就大量“升学无望，致富无门”的农村青年，影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同时，由于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整体上是“大杂居、小聚居”状态，大部分少数民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民族语言文字在民族教育中面临着双语教学的问题，而目前这方面的`师资比较缺乏，教材等方面也遇到不少困难。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不懂当地主体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很普遍。双语教师极其缺乏，双语教学步履艰难。以开展双语教学较好的松桃县为例，该县只有6个乡(镇)12所学校开展双语教学，仅占全县小学总数的3％。语言障碍成为制约民族地区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
三、促进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对策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教育要努力克服历史和地理环境的不利因素，充分争取并利用现有政策借势而上，从而促进区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推动教育公平。
(一)用好、用足中央的各项扶持政策
充分利用好“新农村建设”政策，认真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使学校办学设施明显改善。国家加大义务教育投入力度是国家的责任。但是，怎么用好中央的投入则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要把教育投入的钱用到刀刃上，切实提高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公平。笔者认为，如何用好新增教育投入比增加教育投入本身更重要。地方政府要避免教育经费被浪费、挪用，也要防止教育经费只为重点学校锦上添花，不为薄弱学校雪中送炭的现象。从教育公平与效率的角度讲，地方政府与教育部门应该把新增义务教育投入向薄弱学校倾斜，改变过去一些地方政府基于教育政绩的需要，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名校身上的做法。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用于改造薄弱学校的经费不是来自对其他学校教育拨款的“挤出”。而应主要来自于新增教育经费、专门用于改造薄弱校的教育附加费、上级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以及来自优质学校的对口支援经费等方面，对此，我们要建立薄弱校资金筹集和补偿长效机制，逐步推进校际均衡。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要认真落实好2月23日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编办联合印发的《关于继续组织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的精神，全面实施“大学生西部志愿者计划”“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农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计划。这些计划所需费用大都是由中央财政负担的，因此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尽可能多地申请岗位，接受相关人员，并提供相关的条件使这些志愿者能够走到农村中小学，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二)改革教育结构和评价机制
在类似乌江流域这样经济欠发达的内陆民族地区，改革教育结构和评价机制实为必要。
首先，要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提高职业教育的学历层次，通过中考制度改革(科目对应、分值相等、内容区别)，选拔出职业能力强的学生到职业高中就读，形成“职业高中”“高等职业学校”“应用性本科院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直通车教学、升学模式。也就是说，读职业学校也可以正常达到博士学位，为生产一线培养高层次人才。
其次，改革评价机制。要改变一直以来教育部门对学校评价存在的偏颇，即主要看学科竞赛、办学水平、师资力量、人均分，评估项目重点放在学生考试成绩上，尤其是升学率上，升学率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学校发展快慢的命运，以切实推进评价机制改革，从操作层面上推进素质教育。笔者建议，把原来的评估学校分成评估政府和校长、教师两部分，评估政府看投入与监管，评估校长看是否执行了教育方针和政策，评估教师看是否做到了教书育人。同时要把评估的重点放在课堂上；放在对教师的监管上。
(三)合理调整城乡中小学布局，提高义务教育办学效率
实施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是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大开发，其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人口越来越多，使城镇学校学生爆满，城镇学校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而农村学校学生却越来越少，合校、并校是必然趋势。针对这些情况，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政府要遵循教育规律，根据人口和城镇发展趋势，构建学校布局新框架；要从实际需要及区域发展综合考虑，建设好山区村校；要解放思想，采取灵活的政策解决农村学生就学问题，比如免费提供交通工具，使学校上课能够基本规模化，从而提高教育效率和综合效益。
(四)突出“大杂居、小聚居”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特色
根据乌江流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及学生发展的需要，学校可以有意安排乌江流域民族经济和民族传统文化的教学内容，以为振兴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民族经济和特色产业服务。同时，要大力发展远程教育，提高民族地区教育效益。现代远程教育不受时空限制，教学信息交互性强，教学资源丰富，可以充分发挥学习者的主体性，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共享，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综合利用，进而提高民族地区农村教育效益和质量，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
同时，培训一支数量足、质量优，既懂民族传统文化又有现代科学素质的教师队伍对于搞好双语教育至关重要。所以，乌江流域民族地区要努力办好当地师范学院，造就一支民族语言和汉语兼通的少数民族教师队伍，以全面推进民族地区的素质教育。
篇5：社会化理论视角下的进城农民工教育与培训研究论文
社会化理论视角下的进城农民工教育与培训研究论文
论文摘要：进城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涌现出的一个特殊群体。文章从社会化理论的视角分析了该群体发展诉求的本质以及教育与培训促进其社会化的必要性，并对该群体再社会化的具体实施进行了探讨。
