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金融监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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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对我国金融监管的思考
对我国金融监管的思考
金融监管是一国金融稳健运行和经济安全的重要保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0,应赋予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更大的.独立性,并及时构建集中监管体制以应对业已存在的金融混业经营趋势.
作 者：李涤凡 王云海 作者单位：李涤凡(河南财经学院,财金系,河南,郑州,450002)王云海(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财贸系,北京,100032)
刊 名：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NAN COLLEG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CADRES 年，卷(期)： 21(2) 分类号：F832.1 关键词：中央银行 货币政策 金融监管 分业经营 混业经营篇2：针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一点思考
针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一点思考
针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一点思考李建胜
201*年4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有关议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将暂时行使原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的金融监督管理职权。按照4月26日通过的议案，银监会将行使原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的对银行、金融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职权及相关职权。至此，银行、证券、保险――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将最终完成，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于一身的“大一统”时代也宣告结束，也使得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逐步健全。但关于我国的金融业经营和监管体制究竟应该实行分业还是混业的争论却从来没停止过，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加强、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和状况的调整这一争论越来越激烈。
考察当今世界各国金融监管的发展状况，不难发现，世界多数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发生了较大变化。金融监管权力越来越趋于集中，而且也倾向于将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中分离出去，由一家专门的监管机构实施金融监管。
由于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分业经营模式日益受到质疑，而美国依据《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规定确立的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导致美国金融监管体系错综复杂，且联邦法银行与州法银行与保险公司往往从事相同的业务却受不同的机构监管，常常引起金融机构之间、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纷争。因此，11月4日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法案》对分业经营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银行、证券、保险统一为一体进行横向综合性监管，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也产生了巨大变革。
从分业经营相混业经营的回归是国际潮流，与混业经营相呼应，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统一由一个机构来监管的单一监管体制也在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为了适应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英国、日本和瑞典等国均成立了统一监管证券业、保险业和银行业的监管机构。以英国为例，英国的金融监管一向以非制度化的、松散的自律监督而着称，但自1986年《金融服务法》后，其在监管体系上有了根本性的变革。这一变革首先体现在证券监管方面，成立了证券投资委员会（SIB），国务大臣授权SIB对从事各种金融服务的企业和从事证券活动的自我规范组织进行监管，并具有法律效力。10月，证券投资委员会更名为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6月《英格兰银行法案》将英格兰银行对其他银行、上市证券交易所及票据交换所的监管权移交金融服务管理局，使其获得了以前由证券期货局、投资经营管理局、私人投资局以及贸工部下属的保险业理事会等9个机构分别行使的监管权，从而形成了独立的、单一的超级监管机构。
可以说我国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较多地吸收了美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那么19美国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大的改革，从分业经营监管调整到了混业经营监管，那我国是否也应该借鉴美国的做法，马上将我国金融业的经营和监管体制调整到混业呢？对这一问题，专家学者基本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纷纷涉足金融领域，开展跨行业的金融服务（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等），传统的行业界限已经变得日渐模糊。这无疑对开放经济背景下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迫切需要建立规范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来实施有效的联合监管，切实防范金融风险。我国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模式，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是各个行业的最高监管部门。在分业经营的框架内，国内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比较窄，潜在的金融风险较高。商业银行无法利用其庞大的.销售网络销售自己的金融产品（如保险和证券）；保险公司的投资渠道受到限制。而许多混业经营的跨国金融集团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因此迫切需要允许国内金融机构开展混业经营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金融全球化、混业监管和经营成为一种趋势，而且我国现在的银行、保险和证券业务实际上已经出现交叉，但根据目前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情况，出于金融稳定和防范风险及与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格局相适应的的考虑，我国实行混业经营的人才准备和市场发育条件还不成熟，当前仍以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为宜。
