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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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
在现代社会，言论自由被称为第一政治权利，言论自由的保障程度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水平，网络所特有的淡化距离和缩短时空差距的功能，使普通人也获得了发表并且传播言论的途径，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快速迅捷。网络言论自由权的规范行使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但是，在享受网络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网络的开放性和虚拟性，令许多人忘记了现实世界的约束，无所顾忌，网络言论侵权事件时有发生。这些网络言论暴力事件的出现，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网络言论自由与权利滥用的严重后果。
一、网络言论的特点
作为第四媒体的网络，打破了媒介对社会舆论的相对垄断，造就了一种开放的信息传播环境，呈现出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显著特点。
(一)匿名性导致审查困难
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网络言论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匿名性。网络上流传着一句名言：隔着电脑，你可能在和一只狗交谈。网络的匿名性使人获得一种安全感，人们可以自己所设计的任意一种身份“畅所欲言”，如果他匿名发表言论，监管者很难查出言论发表者的真实身份。
(二)表现形式多样导致煽动性强
载体和内容的丰富多样性使网络言论表现形式多样，煽动性强，如果用于负面宣传会在很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不良影响，易造成大面积的社会恐慌。有数据显示，我国网民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淡薄，接近70%的网民学历在大学本科以下，这也使得大量网民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蛊惑，缺乏是非判断理性，易于冲动。
(三)网络公开性导致高度传播性
网络的虚拟性、言论的高度公开性和易复制性等特点决定了网络言论的发布、传播速度极快，某些热点网贴，，在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内，浏览量可达几十万人次。言论一旦经网络公开，将以几何级速度向外传播，瞬间传播到全世界。
(四)辨识的间接和滞后导致其真伪难辨
在浩瀚的网络信息中，谁能吸引眼球谁就能名利双收。利益的巨大诱惑使许多人恣意传播不负责任的言论，或者捏造、发布半真半假的信息，或者对信息进行了扭曲和夸大。对网络言论的真实性需要时间来检验，往往需要通过间接的手段进行印证，这就给网络谣言的存在和散布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时间，有的虚假言论常常都有很强的迷惑性，在得不到足够的真实信息时，人们常常会信以为真。
二、我国网络言论自由权立法缺陷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网络言论进行规制，更没有形成体系，许多方面还是空白。
(一)缺乏对隐私权、名誉权保护等方面的立法
侵权责任法第一次正式提出“网络侵权”的概念，对其进行规范，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还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课以监管义务。 但这项规定与整个法律制度的衔接与协调、网络服务提供者监管义务的落实，网络侵权受害者法律救济手段的提供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只限制网络传播的内容，对违反者应承担的责任规定缺失，更没有对于违法行为进行制裁的法律手段。刑法中也没有专门针对通过网络言论犯罪的规定，更缺少对相关犯罪的认定标准。
(二)立法层次低，制定主体混乱
现有的立法绝大部分属于管理性的行政规章，调整范围窄，而且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法律，立法层次过低，也是目前网络言论暴力现象失范的主要原因。现行法律规范中普遍存在客体交叉，重点不突出、针对性不强等问题。行政部门多头立法，且多以零星的法规方式出现，未能构成严谨的法律体系。
(三)立法内容雷同，缺乏实际操作性
纵观我国7部有关网络的规定，在涉及到网络言论的内容时，并没有针对网络自身的特点，表述的文字几乎异曲同工。这些表述又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5条、《出版管理条例》第26条、《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32条、《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3条、《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第9条等有关言论自由限制的法律法规的表述雷同。
(四)责任义务多，权利保护少
我国对网络制定规范，多是政府从方便管理的角度考虑，内容也大多是规定网络从业者或者网民承担的义务，强调网络经营者或网民违反相关规定时应承担的责任，比如罚款或者停业，取消其刊载新闻资格或查封网站的.处罚，少有对网络从业者和的网民权利进行保护的规定。甚至有少数条款严重限制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如《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中规定了强制审批制度，如果要经营电子论坛、网络聊天室、留言板，除了要有经营许可证以外，还应当在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或者信息产业部提出专项申请或者专项备案，涉嫌违法。
三、完善我国网络言论自由权立法的几点思考
(一)立法原则
1.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保障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这是网络立法的基本原则。言论自由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网络使言论自由在更宽广的领域得到实现，但其核心依然是人人都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基本权利，只是由于网络的特殊性使其表现形式区别于现实社会。网络言论自由权，是《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在网络上的自然延伸。“国家保障公民互联网言论自由，公民依法享有互联网上充分的言论自由，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在网上发表言论。” 网络言论作为公民言论的一种形式，同样要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人权法都指出言论自由是有限度的，受到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等的制约。从私法的角度来说，言论自由受到他人权利的限制，比如隐私权、名誉权等的限制。
2.必要性和最少限制手段原则。政府对于人民而言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在网络社会亦是如此。政府不能仅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想方设法的限制言论自由，而应当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合法的信息表达自由空间，并且最大限度地限制网络不法行为，在表达自由的保障和限制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推进自由的技术和限制自由的手段都应该用于人类自己谋取福利。 限制手段的采取必须是必要的，必须是舍此不能达到控制效果的方法。在几种方式可供选择时，应该选择能达到消除侵害目的且对网络言论限制最小的方式。
3.科学性原则。网络技术发展迅速，一日千里，这就要求网络立法也要紧跟时代的发展，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的最新成果，从内容和形式上更加科学地制定我国网络言论自由权的法律制度。例如，网络过滤技术在过滤暴力信息上的作用还有待证明，但它在过滤色情信息上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德国的《多元媒体法》就要求信息散布者以技术手段防止某类信息被青少年获得。美国等国家不仅依靠法律，而且注重发挥技术及用户控制对规范网络言论的作用。
(二)完善相关配套法律
1.针对现阶段网络言论传播的特点，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细化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种类，对应承担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行为种类加以规定。
宪法层面，将公民的隐私权写入宪法，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明确隐私权的法律地位。刑事法律层面，增加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名誉权、住宅不受侵犯权、通信秘密权行为的规范与制裁，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考虑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将侵犯私人信息秘密、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事务自决等行为予以刑事法律规范。设立“侵犯隐私权罪”，对于情节严重、手段恶劣并造成严重后果的隐私侵权行为进行刑法惩戒，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时，有很多委员提出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需要追究网络“人肉搜索”者的刑事责任。
(三)专门立法
1.推行网络实名制。实名制被公认是规范网络秩序的最有效手段。为了让网络运营商和网民适应实名制，同时保护网民个人隐私，可以允许网民在身份验证通过后用网名发帖。迄今为止，韩国已通过立法、监督、管理和教育等措施，对邮箱、论坛、博客甚至视频实行实名制，成为全球贯彻实名制最彻底的国家之一，这也使得韩国成为网络安全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从开始，韩国增加适用“限制性本人确认制的网站”，在实行互联网实名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适用的范围。 我国未来网络实名制的道路如何设定，韩国的经验值得借鉴。
2.制定行业规章，加强行业自律。行业自律也是法律控制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中国互联网协会成立，并于次年3月发布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规定了加入该公约的互联网行业从业者的种种自律义务。倡导“网络媒体也要切实担负起维护网络安全的责任，切实把规范网络传播秩序作为维护网络安全的关键环节。”
注释：
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9月26日发表的《20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截至年底，中国网民人数达到3.8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9%，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侵权行为法》第2条，第3条。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09月26日发表的《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
何山.自由从来是相对的.时尚.(5).
韩大元.因特网时代的宪法学研究新课题.环球法律评论.(1).
但遗憾的是，刑法还没有迈出这一步。
刘正祥.网络言论的失范及法律规制.政法学刊.(4).
2009年11月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在第九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的发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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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兵.网络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及控制.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2).
