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的科学性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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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人文的科学性与现代性
人文的科学性与现代性
汉语学术界迄今未能统一规范“人文”学术的基本概念,并且不恰当地排斥“科学”语用.与此相关,“人文”被片面地归于东西方比较模式中的东方文化固有传统,而模糊了现代性问题背景.“人文主义”属于思想史范畴,近代科学直接脱胎于文艺复兴世俗人文主义,现代科学则与19世纪后的新人文主义处于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中;“人文学科”主要属于教育科目;“人文科学”则是关于全部人文活动的系统原理.汉语人文原理建设的`当务之要是转向“人文”的科学性与现代性.
作 者:尤西林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刊 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33(5) 分类号:B017 关键词:人文主义 人文学科 人文科学 科学 现代性篇2:“人文”的科学性与现代性
“人文”的科学性与现代性
摘 要:汉语学术界迄今未能统一规范“人文”学术的基本概念,并且不恰当地排斥“科学”语用。与此相关,“人文”被片面地归于东西方比较模式中的东方文化固有传统,而模糊了现代性问题背景。“人文主义”属于思想史范畴,世俗近代科学直接脱胎于文艺复兴世俗人文主义,现代科学则与19世纪后的新人文主义处于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中;“人文学科”主要属于教育科目;“人文科学”则是关于全部人文活动的系统原理。汉语人文原理建设的当务之要是转向“人文”的科学性与现代性。
关键词:人文主义;人文学科;人文科学;科学;现代性
作者简介:尤西林(1947―),男,祖籍陕西榆林,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
作为学术分类概念,“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两词迄至20世纪八十年代才进入以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为核心的汉语文化圈,落后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现代学术分类进入中国近一个世纪。[1][2](序)[3][4](导言)
但是,“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人文科学”(the human sciences)与另一个更早流行的概念“人文主义”(humanism)各自的内涵与外延如何确定?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至今仍处在争议中。
一种尖锐的观点是,“人文科学”一词不成立,“人文”不是“科学”。海内外遂自九十年代以后逐渐流行“人文学”一词,以之替代“人文科学”。“人文学科”一词虽可以接受,但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在《中国人文的重建》(1982)中强调,“‘人文学科’绝对不能把它叫做‘人文科学’”。[5](P3)在这一强调中包含着这样的理解:“人文学科”即是“人文科学”的合法名称。这实质上是用“人文学科”取代“人文科学”。但论者在此忽视了“人文学科”自身固有的含义。
在上述观点中,“科学”一词处于被排斥地位。今日汉语学术界在“人文学科”之外还使用了诸种汉语本土名称来置换替代“人文科学”,如:“人文学”、“人文学术”、“人文观”、“人文艺术”等。在这些名称中可以观察到两个方向的趋势:一个是在“学”、“学术”、“观”下为“人文”争取现代知识学的地位,与之相反的另一个方向是,“人文”之“知识”(“学” )不同于(甚至对峙于)“科学”知识,“人文艺术”即是这一极端代表。更仔细的思索发现,这两个方向的趋势处于微妙的张力关系中:“人文学”之“学”区别却又对应于“科学”,它要与“科学”分享现代学术地位,而并非前现代的非理性形态,因而它处在“科学”与“艺术”两极张力关系中。
“人文学”之“学”应当具有普遍性,因而必须考虑如何与西文对译:是加逻辑性质的后缀“-logy”?还是与认知性“knowledge”关联的“study”构词?在所有这些西文语境中,都无法摆脱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科学”身影。
这一困境极易引向文化本位主义的解决立场,即将“人文性”专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与西方的“科学性”文化分立。从20世纪初叶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来,中经现代新儒学会通融铸与八十年代文化讨论,所不断重复强化的中(东)西文化比较模式是:西方文化代表客体化、机械化、知识化、概念化、工具化、个人化……的科学文化,中国文化代表主体化、有机生命化、智慧化、直觉化、目的化、人伦集体化……的人文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的”这一流行观点是一个超越历史的形而上学命题。[4](P32-38)历史事实是:不仅“西方”作为实体是政教合一的基督教欧洲出现后的历史性范畴,而且中国人文主义观念论者所标举的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特点在其基本点上也为古代西方所拥有,并在19世纪兴起的新人文主义中被重建;而与之对立的西方科学文化特性则是西方近现代进程中才成熟的产物,而且已是一个多世纪来中国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
因而,中西文化比较实质是“古代”与“现代”的比较。这一背景下的“人文”和“科学”关系争论,是社会存在层面的现代化矛盾在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modernity)中的反应。二
“人文”所拒斥的“科学”实质并非作为技术生产力原理的“科学”本身,也非这一意义下科学赖以发生发展的“科学精神”。而是作为文化观念的“唯科学主义”。[4](P16-17)