笔者认为金融业没有一个可在全球套用最理想模式，必须承认各国现行的监管体制都存在各自的弊端。目前也只有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设立了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而相当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实行金融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更重要的是我国的金融市场目前不具备向混业经营转变的成熟的条件，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我国金融业的实际情况，不能过于急切地将经营体制转为混业。当然，在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机构往往能够通过跨行业和多样化的运作，来提高自身综合实力和增加盈利来源；通过销售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因此相对分业经营有更多的灵活性。而且，随着我国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系是我国金融机构面临更加激烈的但不对等的市场竞争，也使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受到严峻挑战。因此，我国金融业的经营和监管体制将从分业转向混业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只是在从分业转为混业之前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探索，为混业经营创造成熟的条件。笔者认为具体探索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可尝试建立综合性的监管体系（如：人民银行和三大监管机构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一个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部门共同组成的金融业最高监管机构，对混业经营实施联合监管，()定期就金融政策、金融运行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为混业监管积累经验。
二、由于我国目前的金融分业经营，是有限的分离，即我国法律允许金融机构根据具体情况在某些领域以某种方式进行适当的交叉，导致实践中存在着监管机构职能没有覆盖的监管的“灰色区域”。因此应当建立监管当局的信息共享机制。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信息中心，使当局能够及时、准确、全面地获取金融运行的第一手资料，提高货币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增强金融监管的针对性；同时也可以避免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统计可能产生的问题，防止金融机构从规避监管角度出发，随意转移金融资产，进行违规操作。
三、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培养混业经营人才。应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和监督机制，建立一个由外部监督和公司内部控制相结合的全方位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
笔者认为在对经营和监管体制做出各方面有益的探索后，我国金融业将通过实行统一、综合监管，逐步统一监管标准，实现监管标准的充分透明，实现金融公平竞争，提高监管质量和效率，最终实现全面而又有效的混业监管。
得继续为害。
某些制度和管理上的漏洞，监督机制的缺失，看来还得进一步修补。
篇3：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启示论文
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启示论文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暴露出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本文以金融危机为背景，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剖析，从而提出参照美国伞形监管模式，结合我国实际，建立一套有自己特色的金融监管体系。
关键词：金融危机；监管体系；改革；启示
一、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弊端
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和蔓延暴露出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诸多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头监管致重复监管，阻碍行业顺畅发展。在金融活动多元化的进程中，对某一监管对象所出现的监管体系机构众多、权限互有重叠、监管标准不一致是很多国家金融监管体制中共有的问题。多头监管常常会发生“谁都管”或“谁都不管”的现象，甚至由于监管领域界限不清和责任不明还会出现监管部门为了获取更多的监管对象，存在放松监管要求的动机。以金融危机中的美国银行监管为例，由于银行业的监管分散在5个联邦机构中，每个联邦机构都有管理权，但同时没有一个机构拥有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既有联邦的，也有州一级的，针对不同的业务领域，设立了不同的监管机构。以花旗银行为例，它不但要受到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机构、储蓄机构监管署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还要受到50个州的地方监管者的监管。这些机构之间存在着交叉和重复监管的现象。没有任何单一金融监管机构拥有监控市场系统性风险所必备的信息与权威，现有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在应对威胁金融市场稳定的重大问题时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由于监管目标和监管文化的不同，各监管机构在金融机构新设标准、信息报送格式和程序、内部风险控制制度、资本充足率标准、高级管理人员资格审查、金融机构兼并收购等各个方面几乎都存在不同的规定。大型金融集团每年仅在年报的准备和报送上就得花费至少2个月的时间。金融机构还常常因同一件事、在同一个部门（或子公司）不停地接受不同监管机构的现场检查。近年来，一直有业界人士抱怨，金融监管体系不仅机构太多，而且权限互有重叠，在全球金融市场密切相连的情势下，这种过度监管会影响金融业顺畅发展。
（二）空白监管致监管真空，影响行业规范发展。当前，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业务交叉，金融创新往往同时涉及银行、保险、证券等多个业务领域，往往使交叉领域出现监管真空，而且近年来监管领域呈现空白不断增多的趋势。有学者认为，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对从事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缺乏统一协调的监管框架。由于对集团没有单一最终监管者，而实行“功能性”监管，集团内职能划分不明确的业务就无人监管，形成监管漏洞和空白。集团内从事类似业务的不同行业的部门之间则可能进行监管套利。还有，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主要的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都建立了衍生产品部，大力拓展结构化产品业务。这些结构化产品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期权、期货或掉期产品，而是多种基础产品与多种基本的衍生产品的复杂混合体。10多年过去了，尽管结构化产品已经成为金融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至今没有一个监管机构宣称对这些产品的运行、风险揭示、投资者保护和运作负有监管责任，监管权力的分散容易导致监管空白。随着投资银行业务的兴起，金融机构杠杆比率不断上升，金融产品的品种不断增加；金融机构过度冒险，监管部门却存在监管真空，造成风险不断累积，影响行业规范发展，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三）金融监管改革落后于金融业发展的步伐。金融业发展快、创新快，其发展特点要求金融监管体制能够根据市场的发展进行调整，并与金融市场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但是，当前很多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落后于金融市场，末端监管已影响到行业健康发展，甚至会引发行业风险。