论文关键词：再社会化；进城农民工；教育与培训
一、进城农民工的发展诉求——再社会化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城市数量增长和城市化发展就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作为全球一个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也随之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9％，到20已经发展到的46.6％，年平均上升0.9个百分点，大量农村人口在城市化浪潮的席卷下转移进入了城市，他们不仅面临就业与生活的困境，同时也面临完善与发展的难题。大量农民工已经进入城市。他们具有强烈的发展愿望，他们向城市转移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个体的生存问题，而是更加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个体在城市的发展，以及像现代市民一样生活。
进城农民工的发展诉求从表面上看是个体身份的转变与确立，从本质上看则是他们改变、学习、提升、再适应的过程，即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socialization)一词于1895年由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Simmel)在“社会学问题”中开始使用，通常指个体在社会影响下，通过社会知识的学习和社会经验的获得，形成一定社会所认可的心理——行为模式，成为合格社会成员的过程。《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对社会化的解释为：“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刚出生的婴儿是同其他动物无多大差别的生物人或自然人，社会通过各种教育形式，使自然人逐渐学习社会知识、技能与规范，从而形成自觉遵守与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取得社会人的资格。”社会化对于个体而言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根据人的发展周期和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社会化可以分为早期社会化(儿童及青少年时期)、继续社会化(成人期)和再社会化三个时期。
对于我国广大进城农民工而言，他们除了要和社会其他成员一样完成自身的继续社会化，同时还要面临来自农村乡土社会和城市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差异，必须在早期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的基础上实现个体的再社会化，即当个体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角色发生巨变时，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和角色而全面放弃原已习得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重新确立新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进行新的学习的过程。城市与农村环境上的差异不仅使进城农民工因人力资本所造成的谋职和生活的不适性表现出来，而且使他们在城市生活与工作方式和观念上的不适性更加突出，这些不适性促使进城农民工群体在主观上要求逐步提升自我知识、能力和观念。产生强烈的再社会化的主观愿望。
二、教育与培训促进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
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的实现，需要教育与培训增强其在城市发展多个层面的适应性，而该群体的城市适应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经济层面适应、社会层面适应、文化和心理层面适应。经济层面适应是个体城市适应的基础，对于进城农民工而言，其进入城市谋生首先是着手解决个体在经济层面的城市适应性问题，即必须通过个人努力获得一份能够满足个体生存需要的职业，以及与其相关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但进城农民工的诉求并非仅局限于此，他们希望实现个体职业身份与社会身份的统一。实现个体在社会层面、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全面适应，从而满足他们从农村人向城市人、从农民向市民转变的发展诉求。
(一)通过教育与培训提高知识和技能水平，实现经济层面的城市适应
进城农民工为了在城市谋得一份满足生存与发展的职业，实现个体的再社会化，需要教育与培训更新和丰富他们在就业、创业和生活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使其适应全新且快速发展的城市环境。对于大量进城农民工而言，他们不但在文化程度上普遍低于城市市民，而且在职业技能培训和专业技能的掌握上也有所欠缺。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城乡具有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是20：1，受高中教育人口比为4：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为0.91：1，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为0.37：1。进城农民工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文化知识、专业技能的缺乏导致我国进城农民工在进入城市这一新的生存空间，面临全新的工业化、现代化生产方式与机器设备时通常底气不足，他们大多要从简单的、职业地位偏低的工作做起，面临艰难、繁重的工作环境。再加上进城农民工对法律、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知识内容知之甚少，缺乏自我维权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因此，他们通常在工作和生活中处于弱势，难以满足我国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只有通过教育与培训实现他们在早期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基础上的再社会化，才能快速缩小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在人力资本水平上的差距，使进城农民工能够尽快适应城市这一新环境。
(二)通过教育与培训增强观念意识和行为能力，实现社会、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城市适应