篇2：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思考
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思考
摘 要网络言论作为言论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使其兼具传统意义上的言论和网络的双重特性。网络言论的这些特点使公民在行使其权利时易发生权利的滥用，这主要以侵权为表现形式。权利的滥用必然导致对国家、社会、集体和他人权益的侵害。本文主要从网络言论的现状作为出发点，试图网络言论自由的概念及其特点有较深入的分析，只有在对网络言论自由概念有了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正确客观地认识网络言论自由及其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言论自由 表达自由 网络 权利冲突
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自从有了网络人们便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人们可以在各种BBS、论坛上畅所欲言，无所顾忌。然而，网络在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便利的同时，也打破了时间、空间的界限，它给数百年来人类形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无意或者有意间导致了对国家、社会、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及权利造成侵害。于是就有人认为，对于网络言论要严加限制，不能让网民随便发言，否则就会侵犯别人的权利。针对这种看法，笔者不禁有了疑问，让人既爱又恨网络言论自由到底是什么?是否需要对其限制?该如何限制?本文将从网络言论自由的概念入手，并对网络言论自由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行分析，最后提出对网络言论自由的保障及限制措施提出一些建议。
一、网络言论自由的界定
自由，它不仅是一个哲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而且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上所说的自由是“人的权利，即自由权” ，具体到本文的网络言论自由概念上，是指人通过网络工具(或途径)表达自己观点或看法的权利。在弄清网络言论自由的概念之前，笔者就一组概念进行厘定，即言论自由与表达自由的概念辨析。有人认为，表达自由就是指的言论自由，两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且一般人经常对这二者混同使用 。但是二者还是存在区别的，笔者认为尤其在进行学术讨论时应将二者进行严格界定。
首先，我们来看表达自由的概念，在英文中用freedom of express表示。有人认为它是“公民享有的受法律规定、认可和保障的,使用各种媒介手段与方式公开发表、传递自己的意见、主张、观点、情感等内容而不受任何他人或组织干涉 限制或侵犯的权利 。”这种意义上的表达自由不但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言论自由，还包括出版自由，游行自由结社自由等。著名法学家郭道晖认为表达自由中的“表达”形式是多样化的，“不限于由语言、文字形成的言论，还包括象征性语言……以及其他某些表达内心意愿的行为等等 ”。这两个定义说明，言论只是表达方式的一种，而不是全部。
其次，我们来看言论自由的概念，其用英文表示为freedom of speech。它是指公民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的权利。比如说话，在纸上写文章等都是形式言论自由的表现。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将言论自由定义为“公民在任何问题上均有口头、书面、出版、广播或其他方法发表意见或看法的自由 。”
从以上定义对比可以看出，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二者有重合的部分，言论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主要形式和基础，是所有其他形式的表达自由不可分离的核心和母体 。”且表达自由的范围要大于言论自由，表达的形式多于言论的形式，言论自由包含于表达自由。
在弄清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概念之后，具体到本文的主题，即我们在使用概念时是用网络言论自由好，还是用网络表达自由合适?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笔者认为用网络言论自由较为合适些。这是因为，前面分析到，表达自由不但包括言论、出版等自由，还包括游行集会等自由，而公民能通过网络这一途径行使地表达自由，仅包括与语言、文字等形式相关的自由;对于游行集会等表达自由，公民则无法在网上行使。若简单地使用“网络表达自由”这一概念，则会出现概念与概念所体现的内容不相符的情况，所以本文采用“网络言论自由”这一称法，使得网络言论自由的概念与所述内容相匹配，不至于使之范围过宽而不利于讨论。
因此，本文所称网络言论自由，是指公民有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愿通过网络这一途径使用语言、文字等形式表达自己观点或者看法的自由 。
二、网络言论自由的两面性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对公民意识的提高、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发展等有非常重要作用。本文所要讨论的是，网络言论自由作为言论自由的特殊形式，网络这一工具使其具有了传统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所不具备的作用或者功能(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言论自由虽然有此功能作用，但是网络言论自由能将这一功能或作用发挥第更好)。比如，网络的虚拟性以及传播迅速性等特点使得言论的影响范围不易控制。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年发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我国的网民规模已达到3.84亿 ，由此可见网络公民的言论对社会、国家、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而网络言论的这些特点有好也有坏，本文所讨论网络言论自由的两面性，就是指其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
1.网络言论自由的`消极影响
网络言论自由的消极方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个体权益的影响，另一个是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1)网络言论自由会造成对他人权益的侵犯
近年来，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人肉搜索，就是人们利用网络这个平台，可以通过他人的人力来找人、找物、回答问题等网友之间的互动活动。这一活动作为一种公民言论自由在网络上的表达在网民的网络生活中比较常见，然而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网民在搜索时很少注意对他人信息、隐私的保护，这就使得人肉搜索经常伴随着对其他公民权益的侵害，这主要表现为对他人名誉权及隐私权造成侵害。在2009年5月份发生的“杭州七十码事件”中，有网友称肇事者胡斌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找了一个替身，并出示各种证据证明这名替身的存在，一时间网络舆论压力直指杭州公检法司等机关，网友们也开始人肉搜索这个替身……事实最终证明替身是不存在的，是有人捏造的，而网友们的人肉搜索给所谓的“替身”的正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作为法律上的人，每个公民的自由都是相等的，若某人的自由多一分，则其他人的自由就少一分。
(2)网络言论自由会对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公民比较关注官员贪腐、公权力的行使等问题，个别人利用人们对这些问题关注编造一些虚假信息，鼓动人们的情绪，进而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近些年来，网络群体性的事件频发，在一些事件中，问题本身并不严重，但是事件通过网络被扩大化了，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3月11日，日本由于大地震而发生核泄漏，核辐射影响周边各国，网络上传食用碘盐可以预防核辐射，于是国内民众开始疯狂抢购碘盐，商贩也借机囤积碘盐以期谋取暴利，一度造成国内大小超市碘盐脱销，这严重干扰了人们的生活秩序。在类似的事件中，网络言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2.网络言论自由的积极影响
(1)网络言论自由可以对政府的公权力进行监督，遏制贪腐
由于受官僚作风及“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我国公权力在行使时很少受到约束，有时甚至肆无忌惮，城管暴力的执法、地方政府暴力拆迁等现象目前在我国普遍存在，而人大机关作为权力监督机关其对行政权的约束是有限的，而目前我国司法机关存在司法不公、贪腐等现象，这又使得行政权的另一个约束力不起作用或者起的作用不大。这两个权力制约力量的式微，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网络舆论监督的兴起与强大。2009年的“周久耕事件”，20的中石化广东分公司天价酒事件，等等。这些都是通过网络言论反腐的结果。前面提到我国现在网民的数量是庞大的，这些网民在网络上言论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政府在决策时不得不考虑到网络上的民意，这样公民和政府之间通过网络这个途径进行互动，使得公权力的行使更加谨慎，进而减少公权力的滥用，以及遏制贪腐现象。
(2)网络言论自由可以释放社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
由于目前我国权力滥用、贪腐贪腐等问题严重，人们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老百姓积蓄了大量的怨气，如果不及时释放出去，很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召公对周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比多，民亦如之 。”如何能排除人们心中的怨气及不满，除了对贪腐进行惩治，及对公权力国家机关进行制度改革之外，网络言论的自由是目前释放社会压力成本最小，效果最好的方法。而事实上确实如此，网络言论自由使得民意得以自由表达，排解不满情绪，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3)网络言论自由可以促进民主
民主的主旨是自由、平等。在没有网络的时候，公民发表言论所波及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公民与公民之间的观点看法也无法进行充分及时有效的沟通，往往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导致权利的不对称;而网络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允许各种声音的存在，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人们可以平等地、自由地交流信息、探讨问题、发表对政府行为的观点看法;“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些自由的言论无论对公民来说还是对政府来说都是有益的，网络言论的这种平等、自由精神就是民主的，这对于没有网络的时代无疑是一种进步。
三、网络言论自由的保障及限制
人们经常把网络比作一把“双刃剑”，既有好的一面，又坏的一面，网络言论亦是如此。从网络言论自由的消极影响及其积极影响可以看出，我们既需要对其加以限制又需要对其进行保护。
笔者认为，对网络言论自由的限制和保护是相对的，不能仅仅对网络言论自由进行限制，否则会影响和限制其积极作用的发挥。那么如何保护网络言论自由呢?笔者认为，网络言论自由的限制和保护是相对的，若限制的过多了，公权力部门就会借法律知名打压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这就不是对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了。对于公民等私主体来说，法不禁止即自由，而对于政府等国家机关来说，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这也就是说，保护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就是要谨慎的对网络言论加以限制。
因此，对于网络言论的限制笔者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应该从技术层面对网络言论进行限制，针对一些危害国家安全、民族歧视等言论，通过过滤等技术使这些言论得到限制。
其次，进行法律的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加强网络行业的自律，使得公民认识到在网络上发表言论是有可能侵犯别人权益的，侵犯了别人的权益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最后是从法律层面进行规制，即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增加关于网络言论自由的相关规定。目前我国关于网络言论的限制没有系统的立法，有人认为全国人大应该制定一部系统的法律来规范网络言论，笔者认为，系统的立法是没有必要的。这是因为，网络言论自由属于宪法中言论自由，并且若因网络言论而引起的纠纷，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可由我国的民商事法律、行政法律、刑事法律依次解决，仅需对这些完善相关的网络言论的就可以规范网络言论自由，我们不能因为一有新事物、新问题的出现就想到制定新的法律，应该尽可能的在现有的法律体系内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篇3：论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控的法律规制
论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控的法律规制