以美国为例，美国年的《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极大地改变了金融业的面貌，但并没有真正改革监管框架。《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允许成立金融控股公司，使其可以从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业务混业经营，但并没有真正指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者，而是采取了所谓的“功能性”监管模式，即美联储和OCC监管商业银行部分，SEC监管投资银行部分，各州的保险业监管机构监管保险业部分。《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为银行从事跨业经营铺平了道路，但没有解决跨业金融集团的监管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及金融市场之间产品创新的发展、交叉出售的涌现和风险的快速传递，原有的监管体制满足不了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的需求。监管始终落后于市场发展，待问题出现后，监管措施才能做出调整，监管始终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没有进行行业的有益引导；监管部门掌握的信息滞后于金融机构，技术落后于金融市场，无法有效监管高度混业经营的金融市场，造成了监管的错位和滞后，削弱了金融监管的竞争力，更无法化解其运行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当采取政策干预时，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这是一些国家金融监管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动向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金融形势出现新的变化， 国际金融监管层和业界人士已就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形成共识， 而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则加剧了改革的紧迫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金融监管进行改革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正在经历一轮新的变革。
6月，美国政府正式公布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彻底的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称之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白皮书”。这份改革方案几乎涉及美国金融领域的各个方面，从更严格的消费者保护政策到出台对金融产品更为严格的监管规则，这一计划把目前游离在监管之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都要置于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改革目的旨在全面修复美国现有金融监管体系，防止类似当前危机的再度发生。
（一）加强对全部金融机构的整体监管。白皮书建议，所有可能给金融系统带来严重风险的金融机构都必须受到严格监管，避免“多头”、“空头”监管。为此，政府将推行以下六方面改革：成立由美国财政部领导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以监视系统性风险；强化美联储权力，授权美联储解决威胁整个系统的风险累积问题，监管范围扩大到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企业。除银行控股公司外，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也将被纳入美联储的监管范围；对金融企业设立更严格的资本金和其他标准，大型、关联性强的企业将被设置更高标准，美联储拥有银行资本金要求方面的最终决定权，并对这些公司的高管薪酬以及金融市场交易系统的监控权力纳入美联储的范围；成立全国银行监管机构，以监管所有拥有联邦执照的银行；撤销储蓄管理局及其他可能导致监管漏洞的机构，避免部分吸储机构借此规避监管；对冲基金和其他私募资本机构需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
（二）加强对金融市场的全方位监管。白皮书建议：强化对证券化市场的监管，包括增加市场透明度，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管理，创设和发行方需在相关信贷证券化产品中承担一定风险责任。全面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场外交易，将联邦监管范围扩大到金融市场监管的灰色地带，复杂衍生品交易以及抵押贷款担保证券的交易都将置于监管之内，其中加强对对冲基金和场外交易市场（OTC）最为典型。赋予美联储监督金融市场支付、结算和清算系统的权力。
（三）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白皮书建议，为了重建对金融市场的信心，需对消费者金融服务和投资市场进行严格、协调地监管，政府必须促进这一市场透明、简便、公平、负责、开放。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保护消费者不受金融系统中不公平、欺诈行为损害，对消费者和投资者金融产品及服务强化监管，促进这些产品透明、公平、合理。提高消费者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商的行业标准，促进公平竞争，保护抵押贷款、信用卡和其他金融产品消费者的利益。（四）加强国际监管合作。白皮书建议，改革企业资本框架，强化对国际金融市场监管，对跨国企业加强合作监管，使各国的政策相协调，以创立一个相容的监管架构并且强化国际危机整体应对能力。具体举措包括制定相似的信用衍生产品监管规定，在对大型跨国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方面签署跨境协议，以及与海外监管机构进行更好合作等。
三、对我国未来金融监管改革发展方向的几点启示
金融危机中凸显出的投机破坏性问题，促使我们认真思考金融监管与金融危机的关系，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给予我们一个启示：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创新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证。借鉴于此，对于我国金融监管改革建议如下：
（一）混业经营、统一监管成为金融监管的一个发展趋势。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结构也变得日益复杂，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如银证合作、银行与基金合作、投资连接保险产品等在我国不断涌现，混业经营初见端倪，证券、银行、保险三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对现行分业监管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若干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以中国平安为例，该公司已经获得了保险、证券、银行、信托、资产管理等几乎所有金融汗液的牌照，成为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百货公司”。对于任何一家这样的全能金融公司而言，都存在通过转移定价和资源调配来规避“一行三会”监管的'空间。当前的“一行三会”监管体制在混业经营趋势下，弊端日益暴露，在交叉业务领域各监管机构争权力、推责任的情况严重。“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也使监管运行成本膨胀，监管效率下降。