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现代性自我的道德困境及其超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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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探讨现代性自我的道德困境及其超越论文
探讨现代性自我的道德困境及其超越论文
在道德层面上给予人们最大程度的自由，把道德择选的权力归还给个人，让道德可以自外在训诫规划，转换成为个人内在的本分，是现代性道德的相同特征同样，这也是现代性自我的一种相同基础价值要求现代性的自我观主要分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但是无论是哪一种，两者之间都具备一个相同的自我特征，即将自我视为能够和社会角色与社会经验完全地分离，也能够在不参照特殊情境，就可以做出自我的道德判定的一种原子式个体存在。
1.现代性自我的特征
1. 1无负担自我
当漠然状态下的契约关系超过了社会共同体存在的亲昵及温情，现代性自我挣离了自我这个个体的特定以及标准，具备对善恶、真伪等所有问题的所有抉择权，对此，他们并未对善恶、真伪的判定责任履行基础性义务，而是把此等抉择权视为任性的自由，依靠着自身欲望利用权利，舍弃掉所有他们生活里与之相关的全部义务及责任，转换为无负担性的存在。
1.2主体性自我
在经历了与实体状态分离以后，自我的了解已不再依赖外在的架构，即社会共同体及上帝，而是以独立状态下在宇宙秩序，成为一种他们自己意志中的“实体”。将全部的外在价值都进行疏离之后，现代性自我唯有依赖这个“本我”，建设起“理性的权威”，通过使用理性来破除所有外在束缚，对所有价值展开反思，以此获取自由，从自我立法至自我规定，实体成为主体。
1.3功利性自我
近现代科技与文明创设了十分多样的物质，对人们的`生存方式造成了空前的改变，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史无前例的得到了人们的全面青睐，人们开始只单纯的关注能够考衡的事物及其技术应用所能够产生的物质成果，而逐渐不去追问其人文意义和目的。
2.道德困境
2.1自我与道德分离
“我”被看作独立于社会，独立于共同体形式所存在的单一个体这时，“我”在绝对意义上并非是指共同体一员，“我”能够不接收社会或共同体所指定的道德约束道德与不道德，旨全部由“我”意志所决定由于自我责任不需要受到角色责任，也需要受到伦理责任的约束，因此自我能够任意地对自身所“适合”的责任进行择取例如，在五一二地震中的“范跑跑”便是抛去了自我所存在的共同体的道德文化背景，完全以自身所谓的自由、理性、情感根据解释自己所需要负担的责任他固然有自己所谓的那一套标准，当然，任一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作为人的道德标准。这便是现代性自我所承认的现代化道德所谓“多元化”。
2.2自我与角色分离
“我”假象成先于一切意志与角色的独立个体，形成了“我”是“我”“角色”是“角色”“我”与“角色”是存在割裂情况的于是，开始假设这个自我个人承担着一种不和所有特指角色完全相关的一种道德责任，也可以说是道德指令即“我”这个个体的责任与角色是无法一概而论的这种状况所致使的结局便是，道德责任的逐渐虚化因为个体和角色已经失去了必然的联系，使得自我彻底变为了理论空泛上的最终存在，期间和角色需要密切关联的道德责任对自我来说，通常就止步于这个层面了由于自我这个个体和角色实现分离，众多的角色也因此于自我的视角而言，成为了僵化的存在
3.超越困境
3. 1社群主义的思路
社群主义认为，逃避传统意义上的毫无社会既定的自我，属于当代道德问题最本质的源头，只要脱离了“人之为人”的内心标准，人们必定无法对现代性道德困境留有果决精深的反思传统意义上的自我生活于社会共同体里，任何的自我旨属于共同体中的一员，在这其间存在着一样的目标与感性纽带，因此有着“共同的善”。道德在社群主义者看来，只是属于“自然事件”范畴现代性自我生活在社会中，任一的“自我”都具备相当自主精神而每一个自我中，利用多元化的外在样式进行组织构建成为联合体，道德的目的对他们而言，是应当克服“个体性”，迈向“实体性”的一种努力在传统层面的德性和现代意义的道德困境的对比下，社群主义的学说首先成立于对“个体”的理解背景之上。他们认为，一个人唯有处于社群的关系下，方可谓自我只有在关系网络下，个体方可变为道德的主体自个体的现实世界的实际事实为初始地，社群主义冀望找出“共同体”以让人们拥有相同的目的与价值感
3.2后现代主义思路
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道德的质疑及批判，其最初的源始，同样是存在于对现代性自我的关注中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性自我始于个体身心的决裂以及内在矛盾的与日俱增以该视角而论，后现代主义把其观点汇聚至现代性自我的理性张扬与主体性潜越上，认为这些因素全方位的激发了现代人的欲望，进而对人的“整体性”达到瓦解首先，导致了人在理性和非理性;意志和自然的对立其次，也导致了自我中心主义和人际的对立故而，需要把自我的“非理性化”与“中心化”进行剔除如此一来，后现代主义便架空了现代性自我的个体层面，完全消灭了自我身份，“我”既不属于自身的中心，同样也不属于共同体的中心，只是单纯的拼凑物而在现代性道德准则下，后现代主义主要朝道德的“一致性”意识进行驳斥后现代主义拥有十分清晰与强硬的边界意识，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能够进行“分化”。
3.3论证现代道德标准
现代的契约主义者始终沿袭着启蒙道德先哲的规划继续前行但和启蒙道德先哲对比，完成两方面的置换:一方面，是把道德之善作为优先条件置换成为正义作为优先条件，另一方面，是把对常规的道德原则的研究置换成为以个人意志择取为基本前提的对于正义原则研究契约论认为，只有选择了相关程序的合法性与公正性，才会影响判定行为的道德性，故而，本质问题只在于怎样展开选择对此，罗尔斯制订了“无知之幕”这个猜想，当成人们选择的程序正义的前提他认为，倘若某项原则，在我们处于“无知之幕”的形势之下，统一规划地选择了这项原则，那么就可以把这项原则视作道德原则、正义原则罗尔斯的本质思路便是，假如可以构建正义的原则以支配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现代人就可以越过道德困境
4.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解决现代性自我所衍生出的道德困境，必然需要重新构建一个现代性自我而重新构建现代性自我，就必然要跳出现代性道德的哲学体系范畴，于各个不同的道德传统中，找寻理论资源及现实资源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道德传统始终是基础、是前提因为，无论承认也好，否认也罢，它都维续在每个人的生命中。
篇2：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困境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困境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关系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认为现代性的两个主要特征是工业主义和市场经济.现代性的发展导致了三个相关联的结果:时空分离、社会关系分化与重组、反思维控制机制的形成.自我认同是自我对个体生活经历的'反思性投射的产物.现代性通过对个体日常生活经验、权威系统、思想文化的解构,使个体自我认同产生困境.
作 者：伍世文 吴昊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广州,510631 刊 名：惠州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IZHOU UNIVERSITY 年，卷(期)： 21(1) 分类号：B017.9 关键词：现代性 自我认同 时空分离 日常生活经验 反思维控制机制篇3：道德困境论文
道德困境论文：论中国的道德困境
摘 要：中国正在处在社会的转型期，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人民的道德也潜移默化的发生的巨变。现今，中国的道德正在处在滑坡的时期，在道德问题面前，人们在选择时候出现茫然。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诚信与感恩的缺失。作者通过现象看本质，致力于探讨出现道德困境的原因。
关键词：道德 道德困境 反思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从孔雀石绿的鱼到红心鸭蛋，三聚氰胺奶粉，发霉馒头，人造鸡蛋，毒胶囊……连食品安全也变得不安全的时候，人拿生命开玩笑，完全漠视生命的存在，我们还可以相信这个这个社会，相信这个民族吗?面对这个食品问题，我们的公民一边在网上和报纸上抱怨，骂商家的无良，骂政府的不作为，骂社会的道德滑坡，另一边却毫无所动，一次次原谅和纵容这些行为的发生。我们的公民在面对这个的道德问题上，陷入了循环的怪圈。我们该如何去思考当前社会的道德困境呢?
一、道德困境的定义
目前学术界对道德困境的定义杂而乱。第一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一个难题。第二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道德悖论种的一种。第三种定义是，对一项道德义务的履行就是对另外一项道德义务的背弃。第四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道德失范的一种状况。第五种定义是：对道德困境的理解应从道德选择入手，因为道德困境是行为者在做道德选择时才有可能会遇到的一种特殊情境。这个情境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就是： 面临令人困惑的两者取一的抉择。这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道德困境的复杂性。我自己则更多的理解为第五种，面临一种两者取一的抉择。通常情况下，我们的选择都是在道德与不道德、价值与无价值的、善于非善之间的选择，只要我们有向善的的意识和识别善恶的能力，我们就不难作出选择。
二、道德困境的表现
道德困境在存在于个人现实生活的抉择当中，有些例子是我们鲜少遇到的。著名的电车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例。但更多时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诚信与利益的抉择
诚信是我们当今这个社会非常缺失的品德。我们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我们的诚信，良心通常在追逐利益的道路上丧失。前人常讲一诺千金，但是我们现在签订合同都会出现背信弃义的状况发生。就连我们大学这一方净土也没有放过。现在普遍存在的论文抄袭问题。近年来大学有一股抄袭、剽窃之风，“文章就是搜寻、复制，粘贴”“论文就是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东拼西凑”。无数学子把它当作是常识纷纷利用。学术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困扰学术障碍和笼罩在校园象牙塔的阴影。尽管绝大多数同学对于大学校园存在的论文抄袭，剽窃持否定态度，但是同学也表示态度和做法是两码事。
(二)感恩的缺失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就讲究孝道，讲究感恩。现在我们的学校每个学期主题班会都将感恩，但是不知道有谁听得进耳朵。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感动中国的评选活动。为什么要举办，就是生活中缺少，所以才要使劲地挖掘，使劲地宣传。
三、道德困境出现的原因
一个个“我”构成了这个社会，社会的状况如何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表现。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组织，政府，我们要反思自己的行为，道德困境不是精英分子的事情，不是某个英雄的事情，而是是关每一个公民相关的事情。因此我们要从个人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一)自我与角色的抽离
当今社会，许多人都认为，“我”就是“我”，“我”是先于一切的角色。我与角色是相抽离的。“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角色”的责任是角色的责任，“我”可以不对“角色”责任负责。这直接导致了责任的推脱与道德的弱化。纵使很多人说我不是，这只是你没有反思而已，你的行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抽离了角色的我。我们在承担责任是会悄悄地选择一部分，或者选择比较轻易的部分，因为我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理由就是那不是我的责任。我们都遵从与内心的本我，追求理想的自我主义，抛弃了角色责任，我们只是随意的依靠自己的理性或者感觉来判断，因此我可以随意选择自己认为是恰当的责任。
(二)道德约束力的弱化。
“范跑跑”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一问题，就是在人民的心目中，道德约束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道德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下来，约定俗成的惯例。一旦我们打破了这个惯例，就因该受到谴责或者惩罚。我们现在的道德机制都是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这个规范与当今社会倡导的公民教育存在着悖论。一旦我们触犯了这个惯例，我们受到的仅仅是舆论的惩罚，或者是其他无关痛痒的小结果。
(三)道德教育的缺失
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转型意味着人们从熟人社会转向了陌生人社会。人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熟人，二是扩展到陌生人。在这样的社会，要使市场交易有序而不乱，就需要一种新的道德，即共鸣道德。它是用于调节人与他人之间的公共关系的道德。这种道德应该明确界定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利与义务。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多久不太重视公民道德的建设，市场转型缺乏道德的支撑。虽然我们过去在市场经济是非常提倡，如“大公无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道德困境是一个选择善的过程。它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道德已经全面衰落，也不是说我们的道德全面停滞。这只能说明我们的道德处于一个阶段的困难期。因此，我们要对道德困境有清醒的认识。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道德困境论文：“扶不扶”现象背后的社会道德困境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人民物质需求获得极大满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社会道德领域问题却层出不穷，中国社会道德正在遭遇改革的“阵痛”。
关键词：“扶不扶”;社会道德;道德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社会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现实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但社会道德领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新旧价值观念及道德规范的冲突，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毒奶粉”、“小悦悦”事件、“潜规则”、“学术不端”等一系列道德失范问题。
一，社会道德问题的典型――“扶不扶”
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小品《扶不扶》着实火了一把，一句“人倒了还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直指当下社会热点问题之一――路遇摔倒老人，扶还是不扶?