论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控的法律规制朱士利
一、中央政府推出的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控政策
中央政府房市调控政策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房价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城市，在一定时间内限定居民家庭购房套数；
2、商业银行暂停发放居民家庭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
3、商业银行暂停发放不能提供一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购房贷款；
4、贷款购买商品住房，首付款比例调整到30%及以上；
5、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首付款比例不低于50%，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1.1倍；
6、商业银行要加强对消费性贷款的管理，禁止用于购买住房。
7、支持房地产企业承担中低价位、中小套型商品住房项目和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
8、对定价明显超过周边房价水平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和稽查；
9、增加住房有效供给，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要增加居住用地的供应总量；
10、落实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税收优惠政策；
11、鼓励金融机构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制定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贷款政策；
12、查处经纪机构炒买炒卖、哄抬房价、怂恿客户签订阴阳合同等行为
13、查办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闲置、改变土地用途和性质、拖延开竣工时间、捂盘惜售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停其发行股票、公司债券和新购置土地，停止对其发放新开发项目贷款和贷款展期。
二、关于政府房市调控政策内容的法律分析
根据本文前述归纳的政府出台的13个方面的房市调控政策，本文从以下若干方面进行法律分析：
1、对房地产市场购买方的调控：
本文归纳的政府政策第1、2、3、4、5项，主要针对房产购买方，在房产贷款购买数量、贷款购买条件、贷款购买者资格等方面对房产购买方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尤其是提高第一套房贷款首付比例，大幅增加第二套房贷款成本、禁止第三套房贷款，从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投机者，对稳定房地产价格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2、对房地产市场销售方的调控：
本文涉及政策第7、8、10、11、13项，主要针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即房产销售方。涉及政策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坚决支持承建中低价位民生工程和政策性安居工程房地产企业，坚决打击唯利是图和恶意对抗国家房市调控政策的房地产企业。
3、对房地产市场经纪方的调控：
本文涉及政策第12项，主要针对房地产经纪方，在城市房地产市场，特别是城市二手房地产市场中，经纪公司对房产价格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大中城市的二手房交易绝大多数是通过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的，房地产经纪人已经成为我国二手房地产市场领域的中坚力量，中央政府加强对房地产经纪方的调控和管理是明智的，也是必须的。
4、对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和政府政策的调控：
本文涉及政策第9项，主要涉及房地产市场的土地供应链和地方政府政策，该项的执行必须因地制宜，主要由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执行。同时该项政策制定能够切实保障房地产经济有序发展，证据政策基于从源头上保障供应，从政策上有效调控，进而使得房地产市场稳定，进而持续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
5、政府调控的主要途径：
从本文归纳的政府13项政策看，政府调控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商业银行进行调控，所使用的主要调控类型属于间接调控，所运用的主要调控方式属于渐进性调控。
三、逐步建立房市调控的目标体系和法律规范制度
1、房市调控目标体系：
本文认为，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控应当设立一系列的调控目标，并归结设置成为国家经济宏观调控在房地产市场的目标体系。目标和目标体系的设置基础、原则、标准应当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数，尤其是涉及价值利润比率、成本利润比率、不动产基数比率，是设置调控目标和目标体系的重中之重。
例如，房产建造（包括建筑商和监理）的土木成本价值数据是20，政府税费和土地价值数据是20，房产商运营成本（人员工资、策划、营销等）价值数据是10，房屋成本定价数据50，市场售价100，则成本利润比为100%（实现利润的期限为利润周期，在相同的经济指数下，利润周期越短，则利润产生能力越高），根据经济学价值利润公式，当成本利润超过100%时，即可以称之为经济过热，结合区域供需能力及经济基础和运行特性等经济运行指标即可以判断该地区的房市是否存在经济泡沫。基于此，政府调控目标应当基于经济学原理，运用经济价值规律，在保障企业合理利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一系列调控目标或目标体系，以保障基础价值，稳定市场价格，维护经济运行底座（社会房地产市场价值占国民经济价值总量的比例越高，国家经济风险指数相应越高），防止经济链断裂和经济危机及社会经济危机的产生，力使国家公民和团体的社会经济生活稳定、有序发展。
2、房市调控法律规范制度：
本文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过热，房市价格盲目攀升的问题，仅仅从间接因素和政策调整入手是远远不够的，应当考虑基于合理的目标体系，从根本上着手，从法律规范制度角度进行直接的法律规制。
本文认为，政府进行间接调控，实施一系列调控政策措施，在目前是非常有用和必要的，同时也为制定法律规范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可以考虑论证并逐步建立长久、稳定的法律机制，以更稳妥的解决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控问题。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以下可以用于调控房市的法律规范制度：
（1）避免一味调控，注重引导，合理设计城市布局，正确引导人才和人口流向，注重农村产业发展和稳定农村经济和农村人口。设计、论证、逐步制定切实可行的城市经济导向和居民管理法律法规，运行经济学原理和社会学原理指导城市发展，从科学和法律大环境中解决城市房地产市场调控问题。
（2）借鉴国外房市调控制度并颁布相关法律。例如新加坡的租屋制度，从根本上说，房地产经济效率仅是暂时的，到30年的房屋建设周期更是对国家资源的极度浪费，从长远角度看，应当着重支持科技、实业和切实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行业，避免城市居民都变成房奴，从而带来某种程度的社会经济隐患。
（3）设置房地产市场的交易、使用规制并法制化。例如在所在城市工作满一定年限方可取得购房资格，房屋购置后空置一定时限收归国有，房屋出租必须区域登记征税，购买新房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出售原住房，房产出售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房屋价值法定评估和重罚阴阳合同双方，房产赠与及继承必须征税……
综上所述，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最终目的是稳定房市经济，保障居民居住权，维护稳定和经济秩序。房地产调控应当坚决打击房地产投机者和炒房者，将炒作房地产的资金引入股市和实体经济领域，仅仅依靠炒作房地产，国家经济从根本上无法得到长久和真正发展，国家和政府只有进行有效调控和引导，真正制定并落实惠民法律法规，保障民生，从而保障确实有购房需求的居民有房可买且能够买得起房，国家经济方可稳固发展。
篇4：论一人公司的负面效应的法律规制
论一人公司的负面效应的法律规制
王兆华 王力
[摘 要]随着一人有限公司的形式即将载入《公司法》，我们必须警惕一人有限公司存在的种种弊端，从一人公司的登记设立、财务监督和加强股东责任等方面对其进行有效的规范，以促进一人公司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一人公司 弊端 规范
7月24日《新京报》报道，公司法修改草案已基本形成，草案规定，一个自然人可投资成立1个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5万元。一人公司的形式有可能得到法律认可，体现了国家更加注重建设有效率的、平等的市场经济，一人公司也激发人们的创业欲望。
对一人公司概念学者们有不同的表述：“一人公司，也叫独资公司、独股公司，是指公司资本的由一个股东所有的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1] “一人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股东，并且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公司。一人公司也称独股公司、独资公司。” [2] “一人公司，系指公司之全部股份或出资，全部归属于单一股东之公司” [3]一人公司是公司的一种特殊形态，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一人公司仅有一个股东，二是一人公司的全部出资或全部股份由公司惟一的股东所有，即一人公司的惟一股东必须持有全部出资或全部股份。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人公司的出现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出资经营者为追求有限责任利益，将其独资企业采取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形态的结果。
既然公司的股东可以享受有限责任的保护，自然会有人通过滥用公司的形式来逃避责任，在我们对一人公司充满期待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忽视一人公司存在的弊端，例如公司股东会、监事会制度因为只有一名股东而无法建立，公司的财产易于与股东的财产发生混同，使得交易者承担了不必要的风险；对债权人的保护薄弱；股东易于滥用公司人格图谋法外利益；规避侵权责任，严重削弱侵权法的社会功能等。这些公司治理与法律规制方面的问题，成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早期禁止一人公司存在的依据，但理性的人们很快发现，一个具有合理存在理由的现实，只能通过制度进行完善而不能禁止。与其可能存在的弊端相比，一人公司对于市场活力的作用更值得期待。于是，当今市场经济国家纷纷建立了一人公司的制度，并在公司立法时修正有限责任原则方面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以控制股东对一人公司法律人格的滥用，引导规范一人公司的良性发展。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基于一人公司可能出现的种种风险，笔者以为，在确认一人公司合法性的同时，更重要的就是通过相关的法律制度，来有效地对一人公司的运行进行规范”[4]，这是涉及对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以及维护正常社会经济秩序的重大问题。“公司法理应针对一人公司之负面效应，构建一套有利于其扬长避短、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使其不良后果缩小到最低限度，使一人公司在科学严谨的法律体系下良性运转” [5]。因此，我国应当在以下在一人公司的登记、经营、和责任等方面下手加大对一人公司的法律监督：
1，实行严格的登记、公示和必要的书面记载制度，同时禁止滥设一人公司，禁止一个自然人设立多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严格规定一人公司的设立条件和设立程序，禁止滥设一人公司” [6]。防止一人公司的滥设，就必须强化登记机关的权力，实行实质审查主义，公示主义。为了使一人公司的债权人在于公司交易时充分了解公司的状况，一些国家要求一人公司在设立时必须予以登记，并记载于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簿上可供公众查阅。“日本和德国公司法均规定了一人公司唯一股东的登记和公示制度。” [7]有的国家的规定更为严格，不仅要求设立时要登记，还要求自一人公司公开登记起的运营状态，增加公司的透明度，如欧共体第12号指令就要求，一人股东应执行股东大会的职权，但以股东大会身份通过的决议应当以书面形式入档。同时，由他自己和由他代表的公司签订的契约，也应以书面形式纪录入档。这种书面记载制度增加公司的透明度的做法，确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2，实行最低资本金制度，强化资本充实和维持义务。“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人公司中很容易出现资本不实或资本混同的问题,为了使最低注册资本具有实际意义,还应重视公司注册资本金的充实” [8]。资本充实义务的履行，无疑可使最低资本金制度具有实际意义。强化资本充实义务主要使股东要完全和适当履行出资义务，防止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在一人公司的场合中公司的资本极易流失使得成立后的公司成为“空壳公司”或“皮包公司”，所以自公司成立后和解散前皆应力求保有相当公司资本的现实资产，这就需要从外部加强对公司的监督。但是外部监督不能干涉公司的经营活动，侵犯公司的经营管理权.