尽管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基本适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但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与美国混业经营下的金融监管失败表明，金融监管模式必须适应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为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我们应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积极引导并推进混业经营的发展。由此，金融业务间的相互融合与相互渗透将逐渐模糊金融业务边界与范围，使得严格的分业监管难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混业经营、统一监管已成为新世纪全球金融业的一个发展趋势。美国的本次金融监管改革蓝图将七家监管机构精简为三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改变多头监管的格局。政出多头，既让被监管者感到无所适从，也为被监管者提供了寻租或套利的空间。诚然，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要比其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更慎重、更稳妥，是否实行“大部制”也值得探讨，但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在金融监管的改革进程中，我国可以首先建立综合性金融管理机构─中国金融监督委员会，成为全国金融行业监管的总牵头人，负责统一制定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规划，通盘考虑和制定金融法律法规，协调监管政策和监管标准，监督和评估金融部门的整体风险，集中汇总各种监管信息，统一调动监管资源。这一阶段，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依然要分别在各自监管领域加强监管。从长期看，我国必定走向全面混业，因此等市场发展成熟，金融监管积累一定经验，可以考虑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监管机构并入国家金融管理局，由后者成为金融业统一的监管机构，使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与国际先进的金融监管制度接轨。
（二）完善金融监管机制，不断提高专业化监管水平。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使金融监管有法可依，同时通过废除、修改、补充和制定等手段，及时对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和规章等进行清理和重建。建立金融风险的监管、预警、处置机制，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必须建立对金融风险的早期识别、预警和处置机制。在明确监管目标的基础上，必须着力更新监管的手段和方式，要在强化风险监管这一核心前提下，努力实现监管方式和手段的五个转变：实现从合规监管为主向合规监管和风险监管相结合的转变；实现从分割式监管向金融机构法人整体风险监管的转变；实现从一次性监管向持续性监管的转变；实现监管重心从具体业务监管向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有效性监管的转变；实现监管方式从定性监管为主向定性监管和定量监管相结合的转变，以提高风险监管的水平。
（三）建立必要的资金、业务防火墙。建立资金防火墙。禁止或限制资金在金融集团内部的任意流动，保证银行业、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保持一定独立性。对金融集团自有资金的使用范围加以明确规定；对银行系统向金融集团成员机构的贷款和其他信贷延期业务必须有严格数量限制，防止银行因购买不良资产而直接承担其相关证券部门的风险；对金融控股集团内部资金交易的数额应加以限制，防止大额的不当资金转移。
建立业务渗透防火墙。严格限制银行与证券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以防止银行将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由此引起的股市过度投机，保证银行的安全。
（四）完善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和外部约束机制。建立健全以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为基础的内部自律机制，维护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防范经营风险；建立完善的内部风险预警控制机制，以风险为核心对金融机构管理质量进行评估，提高对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水准。同时，加强金融业行业自律性组织的建设，制定更为严格的行为守则，并对本行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
建立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共享的数据库，增强监管机构之间必要的信息共享，尽快建立统一的、独立的、可自动生成统计指标和金融监管指标的金融信息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为防止恶性竞争，必须以法规形式明确信息共享的权责。另外，信息披露要进一步透明化，从舆论监督来加强和稳定金融秩序，这需要增强公众金融意识，普及金融法律法规，提高公众信用观念和风险防范意识。
（五）加强国际金融机构监管合作与协调。在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形势下，金融业务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范围，我国应主动适应金融监管的国际化趋势，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参照和依据《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实现对跨国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我国应与其他国家金融当局签订双边谅解备忘录，在信息提供、相互磋商、技术合作等方面展开合作。同时，还要发挥各类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在协调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作用，建立统一监管的标准和体系，避免监管缺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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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对我国工伤保险费率的思考
我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国家根据不同行业的工伤风险程度确定行业的差别费率，并根据使用工伤保险基金、工伤发生率等情况在每个行业内确定费率档次”；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第二章第八条规定，“工伤保险费根据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费率”，这即是工伤保险的“行业费率”和“差别费率”制度。实行“行业费率”和“差别费率”相结合确定企业的工伤保险费率，是目前我国工伤保险主要的费率制度。
实行“行业费率”和“差别费率”确定企业工伤保险缴费率的初衷，主要目的是利用费率杠杆促进企业的工伤预防和安全生产。原劳动保障部、财政部、卫生部、原国家安全监管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工伤保险费率问题的通知》中，根据不同行业的工伤风险程度，参照 GB/T475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将行业划分为 3 个类别 ：1. 风险较小行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服务、餐饮仓储、邮政电信、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文化艺术、教育科研等行业 ；2. 中等风险行业，包括房地产业、体育娱乐、水利管理、轻工制造、建筑安装等 ；3. 风险较大行业，包括石油加工、化工制造、煤炭开采等。按照《关于工伤保险费率问题的通知》规定，这 3 类行业的基准费率分别要控制在用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 0.5% 左右、1.0% 左右、2.0%左右。用人单位属一类行业的，按行业基准费率缴费，不实行费率浮动。用人单位属于二、三类行业的，用人单位初次缴费费率按行业基准费率确定，以后由统筹地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工伤发生率、职业病危害程度等情况，1 3 年浮动 1 次。具体办法是，在行业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可上下各浮动两档 ：上浮一档到本行业基准费率的120%，上浮二档到本行业基准费率的 150% ；下浮一档到本行业基准费率的 80%，下浮二档到本行业的 50%。