17世纪兴起的经典力学树立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范型。这一范型包含着可以普适运用的一套态度与方法:自然对象的客体化、客体对象的被动化、匀质化、单元化、可数量换算性、可重复的规律性及其可预见性等。
近代科学卓有成效的应验性,特别是经由技术应用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使上述科学态度与方法不仅从自然扩展向社会而产生社会科学,而且扩展为文化性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并发展成支配现代社会的至尊强势人生价值观。此即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恶化了科学的片面性,成为20世纪一系列现代危机(世界大战、经济危机、民族残杀、生态危机、精神虚无化)的一个文化观念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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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针对唯科学主义,现代性的“人文主义”才在19世纪作为术语概念以德文(HUMANISMUS)问世。[6](P5)人文主义作为对唯科学主义的反拨,对举地强调“人”的主体性、自由性、不可平均化的个性、不可预料性、非工具手段性等。作为文化观念,人文主义即使不曾获得命名,也渗透体现在从政治运动、工艺思想到文学艺术与环境保护广泛的形态中。因而,“人文主义”是“以人为本”的一种思潮态度与立场,它属于思想史范畴。'p>
作为思想史范畴,人文主义包含着多样化乃至相互对立的人文观念。例如,古代中国的“人文”,出自《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道运行之印记为“文”,与现代汉语通常理解迥异,“人文”一词重心并非“人”而是“文”。“人文”涵义如孔颖达所疏:“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王夫之《周易外传》释“贲”:“礼者文也。”更直接指出了“人文”原型即以天道信仰为背景的礼仪教化。这与欧洲文艺复兴解放自然人性的人文主义“人文”观恰处于对立位置。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又正是近代科学的母体。前述近代自然科学一系列指向客体的观察操作,恰以一种上升到神性的人类主体性为前提条件:“人”(“人文主体” )通过“科学”掌控“自然”(客体)。近代哲学的两个方向,笛卡尔的主体性“自我”观与培根的客观化经验思维正代表着“科学”与“人文”这种相互依存的结构关系。因此,“人文”与“科学”是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所必需的文化两翼。论文“人文”的科学性与现代性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5A}B;R?:ub4 Si]u 1Y4= A62d0 m2z 2}电子技术论文jkkQP s` FC+2WLu? = n % M@
前述“人文主义”一词在19世纪的命名,则处在迥然不同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历史背景下。主―客体分立、人掌控自然的近代人文与科学结构模式所产生的唯科学主义,成为反思与批判的对象。正是在对包括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在内的近代人文―科学观反思批判中,产生了新人文主义及其相应的新科学观(例如量子力学)。如伽达默尔著名的概括,这种新人文主义的首要原则并非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我”本位观,而是将人的'自然本能升华到更高普遍性的“教化”(BILDUNG)。[7](P10-23)这种教化性的新人文主义处在否定文艺复兴自然人欲人文主义的历史逻辑位置,它的对立面不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所批判的神性信仰――恰恰相反,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现代性批判洗礼之后的神性超越性,已转化为新人文主义重要的同盟与建设性资源。在19世纪新人文主义发源地德国,以特洛尔奇(E・TROELTSCH)为代表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新康德弗莱堡学派人文科学思想密切的学术对话交往,即是一个象征。只有把握住上述思想史演变脉络,才不会被20世纪西方人文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反人文主义的声明所迷惑。
在胡适称“五四”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之后,20世纪初叶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所称的“人文主义”已参照的是新康德人文主义。同时期接受美国白壁德“新人文主义”影响的学衡派,不仅突出了人文主义的教化性而区别于自然人性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而且正是经由这一新人文主义,将中国古典教化型的“人文”传统转化、纳入中国的现代性矛盾处境中。1958年问世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作为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典型代表的当代新儒学纲领,其中的一个强调要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拥有提升、教化自然人欲的神圣维度,因而决不等同于世俗人文主义。
