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地质公园网络科普现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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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欧洲地质公园网络科普现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欧洲地质公园网络科普现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欧洲地质公园网络的科普工作起步早,观念深入人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总结了欧洲地质公园网络的科普经验,并建议我国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通过加大管理力度、扩展交流渠道、培养科普人才,以及加强地方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明确资金来源、加强导游员专业知识培训、研究游客科普需求和设立科普基地等方面,推进地质公园科普工作.
作 者：李慧 骆团结 作者单位：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办公室,北京,100812 刊 名：国土资源情报 英文刊名：LAND AND RESOURCES INFORMATION 年，卷(期)： “”(4) 分类号：P5 关键词：欧洲地质公园网络 科普 现状 中国 建议篇2：欧洲法院在税收协调中的作用及对我国的启示
欧洲法院在税收协调中的作用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欧盟的税收协调
国际税收协调是指相关国家或地区为了建立共同市场，实现经济一体化，消除税收上对商品、资金、技术、劳务、人员自由流动的障碍，采取措施使集团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政策、税收制度（如税种、税率）互相接近或统一，以减轻彼此之间的冲突和摩擦的行为。[1]国际税收协调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税收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实背景下，加强国际合作，增进全球整体利益的必然选择。
目前国际税收协调主要有三种形式：WTO框架下的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协定约束下的国际税收协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国际税收协调。区域经济体一体化下的税收协调是目前最高水平的国际税收协调（将来的发展方向是全球性的国际税收协调），而欧盟则代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水平，因此，研究欧盟的国际税收协调对于各国发展国际税收协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欧盟（包括作为前身的欧共体）的税收协调主要包括对关税、增值税、消费税和个别财产税的协调，另外也包括对所得税领域的协调。关税领域的协调是欧盟税收协调的主要内容，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其关税协调主要包括对内关税协调和对外关税协调两个方面。根据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罗马条约》）第9条的规定，欧盟的关税协调采取的是关税同盟的形式，即建立一个各成员国统一的关税，一方面完全废止成员国相互之间涉及一切商品交换的进口税与出口税，另一方面，在同第三方国家的相互关系上，采取共同的关税税率。在增值税和消费税领域则是根据共同体条约第90―93条禁止采用歧视性国内税保护国产品的相关规定来达到协调的目的。欧共体于1977年5月提出了统一增值税计税依据的意见。7月又公布了新的增值税方案，基本内容为实行单一征税地和单一税率。关于统一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和适用税率的问题，已由欧共体在80年代分批陆续协调完成。[2]但增值税与消费税领域的一体化程度远不及关税领域，欧盟15国仍根据各自的国内法征收。在所得税领域，欧盟各国税法的差异仍很大，依然阻碍成员国间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在所得税领域的协调主要是根据欧共体法第293条关于消除双重征税的规定，以及第94条关于理事会可以颁布协调成员国法律、法规或行政措施的指令的规定，通过颁布指令的方式来进行所得税领域的协调。目前所颁布的指令主要包括成员国主管机构在直接税领域相互协助的指令、关于公司合并的指令和关于母子公司的指令。另外，在1990年7月，共同体还通过了《消除关联企业利润调整中的双重征税的公约》（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Double Tax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djustment of Profits of Associated Enterprises），也称为《仲裁公约》以避免一个共同体成员国的税务当局根据正常交易原则（arm‘s length pricing principle）对在另一成员国的关联企业的利润进行调整时所可能导致的双重征税。
欧盟的税收协调对于欧盟内部商品、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欧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于全球性的国际税收协调也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二、欧洲法院在税收协调中的作用
在欧盟的税收协调中，欧洲法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欧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设在卢森堡，是欧盟的司法机构，其基本职能是：对欧盟法律作出解释，监督和保证各成员国的法律与欧盟的法律相一致，监督和保证欧盟的组织机构和官员遵守欧盟条约所规定的法律，同时，为各成员国的法律机构执行欧盟的法律法规提供指导和帮助。[3]由于各成员国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和运作方式，特别是欧盟包括了西方两大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因此，统一执行欧共体和欧盟的法律法规是一个缓慢而困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欧洲法院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欧洲法院的职权可以归纳为两个：诉讼管辖权和先行裁决权。其所管辖的诉讼形态包括成员国之间的诉讼、成员国与委员会、理事会之间的诉讼、委员会与理事会之间的诉讼和个人与共同体（欧盟）之间的诉讼等，诉讼的形式主要包括撤销之诉（Action for Annulment）、不作为之诉（Action Against Failure to Act）、违约之诉（Plea of Illegality）和关于非契约性责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与罚款抗辩之诉（Action Against Penalties）。先行裁决权是基于欧盟法律的解释与适用相分离的原则所设计的制度，也就是在某些方面，欧盟法的解释权归于欧洲法院，而其适用权则归于成员国法院。当成员国法院发生的诉讼与欧盟法的解释或者效力有争议时，可以由条约所规定的人向欧洲法院申请裁决，以确保欧盟法在各成员国的统一解释和适用。[4]依据《罗马条约》第177条规定，欧洲法院对于下列事项有权进行先行裁决：对本条约的解释；对共同体机关制定的法令效力的解释；根据理事会制定的法令而设置的机关章程中已规定其宗旨的章程的解释。
