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伦理与既有伦理的差异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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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网络伦理与既有伦理的差异与联系
网络伦理与既有伦理的差异与联系
网络伦理与既有伦理的冲突是当前伦理界和生活中不争的事实.通过对网络空间条件下网络伦理与现实社会生活空间条件下的既有伦理在范畴和特征上的分析,两者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人作为契合点,两者具有统一性、连续性;以某些基本道德原则作为金规,两者具有相通性;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共同目标,两者具有一致性.两者的差异则表现为:网络伦理更为注重“内省”作用下的道德自律;所强调的是平民立场前提下的信息占有和利用平等;所倚重的'是网络主体在自我提高基础上对诚信问题的技术解决;所追求的是多元化的信息伦理结构.
作 者：万资姿 刘仁营 作者单位：万资姿(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411105)刘仁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2)
刊 名：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TROLEUM,CHINA(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0(4) 分类号：B82-057 关键词：网络伦理 既有伦理 网络社会 虚拟社会 物理社会 诚信篇2：网络伦理与既有伦理的差异与联系
网络伦理与既有伦理的差异与联系
网络伦理与既有伦理的冲突是当前伦理界和生活中不争的事实.通过对网络空间条件下网络伦理与现实社会生活空间条件下的既有伦理在范畴和特征上的分析,两者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人作为契合点,两者具有统一性、连续性;以某些基本道德原则作为金规,两者具有相通性;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共同目标,两者具有一致性.两者的差异则表现为:网络伦理更为注重以“内省”作用下的`道德自律;所强调的是平民立场前提下的信息占有和利用平等;所倚重的是网络主体在自我提高基础上对诚信问题的技术解决;所追求的是多元化的信息伦理结构.
作 者：万资姿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刊 名：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ELECTRICAL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TECHNIQUE COLLEGE 年，卷(期)：2004 9(2) 分类号：B829 关键词：网络伦理 既有伦理 网络社会 虚拟社会 物理社会 诚信篇3：网络人际交往与伦理
网络人际交往与伦理
网络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也冲撞传统伦理道德,因此需构建全球网络道德伦理体系来规范人们的网络行为.
作 者：李蓓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 刊 名：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3(4) 分类号：B82-057 关键词：网络 人际交往 伦理篇4：网络伦理：现状与前景
网络伦理：现状与前景
网络伦理：现状与前景【 作 者 】戴黍
【作者简介】作者：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管理学研究所（510631）助教
【内容提要】本文将产生在计算机网络中的伦理现象、伦理问题作为考察对象，对网
络伦理研究的必要性和当前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及研究趋向进行了论述和分析。并结
合实际，指出现有网络伦理规范中存在的诸如“难具操作性、伦理意义较弱、存在悖
谬”等理论缺陷。在此基础上，着重对网络伦理研究的未来作了展望。
【关 键 词】网络/网络伦理/虚拟社会/可持续发展
【 正 文 】
一
本文所说的网络（Network），指由电子计算机、远程通讯等技术联结世界各个
国家、部门及个人的高速信息交互系统。作为现代科技革命的杰出代表，网络改变着
人的生活，“它向人们展示了全球联网的广阔前景，将每个人互相联接起来，将所有
计算机设备联结起来，提供了对任何一种可能想象得到的信息的前所未有的、无可比
拟的访问能力。”（注：Bob Hayward:《Internet现象评析》，《信息经济与技术》
第4期，第21页。）自美国政府1993年9月正式启动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信息高
速公路（网络的比喻式描述）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都相继提出了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
计划，试图在电子信息网络技术这一前景壮观的领域取得优势。
网络为人的行为、思维乃至社会结构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和形式，起到了极其重
要的社会推动作用，在信息资源共享、信息交流的方便快捷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
“网络化”已成为人们进行生产、管理、流通、教育、医疗等各项社会活动的主要形
态之一。短短十数年内，现代化的计算机网络一次又一次更新、进步，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科技神话和产业神话，并且以无比迅捷的速度直接进入千家万户和商业市场，有
人因而预言：21世纪将是由网络支持的时代。然而与此同时，计算机网络犯罪、病毒
程序的流行、信息私有权和信息交流自由之间的冲突、信息成本与信息收益难以控制
等问题也纷纷出现，数以千万计的科学家、工程师乃至经营者为此耽精竭虑却一直无
法根本性地予以解决：技术进步得越快，问题也产生得越多；解决方法越先进，制造
麻烦的手段也就相应越高超。由此而致的损失已日益频繁并有加剧的趋向。电子计算
机和远程通信技术无疑蕴涵了巨大的潜能，但其中也当然地包括了破坏力。这里隐伏
着一些问题，如人“应该”怎样使用网络？怎样发挥其正面效能而避免由其产生的负
面作用？怎样使人“合理”、“善意”地使用网络技术而不是利用其发生危害？这是
网络技术本身所不能解答或不应该解答的，发达的现代科技本身往往并没有自觉地加
入相应的道德关怀。因此，必须超越技术层面，在道德价值观念层面上考察和研究网
络现象、网络行为，建立相应的网络伦理规范，以避免和制约网络技术被盗用和加入
恶意。
网络伦理研究的历史不长。到目前为止，其主要工作表现为将不断出现在电子信
息网络中的各种社会问题揭示出来并赋予伦理意义加以讨论。在一些发达国家，较早
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美国华盛顿布鲁克林计算机伦理协会从1992年开始每年都
召开关于计算机伦理的年会，美国乔治亚州律师协会计算机法律部设有的网络伦理研
究会等。这些机构为网络用户制定了一系列相应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网络行为的各个
方面，如电子信件使用的语言格式，通信网络协议，匿名邮件传输协议，这些协议有
的制订得相当具体，甚至对字母的大小写、信息长短、主题、电子邮件签名等细节也
都有详尽的规定。其中较著名的如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所制定的“计算机伦理十诫”
，具体内容为：
（1）你不应该用计算机去伤害他人；
（2）你不应该去影响他人的计算机工作；
（3）你不应该到他人的计算机文件里去窥探；
（4）你不应该用计算机去偷盗；
（5）你不应该用计算机去作假证；
（6）你不应该拷贝或合作你没有购买的软件；
（7）你不应该使用他人的计算机资源， 除非你得到了准许或者作出了补偿；
（8）你不应该剽窃他人的精神产品；
（9 ）你应该注意你正在写入的程序和你正在设计的系统的社会效应；
（10）你应该始终注意，你使用计算机时是在进一步加强你对你的人类同胞的理
解和尊敬。（注：引自《计算机伦理十诫》，《信息经济与技术》19第5期，第2
6页。）
又如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关于网络伦理的声明指出了六种网络不道德行为的类
型：
（1）有意地造成网络交通混乱或擅自闯入网络及其相联的系统；
（2）商业性地或欺骗性地利用大学计算机资源；
（3）偷窃资料、设备或智力成果；
（4）未经许可而接近他人的文件；
（5）在公共用户场合做出引起混乱或造成破坏的行动；