早在小品《扶不扶》之前，社会舆论就已经开始关注“扶不扶”问题，“彭宇案”的发生如蝴蝶效应般扩散开来，此后“许云鹤”“殷红彬”等案件的发生使社会更加关注此问题，诸多因搀扶摔倒老人而被讹诈以及遇到老人倒地围观不救等新闻屡见报端。8月，上海一名老人倒地，围观路人无人敢扶，引来过路外国女子大骂;6月，四川三名小学生扶起摔倒老人被讹，最终诬陷者遭刑拘;20广东一男子因扶摔倒老人被讹诈，选择以死证明清白;2月，浙江一名老人摔倒在地，23人经过却无一人搀扶，最终导致老人被汽车碾压而死;205月四川一名小学生在扶起倒地老人后，却被诬陷是撞人者，在目击者的证明下才还以清白。
年，四川日报发起“雷锋日・雷锋精神问卷调查”，在“当街遇见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跌倒了，你会不会扶?”这一话题网调中，17.88%的网友选择了“少惹麻烦，装作没看见”，36.71%的网友把票投给了“不扶，直接拨打110或120”，45.41%的网友表示会扶起老人。[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会扶起老人的受调查者中，只有9.65%的人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扶起老人，19.94%的人选择找到证人后再去扶起，15.82%则鼓励周围人一起扶起。一个简单的“扶不扶”问题，折射出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在社会转型期遇到的困境。
二，当前社会道德困境的成因
社会道德就其意义来说具有三个要素，一是一定社会在其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道德，即具有社会性、过程性;二是为协调各社会群体、各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而形成的道德，即具有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三是道德规范体系、道德价值观念、道德实践活动的总和，即具有观念形态、实践形态双重特性。[2]
就经济方面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合理的分配方式、公平的竞争方式等关系着人们的道德需求和愿望，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影响，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其次，市场经济体制为个人、集体的经济行为设定了更为自由的空间，所有经济行为、经济手段都是为自己、自身集团获取更多利益。商品交换活动不再真正遵守价值规律，竞争的方式也不再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再次，市场经济发展和运行的盲目性、波动性造成众多个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抛弃社会公德。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片面追求效率至上和经济利益，而忽视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公民素质等，造成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
就社会制度方面来说。转型时期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制度不完善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是制度的缺乏，二是现有制度存在的不合理、不科学，三是制度更新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制度是道德实践的有力保障，转型期社会制度不完善必定造成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道德失范。
就个人方面来说，一是道德信念的缺失。道德信念是个体对社会道德所倡导的道德理想、道德人格、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正确性、正义性深刻而理性的笃信。[3]道德信念缺失，首先是道德主体对某种道德理想目标及精神基础的怀疑、动摇甚至否定。转型时期，不论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还是从社会形态、精神状态看，都对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原有道德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估，已有的道德理想目标被怀疑、动摇甚至否定的时候，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其次，道德情感的冷漠、缺失。道德情感是道德主体对善恶判断引起的内心体验，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形成的道德倾向性。[4]当道德主体对道德理想目标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时，道德行为处于被迫状态，人们对原有价值体系的崇拜、尊重淡化甚至消失，道德情感也就出现冷漠、缺失状态，道德失范现象也随之产生。如现实生活中，见死不救、见义不为，对社会和他人的冷漠，社会责任感的丧失等。
二是心理结构失调、主体意识强化。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让个体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传统文化重集体轻个人的观念、重义轻利的观念、公平观念等受到强烈挑战，人们私欲膨胀;另一方面，利己主义观念、个人主义观念等个体主体意识不断强化，过度强调个人利益、以个人为中心，进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
三，社会道德困境的解决途径
党的报告指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5]
一要加强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社会道德调控最主要、最基本的调控方式。一是要重视家庭教育。家庭道德教育是一个人整个人生道德教育的起点，在培养个体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方面，起着学校和社会无法起到的奠基作用。二是重视社会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首要是必须认识到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加强伦理道德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注重伦理道德思想的实践和运用。重视转型期多种文化交融，新旧文化交替下，道德教化对引导受教者和调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三是重视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加强道德教育除重视实践中的教育活动外，也要对转型时期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样转变引起的新的道德问题进行关注，寻求与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方式。将个体的独特性与终生教育相结合，培养个体自主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让道德教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二要完善法制和道德机制。一是道德法制化。就是要把广泛性的基本道德行为列入立法范围，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关系中，什么该做而什么不该做，确定为法律条目，使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有权威性。二是道德规范化。法律在道德体系中，是保障性的底线，但实践生活中更多的道德行为并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程度，更多的是处于违背道德但不足以法律惩治的位置。这就需要把道德规范融入到行业、地方风俗中去，让道德行为更加明确、准确。其次，运用多角度、多媒介的传播方式，让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传播更深入、更广泛。三是建设道德监督机制。道德的法制化、规范化，都离不开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这样说，合理、完善的监督机制，为道德法制化、规范化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三要积极发挥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加强社会道德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要提升社会道德的水平和实力，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并批判和反思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一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民族的道德修养。它使人们形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检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理念。在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环境，旗帜鲜明地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树立正确导向、澄清模糊认识、匡正失范行为，形成激浊扬清、抑恶扬善的思想道德舆论场，引导人们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6](作者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安微，《老人摔倒扶不扶近五成网友选择“扶”》《四川日报》，2014年3月5日，第008版
[2][3][4]王立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要义》，岳麓书社，2014年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月8日
[6]刘云山，《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求是》，2014年02期
道德困境论文：浅论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与道德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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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在近代以前,是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且最成熟的部分。古代经济、政治、教育、文学、艺术、哲学乃至宗教,无不打上道德的印记。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和整个封建文化的衰落,传统道德文化也渐见式微和衰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道德文化在中国发生了整体性危机。传统的道德哲学受到了人们的怀疑与否定,不再能为人们提供普遍有效的价值意义和道德信念;传统的道德秩序也日益受到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准则的挑战;在几千年漫长岁月中形成的道德禁忌,日益受到破除和亵渎。传统道德律令不仅难以成为人们行为“合法性”的根据,而且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似乎也成了问题。
传统伦理的蜕变与现代伦理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充满矛盾的过程。“五四”时代人们提出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历史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一方面,旧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会随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变革而立即消亡,即便是表层的道德秩序、道德规范发生了变化,而深深积淀在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中的“道德无意识”(道德心态和习惯)却很难一时改变。另一方面,新道德的建构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新道德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会被历史现成地“给予”,它需要经过现代化过程的再塑造,更主要的是现代道德和伦理精神要真正建立起来,也应像传统道德那样,不仅要建立显性的道德关系、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而且需要渗透到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内化为隐性的道德心态、道德信念和道德美感。目前存在的道德困境的实质在于:一方面传统道德文化和伦理规范已经解体,另一方面,现代道德体系和伦理原则尚未完整地建构起来;传统伦理已经无力给中国人提供终极的价值意义。现代中国人生活在新旧道德的历史嬗变期,承受着新旧道德的冲突,陷入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道德价值上的困境。道德价值即道德主体对自身行为合理性、正义性、崇高性的理解,是人们对高尚的道德行为、优秀的道德品质、崇高的道德理想所产生的“敬意”,对卑下的行为、庸俗的品质、低级的趣味所产生的“耻感”。在道德价值整合度较高的社会中,人们对何者为荣,何者为辱;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为洁,何者为污;何者为美,何者为丑;何者为高尚,何者为鄙俗等等,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是约定俗成的。人们能不假思索地作出符合多数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道德原则的判断。而在道德转型的过渡时代,人们受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似乎无论那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法性”。这种情境使当今道德评价变得模棱两可,流荡失据。人们在道德评价上不再相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恒定的标准,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其二,道德选择上的困境。在双重或多元价值标准的社会评价系统下,任何一种活动,一种现象,都会因价值标准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评价。而评价失范必然导致道德选择迷惘。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获得一种价值观的文化支援,受到一种价值标准的肯定或赞扬,同时又会受到另一种价值标准的否定和讥评。这种选择矛盾冲突在今天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人们常常感到它的存在。例如,人们的职业选择、婚姻选择、人际关系选择、行为方式选择、理想人格选择,总难以找到一种最具有充足理由的方向。选择失衡使人们普遍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丧失信心和诚心。文化和道德选择仿佛成为钱钟书笔下的那座“围城”,里面的人想爬出来,外面的人想挤进。