我国工伤保险实行“行业费率”和“差别费率”主要是学习和借鉴了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工伤保险的费率制度。据有关资料介绍，日本工伤保险现在有 50 多个费率，最高为工资的 14.5%，最低为 0.5%，每 3 年由厚生劳动省调整一次 ；加拿大对企业的费率可以上下浮动 20% 左右，最高可达30%，对事故率高的企业给予惩罚，对事故率低的企业予以奖励，鼓励企业改善劳动条件，减少事故与职业病。在实际操作中，我国“行业费率”和“差别费率”的划分还不够科学，作用还不甚明显。相反，苏州、上海等地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实行大体统一的费率，的确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实践表明，如何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伤保险费率制度？我国工伤保险费率应该像日本、德国那样“细化”，还是应该考虑社会保险的共济功能，实行“粗线条化”的费率制度？这些还需要深入实际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和推敲商榷。由于工伤保险理论、管理手段和水平乃至管理队伍还远未完善，我国工伤保险“行业费率”和“差别费率”费率制度的完善成熟还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
除了上述确定费率方式，在实践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就业形式和具体情况，还可以采取其他确定工伤保险费率的方法。新《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对难以按照工资总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行业，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具体方式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据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部长令第 10 号发布了《关于部分行业企业工伤保险费缴纳办法》，对难以直接按照工资总额计算缴纳工伤保险费的企业，如建筑、服务、矿山等行业中的建筑施工企业、小型服务业、小型矿山等用人单位的缴费办法作出了规定。
按照《部分行业企业工伤保险费缴纳办法》的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可以实行以建筑施工项目为单位，按照项目工程总造价的一定比例计算缴纳工伤保险费 ；商贸、餐饮、住宿、美容美发、洗浴以及文体娱乐等小型服务企业以及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可以按照营业面积的大小核定应参保人数，按照所在统筹地区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和相应的费率，计算缴纳工伤保险费 ；也可以按照营业额的一定比例计算缴纳工伤保险费。小型矿山企业可以按照总产量、吨矿工资含量和相应的费率计算缴纳工伤保险费。
上述方法中，“按工程造价比例提取”和“吨矿工资含量提取”等方式具有一定代表性。日本、韩国等国家就针对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征缴方式。对工厂、商店等“连续事业”确定按工资总额的一定百分比征缴工伤保险费，对建筑施工企业等“有期限事业”则实行“按工程造价比例”预先提取工伤保险费的方式，即按照建筑工程造价的一定比例（一般为 20% 左右）确定工资基数，再按照工资基数的一定比例提取工伤保险费。目前，这种确定费率的办法已被我国的湖南岳阳、福建厦门等地学习使用。湖南岳阳、福建厦门两地与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发文，在建筑项目立项之初就从工程预算中按比例提取工伤保险费。岳阳的提取比例是工程造价的 20% 的 1.4%，厦门为工程造价的 20% 的 1%，然后按照“实名制”，从制度上实现了建筑企业流动工人工伤保险制度的“全覆盖”，解决了建筑施工企业工人流动性大、参保工资基数确定难等实际问题，实现了建筑施工企业工伤保险的“应保尽保”，为这一高危行业织起了“无形”有效的保护网，较好地保障了建筑施工企业工人的工伤保险权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吨矿工资含量提取”方式的原理与“按工程造价比例提取”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虽然“行业费率”和“差别费率”相结合确定企业的工伤保险费率是我国工伤保险主要的费率制度，但在实践过程中，确定工伤保险费率还要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对那些流动性大、确定工资基数困难的单位，可以在“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总原则下，确定科学合理的费率，同时采取灵活有效方式进行征收。在一些行业差别不甚明显的地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费率划分太细 ；即使在行业差别比较大的地区，考虑到社会保险的互济统筹功能，工伤保险费率也不宜划分过细。工伤保险费率的确定必须科学合理，才能兼顾参保各方的利益，保护用人单位参保的积极性，更好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并且，征收方式灵活有效，才能方便企业参保，同时确保制度的可持续运行。
篇5：对发展我国风险投资的几点思考
对发展我国风险投资的几点思考
【摘 要】 风险投资是一种由职业金融家向新创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产业(一般属于高科技性质)投入权益资本的行为。本文首先分析了风险投资的基本特征,然后阐述了我国发展风险投资的重要意义,根据当前我国风险投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从资金来源,政府支持、法律保障、撤出机制四个方面提出进一步发展我国风险投资的构想。
3月,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由民建中央提交的《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由于立意高,份量重,被列入全国政协“一号提案”,在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自此,风险投资在我国开始急剧升温,同知识经济一样,在我们进入新的世纪的时候,它开始堂而皇之地登上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舞台,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风险投资的战略意义和作用
(一)风险投资的基本内涵
对国内大多数人来说,风险投资恐怕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一提起风险投资,可能会有许多人把它和股票投资、基金投资等联系在一起。的确,无论是股票投资还是基金投资都具有一定风险,因此给它们戴上风险投资的帽子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但是我们这里指的风险投资却有着特别的意义。
根据美国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的行为;根据欧洲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一种由专门的投资公司向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成长型、扩张型、重组型的未上市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并辅之以管理参与的行为;联合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24个工业发达国家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投资方式研讨会上认为,凡是以高科技与知识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的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投资,都可视为风险投资;《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中认为,风险投资是一种把资金投向蕴藏着失败危险的高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领域,旨在促进高技术成果尽快商品化,以取得高资本收益的投资行为。