欧洲法院对欧盟（共同体）税收协调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通过判例确立了欧盟法的直接效力原则和最高效力原则。直接效力原则，是指共同体法律规范能够直接为个人创设可在成员国法院执行的.权利。共同体条约所规范的是国家行为，所设定的是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共同体条约中找不到直接效力原则的依据，这一原则是通过欧洲法院判例确定的。[5]
在Van Gend en Loose案[6]中，欧洲法院第一次阐述了直接效力原则的含义。认为，共同体创立了新的国际法律秩序，成员国的主权因此受到限制。该法律秩序的主体不仅包括成员国，还有成员国国民。独立于成员国立法的共同体法不仅为个人施加义务，还为个人创设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产生于共同体条约的字面上，还存在于条约所明确施加于个人、成员国、共同体机构的义务中。[7]在该案之后，欧洲法院还通过一系列案例发展了直接效力原则和条约条文具备直接效力的条件。
最高效力原则是指共同体法的效力优于共同体成员国的国内法。最高效力原则在Van Gend en Loose一案中就已经被提出，欧洲法院认为，共同体创立了新的国际法秩序，成员国的主权因此受到限制，成员国不能通过国内法来改变共同体法。在Flaminio Costa v. ENEL案[8]中，欧洲法院指出，共同体条约创立了新的法律秩序，
也是成员国法律制度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员国法院在诉讼中有义务适用共同体法。当成员国法与共同体法不符时，共同体法优先，不论国内法是在共同体条约生效之前或之后颁布的。总体来说，共同体法的最高效力是无条件的和绝对的。共同体条约、二级立法（规则、指令、决定）、共同体法的一般原则、共同体与第三方签订的国际协定，不论它们是否有直接效力，都优先于成员国国内法而适用。[9]
欧洲法院所确立的这两个基本原则，为欧盟进行税收协调奠定了法律基础。欧洲法院在欧盟税收协调中所起的第二个大的作用就是在关税、增值税、消费税和所得税协调方面所起的作用。
欧盟关税协调的依据主要是共同体条约第23条和第25条，第23条规定建立关税同盟，适用于所有货物，第25条强调“禁止在成员国之间征收进口关税和与关税具有相同作用的捐税。这种禁止也应适用于具有财政性质的关税。”这里的“货物”、“关税”以及“捐税”的具体含义是由法院通过判例予以明确的。在Commission v. Italy案[10]中，意大利对文物出口征收关税，并认为文物不属于“货物”。欧洲法院认为，“货物”应理解为可用金钱标明价值并用于商业交易的物品，文物具有这样的特征，属于货物。在Sociaal Fonds voor de Diamantarbeiders v. SACh. Brachfeld & Sons案[11]中，比利时要求进口钻石缴纳相当于其价值0.33%的款项到一个为工人设立的社会基金中。欧洲法院认为，虽然该基金的目的既不是为财政获取收入，也不是保护国内产业，但这并不能使其规避第25条的管辖，其对进口货物征收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
在禁止征收关税或类似税收问题上，也存在例外，包括（1）成员国为进口国提供服务而就此收费；（2）作为成员国国内法的一般制度，对进口产品和国产品基于相同的标准都征收的税费；（3）履行共同体法所施加的检验义务而就此征收税费。[12]欧洲法院虽然原则上同意这些例外，但在审查时非常严格。在Bresciani v. Ammisintrazione Italiana delle Finanze案[13]中，意大利对进口的生牛皮实施强制卫生检验并为此收费。欧洲法院认为，成员国政府实施卫生检验是为了公众利益，不是为进口商提供服务。在Commission v， Germany案[14]中，德国政府对进口的活动物收费，这种收费是为了弥补履行共同体第81/389号指令下检验义务的成本。欧洲法院认为，该案中的收费是履行共同体法施加于成员国义务的经济性补偿，不能视为与关税具有相同作用的捐税。法院判断问题的关键所在是看其是否阻碍了商品在共同体内的自由流动。
共同体条约第90条还禁止成员国采取歧视性的国内税保护国产品，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第23―25条的规定被成员国的歧视性国内税所破坏，因为歧视性国内税同样可以增加进口商品的成本，从而达到和征收关税相同的效果。第90条的规定是这样的：“成员国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对其他成员国的产品征收任何超过对类似国产品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成员国不得对其他成员国的产品征收任何具有间接保护其他产品作用的国内税。”在Firma Frucht Gmbh v. Hauptzollamt Munchen案[15]中，欧洲法院对“类似”（similarity）产品解释为，属于财政、关税或统计上的相同分类的产品。在Amministrazione delle Finanze v. Essevi SpA and Carlo Salengo案[16]中，意大利政府对一种酒给予税收优惠，但其条件是该酒在生产过程中应当能在意大利境内检验。这样，意大利境外生产的酒由于不能满足这一条件而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欧洲法院认为这种做法是歧视性的，违反了第90条的规定。在Commission v. Kingdom of Denmark案[17]中，丹麦法律对白兰地酒（Aquavit）和其他酒采用不同的从量税率。由于Aquavit酒的销量远较其他酒大，而且该酒大部分为丹麦生产，因此，欧洲法院认为Aquavit酒和“其他酒”属于竞争产品，丹麦的税收安排具有歧视和保护作用。
