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观的困境及启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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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语言哲学观的困境及启示论文
语言哲学观的困境及启示论文
一、海德格尔语言哲学观对传统语言观的超越
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攻克了在传统语言观中的很多不足和所在的弊害，对于他来说无疑是全新的。这种超越从其具体思想来看有五方面：第一，在语言的基础方面，传统语言观是人们表达情感和思想交流的一种工具，在逻辑的基础建立的。传统语言观是以逻辑为中心的，这种逻辑的语言观在前期或者后期都没有受到海德格尔的赞同一直持反对态度［3］。在前期，他把言谈作为语言最基本的东西，对于逻辑、判断等词语对于言谈而言不过是派生物；在后期，那种所说的词语整体的语言他认为是可以将他们逻辑化，海德格尔对诗与思是有一定的强调，但本原的语言像这样是一定不可能的，它不能被逻辑化只能由思来把握。由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在语言的本体性和特殊性基本都消除了，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克服了逻辑中心主义的倾向，使得后现代主义的一些重要代表，进一步走向完全对立的解构语言中心论。第二，从语言的内涵的角度来看，在传统语言观的世界中，语言是一种能够表达感情与思想交流的重要形式，将他对象化并理解为学科、能力、行为；海德格尔将他语言观则归于了形而上学的范畴，语言不是一种表达，语言不是存在者也不是工具，不是可言说的东西，语言与存在相连，语言就是语言，进而对传统语言观的认识实现了超越［4］。第三，从语言发展的角度解析，人们对语言常常认为是一种能够表达的方式且人具有使用“说”这种语言的能力，人们就把传统语言观看作是语言的说。而海德格尔却认为“语言是不可说”，给予传统语言观坚决的反对，如果非要认为是说也应该称为“道说”，进而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我们只有超越了主客关系之对象性思维，在审美意识中与在艺术中，这些都超越了人们传统语言观，从而也基本上实现了在语言发展的道路上的超越。第四，本体论的语言观基本表现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在他看来，语言的真实本性与存在是直接相关的，语言就是本体论、存在论的语言。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完全相反，在海德格尔的前后期都持反对观点，在前期，他认为情态和理解同语言现身是同一个时期，是此在的展开状态。在后期“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存在是走向语言的路途”［5］，海德格尔把语言同存在的关系比作家园和家园的路的关系［6］。在传统的哲学中人们却认为，人的认识与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关联的，语言经常同命题、概念、判断有密切联系，传统哲学中语言不属于本体论的范围。海德格尔明显的说明语言是本体论的。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来看，特别是后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语言观，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是有重大意义的。传统的语言观中把语言理解为是一种能发出声音的器官与听觉器官的活动，是人类所特有的，视为一种工具。海德格尔对人的本质多方面的思考，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个命题观点，在其中存在是这个命题的首要叩问的命题，它说明了存在的守护者与拥护者是人，人不可把语言当作简单的工具使用，人只能居于语言之中，人们常常陷入闲言、闲听与闲谈这些方面却不去集中精力认真地听寂静之音，这样对回家的路就找不到了，人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集中精力认真地听语言之“道说”，人才能居于家中。
二、海德格尔语言哲学观的困境：五问海德格尔语言观
海德格尔语言哲学的一大特点是把语言和存在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哲学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遗忘存在的历史。海德格尔为了弄清存在这一哲学发展中最核心的问题，采用了现象学的方法来剖析存在的问题，他把存在理解为一种显现，而这种显现又是通过语言来体现的，他认为语言和存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把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当作自己语言哲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
（一）海德格尔语言观生涩深奥难懂困境
海德格尔极为重视的哲学这方面的语言，他常常将一些与自然的语言与存在论有关的，都被称之为“道说”的语言［7］。他把存在论观点突破口以这样的语言作为基础来展开和解释的尝试。他寻根于东方哲学摈弃西方传统哲学，比如和我国道家学说，对于这些成果来说对东西双方都是深奥的，是由于这种海德格尔式的生硬与生涩的结合［8］。海德格尔在展开一个命题时使事情更为复杂的，同义反复或一词多义是惯于常采用伎俩，这个过程使读者没有“诗人”气质的凡夫俗子会感到很痛苦不容易抓到实处。例如，“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这是他的一句名言，得其用意先必须理解“道说”、“语言的本质”、“有声表达的词语”等概念，弄清了这些就方便多了，他把作为语言（道说）的语言（语言的本质）带向语言（有声表达的词语）。海德格尔本人在不同时期的观点变化也是令人难以应对的问题。从他完成教授资格论文的早期一直到《存在与时间》的诞生，早期海德格尔思考问题还是按着传统语言学的方法来的，比如“仅有话语才存在语言，反之则不成立”。前期他认为只有人的存在即“此在”才能更好的显现存在及其根本意义，而且语言性是人的存在的主要方式；在后期海德格尔开始进行转向，注重对语言本性、思想的重要性和语言之于存在的揭示，不再谈“此在”。后期海德格尔正好相反，且不再应用话语概念。
（二）海德格尔对词语原初意义的论证出现了困境