其三,各式各样的非道德主义泛滥。非道德主义是这样一种倾向,即反对任何道德约束,主张放任自流,用虚无主义来对待社会提倡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非道德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颓废主义的结合体。在现代变迁中,中国人的伦理精神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嬗变,人们的传统道德意识相对松弛,非道德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开始抬头和泛滥。社会越轨和失范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表现在道德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职业道德松驰和行业不正之风泛滥,以权谋私、以职谋利;商业活动中的见利忘义和以坑、蒙、拐、骗获取暴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家庭婚烟方面的“第三者现象”、“性自由”、“形式夫妻”往往受到某种程度的宽容。
甚至许多在新中国本来已经绝迹的罪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沉渣泛起,给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带来严重危害。
其四,社会道德控制机制低效,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弱化。一个社会要形成稳定的道德秩序,创造良好的社会风尚,保持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有效的道德控制机制。社会道德的控制,一是要有社会舆论监督,二是要有每个社会成员的“良知”自律。舆论监督是指通过大众传媒做好道德导向,宣扬具有时代精神文明价值的新人、新事、新观念、新生活方式,批评和谴责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阻碍现代化建设的非道德行为,批判与时代精神和现代文明价值相背反的封建道德遗毒,批判腐朽颓废的道德虚无主义。良知自律是道德主体的自我监督。它能通过自我反省、自我评价来净化人格心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理想境界,从而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需要。然而,由于我们面临着道德价值观上的新旧交替,执行着双重的价值标准,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的道德理想,必然造成舆论监督的混乱和道德良心的淡化,使社会道德控制系统无法发挥其职能。人们做了正义牺牲和奉献,却得不到社会赞美,而做了道德上有歉的事,又不感到羞辱和惭愧。这是今日中国人无法解脱的又一道德困境。
其五,道德教育扭曲变形。道德品质是后天培养的结果,而不是人的先验本质。要使人类养成高尚优美的人格,离不开有效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根据社会的道德价值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关于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等方面的教育,以培养和形成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影响人们的道德活动。在道德价值整合度极高的传统社会中,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以及个人自我教育在道德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这保证了传统道德教育的成功。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双重价值标准并存,道德教育的内容往往缺乏一致性和稳定性,有时出现把相互对立的东西一起向受教育者灌输的现象。道德教育的理想性与现实生活中的非道德性之间的巨大反差,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往往使道德教育流于形式,甚至助长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对道德教育产生排拒和抵触。道德教育缺乏一致性,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严重降低了道德教育的水准和影响力。
现代中国人的道德困境,妨碍着21世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有序发展。道德价值新旧交叉造成现代人的价值紊乱和道德选择上的迷惑,人们无法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圆满的“善”。21世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具有内在活力的完整的文明主体。他们不仅要有现代知识技能,而且要有现代生活方式、现代道德心态和现代人格理想。这就需要走出自相矛盾的道德困境,重建与现代化目标一致的新型的道德文明。
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伦理精神,是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面临的道德选择的必然趋向。这种选择的根本出发点应是对现代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性质和时代主题的把握。现代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是全方位的现代化。因此,我们的道德选择,我们的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重建,就必须始终把握住这一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趋势,确立现代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建立适应现代化需要并能促进其发展的道德文化与伦理精神。这种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基础原则应是:(1)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奋斗精神的统一;(2)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的价值准则的道德规范体系;(3)事业上崇尚竞争,和生活上相互理解、支持和宽容;(4)尊重自我,理解他人,个人生活的多样性与社会团体生活同一性相结合;(5)外在的实用功利性与内在的道义圆满性相结合。这五项原则是与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相一致的,也是与现代中国人渴望走出道德困境的要求相吻合的。
建设中国道德文化的伦理精神,必须牢固把握现代价值目标,服务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建设中国的现代道德文化,必须对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加以认真的清理和批判继承。取传统精华而用之,弃传统糟粕而废之。在重建现代伦理精神的今天,我们应该把反省传统的着眼点放在继承与弘扬这一方面。在现代价值理想的导引下,让传统美德为现代生活服务,这同样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必须做出的选择之一。
建设现代中国的道德文化与伦理精神,还需要建设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人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人改造和适应着环境,环境也影响和改造着人。人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道德风尚和理想选择。因此,我们重建现代中国的道德文化,离不开优化我们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教育环境尽可能成为中国养成良好道德风尚的外因。只要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有序,民主法制日益严整完备,社会教育日益发达合理,我们就一定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伦理精神,与此同时,我们将逐步摆脱困惑和迷失,走出道德困境。
1.关于品德的议论文3篇
2.读书心得论文3篇
3.道德模范心得体会3篇
4.关于美德的议论文3篇
篇4：现代技术的“现代性困境论文
现代技术的“现代性困境论文
“现代性困境”主要源于现有范式下现代工业技术无法解决的自身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是启蒙运动以来现代主体性哲学下主客二分对象性逻辑思维的展开，在现代主体性哲学的思维方式之下，主体成了绝对的自我，而客体则成了失去独立存在意义而对主体“绝对服从”的纯粹物的世界。如此一来，在现代主体性思维的影响下，现代技术一方面衍生出了自身体现人类利益、实现人类诉求的工具理性，但同时又将工具理性和体现自然对人意义的价值理性强行割裂开来，使得现代技术在自身逻辑上表现出了明显的现代二元性思维。
受现代二元性思维的影响，现代技术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模式，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最终影响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贯穿于现代技术的社会实践始终，犹如现代技术与生俱来的垢病一般被称之为现代技术实践中的“现代性困境”。因此，现代技术在具体的社会应用中往往只重视技术的社会逻辑和技术的社会要求，忽略了自然对技术的作用和技术的自然逻辑。在以自然为对象的实践应用中，现代技术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了自身的“现代性困境”。
一、现代技术“现代性困境”的表现
(一)主体责任困境。现代技术从本体上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只注重人对自然的作用而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这与马克思强调的人类实践双向对象化的本质是不符合的。即“人通过实践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同时也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改变身外自然，而忽略对“自身自然”改变的现代技术实践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实践”，在“虚假的实践”中，自然与人类的双向对象化关系被扭曲而发生了异化，这种异化则直接导致了现代技术实践中人类的主体责任困境。
现代技术将人与自然的利益二元对立起来，并不注重自然对自身实践的作用，往往只有在当有关自然的诉求被上升为国家意志后才能对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产生影响。这也就是说，在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中，自然与人类的对象化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带有中介反馈的复杂异化模式。这样一来，自然的利益在经过中介的解释后，已经丧失了自然的本真诉求，或者说现代技术认为所接受的自然的反馈其实只是人类自己的反馈而已。
现代技术之所以呈现出“虚假实践”的模式，主要是因为现代技术过于强调人与自然的二元性，乃至于现代技术在实践中往往依托于行政地域而非生物地域。现代技术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去中心的集体化活动，而这种“去中心”和“集体化”在现代技术看来，就是要在工业文明范式的现代化大生产和经济消费全球化模式的推动下，突破民族、国家、文化等行政意义上的束缚，成为全人类共同创造、共同接受、共同享用、共同推进的普适性技术。然而，却鲜有从生物和生态区域上去解释现代技术中的“去中心”和“集体化”。这样，在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二者的共同利益也越走越远。
因此，现代技术很难在具体的实践中明确界定主体的具体责任。从自然的角度而言，自然的诉求并不是直接反馈给人类的，而我们也因此无法判定这种反馈究竟是不是代表自然本真的意愿，进而也就无法承担起自己对自然的真正责任。从人类的角度而言，自然对人类的影响是缓慢的，而随着现代技术在行政意义上的“去中心”和“集体化”，我们很难确定某一时期的某一自然的负面影响究竟是谁带来的，这就需要全人类去为某一部分人的失误买单，而这是现阶段仍然以集团利益为中心的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尽管集团关注的是所有的经济利益，但是仍然不排除其中的个体基本上还是更多地关注于自身的福利。在现代技术的“现代性困境”影响下，其在社会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主体对自然的责任困境。
(二)伦理关系困境。
现代技术的“现代性困境”强行将自然与人类对立起来的实践模式，使得支撑现代技术的主要伦理关系只能是人际伦理而非其他伦理形式。人际伦理是“人类中心主义”范式的伦理规范，它只注重技术实践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准则，而忽略了技术实践中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练“人类中心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实体或目的;第二，按照人类价值观来考察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在现代技术实践中，不仅人类是唯一的中心主体，人类利益更是评价技术实践的唯一标准，为了能够使人类利益最大化，现代技术不惜牺牲长远的自然利益来获取眼前的人类利益。但不管如何，技术活动的实践对象始终只能是自然，无论如何它的实践也不可能完全抛开自然只在人类的价值尺度内进行。现代技术强行将人与自然的利益分裂开来的事实，使得自身在实践中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出现了失衡，从而直接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甚至造成了人类未来长远利益的损害。一方面，现代技术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人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它的实践模式包含的主要诉求是有关人类价值实现的诉求，因此，现代技术只承认对自身、对人的作用和责任，而不承认自身对自然的影响和义务。另一方面，现代技术要从自然中获取生产的原材料这一事实，决定了现代技术实践中内在地包含了现代技术对自然的关系，不管现代技术是否承认或者刻意规避这一事实，自然对现代技术的作用和关系总是客观存在的。在具体生产实践中，现代技术能够对人类产生具体价值的前提必须是相应的客体，即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这就使现代技术在具体生产中不得不尽可能保存自然的有用性。所以尽管现代技术在实践中并不重视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在潜意识上，现代技术却摆脱不了自然对它的约束。很显然，单纯以人际伦理作为指导思想的现代技术并没有注意这一点:它只享受对自然的占有和利用的权利，而不主动地去约束自身对自然的行为和履行对自然的责任，于是，在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下，很多环境问题严重至威胁到人类的长远生存和国家的环境安全。可以说，现代技术中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是单向不对等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代技术实践下，“先污染，后治理”的理念能够迎合技术主体的原因。因为“后治理”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重建自然的利益，而是因为当“先污染”的自然对人而言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治理只是为了能够让自然再为人类利益服务而已。