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的实现，还需要教育与培训增强其在社会层面、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城市适应性，使他们具备适应城市这一新环境的观念意识和行为能力。进城农民工在经济层面的适应是个体城市适应的基础，是其进入城市谋生必须着手解决的问题，但进城农民工的诉求并非仅局限于此，他们希望实现个体职业身份与社会身份的统一，实现个体在社会层面、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全面适应，从而满足他们从农村人向城市人、从农民向市民转变的发展诉求。进城农民工社会层面的城市适应，主要是指转移人口实现生活方式上的城市性。城市化发展对于每一个转移劳动者而言，不仅是生存空间和发展地域的变化，更是一种生存方式的变化。生活方式是指在一定社会客观条件制约下，社会中的个人、群体或全体成员为一定的价值观念所引导的、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全部生活活动的稳定形式和行为特征，早在1938年。学者路易斯，沃尔斯(LouisWirth)就曾在其文章《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中明确提出“城市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这一观点。进城农民工除了要形成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外，还需要在文化和心理层面形成其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即形成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和适应城市文化的价值观念。从进城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来看，他们更加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一员，应该得到城市市民的同等的社会地位。据调查显示：新生代进城农民工认为“农民工还是农民”的仅为18.94％，认为“农民工不以务农为主，应该得到市民同等社会待遇”的占56.82％。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发展诉求的实现，需要通过教育与培训树立其与城市文明和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公民意识、主体意识、法制意识，能够形成与市民沟通与合作共事的能力，能够在与市民交流与共同工作的过程中，融入市民群体中，形成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从而全面适应城市社会。
三、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教育与培训的实施
(一)拓宽教育培训内容
教育与培训是实现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只关注该群体生存而忽视其再社会化发展的教育与培训内容仅仅局限于工作知识和技能这一维度。对于他们的再社会化发展而最终成为未来城市新市民所应该具备的观念意识和综合知识素养并未提及或者尚不全面，而这些内容恰好是转移劳动力从“农民工”向“现代市民”转化时所面临的素质瓶颈。因此，必须拓宽进城农民工的教育与培训内容，多方面提升进城农民工的综合素质，以使他们能够实现对城市这一新环境的全面适应。
拓宽进城农民工的教育与培训内容，必须将过去单一化城市生存、就业知识和技能拓宽为集知识、能力、观念意识三个维度为一体的现代市民综合素质。其一，观念意识维度。教育与培训要着重转变进城农民工对于事物的认识态度和情感，将主体意识、公民意识、法制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塑造纳入到教育与培训的内容之中，使转移人口消除对城市的隔离感，形成城市主人的自觉意识，将自身发展与城市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发挥个体主动性，承担公民义务，增强城市归属感，实现人与社会、人自身的和谐而持久的发展。其二，知识素养维度。教育与培训要帮助进城农民工不断丰富自身知识，掌握工作岗位变化和社会快速发展对劳动者所需的文化知识、专业技术知识、安全知识、维权知识、求职知识。具备与现代城市生活相适应的城市生活知识，成为能够适应城市第二、三产业发展需要和社会知识化、信息化发展所需的知识型劳动者及学习型公民。其三。行为能力培养。进城农民工教育与培训不仅要使受教育者获得在城市工作必需的实际操作能力，而且要使他们具备学习的能力，对已有的知识进行巩固。对新知识进行消化，将学习成为其内在需求和发展的支撑手段；使他们掌握业缘式人际交往的能力，转变其原有的同质性与血缘、地缘本位的交往方式，促进他们形成市民社会的复杂而间接、交往面广的异质性与业缘本位人际交往：使他们形成应变能力，应对和实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被动变化和主观改变，适应实践活动中人员、岗位、内容、方式的各种变化，不至于在多变的社会发展中陷入被动局面，实现他们的可持续发展。 (二)强化多元主体职责
为了实现进城农民工的再社会化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职业技术学校、成人教育与培训学校、企业和社区多元主体的有效功能，通过进一步强化多元主体的职责，增强他们的工作实效性，完善进城农民工的素质结构，从而促进他们在城市的后续发展。
其一，强化企业培训功能。企业作为进城农民工的重要聚集地和实现个体继续发展的重要媒介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费，从业人员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对聘用的进城农民工进行岗前准备性培训和在岗提高性培训。企业可以建立自己独立的专门培训机构或组织，也可以和职业学校、成人学校等部门合作，对进城农民工进行专业技能、知识等方面的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工作能力、主体意识等综合素养。其二，强化成人教育与培训机构功能。作为在职人员进行继续学习的.通道，成人教育具有与全日制学校学历相同的权威性，必须成为进城农民工继续提升自身学历水平、提高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成人教育一方面要发挥其学历提升的重要作用。使进城农民工能够通过业余时间的学习获得系统性的专业教育，实现学历补偿和提高，使他们的文化程度能够达到高中及以上水平，另一方面，成人教育要增强其岗位培训的作用，充分利用其资源对进城农民工进行各类岗位培训，使已经具有一定职业工作能力的转移人口能够通过继续教育实现个体实践能力与人文素质的整体提升，使他们能够通过这种非学历教育的形式为个体的后续发展积聚实力。其三，发挥职业学校的教育与培训功能。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初阶段，职业学校要充分发挥其对即将进入城市和已经进入城市人群的准备型和补偿型的教育与培训功能，使大量拟转移劳动力能够在农村当地获得各类准备性培训，使那些缺乏培训但已进入城市的转移劳动力能够获得短期补偿性培训。完成上述工作后，职业学校还要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发挥对在职人员进行岗位培训、转岗和素质晋升的功能，通过周期性的岗位培训更新他们的知识内容，提高他们的学习、实践与创新能力，增强他们的主体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使转移劳动力能够在“合格农民工素质”的基础上具备“现代市民素质”，使那些具有强烈发展诉求的进城农民工能够具备社会流动的技术资本和综合素养。其四，发挥社区的教育与培训功能。社区在教育与培训上具有对象大众化和内容多样性的天然优势，实现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的发展目标，必须强化社区的教育与培训功能的发挥，在学习时间和教学模式等多方面充分考虑灵活选择性和实效性，利用办新市民学校、农民工培训班等方式，在进城农民工的闲暇时间，对其开设文化知识、职业技术、公民素质、家庭教育等课程，通过丰富多样的社区活动，提高进城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构建学习型和谐社区，促进进城农民工不断学习和提升，推进其再社会化进程。