海德格尔曾多次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定义，从表面来看似乎是对古希腊文的翻译，但实际是对“zoon logonechon（会说话的动物）”来说是阐释与表达它的形而上学，不只是对拉丁文的简单翻译这么简单。在海德格尔看来逻辑毫无限制的弥漫和理性的无限扩张，正是这一灾难性解释所导致的这场由古希腊文化向拉丁文化的转变，这进而又对当今时代的技术统治与思想贫乏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巨大影响［9］。海德格尔此时陷入了论证困境：第一，海德格尔用“逻格斯”的原初意义否定“逻格斯”日后的新词及其他意思，比如理性、定义、根据、判断、概念、关系等，对于批判“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主义的，是否显得太过于牵强与绝对。人类生活和生产随着时间的推进也会相应的发展，词义是客观存在变化反映会相应的发展与改变，词义均有它合理存在的意义。因此“逻格斯”日后具有新的词义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第二，我们对先有带声的口语、后有书面语在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先后顺序不反对，但从存在论的视角来说，那时的口语今天不存在了消失了，书面语却存在。后世的古希腊文是海德格尔的主要依据，对此海德格尔应该做出合理的阐释。第三，人类随着社会的发展的需求开始说话，后来社会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了简单的文字，后来逐渐形成意义完整的语言，这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但对于人类今天大部分是依靠文字来交流和传递知识而不是“言说”，对这个问题海德格尔没有进一步理清与解释。
（三）语言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认识困境
在现代西方国家中海德格尔对哲学思潮的批判与挑战，其中包括传统的理性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使得海德格尔思想深受西方国家的重视。从而也可以看出他对现实生活中科学技术的态度从肯定走向否定，发生根本的变化。前期他提出的观点与存在论的观点还算和谐，对技术也是持肯定态度。后期海德格尔提出，技术从他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框架”或“座架”，此观点的提出标志着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0］。那么在他的理论中座架的又有什么作用，海德格尔是这样阐释的，“人被一股力量引领着、规定着，并被座架牢牢的束缚着，这股力量是人自己无法控制的却能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我们从海德格尔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突出了技术的“框架”力量；人受制于技术的“框架”力量还会对技术失去控制。作为存在物显现的现代人，在存在物与自身的所有的关系中，都以贯彻、实现的制造者的身份并建立为绝对的统治。他对至高无上的存在怎么没有管住受限于他的存在物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尽管这个局面是海德格尔不愿意见到的。
（四）主体与客体的认识困境
为了实现反对传统客体的观点与哲学中主体的目标，必然会反对人使用人的语言来传递经验和知识，人对客观世界的主体作用与积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这是海德格尔为了实现而做出的努力。“人栖居在语言所筑之家中”任命“诗人与思者”为守护者，这样人为语言效劳，语言到不为人服务，海德格尔把“语言”与“人”分离了。既然“诗人”与“思者”都被任命为“守护者”，那么诗与思是顺理成章有“亲戚”关系。诗与思两者之间真正的相互面对是最广大的分离中遮蔽着自身的分离［11］。为了满足他的观点的需要海德格尔于是进一步提出“相互面对”的本原，并将神本主义引用到了他的理论中，“在辽远之境那里有天、地、神、人彼此通达，切近之现身是为‘世界四重整体’诸地带的‘相互面对’作为近的切近开辟的，切近本身是大道的一种运作不是距离。”但海德格尔又是反对神本主义的。可见，海德格尔的立场捉摸不定。
（五）自然语言与人的语言统一论证困境
海德格尔不赞同人以语言来表达情感、表述和交流对世界的认识，与关于传统语言观是人创造语言的观点。海德格尔否定人具有语言能力的观点。传统语言观遭到海德格尔的否定，为此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语言观来替代传统的。便提出了“语言在说话，人在说话”的观点，按照海德格尔的设想的思路我们不难发现，将两者的有机结合是要需要解决的问题［12］。对此从多角度分别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论述。从属与命令关系，“语言是人的主人”，在他看来人“必须首先听从命令”，因为“道说”的具体内容在未显示之前都是没有表达的、无声的、隐蔽的。试图说明人是被动的，使无声的说变成有声的语言。按照海德格尔的阐述，他认为人只是听从者“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行驶传递消息的媒介，进而他又提出人要主动“抢先”，化被动为主动“必须已经向消息走去”。他力图构建的人只能听话不能当主体，这个说辞未免太牵强赴会了，不符合他的一贯论点。海德格尔不管怎样不得不要求人去向消息走去发挥主动性。这使得海德格尔陷入了自然语言与人的语言统一论证困境。
三、海德格尔语言哲学思想对濒危语言保护的启示
（一）语言与人的方面，在这方面的阐述对保护濒危语言
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启示的在语言与人的关系上，语言被看作是人的活动，人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语言，人用以交流思想、表达意义的工具这是传统观念对语言的阐述。人是“语言的”存在者这是海德格尔的观点，这表明了人性本质结构的语言性。语言的运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意识也不断自我反省，将“生活世界”置于社会中，并将他作为意义建构与认知发展的基础，进而推动存在与语言活动社会的发展，因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语言的民族本质可以在人的语言本质得到极其深刻地阐释［13］。海德格尔指出，如果让“说”对“讲”说出来，“讲”作为对语言的听，这样的发生只能在我们的本质批准进入在特定条件下“说”时才得以发生。正是语言的本质作为这样的允许而在“说”中出场。丰富性、独特性才是语言的真正特性。语言是一种适合人们需要产生的沟通工具，对于命名没有一定的限度也决定了语言的多样化。当人正在进入一种语言的同时也进入了一种文化，人的语言规定也可以看作是人的文化规定性。每个民族是以对世界系统的认识为基础的，创造出属于自己民族的这种语言，一定的人类生活方式总有某一语言形式与之相呼应，一定的世界观。每个民族的人对世界的看法都不一样的视角所以也决定了他们独特的语言文化，由于语言控制人的思维反之也是成立的。对濒危语言保护海德格尔给我们很多启示，多数少数民族的语言濒危，每一族群的文化都有独特的存在的价值与对人类世界的认知图式，也是该民族的文化底蕴独特积淀。语言与人、语言与文化人类没有理由任其自生自灭而不加以拯救和保护［14］。在世界生活中对语言进行传授、学习、运用其实也是一种对文化的认同工作。我们去分析语言也是有文化限度的，一旦失去了这种限度就会偏离语言的基本含义更严重的可能危及到人的本质，所以拯救和保护语言是人类的责任与义务。为了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我们应义不容辞，其中从根本上拯救语言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将民族语言哲学思考成果化，丰富和扩大自己的存在方式并使之融入自己的语言，提高对世界的认识能力与有效的保护民族文化。