欧洲法院在所得税领域的协调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加明显。由于共同体条约缺乏协调成员国税法的直接和具体的规定，因此，欧洲法院就借助于共同体条约关于服务、人员和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定和原则来消除成员国内直接税法对共同市场的阻碍。其核心在于消除对成员国国民国籍的歧视。[18]共同体条约第39、43、48、49、56条分别规定了人员、开业、服务和资本等方面的自由流动和限制禁止。Commission v. France案[19]是欧洲法院处理的第一个所得税案件。欧共体委员会认为，法国不给予另一成员国的保险公司在法国的分支机构以股东归集抵免（avoir fiscal）优惠的做法违反第52条。欧洲法院认为法国税法的规定构成了在其他成员国注册的保险公司开业自由的限制，违反了第52条的规定。在Finanzamt Koln-Altstadt v. Schumacker案[20]中，欧洲法院认为，在另一成员国居住的该国居民，在一成员国工作并获得其几乎全部所得，但在其居住国没有足够所得使其个人和家庭情况为居住国考虑，如果工作国对其征收比从事相同工作的居民为重的税收，就为第48条所禁止。在Wielockx v. Inspecteur der Directe Belastingen案[21]中，欧洲法院认为，尽管直接税的调整属于成员国的权限，但这种权限的行使应不违背共同体法并避免任何形式的基于国籍的歧视。由此可见，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所得税远没有统一，当前仍然主要借助四大自由来逐步消除这方面的障碍。在这一过程中，欧洲法院显然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对我国的启示
欧洲法院在欧盟税收协调中所发挥的作用说明了，税收协调并不仅仅是政府及其税务主管当局的事情，各国法院在税收协调中也能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税收协调只是税收法治建设中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在整个税收法治建设中法院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欧洲法院之所以能在税收协调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性条件就是欧洲各国法院在税法实施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法院在税法的贯彻执行、税法的完善和税收法治建设的进程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我国而言，研究欧洲法院在税收协调中所发挥作用的意义，就不是简单地说，应当发挥法院在我国税收协调中的作用，而是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法院在税收执行、税收司法、税法的完善以及税收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我国目前的税收法治建设中，法院的作用似乎被忽视了，税收司法已经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
落。税法的解释与适用似乎仅仅是税务机关的事情，而税法也似乎很难进入法院的视野之中，税法的可诉性问题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税务诉讼都是非常重要的诉讼，在把税务诉讼归入行政诉讼的国家，也是占据行政诉讼案件比重非常大的诉讼。[22]更有众多的国家专门设置了解决税务案件的税务法庭、税务法院等。而在我国，税务案件的数量还很少，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简单的行政案件，真正具有“法律味”的案件很少，具有示范意义的典型案例更是凤毛麟角。法院在我国的税收法治建设中基本上被搁置了。而发达国家税收法治建设的实践充分表明，不充分发挥法院的作用，要想实现税收法治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国法院在税收法治建设中的被动地位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
（1）缺乏真正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只能对规章及其以下的抽象性文件进行审查，而且只有不予适用的权力而没有撤销的权力。我国法院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也非常弱，特别是税法领域，法院几乎没有进行什么解释工作。[23]欧洲法院之所以能在税收协调中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具有解释法律和监督法律统一实施的职权。欧洲法院有权审查各成员国法律是否违反欧盟法，对于违反欧盟法的成员国法律可以拒绝适用，从而间接废止了相关成员国的法律。其实，如果我国法院能充分利用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也能对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进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有权审查规章及其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大量的规范性文件都属于规章或者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因此，法院都有权予以审查，并决定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如认为违反，就可以不予适用，从而对税法的修改和完善起到推动作用。但目前尚未有法院否定国家税务总局规范性法律文件效力的判决，可见，法院尚不敢挑战国家税务总局的权威。
（2）缺乏专业的税务法官，法院处理税务案件的能力不足。税法是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部门法，没有经过专门的税法训练很难胜任处理税务案件的工作。[24] 我国目前的法官大多都没有专门学过税法，即使在本科学过一点税法的基础知识，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法院在处理税务案件的过程中往往求助于税务部门的解释也就不足为怪了。对税法一知半解的法官如何敢挑战国家税务总局的权威？提高法官税法素质的重要途径就是设置税务法庭，培养专门的税务法官。有了专门的税务法庭对税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进行最后的监督，相信一定会促进我国税收立法（包括国家税务总局的立法）、税收执法的水平不断提高，也一定会对我国税收法治建设做出重要的贡献。[25]
（3）税收宪法、税收基本法的缺失。欧洲法院之所以能在税收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欧盟法或共同体法的存在，而且它们的效力是高于各成员国的国内法的。而我国税法领域缺乏一个高层次的法律，在宪法中只有一条涉及到税收的条款，而且是规定人民纳税义务的条款，宪法没有赋予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依据。除此之外，我国也没有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税法领域的法律目前只有四部，[26]《税收征管法》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一点税收基本法的作用，但远远不够，而且税收征管法是定位于税务机关征税的法律，而不是定位于法院监督税务机关征税的法律，税收征管法也很难为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依据。在缺乏足够依据的情况下，法院不敢对税务部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予以审查也就不足为怪了。扭转目前的状况必须进行税收立宪，[27]将税收法定主义明确规定在宪法之中，同时通过加快税收立法步伐，尽快制定税收领域的几部主要税法，为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依据，推动中国的税法建设和税务行政尽快步入法治化的轨道。