3，实行公司法人资格否定制度。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应当充分肯定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使投资者即股东获得有限责任利益；同时，法律又不能漠视股东利用公司的法人资格，从事不正当的活动，以侵害债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缺乏有效约束 ，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被一人股东滥用之可能性 ，远远超过非一人公司的场合”。[9]但在司法实践中,这种反向适用该法理的成功判例比例仍较低。如前面提到的实证分析资料所以，必须把公司法人资格否认作为公司独立人格的必要补充予以确认。“一人公司因无其他股东可以牵制单一股东，更易发生滥用有限责任原则的现象。即使通过公司立法的加强，上述现象仍难以完全避免。那么，一人公司的场合下，就给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留下了广泛的空间”。[10]公司法人资格否定，在英美法系就是“揭开公司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制度，这一点为大家所熟知；而在大陆法系德、日、法等国就是所谓的直索制度，直索指“法人在法律上独立性的排除，假设其独立人格不存在之情形” [11]。在美国公司法中公司法人资格否定适用的常见理由有，“①制止‘欺诈行为’(fraud)；②制止‘非法行为’(i11igality)；③制止‘虚伪陈述’(misrepresentation)；及④达到‘公平’(equity心)的目的” [12]。这些对我们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在单一股东滥用权力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强制单一股东承担个人责任，滥用权力情况包括：一人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资格回避法律；或利用法人资格回避契约的义务；或利用法人资格欺诈第三者等。这些情况出现时，法院可以否认一人公司的法人资格，强制该公司股东个人承担责任，以保护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在一人公司的场合下适用公司法人格
否认法理，强调公司直接承担滥用其独立人格的一人股东的责任，实践意义重大”。[13]
4，建立严格的公司财务制度，加强对一人公司的财务监督，严格禁止自我交易，杜绝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发生混同。既然一人公司属于法人的一种，其财产就必须独立，且严格和个人财产分离。在一人股东主观上有恶意，滥用了公司人格来规避债权或其他责任的时候应当适用法人人格否认，让一人股东承担无限责任，而判断一人股东主观上是否恶意滥用了公司人格的依据就是对其财务的监督，而这就必须建立严格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健全公司财务制度，将公司每一笔业务登录在册，形成备忘录和年度财务报告，以便对公司的财务进行审查,减少公司财产被转移、隐匿的机会” [14]。对一人公司的财务进行监督，也是各国普遍采取的措施：对一人公司，无论规模大小，都必须保存备忘录、年度财务报告，以供检查。另外，还可以设立专门的私人会计公司，负责对一人公司的财务进行监督。
5，建立一人公司的债务担保制度。这种制度主要是强化了股东个人的责任，一人公司的股东除了以其出资额为现对一人公司承担责任外，在公司破产或解散清算时，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应当承担有限的担保责任。这种担保制度的规定，不应当是强制性的规定，而应当是一种任意性的，毕竟一人公司也是法人，是法人就应当承担有限责任，何况有限责任也是一人投资办公司的动力源泉，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的。一人公司为了取信于对方交易人，可以向交易人披露本公司的投保情况，以加强本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法律通过这样的调整,会在一人股东、一人公司与外部利益相关人之间实现权利、义务的相对平衡” [15]
6，对一人公司的权利能力进行限制。一人公司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督系统，对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的稳定不利，故对不同的一人公司应限定其从事一定范围的行业：国有独资公司应被限定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垄断性、公益性行业或其他重大行业为宜；非国有的一人公司不得从事这些行业的生产经营；对于股东为外国人的一人公司的能力范围可根据维护国家经济独立原则做出特别限制。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能够在以上几个方面加强对一人有限公司的规制，可以想象我们将能够把一人有限公司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一人有限公司必将在扩大就业，繁荣市场，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等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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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周 延.一人公司利弊分析及其立法思考[J].学术论坛,2003,(3).45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法学院）
篇5：论商业预付卡的本质属性与法律规制
论商业预付卡的本质属性与法律规制
论商业预付卡的本质属性与法律规制马太广
内容提要：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日益频繁，预付卡已成为适应市场需求的、提高商业活动效率的重要工具。我国的预付卡使用也已经遍布各行业，其名目之多用途之广，已经对广大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消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广泛使用的商业支付手段。我国目前对预付卡的法律规范和监管尚处于探索阶段，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此领域没有明确规定，造成预付卡的发行、流通与管理均比较混乱，发卡主体分散，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迫在眉睫。
一、商业预付卡的定义和本质属性
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国际组织对预付卡的界定不尽相同，根据5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监察部等部门《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意见》，商业预付卡以预付和非金融主体发行为典型特征，按发卡人不同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专营发卡机构发行，可跨地区、跨行业、跨法人使用的多用途预付卡；另一类是商业企业发行，只在本企业或同一品牌连锁商业企业购买商品、服务的单用途预付卡。本文以下的论述遵循该管理意见中的相关概念和分类。
（一）本质属性
关于预付卡的本质属性存在一定争议。笔者归纳整理了各种观点，对预付卡的法律性质进行如下分析：
1.证券说。该说认为，预付卡应为一种特殊的有价证券，具体说是一种证权证券。有价证券有广义与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有价证券包括商品证券、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资本证券是有价证券的主要形式，狭义的有价证券即指资本证券。资本证券是指由金融投资或与金融投资有直接联系的活动而产生的证券，持券人对发行人有一定的收人请求权。资本证券是为投资和筹资目的而设的证券。[1]
笔者认为，预付卡的存在表明消费者享有在一定期限内要求经营者为其提供约定的商品或服务的权利，因此是确权证券。在通货膨胀日益加剧，银行存款利息不足以抵御通胀的情况下，相比支付现金或是刷银行卡，持消费卡购物可以得到更多的折扣积分等各种形式的优惠。因此，消费者购买消费卡的目的之一即是换取更大的折扣和奖励。虽然购买预付卡可以有一定的折价优惠，在使用时还可以获得较大的折扣优惠，但是购买人购卡的本意并非出于投资的目的，因此这里所谓的证券并非《证券法》中所说的证券，与以投资为目的的债券等理财产品也应当区分开来。
2.合同说。该说认为，在预付卡消费方式下一，持卡人和发卡人间是一种消费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其法律性质应该是一种债。[2]消费者先向发卡人支付一笔费用，然后在一定期限内享受由发卡人提供持续性的商品消费或服务消费，消费者支付费用是履约行为，合同在约定费用支付之前即已成立。持卡人取得预付卡后，持卡人就应认为已经履行了将来消费者的付款义务，接下来就是享受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权利了，经营者应该按照事先的承诺履行《合同法》的法律义务和所承诺的合同义务。否则，即构成违约，要承担违约责任。[3]
双方达成的合同的性质在《合同法》上并无明确规定，应为一种无名合同，在该合同中，经营者提供服务，消费者以预存一定金额的方式消费。首先，这种合同应为一种带有预付款性质的消费服务合同。其次，在实践中，在多数此类合同中，经营者会私自加入一些格式条款。比如，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此卡到期作废，余额不退等等，也正是这些格式条款导致了消费者权益的受损。[4]
该种说法和第一种证券说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将预付卡的诸多问题纳入到合同法的领域中加以规制和解决，这对于由商业企业发行，只在本企业或同一品牌连锁商业企业购买商品、服务的单用途预付卡的规范和管理有着较好的效果。而预付卡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并没有正式的书面合同。一般在办理预付式消费卡后，经营者仅提供给消费者一张卡片，而从法律上看，这张卡片仅仅是作为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证明，并非正式的合同文本，这样就使得合同双方在日后的实际履行中出现了诸多权利义务不对等的情况。
