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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是什么主义诗人

2022-05-28 13:24:13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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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是什么主义诗人

篇1:风流诗人白居易

风流诗人白居易

从小的时候起我们就开始学习白居易的诗,可是当时我们只是简单的知道了诗人的背景而已,却没有深入了解过这些人的生活。看着这一篇篇出色的作品,崇拜之情无以言表。但是若细究起来,这些诗人各个风流成性,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高大。

白居易总是悲天悯人,一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样子,还写下了《上阳宫》《琵琶行》同情女子的诗,谁晓得走出了诗歌,他也不过是无行文人。你可以去泡妞,也可以让我们背你的《卖炭翁》,但你不能让我们一边背着你的'《卖炭翁》一边目送你泡妞吧?

樊素和小蛮都是白居易的家伎。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她们俩出名,皆因白居易曾经写过著名的“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其实,白居易当时任刑部侍郎,官正四品,按规定只能蓄女乐三人,但他的家伎除了樊素、小蛮和春草以外,专管吹拉弹唱的家伎就有上百人,还写了一首诗说,“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

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列位看官,这些都是他的人啊。家伎可真够忙的,既要充当侍妾,要充当歌女舞女,又要充当丫环,而且事关社交。她们的数量、质量、伎艺往往还是主人的地位尊严、经济实力、人品高雅的一种体现。白居易忍不住四处炫耀他的美女们。

更讨人嫌的是,白居易的《追欢偶作》中写道:“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我家里养的家伎,每过三年多,我就嫌她们老了丑了,又换一批年轻的进来,经常换新鲜货色,十年间换了三次了。公然以此自炫。这时的白居易已是风烛残年,而樊素小蛮,不过十八九,且年方潋滟。

再看看这位白头翁干的好事:他的好友张愔的妾关盼盼原是徐州官妓,张愔病逝,关盼盼矢志守节,十年不下燕子楼,白居易居然指手画脚,认为她何不索性以死殉夫。性情贞烈的关盼盼在十天后绝食身亡。难不成白居易也想让家伎为自己殉葬不成?

袁枚本是清朝的第一情趣中人(这么说,李渔不知会不会跟我拼命,不过李渔蓄养的家伎要忙着巡回演出赚钱的,没那工夫),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吃喝玩乐天下第一。

呶,就是说“花生米和豆腐干一块咀嚼能吃出火腿味道”的那位妙人。和袁枚比起来,保罗·福塞尔的《格调》算老几。袁枚老夸自己的4位侍妾如何地如花似玉,客人不免充满期待;结果一见面,一口茶差点喷出来:她们都痴肥矮钝,平庸至极。看来,文人口中的美女,听听就好,不必当真。

樊素、小蛮永远活在诗中,这样就好。即使不快乐,比起她的姐妹们,起码还留下一段曼妙的身影,一段绮想。

也许正是因为这风流的习性,造就了诗人们多愁善感的性格,所以才能够写出如此好的作品。历史已经成为事实,作为一个后辈,我们也不好去评判什么,只能静静地看着。

篇2:浅析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

浅析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

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汉族,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唐代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座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后迁下邽(今天的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白居易父亲后来在河南巩县当县令,和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清水秀,就举家搬迁到了新郑,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出生于新郑县(今河南新郑)东郭宅,在新郑生活到12岁,后为躲避中原战乱转移到江南。迁居卒于武宗会昌六年。是另一文学家白行简的兄长。

白居易自幼聪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破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白了。至今还有他出生七个月“略识之无”和初到长安“顾况戏白居易”等典故。他的诗不仅在中国,在日本和朝鲜等国都有广泛影响,他还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

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故号“香山居士”。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最为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等极为有名。其中《琵琶行》中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较为有名。邓肖达曾说:“正是因为白乐天的诗老妪能解,才确立了他的诗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白居易石像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宋代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

晚年与“诗豪”刘禹锡友善,称刘白,提倡歌诗发挥美刺讽喻作用。其词极有特色,以风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崇。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问刘十九》《买花》《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等。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晚年生活

白居易也有老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他开始享受生活了。

他人是老了,却开始蓄养大量家姬,还亲自指点她们学习乐舞。拜他的诗歌流传之赐,白居易的家姬非常有名,其中最有名的是小蛮和樊素,“素口蛮腰”这个香艳的说法,就来自于白居易。

不仅如此,白居易似乎还很喜新厌旧,他内换了3批家姬,只是因为过了几年就觉得原来的家姬老了不中看,而这个时候他自己已经67岁了。当然,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生硬地评判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在那个时代,白居易的行为不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没有什么不妥。不过,以白居易当时的年龄,怎么说也不够自重。当青春不再时,人往往会遇到精神上的危机,白居易在这个时刻再一次显示出了自己意志上薄弱的`一面。