将来随着我国加快国际税收协调的步伐，我国所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会越来越多，我国税务主管当局与其他国家的税务主管当局之间的税务合作也会越来越深入，单边预约定价（APA）和双边预约定价也会越来越频繁，相应的，国际性的税务纠纷也会越来越多，这些纠纷的一部分将有可能进入司法解决的轨道。因此，我国法院在将来的国际税收协调中也是大有作为的，但这种大有作为必须以我国法院在我国国内税收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提高为前提，就目前我国法院处理税务案件的水平来说，即使有国际税收协调中的案件进入法院，法院恐怕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难以胜任处理案件的需要。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提高法院在税收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让法院成为推动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而不是一个旁观者。
「注释」
[1]参见苑新丽：《国际税收协调的发展趋势》，载《财经问题研究》0第10期。
[2]参见葛惟熹主编：《国际税收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版，第482―491页。
[3]参见张荐华：《欧洲一体化与欧盟的经济社会政策》，商务印书馆版，第44页。
[4]参见朱淑娣主编：《欧盟经济行政法通论》，东方出版中心版，第61―64页。
[5]See Pavlos Eleftheriadis， The Direct Effect of Community Law： Conceptual Issues， Yearbook of European Law （10） ，p205. [6]Case 26/62， NV Algemene Transporten Expeditie Onderneming van Gend en Loose v. Nederlandse Administratie der Belastingen [1963 ] ECR 1. [7]译文参见张智勇：《国际税法》，人民法院出版社版，第256页。
[8]Case 6/64， [1964 ] ECR 585. [9]See Alisa Kaczoroska （edited）， European Law： 150 Leading Cases， Old Bailey Press ， p130. [10]Case 7/68， ECR [1968 ] 423. [11]Case 2 and 3/69， ECR [1969 ] 211. [12]参见张智勇：《国际税法》，人民法院出版社年版，第269页。
[13]Case 87/75， ECR [1976 ] 129. [14]Case 18/87， ECR [1988 ] 5247. [15]Ca
se 27/67， ECR [1968 ] 327. [16]Case 142 and 143/80， ECR [1981] 1413. [17]Case 171/78， ECR [1980] 447. [18]参见张智勇：《国际税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
[19]Case 270/83， ECR [1986] 285. [20]Case C-279/93， ECR [1995] I-225. [21]Case C-80/94， ECR [1995] I 2493. [22]比如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百分之六十以上为税务案件。参见葛克昌：《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台）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页。
[23]我国台湾地区大法官会议近十年来所解释的案件，以税法案件为最多，所占比例还有逐渐升高的趋势。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台）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版，第58页。
[24]台湾著名税法学家葛克昌先生认为，财税法庭的设置是财税法改革的当务之急。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台）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5页。
[25]关于设立税务法庭的设想，参见翟继光：《试论税务法庭在我国的设立》，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4期。
[26]即《税收征管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农业税条例》。
[27]关于税收立宪可以参见翟继光等：《税收立宪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版。
翟继光
篇3：对我国水资源保护及现状的探析
对我国水资源保护及现状的探析
摘要：目前水资源高度匮乏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水资源和水环境更令人堪忧:一是我国水资源相对数量严重短缺.随着经济发展,人口的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我国未来对水资源的需求量还将进一步增加.如何解决水资源供给不足而需求不断增加的矛盾,已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通过时水资源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并对科学保护水资源和节约用水方面提出解决对策与途径.作 者：李育程 作者单位：广东省台山市环境保护局,广东,台山,529200 期 刊：管理观察 Journal：MANAGEMENT OBSERVER 年，卷(期)：, (18) 分类号：X3 关键词：水资源 节水 水环境保护篇4：对我国幼儿教育现状的几点思考