（二）语言与存在的方面，在这方面的阐述对保护濒危语
言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启示的传统语言观认为语言是存在在意识中流动的工具，是客观存在的表达。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理解使语言丧失生命力降低了语言的意义。在语言与存在的关系上，传统语言观的“工具说”和“表现说”深受海德格尔的批判［15］。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人生活在世界上”是人的存在，人生活在语言中语言是人的世界，这是他们的关系，人拥有世界永远是以语言的方式。海德格尔始终强调语言不仅是一种可以使用的简单工具，而是第一次使人有可能处于存在的展开状态之中，语言也包含有对存在的显露，应当把语言看作是存在的“家”。在对濒危语言保护方面海德格尔对“工具论”的批判具有很好的启示价值。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多数人都承认，语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从多种角度而言，人类语言的多样性与人类社会的多样性是一致的，和人类社会是唇与齿的关系。“工具论”是一种忽视了语言的主体性与语言价值观是见物不见人的。如果按语言“工具论”的逻辑推理，必然会导致丧失民族选择语言的自主性，以便利为价值取向是从工具的性能而言，这样必然的理想选择就是“语言大同世界”，进而一些人认为濒危语言没有抢救的必要［16］。海德格尔对“攻具论”的批判：透过一定的语言形式可以将特定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社会经济等文化内涵都可以反映出来，并不是单纯的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一种交流工具。人们透过某种语言材料不仅可以得知这种观念文化对该语言的制约和影响，而且还可以看出一定的制度文化、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一定的行为文化。每种语言都是民族在其发展过程所创造出来的产物都具有自身存在的价值，我们没理由任由这种文化成果走向濒危而不去保护与挽救。
篇2：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的剖析论文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的剖析论文
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博采众家之长，属于“融合派”阵营，明确表明继承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语言学以外学科的思想，除了这些，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有没有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当代西方哲学家普遍认为，“语言在哲学中始终占据着荣耀的地位，因为人对自己及其世界的理解是在语言中形成和表达的，这一点甚至从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和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的时代以来就为人们所承认了。”[1]对语言问题的思索探讨起源于哲学家，任何语言学流派都必然受到先哲思想的影响。韩礼德也认为，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流派的种种分歧可归结于古希腊时期的两种语言观，一种以普罗塔拉和柏拉图为代表，一种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根据两种语言观的不同特点，系统功能语言学可归于第一种语言观。[2]由此可见，韩礼德也承认语言学的哲学渊源。既然人类的文明不断进步，哲学思想也在发展，任何学科的发展都受制于其时代背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也一定会有近代哲学思想的踪影，因为伟大的语言学家也是哲学家，他们的语言观反映其世界观，他们的语言研究方法就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那么，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集大成者，韩礼德的语言哲学思想有何特点？又与哪一哲学流派的观点相近？探讨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的论文并不多见，严世清[3]曾从韩礼德的语言观、语义观和隐喻观讨论了其体现的语言哲学思想。本文通过剖析韩礼德语言哲学思想中的唯物论、辩证法以及实践论来比较其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的异同，从而揭示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在哲学方面的贡献与独到之处，这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内在联系。
一、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观
尽管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专门阐述语言理论的着作，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散见于各种着作中。为了反抗黑格尔式的德国唯心主义对语言的神秘化，马克思特意强调了语言的物质性，认为“‘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及声音，简言之，即语言。”[4]接下来马克思又论述了语言的实践性、社会性与辩证性，他说“语言与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4]（34）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也就是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语言）。语言离不开现实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和语言都不能独立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5]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基本宗旨是“去蔽”———去思想之蔽，解思想之困，也是“治疗”———治疗哲学因误解语言与生活而发作的“精神狂想症”。[6]总之，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强调了语言的物质性、实践性和辩证性，从生活实践、生活形式出发理解语言和思想，这样就清除了语言的神秘性和实体性，在理论上取消了唯心主义的合理性。