一场大病之后,白居易大约也感觉到了自己来日无多,虽然恋恋不舍,还是把他最钟爱的小蛮和樊素都遣散了,算是为她们的前途做了一点打算。当初吟唱出“江州司马青衫湿”的那个悲天悯人的白居易,此刻多少又有点回魂了。

然而白居易对待女性的态度一直被质疑,后来就有了他逼死朋友侍妾的传闻。关盼盼是白居易好友的妾室,好友死后,关盼盼独居10年没有再嫁。白居易听说后,写诗一首送给关盼盼,大意是感慨好友一死,好友当年在关盼盼身上的心思全白费了。本来人死万事空,这种感叹可说是很正常。但也可以理解为谴责关盼盼不够意思,没有以死殉夫。关盼盼看了这首诗,不久绝食而死。

这段公案后来就成了白居易的罪状。不过在漫长的时间流逝中,传说的可信度不免要打个折扣。白居易虽然晚年沉迷于声色,但也不至于非把别人的老婆逼死,他好歹没那么糊涂吧。

没有人是完人,白居易当然也不是。他会退缩,会消沉,但他自有掩盖不了的光彩,我们记住他,最终还是因为他的诗篇。

篇3:揭秘白居易风流诗人

揭秘白居易风流诗人

白居易总是悲天悯人,一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样子,还写下了《上阳宫》《琵琶行》同情女子的诗,谁晓得走出了诗歌,他也不过是无行文人。你可以去泡妞,也可以让我们背你的《卖炭翁》,但你不能让我们一边背着你的《卖炭翁》一边目送你泡妞吧?

樊素和小蛮都是白居易的家伎。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她们俩出名,皆因白居易曾经写过著名的“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其实,白居易当时任刑部侍郎,官正四品,按规定只能蓄女乐三人,但他的家伎除了樊素、小蛮和春草以外,专管吹拉弹唱的家伎就有上百人,还写了一首诗说,“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

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列位看官,这些都是他的人啊。家伎可真够忙的,既要充当侍妾,要充当歌女舞女,又要充当丫环,而且事关社交。她们的数量、质量、伎艺往往还是主人的地位尊严、经济实力、人品高雅的一种体现。白居易忍不住四处炫耀他的美女们。

更讨人嫌的是,白居易的《追欢偶作》中写道:“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我家里养的家伎,每过三年多,我就嫌她们老了丑了,又换一批年轻的进来,经常换新鲜货色,十年间换了三次了。公然以此自炫。这时的白居易已是风烛残年,而樊素小蛮,不过十八九,且年方潋滟。

再看看这位白头翁干的好事:他的好友张愔的妾关盼盼原是徐州官妓,张愔病逝,关盼盼矢志守节,十年不下燕子楼,白居易居然指手画脚,认为她何不索性以死殉夫。性情贞烈的关盼盼在十天后绝食身亡。难不成白居易也想让家伎为自己殉葬不成?

袁枚本是清朝的第一情趣中人(这么说,李渔不知会不会跟我拼命,不过李渔蓄养的家伎要忙着巡回演出赚钱的.,没那工夫),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吃喝玩乐天下第一。

呶,就是说“花生米和豆腐干一块咀嚼能吃出火腿味道”的那位妙人。和袁枚比起来,保罗·福塞尔的《格调》算老几。袁枚老夸自己的4位侍妾如何地如花似玉,客人不免充满期待;结果一见面,一口茶差点喷出来:她们都痴肥矮钝,平庸至极。看来,文人口中的美女,听听就好,不必当真。

樊素、小蛮永远活在诗中,这样就好。即使不快乐,比起她的姐妹们,起码还留下一段曼妙的身影,一段绮想。

也许正是因为这风流的习性,造就了诗人们多愁善感的性格,所以才能够写出如此好的作品。历史已经成为事实,作为一个后辈,我们也不好去评判什么,只能静静地看着。

篇4:诗人白居易的名言

诗人白居易的名言

1、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白居易

2、既无长绳系白日,又无大药驻朱颜—— 白居易

3、平生知心者,屈指能几人?—— 白居易

4、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白居易《长恨歌》—— 白居易

5、量才授职,则政成事举。—— 白居易

6、称其任,则政立;枉其能,则事乖。—— 白居易

7、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地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白居易