对我国幼儿教育现状的几点思考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幼儿教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我们在为取得成绩感到自豪的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对引进国外理论和经验的反思 学习和借鉴别国一些先进的理论、经验是很有必要的。问题是，由于我们对某种理论和经验之所以在国外取得成功的原因和条件没有完全领会和把握，导致实践的效果与预想存在很大的差距。我们在借鉴国外某种经验或理论时应该看到，无论它有多好，必有其文化背景的局限性，也必然受到适用条件的限制，也就是说它只有在某种条件下才能发挥得最好，同时它自身也会有一些不可克服的缺陷，我们不能盲目地选择和应用，夸大它的价值，应以是否有利于幼儿的全面和谐发展作为标准来衡量。 二、对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反思 理论与实践脱节在幼教界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往往理论界认可并大力提倡的东西不一定为实践工作者所重视。笔者认为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理论工作者所提倡的一般都是比较新颖的理论或经验，目前缺乏成熟和完善的操作方案，所以站在幼教工作第一线的教师并不能很好把握，推广起来较难，需要一个过程。如果过早推行，就会加重教师的负担。另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中国人一般不喜欢变化，对新事物较为抵制，冒险精神和探索精神比较缺乏。如，我们一直采用某种模式进行教学和评价，一旦对它进行变革，教师和家长往往很难接受，他们会对它的功能和作用产生怀疑，担心它不如原来的好。 三、对有关幼儿评价的反思 传统幼儿教育中往往从社会的需要出发来评价幼儿，为幼儿设定统一的认知、技能方面的标准，这与我们现在提倡的促进幼儿个性发展，保护幼儿的创造性是相矛盾的。现在大家似乎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在努力改革评价方式。很多幼儿园认为评价要以幼儿为出发点，要注重个性化。但是我们在评价的`时候是否想过，幼儿需要我们的评价吗?评价是我们成人强加给幼儿的，评价的目的主要还是给幼儿分类。其实，幼儿的本质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只要我们科学、合理地为幼儿的发展提供条件，幼儿的发展是自然而然的。(蒋慧)
篇5：泰国出境旅游市场现状及其对我国入境旅游业的启示
泰国出境旅游市场现状及其对我国入境旅游业的启示
泰国出境旅游市场现状及其对我国入境旅游业的启示本文对泰国出境旅游市场现状进行分析，探寻该市场存在的个性特点，弥补泰国出境旅游市场研究的空白，为我国入境旅游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一、泰国出境旅游市场发展现状
1.泰国出境游人数迅速增长
以来，除了受到非典疫情的影响之外，其他年份泰国出境游客人数均迅速增长，从20的210多万增加到的将近390万人，增长了83.72％，年均增长率达13.95％。可见，作为国际着名的旅游目的地的泰国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重要的客源地国家。
2.亚洲是泰国出境游客的主要目的地
泰国出境游客一直以亚洲，特别是东亚为主要旅游目的地。年――20，前往东亚旅游的泰国旅游者人数从189.1万人增加到336.8万人，增长了78.1%。这六年中，泰国前往东亚的出境旅游者人数占泰国各年总出境游人数的比例分别为84.06%、82.45%、83.61%、84.12%、84.09%、和83.84%。显然，东亚是泰国出境游客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而在东亚地区中，东盟各国更是泰国出境游客最核心的旅游目的地。2002年――年间，前往东盟各国旅游的泰国游客数量占各年泰国出境旅游总人数的比例都超过了51%。
泰国出境旅游市场呈现出的这一情况说明空间距离的远近对泰国出境旅游市场存在极大的影响。不过，大量泰国游客前往东盟各国旅游，更与东盟各国之间签证手续简便、国家之间政治关系密切、经济合作频繁有直接的关系。
3.泰国出境游客消费现状
（1）消费额不断增加。随着泰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泰国出境旅游者的消费能力也在不断增强。2002年，泰国出境旅游者人均天消费额为91.78美元，至2007年达到128.33美元，增长了39.82%。不过，泰国游客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天消费额差距较大，大体上表现出在经济和旅游业比较发达、旅游服务质量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消费额较高，相反则较低。如2007年，泰国游客在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的人均天消费额分别为161.33美元、158.21美元、148.87美元和135.61美元；而同期在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的人均天花费却只有95.30美元、88美元和86.42美元，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2）境外平均停留天数呈下降趋势。2002年――2007年间，泰国出境游客在境外平均停留天数分别为7.48天、7.14天、7.7天、6.63天、6.77天和5.83天，呈现出逐步减少的趋势。具体到各地区来看，泰国游客在东亚、东盟和南亚地区的平均停留时间一直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而在大洋洲、美洲和欧洲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如2002年泰国游客在东亚的平均停留天数是7.53天，其后逐年减少，至2007年只有5.44天，减少了27.8%；在南亚平均停留天数从2002年的8.7天逐渐减少到2007年的6.27天，减少了27.9%；在东盟的平均停留天数从2002年的8.14天减少到2007年的5.11天，减少了37.22%，减幅最大。相比较而言，泰国游客在大洋洲、欧洲和美洲等地区停留的时间则较长。2002年――2007年间，泰国游客在美洲的平均停留时间为9.85天、9.35天、8.24天、11.27天、11.02天和9.75天，除了之外，都在9天以上；在欧洲的平均停留天数除了在2007年降为7.86天之外，其他年份均在8天以上；在大洋洲的平均停留天数更是一直稳定在10天左右，分别为10.69天、9.35天、10.85天、9.49天、10.52天和9.04天。
出现这样的差异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距离的不同，东亚、东盟和南亚地区与泰国相距较近，且文化差异较小；而欧美地区和大洋洲与泰国之间的空间距离较远，使得泰国游客必然需要更多的时间往返和参观游览这些地区。另一方面，欧美地区和大洋洲都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都是世界上旅游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其旅游服务水平都比较高，这些应该是吸引泰国游客作较长时间的'停留的重要因素原因。
（3）住宿、购物和餐饮是主要花费项目。在泰国出境游客人均天花费构成中，住宿和购物花费所占比重较大，而娱乐和观光游览所占比重较小。2002年――2007年，泰国出境游客用于住宿的费用在其总消费额中所占比重最高，分别为31.08%、32.78%、30.32%、32.97%、34.22%、34.32%，是泰国游客的最主要消费项目。其次是购物费用。2002年――2007年泰国出境游客用于购物的费用在泰国出境游客消费构成中的比重分别为29.37%、29.52%、30.87%、29.3%、29.27%和28.69%。此外，餐饮服务也是泰国出境游客的一个重要花费内容。2002年――2007年间，餐饮费用在泰国出境游客的消费构成中约占17％――19％之间。另外，泰国出境游客在娱乐和观光服务方面的花费较少。2002年――2007年，泰国出境游客在娱乐方面的花费占其总花费的比重分别为6.81%、6.96%、6.83%、6.23%、4.36%和4.15%，可见泰国出境游客在娱乐方面的花费较小并呈逐渐减少的趋势；在观光服务方面的花费比重更低，在泰国出境游客消费构成中的比重从2002年的4.54%逐渐减少到2007年的2.95%，同样呈现出逐年降低的趋势。