（6）伪造电子邮件信息。（注：严耕、陆俊：《国外网络伦理问题研究综述》
，《国外社会科学》年第2期，第16页。）
网络伦理的建立使人在进入网络、使用服务器的网络行为中有了较确定的规则，
在使网络为社会和人类作出贡献，尊重知识产权以及他人的隐私权、唤起行为主体道
德感、树立合理价值观、形成网络秩序等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随着国际互联网络
（Internet）的日益大规模普及，网络伦理甚至已成为一些发达国家高等院校的教育
课程，被正式纳入一种西方世界称为“计算机文化”（cyberculture）的文化现象中
加以研究，如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ety ）对学生开设了“伦理学和国际互联
网络”的课程，授课者和学习者可以就某一相关议题在环球网WWW（World Wide Web）
上交流， 或通过参加某一讨论组或新闻组发表自己的意见。（注：严耕、陆俊：《国
外网络伦理问题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16页。）
上述诸多研究机构的成立与研究成果的产生及其推广运用，具有开创性意义。这
表明人类对自己命运的关注已更加自觉，并能主动将滞后的法律无法规范的、技术本
身难以解决的问题，纳入伦理范畴加以思考。在一定程度上，网络伦理的建立过程中
体现了某种“道德进化”的趋向：一些原本被认为无关道德的问题逐步转化为道德问
题，注重科技本身的伦理性；由注重纯粹、抽象伦理问题转向与现实紧密相联的具体
问题；以及由偏重自律型的“弱”的道德转向偏重他律型的“强”的道德，更多地强
调由伦理道德充当“准法律”的角色，承担更多的社会规范任务。尤其重要的是，网
络伦理在传播、普及以至展开相关讨论、进行修改完善等方面得到了网络技术的强大
支持。从这个意义上，网络伦理的发展有较好的条件。
二
但是，也必须看到，像绝大多数关于新生事物的实践道德理论一样，网络伦理也
面临着各种困境。主要表现在：
1.网络伦理的规范难具操作性。网络伦理作为对人类特定行为的规范，必然首先
要确定是对“什么人”、“具有怎样特性的特定的人”的行为进行约束与调整。但网
络行为的主体、“规范的对象”是与相应的传统意义不相同的。网络行为具有独特的
“虚拟性”，在电子信息网络中，主体的行为往往是在“虚拟实在”（virtual real
ity ）的情形下进行的，在网络技术的帮助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隐形怪杰”，其
身份、行为方式、行为目标等都能够得到充分隐匿或篡改：一个白发老翁可以发布电
子讯号将自己伪装成红颜少女，强盗可以自称警察而难被发觉。网络的构建实际上是
将人置于“虚拟社会”（virtual society ）、“虚拟共同体”（virtual communit
y）中的过程。从哲学上讲， “虚拟”的实在与事实上的实在或现实是什么关系尚有
待人们进一步认识；从社会学上讲，虚拟社会具体的运行机制与我们今天社会运行机
制之间有什么差异也不明确。由此，网络伦理设定的各条具体规范受到严峻挑战：网
络行为主体的匿名匿形而导致的模糊使规范所体现的伦理道德观念已难以再放到传统
意义上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中加以认识、检验和适用（注： 金吾伦：《信息高速公
路与文化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第8页。）。谎言、偷窃的责任者在
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与传统意义的社会直接接触，责任者之外的他人难以有针对性地作
出道德反应并采取道德措施。规范的力量往往只能表现为行为者自身的“道德感”，
体现在“道德的我”与“行为的我”的对峙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行为者几乎可以随
意地解释他所接受的伦理规范并用来为自己辩护，乃至频繁地实施“自我豁免权”：
仅我一个人这样做，对整个社会的危害是微小的。并且，保护自己是任何人的天然倾
向，既然无人知道危害由我造成，那么规范对我个人而言便是无效的。（这里存在着
一个奇怪的现象：技术上的网络是要将最大可能多的人联系为一个共同体，伦理上的
网络却似乎要将每个人与其他人相隔离。）――在难以确定规范对象，难以确立外在
监督环境的情况下，即使伦理规范制订得再完备，理论再缜密，其可操作性也是差的
。
2.网络伦理的“伦理意义”较弱。网络伦理与企业伦理、环境伦理等同属伦理学
的应用层次。由于研究起步较晚或研究者置身其中等原因以致对网络的理性认识较浅
（甚至干脆回避了对一些问题的追究）。即使在较深入的理性思考中，人们也更多倾
向于技术应用方面，倾向于网络本身的“技术合理性”，在更进一步的伦理价值层面
上，人们往往会面临以下困难：首先，网络技术的速度发展之快，使其所致的问题数
量剧增，人们已几乎没有充分时间对其进行详细分类、概括、提炼之后再加以思考解
决，这种状态下伦理领域的研究通常是“直接面对具体问题”而较少从“元哲学”、
“元伦理学”角度进行精密阐释。因此网络伦理的各种规范往往过于纠缠在具体细节
中，过于强调其针对性。这使得其在形式上容易流于琐碎，内容上缺乏较一贯的价值
标准与鲜明的伦理原则。其次，网络伦理研究中一些原先无关道德的问题以道德问题
的面目出现，也相对削减了其伦理意义。比如在信息标准、网络域名、网址分配等涉
及网络应用程度、应用范围的规定中，已超越了传统的较宽泛的伦理标准“应不应该
”（从伦理学角度，这样的标准伦理意义最强），而进入到“该怎样”的量化水平。
――但这些规定本身是缺乏道德意味的，它暗示了某种以“科学”替代“伦理”的倾
向。为了建立稳固的网络秩序，形成良好的网络环境，网络伦理更注重的是如何令人
“接受”、“遵守”而并非如何使人“理解”、“同意”，其伦理意义是较间接牵强
的，它经常表现为超越个体伦理理解之上的“制度伦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它可
能与某些个体毫无利害关系甚至有损其当前利益，往往以牺牲个体伦理价值为代价，
过分强调伦理观念中的整体性、综合性伦理价值。这里隐涵了一种要求：在个体网络
行为与整个网络运行目标发生冲突时，个体应无条件地处于服从和劣势地位。也正因
此，网络行为主体（尤其在“私人情境”下）常会将这种略带强加性质且缺乏道德共
鸣的伦理规范忽略或置之不理。此外，网络伦理时常建立在难以成立的对机器的道德
预设上。从伦理层面上讲，合理网络行为应当表现为人―机系统的协同作用，这使得
人们在建立网络伦理观念的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假定网络中的机器、技术等人自身
之外的其他因素会自然真实地传递人的意旨，对事件作出道德反应乃至表达道德情绪
。――至少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有了具备这种神奇功能
的网络，也未必不是灾难。这从另一角度削弱了网络伦理的伦理意义。
3.现有网络伦理自身存在着某些难以排解的理论悖谬。首先，网络伦理的本意是
要营造体现诚信、公正、真实、平等等“一致同意”的网络环境和网络秩序，但从现
有的网络伦理规范看，它却有可能走向反面，沦为技术上的强者独享特权的借口。正
如有的西方学者指出，电子信息网络的出现将改变现有的社会分层，未来社会将出现
两大互相对抗的新的阶级或阶层，即掌握和控制信息的群体（knows ）和不占有信息
的属体（knows-nots），前者是网络中的技术强者而后者为弱者。（注：严耕、陆俊
：《国外网络伦理问题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16页。）在现
有的网络伦理规范中， 很容易体会到一点：这种规范是由技术掌握者制定的，他们只
是单向度地和具有同样技术水平的网络使用者进行某种约定，或只是单向度象征性地
照顾技术上的弱者，它们总是有意无意地令knows受益而令knows-nots受损。因此，
即使制定现有网络伦理规范的动机和起点具备了足够的“善”，其付诸实际的过程及
效果也是很值得怀疑的：网络伦理是要建立好的网络秩序，但怎样看待knows与knows
-notw之间的差距？ 维持原状还是将其缩小抑或扩大？这是由来已久的复杂伦理问题
，我们一直无法从传统道德经验、道德预设中推出答案，因此长期将其搁置。但网络
（network ）存在的理由和目标――建立最大可能的信息交往和联系――已急迫地要
求得到回答：生存在网络中的现代人对信息的需求和获取能力已远远超过任何历史年
代，对不平等、对差距的容忍阈限也相应减到最小。因此，网络伦理已很难在原先的
层面上空谈什么公正、真实、平等，而需要对权利、义务、公平、责任等概念作新的
解释和进一步完善。其次，现有网络伦理中崇尚的尊重知识产权、保守秘密、通信自
由等原则也有陷入矛盾和循环论争中的危险。这些原则在给予知识产权以保护，保证
通信自由的同时，又给某些人恣意传播失真的、不负责的甚至危害他人及社会安全的
信息提供了方便。――这实际上有害于知识产权和通信自由。而且，在强调保守秘密
时，我们难以想象，不对网络行为进行必要的监控就能有效地将秘密置于保护之下。
但如何监控，怎样程度的接近秘密才不致破坏秘密、侵犯隐私权则又是难题。
三
考察和研究网络伦理是时代赋予的任务。我们几乎可以预见：只要网络仍然作用
于社会，这一任务便无法完结，它将始终表现得充满问题而又与人类共同体休戚相关
。但必须明确，为这一任务而做的工作远非没有意义。苏格拉底说：“未经考察的生