8、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穷人。—— 白居易

9、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 白居易

10、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 白居易

11、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白居易

12、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 白居易

13、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 白居易

14、怜此皎然质,无人自芳馨。出自:唐白居易《咏牡丹》怜:怜爱。皎然:洁白。—— 白居易

15、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白居易

16、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白居易

17、奢者狼藉俭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 白居易

18、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白居易

19、交心不交面,从此重相忆。—— 白居易

20、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 白居易

21、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出自:唐白居易《折剑头》 不要轻视那折断了的直剑,它比弯曲的全钩还要强硬!—— 白居易

22、浩荡入溟阔,志泰心超然。—— 白居易

23、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白居易

篇5:勤奋诗人白居易抒情散文

勤奋诗人白居易抒情散文

白居易前辈与刘禹锡前辈是同龄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山西太原人。家道中落,家贫多故,勤奋好学,贞元十六年二十八岁及第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左善大夫,官终刑部尚书。白前辈知识渊博,学富五车,论诗强调继承《诗经》和杜甫的创作精髓,在文论和长篇叙事诗创作上都代表着唐朝的卓越文学成就,素有“诗魔”与“诗王”之称。

《长恨歌》,《琵琶行》等作品是白前辈长篇叙事诗的代表作,《赋得古原草送别》是诗人十六岁所作,“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此诗可以说是诗人为普通的野草写了一首歌,前面四句美了野草旺盛的生命力,后面四句触景伤情感悟了时光易逝与送友的离别之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两句带着“韧劲”“有嚼头”的诗句,成为了中华大地炎黄子孙传之千古的绝唱。白前辈十六岁时从江南应举初到长安,带了诗文谒见当时的大名士诗人顾况,顾前辈看到白居易这个名字,诙谐幽默地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长安物价正贵,恐怕白居不易)但当他翻开其诗卷,读到这首诗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时,不禁连声赏说:“有才如此,居亦何难!”(能写出如此的诗句,白居也易)连诗坛老前辈也被折服了,可见此诗艺术造诣之高,这首诗也是白居易前辈的成名之作。

其实白前辈是靠勤奋学习而成功的,《与元九书》是他的一篇使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的诗论。他在文中叙述了自己从小勤奋好学的经历,“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白前辈三登第科是说自二十八岁登进士第后,苦学不止,三十岁参加吏部考试以书判拔萃登科。三十四岁参加皇帝亲试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考试目的是为了选拔特殊的人才,他被录取为第四等,这样他才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

白前辈的诗格是朴实自然,清新淡泊。《惜牡丹》就是这一类诗作的代表,“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诗人伤感地看着阶前院子里开谢的牡丹丛,惊喜地发现还有两枝将要开败的牡丹花,仍然倾立着它们最后的娇媚。诗人读书到了深夜,突然他想起来院子里那将要开败的牡丹花,情不自禁地掌着灯到院子里再次爱惜地欣赏它们的芳容,害怕明天早晨的风儿把它们的花瓣吹落。白前辈这一首情真意切的诗一出手,引起了后人的.争相模仿,“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等名句。

还有一首《夜雪》的短诗构思就非常非常的奇妙,全篇通过诗人的意识感知,让看客知道了天下了一场大雪。“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诗人在睡梦中被冻醒,惊讶地发现被薄而枕冷。疑惑着窗子是被什么东西映得明亮明亮的。他懵然醒悟是院子里积雪的强烈反光给暗夜带来了光亮,雪下得越来越厚了,静夜里不时传来院里竹枝被雪压折的脆响。仔细欣赏品味这淡雅无色的诗句,浮想联翩想那白而无香飘扬的雪花,便会发现诗句不仅凝重古朴、清新淡雅,而且新颖别致,立意不俗。谁能在沉沉夜色里看到下雪的模样,天气那么寒冷也没有去赏雪的心情。然而,乐于创新的白前辈就是从感觉出发,依次从感觉(冷)、视觉(明)、听觉(闻)三个层次有声有色不加雕琢地描写出了一场大雪的风貌。

白居易前辈的诗歌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使唐朝的诗歌达到了极致。由于他一生向往在官场生活,过分强调自己的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着他的诗歌艺术创作和风格的多样化。

篇6:诗人白居易的主要成就

诗人白居易的主要成就

诗人白居易的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篇7:白居易是什么朝代的诗人

白居易是什么朝代的诗人

白居易是我国著名的诗人,那么,他是哪个朝代的呢?一起来了解吧。

白居易是什么朝代的诗人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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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出生乱世

白居易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不久,家乡发生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公元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1]

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次年写下《琵琶行》。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迎取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贬谪江州

白居易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18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

任职苏杭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846年8月去世,赠尚书右仆射。葬于龙门(今龙门石窟之白园)。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2]

洛阳安逝

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主要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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