可见，在旅游活动六要素中，泰国游客对住宿、购物和餐饮服务较为重视，尤其是住宿服务是泰国出境游客尤为注重的服务项目。因此，了解和掌握泰国游客在住宿、购物和餐饮等服务方面的心理需求，为其提供满意的服务是拓展泰国旅游客源市场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而探索和挖掘泰国游客在娱乐和观光服务方面的需求是进一步提高泰国游客消费水平、延长泰国出境游客停留时间的一个途径。
（4）泰国出境游客对价格变动比较敏感。20的泰国国家旅游局旅游收支统计中曾说：“美伊战争，以及SARS影响了泰国游客出境旅游……但是由于各竞争国家采用价格策略为强吸引手段，尤其是随着一些旅行社推出打折的出境游产品，使得泰国出境游尤其是跟随旅游团出境游人数增加；航线的降价也使得中等收入的泰国人消费能力增强。（因此）在下半年的时候，泰国出境游人数成为增长的第一位……促使泰国人出游增长的主要因素还是价格方面的吸引力，包括来自旅行社的竞争和各客源国住宿价格的持续下降”。另外，罗卫建也曾指出：“泰国游客去国外旅游，都会考虑到费用的问题”，同时指出20泰国旅华市场具有“市场价格敏感，淡旺季起伏较大”的特点。
可见，泰国游客在出境游方面对价格变动十分敏感，如何正确对待和利用泰国出境游客的这一消费特点，对于吸引泰国游客具有一定的发表意义。
二、对中国入境旅游业的启示
“大力发展入境旅游”一直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发表方针。泰国一直是我国主要的入境旅游客源国，对泰国出境旅游市场现状进行系统分析，对我国发展入境旅游有许多启发：
1.努力改善国民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以提高我国的旅游吸引力
在2007年欧洲酒店业举行的全球游客形象评比中，中国游客获得了倒数第三的评价。这一结果令国人汗颜。众所周知，国民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是国家的“软实力”。每一个出境旅游者都在相当程度上都代表着我国的国家形象。而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吸引国际游客的重要因素。泰国除了是我国重要的旅游客源地之外，同时也是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目的地国家之一。作为一个佛教国家，泰国国民受佛教文化熏陶，温文尔雅、注重礼貌礼仪。而我国出境游客在泰国的一些行为令许多泰国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从而使得他们对中国产生许多负面印象，这势必会影响泰国人的旅华热情。因此，提高出境旅游者的素质，规范其旅游行为，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是促进泰国旅华市场乃至我国整个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工作。中国政府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对中国公民的出国文明行为的规范和教育引导工作，树立良好的国民形象。
2.加强与各客源国的政治经济合作，简化出入境手续
良好的外交关系是旅游业合作的基础，要吸引各客源国的旅游者前来我国旅游，必须要与对象国保持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此，加强与各个客源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合作是发展入境旅游业的一个重要前提。简化入境手续是指尽量减少游客办理入境手续的程序。入境手续的简单化对于旅游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鼓励和支持，给游客带来方便。有些国家或地区针对某些特定客源国和地区制定免签的措施，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客前来旅游。泰国出境旅游者特别青睐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东盟内部国家，就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相互免签证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我国未来的入境游游业中，有必要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简化国际游客的入境旅游手续，为出入境游客提供方便。
3.积极实施区域旅游合作，提高旅游产品的品牌形象
在亚洲各旅游目的地中，旅游资源的相似性使得我国的旅游业正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态势，单一的旅游目的地已经很难形成对国际游客的吸引力，借助区域旅游合作提升和增加整个区域旅游的吸引力已经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具体来说，可以借助知名的文化区域提升名气较为一般地区的旅游知名度，形成连带效应。如借助“三国文化”这个整体概念，将曹魏故地河南、安徽，孙吴故地江苏、两湖和蜀汉故地四川、重庆、云南等相关地域整合在一起，形成特色文化区域，再打造一条条有特色的品牌旅游线路，把许多名不见经传的旅游地串联起来。这样便可以引导国际游客在中国进行区域性的深度旅游，改变他们只选择几个大城市作蜻蜓点水式旅游的现状，既可以延长国际游客在我国的停留时间，还可以增加其重游中国的几率。
4.加大国际旅游人才培养力度，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后奥运时代”的中国，必将迎来更多的国际旅游者，培养更多国际型旅游人才是发展我国入境旅游业的一个重要工作。这就需要我国各级各类旅游院校和旅游企业进行校企合作，一方面要通过各类院校加强旅游专业人才的理论学习，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旅游企业的培训提高旅游工作者的旅游工作技能。
英语作为国际上使用范围最广、覆盖面最大的商务通用语言，在国际交流中的地位显然无法回避。因此，提高我国旅游人才的英语水平是发展我国入境旅游的重要条件。在这方面，泰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在泰国的重要旅游城市，英语与泰语并行不悖，都是通用语。泰国每年都能够吸引大量的国际游客前来旅游，语言优势是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让非英语国家的游客在异国他乡享受到本国语言的旅游接待是使客人获得亲切感和信任感的重要途径。因此，除了要提高旅游人才的英语水平之外，还应该对我国旅游人才进行非英语客源国家的语言教育和培训。()目前一些大中院校的旅游专业正在采用的“3+1”教学模式（即国内三年旅游管理专业教学，语言对象国一年语言学习）是一个很好的培养方法。这些前往语言对象国学习的学生不但可以学好该国家的语言，同时还可以了解该国的风俗民情、旅游需求心理和旅游偏好等，为将来从事旅游接待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加强旅游商品和纪念品的开发设计，努力提高购物旅游服务质量