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大陆开始兴起的马克思人道主义与异化讨论,一方面是依据马克思思想来源中反封建神权的现代人性解放观、批判极“左”意识形态与封建传统压制人性(特别是个体人性)的历史与现状;另一方面则是依据马克思摒弃资本主义异化的更高自由个性理想,警示与批判现代性主流观念。这后一方面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更本质的方向,也迅速在九十年代成为针对非协调社会发展诸种弊端的“人文精神”批判。这种针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在九十年代以后集中于纠正唯“GTP”增长指标的社会发展观,成为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宣布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重要思想依据。这一人文精神鲜明的发展观称作“科学发展观”,正表明了人文观念与科学的协合性。
在今日与未来中国,最有意义的是19世纪以后兴起的针对唯科学主义的新人文主义(而不是太久盘据在中国思想界的以文艺复兴为原型的世俗人文主义)。作为基于现代化―现代性矛盾、又从整体综合与价值立场协调并引导现代化矛盾的思想,新人文主义与科学构成相互依存的矛盾体。①三
作为社会思潮的人文主义先于学术学院建制的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前者拥有社会心理源初而自发的时代问题背景,后者则是对前者的理论观念概括。
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的理论形态不同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形态,它具有区别于自然科学范型的知意情融合性、非客观中立的价值取向、直觉综合、践履技艺性等特性。但是,现代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同样保持着最低限度的现代学科专业分工性、理性逻辑与可公度性。这两个方面构成人文学科、人文科学特有的艺术―科学张力形态(如现象学所典型体现的)。这后一方面使人文学科、人文科学同自然―社会科学具有对话与可转化的性质。这一科学性质一方面使现代人文学科和人文科学不等同于传统文史哲所谓“大文科”观念,另一方面使“人文”教化不致流于现代文明―文化所戒禁的狂热或专断。从建设性着眼,精神形态的“人文”批判如果不愿流于空洞抽象的说教(亦即唯心的文化决定论),就必须与精神观念所关联依托的制度基础批判相结合。人文科学奠基人狄尔泰强调人文科学不是传统思辨哲学而必须与经验科学相结合,这一强调在现代学术思想界已明确为一个愈来愈光明的前途方向:人文科学与自然―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模式。
篇3:大学英语教学科学性与人文性诌议论文
大学英语教学科学性与人文性诌议论文
摘要:本文基于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指出现有教学策略与模式的不足之处,对大学英语教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融合的缺失做了分析,并探究了大学英语教学科学性与人文性融合的必要性和途径。
关键词:大学英语;科学性;人文性;融合;必要性;途径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点燃了文明之光,文化体制改革“以人为本”的精神与理念,即把“人”作为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推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体现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学科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是高校教育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同时也直接关系着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质量。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内涵与人文素养,是教学观念的变革,也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学习方式的一场变革。人文素养作为语言教学的目标之一,越来越受到高校英语教师的关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校独立学院加强大学英语教育的人文性与科学性的融合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一、大学英语教学科学性与人文性融合的必要性
1.大学英语教学内容缺乏人文关怀
,复旦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89所院校1282名教师开展了问卷调查,有63.2%的大学英语教师认为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不高。笔者认为,这种普遍懈怠状态正是大学综合英语定位在基础英语,造成学习内容重复和应试教学而产生的。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即从心理上来讲,消费一种物品的数量越多,心理得到的满足会相应递减。简单地说,一个人得到的享受会随着欲望的不断满足而不断减弱,最后变成反感。我国小学阶段就开设了英语课,这属于基础英语,教学语法是为了升学考试。到了中学甚至大学,学生们还在学习基础英语,还是语法分析,还是为了考试。的英语学习内容相同、目的相同,学生最初的新鲜感、享受感会随着学习效用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减去,乃至消失。英语学习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都是为了考试,这不得不说是极大的浪费。
2.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不科学