活是缺乏意义的。”正是很多与此相类的任务与工作促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使之
富有意义。针对网络伦理的研究现状，我们可以对其前景作出如下展望。
1.逐步完善网络伦理的相关理论。首先，克服过分崇尚科技理性、工具理性的倾
向，将注意的焦点从纯粹的网络技术转向人自身，从“技术地解决”转向“伦理地关
注”和“伦理地解释”，力求在开发、发展和使用网络技术的同时明确地把“以人为
目的”的伦理意识注入其中，使网络化的社会生活、交往方式不致陷入“技术因素大
于人的因素”的伦理困境。同时，在相关理论中更多地赋予网络行为以伦理价值，使
人――机系统中对机器的道德预设成为可能。其次，对支持网络运行的重要元素――
信息形成系统、充分的.认识，对信息的特殊性以及由此而致的网络诸特性作出明确界
定，揭示“虚拟实在”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从而将网络伦理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伦
理相比较，厘清前者所说的公正、平等、权利、义务、自由、保密等概念与后者之间
的共通处及不同点，力求在已被广泛接受的传统伦理理论基础上讨论作为新生事物的
网络伦理，同时又适度地加以区别和赋予新的涵义，以避免由于概念的新旧理解不一
致而引发理论悖谬。更进一步，可以尝试将研究的问题划分为具体问题（即在网络使
用和运作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交叉问题（即网络与社会其他现象相关联而出现的问
题）和理论问题（即由网络道德问题而引起的深层次的哲学问题）等层次，有系统、
有秩序地分别加以考察而不致在面对大量涉及极广的问题时无所适从。也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将网络伦理提升到理论和实践相联的高度，为其在现实网络行为中的适用打
下基础。
2.加强网络伦理规范的可操作性。除了在认识层面加深对“虚拟实在”的了解外
，最大程度地确定网络中的道德主体是首要任务。现实已经证明，以纯客观的态度、
单方面的技术手段进行追踪、侦查收效颇微，而且有加剧损害的危险，从本质上看，
这仍然带有“人受控于技术”的意味；一味注重理论完美及奖惩力度的规范、公约也
不足以形成网络秩序，而且有可能助长对网络伦理的“怀疑”和“规避”倾向。――
要在注重网络伦理的深植人心、切合实际的同时，创造具有普遍化、标准化技术背景
的监督环境。这首先要求网络主体对自身的道德责任有发自内心的认同，同时也能感
到外界要求自己遵守各种道德规范的无处不在的强烈压力以及违约责任。一条可行的
途径是：将加入网络规定为一种资格，为获此资格行为主体必须先行付出相应代价和
作出遵守相应规范的承诺。在这种契约式的前提下，网络行为主体将不得不把伦理规
范和网络技术置于同样的层面加以学习、掌握，内在地培养出自觉的公德意识和规则
意识（可以将其与交通规则作一定的对比），出于对违反规则所负的责任和后果的清
楚认识，网络主体完全有可能自觉地将自己置于外在的监督之下。此外，对目前许多
暂时性的具体操作规范、网络协议，应该尽可能将其纳入网络的正常发展轨道，努力
避免规范之间的自相矛盾和规范自身形式的凌乱和内容的不合理。比较可行的做法是
将这些规范、协议汇集起来加以统筹编纂，重点放在其合乎现实和可操作性上。同时
也不可忽略，随着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的普及，各种带有地域性局限的网络规
范可能已无法相应适用到其他区域，因此注重国际化也是赋予网络伦理以可操作性的
一种必然趋势。（注：霍国庆：《如何利用Internet网上法规》，《信息经济与技术
》1997年第3期， 第20页。）
3.注重网络伦理中的可持续性。与生态伦理、环境伦理出于同样的理由，网络伦
理也应兼顾全局、着眼长远，注重伦理主体及理论自身的可持续性。这意味着必须将
网络和人自身看作是未完成的、有待不断完善的社会存在物。所以，以发展的而不是
墨守成规的眼光倡导网络中的国内平等、国际平等、代内（同代人之间）平等、代际
（不同代人之间）平等原则，强调网络主体作为人的“类”意识，强调任何局部网络
的利益和发展机会不应以损害其他局部为代价，使网络伦理的主体逐渐从“作为个体
的人”扩大为“作为的整体的类”，是十分重要的（注：余源培、杨建祥：《论哲学
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第31页。）。唯此，才能使
得网络中的各种资源， 尤其是信息资源的分配、使用格局逐渐趋于协调、稳定，网络
所具有的信息共享的巨大优势才能得以合理的发挥和发展。很明显，在未来很长一段
时间里，网络将继续重要而且“应该”地存在着。当前，网络技术、信息资源的产业
化趋势正为这一时代带来极其丰厚的财富和机会。可以肯定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由于
认识到这一点并从中获利，但这种“获利”的乐观状态是否能一直持续下去，一直随
着网络技术和网络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呢？已经有一些卓有远见的科学家、经济学家、
人类学家对网络、信息的滥用和过度产业化提出了忧虑。网络将不仅作为即时性的工
具，更作为人类社会历时性的生活理念而存在，它必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发生深
远的影响。所以网络伦理的价值标准中还应该涵有融合了文化传统、时代精神与未来
理想的历史尺度，将网络和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视为价值关怀的直接目标。（在
这一方面，网络伦理似乎没有跟上网络技术的步伐。在各自的领域内，科学家似乎总
是较伦理学家更有眼光。也许正因此，技术才总是远远地走在伦理的前面。） 本文1
997年12月收到。
篇5：网络伦理：现状与前景
网络伦理：现状与前景
本文所说的网络（Network），指由电子计算机、远程通讯等技术联结世界各个国家、部门及个人的高速信息交互系统。作为现代科技革命的杰出代表，网络改变着人的生活，“它向人们展示了全球联网的广阔前景，将每个人互相联接起来，将所有计算机设备联结起来，提供了对任何一种可能想象得到的信息的前所未有的、无可比拟的访问能力。“（注：Bob Hayward:《Internet现象评析》，《信息经济与技术》1997年第4期，第21页。）自美国政府1993年9月正式启动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信息高速公路（网络的比喻式描述）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都相继提出了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试图在电子信息网络技术这一前景壮观的领域取得优势。
网络为人的行为、思维乃至社会结构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和形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社会推动作用，在信息资源共享、信息交流的方便快捷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
“网络化”已成为人们进行生产、管理、流通、教育、医疗等各项社会活动的主要形态之一。短短十数年内，现代化的计算机网络一次又一次更新、进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科技神话和产业神话，并且以无比迅捷的速度直接进入千家万户和商业市场，有人因而预言：21世纪将是由网络支持的时代。然而与此同时，计算机网络犯罪、病毒程序的流行、信息私有权和信息交流自由之间的冲突、信息成本与信息收益难以控制等问题也纷纷出现，数以千万计的科学家、工程师乃至经营者为此耽精竭虑却一直无法根本性地予以解决：技术进步得越快，问题也产生得越多；解决方法越先进，制造
麻烦的手段也就相应越高超。由此而致的.损失已日益频繁并有加剧的趋向。电子计算机和远程通信技术无疑蕴涵了巨大的潜能，但其中也当然地包括了破坏力。这里隐伏着一些问题，如人“应该“怎样使用网络？怎样发挥其正面效能而避免由其产生的负
面作用？怎样使人“合理”、“善意“地使用网络技术而不是利用其发生危害？这是网络技术本身所不能解答或不应该解答的，发达的现代科技本身往往并没有自觉地加入相应的道德关怀。因此，必须超越技术层面，在道德价值观念层面上考察和研究网
络现象、网络行为，建立相应的网络伦理规范，以避免和制约网络技术被盗用和加入恶意。
网络伦理研究的历史不长。到目前为止，其主要工作表现为将不断出现在电子信息网络中的各种社会问题揭示出来并赋予伦理意义加以讨论。在一些发达国家，较早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美国华盛顿布鲁克林计算机伦理协会从1992年开始每年都召开关于计算机伦理的年会，美国乔治亚州律师协会计算机法律部设有的网络伦理研究会等。这些机构为网络用户制定了一系列相应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网络行为的各个方面，如电子信件使用的语言格式，通信网络协议，匿名邮件传输协议，这些协议有的制订得相当具体，甚至对字母的大小写、信息长短、主题、电子邮件签名等细节也都有详尽的规定。其中较著名的如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所制定的“计算机伦理十诫”，具体内容为：