就风险投资的实践来看,它主要选择未公开上市的有高增长潜力的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创新性或高科技导向的企业,以可转换债券,优先股、认股权的方式参与企业的投资,同时参与企业的管理,使企业获得专业化的管理及充足的财务资源,促进企业快成长和实现目标。在企业发展成熟后,风险资本通过资本市场转让企业的股权获得较高的回报,风险投资不同于一般投资,有其自身的特点:继而进行新一轮投资运作。
1 高风险性,高收益性
风险投资的高风险性是与其投资对象相联系的。传统投资的对象往往是成熟的产品,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信誉,因而风险很小。而风险的对象则是刚刚起步或还没有起步的高技术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它看重的是投资对象潜在的技术能力和市场潜力,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确实性即风险性。这种风险由于来源于技术风险和市场接纳风险、财务风险等风险的串联组合,因此就表现出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高风险性。在美国硅谷,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所谓“大拇指定律”,即如果风险资本一年投资10家高科技创业公司,在5年左右的发展过程中,会有3家公司垮掉;另有3家停滞不前;有3家能够上市,并有不错的业绩;只有1家能够脱颖而出,迅速发展,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给投资者以巨额回报,而这家企业就成为“大拇指定律”中的“大拇指”,据统计,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项目中有50%左右是完全失败的,40%是不赚不赔或有微利,只有10%是大获成功。
与高风险相联系的是高收益,风险投资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战略性投资。投资家们对于所投资项目的高风险性并非视而不见,而是因为风险背后蕴含的巨额利润即预期的高成长,高增值是其投资的动因。风险投资作为一种经济机制之所以经受很长时间考验,并没有因为高风险而衰败没落,反而愈显蓬勃发展之势,关键是其利润所带来的补偿甚至超额机制。一般来说,投资于“种子”式创立期的公司,所要求的年投资回报率在40%左右;对于成长中的公司,年回报率要求在30%左右;对于即将上市的公司,要求有20%以上的回报率。这样才能补偿风险,否则不会进行投资。投资额一般占风险企业股份的20-30%通常不进行控股,以分散投资、规避风险。风险投资家的目标毛利率为40-50%以上,税后净利润率为10%以上,期望几年后公司上市时以15倍以上的市盈率套现,获取高额回报。虽然风险投资的成功率较低,但一旦成功,一般足以弥补因为投资失败而所招致的损失,美国风险投资的回报率为19.7%,英国则为42.9%。风险投资所追求的收益,一般不是体现为红利,而是在风险资本退出时的资本增值,即追求资本利得。而资本收益税又低于公司所得税,从而低税率使投资产生更大的收益。
2 风险投资大都投向高技术领域
风险投资是以冒高风险为代价来追求高收益的,传统产业无论是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还是资金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由于其技术、工艺的成熟性和产品、市场的相对稳定,其风险相对较小,是常规资本、大量集聚的领域,因而收益也就相对稳定和平均。而高技术产业,由于其风险大,产品附加值高,因而收益也高,应合了风险投资的特点,因而成为风险投资的热点。据统计,美国1991年风险投资约37%投向计算机领域,12%用于通信领域,11%用于医疗技术,12%用于电子工业,8%用于生物技术,只有约10%用于低技术领域。
3 风险投资具有很强的参与性
与传统工业信贷只提供资金而不介入企业或项目管理的方式不同,风险投资者在向高技术企业投资的同时,也参与企业项目的经营管理,因而表现出很强的“参与性”,风险投资者一旦将资金投入高技术风险企业,它与风险企业就结成了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生体,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要求风险投资者参与风险企业全过程的管理。这对于风险投资家自身的素质要求很高,要求他不仅要有相当的高新知识,还必须掌握现代金融和管理知识,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
4 风险资本的低流动性
风险资本往往在风险企业创立之初时就投入,直至公司股票上市之后,因而投资期较长,通常为4-8年。美国157家由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的调查资料表明,风险投资企业平均用30个月实现收支平衡,用75个月恢复原始股本价值。正因为此,
人们将风险资本称为“有耐心和勇敢”的资金。另外在风险资本最后退出时,若出口不畅,撤资将非常困难,这也使得风险投资的流动性较低。
5 风险投资有其明显的周期性。
在创始阶段,企业往往出现亏损,随着开发成功和市场的不断开拓,此时竞争者不多,产品能以高价格出售,因而可获得高额利润。当新产品进入成熟期,生产者逐渐增多,超额利润消失,风险投资者此时要清理资产,撤出资金去从事其他新项目风险投资。
(二)发展风险投资的意义和作用
1 发展风险投资是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需要
几十年来,风险投资以举世瞩目的业绩开创了美国等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牵引这些国家经济、科技发展的
“火车头”、“创新、创业、创造奇迹”的化身,也使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先进工业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所在,而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又依赖于科技风险投资事业的活力。因此中国必须加紧发展风险投资事业,使中国经济汇入世界经济潮流,参与全球范围的科技与经济竞争,否则仍会处于被动的局面。
2 发展风险投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需要
一个科研成果从最初构想到形成产业,一般要经过研究、开发、试点和推广四个阶段。风险投资支持的重点是开发和试点这两个阶段。通常研究与开发所需资金量的比例是1:10,开发与试点所需资金量的比例也是1:10。由于这两个阶段风险较大,收效较慢,资金需求量又较多,故银行通常不愿提供贷款,一般投资者也不愿出资支持,因此科技成果的转化迫切需要风险投资给予支持。在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十分低下,国家科技部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有关资料表明,我国每年仅专利技术就有7万多项,但专利技术的实施率只有10%左右,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约为10-15%,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为60-80%。虽然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但缺乏风险资金的支持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据原国家科委《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与对策》课题组所作的调查表明,在已经转化的成果中,风险投资只占2.3%,而在美国则占到50%以上。因此大力发展风险投资是加快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科技经济一体化的需要。