(三)理性选择困境。
现代技术实践包含了理性至上的原则要求。所谓“理性至上”在现代技术看来就是对人类利益最大化的生产方式，这就决定了现代技术的实践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尽可能地将投入的成本公有化，而将获取的收益私人化，以便让主体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然而，现代技术的这种实践方式是否真的是基于理性考虑的选择呢?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非洲纳米比亚楚梅布地区一家啤酒厂在创业初期引进了有关啤酒生产的现代技术，希望能通过现代技术的运用提高啤酒的生产效率。按照现代技术的实践理念，在啤酒加工的三样主要原料水、啤酒花和大麦中，大麦和啤酒花是必须通过购买、作为私人成本承担的，而水则可以作为公共资源不纳入到生产的成本计算中。因此，现代技术在进行成本计算时，无形地将生产成本分为必须通过购买的私人成本鱿和不需要通过私人购买的公共成本C。而在对最终产物的收益计算中，现代技术只看到自己所需求的啤酒和蔗糖，忽视了对废水和二氧化碳的处理或者再利用，这样一来，生产产品又被现代技术强行分为能带来私人利益增加的产物和不能带来私人收益增加的产物尺。
而在现代技术实践中，不能带来私人收益增加的产物尺又是可以被具体划分的。如果啤酒厂采取任其排放的方式完全不管废水和废料的处理，而从长期的全局性角度出发，在下一次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公共成本(水)受到先前排放的废水的污染而需要花费一定的额外私人成本去获得原材料所需要的纯净的水，这样一来，在一定的时间内，凡又会带来新的公共成本被纳入到下一次的技术生产中。如果啤酒厂简单地对关于生产过程中的废料就地填埋，表面上会避免由于直接污染水资源而影响下一次再生产，但实质上被填埋的废料污染物会因为雨水的淋溶而进入到地下水中，并通过地下水和地表水的交换而最终影响到河流中的水资源。因此，在后面的再生产过程中，同样需要花费一定的额外私人成本去处理这些受到污染的水源，也会产生新的公共成本。
由此我们会发现，其实现代技术引起的“收益-成本”分析模式是非常复杂的，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简单。而现代技术单一机械的技术观习惯于将一个生产系统抽丝剥茧成各个部分进行一一分析，这样一来，现代技术自以为利益最大化的生产方式就变得非常荒谬可笑。从这一事实我们也可以看出，现代技术在生产实践中对个人利益与自然利益的强行划分并不是真正理性的选择
二、现代技术“现代性困境”的治愈
要真正治愈现代技术的“现代性困境”的核心在于:扬弃现代技术中的“反生态”逻辑，以实现现代技术范式的“生态学转向”。
现代技术的“生态学转向”实际上是要求现代技术将生态学原则贯彻和落实到自身的具体实践中。生态学原则是一种可持续的整体发展原则，它将现代技术的利益指向对象从单一的眼前物质利益转变为多元的有机体利益。这里的有机体利益包括了现代技术实践对未来社会、代际关系、生态环境等多重利益关系的整合与协调，目的在于实现现代技术在科学基础、体系结构和实践效果的生态效应，本质上是让现代技术走向生态技术的技术实践。
(一)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
技术生存方式主要是在一定技术范式下的人类生存方式。人的内在本性要求一种与人类各方面相宜，与人的内在个性相和谐的技术生存方式，这就是说，技术生存方式从本质而言应当是能够遵循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张扬人的个性的技术实践。技术实践不仅应当创造出最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物质利益，同时也应是最能彰显人类精神诉求的活动。
而现代技术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使得现代技术实践仅着眼于维系人类最基本生存的物质生产，从而将不顾一切地获取更多的经济利润视作评判技术发展的唯一标准。如此一来，人类的所有诉求在现代技术实践中都被化约为最简单的物质需求。在现代技术生存方式的异化下，不仅自然的存在方式开始由原始时期与人类社会相统一的整体性与同构性走向了孤立性与异质性，人类也因此丧失了诸如主体性、批判性等“人性的因子”，成为了“单向度的人”。可以说，正是现代技术主客二分的逻辑范式造成了现代技术生存方式下人与自然存在方式的共同异化。在异化的现代技术生存方式下，自然开始淡出人类的圈子，成为与人类发展无关紧要的存在;而人类也因此丧失了对自然的责任感，简单地将自然工具化，将人类的诉求强加于自然。这便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主体责任困境”会产生的根源所在。
因此，要解决现代技术中的“主体责任困境”，首先要将自然和人类从异化的技术生存方式中解放出来，恢复自然在人类社会的作用和价值。这就要求现代技术按照生态学的法则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现代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要求人类从工业文明时期的灰色发展走向生态文明时期的绿色发展，以“绿色理念”作为技术实践的指导思想，形成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顾名思义，就是将绿色环保和技术发展、人类生存价值与自然生存价值结合起来，不能只偏重一方而放弃另一方。(1)在本体论上，它主张人类的生存必须要建立在自然的生存基础上，通过对现代技术范式的改造，形成人类技术生存在生态承载力下“无极限而有条件”的发展模式。(2)在认识论上，它提倡从整个生态的角度(包括人和生态中的其他存在)出发进行技术实践，将自然的生存利益与人类的生存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3)在方法论上，绿色的技术发展观主张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技术评价的坐标体系，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技术效益共同作为评价技术可持续发展的指标。
这样一来，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不仅恢复了自然的地位和作用，还重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平衡，使自然不再被人类当作异已无价值的存在，而与人类一起成为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本真的诉求和人类对自然应有的责任也就因此包含在了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之中，现代技术的“主体责任困境”也因为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而得以解决。
(二)技术生产方式的“生态学转向”。
生产，是现代社会沟通人与自然联系的主要手段。不同的生产方式能形成不同的主客体关系，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不同的物质交换形式。一定条件下的技术生产方式对于人和自然来说都是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人处理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决定了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与任何时期的人类实践活动一样，现代技术范式下的生产活动也有自己的原则，即贯穿于现代技术生产方式中的“目的主义”。所谓“目的主义”是指整个现代技术的生产活动仅将人的利益和需求作为指导技术实践的唯一依据。在“目的.主义”原则的指导下，现代技术发挥了自身最大的潜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进一步促进了物质的繁荣和经济的提高，因而受到了工业社会的顶礼膜拜。然而，众所周知，与其他技术类似，现代技术的逻辑构成也包含了两个部分:自然的逻辑与社会的逻辑。自然的逻辑是现代技术的自然属性，它规定了现代技术存在的可能限度，以及现代技术存在的“合自然性”前提。社会的逻辑是现代技术的社会属性，它规定了现代技术在存在限度内对自身最大效用的发挥，体现了现代技术的“合目的性”要“合自然性”是技术从产生到实践都必须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是技术在实践中能够发展和完善的前提，也是技术能够正常存在的必要条件“合目的性”是技术在遵循自然规律基础上，为了实现技术主体的某一诉求而对自身功能最大效用的发挥。由此可见，现代技术生产方式的“目的主义”原则实际上是将现代技术范式中的社会逻辑抽丝剥茧孤立出来，按照“人类中心主义”范式对其所作的“歪曲夸大地解读”。因此，在以“目的主义”为原则的现代技术生产方式中，不仅技术本身的逻辑出现了断裂和异化，自然与人的关系也因这种异化而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现代技术对自身自然逻辑的忽视不仅使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面临着异化的困境，其对自身社会逻辑的过度夸大，对功利主义的过分追求也使得自然、甚至人都在异化的生产方式下成为商品式的存在，而伦理道德关系也因此沦陷，产生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伦理关系的困境”。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要修正和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困境，就必须要从现代技术异化的生产方式入手，打破现代技术自然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分离状态，实现现代技术自身“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其关键就在于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现代技术生产方式的指导思想。
“生态中心主义”遵循的是生态整体性的原则，它以生态科学为依据，对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目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现代技术刻意地将自然与人类在实践中的对立进行了批判，要求改变现代技术的生产方式以恢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努力促成现代技术生产方式在具体实践中的“生态学转向”。所谓现代技术生产方式的“生态学转向”在技术生产的具体实践中表现为3R原则:一是节省(Reduce)，包括对原料、能源的节约，具体说来就是尽量使得已经被使用的有机物成为另一种有机物的生产原料;二是重新使用( Reuse )，即对资源的再利用，“将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三是循环即生态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正好构成了一个生产、消费、复原的闭合链条，在闭合链条中能够实现生态系统物质能量的高效循环利用。这样，在“生态中心主义”的理念要求下，现代技术的生产方式就变成了以绿色循环为特征的生产实践，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也在绿色循环的生产方式下有机合为了一体，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困境也随着人与自然在生产中二元对立的消解得以解决。
(三)技术理性选择的“生态学转向”。
“理性选择”强调在一个由理性主体介入的行为模式中，所有的行为指向都是为了实现理性主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样，在理性选择的理论中，对“理性”含义的理解和利益最大化的界定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也直接决定了该理性选择行为模式的具体实践方式。
现代技术对眼前经济利益的过度偏好决定了现代技术对“利益最大化”的解释就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即用最小的投入换来最大的产出。相应地，现代技术关于“理性”的理解就是能够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切方式，也就是说，只要一种实践方式能够用最小的个人成本换来最大的个人利益，这种方式就是理性的。如此一来，现代技术的理性选择模式首先是将技术主体设定为“经纪人”。所谓“经纪人”是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假设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都是理性的，即他们都能以自身利益为动机在经济活动中去促进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是能够促成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现代技术的理性选择模式中，个人利益是目的，整体利益就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任何时候，现代技术的实践都是以最小的个人成本换来最大的个人利益，而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利，现代技术只强调手段的有用性和效益性，而忽略所谓的道德性和价值性。
现代技术对技术道德性和价值性的忽视直接导致了现代技术将经济利益作为人类发展的唯一诉求。从本质上讲，这恰恰是现代技术中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消解的表现，同时也是现代技术中理性选择困境出现的原因。工具理性强调在行动与目的之间完全基于个人最大化利益所采取的手段，而事实上，人都是有情感、有责任感、有信仰的社会人，故很多情况下，个体完全有可能采取遵循着戒命或要求的引导而不顾及行动后果的价值合理性行动。因此，在现代技术看来“最理性”的选择往往并不是社会实际状况下最理性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而言，要解决现代技术理性选择的困境，首先就要实现现代技术理性选择的“生态学转向”，以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成为指导技术实践的理性原则。所谓生态理性，暗含了将生态和人类的双重利益诉求作为技术实践目的的要求，并将人类和自然视作具有同等内在价值的存在。不仅如此，生态理性还强调技术的价值理性，反对只求结果而不计手段的技术生产方式，提出技术实践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整个地球家园“有限的发展”，而并非只是人类经济“无限的增长”。可以说，生态理性从根本而言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它以“社会人”取代了“经纪人”的技术主体地位，将个人的利益偏好纳入到了具体的历史中，看到了除经济利益外人类的其他精神诉求，如对自然之美的追求，对伦理之善的渴望，等等。在“有限理性”原则的指导下，技术实践不再追求无限制的经济增长，而是诉诸于人类社会“有限的发展”。这个“有限”是基于自然对技术发展的限制而言的，它既是技术发展的自然前提，也是技术价值理性的表现。这样，在生态理性思维的指导下，技术实践不再只是着眼于物质投入与物质产出，而是将自然内在价值的恢复与保存纳入到评价技术实践的体系之中。这样，随着现代技术理性选择的“生态学转向”，衡量技术发展的标准也从单纯的“投入与产出的价格关系”变为“投入与产出的价值关系”。而相较于单纯的经济价格，价值更注重多方面的收益最优化选择，也更能够解决现代技术理性选择中的困境。