（1）你不应该用计算机去伤害他人；
（2）你不应该去影响他人
[1] [2] [3] [4] [5]
篇6：论文网络伦理现状与前景
论文网络伦理现状与前景
内容提要：本文将产生在计算机网络中的伦理现象、伦理问题作为考察对象，对网络伦理研究的必要性和当前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及研究趋向进行了论述和分析。并结合实际，指出现有网络伦理规范中存在的诸如“难具操作性、伦理意义较弱、存在悖谬”等理论缺陷。在此基础上，着重对网络伦理研究的未来作了展望。
关 键 词：网络/网络伦理/虚拟社会/可持续发展
本文所说的网络（Network），指由电子计算机、远程通讯等技术联结世界各个国家、部门及个人的高速信息交互系统。作为现代科技革命的杰出代表，网络改变着人的生活，“它向人们展示了全球联网的广阔前景，将每个人互相联接起来，将所有计算机设备联结起来，提供了对任何一种可能想象得到的信息的前所未有的、无可比拟的访问能力。”（注：Bob Hayward:《Internet现象评析》，《信息经济与技术》第4期，第21页。）自美国政府1993年9月正式启动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信息高速公路（网络的比喻式描述）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都相继提出了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试图在电子信息网络技术这一前景壮观的领域取得优势。网络为人的行为、思维乃至社会结构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和形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社会推动作用，在信息资源共享、信息交流的方便快捷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网络化”已成为人们进行生产、管理、流通、教育、医疗等各项社会活动的主要形态之一。短短十数年内，现代化的计算机网络一次又一次更新、进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科技神话和产业神话，并且以无比迅捷的速度直接进入千家万户和商业市场，有人因而预言：21世纪将是由网络支持的时代。然而与此同时，计算机网络犯罪、病毒程序的流行、信息私有权和信息交流自由之间的冲突、信息成本与信息收益难以控制等问题也纷纷出现，数以千万计的科学家、工程师乃至经营者为此耽精竭虑却一直无法根本性地予以解决：技术进步得越快，问题也产生得越多；解决方法越先进，制造麻烦的手段也就相应越高超。由此而致的损失已日益频繁并有加剧的趋向。电子计算机和远程通信技术无疑蕴涵了巨大的潜能，但其中也当然地包括了破坏力。这里隐伏着一些问题，如人“应该”怎样使用网络？怎样发挥其正面效能而避免由其产生的负面作用？怎样使人“合理”、“善意”地使用网络技术而不是利用其发生危害？这是网络技术本身所不能解答或不应该解答的，发达的现代科技本身往往并没有自觉地加入相应的道德关怀。因此，必须超越技术层面，在道德价值观念层面上考察和研究网络现象、网络行为，建立相应的网络伦理规范，以避免和制约网络技术被盗用和加入恶意。
网络伦理研究的历史不长。到目前为止，其主要工作表现为将不断出现在电子信息网络中的各种社会问题揭示出来并赋予伦理意义加以讨论。在一些发达国家，较早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美国华盛顿布鲁克林计算机伦理协会从1992年开始每年都召开关于计算机伦理的年会，美国乔治亚州律师协会计算机法律部设有的网络伦理研究会等。这些机构为网络用户制定了一系列相应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网络行为的各个方面，如电子信件使用的语言格式，通信网络协议，匿名邮件传输协议，这些协议有的制订得相当具体，甚至对字母的大小写、信息长短、主题、电子邮件签名等细节也都有详尽的规定。其中较著名的如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所制定的“计算机伦理十诫”，具体内容为：
（1）你不应该用计算机去伤害他人；
（2）你不应该去影响他人的计算机工作；
（3）你不应该到他人的计算机文件里去窥探；
（4）你不应该用计算机去偷盗；
（5）你不应该用计算机去作假证；
（6）你不应该拷贝或合作你没有购买的软件；
（7）你不应该使用他人的计算机资源， 除非你得到了准许或者作出了补偿；
（8）你不应该剽窃他人的精神产品；
（9 ）你应该注意你正在写入的程序和你正在设计的系统的社会效应；
（10）你应该始终注意，你使用计算机时是在进一步加强你对你的人类同胞的理解和尊敬。（注：引自《计算机伦理十诫》，《信息经济与技术》19第5期，第26页。）
又如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关于网络伦理的声明指出了六种网络不道德行为的类型：
（1）有意地造成网络交通混乱或擅自闯入网络及其相联的系统；
（2）商业性地或欺骗性地利用大学计算机资源；
（3）偷窃资料、设备或智力成果；
（4）未经许可而接近他人的文件；
（5）在公共用户场合做出引起混乱或造成破坏的行动；
（6）伪造电子邮件信息。（注：严耕、陆俊：《国外网络伦理问题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年第2期，第16页。）网络伦理的建立使人在进入网络、使用服务器的网络行为中有了较确定的规则，在使网络为社会和人类作出贡献，尊重知识产权以及他人的隐私权、唤起行为主体道德感、树立合理价值观、形成网络秩序等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随着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的日益大规模普及，网络伦理甚至已成为一些发达国家高等院校的教育课程，被正式纳入一种西方世界称为“计算机文化”（cyberculture）的文化现象中加以研究，如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ety ）对学生开设了“伦理学和国际互联网络”的课程，授课者和学习者可以就某一相关议题在环球网WWW（World Wide Web）上交流， 或通过参加某一讨论组或新闻组发表自己的意见。（注：严耕、陆俊：《国外网络伦理问题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16页。）
上述诸多研究机构的成立与研究成果的产生及其推广运用，具有开创性意义。这表明人类对自己命运的关注已更加自觉，并能主动将滞后的法律无法规范的、技术本身难以解决的`问题，纳入伦理范畴加以思考。在一定程度上，网络伦理的建立过程中体现了某种“道德进化”的趋向：一些原本被认为无关道德的问题逐步转化为道德问题，注重科技本身的伦理性；由注重纯粹、抽象伦理问题转向与现实紧密相联的具体
问题；以及由偏重自律型的“弱”的道德转向偏重他律型的“强”的道德，更多地强调由伦理道德充当“准法律”的角色，承担更多的社会规范任务。尤其重要的是，网络伦理在传播、普及以至展开相关讨论、进行修改完善等方面得到了网络技术的强大支持。从这个意义上，网络伦理的发展有较好的条件。但是，也必须看到，像绝大多数关于新生事物的实践道德理论一样，网络伦理也面临着各种困境。主要表现在：
1.网络伦理的规范难具操作性。网络伦理作为对人类特定行为的规范，必然首先要确定是对“什么人”、“具有怎样特性的特定的人”的行为进行约束与调整。但网络行为的主体、“规范的对象”是与相应的传统意义不相同的。网络行为具有独特的“虚拟性”，在电子信息网络中，主体的行为往往是在“虚拟实在”（virtual reality ）的情形下进行的，在网络技术的帮助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隐形怪杰”，其身份、行为方式、行为目标等都能够得到充分隐匿或篡改：一个白发老翁可以发布电子讯号将自己伪装成红颜少女，强盗可以自称警察而难被发觉。网络的构建实际上是将人置于“虚拟社会”（virtual society ）、“虚拟共同体”（virtual community）中的过程。从哲学上讲， “虚拟”的实在与事实上的实在或现实是什么关系尚有待人们进一步认识；从社会学上讲，虚拟社会具体的运行机制与我们今天社会运行机制之间有什么差异也不明确。由此，网络伦理设定的各条具体规范受到严峻挑战：网络行为主体的匿名匿形而导致的模糊使规范所体现的伦理道德观念已难以再放到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中加以认识、检验和适用（注： 金吾伦：《信息高速公路与文化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第8页。）。谎言、偷窃的责任者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与传统意义的社会直接接触，责任者之外的他人难以有针对性地作出道德反应并采取道德措施。规范的力量往往只能表现为行为者自身的“道德感”，体现在“道德的我”与“行为的我”的对峙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行为者几乎可以随意地解释他所接受的伦理规范并用来为自己辩护，乃至频繁地实施“自我豁免权”：仅我一个人这样做，对整个社会的危害是微小的。并且，保护自己是任何人的天然向，既然无人知道危害由我造成，那么规范对我个人而言便是无效的。（这里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技术上的网络是要将最大可能多的人联系为一个共同体，伦理上的网络却似乎要将每个人与其他人相隔离。）——在难以确定规范对象，难以确立外在监督环境的情况下，即使伦理规范制订得再完备，理论再缜密，其可操作性也是差的。