大学基本上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全国英语四级考试,同时大学英语课程和大学英语教材都是为了适合或针对各种英语水平考试而开设和编写的。这样一来,学生就很自然地把学习英语的最终目标定位在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上。而通过英语四级考试后,一部分学生又会按照自身的需求再接再厉地考英语六级、考口译、考研、考托福。可见,如果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只是为了打基础,只是为了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那么只会把我国大学英语引向应试教学。综观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现有的高校英语教学没有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只是一味地注重基础知识的灌输,导致学生摆脱不了语法结构的束缚。教师与学生都被文章中的语法结构驾驭,使得英语教学从根本上停留在语篇结构的层面,在低水平阶段循环反复,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导致课堂气氛沉闷,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匮乏,教学效果不理想,从而违背了教学大纲的要求。依据生态学整体性、联系性、系统性等原则,课堂生态系统不是静态的、孤立的、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动态的、联系的、开放的、发展的整体,课堂生态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通过物质和信息的输入和输出而发生着联系。在课堂生态系统内部,作为课堂生态主体的师生,师生与环境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实现着彼此间的有机联系、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信息流通,并通过反馈机制调整和协调课堂教学活动,促进师生教学相长。英语是一门兼知识性、工具性、实践性与人文性的学科,所以大学英语教学应该加强人文教育,这是由英语学科的性质和本质决定的,也是英语教学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内在要求。因此,教师必须高度重视大学英语的人文性与科学性的融合。
二、大学英语教学科学性与人文性融合的途径
1.科学化地定位大学英语教学目标
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呈现出繁杂的现象,教师往往直接提出教学目标,没有进行宏观设计与全面思考。基于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和学生的学习情况,笔者认为,教师必须构建合理的大学英语课程目标。
2.人文化地设计大学英语教学内容
(1)融入文体学内容为适应社会的需要,高等学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确定了21世纪我国高等学校人才的培养目标。《大纲》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大学英语教学应培养具有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运用英语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纳入文体学知识和文体分析,其主要任务是从语音、词汇、句法、语篇等方面研究各种文本的语言特征,目的是让学生更加准确和透彻地理解文本表达的内容,进而学会在不同场合恰当地运用语言。由于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语言中的某些成分被约定俗成地赋予了一定的文体色彩。学生只有了解语言中的文体功能,才能理解其文化含义,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因此,教师应把教学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文体意识、文体洞察力和分析文体的能力上,帮助学生了解“为什么”和“怎么样”才能使文本具有特定的意义。如在分析课文内容时,教师可以分析文章的文体特点为主,从文章的语音效果、词汇特点、句法手段、语篇组织结构等相关的文体标志,去分析一篇文章独特的且与主题有关的语言特点,把握文章的思想内涵和作者的写作目的,从而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提高学生鉴赏英语文章的能力。学生只有了解英语文体学知识,才能更好地认识英语的特点,提高他们的英语欣赏水平,以及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运用英语的能力。如在以“范文教学”为特色的中国外语专业教学中,文体分析大有用处。(2)融入人文性的教学内容高校教师不仅要传授学生知识和学习策略,还要教会学生认识人生、认识自我,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与独立自主的意识。大学综合英语课程设置了一些有关人生、人性、积极心理学、情绪处理、理想与现实以及幸福感等方面的主题,教师可以根据相应的教学内容,结合自己或他人丰富的人生经历,向学生输入积极、正面的情感,在人性化的互动课堂教学中向学生传递正能量,为学生步入社会铺垫人文关怀。
3.有计划地培养教师的人文素养和学生的人文意识
(1)教师的人文素养人文素养是指人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基本态度和基本能力,而人文素养的典型标志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泛指人文科学体现出的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人文精神追求人生美好的境界,推崇感性和情感,注重想象性和多样性的生活,把一切追求和努力都归结为对人本身的关怀。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来说,人文精神都是非常重要且必不可缺的。只有弘扬了人文精神,社会才会生机勃勃、兴旺发达,人才活得有意义,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位人文素养深厚的教师,肯定是一位有抱负、有追求的教师,往往呈现出人格形象完整、精神焕发、精力充沛、性格坚毅、乐观向上、作风严谨等特征,给人以力量感。