篇5：现代性的困境与启蒙理性论文
现代性的困境与启蒙理性论文
关键词：新启蒙理性意识哲学范式现代性主体间性交往理性范式
摘要：
现代性的困境就是统一性规范的缺失，而造成这一困境的深刻的根源就是启蒙理性二元对立的逻辑，也就是以主体性原则为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要在深层解决现代性与启蒙理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启蒙理性导致了现代性的困境，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启蒙理性为现代性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出路。
现代性面I临的最大困境，就是统一性规范的缺失，亦即弱化了标准的选择存在主义的焦虑。现代性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启蒙理性，因为启蒙在破除了神圣权威的同时造成了现代性的分裂，因此现代性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确立一个统一性的规范，弥合分裂。但这背后隐藏着另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即怎么对待启蒙，因为启蒙一方面使现代性陷入了困境，我们本应该抛弃它；但是另一方面，在哈贝马斯看来，启蒙自身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走出现代性困境的道路，那么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这条道路是否合理呢？
一、现代性的自我分裂与现代性的困境。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对现代性进行哲学反思的第一人，“现代必须在自身内部发生分裂的前提下巩固自己的地位”m，也就是说，现代性之所以有高度敏感的“自我意识”并且努力地进行“自我确证”，是因为自身发生了分裂。那么现代性是如何发生分裂，为什么发生分裂就造成了现代性的困境呢？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是现代性的标准的自我阐释，即现代性的本质精神就是启蒙理性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始于笛卡尔，而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则进一步促进了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并确定了主体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仅仅停留在这一步，他没有意识到理性内部的分化、文化形态的划分和所有这些领域的分离就意味着分裂。康德没有认识到现代性的自我分裂，从而拒绝把分离的主体性统一起来。
主体的分离就是现代性的分裂，而弥合分裂就需要现代性为自己创制新的规范。问题在于，如何创制规范？现代性作为一种新的时代意识，它谋求与过去（传统）的决裂，并将这种决裂作为自己的起点。因此，现代精神必须要贬低直接与之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的基础。一旦现代性有了这个要求，就会出现以下的问题：主体性原则和内在于主体性自我意识的结构能不能作为确定规范的源泉？很明确，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不能产生这样的标准，因为它既是从现代世界中抽取出来的，同时又能引导人们去认识现代世界。这一问题彰显了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主体性一方面能够塑造自由的主体并进行反思，能够削弱宗教发挥的一体化的绝对力量，但它却不能运用理性来复兴宗教的统一力量。
现代性由于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造成了分裂，而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说到底就是主体性原则的统治性，“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给社会状况蒙上主体哲学的概念阴影，那样做是不恰当的。无论是社会集体还是作为整体的社会，都不能被想象为一个大主体。正因为如此，我今天在个体经验外运用‘解放’这一表达时非常谨慎”，这就充分说明了主体性原则的控制和统治本性，这就是主体性形而上学，是一种意识哲学范式。从笛卡尔到康德都属于这种主体认识论哲学，这种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就是把主体作为世界上一切存在者的根据和尺度，除了主体――人之外，其他的一切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根据就在于主体，主体是他们存在的惟一理由。在这种主体性思维方式中，人挺立出来了，成为优于其他一切存在者的存在者，“现代性的本质在于：人上升为主体，世界则沦为客体”。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性的本质是一致的，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人的自我力量的发现。
在认识论哲学的层面上探讨现代性，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奠基于意识哲学范式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这是现代性不可逃避的命运，也正是这种不可逃避的命运使之陷入了窘境。这种意识哲学范式实质上是―种脱离了人的具体历史和实践的“反思哲学”，它片面地立足于主客体关系，设定了一个自主的理性主体，与作为客体的整个世界相对立，这就使得理性单一化，仅仅成为工具理性，它所关注的是主体如何利用启蒙理性压制客体、控制客体，而不考虑理性的其他多种表现及其各种形式所应有的位置，这种理性成了存在于所有存在者当中的逻各斯，因此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启蒙理性。
二、启蒙理性与现代性的困境。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提出了启蒙运动的口号，“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以及“在一切事物上都有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而且必须保证永远有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启蒙的宗旨就在于要求人不屈服于权威和传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评判一切，这样才能给人们带来彻底的启蒙。
启蒙的理想就是获得永恒的真理和人类的解放，但是，启蒙要想实现这样的目标，依靠的只能是作为主体的人。康德哲学延续了整个笛卡尔哲学的主观主义倾向，他确立了人在世界中的核心地位，“人为自然界立法”。黑格尔精致地概括了康德的思想：“康德哲学的观点首先是这样的，思维通过它的推理作用达到了，自己认识到自己本身是绝对的、具体的、自由的、至高无上的。思维认识到自己是一切的一切。除了思维的权威之外更没有外在的权威；一切权威只有通过思维才有效准。所以思维是自己规定自己的，是具体的；其次，这种本身具体的思维被他理解为某种主观的东西。”Hs0在康德哲学中，理性成了最高的法庭和审判官，其逻辑的结论是启蒙的价值理念。黑格尔说：“康德哲学的最后结果是启蒙思想。”
在启蒙哲学中，只有认识主体才能掌握真理：作为主体的人可以掌握“真理话语”，可以为知识提供真理的合法性基础等等。如果启蒙要实现的是普遍解放的理想，那么它依靠的是作为自由英雄的实践主体。启蒙之前，上帝是最高权威，一切法则都是上帝制定的；启蒙之后，作为主体的人取代了上帝的位置，用康德的话说，人为自然界立法。
现代性以主体性的名义展现了启蒙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性是以人对‘神’的反抗开始的：人把自己虚幻中观念化的超自然力量拉下了神坛，把人及其理性放在了原来上帝的位置”。建立在启蒙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性就是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发展和展示。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根本特质就是“个人主体性”的生成，这种主体性原则最早由笛卡尔奠定，在康德、费希特等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表达。黑格尔第一个明确地把“主体性”原则概括为“现代性”的原则，在黑格尔看来，这一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个体）主义：在现代世界中，所有独特不群的个体都自命不凡；二是批判的权利：现代世界的原则要求，每个人都应认可的东西，应表明它自身是合理的；三是行为自由：在现代，我们才愿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四是最后是唯心主义哲学自身：黑格尔认为，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的事业。
“个人主体性”原则是作为中世纪宗教和神学的替代物出现的。在中世纪，神、上帝是确定一切的权威，是人们生活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而现代社会则是作为主体的个人确立了启蒙运动，支撑了宗教改革。这种个人主体性原则内蕴的致思取向是“对象化逻辑”，也即“主客二元对立”的逻辑，这种逻辑把自我确立为“主体”，同时总是把自我之外的他者规定为“客体”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讲，个人主体性原则是一种把个体性“我”视为第一性的实体的原则，它把主观意识的“自我”实体化为“主体”，强调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是保证其他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最终根据。也就是说，主体被认为是转移到意识中的根据，即真实的在场者。立足于这种自我，一切自我之外的“非我”都是与我相对立，并由我所规定和覆盖的。海德格尔概括说：“直到笛卡尔时代，任何―个自为地现存的物都被看作‘主体’；但现在，‘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它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对此，黑格尔也曾做过专门的探讨，他指出，“个体性原则”在实质上是一种“知性”的原则，这种知性的原则表现为一种控制性、征服性的“暴力”，这种“暴力”体现在他人的关系上，将把他人“作为客体加以压迫”，每个人不仅把社会共同体视为只具有工具性价值的东西，而且，也把他人当作只具有工具价值。同自我有着关联的主体性获得了自我意识，但付出的代价是把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客体化。由于无论是在认知还是在行为中，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外部，主体都必须与客体建立起永久的联系。因此，应当能够确保自我认识和自主性的主体行为变得既模糊不清，又不能独立。自我关系结构中所具有的这种局限性，在意识形成过程中一直都了无痕迹。由此在反思和解放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出现了自我神圣化和幻想化的趋势，亦即自我绝对化的趋势。德国学者韦尔默说：“所谓‘现代话语’指的是人类制定规范并被规范所约束的组织形式，而此处的人是某种社会动物。自有统一性自我开始，暴力便存在了，而不是自律自我在确定过程中的某种新行为。” 毫无疑问，现代性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是现代性作出的贡献，但是在这一笔结构性的财产之后，还有它不可避免的阴暗面，“解放必然会变成不自由”，这里的解放主要指的是主体的解放，主体的解放使反思力量获得了独立，人的思维开始不淳朴了，这样便通过反思力量的暴力建立起了普遍性、必然性，而有了暴力，必然就变得不自由了。启蒙理性作茧自缚，这构成了现代性自身面临的严峻的挑战。
面对着狭隘的启蒙理性，人们开始怀疑理性自身的可靠性、绝对性。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宣称启蒙理性的死亡和现代性的终结之际，摆在我们面前的真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启蒙理性，怎么合理地摆脱现代性的困境。
三、现代性的.困境与哈贝马斯的解决方案。
要解决现代性的困境，不能别样地思考，就像德里达所说的，“它不能别样地存在，也不能被别样地思考”。要使思考有意义，就必须有许多不容置疑的东西，这就是不能放弃启蒙理性，只能深化理性，不能终结现代性，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方案。“工业现代性的病根不是理性过多而是理性缺乏、非理性的盛行。退隐治不了这种病，只有通过理性的激进化以吸收被抑制的不确定性才能治好这种疾患”。
哈贝马斯从启蒙理性的根基入手，对现代性的困境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由于启蒙导致的现代性的困境只是启蒙的缺陷，是狭隘的启蒙理性，我们不能因为它有缺陷就抛弃它，启蒙的缺陷只能靠进一步的启蒙来弥补。哈贝马斯把由于启蒙的“对象化的逻辑”导致的狭隘的启蒙理性归结为“意识哲学范式”，这种“意识哲学范式”是对启蒙主体性的一种误用，因此解决现代性困境的关键就是重建启蒙理性、更新范式。
哈贝马斯认为从笛卡尔到康德都属于意识哲学范式，尤其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更是进一步地促进了主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黑格尔虽然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困境，但是他不过是对康德的主体性哲学的完成。“主体性是近代哲学的本质规定”，康德和黑格尔对主体性的强调是和他们对启蒙以及现代性的理解相关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主体性和现代性具有同一性。在意识哲学范式中，意识哲学等同于主体性，而主体性又是现代性的等价物，意识哲学坚持的是一种主体性的思维方式，而这种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性的本质是一致的。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就是推行全球资本霸权、技术霸权，欲以资本、技术统治全世界，现代性是一种资本的形而上学、技术的形而上学，他认为，现代资本、技术的本质居于“座架”中，座架乃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技术、资本的本质中隐藏的是人的关系。海德格尔相信，尽管形而上学的“遮蔽”是“存在的天命”，但是这种关系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海德格尔论述的是形而上学的命运，也是现代性的命运，即现代性和主体性是合二而一、内在结合在一起的。