(三)完善外部保障措施
教育是现代社会大系统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各项调整、变革都逃脱不掉教育系统之外的社会大系统的影响，尤其是对于进城农民工的再社会化问题，不但需要通过教育与培训系统的努力，增强其在城市社会的综合适应性，而且需要来自教育系统之外的相关部门及有关措施给予有力保障，通过多方协调共同促进进城农民工的再社会化。
其一，政府支持。为了实现进城农民工的再社会化发展，政府必须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在政策支持上，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实现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的紧迫性，制定专门政策，明确各职能部门的相关职责，建立统筹协调的领导体制和分工负责、相互协作的推进机制，以督促教育、劳动保障、农业、建设、财政等多个部门的积极协作，明确责任分工，并纳入工作考核内容职责：明确劳动力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的教育与培训职责，制定鼓励政策。在资金支持上，要建立和划拨专项资金用于进城农民工的素质提升，减少或减免教育与培训过程中各种不必要的服务费用，同时监督企业、相关教育与培训部门的工作实效。其二，户籍改革。为了促进进城农民工再社会化目标的达成，我国必须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进行进一步改革，确立以职业为身份确认标准的户籍制度，彻底取消过去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此外，对城市落户政策进行相应调整，鼓励农村劳动力到城镇落户，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改变户籍这一先赋性因素的决定作用，加大后致性因素对个体城市落户的影响性，使进城农民工能够凭借自身在城市的努力工作、稳定就业、人力资本获得市民这一社会身份，最终实现个体职业身份与社会身份的统一，成为城市新市民。其三，传媒引导。大众传播媒介必须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功能，杜绝对进城农民工的歪曲报道，为进城农民工的发展创造平等的社会氛围。大众传媒不仅能够消除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继续发展的不良影响，而且对于实现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化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大众传媒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了接触现代社会思想与行为的途径，能够使他们通过耳濡目染，逐渐转变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形成与城市和现代社会相一致的素质结构。为了实现进城农民工的再社会化发展，大众传媒必须发挥应有的导向与促进作用。
篇6：功能主义视角下的老年人社会参与状况研究的教育理论论文
功能主义视角下的老年人社会参与状况研究的教育理论论文
积极老龄化是目前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学的政策框架。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对于积极老龄化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功能主义为理论视角，以北京z社区老年人作为个案研究对象，从政治、经济、文化、社区四个方面分析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状况。研究发现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程度较低，受到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提高需要社会和老年人自身的双重努力。
〔关键词〕社会参与，老年群体，积极老龄化
一、z社区老年人社会参与现状及分析
社会参与的指向是社会，即有益于社会的活动，强调的是“老年人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参与社会”。本文将老年人社会参与界定为老年人重新进入社会，实现和其他个体、群体或者与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的联系，具体包括政治活动参与、经济活动参与、文化活动参与以及社区活动②参与。
具体来看，z社区老年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区人际交往和志愿活动的参与状况主要表现在：
（一）z社区老年人政治活动参与及认识状况
本研究在政治活动参与的内容中，主要涉及了：社区居民选举、党组活动及其他。调查显示，有30%的老年人参加过党组活动，并且是党组织关系在本社区。60%的老年人表示没有社区居民选举的意识，认为那是由“固定人群”参加的活动。对政治活动参与的认识上，41.7%的老年人认为有利于维护自身权益，34.3%的老年人认为有利于提高社会地位，10%的老年人认为有利于了解国家时政，14%的人认为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在参与意愿上，74.5%的老年人表示如果有机会就参加，15.5%的老年人表示不愿意参加。
影响老年人参加政治活动的最多的三个因素是身体健康、空闲时间和政治政策，分别占到33.3%、28.3%和20%。
（二）社区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及认识状况
本研究在经济活动参与的内容中，主要涉及了：有收入的工作 、高档消费、投资股票和基金、存款及其他。调查显示，95%以上的老年人以“存款”为主要的经济活动，12%的老年人参加过有收入的工作，其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老年人因为身体原因辞去了工作。（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多数参加有收入的工作的老年人同时有存款这项经济活动，所以存款和有收入的工作的比率是有交叉的。）而高档消费、股票基金参加过的老年人很少，只有3%的老年人表示有买基金的意向。
从表2-2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老年人来说影响老年人参加工作的原因的主要是身体条件和空闲时间，分别占35%和25%。社会政策如就业机会少也是其中主要的原因，占到了16.7%。
（三）z社区老年人文化活动参与及认识状况
本研究在文化活动的参与内容中，主要涉及到了：老年大学、养生保健活动、琴棋书画、看书读报和听广播、遛弯和体育运动及其他。调查显示z社区老年人的文化活动参与主要集中在看书读报和听广播、遛弯和体育运动两项上上，分别占到35.5%和33%，15%的老年人会参加琴棋书画的活动，主要是社区的各类兴趣队和老年人活动中心的相关活动，10%左右的老年人会经常参加一些养生保健的讲座活动，主要为社区居委会组织，参加过老年大学的仅为5%左右。85.6%的老年人表示文化活动的参与主要是娱乐为主，以获得知识为目的的参与不多，有的话就是涉及到保健养生的讲座，多为居委会主办，次数也不太多。