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学生必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耳濡目染地形成顽强的意志与自制力,因而更加富有理想,善于思考,发奋学习。而这,才真正体现了教育的最终目标,即人才的培养。大学英语教学的最高目标,正是培养高素质的人。(2)学生的人文意识当代大学生呈现出人文知识缺失的状态,主要体现在人文知识贫乏、文化底蕴浅薄、人文价值迷失、精神萎靡、缺乏社会责任感、价值取向功利化等方面。大学是人格养成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摇篮,大学英语课程的授课对象是所有在校大学生,它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重要阵地。教师必须利用好这一阵地,努力培养学生的人文意识。
三、结束语
没有科学传播的教育,只能培养信仰,而不是教育;没有人文影响的教育,只能传授知识,也不是教育,科学性和人文性是人才素质教育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大学英语教学只有回归生活,回归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回归人的成长,才能找到教学成功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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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现代性与民族主义
现代性与民族主义
对现代主义的视角还有重要的经验主义的反对意见。
首先,他们忽视了特定人口通过参与民族形成的文化与政治工作而开始“进入现代性”的时代。也就是说,19世纪初欧洲和拉丁美洲开始的这项工作是完全不同的事业,致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非洲和亚洲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缔造的结果是十分不同的。战后经历了真正的经济、技术和政治相互依赖的“全球化”,这在2前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更不用说实现了。另外,时机选择对于各种民族主义的不同表述形式,以及它们帮助创立的差别较大的民族类型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别的东西的话,该民族的语言和象征主义会受到其所处时代的重大影响,多半是这种影响来自一个或多个民族中心,例如,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中国,它们充当民族发展的先行者和楷模或诀窍。[23]
第二,现代主义视角很重要的一点是,低估了地方文化与社会的背景意义,它们是说明有关民族主义现代化所有主题的众多“地方性变量”。不过,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会明白这种做法具有误导性。至多,引入“现代性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对于民族主义或民族形成有推动作用的时机选择。它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民族主义过程的特征、强度、持久性或范围,无疑“现代性”在激发澳大利亚土著和加拿大莫霍克民族主义中起过作用,这就像在法国或俄罗斯那样,不过,这又告诉我们多少关于这些分居“不同世界”的完全不同的民族主义,甚至是时机选择呢?更不用说范围和特性了。[24]
同样重要的事实是,民族主义继续在一些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像法国、加拿大(魁北克)、加泰罗尼亚和美国--兴盛活跃,即使有时以非暴力形式出现,也具有很大力量和韧性。这再次说明,像族裔民族主义这样的文化运动,是相对独立于现代性进程的,这就给民族主义现代化理论提出了重要的问题。
具有革命传统的法国,经济发达,中央高度集权,官僚体制专业化,国民受过良好的教育,人们相当富裕,表明了在全球化经济中心完全现代化社会的特征。在那里,思想意识不断变化,但是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意识仍然经常出现,十分强烈。从消极方面看,这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对欧洲防卫共同体的反对上,表现在60-70年代法国戴高乐主义者对北约以及美国霸权的反对上,表现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它对美国文化要求的反对上,表现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很多法国人对穆斯林移民、对犹太人、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以及他们文化霸权的仇恨上。从积极的方面看,他们感情的另一面表现为对法国丰富的文化与生态遗产的热爱,表现为对其历史传统的强烈依恋,表现为对法国语言的炽热感情,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历史疆域意识,表现在一种看得见的引以自豪的法国光荣的象征上,同时表现在其从建筑和文学到烹任和电影艺术作品上。而所有这些都忽略了法国仍然表现出来的强烈地方主义,忽视了近年来人们对历史教科书上公认的历史传统、艺术史、博物馆学以及其他领域的大量怀疑和批评。戴高乐主义及其“祖国的欧洲”(Europe des Patries)的概念,只是一种支撑扎根于法国文化和社会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表述。[25]
在魁北克也有一个相当富裕、发达的工业社会,它是影响较大的北美一体化经济圈的一部分,表现出强烈民族主义的所有特征,追求彻底的文化独立,在“主权联盟”的边缘摇摆不定。人们可能有过这种期望,在20世纪60年代的“静悄悄的革命”以及该省大部分职业和商业活动成功地转移到讲法语的人手中之后,魁北克应该对保证他们的法国文化主导地位以及地方性“家规”表示满意。可是,结果并非如此。法裔魁北克人的情绪和思想在该省的政治生活中仍然是活跃、强大的力量,激发了加拿大联邦其他省里族裔和民族的反对力量。人们确实有这样的担心,在《米奇湖协议》(Meech Lake Accord)失效与联邦议会中魁北克人反对党的新兴势力衰落后,这个国家最富裕的一群族裔成员掀起了新一轮的分离运动,最终有可能造成加拿大国家的解体。[26]