食、住、行、游、购、娱是旅游活动的六要素，缺一不可。食、住、行、游在旅游者旅游活动中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然而，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作为旅游活动的六要素之一的购物旅游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在旅游目的地经济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泰国、中国香港等旅游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旅游购物收入在其旅游业总收入中的比重都比较高。据统计，2002年――2007年，泰国在旅游商品和纪念品销售方面的收入占总入境旅游收入的28%左右，而香港的旅游购物收入更占到其旅游总收入的50%左右。而在我国的国际入境旅游收入构成中，商品销售的收入占入境旅游总收入的比重长期徘徊在20％附近，直到才有所突破，达到了33％。相比较而言，我国在旅游购物服务方面与旅游发达国家和地区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开发设计有特色的旅游购物品、创造良好的购物环境，也是我国进一步发展入境旅游的重要工作内容。可以挖掘我国各地区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和旅游纪念品，改变我国旅游商品和旅游纪念品雷同、单一、毫无特色的现状，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和纪念品来满足旅游者求新求奇求特的购物心理需求。
篇6：美国遗产税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遗产税对我国的启示
一、美国遗产税的特点遗产税和赠与税是世界上普遍征收而且历史悠久的税种。遗产税起源于古埃及法老胡夫当政时期，由于修造金字塔和战争，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对财产继承人课征遗产税，直接用于军事支出。美国联邦政府遗产税于1797年为筹集海军经费首次开征，1802年废止。南北战争期间，又重新开征，战争结束后又被废除。直到1916年，遗产税才作为一个经常性的税种开征至今日。作为遗产税补充税种的赠与税，于1924年开征。现行美国遗产税有以下几个特点：
1.实行总遗产税制，并将夫妻的财产分为共有财产和独立财产。
尽管遗产税的名称较多，如死亡税、继承税等。但从税制上看，世界各国遗产税可分为三种类型：总遗产税、分遗产税和总分遗产税。总遗产税，它的纳税人是遗嘱的执行人或继承人，课税对象是遗产总额，税率大多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并设立减免额，但不考虑继承人的纳税能力。在遗产处理上采用“先税后分”，即先交税，再分配税后遗产。如果不能交纳遗产税，则不能继承遗产。目前，除美国外，英国、新加坡、我国香港及台湾地区采用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它的纳税人是遗产的继承人或接受遗赠人，课税对象是纳税人获得的遗产，税率一般也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并设立减免额。在遗产处理上，考虑继承人的负担能力，采用“先分后税”，即先分配遗产，再征税。日本、德国、法国及韩国实行分遗产税制。总分遗产税制，是将上述两种税制综合，它的纳税人是遗产的管理人、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继承人、受遗赠人。它先对总遗产征税，然后对分配到遗产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超过一定标准的遗产再征税。在遗产处理上，采用“税一分―税”，即先交税，再分遗产，超标准部分再交税。目前，意大利、加拿大、菲律宾等国实行总分遗产税制。
赠与税是遗产税的辅助税种，有许多国家和地区不单独开征赠与税，只是规定财产所有者在生前若干年内的赠与财产视为遗产进行征税。赠与税可分为两类：总赠与税和分赠与税。总赠与税的纳税人是财产赠与人，即财产所有者，课税对象是财产所有者生前赠与他人的财产。分赠与税的纳税人是财产受赠人，即接受赠与财产的人，课税对象是赠与的财产。采用总遗产税制的一般选择总赠与税；而采用分遗产税制的也往往选择分赠与税；美国联邦遗产税和赠与税属于总遗产税制和总赠与税，目前，美国赠与税并不单独开征。
美国将夫妻的财产分为共有财产(communityproperty)和独立财产(separate property)，对于共有财产，无论在谁的名下，其中的一半作为死亡者的遗产，另一半是未亡配偶的财产，不作为死亡者的遗产。对于独立财产，在死亡者名下财产全部是遗产，在配偶名下财产，不属于遗产。
2.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财富的递增，不断提高遗产税的免税额，并相应降低遗产税最高边际税率。
美国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税率和抵扣额是一体的，生前赠与和死后继承，税率和抵扣额是相同的，称为统一抵扣额(Unified tax credit)。它把财产所有者一生中第一次赠与的财产，扣除统一抵扣额，超额部分纳税，以后年度的赠与财产和以前的赠与财产累计计算，扣除以前已缴纳的赠与税，剩余部分纳税。因为连续累计计税较复杂，现在已采用相当免税额(applicable exemption amount)方法。由于赠与税的免税额最高为100万美元，而遗产税的免税额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财富的递增不断提高的，2001年的相当免税额为67.5万美元，（见下表）。所以，美国政府将在2003年后改变这种统一的计税方法，而采用分离计税。
美国遗产税最高边际税率及相当免税额
年度 最高边际税率(%) 相当免税额（万美元）
200250 100
200349 100
200448 150
200547 150
200646 200
200745 200
200845 200
200945 350
2010废止 废止
3.对美国公民、居民和非公民、非居民采用不同的税收政策。
美国税法规定，美国公民或居民死亡时，无论其财产在美国境内或境外，均为遗产。非美国公民或居民死亡时，其在美国境内的财产为遗产，境外的财产不作为遗产。如果死者持有绿卡，但不在美国居住，在纳税申报表中可填为居民也可报为非居民。另外，美国公民或居民死亡时的遗产，由美国公民配偶继承，可享受100%的配偶继承扣减；由非公民配偶继承的遗产，原只抵扣10万美元，2002年调为11万美元。非美国公民或居民死亡时的遗产，不论由美国公民或非公民配偶继承，只享受11万美元的抵扣额和6万美元的'相当免税额，即超过17万美元的部分课征遗产税。
4.遗产税税制复杂，征税成本较高，财政职能弱化，争议较大。