哈贝马斯认为解决现代性的困境的惟一出路就在于重建启蒙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意识哲学范式只是启蒙的一种误用，启蒙自身具有解放的潜能，现代性的规范基础是而且只能是主体间性。哈贝马斯认为要突破传统主体性哲学的窠臼，必然要以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取代认知主体，换言之也就是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以交往理性范式取代意识哲学范式，这在哈贝马斯看来是走出主体哲学的惟一一条出路，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存在主义的焦虑。哈贝马斯认为，在交往范式中，认知主体针对自身以及世界中的实体所采取的客观立场就不再拥有特权。相反，交往范式奠定了互动参与者的完成行为式立场，互动参与者通过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而把他们的行为协调起来。从传统意识哲学范式到交往范式的转变，就是从一种“客观立场”转变为“互动参与者的完成行为式立场”，这是因为一旦自我做出行为，而他者采取了相应的立场，他们就进入了一种交往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是由言语者、听众和当时在场的其他人所具有的视角系统构成的，这就形成了3种不同的视角：第一人称的视角，也就是行为者的视角；第二人称的视角，也就是参与者的视角；第三人称的视角，也就是观察者的视角。这3种视角相互约束、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一个以言语为中介的互动的生活世界，交往主体用完成行为式的立场来接受第一、二、三人称的视角，并使这些视角相互转换。
哈贝马斯认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以摆脱意识哲学范式，是一种从深层拒斥“对象化逻辑”的思维范式。交往行为理论祛除了一种俗命所具有的难以揣度的因果性，这种俗命由于具有一种无情的内在性而同存在的天命区别了开来。不同于存在事件或权力事件的“不可预测性”，遭到损害的交往生活关系所具有的伪自然动力保留着自我负责的天命的某种性质，当然，这里说的是一种主体问性意义上的“责任”，也就是说，交往行为者不管自己承担责任的能力如何，都必然要卷入一种集体责任，从而不自觉地造成了后果。交往行为理论包含着3个层面的含义：第一，认识主体与事件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一个行为社会世界中，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性的关系；第三，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对自己的交往理性、主体问性很自信，他说：“我所提出的交往理性概念超越了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它应当能够摆脱自我关涉的理性批判的悖论和平庸。”在交往过程中，语言所建立起来的共识取决于交往参与者对待可以批判的有效性要求所持的肯定或否定立场。有了语言建立起来的共识，时空才能形成广泛的互动”。
这种共识的有效性标准是主体间的真诚性，而真诚性的东西是情感的东西，是“非理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哈贝马斯的理性是开放的理性，只有让理性自身让我们看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恋权力，把周围的一切都作为征服的对象，仅仅具有表面上的普遍性，坚持的是自我捍卫和特殊的自我膨胀，理性的他者自身才可以被设想为一种能动的力量，它奠定了存在的基础，既充满活力，又识别不透，不再被理性的火花所照亮。只有当理性自身所产生出来的仅仅是赤裸裸的权利时，这种自我毁灭的动力才会发生作用。其实，理性本身是想把它所产生出来的权力作为一种达到更好认识的非强制的强制力量。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性”充分地发挥了启蒙理性的潜能，弥合了现代性的分裂，重建了统一性的规范，“如果以这种共识为基础，那么关于规范问题的合理论证就必定是可能的”。商谈共识在后现代的反理性、反启蒙的高呼声中坚守了启蒙理性与现代性。
篇6：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断裂的困境与超越
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断裂的困境与超越
知行断裂是学校德育工作实效性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要认真分析高校德育知行断裂的现象及原因,认真探讨高校德育实现知行统一的策略和途径,提高学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作 者：曲洪美 作者单位：烟台职业学院 刊 名：商场现代化 PKU英文刊名：MARKET MODERNIZATION 年，卷(期)： “”(24) 分类号：B82 关键词：道德认知 道德行为 价值取向 超越途径篇7：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困境及其超越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渐走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多元化时代公共需求的满足和公共秩序的建构，要求不断突破以往由国家或者说政府(state) 单一主体承载公共性的一元公共性格局，而不断发展出由多元主体共同建构公共性的新型多元公共性格局。社会组织公共性生长，是当代中国新型多元公共性构建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整体上而言，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社会组织公共性生长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如何走出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困境，充分激发社会组织开拓公共性的力量，是当前中国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 社会组织公共性不足的三种表现
在本文的叙述中，社会组织公共性，关注的是社会组织开拓公共性的功能问题，可以通俗地界定为社会组织成员以组织化的形式思考、讨论、决定和实行“为大家好”的事情的过程并由此而带来的“为大家好”的结果。在此所述的“大家”，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相对于“私人”而言的笼统概念，可以仅仅是指涉组织成员，也可以扩展到社区、城市、国家乃至于整个人类社会。
社会组织不同于市场组织的最重要特征，在于社会组织受到“非分配约束”，亦即不以营利为目的。然而，当前中国很多社会组织以“获利”为支配性的动机，披着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外衣大肆追逐基于民众自愿捐助以及政府的政策优惠所带来的物质利益，背弃非营利性的基本原则，成为变相的市场组织。这样一种现象，表明社会组织区别于市场组织的主体性缺失，社会组织的“社会性”被“市场性”所超越，形式上以社会组织为主体而开拓的公共性实质上则相当于市场组织开拓的公共性，公共性成为追逐物质利益的副产品，社会组织公共性迷失在了市场组织公共性之中。这样一种现象，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成立动机不纯。有些社会组织成立的初始动机就是为了获利，缺乏基本的公共性理念。有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调查显示，89. 91%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应该允许合理回报，而近50%的调查对象认为“盈利禁止分红”和“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的规定是不合理的。
第二，资金运作失范。近年来，一些社会组织出现的侵吞善款、挪用资金、账目不清、弄虚作假等“丑闻”被媒体频频报道，揭示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的资金运作失范是一种比较突出的现象。
第三，隐性利益输送。隐性利益输送，指的是向具有隐性利益关系的组织或者个人输送资金或资源。比如，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有基金会为了满足《基金会管理条例》对于公益事业支出的要求出钱资助另外一个具有隐形利益关系的基金会，甚至有基金会出钱资助亲朋好友出国留学。
二 社会组织公共性不足的成因剖析
依上所述，“组织外形化”“弱正外部性”和“偏向性生长”是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不足的三种主要表现。事实上，这三个方面是很难以完全地分割开来的，它们相互地交缠在一起，共同描述着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不足的现实状况。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的不足? 对此，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和制度三个层面来予以深度剖析。公共性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习俗、思想、生活方式等文化层面的因素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费曾经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私”的.毛病，认为“私”在中国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的毛病，而之所以会存在着如此严重的“私”的毛病，是因为在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偏向于“差序格局”而非“团体格局”，受到了差序格局伦理关系文化的深刻影响。所谓差序格局，依据费孝通的界定，指的是以“己”为中心由近及远而推开的私人关系网络。
在这种私人关系网络中，由于“己”或者说“私”始终位于中心的位置，而“公”只不过是“私”的关系向外拓展的产物，所以基于差序格局而建构出来的公共性非常脆弱。故费孝通说: “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同时，在差序格局中，不同的人相对于“自我”而言在关系上是存在着亲疏厚薄之分的，普遍的标准在此并不发生作用，缺乏不分差序的兼爱，一个人究竟是否会对他人好、又会好到什么样的程度，需要看对方是谁、对方和自己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基于差序格局而建构出来的公共性也具有明显的狭隘性特征。
篇8：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困境及其超越论文
走出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困境，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且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仅从基础性的路径选择层面来作一个简要的讨论。国家主义公共性，事实上是一种高度行政集权的公共性，这样一种高度行政集权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国家权力体系内部，行政权力高度向中央政府集中，纵向权力强大，而横向权力则被纵向权力所严重切割和抑制，表现为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形态。二是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上，政府等同于“公”，而社会则意味着“私”的领域，政府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公”与“私”的相互对应关系，社会全面依附于政府而呈现出一种软弱无权的状态。高度行政集权有利于分散的资源得到合理而集中的使用，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有必要的，但是其最大的弊端在于过于强调中央政府的责任和能力，而压抑了地方和社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不利于达成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富有持续活力和创新性的治理格局。
对此，托克维尔指出: “行政集权只能使它治下的人民萎靡不振，因为它在不断消磨人民的公民精神。不错，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地区，行政集权可能把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集结起来，但将损害这些力量的再生。”托克维尔的观点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也难以否认地指出了行政集权的主要弊端。
篇9：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困境与超越论文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困境与超越论文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如火如荼地推进四年多了，沉浸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深刻感受和体验到了基础教育的变化，这种鲜活、创新、丰富的课程实践启迪着我们的教育理念，丰富着我们的生存方式，催生着我们对教育改革的满腔热情，让我们憧憬着课程改革的未来。但是，在旧有课程文化巨大惯性的牵引下，一些阻碍课程顺利展开的因素仍然活跃着，并为课程改革设下了重重陷阱，甚至让课程改革在某些方面举步维艰。如何摆脱和超越这些困境，不同领域学者都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本文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审视并分析这些困境存在的伦理制约因素，把握与借鉴当代伦理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伦理学层面的诊治方法与应对策略。
一、困境：课程改革的伦理现状
1.差异显著影响教育公平
农村地区和城市薄弱学校是这次课程改革的瓶颈，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学校，它们的软硬件条件远远低于城市，以城市为标准的课程设计无法适应农村教育的现状，面对几乎校校都存在着的大班额教学，面对骨干教师的大量流失，一些新的课程理念对于他们来说只能是雾里看花。有人甚至偏激地说，如果课程改革对于城市和条件好的学校是一个契机的话，对这些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可能是一个打击，因为如果让这些条件不好的学校和专业素质不高的教师按部就班地“灌”，他们还可以应付，真让他们预设加生成，恐怕就不知道怎么上课了。向“善”的课程改革，在“真”的教育现实面前遇到了尴尬，处理不好可能会使其走向“不善”的一面。更有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信息技术上，认为可以通过信息平台让农村教育实现跨越发展，达成课程改革的均衡推进，但农村地区连一些最起码的教学条件都无法满足，危房需要改造，粉笔限量供应，怎么添置信息设备，何谈信息支撑？不由得不怀疑其对善的理解和向善的诚意。
2.平等不足挤压课程民主