从表2-3中可以看到影响老年人参加文化活动的因素中，身体健康和空闲时间占据重要位置，分别为33.3%和25%。第三位的是个人兴趣，占到20%，老年人在文化活动的选择时越来越注重自己的感受和意识，主动性越来越强。
（四）z社区老年人社区人际交往和志愿活动参与及认识状况
为了对前面提到的社会参与内容做补充，本研究在社区活动的参与内容中侧重对老年人人际交往和志愿公益活动参与的调查，主要涉及到了：邻里朋友聚会、社区志愿者和公益服务及其他。调查显示，43.5%的老年人参加过朋友聚会，16%的老年人参加过志愿者和公益服务。
在参与意愿上，65.6%的老年人表示愿意参加邻里朋友聚会这样的活动，20%的老年人有参加志愿者服务的意向。
影响老年人社区人际交往和志愿公益活动活动参与的第一和第二因素是身体健康和个人兴趣，分别占到35%和25%，参与活动的满足感为21.7%，处于第三位。
二、 z社区老年人社会参与
现状原因分析
通过对z社区老年人社会参与状况的分析，本文归纳出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一）个人因素
1、对身体健康的重视
调查发现，在参加各类活动的时候，身体是老年人考虑的第一要素。在谈到老年人参与意愿较高，但是参与程度较低的经济活动时，很多老年人都以身体条件不好为由解释，一位受访的老年人谈到：“我的老伴以前是教育工作者，退休的时候才五十多岁，原来的单位也说要返聘他，他也想去，这么早退休也没什么事情。但是最后也以身体条件不允许拒绝了。我们想现在老了，身体好才是最大的福气，这样子女也少操心。”
①谈到除了有收入的工作和存款之外的经济活动，如股票、基金、消费，大多数老年人都认为那是年轻人的爱好：“这些活动首先必须得有比较好的经济基础，我们现在的经济观念可能也相对保守。重要的就是那些活动用年轻人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刺激了，我们的身体和精力真有点吃不消。”
②身体健康是老年人进入老年阶段后的寻求各方面保护感的基础，同时也是心理上的一种积极的暗示和支持。因此这个时候身体健康便成为了老年人的一个重要命题和目标。
2、“社会参与”观念的淡漠，家庭事务的重视
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到，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阶段。尽管一部分老年人才退休之后依然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余热，但仍有一部分老年人没有展示出应有的积极作用。这和当时特定的社会件的限制导致当前的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有一定关联，但是主要还是因为老年人缺乏客观的自我评价。调查中一位老人就讲到：“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年轻人都很费力，我们老年人就更不用说了，以前的那些经验现在估计看起来价值也没那么大。”
③老年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大部分老年人只是选择呆在家中料理家务，照看孙辈，或者做一些消磨时间的活动，即使那些具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才也大多闲居在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同时，除了老年人自我对“社会参与”概念的淡漠外，老年人注重的是家庭角色的扮演和发挥，并在空闲的时间能够满足自己如锻炼身体、娱乐生活各方面的需要，对于一些费时间费力气的活动就不再考虑或是考虑的少了。
切身利益的关注调查结果显示，55%左右的老年人在选择参加各类活动的时候，多选择与自己利益或是其他内容相关的活动。一位参加社区治安志愿巡逻队的老人这样讲：“参加这个活动其实也有一些自己的考虑，平时没什么事情，这样（巡逻）其实也占不了多少时间，还能让自己觉得更有安全感。而且说实话，做志愿者让别人觉得是一件挺光荣的事情，不用太累，还能得到一些鼓励。”
①在做事情的时候，老年人更多的会去考虑自己的感受和得失。在社区领域中，居民是理性的社会行动者，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自己利益的考虑。这种利益不但包括物质利益还包括精神利益。一位居委会工作者表示：“我们组织老年人志愿服务队伍，其实也是有些鼓励的，老年人么，对这些小东西还是比较在乎的，如果光荣榜上能看到自己的名字和照片，他们甭提多开心了！奥运期间我们就给老年人发过奖状，虽然不值钱，但是他们都很看重。
”②社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都只是一个居住的地方，社区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共同点比较少，而且对于居民个人来讲，他们是不是参与社区活动的区别不是很大， 60%左右的老年都认为社区参与只是一种个人行为，基本上不会获得什么认可和鼓励。没有什么刺激的动力，加上对家庭更加注重观念，于是老年人也就不愿意花费大量宝贵的参与成本去参与社区事务。
（二）社会因素
1、社会机会和条件的缺乏
社会机会和条件的缺乏是影响老年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重要客观因素。调查结果表明，35%老年人怀有较高的就业意愿，但实际的就业率却处于较低水平。除了一部人老年人因为身体原因放弃了就业机会，就业领域中的年龄歧视这个现象确实是普遍存在的。一位受访的老年人这样讲到：“让我们出去工作也得有适合的，像那些以前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他们可能有返聘的机会，比如说老师啊，而且工作也不会太辛苦，对我这样以前在铁路单位工作，做列车员，现在人家总不能再让我们去吧。一看我们是老人，估计乘客都不放心，的确有些事情我们可能真做不来。不是所有的职业都是越老越吃香的。”
③可以看到就业机会的缺乏影响着老年人对于再就业的热情和信心。
对于社会复杂性的忧虑使得很多老年人将活动的参加更多的寄托在具有正式意义的机构上，如社区居委会的活动。但是作为城市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平台社区，在活动的组织途径和机会的提供上也显示出了“无力”。调查中谈到是否参加如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时，12.4%的老年人表示想参加但是不知如何参加。社区参与条件的缺乏也是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客观因素。
2、社会及家庭传统观念作用，支持力度低
目前中国的老年人在社会参与方面不仅仅是受到市场调节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政治和文化因素。一位受访的居委会工作者表示：“对于老人工作，我们很大程度上就是以一种服务的心态来看待。参加活动我们也怕有风险，万一有问题，这个责任谁来负。”
④对于老年人的习惯性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活动组织者的考虑。长期以来，中国人都有一个观念就是希望父母退休后可以安享晚年。时间长了这种观念也会影响到老年人自己的想法。社会对老年人的定位影响着老年人社会参与条件的形成和完善，家庭对于老年人的传统观念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情感上的支持，但是却制约着着老年人参与社会的积极性和动力。
现代社会和家庭虽然也在倡导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但是具体的实行中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局限于娱乐休闲活动的类型上。社会并未把老年人真正当作一种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的人力资源来对待并加以开发。