3 发展风险投资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的投资始终体现了政府行为,而风险投资则使投资由政府行为转变为市场行为;风险投资公司必须独立承担风险,投资决策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并善于在风险和回报之间作出优化抉择;对被投资企业的筛选体现了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准则;不仅如此,风险投资也有利于提高全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因为风险投资家通过综合评价,力求降低风险,取得最佳效益,这就会促进资源向优势产业流动,从而也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二、风险投资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及对策思考
美国是风险投资发展最早的国家,以1946年世界上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的成立为标志,目前已有4000多家,投资额有600多亿美元;日本在1995年7月就创立了一个风险投资市场,聚集了1800多家风险投资合同;英国是欧洲风险投资业的`“领头羊”,其风险投资额占全欧风险投资总额的40―50%;法国于197月拨款6亿法郎设立了“风险投资国家基金”,以色列首席科学事务所仅1995年投向高新企业的风险投资就达5亿美元。与此同时,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区也都在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业。我国的风险投资始于80年代,在国家科委和银行的支持下,相继成立了中国新技术创新投资公司、中国招商技术有限公司等一批早期风险投资企业。1991年国务院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中指出,可以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风险投资基金或创办风险投资公司,1995年和19则再次强调了要发展科技风险投资。最近一、二年来,特别是全国政协“一号提案”提出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发展风险投资的热潮。北京、深圳、上海、广东、西安等地区更是抓住机遇,顺应潮流,建立自己的科技风险投资业。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风险投资业经历了十多年的孕育期,至今尚未形成气候。究其原因,起步阶段的我国风险投资业还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1 社会对风险投资的本质、运行和增值机制以及它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大作用,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海湾战争使人们看到了高技术产业在国力竞争中的战略意义,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风险投资的强大支撑尚未被人们普遍认同。观念的更新才能产生行为的创新,否则就谈不上对风险投资的理解和支持。
2 资本弱小,资金来源单一。目前我国风险资本的主要来源仍是财政科技拨款和银行科技开发贷款,投资主体单一。面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须高投入,有高风险、区区本金,捉襟见肘,如1990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约需要1257.3亿元,而实际投入只有188.49亿元,加之市场环境制约,三五年下来,大多步履艰难。
3 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税收环境。由于风险投资还属新生事物,过去在制定《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专利法》等法规时,尚未考虑到风险投资的运作特点,因而现行有关法律与政策在许多方面不仅未能给风险投资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有时反而构成法律与政策的障碍,例如《公司法》中关于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以工业产权专有技术作价不能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20%”,这明显不符合风险投资的现实情况,若能将这一比例提高至50%,则更能调动科技人员介入科技进入产业化阶段的积极性。
4 我国的资本市场由于种种原因还十分薄弱,不仅缺乏健全的产权交易市场和股票交易市场,而且风险投资企业上市发行股票也较为困难,从而使得风险投资的资本退出机制难以建立起来,即便是成功的投资也很难做到高额收回。资本金实力弱,后续投资无以为继,这种状况显然对风险投资的良性循环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5 缺少既有相应科技知识、管理经验,又懂金融的复合型风险投资人才。
针对上述问题,我国在发展风险投资中应尽快制定出有关法规和优惠政策,使之健康发展。具体对策是:&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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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拓宽资金来源,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努力使民有资本在风险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
我国在解决风险资金补缺难题时,必须广开投资渠道:原有的政府科技投资仍需保持和增加,特别要发挥政府投资的主导产业的作用及对其他投资主体的市场导向作用;原有的银行科技贷款仍要继续向企业发放,使之成为风险资本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来源;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要高瞻远瞩的大胆投入,逐渐使企业投资成为风险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采取切实措施,创造条件,吸引总量达6万亿的民有资本流向风险投资企业,使民有资本成为中国风险投资的主要来源;要充分利用香港及其他国际金融市场,加大创业投资领域吸引外资工作的力度,大力发展外资、中外合资创业基金,使外资成为风险投资的重要来源。
2 制定有利于风险投资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
风险投资的迅速发展与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世界各国和地区为了鼓励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都制定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如美国政府为鼓励风险资本的发展,将长期资本利得税率由49%降低到10%左右,使风险投资迅猛增加。台湾1983年颁布“风险资本条例”,公司投资于风险投资事业者,其投资收益免予计征当年所得税。新加坡政府规定,风险投资最初5―完全免税。我国也应该研究制定支持风险投资的财政税收政策,同时,要对风险投资贷款实行优惠利率,积极探索建立风险投资补偿机制,如发行高科技债券,设立高科技发展风险基金,推出高科技企业股票上市等。
3 加强风险投资的立法工作,使风险投资获得法律上的保证
风险投资涉及到向社会公众筹资和向风险投资企业投资两个阶段的行为,牵涉到较为复杂的关系,加上它本身的高风险性质,这就要求为它的运行建立一个完备的法律构架。目前我国还缺少有关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投资基金等方面的法律,因此,必须要加强风险投资的立法工作,研究制定完整的风险资本市场法和监管法规,并颁布与此相配套的政策措施,确认对风险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信用担保制度,保护外债和民营资本的合法权益,为风险投资的正常运作提供法律保障。
4 进一步健全我国的资本市场,以确保风险资本“进得来,出得去”。风险投资主要是以股份形式投资的,它要求产权清晰,确保利益。证券投资是风险投资运行的基础,它既是资金市场,也是产权市场,为确保公平交易,维护市场秩序,政府要制定法规予以保证。另外风险投资作为一种中长期投资,其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也是最佳途径是实现公司上市,因此应适当放宽高新技术企业上市条件;设立第二板股票市场和场外市场,以建立有效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