2.网络伦理的“伦理意义”较弱。网络伦理与企业伦理、环境伦理等同属伦理学的应用层次。由于研究起步较晚或研究者置身其中等原因以致对网络的理性认识较浅（甚至干脆回避了对一些问题的追究）。即使在较深入的理性思考中，人们也更多倾向于技术应用方面，倾向于网络本身的“技术合理性”，在更进一步的伦理价值层面上，人们往往会面临以下困难：首先，网络技术的速度发展之快，使其所致的问题量剧增，人们已几乎没有充分时间对其进行详细分类、概括、提炼之后再加以思考解决，这种状态下伦理领域的研究通常是“直接面对具体问题”而较少从“元哲学”、“元伦理学”角度进行精密阐释。因此网络伦理的各种规范往往过于纠缠在具体细节中，过于强调其针对性。这使得其在形式上容易流于琐碎，内容上缺乏较一贯的价值标准与鲜明的伦理原则。其次，网络伦理研究中一些原先无关道德的问题以道德问题的面目出现，也相对削减了其伦理意义。比如在信息标准、网络域名、网址分配等涉及网络应用程度、应用范围的规定中，已超越了传统的较宽泛的伦理标准“应不应该 ”（从伦理学角度，这样的标准伦理意义最强），而进入到“该怎样”的量化水平。但这些规定本身是缺乏道德意味的，它暗示了某种以“科学”替代“伦理”的 向。为了建立稳固的网络秩序，形成良好的网络环境，网络伦理更注重的是如何令人“接受”、“遵守”而并非如何使人“理解”、“同意”，其伦理意义是较间接牵强的，它经常表现为超越个体伦理理解之上的“制度伦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它可能与某些个体毫无利害关系甚至有损其当前利益，往往以牺牲个体伦理价值为代价，过分强调伦理观念中的整体性、综合性伦理价值。这里隐涵了一种要求：在个体网 行为与整个网络运行目标发生冲突时，个体应无条件地处于服从和劣势地位。也正因此，网络行为主体（尤其在“私人情境”下）常会将这种略带强加性质且缺乏道德共鸣的伦理规范忽略或置之不理。此外，网络伦理时常建立在难以成立的对机器的道德预设上。从伦理层面上讲，合理网络行为应当表现为人—机系统的协同作用，这使得人们在建立网络伦理观念的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假定网络中的机器、技术等人自身之外的其他因素会自然真实地传递人的意旨，对事件作出道德反应乃至表达道德情绪。——至少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有了具备这种神奇功能的网络，也未必不是灾难。这从另一角度削弱了网络伦理的伦理意义。
3.现有网络伦理自身存在着某些难以排解的理论悖谬。首先，网络伦理的本意是要营造体现诚信、公正、真实、平等等“一致同意”的网络环境和网络秩序，但从现有的网络伦理规范看，它却有可能走向反面，沦为技术上的强者独享特权的借口。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指出，电子信息网络的出现将改变现有的社会分层，未来社会将出现两大互相对抗的新的阶级或阶层，即掌握和控制信息的群体（knows ）和不占有信息的属体（knows-nots），前者是网络中的技术强者而后者为弱者。（注：严耕、陆俊：《国外网络伦理问题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16页。）在现有的网络伦理规范中， 很容易体会到一点：这种规范是由技术掌握者制定的，他们只是单向度地和具有同样技术水平的网络使用者进行某种约定，或只是单向度象征性地照顾技术上的弱者，它们总是有意无意地令knows受益而令knows-nots受损。因此，即使制定现有网络伦理规范的动机和起点具备了足够的“善”，其付诸实际的过程及效果也是很值得怀疑的：网络伦理是要建立好的网络秩序，但怎样看待knows与knows-notw之间的差距？ 维持原状还是将其缩小抑或扩大？这是由来已久的复杂伦理问题，我们一直无法从传统道德经验、道德预设中推出答案，因此长期将其搁置。但网络（network ）存在的理由和目标——建立最大可能的信息交往和联系——已急迫地要求得到回答：生存在网络中的现代人对信息的需求和获取能力已远远超过任何历史年代，对不平等、对差距的容忍阈限也相应减到最小。因此，网络伦理已很难在原先的层面上空谈什么公正、真实、平等，而需要对权利、义务、公平、责任等概念作新的解释和进一步完善。其次，现有网络伦理中崇尚的尊重知识产权、保守秘密、通信自由等原则也有陷入矛盾和循环论争中的危险。这些原则在给予知识产权以保护，保证通信自由的同时，又给某些人恣意传播失真的、不负责的甚至危害他人及社会安全的信息提供了方便。——这实际上有害于知识产权和通信自由。而且，在强调保守秘密时，我们难以想象，不对网络行为进行必要的监控就能有效地将秘密置于保护之下。但如何监控，怎样程度的接近秘密才不致破坏秘密、侵犯隐私权则又是难题。
三、考察和研究网络伦理是时代赋予的任务。我们几乎可以预见：只要网络仍然作用于社会，这一任务便无法完结，它将始终表现得充满问题而又与人类共同体休戚相关。但必须明确，为这一任务而做的工作远非没有意义。苏格拉底说：“未经考察的生活是缺乏意义的。”正是很多与此相类的任务与工作促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富有意义。针对网络伦理的研究现状，我们可以对其前景作出如下展望。
1.逐步完善网络伦理的相关理论。首先，克服过分崇尚科技理性、工具理性的倾向，将注意的焦点从纯粹的网络技术转向人自身，从“技术地解决”转向“伦理地关注”和“伦理地解释”，力求在开发、发展和使用网络技术的同时明确地把“以人为目的”的伦理意识注入其中，使网络化的社会生活、交往方式不致陷入“技术因素大于人的因素”的伦理困境。同时，在相关理论中更多地赋予网络行为以伦理价值，使人——机系统中对机器的道德预设成为可能。其次，对支持网络运行的重要元素——信息形成系统、充分的认识，对信息的特殊性以及由此而致的网络诸特性作出明确界定，揭示“虚拟实在”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从而将网络伦理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伦理相比较，厘清前者所说的公正、平等、权利、义务、自由、保密等概念与后者之间的共通处及不同点，力求在已被广泛接受的传统伦理理论基础上讨论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伦理，同时又适度地加以区别和赋予新的涵义，以避免由于概念的新旧理解不一致而引发理论悖谬。更进一步，可以尝试将研究的问题划分为具体问题（即在网络使用和运作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交叉问题（即网络与社会其他现象相关联而出现的问题）和理论问题（即由网络道德问题而引起的深层次的哲学问题）等层次，有系统、有秩序地分别加以考察而不致在面对大量涉及极广的问题时无所适从。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网络伦理提升到理论和实践相联的高度，为其在现实网络行为中的适用打下基础。
2.加强网络伦理规范的可操作性。除了在认识层面加深对“虚拟实在”的了解外 ，最大程度地确定网络中的道德主体是首要任务。现实已经证明，以纯客观的态度、单方面的技术手段进行追踪、侦查收效颇微，而且有加剧损害的危险，从本质上看，
这仍然带有“人受控于技术”的意味；一味注重理论完美及奖惩力度的规范、公约也不足以形成网络秩序，而且有可能助长对网络伦理的“怀疑”和“规避”倾向。要在注重网络伦理的深植人心、切合实际的同时，创造具有普遍化、标准化技术背 的监督环境。这首先要求网络主体对自身的道德责任有发自内心的认同，同时也能感 到外界要求自己遵守各种道德规范的无处不在的强烈压力以及违约责任。一条可行的途径是：将加入网络规定为一种资格，为获此资格行为主体必须先行付出相应代价和作出遵守相应规范的承诺。在这种契约式的前提下，网络行为主体将不得不把伦理规范和网络技术置于同样的层面加以学习、掌握，内在地培养出自觉的公德意识和规则意识（可以将其与交通规则作一定的对比），出于对违反规则所负的责任和后果的清楚认识，网络主体完全有可能自觉地将自己置于外在的监督之下。此外，对目前许多暂时性的具体操作规范、网络协议，应该尽可能将其纳入网络的正常发展轨道，努力避免规范之间的自相矛盾和规范自身形式的凌乱和内容的不合理。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将这些规范、协议汇集起来加以统筹编纂，重点放在其合乎现实和可操作性上。同时也不可忽略，随着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的普及，各种带有地域性局限的网络规范可能已无法相应适用到其他区域，因此注重国际化也是赋予网络伦理以可操作性的一种必然趋势。（注：霍国庆：《如何利用Internet网上法规》，《信息经济与技术》1997年第3期， 第20页。）