3.代币工具说。从货币性的判断标准出发，现代西方货币层次理论，引入了通货、狭义货币、广义货币和准货币的概念，突破了传统货币定义的局限。一些西方国家将短期证券（银行承兑汇票、国库券、短期公司债券、共同基金、人寿保单等）也纳入广义货币体系。[5]现实中往往存在这样的物品，具有某种货币的类似特征，标注法定货币单位和面额，或规定与法定货币间的兑换比例，一般不能变现，但可直接交换商品或支付债务，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代替法定货币流通。如购物券，可称为代币工具，在我国，由于国家享有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它属于受法律禁止或限制的变相货币。
当前市场上的代币工具主要包括代币票券、不记名储值卡、网络虚拟货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现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定义：“代币券”是一种变相货币，是指由单位或个人印制、发售的具有一定面额、一定使用期限、可在一定范围内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的票券（包括卡）。在一些城市，不少商户与银行合作，借助银行的发行渠道，打出了自己的品牌，如商联卡，实现了企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嫁接，可广为流通使用。参照欧洲央行（ECB）发布的《电子货币报告》中对电子货币的宽泛定义，[6]银行不记名储值卡已经属于货币职能比较齐全的电子货币。
这一学说多见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早在20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型货币形式的出现就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笔者认为，需要区分变相货币和一般性预付工具的界限，预付卡的存在是科技发展和支付市场需求的必然，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需要防止的是一般性预付式工具向代币工具演化，控制其对货币供应量及通货膨胀造成影响，维护金融稳定。
4.类银行借记卡说。将预付卡与银行卡等金融产品进行比较判断，与银行发行的借记卡有类似之处。预付卡以卡片为载体，体现原始购得或存入的现金价值，通过电子支付服务体系，在商户终端通过安装POS机，为消费者提供刷卡结算服务，不能透支。但预付卡也有着不同于银行借记卡的特征，主要可归纳为：（1）预付卡不具有人身性质（无因性），即购卡时和使用时不需要身份验证，这是其与信用卡、借记卡最明显的区别，预付卡丢失同现金丢失一样，任何人都可使用，一般不能挂失。但是随着国务院《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的出台，大额预付卡将面临实名制的改革；（2）预付卡使用者一般自己无需开设银行账户，因此也就无法提现与透支，借记卡则具有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功能；（3）预付卡基本用于小额支付，其使用对象以个人为主，一些国家（包括我国）对卡内市值具有最高额限制；（4）预付卡往往有固定面值和有效期，且预付卡不计付利息等等。
笔者认为，预付卡不计息，不提供ATM功能，不提供充值、退卡服务，不提供取现、转账等其他支付结算服务，这些都是明显区别于银行卡的特点。
5.支付结算方式说。预付型消费卡本质上是一种为方便交易行为而集中储值，分散消费的支付结算工具。作为一种支付结算工具，预付型消费卡既可以体现为一种记录和授权传递支付指令和信息的账户证件，也可以体现为发起者签署的可用于清算和结算的金融机构认可的资金凭证。它具有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第一，具有社会性，即被社会认同和接受，因此发行支付工具的主体一定要有社会信誉。第二，具有清偿债权和债务的职能，是价值的载体和银行账户的通行证。第三，在信誉适用的范围内发行，在该范围内行使支付职能的工具。[7]
该说认为，预付卡是商家发行的或商家与中介、金融机构联合发行的、用于吸引消费者在其经营场所进行购物或享受服务、为消费者提供消费便利和优惠的卡制介质，是为了顺应消费者对结算方式更细化的需求应运而生的新型支付和结算方式。而无论是商户还是第三方服务组织，都不是金融机构。但是却因为“发卡”这样一种业务类型而在实际上扮演了职能之一―在特定的行业和地区范围内承担了“资金支付结算”的功能。
笔者认为，对于原始形态的先支付后消费的情况，可以认为是预付卡的一个雏形，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交易形式的丰富，金融创新的日趋活跃，不得不承认目前市场上预付卡规模之大，形式之丰富为公众提供了多元化的支付服务体验，但是也为市场稳定和金融安全埋下了隐患。因此，将预付卡看作是一种支付结算方式无可厚非，但是放任其自由发展，将会使消费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护。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预付卡从法律属性上看，其更接近于一种确权证券。在预付卡消费模式下，持卡人与发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认定为一种合同法律关系，消费者或购卡人（与持卡人可为同一人，也可为不同主体）先向销售商支付一笔费用，然后在一定期限内享受由发卡人或指定经营者提供的持续性的商品消费或服务消费，预付卡的`存在表明消费者享有在一定期限内要求经营者为其提供约定的商品或服务的权利，因此是确权证券。从金融领域来看，代币票券威胁人民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地位，影响国家金融安全，我国法律予以明确禁止，但对预付购物卡的性质却存在较大争议，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意见。实际上，预付购物卡的主要功能在于商业促销和小额支付，对人民币法定地位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大，而且有利于促进支付手段的创新发展，成为了已被广泛运用的电子现金卡产品，作为一种新型的支付结算工具，必须根据其本质属性进行分类规范，纳入到相应的监管制度中，使其成为安全、便捷的现代化支付结算工具。
（二）预付卡分类
预付卡主要分封闭式预付卡和开放式预付卡。封闭式预付卡是指仅能在单个商户或者通过特定网络连接的多个商户内使用的预付卡，是一种行业储值卡。开放式预付卡则是指能在银行卡组织的受理网络上使用的预付卡。由于现行法律规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均不允许发行预付卡，且只有银行或银行卡组织会员机构发行的卡产品才可以在银行卡组织的受理网络上使用，因而，开放式预付卡在国内几乎没有发行。不同于传统的积分卡、商家的会员卡，非金融机构发行的预付卡具备了真正的金融支付功能。一些大中型城市的商场和超市已经普遍应用预付卡。据不完全统计，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主要商场，都发行过封闭式预付卡。[8]
根据发卡主体和适用领域的不同，又可以将现存的预付卡分为三类，分别是公共事业领域、服务餐饮行业以及覆盖面更广的综合性消费卡。第一类是公交铁路、水电天燃气、电信等公用事业单位发行的卡，其市场准入、发行抵押金需经过当地建设、物价部门核准。在公共事业领域较多出现的是与银行合作发行的预付卡，方便公民支付结算，其吸收的资金数额较大，由合作银行的专门账户托管。第二类是在服务餐饮行业，多以会员卡的形式出现，一般由发卡商户本身向消费者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是商户自行发卡，预收资金则进人公司财务进行运作。“这些资金在事实上成为了商户的‘零息贷款’。”[9]由于监管的缺失，一旦发卡企业发生倒闭或是捐款潜逃，对消费者将会造成损失。第三类是综合性消费卡，这类卡多由第三方发卡机构发行，由与其签约加盟的特约商户提供产品服务，可跨地区、跨行业、跨法人使用的多用途预付卡，发卡公司对存放在银行账户上的资金并不进行商业运作，从公司经营的角度来说，商户返点和沉淀资金利息是公司利润最大的两块。[10]目前已由中国人民银行按照《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多用途预付卡发卡人进行监督检查，完善业务管理规范。银行发行该类预付卡，则需由中国银监会审批通过。
二、目前我国预付卡的相关规定
目前市场上各类消费卡名目繁多，部分消费卡发行数额巨大，发行的单位包括零售商家、专卖连锁店、石油行业、通讯行业、公共事业单位等。以上海为例，早在20世纪末，索迪斯、雅高两家外资预付卡公司顺利落户申城。索迪斯、雅高两家公司乘着没有竞争对手的天赐良机，迅速拓展市场，轻而易举地打开了上海的预付卡市场。如现今很受消费者欢迎的”联华OK卡”和”斯玛特卡”，都以其强大的合作商家吸引了消费者的使用。北京市场上第三方发行的消费卡主要有资和信发行的商通卡、裕福实业发行的福卡等，其中仅资和信累计发卡金额就超过100亿元。在上海，则形成联华OK卡一家独大，便利通卡、斯玛特卡、共享一卡通、畅购一卡通等多家竞起的格局，联华OK卡除了进人同属百联集团的华联超市外，已经进入了半数以上的家得利超市，[11]会员就有约1600万个，销售额早已上百亿元。[12]而斯玛特卡的合作商家更是不乏百胜餐饮这样的强势企业，涉及百货、餐饮、超市、药店、健身场所等2 478家加盟特约商户。[13]11月30日，铁道部与中国银行宣布启动银联标准铁路预付卡项目合作。铁道部所属单位、中国银行及中国银联等相关机构将筹建合资公司，并以该合资公司为运营平台推出银联标准铁路预付卡，预付式卡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泛。[14]
但是近年来，预付卡由于缺乏法律规制和监管，问题日益严重，部分商家因经营不善或主观恶意等原因关门倒闭，导致已发行的消费卡无法消费或兑现事件屡有发生。据上海市消保委统计显示，以来，各类预付卡投诉居高不下。随着预付卡的发展，其以优越于现金的特性更是成了送礼佳品而滋生腐败；单位通过预付卡的形式发放员工福利，造成国家税收流失；一些发行预付卡的行为扰乱市场的竞争秩序，侵害消费者权益等问题日益严重。由于监管立法的缺失，预付卡的背后蕴藏着严重的法律问题和风险。
三、目前我国预付卡的相关规定
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预付卡的定义和法律性质作出明确界定和表述，对于预付卡的相关规定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法规中，本文将涉及预付卡的法律法规整理如下：
（一）对预付式消费合同的规定