作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由政府部门推动各项改革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课程改革也不例外。课程改革的决策由政府相关权力中心作出，再通过行政手段上传下达，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可以有效地解决许多问题，避免由于分权而带来的效率低下。但是在现实中，过多行政色彩的管理没能与生机勃勃的课程改革相匹配，我们还延续着过去的那套管理模式，平等、开放、专业化的课程管理还有待实现，甚至连关于课程的学术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了一些行政意味，一些研究甚至成为了行政的注解与诠释。虽然在改革初期，就不断有专家呼吁课程改革要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有机结合，实际上这种对接没能很好实现，课程运作更多地是一种权力行使，是领导与下级的服从关系，而不是一种深深的责任意识，这是对平等、协商氛围的一种伤害，导致对话沟通系统不健全，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理解，一定程度上将教育民主与多方参与排除在外，一个由行政部门、学校、社会组成的课程发展共同体当然也就成为梦想。
3.伦理欠缺造成制度缺位与错位
课程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相当数量的问题不是课程本身的问题，而是与课程相关的一系列体制与机制的改革没有到位，不能有效为课程改革保驾护航，部分规章制度与课程精神相左，不能把课程改革的核心精神有效落实下来，甚至于一些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只不过是折射到课程改革中来，课程改革是无力解决的。不仅如此，我们的一些政策和指令本身就存在着矛盾，我们要求教师要培养素质全面的学生，学校里却只用考试分数来衡量一位教师的优劣；当教育行政部门在全面推进课程改革的时候，政府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唯一的年度考核指标是高考与中考的升学率。无论是让课程肩负太多的社会责任，或者具体的政策措施与课改精神相悖，还是提出一些互相矛盾的要求，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良德性在制度与规范中的体现，说明我们没有用“心”地对待课程改革，在道德层面存在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没有理解课程改革的本意，没有把真正课程的价值取向很好地融入到制度中来。
4.道德下滑阻碍课改实践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在相当范围内、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诚信缺失、道义不在等状况。学校不是生存在真空中，道德缺失在教育领域同样严重，教育反映出来的世风不古，只是社会道德的一个缩影。这种道德状况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课程改革的深入，比如，档案袋评价对学生发展有相当的积极作用，但是在高考和中考的终结性评价中不起作用，得不到学校的重视，仅仅用来装装门面，如果真把档案袋评价也作为中考和高考的一项评价指标，学校和教师马上就要造假，而且他们自认为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学生将来有更好的发展。比如，新课程的公开课、评优课，相当一部分是做秀的非常态教学，有的教师甚至戏谑地说，教研部门来我就把板书弄弄好，科研部门来了我就多些新颖的理念，行政部门来了，我就搞得热热闹闹。再如中考、高考中的钱权交易，只要有钱就可以上学，贫困学生考上了也交不起钱，一样没学上。一些美好的课程改革设想只能在这样的道德困境中无奈地叹息。
二、走向：当代伦理学的关注焦点
1.强调伦理公正
对公正的追求，无论是东西方还是中外，都是人类道德的基础，公正的缺失会导致良知退化，加剧人际冲突，也会造成道德高调的虚伪化。公正是最基本的伦理项目，是其他一切善良美德，包括大公无私之类崇高道德的基点。一个鄙视公正，甚至践踏公正原则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善良的人，也不会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什么是公正”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伦理学争论的焦点。公正不同于善，善是对个体行为而言，而公正是对主体间行为而言，公正应当是主体间关系的合理状态，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断言：“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整个德性；不公正也不是邪恶的一部分，而是整个邪恶。”当代伦理学家罗尔斯赋予公正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是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其要义是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
2.关注交往伦理
交往伦理是由哈贝马斯提出的，他认为人的行为不可能没有规范，社会世界是由规范所组成，抽掉了规范，也就不成社会。但规范性的社会世界如果离开了人的交往活动，也就仅仅是理论的虚构。交往自由需要道德条件，参与交往的人们要尊重相互之间的基本权利，而人们基于交往过程所获得的理性被哈贝马斯称为“交往理性”。相互理解与相互尊重是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的两个最基础的范畴，或者说，如果没有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也就没有正常交往的可能。因此，当代西方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社会再生产领域和分配不公，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结构借助功利性的手段对人们生活世界之价值的侵入以及精英的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日常实践之间的疏离，这种侵入和疏离造成了价值领域意义的丧失、思想的匮乏、规范的失效，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再相互信任，缺乏基本的相互理解，导致正常的交往变得不合理，受到了控制，遭致歪曲，交往者因此生活在一个压抑与宰制的社会中。
3.呼唤制度伦理
国外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已经关注公民“道德”和社会制度的伦理问题研究。可以说，制度伦理问题的研究一直是西方伦理学研究的重点。西方学者如罗尔斯、麦金太尔等非常强调道德建设中制度约束的重要性，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伦理秩序视为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最高尺度，重视对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伦理问题研究，认为对制度的道德评价和选择应当优先于对个人的道德评价和选择，要把社会公正当作解决社会道德难题的根本价值导向。制度伦理不仅与伦理道德的建设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它关系到社会转型的核心社会秩序重建的基础问题，制度伦理整合社会大众的德性，实际上是某种时代精神内化为个体道德意识的过程。我们理解的制度伦理应该包括关于制度的伦理和关于伦理的制度两方面的内容，制度的伦理是对制度进行伦理约束与评价，避免不良制度对人们造成的伦理伤害，关于伦理的制度是将伦理制度化的过程，以规范与引领人们的道德成长，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的。
4.严守底线伦理
底线伦理是指维系人之为人的本性、样态、特质的起码的伦理道德，是一种与人的本性和本质同一的基本伦理，是只要还有人性都认可并遵循的普遍伦理，底线伦理实质上是一个低度的道德共识。底线伦理实际上也是—种普遍主义的伦理，它是要面向和要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而不是仅仅要求其中的一部分人，或其中最高位或最有教养的少数人，也不是仅仅要求除一个人或少数人之外的大多数人。守住伦理道德底线不是代表一种悲观的情结，而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也不意味着关注底线就可以轻易放弃对人类终极价值的道德关切，更不能放弃对个人道德问题的关注，而是把人类对终极价值或信仰伦理的执着，看作是一种深厚的伦理精神资源，不断对底线进行规约与引领，实际上也只有实现对最低限度道德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达成之后，才有可能、有意义地谈论并实现更高层次的道德价值与目标，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道德建构路线。
三、超越：课改困境的伦理救治
1.关注课改中的弱势群体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领域最大的不公正来自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侵害，而不是强势群体无法平等享有课程权利。农村地区、城市薄弱学校中的学生和进城务工者的子女都是课程改革中的弱势群体，而且农村教育一直是基础教育的大头与重点，我们要想全面地推进课程改革，维护课程公正是当务之急，这也是党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难题不解决，课程改革的最终目标很难实现。全纳教育在国外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士的认同，全纳教育要求无条件地、义务地、开放地接纳各种各样的儿童。不管是来自农村的，还是智力存在障碍，或是家境贫困的，他们都履行同等的义务和享有同等的权利。伦理公平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强制性课程政策，在相对平等的前提下，切实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课程权利，担当弱势群体的扶助者，千万不能在课程改革中进一步拉大强者与弱者的差距，这有违课程改革精神的本质。
2.建构和谐的人际伦理关系
营造融洽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氛围，首先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为根本，每个人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上都是一样的，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围绕课程改革要形成一种新型的伦理关系，要打破过去那种等级化的运作方式和官本位的旧有文化，在行政部门与基层学校之间建立平等对话的交流关系，以一种协调的交往伦理应对课程改革面临的诸多矛盾。如果没有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课程改革就会失度失衡，各项有效的措施就会迟滞僵化。交往伦理的在场将为改变单一呆板的课程管理提供宽松的环境，课程参与者要就课程管理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允许不同观点的交流与碰撞，承认有异己者，有不同意见才能有创新、才能有发展，才能形成一个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的合作氛围，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保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渠道的畅通，形成良性循环，拉近课程决策者与课程实践者之间的距离，使他们能互动起来，相互为对方的发展注入活力。
3.进行伦理层面的制度建设
新课程改革必然会引发对旧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冲突，习惯了过去的课程生存状态和权力分配，由于惰性的驱使，有时候人们想的不是如何去认同制度、服从制度、创新制度，而是千方百计利用权力、人情、关系等去争取制度的“豁免权”，以达到对过去权力的继续享用，对过去生活的安之若泰。我们必须通过制度伦理为课程改革搭建平台，首先，这些制度要充分体现新课程的伦理关怀，把公正、道义、幸福等理念融入到课程中去，并且要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让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这些人文关怀，体会到新课程给予人的价值与意义。其次，要将一些伦理精神制度化，作为课程改革的保障措施，为课程改革提供伦理支撑，通过规范与制度促进课程建设者们道德的养成。最后，不同的制度之间要形成伦理的共契与协调，不能一个制度要求人们放开手脚，去创新、去生成，去关注学生的生命成长，另一个制度又把人们的手脚捆住，通过各种各样的所谓质量监测、抽查，让教师们又回到原来的教学状态。
4.从最底线的道德做起
转型期的中国出现某种程度的道德下滑是可以想见的，尤其在传统伦理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西方伦理又观念驳杂，更加剧了中国社会道德观念的混乱。但是，道德作为一种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在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不可能完全消失，即使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底线道德仍然会发挥一定的作用。道德崇高不是不需要，而是过于崇高会让人有一种距离感和虚幻感，尤其在当下的伦理背景下，人们会对道德崇高产生怀疑，甚至造成道德的去崇高化。教育领域的道德现状绝不容乐观，课程改革更需要伦理道德的介入，伦理道德是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与价值支持，但是我们应该从一些起码的道德做起，比如要尊重他人、讲究诚信、保持良心等。换言之，最起码应当有一个是非、荣辱和对错的观念，这些观念要保证课程改革在伦理层面的正义，要保证置身于课程改革中的人都有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写鼓励，让他们觉得自己做的事不算崇高，却是有道德的，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然后在此基础之上不断提升我们的道德水准。
篇10：论非道德主义的政治伦理--马克思对政治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
论非道德主义的政治伦理--马克思对政治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
一 在马克思之前,对政治的批判大多是基于道德主义立场进行的.所谓道德主义立场即是指诉诸于抽象的人性原则,以超历史语境的伦理或道德尺度来对现实的、历史中的`政治、政治制度进行外在的道德判断与伦理评价.这种以人性设定为价值基石,以完美政治生活为终极目标的政治思维与道德主义的原则,自古希腊的美德伦理政治化、中世纪的神性伦理政治化以来,虽然遭到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反对,但一直或强或弱地影响、甚至支配着近代以来的政治学家、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们,成为一种巨大的伦理思维传统,乃至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依然如斯.