3.注重网络伦理中的可持续性。与生态伦理、环境伦理出于同样的理由，网络伦理也应兼顾全局、着眼长远，注重伦理主体及理论自身的可持续性。这意味着必须将网络和人自身看作是未完成的、有待不断完善的社会存在物。所以，以发展的而不是墨守成规的眼光倡导网络中的国内平等、国际平等、代内（同代人之间）平等、代际（不同代人之间）平等原则，强调网络主体作为人的“类”意识，强调任何局部网络的利益和发展机会不应以损害其他局部为代价，使网络伦理的主体逐渐从“作为个体的人”扩大为“作为的整体的类”，是十分重要的（注：余源培、杨建祥：《论哲学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第31页。）。唯此，才能使得网络中的各种资源， 尤其是信息资源的分配、使用格局逐渐趋于协调、稳定，网络所具有的信息共享的巨大优势才能得以合理的发挥和发展。很明显，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网络将继续重要而且“应该”地存在着。当前，网络技术、信息资源的产业化趋势正为这一时代带来极其丰厚的财富和机会。可以肯定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并从中获利，但这种“获利”的乐观状态是否能一直持续下去，一直随着网络技术和网络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呢？已经有一些卓有远见的科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对网络、信息的滥用和过度产业化提出了忧虑。网络将不仅作为即时性的工具，更作为人类社会历时性的生活理念而存在，它必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发生深远的影响。所以网络伦理的价值标准中还应该涵有融合了文化传统、时代精神与未来理想的历史尺度，将网络和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视为价值关怀的直接目标。（在这一方面，网络伦理似乎没有跟上网络技术的步伐。在各自的领域内，科学家似乎总是较伦理学家更有眼光。也许正因此，技术才总是远远地走在伦理的前面。）
篇7：网络经济与经济伦理
网络经济与经济伦理
网络”原是二战后英国一些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如纳戴尔和巴尼斯等）用来分析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如何规定人类行为所运用的概念，其原意是指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和群体与其成员之间复杂的网状联系。从80年代起西方和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如戴尼斯・迈拉特、奥利费・克莱瓦塞、布鲁诺・莱克格和宫泽健一等）将网络分析方法移植到企业内及企业间关系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企业网络理论。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美国“克林顿――戈尔”新政实施以来，经济学家又进而用网络分析方法来阐释美国互联网条件下的“知识经济”，进而形成了广泛渗透于市场理论和组织理论中的网络经济理论。 网络经济是一种超越传统经济学的市场和企业两分法的复杂的、动态的、作为美国“新经济”之理论概括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形态。首先，网络经济理论对原有建立在“企业与市场之间直接协调和自动协调的二分法”基础上的现代企业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科斯、阿尔齐安、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张五常）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认为市场与企业并不是二元分立的，而是在“网络结构中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的，从而将原有企业理论的二元结构分析模式提升为市场、网络、企业三者构成的全新的网络分析框架，用“网络”这种新的分析方法弥合了传统的抽象理论研究与“新经济”现实之间的鸿沟，这是一种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很不相同的新理论。其次，网络经济理论还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提出了全面的'挑战。由于知识、信息、网络在投入使用的过程中其本身并没有出现短缺，反而得到衍生和增长，“厂商的资源约束前提”被弱化了，所以作为新古典经济学之基石的“资源稀缺性”在网络经济中已逐渐弱化了其方法论的意义。又由于网络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并进而导致价格下调及家庭购买力上升，所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家庭收入约束前提”也被弱化了。由于这两个约束前提被弱化，所以用来分析需求变动规律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分析供给变动规律的生产费用理论，似乎也不再适用于分析网络经济的运行规律；网络经济理论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再次，网络经济理论还将科学哲学“实体变成了关系”的观点引人经济学领域，对新古典主义传统范式假设提出了重大挑战。网络经济理论批评科斯和威廉姆森错误地将“交易”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建立了以“资源依赖”为分析基础的人际、群际关系网络概念框架；并以它的“资源依赖模型”代替了熊彼特和科茨纳的企业家个人提前行动、创新的“战略管理模型”；将新古典经济学作为方法论基础的企业家个人只作为社会网络的一个联结点，而将由不同个人组成的网络利益群体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市场与企业彼此对立、界限分明的简单化的观点，认为个人或组织已通过网络将自己与市场环境联为一体，从而突破了传统经济活动空间而进入媒体世界，出现了与原有实物经济并存的虚拟经济或网上经济[1]。90年代中期，西方的这些新的经济观点开始通过各种传媒和学术交流传入我国，并在我国翻译和创作了一大批关于“知识经济”的论著。虽然“知识经济”理论曾在我国一度成为经济学界的一大热点，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唤醒国人的作用，但除少数论著外，大多数论著似乎都是在不得其要领的情况下的追风式炒作。近几年，开始出现了一批深谙“新经济”或网络经济要领的经济学家和实业家，如经济学家杜家滨、张维迎、张其佐、黄泰岩、牛飞亮、陈湛匀、鲍康荣和实业家俞敏洪、刘晓林、刘元煌等，发表和出版了一些严肃的关于网络经济的论著。但对于如何将网络经济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还嫌薄弱，具有理论上的深刻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的系统性研究还很少。
[1] [2] [3]
篇8：网络经济与经济伦理
网络经济与经济伦理
广泛渗透于市场理论和组织理论中的网络经济理论，已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全面的.挑战，而我们对这一新的理论还缺乏具有理论深刻性和实践操作性的系统研究。70年代于美国兴趣、至今已涉及全世界的“经济伦理学运动”，对当代经济的影响日益昭显。加强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对于我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秩序十分必要。随着经济伦理学和网络经济的发展，网络经济伦理已成为当前学术界所关注的热门话题。网络经济不但需要高超的信息技术，更需要深厚的伦理滋养。
作 者：张书琛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广东,广州,510320 刊 名：广东商学院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DONG BUSINESS COLLEGE 年，卷(期)： “”(1) 分类号：B82-053 关键词：网络经济 经济伦理学运动 网络经济伦理篇9：网络经济与经济伦理
网络经济与经济伦理