我国法律对商业预付款的消费方式有专门的表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7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收款，并应当承担预收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这是我国法律目前对预付款消费方式的直接规定。但对于商业预付卡的使用规范、法律监管、消费者维权以及救济途径等，并无法律规定。
初，在上海市工商局牵头下，由美容美发行业的企业代表签署了《上海市美发美容预付费消费卡发售企业自律公约》，对发卡保证金作出了要求，提高了发卡者的退出成本，以及使持卡人在遭受损失时，能够得到适当补偿。
在制定规范预付式消费合同示范文本方面，已经有了实践的先例。201月，青岛市出台了全国首个《预付式消费合同》草案。《预付式消费合同》的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针对消费者与经营者容易产生争议的服务标准、卡项的使用、借用、转让、补办、退卡、信息泄露、单方合同解除权、违约责任等权利和义务作出了明确约定。[15]2011年3月15日，上海市工商局推出《上海市美发美容、沐浴行业预付费消费卡买卖合同示范文本》。但是，该合同只具有推荐性而非强制性。
（二）对代币工具的规定
我国对类似预付卡的代币支付工具的监管散见于不同法规、规章、政策和文件中。《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0条和《人民币管理条例》第29条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但对于何为代币票券，预付卡是否属于代币票券，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释。3月1日起施行的《银行卡管理办法》第7条规定：“借记卡按功能不同分为转账卡（含储蓄卡，下同）、专用卡、储值卡。借记卡不具备透支功能。”第10条规定：“储值卡是发卡银行根据持卡人要求将其资金转至卡内储存，交易时直接从卡内扣款的预付钱包式借记卡。”第63条规定：“非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代表机构经营银行卡业务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予以取缔。”1月，国务院纠风办、经贸委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关于严禁发放使用各种代币券卡的紧急通知》，全面叫停代币票券发售、使用活动。事实上，预付卡发行的确对于国家货币融通秩序以及金融安全有着不小的影响，而我国现行法规中，除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或商家是否能自己发行预付卡，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三）对会员卡的规定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19联合发布的《会员卡管理试行办法》，对会员卡发卡人的资质、发卡价款的总额、发卡程序等均作了规定，规定发售总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审批；发售总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一级分行审批，报总行备案。同时规定申请发行会员卡机构的净资产总额不得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申请时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总额的比例不低于50％。这一文件仅针对预付购物卡中的会员卡，但是由于职能的调整，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具备对会员卡的审批监管职能。11月，《会员卡管理试行办法》废止。
（四）对商业预付卡的规定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提出以下四点意见：（1）明确职责，加强管理；（2）健全制度，规范行为；（3）坚决治理，防贿促廉；（4）防范风险，维护权益。其中在第（1）点中提到，“强化对商业预付卡发卡人的管理，是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首要环节，必须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落实分类监管。中国人民银行要严格按照《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第2号）的规定，加强对多用途预付卡发卡人的监督检查，完善业务管理规章，维护支付体系安全稳定运行。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非金融机构不得发行多用途预付卡，一经发现，按非法从事支付结算业务予以查处。对商业企业发行的单用途预付卡，商务部门要强化管理，抓紧制定行业标准，适时出台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未经批准，不得发行预付卡。”
为促进支付服务市场健康发展，规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行为，防范支付风险，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管理办法》，自209月1日起施行，为配合《管理办法》实施工作，又制定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管理办法》第2条中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预付卡，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发行的、在发行机构之外购买商品或服务的预付价值，包括采取磁条、芯片等技术以卡片、密码等形式发行的预付卡”。《实施细则》明确排除了发行机构与特约商户为同一法人的预付卡。《管理办法》第26条规定，“支付机构接受客户备付金的，应当在商业银行开立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存放备付金。中国人民银行另有规定的除外”。《管理办法》还对支付服务机构的申请与许可，监督与管理等事项作出了详细明确的规定。
随着预付卡使用的日益广泛，各地纷纷开始根据预付卡的性质分别制定了针对性的规范性文件。例如：207月，天津出台了《天津市专用卡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由于该《办法》只重点规范了专用卡资金使用方面的问题，而对于发卡单位的资质、发行规模等都没有任何限制，对商家自制自发的预付消费卡问题也未涉及。2010年11月21日，上海市人大财经委牵头启动对各类预付费式消费卡管理的地方性法规的前期调研工作。[16]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根据前文所述的三类预付卡中，发卡行为较为混乱的集中在第二类由发卡商户本身向消费者直接提供服务的预付卡，由于准入门槛低，发卡行为和资金占用等方面，缺乏相关法规的规范和监督部门的管理，使得消费者投诉率不断增加，据统计，上海市工商局和上海市消保委接到的预付消费卡投诉，已超过3 000件。[17]该类预付卡的使用范围、期限及相关要求都是由发卡商家自行控制调整，在整个运行环节中，消费者处于弱势和被动接受状态。一旦发生消费争议，只能套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般规定进行调解或处理，各地法院的类似判决也出现了分歧，使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障，特别是由于经营者经营失败而倒闭，甚至恶意圈钱后卷款逃逸，极易引发群体性争议影响经济秩序。而法律效力更低的行业自律行为和合同范本的制定，约束力有限，它只能起到约束发行者、尽量减少持卡人损失的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预付卡的基本问题。
四、我国建立预付卡法律规范的几点建议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预付卡发行及管理的法律法规，由于预付卡法律监管方面特别是事前监管的缺失，使得一旦发生争议，只能套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般规定进行调解或处理，消费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建立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监管主体和监管机制尤为重要，借鉴日美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和制度，明确预付卡的法律地位和性质
我国目前关于预付卡的法律规制框架尚未建立，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各类预付卡，其概念性质的界定尚不清楚。各地方政府，国家相关部门已经着手立法调研，将会陆续颁布有关于预付卡的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笔者认为，首先，有必要明确预付卡的法律定位，从法律上甄别目前市场上不同类型的预付卡，区别预付卡本质属性，分别对其发行、管理、兑付、监督、法律责任等作出具体的规定。在前文所述的三类预付卡中，发卡行为较为混乱的集中在第二类由发卡商户本身向消费者直接提供服务的预付卡，该类卡更类似于会员卡的性质，其本质更具合同债权的性质，发卡人的主要目的更多是出于吸引和留住顾客，但由于发卡门槛低，其发卡行为和资金占用缺乏监管，在整个运行环节中，消费者处于弱势和被动接受状态，一旦发生消费争议，根据现有的《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针对这类预付卡的相关规定含糊，对于案件的处理没有很具体明确的指导。笔者建议针对预付卡的使用现状，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预付卡中涉及格式合同的问题处理，配合行业规则，规范合同文本，做到有法可依。同时，明确行政许可、行政监查制度，完善发卡人的准入和监管机制。
（二）完善对预付卡发行机构的登记、申报制度
中国人民银行监察部等部门《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强调了对多用途预付卡发卡人的监督检查。抓紧对符合《管理办法》规定资质要求的商业预付卡发卡机构，核发《支付业务许可证》。对于与《管理办法》要求有差距的机构，要根据具体情况会同有关部门采取限期整改、停止新增发卡业务、强制退出等多种手段进行清理整顿，切实维护支付服务市场秩序，保护各相关方的合法利益。该《通知》的实行将会导致目前第三方发卡机构的并购和重新洗牌。
笔者认为，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的《意见》不属于法律层面的规范性文件，要想达到治理商业预付卡的法律效果，必须通过立法的形式解决，建立商业预付卡发行的行政许可制度和商业企业的申报制度，通过严格的准入程序和资格，由政府许可的发卡机统一发行和管理商业预付卡。