二、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体现的唯物论、辩证法与实践论
（一）社会符号学的语言观：语言中的唯物论
基于对语言研究的不同目的与兴趣，每个语言学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观。韩礼德所关心的是教育问题，这正是他进行语言研究的第一动力。正如韩礼德自己所述[7]，他要建立一个“适用的”语言学（applicablelinguistics），所以他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研究语言，认为语言学是一种社会符号学，这就决定了韩礼德语言观中的唯物论基础。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语言学的研究隶属于符号学。韩礼德的符号学有别于传统的斯多葛学派以及索绪尔的符号学，是对符号系统即意义的研究，而不是对孤立的、静态的符号研究。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是一种意义潜势资源，具有物质现实性的唯物论基础，因为任何符号都是物质现实的一部分，都有表达意义的外在形式。如舞蹈以人体动作为其表达意义的外在形式，同样，作为符号的语言也有其表达意义的客观外在物质形式，即声音。其次，语言是社会的，“社会的”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指的是社会系统，即文化；韩礼德强调“语言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它不得不完成这样的功能”[8]，也就是说语言所具有的功能有其物质基础，是由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决定的。第二层含义表示的是语言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把社会结构看作社会系统的一个方面。社会结构包含情景语境，家庭等级关系以及社会等级关系三方面内容。社会系统与社会结构都是客观实在，即物质。语言是维护社会结构的产物，讲话者通过使用语言或“反语言”反映客观的社会现实，与此同时又重构一个主观的社会体系，也就是说，一切语言都是使用中的语言，语境决定意义，社会语境也是其中之一。这等于说，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这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所认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语言）不谋而合。由此可见，韩礼德也认为语言有其物质基础，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充分体现了他的唯物论语言观。
（二）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体现的辩证法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辩证法体现在对小句“交换功能”的论证，是对语法隐喻的阐述以及互补的研究方法。第一，小句“交换功能”中体现的辩证法在日常交往中，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必然涉及语言使用者的相互对话。根据语言使用者的交际角色（或是给予，或是需求），以及所交换的商品（或是货物和劳务，或是消息），我们可以得出四种言语功能（提供、声明、命令和问题）。在交流过程中，说话者自己扮演一定的角色，同时有强加给听者（读者）一个对立的角色，也就是说话人在理解这些言语功能的基础上，可以作出或者正面的或者负面的八种反应（提供—接受，退回；命令—执行，拒绝；陈述—认可，驳回；提问—回答，拒答）。说话者与听者/读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有时两者之间的角色又相互转换，统一于小句的“交换”过程中，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和魅力。第二，语法隐喻阐释中的辩证法尽管语法隐喻概念最早由韩礼德提出，但这一现象却自古有之。韩礼德对语法隐喻的性质、功能、阐释和归类等都有独到的见解[9]。他把“隐喻式”与“一致式”看作统一意义的不同表达方式，但两者不是绝对的相等，因为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看来，选择及意义，因而“隐喻式”与“一致式”两者表达的意义只是某方面相同，两种表达方式既相互区别，有相互联系/依赖。“”如果某种表达方式是隐喻的，那这种隐喻是相对于其它的表达方式而言的。”[10]我们不能简单的定论说一致式体现方式比起隐喻式体现方式来说就更好，更常见，因而是规范/标准的，因为它们两者只是在履行自己的不
同职责，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语境、语域等多种因素，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且，不能把一种意义体现方式归为绝对一致式或隐喻式，这两种体现方式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严世清[3]从真理相对性的角度讨论了韩礼德的语法隐喻理论的贡献，从而也论证了其语法隐喻理论中体现的辩证法。第三，辩证统一的互补研究方法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体系成熟完善，能够解决说明多方面的问题，是实用性很强的语言理论，这与它辩证的研究方法不无联系。韩礼德多次强调不同的语言学派或研究立场之间的互补性。此外，在其理论内部研究过程中，韩礼德也彻底地贯彻互补的研究路线，因为人类的经验如此复杂，单从一个角度来解释是不够的。互补就是变“析取”为“并取”，[11]认为语言系统内部存在着多方面互补：词汇与语法之间的互补；语言作为系统和语言作为语篇之间的互补；说话和书写两种形式的互补。这充分体现了他的辩证法思想。词汇和语法在识解现实的过程中具有互补性，词汇和语法相互区别，是系统功能语法层次结构中词汇语法层的两个方面；同时两者又相互联系，构成一个连续体，词汇与语法交汇在一起作为独立同一层面出现。正是词汇语法层使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以多种方式识解周围的世界，词汇与语法的区别在于其表达意义的精密度，词汇与语法的互补性使得我们可以从两个相反的视角来识解经验：从词汇的角度看，现象是个别的；从语法的角度看，现象是整体的。这两种视角统一于对同一现象的识解中。语篇与系统是语言这一单一现象的两个方面，系统与语篇的区别在于其与意义的例示关系，把意义看作潜势还是例示的结果。系统作为潜在性，是一个有无限多的可能性的系统网络；而语篇则是从这个整体潜在性中作出挑选的过程和结果。同时，系统与语篇又相互联系，语篇是系统的例示，反过来，系统是语篇的潜势。如果单从系统或语篇任何一个角度看待语言，你得到的画面会是扭曲的、不全面的。语法学家与语言学家的研究领域及角度应该是互补的。[11]（85）说话与书写这两种形式的区别在于意义的体现方式，意义是过程还是结果。说话与书写这两种形式的互补性不是简单的互换关系，不是以不同的方式做同一件事，而是在做不同的事。这两种形式在组织意思方面的策略以及控制复杂度方面的方法均有所不同，所以在不同的语境中要对其中之一选择使用，因而产生互补性。说话和书写这两种不同的形式又相互联系，统一于意义的体现方式之中。韩礼德在语言研究中采用分与合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注意语言中的互补性，充分体现了他辩证统一的研究方法。正如韩礼德所言，“当然，为了理解语言，我们确实需要对其分解。但语言不是在以部分，而是以整体的形式在发挥着功能。”