网络”原是二战后英国一些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如纳戴尔和巴尼斯等）用来分析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如何规定人类行为所运用的概念，其原意是指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和群体与其成员之间复杂的网状联系。从80年代起西方和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如戴尼斯・迈拉特、奥利费・克莱瓦塞、布鲁诺・莱克格和宫泽健一等）将网络分析方法移植到企业内及企业间关系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企业网络理论。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美国“克林顿――戈尔”新政实施以来，经济学家又进而用网络分析方法来阐释美国互联网条件下的“知识经济”，进而形成了广泛渗透于市场理论和组织理论中的网络经济理论。 网络经济是一种超越传统经济学的市场和企业两分法的复杂的、动态的、作为美国“新经济”之理论概括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形态。首先，网络经济理论对原有建立在“企业与市场之间直接协调和自动协调的二分法”基础上的现代企业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科斯、阿尔齐安、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张五常）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认为市场与企业并不是二元分立的，而是在“网络结构中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的，从而将原有企业理论的二元结构分析模式提升为市场、网络、企业三者构成的全新的网络分析框架，用“网络”这种新的分析方法弥合了传统的抽象理论研究与“新经济”现实之间的鸿沟，这是一种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很不相同的新理论。其次，网络经济理论还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提出了全面的挑战。由于知识、信息、网络在投入使用的过程中其本身并没有出现短缺，反而得到衍生和增长，“厂商的资源约束前提”被弱化了，所以作为新古典经济学之基石的“资源稀缺性”在网络经济中已逐渐弱化了其方法论的意义。又由于网络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并进而导致价格下调及家庭购买力上升，所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家庭收入约束前提”也被弱化了。由于这两个约束前提被弱化，所以用来分析需求变动规律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分析供给变动规律的生产费用理论，似乎也不再适用于分析网络经济的运行规律；网络经济理论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再次，网络经济理论还将科学哲学“实体变成了关系”的观点引人经济学领域，对新古典主义传统范式假设提出了重大挑战。网络经济理论批评科斯和威廉姆森错误地将“交易”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建立了以“资源依赖”为分析基础的人际、群际关系网络概念框架；并以它的“资源依赖模型”代替了熊彼特和科茨纳的企业家个人提前行动、创新的“战略管理模型”；将新古典经济学作为方法论基础的企业家个人只作为社会网络的一个联结点，而将由不同个人组成的网络利益群体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市场与企业彼此对立、界限分明的简单化的观点，认为个人或组织已通过网络将自己与市场环境联为一体，从而突破了传统经济活动空间而进入媒体世界，出现了与原有实物经济并存的虚拟经济或网上经济[1]。90年代中期，西方的这些新的经济观点开始通过各种传媒和学术交流传入我国，并在我国翻译和创作了一大批关于“知识经济”的论著。虽然“知识经济”理论曾在我国一度成为经济学界的一大热点，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唤醒国人的作用，但除少数论著外，大多数论著似乎都是在不得其要领的情况下的追风式炒作。近几年，开始出现了一批深谙“新经济”或网络经济要领的经济学家和实业家，如经济学家杜家滨、张维迎、张其佐、黄泰岩、牛飞亮、陈湛匀、鲍康荣和实业家俞敏洪、刘晓林、刘元煌等，发表和出版了一些严肃的关于网络经济的论著。但对于如何将网络经济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还嫌薄弱，具有理论上的深刻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的系统性研究还很少。
二、经济伦理学运动
在19世纪70年代一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经济活动、市场经济曾被理解为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不讲道德的原始“丛林”。随着学科的高度分化，经济学与伦理学也分道扬镳，被视为两个互不相干的学科，于是“丛林法则”成了指导市场经济活动的唯一法则。在“丛林法则”的指导下，西方工商界为了追求利润而残酷地竞争，无情地博杀，经济活动成了一种无人性、无道德的以金钱和诡计为武器的不流血的战争。与此相适应，美国拿破仑希尔等人关于“抽象的贪婪”，“商战谋略”等宣扬“丛林法则”的各种书籍也广泛传播开来。在这种氛围中，为了不择手段地赚钱而践踏法律和道德，损害其他企业和消费者利益的恶性事件也不断增多。当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公司的种种丑闻频频曝光之后，受害的一些美国人开始寻求走出那个充满罪恶的原始丛林的出路。于是首先在美国大学掀起了被称之为“经济伦理学运动”的浪潮，并由大学的理论研究走向了企业的实践。其中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所罗门、本・巴鲁克・塞利格曼、保罗・霍肯等。这场由学术界发起的“经济伦理学运动”受到了美国政府和立法机构的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反公司腐败的法令。同时也在美国公众中形成了对企业界不信任甚至敌视的道德氛围。在这三重压力之下，美国企业界也变被动为主动，纷纷赞助各种经济伦理问题研讨会，并通过制定公司伦理章程对公司职员进行伦理培训而调整经营行为，从而使“经济伦理学运动”从理论走向了实践。经过10多年的“经济伦理学运动”，从“经济与伦理是否有关系”等问题的辩论开始，经过“为饥饿的课堂提供教材”、“哲学原理加案例”、多学科交叉研究这三个阶段，至80年代中期在美国已形成了“经济伦理学”这一具有合法地位的新学科。至1998年，美国学者阿马蒂亚・森因“集经济学和哲学手段于一身，从道德范畴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而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使学术界对经济伦理学更加重视。
在美国的影响下，“经济伦理学运动”在欧洲（80年代下半叶）、日本（90年代初）和许多发展中国家（90年代以后）相继兴起，至今已波及全世界。
中国的经济伦理学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一1984年为第一阶段，主要在哲学伦理学和职业伦理学这一层次上进行讨论，尚未使用“经济伦理学”在一概念。1984年一1994年为第二阶段，主要研究管理伦理学、商业伦理学和经济学中的伦理学问题，并且得到了较大的进展，其标志性的成果主要有厉以宁的《经济学的伦理问题》、温克勤的《管理伦理学》和刘光明的《商业伦理学》。1994年至今为第三阶段，首先是1994年中英澳、中美在暑期主办的.学术演讲、学术交流会议，开始将西方的经济伦理学传入中国，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此后，在上海、长沙等地成立了经济伦理学研究机构和课题组；中南财经大学将经济伦理学列为研究生课程；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地举办了多次经济伦理学研讨会；中国学者还参加了多次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有关的研究也开始与国际接轨，集中在“经济伦理学”这一名称之下。这一阶段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经济伦理学方面的专著和译著，发表了许多有关论文。其中主要有：唐能赋等4人合著的《经济伦理学》（1997），叶敦平等4人合著的《经济伦理的嬗变和适应》（1998），胡振平的《市场经济与价值观》，刘光明的《经济活动伦理研究》（1999），陆晓禾的《走出丛林――当代经济伦理学漫话》（1999），万俊人的《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2000）等等。同时，西方经济伦理学著作的译著在我国也有较多的出版和译介［2］（P22-27）。