3、社会公民精神的缺失
公民精神的缺失会对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整个社会关系与生活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这种发达的家庭主义，使得中国的居民普遍缺乏公益心和公共精神，从而影响到老年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积极性。[1](32)老年人更多的满足的是自己家庭的和谐，对于他人的事情则关注很少。社会参与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公益性和志愿性质，如果大家都没有自愿服务他人的意识和精神，社会参与也就无法深入下去。与此同时这种状况也导致了老年居民缺乏主动参与意识，一位社区居委会工作者谈到：“z社区的老年人参加活动基本上都是自愿参与，但是自愿参与、经常性参与的是有固定群体的。这么说吧，大约200多人，占到五分之一的老年人，不管是我们社区活动，还是他们自己活动，都参与的挺积极的，其他的老年人调动的效果不明显。”
三、理论分析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研究分析看到，z社区老年社会人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也现出了一定的不协调性，总体来看，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程度不高，表现在参与的时间分配较少，参与的频率较低，参与的内容涉及面较单一、范围较窄等方面。参与程度最高、意愿最强的是文化活动。老年人认为最有意义的是文化娱乐休闲活动。除了身体因素和时间因素这两个参加活动的必要条件外，个人的兴趣和满意度及家庭事务的考虑安排占据了重要位置。对于生活状态，老年人多以“满意、还可以”来形容，从侧面表现出有些老年人已经体会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但是在“老有所为”上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二）功能主义视角下的理论分析
1、老年人社会参与程度低的主客观因素分析
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社会参与程度较低，既有社会系统功能的缺失，即社会资源的缺乏，包括社会可以提供给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机会、参与的途径、参与的机构等，也有社会文化观念的深刻作用。
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
各个部分都在系统中承担一定的作用或功能。对社会的各组成部分来说，它们的功能就是满足这些基本生存的条件。老年人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生活、发展等方面的要求是需要城市社会来满足的。[2](213)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老年人依然具备参与社会的条件和意愿，这与目前社会中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程度较低是不匹配的。根据结构―功能理论，系统特定功能需求的满足需要由系统特定的部分来承担，但是就目前而言，能够满足老年人参与社会功能实现的“特定部分”却存在着功能发挥的欠缺，这主要体现在社会因素的影响方面。通过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调查和原因分析可以看到，社会无论是在硬件还是软件方面对于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的支持都存在局限性。作为老年人目前社会活动的主要平台，社区组织在推进老年人发挥余热，实现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全面的积极作用。包括社区在内的各类正式化的体系并没有表现出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制度性支持，无论是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还是在思想观念的践行中，都存在着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不积极反应。
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帕森斯在他的社会系统理论中提出：“如果一个社会存在广泛公认的价值和坚实的内在文化，就会大大推进角色扮演者（个体行动者）角色形成过程和需求意向的协调。[3](44)
因此，社会系统中共同的价值取向对于个体的行为导向具有重要作用。社会虽然积极倡导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但是对于老年人的刻板印象仍然占据很多人的思维，而这种对老年人的印象在调查和访谈中也能体会到，包括老年人本身在内也接受了“只要身体健康，不给家人和社会增加负担就是最大的贡献了”。这种观念将老年人的角色更多的束缚在了个体和家人的圈子里，将儿女的日常生活安排好成为了越来越多老年人的主要生活内容，而这也被社会所接受。这种固有的内在文化一方面是社会传统观念的延续，另一方面也切合了老年人进入老年阶段后更加注重家庭生活和情感交流的心理。老年人的社会角色扮演，最主要的是在家庭和同辈朋友、邻居间这种互动中进行的，这符合老年人的心理需求，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老年人发挥更为广阔的社会影响起到了削弱作用。同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公民精神的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老年人参与社会的热情。“个人”、“家庭”观念的不断强化，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程度的降低，这些社会观念也是老年人所经历过的。因此，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影响着整个社会对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认可，同时这种观念对于老年人自我认识自己的老年角色，以及参与社会，形成自我的行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年人社会参与的社会功能分析
老年人社会参与程度低，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社会影响下的个人观念的作用。但是，老年人作为社会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角色意义和功能却是无法代替的。