作者：(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贾辉艳 冯烨 加入时间：-7-2
篇6：对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几点思考
对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几点思考
对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家已经从短缺经济进入买方市场,市场机制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我国政府机构的设置却仍然沿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其职能也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封闭、半封闭、政企不分、企业办社会的运行机制,使企业正常的市场行为受到众多的婆婆”的干预,这就使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被削弱。同时,建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庞大的政府机构,由于分工过细,权力过大,以致造成了机构臃肿、人员过多、政企不分,滋生出了官僚主义,助长了不正之风,也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政府机构改革,正是要破除现行政府机构的种种弊端,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这也是实现我国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机构格局的需要,是把现行的官本位色彩较强的行政机构变为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的需要,是一场具有十分重大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深刻革命。一、膨胀―――欲拨不能的困惑
我国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形成于建国初期至50年代中期。该体制借鉴了原苏联的政权建制模式,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前提和基础,以部门管理为主要标志和特点。近40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为建立和完善一个结构合理、人员精干、灵活高效的党政体制,先后进行过6次机构改革,即1951年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内容的政府机构改革;1956年以扩大地方自主权为主体的政府机构改革;1960―1964年以收回50年代后期下放的权力,中央精简以事业单位为重点的政府机构改革;1982年以大幅度撤并经济管理部门,并将条件成熟的单位改建为经济实体组织的.政府机构改革;1988年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三定”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及1992年以政企分开为中心的政府机构改革。六次机构改革,虽然都有一定的成效,却一直未能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政府职能放量扩大。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我国党政职能交叉、政企不分,许多本应由党或企业管理的职能被政府所取代,导致政府职能过多,管理过宽,势必相应增设一些机构,从而使机构进一步膨胀。二是由于我国行政管理水平和质量还不高,随着行政主体的地位、影响和权能的不断变化,政府职能被不断地进行简单的切割划分和调剂配置,越切越细,越分越乱,切出来的新”部分越来越多,职能越来越被人为放大,对设立新机构、增加新人员以便加强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三是二十世纪,政府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瓦格纳法则,在由农业和自给自足的社会向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过渡时期,许多原来由家庭或私人供给的货物和服务转而由国家和政府来供给,因而产生了对政府绩效更大的需求,并且不断增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要求政府进行辅助性投资。我国自建国以来就处在瓦格纳法则所论述的社会过渡时期。加上一直受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的职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该由市场取代政府的职能也基本被政府担负了。综合经济管理职能、社会工作职能、行业管理职能等等全部集中在政府部门。政府职能的扩展必然带来机构的膨胀。因为政府职能的实现靠政府机构来完成,政府机构是实现政府职能的主体,依职能而设,随职能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政府职能的扩张是导致机构膨胀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要转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科学界定好政府职能,该归位的要归位,该释放的要释放,既不能把政府办成一个万花筒”式的组织,也不能使政府出现职能空位。当前要重点理顺好以下两种关系,即按照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理顺党的工作机构和政府机构的关系;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理顺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的关系。
(二)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机构事实上存在着能进、能上、能高”而难出、难下、难低”的干部用人制度,缺乏竞争的动力与压力,也没有严格的奖惩考核制度。干部只上不下,只升不降,一到年限就提拔,一遇机会就升级;政府机构一有条件就升格,一开口子就增加职数,机关变成解决就业和待遇的福地,致使干部队伍和机构迅速膨胀。我国供养比例(即总人口与财政负担人员之比),50年代为600∶1,70年代为155∶1,而今天为40∶1,即使按800万党政工作人员计算,这个比例也为156∶1。这就是说,今天1000个中国人里有64个官员,25个吃财政饭的人;而70年代1000个人里只有17个官员,65个吃财政饭的人;50年代1000个人里只有04个官员,167个吃财政饭的人。政府官员猛增,直接造成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呈直线上升,1995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达9965亿元,占国家预算的146%,比1978年的53亿元,平均年递增189%。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近一半的县财政为吃饭”财政,政府根本拿不出资金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如陕西省有90多个县,其中约60个县发工资困难,有些乡镇干部甚至数月或半年拿不到工资。
由于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机关普遍存在人浮于事、人满为患的情况,尤其是普遍存在官”多兵”少;后勤人员多,业务人员少;习惯于行政命令、分指标、批项目的多,业务骨干少;庸人多,能人少。因此,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是造成机构、人员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只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才能最终消除肿胀”,保证政府机构改革顺利进行。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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