从19世纪后期起,加泰罗尼亚就成为了西班牙最成功的工商业地区之一,巴塞罗那成为一个最主要的贸易中心和较大的欧洲文化中心。它的民族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文学和文化复兴,在文学、文化、艺术和科学等许多运动中,在世纪之交的学院、刊物和党派中繁荣发展。从那时起,加泰罗尼亚就位于欧洲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列,经过大众对佛朗哥政权文化压迫的长期抵制之后,该地区再次以强大的族裔民族主义中心的面貌出现,从马德里赢得了大部分政治自治权。尽管(或许因为)它是完全现代化的,加泰罗尼亚仍然是这样一个民族,它具有强烈的历史性民族认同意识,强烈要求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拥有最大限度的自治权。[27]
在美国这样一个最具现代化动力的舞台本身,要想动员一种强大的大陆性天佑民族主义并不难。每当美国土兵在执行联合国任务中牺牲或被俘时,每当总统为美国军事力量介入的对外政策问题而痛苦时,每当贸易谈判威胁要支持美国的对手时,一种独特的美国使命感就会在背后出现,使美国人感到实现民主和自由是他们共同的历史责任。这种共同的爱国主义,这种对美国救世式的信仰,这种半宗教式的共同使命感,几乎独立于美国经济与政治变迁,或独立于美国社会,因为它在各种场合出现,并没有因富裕程度的提高和大众高额消费而减弱。对美国信念、宪法及内涵多族裔文化生活方式的信仰,尽管在国内外遇到了许多挫折和失望,但是它仍然保持着一种张力。[28]
在其他如波兰、挪威和爱尔兰等欠发达但现代化速度较快的社会,族裔民族主义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共同的民族意识广泛地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当然对共同敌人的恐惧加深了这种意识--拿波兰来说,它害怕前苏联;挪威担心由德国和法国领导的欧共体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爱尔兰历史上就对英国怀有戒心--不过,这种意识也从独立国家和(或)较大、较先进国家中边缘性,甚至是被吞并、被压迫的共同体的历史遗产中产生出来。尽管有可能把这些国家民族主义的生动表现解释为从以前民族主义时代留传延续下来的东西,但是它们反复出现并且仍然广泛存在的事实说明,有必要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些集体情绪和要求的社会与族裔根源。[29]
最近还发生了针对外来移民、外国劳工以及避难者的激烈排外与族裔暴力事件。这种现象既有民间的也有官方的。在民间,过去几年里德国、法国、波兰、匈牙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发生了激烈的民众排犹现象,与此同时在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捷克共和国还发生了排斥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吉普赛人以及其他移民或外来劳工的事件,各种新法西斯主义或新纳粹组织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声称要捍卫民族主义文化遗产以及标准的民族认同的纯洁性,保护原住民的就业机会,它们给这些事件火上加油。在官方层面上,欧洲各国政府对排斥避难者和外来移民的国家政策以及泛欧政策进行了协调,使之一致,入境的规定更加严格,然而正是此时“统一欧洲法案”(Single Eruopean Act)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把欧盟的欧洲本地人口统一起来,允许他们在联盟版图内自由出入。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存在统一与分裂这种矛盾现象,说明了对最近复兴的族裔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思想协调的难度,而这种现代化是一种痛苦的变迁过程,它在成功进入民主的大众富裕王国时将获得民族和谐、社会和平。[30]
注释:
[23]关于这些先行者和楷模,见本迪克斯(1966年)。
[24]关于世界民族主义的不同时机选择,见奥瑞吉(1990年)。
[25]关于法国早期的态度,见本塞姆・凡・登・伯格(1966年)。法国历史教学是根据各种Lavisse课本进行的,关于修订人们普遍接受的教学传统,见斯特隆(Citron)(1988年);关于法国持续不断的地方主义,见布罗代尔(Braudel)(1989年)。
[26]皮纳德(Pinard)和汉米尔顿(Hamilton)(1984年)分析了魁北克人民族主义的社会构成。
[27]与巴斯克民族主义的比较,见佩里(1971年)。另外参见康沃西(1994年)更加详细的分析。
[281关于美国天佑民族主义,见科思(1957年a)和图沃生(Tuverson)(1968年)。
[29]林斯(Lyons)(1979年)和哈钦森(1987年)对爱尔兰民族主义一直持续存在到20世纪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关于战后波兰的宗教和民族主义,见柯里平斯基(1989年)。关于挪威,见米奇森(Mitchson)(1980年)对早期民族主义走势的分析,关于包括对欧共体怀疑主义,甚至反抗的最新发展,见威沃(Waever)(1992年)。
[30]关于此类新法西斯主义,见威尔金森(1983年)和哈斯本茨(1990年)。
节选自安东尼・D。 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篇5:神话与后现代性
神话与后现代性
一、神话的历史演变 神话在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中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在各个社会形态中的`演变构成了它自身的历史.第一个在西方具有决定意义的神话是希腊神话,紧随其后则是漫长的基督教信仰神话,最近的神话是现代社会的理性神话.