经济伦理学在国内外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成果也比较丰硕，虽未出现世界公认的名著，但其对当代经济、伦理的影响却日益昭显。我国即将加入WTO，在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中，不但会有技术上的竞争，同时也必然涉及许多经济伦理问题，并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方又具有不同的特点。经济活动是人们的一种社会活动，它不但有技术方面的问题，也有伦理方面的问题。与伦理学相结合的经济研究就是规范经济学，它与实证经济学一起构成经济学的两大支脉。从这些方面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在当代是十分重要的。
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参考资料。但是，曾被古代和近代学者称之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包括经济伦理学），其真谛应当在理论的指导下到 实践中去把握。我国在经济伦理学的理论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实践性 的应用研究还较为薄弱，还没有象美国那样深入到经济实践之中，经济伦理学虽然不象70年代的美国那样被视为“无稽之谈”，但并没有引 起实业界应有的重视。相反，已被美国批判了 的拿破仑・希尔宣扬“抽象的贪婪”的书，各种讲述“商战谋略”的小册子，仍通过书摊、书店将“丛林法则”广泛传播。这些过时且有害的经济伦理观念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助长了违法犯罪和道德失范。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为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提供理论指导，为我国加入WTO做好理论上的准备，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三、网络经济伦理
继经济伦理学于80年代中期在美国形成了一门具有合法地位的独立的学科之后，至90年代中期又成立了以建设“世界企业伦理学”为宗旨的，会员包括1000家大跨国公司和500家美国大公司的“经济伦理学协会”，而这时正是国际互联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的时期。同时，由于国际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迅速地扩展了美国等发达国家跨国经营的空间，使跨国公司超越了本国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因而在客观上也要求建立一种适应网络经济发展的国际商务伦理秩序。在这种情势下，网络伦理特别是网络经济伦理很自然地成了经济伦理学所研讨的一个重要课题[2][3]（P66）。
国外对网络经济伦理的研究虽然时间不长，但已取得了一些值得借鉴的优秀成果。其中研究的主要问题有：（l）网络使用和网络经济运行中所遇到的一些具体的现实问题：如对网络经济主体具体的权利和义务的规范问题，如何防范和抵御网络经济风险问题。（2）由网络经济与其他社会现象的互相联系而产生的诸多交叉性伦理问题：如网络经济伦理问题与其他社会伦理的协调问题，信息网络范围内商业竞争的规范问题。（3）网络经济所涉及的深层次的伦理学和哲学问题：如网络经济伦理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基础问题，网络经济伦理规范的哲学和元伦理学根据问题，等等[4]。同时，由于国际互联网导致的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为“普遍伦理”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世界市场的形成、全球问题（环境、人口、核扩散、霸权主义等）的突出又使“普遍伦理”的建立成为迫切的需要，因而如何建立全球性的“普遍伦理”也成为各国学者研讨的一个热门话题[5]。
“网络”原是一个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看，不论是经济网络还是其他网络，都是将个人、阶层、组织、集团以一定方式联结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事实、技术为载体的价值关系、伦理关系。因而，我们在发展和研究网络经济这一新的社会现象时，不仅要关注其中的技术问题，更要重视其中所蕴涵的伦理问题。人们往往将网络经济称之为“注意力经济”，认为谁能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谁就能把握更大的客户群；入网的客户越多，网络的增加价值就越大。而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不仅要靠技术上的成熟，更要靠客户在伦理上（如信誉、安全、善于合作、对客户负责任等）的认可。如果在伦理上不被人们认可，再高的技术也会被人们抛弃。2000年6月，世界著名的网络公司――思科公司的总裁钱伯斯、思科中国区的总裁杜家滨与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等一起，对世界及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进行了一次对话。他们在这次谈话中认为：最好的技术不一定成功，要成功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价值观念、合理的行为规范和完善的体制、制度。虽然在过去的一年中思科增长了70％，但钱伯斯仍然担心：“如果我们脱离客户或者脱离员工的话，我们就会出现问题。”怎样防止这样令人担心的问题出现呢？钱伯斯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怎样把新的文化灌输给职工。”对于这个“新的文化”是什么，思科中国区的副总裁林正刚先生作了一个恰当的阐述：“新文化就是指适应新经济发展的新价值、新观念。”“价值就是你在这个公司能做什么来帮企业、帮客户、帮你的同事来做好事情……如果你没有这个价值，你就会被调出这个位置。”［6］[7]于东辉、董军在其《中国网络见证》一文的结束语中，在充分肯定200年中国互联网事业的巨大发展和网络创业者杰出贡献的同时，也从伦理的角度对一些骤兴骤消的网络企业作了中肯的批评和劝诫：“我们不想否定资本运作的发展道路，只不过中国的网络企业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过功利、太过偏执、太过不留后路。”“无论在耗费财富还是赚取财富方面，他们都做得不负责任。”“我们期望网络人不再用下作的手段互相诋毁和拆台，网络的市场氛围和谐而健康……我们期望网站们不再通过作弊和说谎来提高名次，‘海归’们恢复自己本来的热忱、诚实和有礼。”[8]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一些网站的失败不仅是能力上的不济和条件上的限制，同时也是伦理上的失败。
网络经济不但突破了传统的活动空间和面对面的交易方式，而且经济活动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又在实物经济的基础上衍生出了虚拟经济，这就使经济领域的人际伦理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更为玄乎。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网络经济的伦理建设显得更加重要。首先，在观念伦理方面，要树立诚实、守信、顾客至上、建立在“网络平台”和水平价值关系之上的平等观念等适应网络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其次，在规范伦理方面，要建立适应网络经济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完善的伦理规范。再次，在制度伦理方面，要严厉打击坑、蒙、拐、骗和网络犯罪，整顿市场秩序，营造安稳的法制环境，健全网络监控和安全认证体系，建立风险投资制度，改革不适应平台式网络经济发展的垂直性科层制度，为网络经济的发展铲平制度上的障碍。
网络经济的出现，标志着世界经济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高层次的经济不但需要高精尖技术的支撑，也需要高层次伦理的滋养。高层次的伦理是网络经济及现代市场经济良性运作的必备条件。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曾指出：哄骗和欺诈“这些狡猾的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9]只有在网络经济的运行中加强伦理建设，使技术与伦理相互对称而又良性互动，我们的网络经济才会有顽强的生命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快速、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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