（三）语义生成观中的实践论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意义是（语言）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12]。意义产生的基础是社会，意义离不开语言所存在的社会。韩礼德认为语义生成是一个动态过程，按照时间框架可分为人类语言的进化过程，语言个体的发展过程以及意义行为的展开过程，即种系语义生成，个体语义生成和语篇语义生成。[13]这三个过程处于互动作用的'关系，充分体现了语言在生成社会人中的作用，同时，这三种语义生成都离不开社会环境，离不开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系统功能语言学明确提出了意义演化理论，认为语言是人类在原始的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一开始人类经验的物质层面与意识层面是同时发生的，人类的语言要受制于直接的语境，随着人类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实践活动中的不断进化，语法层面的出现是人类语言脱离了直接的语境，与其他动物的交际形式区分开来。人类语言的语义生成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语言是一种达到社会目标的手段，而这种目标对于他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说至关重要。个体获得语言的过程也是他成为一个社会人的过程。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儿童要学会使用词汇和语法来认识外部世界，与他周围的人交往，以及学会使他的表达与其环境具有相关性，这就是韩礼德的三大纯理功能。语篇的意义也是人们真正参与语言交际时生成的。语篇是语境作用的产物，离不开具体的言语交际，而存在于意义潜势中的各种意义，只有通过一定的语篇进行社会交换，才能生成人们所理解的意义。总之，意义不是个人的，先验的，意义的形成过程是人类意识与人类经验互动的结果，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中，产生于个体之间的交往中，产生于语篇的相互联系之中。语言具有社会性，即巴赫金所说的交往性，马克思所指的实践性。
三、系统功能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语
言哲学的区别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但是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们研究的出发点、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大不相同。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的，把语言看作社会行为，是为了解决他们所关心的教育及其他的相关问题，韩礼德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适用的语言学；而这是建立在对语言系统、结构的详细分析基础上。简单地说，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都是语言，目的和对象统一于一体。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语言与人，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是其无可回避的问题。它是通过语言分析揭示人与人的世界的科学，其中，“语言分析”只是手段过程，而“揭示人与人的世界”才是这门学科的真正目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与其研究目的是分离的。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对于语言的论述是为了去蔽治病，反抗黑格尔式的德意志唯心主义对语言的神秘性。
四、结语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博大精深，本文剖析了其蕴含的哲学思想，发现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并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中的唯物论、辩证法与实践论；但系统功能语言学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因为它们研究的出发点、对象和目的大不相同。
篇3：语言哲学语境观对语言教育的指导功能论文
语言哲学语境观对语言教育的指导功能论文
Frege( 弗雷格) ，Strawson ( 斯特劳森) ，Wittgenstein( 维特根斯坦) ，Quine( 奎因) 等都提到过要从语言使用的环境来研究语言的意义。Firth( 弗斯) 和 Halliday( 韩礼德) 等更强调这种观点，极力主张应从社会功能和使用情景角度来考察语言，语言具有情景意义和形式意义，并认为语言的意义能在具体的语境中加以确定。语境的概念最早由波兰人类学家 B. Malinowski( 马林诺夫斯基) ，他区分出两类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本文着重探讨“文化语境”。
一、教育语言学文化语境观管窥
当我们谈到语言教育的文化语境，我们不得不超越仅仅由民族起源所界定的流行的文化观念。按照 Halliday 的观点，语言教育中的文化语境不仅指传统的生活风格，信仰和语言社区的价值系统，而且也指现代科学的文化。教育不仅牵涉特别的阶层如种族和性别，各种各样的更高层次的系统例如有声艺术的符号学的语言学建构，也牵涉整套文化实践的社会意义的制造。