作 者:罗涛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刊 名:理论与创作 英文刊名:CRITICISM AND CREATION 年,卷(期): “”(6) 分类号:B9 关键词:篇6:浅谈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在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现代(modern)一词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其拉丁词形式是“modernus”。德国解释学家姚斯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一书中对“现代”一词的来历进行了权威性的考证,他认为它于十世纪末期首次使用,用于指称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目的在于把古代与现代区别。在基拉西厄斯教皇一世使用“现代”这词时,他仅仅用于区分不同于先前教皇时代的当代,并不含有现在优越于过去的意思。然而,当哥特人征服罗马帝国后,这个词有了新的含义。对于知识人士而言,它代表了一种根本性的分界,这种分界使得先前的经典文化有别于现代文化,而后者的历史任务在于对先前的文化进行再造,正是这种分界使得“现代”这一术语形成了特定的意义。
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就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精神性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如果说现代性得以代表人类最广泛而又无限进步的理念,这得益于启蒙主义创建普遍主义这种价值基础和认知形式。
现代性的观念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极大的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同时它自身也存在着种种弊端,对现代性的反思也越来越多。福柯为怀疑现代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他看来,现代性主要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传统的断裂。而哈贝马斯则为现代性辩护,他并不否认文化的现代性面临困境,但是现代性的原初动机并不需为此负责,这只是现代性社会化的后果,同时也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问题。哈氏并不认为现代性完美无缺,但他坚持现代性在其早期是值得肯定的。他提出应该通过合理化的艺术或审美,激发现代性的潜力,使之在当代生活实践中依然起到积极的作用。对现代性及启蒙理念给予最尖锐彻底攻击的理论家当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他在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认为“现代性”就是一种宏大叙事,一种以元叙事为基础的知识总汇。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一方面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为历史变革呐喊开道,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地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的鸿沟。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在风雨曲折中走过,“现代性”一直贯穿其中,中国文学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和反思前进着。在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认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形成现代民族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中国的现代性文学重塑了现代性的历史,它把过去、现在、未来结合一体,建立起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它不仅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给出了历史断裂的明确标志,同时给那些阶段性的断裂划定界限。
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学,到清晚期,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发生了重大转折,形成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新质,至“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则达到高潮,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崭新阶段。清末民初文学变革得以实现,与现代都市的崛起、现代传媒方式的发生密切相关。晚清众多革命性文学主张以及五四时的文学新思想都是载于书报杂志而播于社会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它主要引进欧洲的启蒙理性,呼唤现代性,这个时期的现代性主题是以日常生活批判和深层文化启蒙为对象的。鲁迅的“国民性”研究从一个宏伟的现代性叙述角度,对以阿Q为代表的民族日常生活主体进行讽刺和批判。在现代性的烛照下,既充分暴露传统日常生活模式的束缚性,也展示出现代性文化启蒙之舟救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鲁迅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封建主义,以文学为武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达到改造国民性和建设现代文明的目的。这是现代性在中国文学掀起的第一次浪潮,它信奉进化论,相信科学精神,具有现代人文关怀,肯定文学独立价值。但是由于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存在的矛盾,造成了五四文学现代化的不彻底,一部分人倡导启蒙功利主义,另一部分从政治革命的立场来看待文学,这给后来的文学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自然也离不开现代性这一主题。就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渴望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迈向民族独立和建立新型国家的意识,不仅是确立现代性主体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它本身几乎就是现代性的唯一标记。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就要求五四以来以启蒙为主导的现代性路径进行调整,要求文学叙事必须趋同于国家意识形态,强调文学建设新国家的鲜明目的性和使命感,因此,“十七年文学”现代性重构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规约下,对现代性所进行的一种重组和重构。从而促使了两类题材创作的繁荣:革命历史题材与农村题材,两者都运用宏大叙事来建构历史,局限也恰恰表现在这里。“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色彩愈来愈浓,文学叙事也越来越承载着强大的社会政治性负荷,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国家对个人的忽视,从而遮蔽了现代性历史诉求的诸多矛盾,又形成了一种“反现代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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