（三）建立预付卡资金托管和保证金制度
资金托管一方能够保障预付资金以支付保证金的方式存放并不被非法动用，确保其支付行为符合商业企业的营业惯例，防范预付资金滥用行为。()托管银行为发卡机构开立托管账户，发卡机构缴付货款时将资金从该账户中划出。发卡机构在提供商品和服务后，需向托管银行提供消费明细并自行选择沉淀资金使用方式。托管银行定期结付利息，发卡机构可申请将利息划付到其基本存款账户。
发卡商需由主管部门核定规模，收取一定的风险抵押金，以确保在商家亏损、破产或恶意欺诈时，降低风险，即要求发售会员卡的经营者在登记时提交一定的风险保证金，一旦消费者权益受损，可从风险保证金中给予清偿。
（四）明确监管主体
鉴于预付卡的发售和使用涉及商贸、流通、金融等多个领域，商务、工商、税务、中国人民银行等行政部门均负有监管职责。立法如不明确预付卡的监管主体，极易造成监管无序或相互推诿的现象。为保证有效监管，必须通过立法手段明确职能部门并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行政执法权和处罚权。笔者建议可考虑建立以中央银行为主导、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辅助的预付卡市场监管模式。要明确中央银行对预付卡的监管职责，如有权审查预付卡发行申请，有权取消发行人发行预付卡的资格，有权对发行人的违规行为作出处罚等。工商部门可通过登记申报，制定预付卡合同格式文本，规范格式条款，建立失信企业黑名单，建立合同担保制度等措施进行工商日常监管。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预付卡发行银行及托管银行操作的规范性实施审慎监管，加强风险监控。
篇6：论上市公司收购中一致行动的法律规制
论上市公司收购中一致行动的法律规制
【内容提要】由于证卷市场固有的缺陷，证券立法对公司收购进行全面规制就成为一种必然。然而，我国现行证券立法的缺憾之一就是缺乏对上市公司收购中一致行动的明确规定。宝延**表明对一致行动进行规制已成为现实的需求。为了保障投资者利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我们必须建立规制一致行动的法律制度。【关 键 词】一致行动/规制/公司收购/信息披露
公司收购是公司外生型成长的重要手段，是证券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般而言，收购行为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证券市场固有的缺陷，需要证券立法对公司收购进行全面规制。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晚，发展尚不成熟，法律法规尚不够完善。现行证券法的缺憾之一就是缺乏对上市公司收购中一致行动的法律规制。反映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立法，对此问题皆有较为详尽的规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加强对一致行动（注：一致行动不仅存在于公司收购中，也表现在通常的证券交易中以及股东对公司事务行使表决权中。本文仅仅探讨上市公司收购中的一致行动问题。因此，本文中的一致行动特指上市公司收购中的一致行动。）的研究，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规制一致行动的现实需求
通常，一致行动是指在公司收购过程中，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即民事主体）相互合作以获得或者巩固对目标公司控制权的行为。综观各国证券立法，对于一致行动的基本规制就是：将一致行动的人作为一个人对待，其共同持股视为一个人持股，持股达到一定比例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强制要约义务等。在我国《证券法》出台前，国务院证券委1993年发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对于一致行动作出了一般性的规定。该条例第47条规定：“任何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百分之五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向该公司、证券交易场所和证监会作出书面报告并公告。……法人在依照……规定作出报告并公告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和作出报告前，不得再行直接或者间接买入或者卖出该种股票。”第48条规定：“发起人以外的任何法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百分之三十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四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所有股票持有人发出收购要约……”参与立法者认为，其中的“间接持有”也就是“一致行动”，［1］（P109 ）但是这些规定显然比较粗疏。时隔五个月，我国证券市场上的第一起上市公司收购案――宝延**，就暴露出上述规定的不足。
自1993年9月14日开始，延中股票独树一帜，连续上涨11天。9月30日宝安集团上海公司公告其持有的延中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已达5 ％以上。10月1日至3日为休息日，10月4日宝安上海公司再次公告， 其持有的延中股票已达15.98％。 宝安上海公司持股比例跳跃幅度之大不禁令人顿生疑问：其操作合法吗？中国证监会对此事进行了专门调查。调查结果如下：1993年9月28日， 宝安上海公司的关联企业宝安华阳保健用品公司和深圳龙岗电子灯饰公司所持有的延中股票分别达到4.52％和1.57％，合计6.09％，已经超过了5％的法定披露义务的比例。9月29日宝安上海公司持有的延中股票为4.56％，与其关联企业总共持有的延中股票已经高达10.65％。截止9月30日宝安上海公司公告时，三公司合计持有延中股票已达17.07％。在宝安上海公司大量买进过程中， 上述两个关联企业将所持有的延中股票中的约114.77万股卖给宝安上海公司，24.60万股卖给社会公众。宝安上海公司的关联企业通过低进高出， 大获其利。虽然证监会确认该收购行为有效，并对宝安上海公司及其关联企业进行处罚，但三公司的违规行为严重损害了延中公司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却是毋庸置疑的。
宝延**的关键就在于宝安上海公司及其关联企业采取了一致行动，即《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7条所指称的“间接持有”，从而应当将三公司作为一个人来看待。三公司合计持股比例早已超过5 ％，不但不及时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反而违规继续买卖延中股票，构成了内幕交易行为，最终损害了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由此可见，对一致行动作出更为详尽的法律规定，已经成为现实的需要。然而不无遗憾的是，现行《证券法》在这方面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也没有采用《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间接持有”的字眼，导致学者对《证券法》是否规制一致行动提出了不同看法（注：有的学者主张证券法有一致行动的法律规范，参见周友苏主编：《证券法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版，第348页； 刘淑强主编：《〈证券法〉解释》，人民法院出版社年版，第175页。 有的学者主张证券法没有关于一致行动的法律规范，参见李伟：《论我国证券法中的上市公司收购》，《政法论坛》1999年第1期，第31页； 范黎红：《论强制要约收购义务触发点之合理界定》，《河北法学》第2期， 第103页。）。当然，结合我国证券立法发展的进程， 应当认定我国证券法有一致行动的法律规范，只是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
二、规制一致行动的法理学基础
自从证券交易产生以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就一直是证券立法的主要目的。公司收购首先是一种证券交易行为，然而它又与一般的证券交易行为不同。收购行为以获得目标公司的控制权为目的，对于目标公司股东和证券市场秩序影响甚大。因此，各国证券立法对上市公司收购进行特别立法，对一致行动的规制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之一。
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利己性动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是以利己为动机、力求以最小的代价去追逐和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换言之，人们更为注重的是效率。如何才能提高效率呢？亚当・斯密指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都应听其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2］（P252、253）一言以蔽之，只有在保证最基本的公平正义的前提下，才能够借助自由竞争实现效率。在市场经济中，法律能够提供完善保障的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造成的机会均等。在机会均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才能促进效率的提高，增进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就证券市场而言，法律给予投资者的最基本的保障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所提供的法律秩序。其中公开是核心，只有遵循公开原则，所有投资者才能够获得充分的市场信息。在信息对称的前提下，投资者根据自己的意志作出投资决策，无论盈亏均符合公平、公正原则。进一步而言，投资者采取一致行动，违反的就是“三
公”原则，导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产生内幕交易，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因此，法律有必要对一致行动进行规制，要求一致行动的人承担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