在 Halliday 的《语言与教育》一书中，文化被叫做“更高”的阶层，或者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力量与语法和词汇一起限制着我们能说什么和怎样说。张国扬和朱亚夫指出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外语教学的两种基本特征之一，掌握选词和造句的规律对于学习语言来说是重要的，更重要的事情是在交际的语言语境中运用这些知识。英国著名教授 Firth 强烈主张语言研究应该建立在语境的基础上在多种水平上展开。要成功地教一门语言，就必须面对面地处理隐含在语言和语言学习中的社会语境因素。在语言学习中文化不是可以抛弃的第五技巧，可以说是与听、说、读、写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上所有这些观点都致力于强调英语教学和学习中的文化语境因素的重要性，文化语境识别能力的培养是服务于培养语言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一最终的语言教学目的服务的。
二、“文化语境”的哲学根源
(一) 二分法到多元哲学的转变
以索绪尔为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结构形式，忽视了语言的语境化意义分析。这源于索绪尔的二元哲学观，他把语言本身被分为两面，即音响形象和概念，前者被称为能指，后者被称为所指。同时把语言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认为语言的价值体现于交换( 语言系统中的比较) 之中，意味着关系等，意义则是符号的所指。现代语言哲学观则打破了“关门打语言”的传统，从多层面研究语言，这些层面包括除了语音，语法之外的语义，语用，语篇，社会，认知等等。
(二) 文化批判思维的作用
文化批判主义哲学是对文化二分法的一种挑战。批判思维并不意味着定位一个客体的弱点并且引发对它有声的攻击，而是一种能够对客体同时进行积极和消极评估的能力。最早对语言文化进行批判的要数语言哲学天才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本人前期与后期的语言哲学观的巨大转变深刻地体现了他对语言本质的巨大批判。前期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命题，认为语言的价值是在于它的运用，认为只有命题才有意义，只有在命题的联系中名称才有指谓。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工具，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现象。这些复杂的语言游戏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着人和人的世界，同时也折射出语言自身的某些特质，对语言自身的特质研究不能脱离语境，语言无本质，存在的都是各种不同的语言游戏。
( 三) “文化模因论”的指导作用
“模因”这一术语首先由英国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把它作为文化的.进化单位提出。他把“模因”界定为文化的传播单位，它通过一个过程从一个人的大脑传播到另外一个人的大脑。这个定义总结了模因的重要功能: 复制和传递文化信息。为什么文化能像人类基因那样复制和传播?首先，那些权威文化信息容易被模因，因为权威文化信息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主流思想，生活和其他良好的方面，这些都是人们倾向于模仿的。第二，如果一定种类的文化信息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它将被模仿，那么文化模因就会发生。第三，那些时髦的文化因素倾向于引起人们的模仿。这些文化模因现象给外语教师很大的启示。当一个语言老师教文化因素的时候，就应该重视那些权威的，实用的和时髦的文化。另一方面，外语老师应该发扬和广泛传播自己的本族文化。尤其是在当今外语教育出现“文化失语”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以便于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处于优先地位。笔者认为，虽然许多学生感觉他们能毫不费力地和外国人交流，但是，那些外国人通常根本不能理解他们的话，至少不是全部理解。
三、“文化语境”对现代外语教学的指导
( 一) 对外语教育大纲的指导
根据一些学者和专家的研究，通过笔者的最终综合吸收，英语文化认知策略培养的目标及其测试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 具体文化。
( 1) 文化知识: 了解相关历史、地理、政治、社会和其他来自目的语言的宏观层次的知识。
( 2) 文化功能: 理解在各种各样社会情境下的目的语文化的功能，语言运用中的文化呈现，文化在个人生活和其他文化微观层面的功能。
( 3) 深层次文化: 理解目标文化价值观念及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这种价值观念是系统的。
( 4) 文化差异: 了解和掌握目的语与本族语文化之间的不同。
( 5) 交际能力: 能运用目的语文化知识和来自目的文化的人合适地有效地进行交际。
2. 抽象文化。
( 1) 文化意识: 拥有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并且能够参照不同的文化参考框架来解释文化差异。
( 2) 跨文化交际能力: 能够和包括目的语文化在内的其他不同文化群体自由交流。
( 3) 文化学习能力: 掌握探索，学习和文化研究的方法。
( 二) 对外语教材建设的指导
真实的教学材料指的是在真实生活中运用，但不是为教学特别设计的，它依赖周围的社会环境来传递信息。英语阅读，对话，课堂活动和课下练习都应该遵循这个原则。那些被选择的材料必须反映目的语国家真实的社会生活。真实的教学材料能刺激学习者对所学内容和过程的认知，心理，观点和行为的反应。最终，学习者能通过亲自体验真正的交际情境和反思交际过程来提高他们的交际能力。
(三) 对外语教师课堂教学的指导
在传统的英语教学课程中，文化因素被作为背景知识并且与语言教学相分离。尤其在直接教学法和语法翻译法的控制下，文化教学在英语课堂教学中没有位置。文化解释在英语教学中只作为一种点缀。这些解释是极度稀少和零碎的。这些解释的特征是静止的，缺少活力和过时的，没有趣味性和意义而言。现代英语教学主张交际教学法，聚焦于学习者的交际，而不是语法形式的机构系统; 传统教学法只聚焦于语言学标准，然而现代教学法聚焦于内容，意义和学习者的兴趣; 前者强调教师为中心，而后者注重以学生为中心;前者用正式的书面化的语言，而后者运用自然的日常语言;前者仅强调阅读和写作技巧，而后者除了重视阅读和写作之外，还重视口语互动。这些新的教学理念与当代社会的发展相一致。
总之，教育语言学学科内容广泛而丰富，其中无不蕴含着深刻的语言哲学思想; 语言哲学思想中的语境观为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课程标准的建设，语言课堂教学等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指南，同时开拓了广大语言教师的教学研究思路。
篇4：浅谈通过言语行为理论透析奥斯汀和塞尔的语言哲学观论文
浅谈通过言语行为理论透析奥斯汀和塞尔的语言哲学观论文
〔论文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 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语言哲学