从功能主义理论角度来分析，老年人在社会中地位的下降实际上是源于老年人对社会所发挥到的作用的下降，即老年人的社会功能的降低。现代社会中，老年人逐渐退出了社会经济生活，使得老年人发挥社会功能的的方式和途径受到阻碍，之前作为社会发展重要力量的“显功能”不再占据重要位置。因此，老年人对于社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潜功能”的发挥上。[2](218)我国社会中，很多老年人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帮助着年轻人，如料理家务、照顾孙辈等。老年人的经验以及各种经历对于子孙辈都是社会体验的一种参考和影响，传统观念中老年人的地位决定了老年人传承着社会的文化价值，他们行为所蕴含的深层次作用，对于整个社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调查和访谈发现，老年人这种家庭个体的“潜功能”的发挥已经成为社会对于老年人的主要认识。老年人也将对家庭发挥的作用作为社会参与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很多老年人都将家庭生活作为自己生活的重心，认为自己只要开心、没有病痛、不给家庭增加负担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在社会参与的类型上更多的倾向于休闲型、娱乐身心的活动。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的更多的是一种个体性的行为，社会参与应有的公益性和志愿性则没有太多涉及。这种“潜功能”的发挥一方面是社会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老年人对自我认识的影响。社会需要老年人发挥社会文化价值的传承作用，这需要老年人走出“个体性”的圈子，能够将参与融入到更为广泛性的社会生活中去，通过更多的社会参与来进行继续社会化，实现老
有所为，不成为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并能发挥出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作用。
社会倡导积极的老龄化战略，侧重老年人的角色和价值发挥，老年人不仅要保持身心健康，而且作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资源参与社会发展。老年人的“潜功能”不仅仅是对于家庭物质和情感纽带的支持，还需要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即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的公益性质的回归。很多老年人并没有意识到社会参与对社会的重要影响，缺乏对于自我的客观认识和评价，忽视了社会参与所能带来的社会作用，目光仅局限在参与带给自我的作用上。社会文化观念的传承一定程度上就是长辈对于晚辈的影响，老年人对于家庭事务的处理和观念会影响到子孙辈对于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处理。因此，老年人的潜功能的发挥不能仅仅是对家庭的支持和回归，需要的是对整个社会作用的发挥。老年人通过社会参与继续与社会保持联系，维持与社会沟通的渠道，既能发挥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作用，即利用自我的群体优势为社会贡献力量，又能在参与中保持与社会的联系，正视自己的位置，对于老年群体来说都是继续社会化的体验。
（三）几点建议
积极老龄化，是目前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学的政策框架，而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正是积极老龄化的核心和精髓[4](6)。本文认为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程度，既需要宏观层面上即各类社会政策的制定和相关机制的确立，重视对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加大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政策倾斜和支持，发掘社会资源，倡导社会对老年人价值的认同，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创建更为人性化的社区环境。也需要从微观着眼，发掘和倡导老年人参与社会的意识和热情，鼓励老年人转变其对自身消极的角色定位，提高主动参与社会的意识，积极创造具有社会意义和得到社会承认的新角色，将视野从家庭的狭小圈子中投射出来，不断提高自我的社会意识和公共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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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新课改视角下陶行知教育理论在数学生活化教学中的应用的论文
新课改视角下陶行知教育理论在数学生活化教学中的应用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新课改 陶行知教育理论 小学数学 生活化教学
【论文摘要】教师要善于在数学教学中联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挖掘数学知识的生活内涵，并结合课堂教学内容，让大社会、大生活融于课堂，为学生的成长、教学服务。本文从新课改视角下对陶行知教育理论在小学数学生活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陶行知先生说过：“生活即教育。”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学课堂，学习应是学生自己的生活实践活动。因此，小学数学教育应真正地回归到学生的生活中去，让学生感受到数学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同时，学生在学习和实践中能不断地提升自身的数学素养。
一、让数学教学走进生活之源
1.教学情境生活化。教学中，我注重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进而引出数学问题。通过学生熟悉的生活中的卡通人物――丁当猫的引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接着提问：“你们组在丁当猫的哪面？”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解决生活化的问题，使他们通过自主探索认识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这四个方向。这样，创造开放式、生活化的教学情境，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课堂成为学生的乐园，让学生在学中玩、玩中学，更能使其感受到数学的魅力所在。
2.数学问题生活化。数学教学应联系学生生活，注重现实体验，建立以解决问题为中心、师生教学相长的互动关系模式。如在教学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第一册“统计”后，我设计“到校园里统计”的开放式活动课：我把课堂搬到大自然中去，让学生在校园里任意地统计某种物体的数量，再把统计结果与同学交流、分享。学生的眼界真是开阔，有的统计香樟树的棵数，有的统计石凳的数量，有的统计花坛的个数……同时，我及时给予他们评价鼓励，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这样，从学生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入手，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到熟悉、亲切、真实，拉近了数学与生活之间的距离，使学生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投入到数学学习中。同时，学生有了更多讲、练、议的机会，从而积极思考，全身心投入，兴趣盎然，发展了思维的广阔性、深刻性。