作 者：杨楹 Yang Ying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福建,泉州,36 刊 名：哲学动态 PKU CSSCI英文刊名：PHILOSOPHICAL TRENDS 年，卷(期)： “”(2) 分类号：B82 关键词：篇11：构建时代需要的道德信仰-读《道德信仰与自我超越》
构建时代需要的道德信仰-读《道德信仰与自我超越》
<道德信仰与自我超越>,这部专著是长领博士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和扩充的结果,也是他多年来科研的结晶之一.我与长领师生几年,他勤奋好学,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不仅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相当的.学术造诣,而且对现实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责任感.正因为如此,他毅然选择了难度大的道德信仰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作 者：章海山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广东,广州,510275 刊 名：伦理学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ETHICS 年，卷(期)：2005 “”(5) 分类号：B82-051 关键词：篇12：执著与超越论周同宾散文创作的现代性论文
执著与超越论周同宾散文创作的现代性论文
摘要：本文结合周同宾的散文创作实践，对其散文创作中的现代性问题进行考察。通过对作家散文创作中的思想性、表现手法、语言创新等问题的探究，概括出周同宾散文的现代性特质。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使他既能超越本土文化心态，又不脱离本土文化传统，最终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散文作家。
关键词：周同宾散文创作现代性
在一些文学评论者看来，周同宾似乎是一个浑身“土气”的散文作家，这种“土气”明显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他致力于乡土题材写作，固执地把几乎所有精力倾注到故乡的土地上，倾吐对家乡父老风物的一腔情愫，是一个纯粹乡土散文作家；第二，在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法上，注重中国古典散文传统的传承，很少运用当下“时尚”的西方现当代表现技巧(诸如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等)。周同宾散文的这些特点使得一些评论者常常会对其散文的思想性、现代性持怀疑态度。本文就从分析周同宾散文的创作实践人手，对其散文的现代性问题进行考察。
一、周同宾散文思想的现代性
考察作家的成熟，优秀作品的产生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现代性的有无。现代性是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成为新文学的根本属性，是与旧文学的本质区别。“一部作品是不是‘新’，就看在内容和观念上是不是以现代意识来关照表现对象，在表现手法上是不是有创造性、领先性，这当然是对中国文学的传统而言”。
回顾新文学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新文学的现代意识和表现手法主要表现在：人本主义或理性主义思想，现实主义方法和裂散冲突的心理描摹等。以此观照周同宾散文，基本可以对其作品的现代性问题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
首先，周同宾散文中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意识无疑是强烈而又普遍的。他不厌其繁地描写小人物，深入农村，接近农民，为乡野生活写照，为草根一族传神，甚至为农民写史的主张，本身就浸润着人本主义的思想，蕴涵了浓郁的平民意识。对乡土子民心理、行为的旧的残留物的展示映衬了现代文明对乡土文化心理的触摸与审视，呈现出文化批判色彩。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对乡间个体生命价值的抑损，个性泯灭的苦难生存状态的直视，更是有着无可置疑的启蒙精神。
其次，周同宾在“写实”和“写史”主张下运用的“原生态”创作方法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它直面社会现实，显示农村“苦甜酸辣香臭腥臊”八味具陈的驳杂，凸现了乡土社会中深刻而激烈的冲突与矛盾，情歌与挽歌的吟唱昭示了作家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与矛盾，这种创作方法具有现代的属性。
第三，周同宾散文中闪耀着“新历史主义”的因素。周同宾尽管是以乡土散文作家的面目出现在文坛，并不意味着他的创作手法就必然是传统而守旧的。尽管他反复强调，自己一身土气，是个乡下人，固执地把注意力投向故乡的土地。但他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人生的挫折和丰富阅历，使他有可能也有条件比在他之前的乡土作家走得更远。他有这种自觉意识：“散文要新生，要发展，必须改变像圣徒对待经典的那种心态，应科学地对待遗产，对待那些散文名篇。只好借鉴，不可奉为圭臬，再不要亦步亦趋，尊古炮制。当今的散文家，应该有种叛逆精神，奋力挣脱前人创造或后人设置的种种束缚，自己把自己从千古不变的散文观念、散文格局、散文创作的ABC中解脱出来，根据当代最新意识、当代艺术哲学和审美趣味，根据自己独有的而不是沿袭前人的创造力，面对当今的现实生活，进行自己的观察、思考，用自己的叙述方式写出”。
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周同宾散文集《古典的原野》中。文集中《历史的乡野》通过存在的三种历史对闯王的真实形象进行思考：一个是民间传说，一个是历史记载，另一个是当代政治话语中的言说，究竟哪一个更接近真实?《饥饿中的事情》在平和冷静的叙述中揭示了吃食堂饿死人惊心动魄的真相，《牛的咏叹》和《土地梦》还原了普通农民对土改及农业合作社的心态，《读农政全书》从贯通历史的角度昭现了主流话语对阶级对立和地主形象的遮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和重新审视，周同宾揭示了另一个“历史”，与我们平时看到的截然不同的历史，关注了被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所忽视的个人。这种手法或者思考问题的角度固然可以归结于民间视角或个人话语权利的获得，无疑也具有新历史主义特征。
二周同宾散文的乡土情结与现代性
作为一个乡土散文作家，周同宾除了直接或间接地用批判的眼光观照和审视乡村的苦难与落后外，也用优美甚至忘情的笔墨回忆自己的童年，表达对故乡的依恋(在这里，童年和故土是一致的，童年可以视为时间上的“故乡”)，对周同宾而言，故乡情结可能较之其他作家更重、更浓。文学评论家孙荪先生在对南阳当代文学星空做散点透视时，称南阳的作家为“故乡的痴儿”，周同宾被认为最痴的一位。如何看待周同宾创作中的这颇为矛盾的两种创作倾向?进一步说，作家创作中的恋土倾向是否具备现代性?究竟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周同宾散文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首先，故乡在文学中的寓意问题。“城乡的划分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显著特点”。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背景下产生的故乡概念是与城市相对而言的，故乡、乡村、乡土、农村在使用时，具有相同的寓意，通常被作为中国传统的象征，是封闭、保守、落后的代名词。与之相对的城市，则具有开放、进步、文明的特质，因此，对乡土的难以割舍，往往被视为对城市文明的拒斥和逃避，是一种反现代性表现。但这种线性思维方式无疑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农村与城市固然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同，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过渡是必然趋势，但对农村或城市的书写并不必然产生守旧或现代意识，关键在于如何叙述农村或城市中的个人的生存状态。同时，对于乡土宁静和谐的赞美或颂扬往往加入了作者的想象成分，是对乡土的虚拟表现，这种虚拟的再现，与其说是对传统的依恋不如说是对传统的重构和反拨，这种反拨，是以现代性理念为基础的。
其次，从散文本体的审美角度看，散文的诗性本质表现为主情世界与审美情志的结合。在乡土散文中，情的世界即作家主体人格的世界，当表现这个情的世界时，作家对乡土苦难、民情风俗、乡土回忆的审美情韵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并成为其生命情致的最直接的体现。乡土散文作家大都来自农村，而后又离开农村，有农村生活的体验，同时，散文是一种“情的艺术，情在散文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抒写农村生活就是一种自然选择。乡土散文中的“乡土情怀”体现了作家内心感性与理性、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和调适。乡土散文对故乡的依恋愈深，情的感染愈强，与现代社会的反差愈大，带来的社会批判或文化批判效果就愈强，这正是散文文体审美的内在要求。
第三，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内容模糊的概念，具有动态的内涵。“在过去的阐释中，我们曾经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现代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移作这一文学‘现代性’的具体内容，以后随着文学史意识生长，我们又趋向于在一个发展变化的维度上来认识‘现代’的特征，而‘走向世界’的文化呐喊无疑又将更多的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精神内涵注入其中。尽管到这个时候，关于‘现代性’我们的知识还是相当笼统和模糊的”。五四时期的现代性，对当时中国而言是现代的，但在西方，早已不具现代性；五四时期的现代性，在当时是现代性，但对今天而言，也未必具有现代性。因此，在对现代性话题进行探讨之前，必须对现代性的内涵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但这确实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本文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采用孙荪先生对现代性的解释：即看作品在内容和观念上是不是以现代意识来关照表现对象，在表现手法上是不是有创造性、领先性。现代意识主要指人本主义(理性主义)思想，表现手法则看是否有创新性。这样的解释可能失之片面，但也表明现代性概念的复杂性。有论者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被视作是现代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恰恰存在着遥远的应和关系。这样来看，在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中，也埋下了通向民族性的路径”。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西方哲学思想影响还是明清小品文的借鉴，都包含着现代理念和意识。
三、周同宾散文表现手法的现代性
“现代性表现在表现手法上，看与传统相比，是不是有创造性、创新性”。考察周同宾散文，手法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体的创新，包括新体裁的使用和旧体裁的改造。首先说旧体裁的改造。周同宾散文的类型非常广泛，有“情趣小品、哲理小品、日记、书信、序跋、游记、曲词、传知散文、传记文学等，除报告文学、杂文外，几乎含盖了现代散文的所有类型”。日记体、书信体、论辩体、笔记体、祭文等虽然是中国传统的散文体裁，但由于周同宾以平常人的视角或谈趣说理，或怀人自省，贯之以真诚质朴的精神，独立自主的风格，实质上已经对这些传统的散文体裁进行了改造，呈现出崭新的时代精神。另外，从散文关注的对象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散文发展虽然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许多散文作家的作品拘囿于“小我”的藩篱，热衷于上反映作者“身边之事”和“一己之情”，不少散文作者一味追求时效性及读者群，创作中只求“短、平、快”，根本不愿、也无暇去关注和农民密切相关的题材。周同宾敏锐意识到了这一命题的沉重，“……大地茫茫，农民渺小，那些‘大腕’级作家有谁愿去荒乡僻野叩开庄户人的柴扉?我顿时产生了一种颇为急切的紧迫感，一种颇为神圣的使命感，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自一九八八年起，周同宾长年深入农村，深入农民之中，体味农民生活的酸甜苦辣，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然后“全方位地，不加雕饰地写出他所知道的农村、农民，表现农民的爱与恨，喜与忧，奋斗与挫折，追求与困惑，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世界的评判”。散文集《皇天后土》是九十九个农民的口述实录，或说己，或说人，以质朴的原生语言，讲述了农民各不相同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再现了转型期中的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原生态，原生美，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沉重的历史感。这也是一个创新。
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周同宾散文的显著突破体现在叙事的多元转变方面，采用了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互换的叙述视角。《皇天后土》的体式就十分独特：每篇正文之前，都有一个简短引言，是作者对口述者的介绍和描述。而后是口述者的自我独自。作家介绍是第三人称，百姓言说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转换构成了一种接近于巴赫金的“复调”的多重对话，通过对外在的“他”(农民)的感知，再逐步走进“我”(自述者)的内心世界，这是周同宾散文的独创之处。此外，这种视角的变化，还取得了一种近似于心理描写的效果。由引子首先对每个农民有一个总体和外在的了解，然后通过每个农民的独白，一步步走进农民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慨，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在表现技巧上，《皇天后土》揉合了小说的审美意识，呈现出跨文体创作倾向，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肉味》中的洪保太、《晚晴》中的马留香等。更精彩的是，文章中艺术留白的设置，如绕梁之余音，袅袅不绝。仿佛中国的山水画，有山有水，但仅用线条勾勒，画面上留有许多空白，留白处尤为含蓄、隽永。比如《铁箱》中年轻美貌的寡妇陶玉菊，始终保留着丈夫生前的铁箱，面对公婆的威逼，决不再嫁。铁箱中到底装的什么，谁也不知道。这样，犹如一个永恒的谜，强烈而又持久地闪烁在读者的脑海。《皇天后土》每一篇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些状写乡村情愫、酸成人生的篇目，诸如《阉牛人记》、《驴春秋》、《魂断黄叶村》、《伏牛山骑驴记》以及一些挽歌型的悼祭文字，也一样有一个或显或隐的故事内核。更有一些作品，常常被报刊编辑当作小说刊发，被读者认作小说阅读，其散文中的小说因素自不待言。
最后，从语言方面来看，周同宾的创新之处在于提炼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适于乡村表达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鲜明的现代特质，是在当地农民口语的基础上加工而成，既能体现农民说话的神气，语态、韵味，又是作家自己创造的艺术语言，明白如话，句短意长。既是大众的语言，农民的语言，也是一种创新性的语言。
六十年代台湾的余光中曾发起一场散文改革运动，在散文改革的宣言《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提出了现代散文的语言范本，应该是“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的基础……可以斟酌采用一些欧化的句法，使句法活泼些，新颖些……也不妨容纳一些文言用的句法，使句法简洁些，浑成些。有时候，在美学的范围内，选用一些音调悦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语，反衬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只有更显得生动而突出”。周同宾成熟期的散文语言可以说是对余光中“弹性”内涵的诠释，其语言具有简练凝练的特色。句式上以散句、短句为主，间以骈词对句，明快、亲切，少有冗句冗字，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和艺术张力。同时，他的散文也吸纳了大量的民间言语，这和古典有韵文学一起，滋养着其文字的节奏和韵律。古典字词与当地口语结合在一起，达到高度的统一，呈现出亦俗亦雅的品格。他的散文可以说是南阳农民语言大观。从《稀奇》、《铁箱》等文中可以看到南阳农民语言的丰富和独特。此外，在纯粹的农民话语中还穿插了许多民间歌谣、谚语，具有浓郁的历史感和文化味，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周同宾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艺术手法和语言上都具有现代性特质，他虽然执著地用散文去表达乡土、乡情，但并没有过多地受到乡土的局限，散文创作过程中表现出可贵的创新意识。正是这种可贵的创新，促使他完成对乡土的超越，成为独具个性的“这一个”，使他成为河南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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