〔论文摘要」20世纪初，西方传统哲学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1962年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这一概念，此后，美国哲学家塞尔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修正和完善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我们在新时期全面理解语言的现象和本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域。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首先是由英国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奥斯汀((j.l.austin)1962年在他的著名哲学著作《论如何以言行事》里提出来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不应是词、句子或其他语言形式，而应是人们用词或句子所完成的行为(aus-tin,1962)。奥斯汀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的使用上，把语言的使用视为一种行为，抓住了语言的动态特征，开拓了从行为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这条道路。
塞尔((j.r.searle)是奥斯汀的学生，他同意奥斯汀的观点，即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不是符号、词或句子，而是被完成了的某种言语行为。不过，他对“言语行为本身夕，与“用以完成言语行为而说出的话语”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两者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塞尔系统地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思想，阐述了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分类标准，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这一特殊的言语行为类型。奥斯汀和塞尔都是语言哲学家，他们对语言的研究都是在哲学轨道上进行的。“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为我们全面理解语言的现象和本质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口
一、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理论的贡献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话语是一种行为，它不仅包含“言有所述”，而且包含“言有所为”，甚至涉及“言后之果”(austin,1962)o
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是英国的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奥斯汀把“言有所述”的句子称为述谓句(constatives)，如句子“中国在亚洲”和“天在下雨”，这两句话有真假值，即对这两句话，我们可以问:“这句话是真的吗?”另一方面，他把“言有所为”的句子称为“施事句”cperformatives)，如老师对一个学生说:“我要求你认真听讲。”起初，奥斯汀把他的主要力集中在对“述谓句”和“施事句”的区分上。不过，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人，他发现述谓句和施事句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根据他的观点，施事句的典型句式为“我+施事动词(现在时直陈式主动语态)(+其他成分)”，诸如“我命令……”，“我宣布……”，“我请求……”等等。然而述谓句也可以用这种句式，如“我宣布我是一位歌星”，说者一方面在做宣布，是一种行为，另一方面也在做陈述。所以，他发现述谓句与施事句两个概念之间其实并无实质的区别。
摒弃了述谓句与施事句的区分，标志着奥斯汀在言语行为理论的探索上有了新的飞跃。他认识到，归根结蒂，我们所要阐释的唯一现象就是在完整的言语环境中所做的完整的言语行为。这时他提出了著名的“言语行为三分说”，即一个人说话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说话行为(locutionaryact)、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和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act)。通俗地说，说话行为指说出合乎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为说者所为;施事行为指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illocutionaryforce)，即语力，为说者所为;取效行为指说话行为或施事行为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某种效果，为说者与听者共同而为。
奥斯汀首先提出了现代哲学意义上的言语行为概念，但他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发展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就过早地去世了。不过，这一理论提出后很快便在哲学界和语言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这一理论把客观世界、人的`思维以及语言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使得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
二、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正式出场
塞尔首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这个概念，他认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说话人如何通过“字面用意”来表达间接的“言外之力”，或者说听话人如何从说话人的“字面用意”中，推断出其间接的“言外之力”。(searle,1965)