3.练习设计生活化。学生学会了数学知识，却不会解决与之相关的实际问题，造成了知识学习和知识应用的脱节，从而感受不到数学的趣味和作用。如学习“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与面积”一课，面对数字和计算，学生感到乏味、提不起精神。于是，我结合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推出“我是小小设计师”活动：如果要在我们教室铺上地砖，(提供几种型号及价格)你能设计出一个装修方案吗？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1）量出教室的长和宽分别是多少米，算出教室的面积是多少。（2）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地砖的型号,算出所需材料的量和总的钱数。
这样的练习，改变了单调而枯燥的计算，题型比较新颖有趣，并赋予数学以生命，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能更主动地学习，而且使学生深刻体会到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让学生在生活中看到数学、摸到数学，增强数学应用意识。
二、让数学教学走向生活之本
陶行知先生强调说：“教育应以生活为中心，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因此，“生活化”数学教学之“源”应建立在丰富的生活背景之上。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挖掘数学教材中的生活画面，把教材内容与学生的实际生活有机融合，创设开放性的教学情境,使学生主动探索，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1.回归生活，赋数学以灵性。数学教学要为学生创设实践活动的机会，让学生能活学、活用知识，赋予数学知识以生命的灵性。如教学“认识人民币”一节，我注重引导学生用生活经验来解决数学中的问题，并使其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体现出数学知识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教学中，我创设“1元能买哪些东西”的活动，并在课前准备了许多价值不等的`小物品，让学生分组模拟拿1元钱到商店中购物的情境，然后让学生介绍他们的购物情况。在这个模拟购物活动中，学生争先恐后地参与，真实地感受到人民币的价值和作用，体验到学习数学的快乐。
2.用于生活，显数学之价值。学以致用，是数学教学的归宿，也是数学的价值所在。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在生活中运用数学的本领，让学生体验到数学是有用的。一年级下册“两位数加一位数（进位）”的“想想做做”第3题，教材展示出一个小小玩具店的场景，柜台上摆放了许多玩具，并标出了相应的价格。图中的3个小朋友分别要买两件不同的玩具，要求的是他们各应付多少钱？小朋友对玩具店很感兴趣，兴致很高。这时，我不急着让他们解决书上的问题，而是利用这个场景，问学生：“如果你去这家商店，你想买哪两件玩具？要付多少钱？”问题一提出，学生顿时精神百倍，马上选择自己喜欢的玩具，并迅速地算出所需钱数。通过将数学学习与学生生活联系起来，让课堂教学过程富有生活气息，从而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让学生亲自探索、发现、解决问题，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三.运用数学生活化教学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在日常教学中，要注意经常抓住求异思维的契机，设置创新氛围，以此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创设有利于学生创造力培养的环境，培养学生自信心，使学生敢于创新。
1.教师在教学活动开展中，重视营造宽松和谐的课堂环境，能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浓厚兴趣，使学生在心情愉悦的氛围中，快快乐乐学习知识，在玩玩做做长才干，获得创新的成功经验，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是十分重要的。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要营造宽松和谐的课堂教学环境，关键在于“学习问题”的设置，因为“学习问题”是数学教学的启示点，是抽象的数学教学能否转化为活的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点燃学生思维火花的重要制约因素。如在教学“商不变的性质”时，教师可让学生听“猴王分桃”的故事:猴王把8个桃分给4个小猴子，小猴都说:太少了！太少了！猴王说:我这儿只有80个桃子，全部分给40个小猴吧。小猴一听，全都欢天喜地说好！教师紧接着提出问题，与学生讨论商不变的性质，使学生在兴趣盎然的情况下很快完成了新知识的学习。
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动手操作、动口说出自己的见解、积极动脑。如在第五册、第六册中学习“口算乘、除法”时，让学生自己动手分小棒，把分小棒的方法说给同方同学听，在分、说过程中探索口算方法，这样课堂气氛活跃了，也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曾说:智慧的花朵开放在手指上。这句话告诉我们人们思维与活动的联系，在教学中，特别是几何初步知识的教学，针对小学生好奇心强以及好动的心理特点，应积极创造机会让学生动手操作，从中探索知识，进而让学生自己去发现知识，掌握知识，帮助学生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做是学的中心，也是教的中心”，“最好教育，要想它有效，须是教学做合一”。
2.数学教学要根据教材特点，让学生动手摸一摸，
做一做，试一试，练一练，再想一想，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比如在教学长方体和正方体时，让学生用山芋切取若干同样大小的小正方体。很多同学是先切一个，其余的再一个一个对照着切;也有同学先切一个长方体，然后把较小的面以较短的棱为标准切成正方体，然后再通过实际操作，他们找到了长方体切割成若干小正方体的简便方法，既完成了任务，又探索出新知。这样的认识过程，远比老师的费力讲解深刻得多，久而久之，学生由操作兴趣培养出操作习惯，从而达到启迪思维的效果，这种效果将推动创新能力向深层次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数学生活化教学过程中老师需要从组织者、引导者、鼓励者的角色上，创设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气氛，以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培养起学生数学学习的浓厚兴趣与数学学习的自信心，并放手让学生大胆质疑、大胆设想、大胆求异、大胆创新，这才能引导学生在探求数学知识的同时，发展好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和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张焕凤.数学教学生活化数学生活教学化[j].
[2]黄永顺.数学过程教学的实践与思考[j].
[3]黄英.联系生活寻素材,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j].
【多维教育公平视角下的基础教育差异化均衡发展的教育理论论文】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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