由于财产、尤其是不动产的转移，往往难以核定，为此，美国遗产税设置了许多条款，以避免税收流失。仅遗产税纳税申报填写说明书就有20多页，纳税报表有40多页，两者合计多达60页以上。正确填写往往需要一个月时间，所以，大多数纳税人都聘请专业人员来完成纳税申报。可以说，美国现行遗产税是美国公认的最复杂的税种。复杂的税制提高了征税成本，以1998年为例，遗产税收入为230亿美元，而征税成本是480亿美元，征税成本高于税收收入多达250亿美元。
遗产税一直是美国的一个小税种，收入有限，筹集财政收入职能不强，一般只占税收收入的1%左右。这一点与大多数西方国家是相似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受供给学派减税主张的影响，要求废除遗产税的呼声一直不断。布什总统2001年废除遗产税1年，从2002年起又按2000年的旧税法执行；另一方面，要求保留遗产税的也大有人在。2001年，120名美国富翁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声明，呼吁政府不要取消遗产税。这些人包括比尔・盖茨的父亲老威廉、巴菲特、索罗斯、洛克菲勒等。老威廉在请愿书中写道：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将伤害穷人家庭。可见，美国对遗产税存在较大的争议。
二、我国开征遗产税面临的难点
对于我国而言，开征遗产税可以调节社会财富、增加财政收入、填补我国税收制度的一个空白，而且，有利于在对外交往中维护我国政府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美国现行遗产税的现状提醒我们，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建立一个合理的遗产税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面临的问题往往是难以解决的，因为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税法的完善程度、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水平及技术手段都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开征遗产税将面临下列难点。
1.不动产的转移难以
核查。
尽管美国有较完善的财产登记制度、财产评估制度、财产监控体系，但是，这个问题在美国也没有很好解决。相比之下，我国尚未建立较完善的财产登记制度、财产评估制度和财产监控体系，大量不动产的税前转移将侵蚀遗产税的税基。
2.征收成本高，税收收入低。
这一问题不仅美国如此，英国、日本、德国等也面临这一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三、美国遗产税对我国的启示
1.我国遗产税应采用总遗产税制，不宜单独设立赠与税。
总遗产税制采用“先税后分”，即先交税，再分配税后遗产方式，可以减少征税成本，便于征收管理。另外，单独设立赠与税需要有完善的财产登记制度、财产评估制度及财产监控体系作为依托，而我国是无法在短期内完善上述制度和体系的，所以，不应单独设立赠与税，而应将赠与税并入遗产税中。
2.在纳税人的选择上既要维护国家主权，又要遵守国际惯例。
我国遗产税的纳税人应为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于没有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的，纳税人应为遗产继承人和受赠人。同时，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并依据国际惯例，考虑到国际税收重复征税问题，在居民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重叠时，应以地域管辖权为先。所以，我国遗产税的纳税人应是：我国公民及居住超过一定时间（如1年）的居民，其死亡后的全部境内、境外财产为遗产；不在我国居住或居住不超过一定时间（如1年）的非公民及居民，其在我国境内的财产为遗产。
3.课税对象的确定要体现税收公平和效率原则。
我国遗产税的课税对象应是死亡者遗留的合法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和财产权利。动产具体应包括；现金、银行存款、有价证券、金银首饰、珠宝、文物、机动交通工具、存货等。不动产应具体包括：房屋及附属物。财产权利应具体包括：土地使用权、债权、保险权益等。课税对象的确认、尤其是估价是遗产税计征的关键环节，在这个问题上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充分体现税收公平和效率原则。为此，应按下列方法来进行：
(1)按国际惯例确认遗产。根据国际惯例，动产、不动产应以所在地为准，但机动交通工具，应以使用证照登记机关所在地为准。如果登记机关所在地未开征遗产税，则机动交通工具作为遗产可并入上述不动产中。财产权利应以登记机关所在地为准。
(2)财产的估价应以财产所有者死亡时的财产市值为标准。世界各国一般都以死亡者财产市值为标准，我国也应如此，并根据不同财产采用不同的估价方法，经税务机关指定的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师核算，最终由税务机关确认。财产的具体估价方法有以下几种：一是账面价值法。当财产的市值与账面价值基本―致时，可采用该方法；二是现行市价法。当财产的市值与账面价值相差较大时，可应用此方法；三是收益现值法。一般财产权利和不动产等可适用此方法。当未来财产收益有年限时，可以将未来收益折现，其公式为：
附图
上式中，V[,0]为财产收益折现，R[,t]为第t年度的财产收益，i为折现率。
如果未来财产收益没有年限限制，可采用资本化方法对财产进行估价：
V[,0]＝财产预期年收益额／平均财产收益率
4.税率的设计应采用超额累进税率，而且税率级次不宜过多。
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供给学派的扩大税基、降低税率、减少税率级次的税收中性化主张逐渐被世界各国认同。目前，世界各国遗产税的最高税率平均在50%左右，而且，税率级次大多在4-5级左右。所以，我国遗产税最高税率不宜超过50%，税率级次也应在5级以内。
5.税前应考虑必要的扣除，并鼓励进行公益捐赠。
一般来说，下列支出应在税前进行扣除：丧葬费用、财产所有者生前应偿而未偿的债务和抵押财产、遗产管理费和公益捐赠。其中，公益捐赠是指用于慈善、教育、卫生、体育、科研、学术等方面的捐赠。而且，必须通过国家民政部门批准的机构作为中介，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出具有效凭据，才能进行抵扣。我国可以考虑适当提高公益捐赠的扣除数额，以鼓励财产所有者进行公益捐赠。
总之，我国开征遗产税将面临较大的挑战，只有不断地完善税收制度，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和法制观念，遗产税才能真正发挥其财政职能和经济职能。
【参考文献】
[1]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01年中国财政发展报告[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2] 各国税制比较研究课题组.财产税制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欧洲地质公园网络科普现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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