间接言语行为在语言交际中是非常普遍的，陈述句不是陈述，祈使句不是祈使，疑问句不是疑问的情况比比皆是。那么，在实际的言语行为交际过程中，如何实施并理解这种间接的言语行为呢?塞尔将间接言语行为分为规约性和非规约性两种。所谓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是指对“字面用意”作一般性推断就可以得出的间接言语行为。这类行为已经形成一种习惯用法或语言形式，说话人和听话人可能已经感觉不出这类言语行为在字面上的施为用意。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较为复杂和不确定，它更多地取决于互知的背景信息和所处的语境。
奥斯汀的功劳在于开拓了从行为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这条道路，而塞尔则把言语行为理论系统化、严密化，不但丰富了言语行为理论，而且为解释语言的形式和功能之间的不一致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它解释了人们在交际中为什么和如何大量使用间接言语行为，使得我们明白不仅要了解话语的字面意义和交际的内容，还要了解说话人的目的以及说话所进行的语境，这对我们重新理解“语言”这一概念提供了哲学思考的新视角。
三、奥斯汀和塞尔的语言哲学观
1.言语行为理论产生的哲学背景
言语行为理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追溯该理论产生的源头，可将其与西方哲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发展通常被概括为一个三阶段模式，其中心论题为:本体论一认识论一语言。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产生了语言哲学。所谓的语言转向，指的是哲学将语言的研究对象作为自己探讨研究的对象，从哲学的角度对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特别是对关于语言意义和语言使用所进行的哲学研究。(付习涛，2004)就语言哲学而言，“它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够以适当的、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我们的思想”(涂纪亮,1996)。西方哲学界之所以出现“语言的转向”，是因为哲学家们认识到不论研究存在还是研究认识，都必须首先弄清楚语言的意义，而研究语言的意义正是语言哲学的首要任务。言语行为理论源起于哲学家对意义的研究，它是一种对语言的意义进行研究的理论。
2.奥斯汀的语言哲学观
“语言转向”的产生，标志着英美分析哲学时代的开始。从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学又分为两大派别。其一为逻辑分析派，又称逻辑实证学派。逻辑实证学派主张从逻辑方面分析科学语言中的语句或命题的逻辑结构，他们所持的一种假设是:陈述之言的作用要么是描述事物的状态，要么是陈述某一事实，两者必须要具备其一，否则说出来的话语便是无意义的，而陈述之言所作的描述或陈述只能是真实或者是谬误，必须满足语义的真值条件，即这种陈述必须具有可验证性(verifiability)，可以被验证真伪。(yule,2000)其二为日常分析派，又称日常语言学派。日常语言学派着眼于对日常语言，即自然语言的分析。英国哲学家奥斯汀属于日常语言学派，他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真值条件语义论提出了异议，认为“许多陈述只不过是‘伪陈述’(pseudo-statement)，人们所说的许多话语貌似陈述，但它们根本不以坦直地记叙或传递有关事实的信息为目的，或是仅是部分地以此为目的”(austin,1962)。他在探讨语言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时，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人说出话语不仅是提供信息，而且是完成许多其他的行为。换言之，语言不仅是用来描写和陈述客观世界的，而且也是一种行为。他指出:“所谓的‘毫无意义的’‘伪陈述’本来就不是用来做陈述之用的，它们的意义在于以言行事。”这是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哲学观点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3.塞尔的语言哲学观
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塞尔的理论建构体现在他对语言学哲学(linguisticphilosophy)与语言哲学(thephilosophyoflanguage)的区分上。语言学哲学试图用分析语言中的特定词语及其他成分的普通用法来解决特殊哲学问题，语言哲学则试图对语言一般特征做出哲学的阐释性描述。在塞尔看来，前者是关于方法的研究，而后者是关于主体的研究。塞尔认为他的理论属于语言哲学而不是语言学哲学。在语言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塞尔把言语行为界定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把言语行为放在研究语言、意义和交际的中心地位。
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从言语行为角度研究语言现象，打破了传统上对语言的静态研究(梁骏,2000);其次，塞尔对言外行为分类标准的研究是他对现代语言哲学的一大贡献(韩静静，2009);再次，他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整体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语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塞尔把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系统化、严密化，并且把它放在更大的哲学背景下加以论述，强调言外行为的研究，强调说话人的意识活动和心理状态对言语行为的影响与作用，因而使得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语言分析哲学研究方面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和领军人物。
四、结语
哲学是关于思维的科学，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言语行为理论的产生既是对语言的哲学思考，也是对语言哲学的新发展。以奥斯汀和塞尔为代表的两位哲学家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探索作出了巨大贡献:奥斯汀把人们使用语言的这个常识提高到哲学上来阐述，开了“从行为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这条道路的先河;塞尔在此基础上又把言语行为理论系统化、严密化，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开辟了语言研究和语言哲学研究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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