有的西方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市场机制富有效率、不可替代，是分配资源的唯一有效办法。证券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机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信息流动迅捷，无须国家干预，证券市场就能高效率运转。［3］（P412）我们必须看到，证券市场存在缺陷。对于投资者而言， 证券市场具有投资和投机的双重价值。所以，证券市场存在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违规行为也就不足为怪。而这恰恰是证券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顽症。只有运用干预机制，要求有关市场主体依法履行披露义务，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防止上述行为发生。
在证券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公众投资者日益增多，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去获取上市公司的信息，从而成为证券市场中的弱者。如果法律不能为他们提供有力的保护，他们就可能选择退出证券市场，进而动摇股份制的社会基础。在公司收购中，目标公司的广大中小股东更是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之中。倘若法律对一致行动不加规制，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就会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平衡的局面。一致行动的人通常为大股东，极容易利用自身的资金、在目标公司的地位等优势控制股价的走向；而广大中小股东还蒙在鼓里难以认清股市走向，极易受损。美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由于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于公开要约收购中以现金收购完全没有规定，因此收购者不须做任何公告，导致目标公司股东根本无从知悉收购者的收购计划、目的，甚至无从知悉收购者的真正身份。［4］（P150―151）有鉴于此，美国于1968年通过《威廉姆斯法》，对1934年证券交易法进行补充，即对公开要约收购进行规制，其中包括对一致行动的规制。
因而，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而言，证券法应当对一致行动进行规制。这并不是要求法律禁止一致行动，而是要求一致行动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股权平等是证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我们过于强调形式平等，忽视了大股东和中小股东权益实际上的不平等。在公司收购中，为了确保股权平等，各国证券立法均把保护目标公司中小股东利益作为一项原则。通过赋予一致行动的人以法定义务，保证中小股东获取信息渠道的畅通，以求得二者之间利益的平衡。可见，证券法在规制一致行动中应当着重解决的，主要不是投资风险问题，而是保证一致行动的人及时向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提供相关信息的问题，做到信息对称。
为了回应证券市场的现实需求，证券立法应当对一致行动进行法律调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一致行动的认定，这是规制一致行动的前提，也是一致行动法律规范的核心内容。否则，规制一致行动就无从谈起。由于一致行动的人应当视为一个人是规制一致行动的基本原则，那么一致行动的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就不言而喻了。
三、一致行动的法律规制：一致行动的认定
同一目标公司的数个股东采取何种行为，才能够被确认为一致行动的人？这是各个国家和地区规制一致行动中遇到的难题。
根据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13（d）―3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作为合伙、有限合伙、辛迪加或者其他团体，为了获得、持有或者安排目标公司的证券而行动，这样的辛迪加或团体应当被视为一个人。”实践中，美国法院在适用§13（d）―3条款时面临这样一个难题：一个公司的若干股东，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合计已达到5％， 他们同意为影响公司的控制权而共同行动，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获取公司的股份，这种情形是否构成一致行动？［5］（P112）在 Bath Indus., Inc. V. Blot一案中，法院认为，单纯为了获得公司的控制权而相互协作，尚不构成一致行动，只有在协作之后取得该公司额外的股份，才必须以团体的名义承担信息披露义务，如Gap Corp. V. Milstein 一案中，法院在判决中表示，一旦两个以上的股东为了取得公司的控制权而相互协作，那么自协作之日起，不论其是否取得该公司额外的股份，这种协作均应当被视为一致行动的团体。按照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的见解，其支持法院的后一种看法。无论采取法院的何种见解，股东之间的共同行动的协议是判定其一致行动的基本因素。在认定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之前，必须确定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具有某种以获取目标公司的控制权为目的的协议。这种协议可以以书面形式存在，也可以以其他形式存在，甚至只要有足够的情况证据（circumstance evidence）即可。［4］（P157、158）当然，若干股东仅仅相互交换信息， 甚至商讨是否采取一致行动，尚不构成§13（d）―3所指出的“团体”。由此可见，对一致行动的人的认定主要采取推定的方式。
如果说美国证券立法对于一致行动的人的推定尚不够明确，那么《香港收购及合并守则》（注：该《守则》为自律性规范，但在香港证券业一直被较好地遵守。虽然《守则》属于自愿遵循之列，但对藐视《守则》及依据《守则》作出的裁决的人，《守则》的执行机构可以采取制裁措施。）中对于一致行动的定义则采取了极为明确的列举式规定。“一致行动的人包括依据一项协议或者协定，透过其中任何一人取得一间公司的投票权，一起积极合作以取得或巩固该公司的控制权的人。除非相反证明成立，下列类别的人均将推定为进行一致行动：（1 ）一间公司，其母公司、附属公司、同集团附属公司、前述4 类之中任何一类公司的联属公司，以及前述4类公司是其联属公司的公司；（2）一间公司与其任何董事（连同他们的近亲、有关系信托及由其任何董事、其近亲及有关系信托控制的公司）；（3）一间公司及其任何退休基金、 公积金及雇员股份计划；（4 ）一名基金经理与其投资事务是由该基金经理以全权代理方式处理有关投资户口的任何投资公司、互惠基金、单位信托或其他人；（5 ）一名财务或其他专业顾问（包括股票经纪）与其客户（就该顾问的持股量而言）以及控制该顾问、受该顾问控制或所控制与该顾问一样的人；（6）一间公司的董事（连同他的近亲、 有关系信托及由其该董事、其近亲及有关系信托控制的公司），而该公司已正受到要约或凡该公司的董事有理由相信该公司可能即将收到一项真正的要约；（7）合伙人；及（8）任何个人与其近亲、有关系信托及其本人、其近亲及有关系信托控制的公司。”而且，如果一个人拥有或者控制第（ 1）类公司20％以上的投票权，除非有相反的证明成立，否则该人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属于第（8）类的其他人将被推定为第（1）类中的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人采取一致行动。此外，如果正在调查当事人是否采取一致行动，那么当事人必须披露一切相关资料，否则可以推定他们一致行动。
根据《守则》，一致行动取决于三个因素：（ 1）协议或协定；（2）积极合作；（3）取得投票权。由于协议或协定是合作的.一个因素，而且合作与积极合作之间差别甚微，所以《守则》于1992年第二次修订时，有人建议废除三个因素的提法。但是该提议最终未被接受。［6 ］（P325―327）
可见，香港对于一致行动的认定，采取的也主要是推定方式。究其原因，由于上述人员之间的特殊关系，他们很容易采取一致行动，外人又难以知晓实情。当然，当事人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证据，表明他们事实上没有相互合作、协同行动，那么《守则》执行人员应当依此作出裁决。
回顾我国的证券立法，其中也有关于一致行动的若干规定，只是极为粗陋。《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7条所指的“间接持有”就是一致行动，其中就包括关联企业的持股。证监会关于宝延**的处理也证实了这一点。何谓关联企业？《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只在第六章“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中，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及其关联人一览表和简况”，但对关联人未作任何解释，中国证监会随后发布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试行）亦然。所谓“关联人”应理解为关联企业。对此，《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36条作出了明确规定，即“……关联企业，是指与企业有下列关系之一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一）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二）直接或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三）其他在利益上相关联的关系”。此外，财政部颁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式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中也作出了大致相同的规定。但是就关联企业本身而言，我国实践中的认定标准也是极为模糊的。从有关上市公司公布的1993年以后的年度报告或年度简要报告的实际内容来看，都明确列有“子公司与关联企业”或“下属单位与关联公司”；对关联公司或关联企业，都仅依投资或控股比例一个标准衡量。可究竟占多少比例才算关联企业，各公司间极不统一：有的只列全资子公司，有的扩大到占投资比例50％以上的企业，有的则将只占总资额百分之几甚至百分之零点几的企业也列为关联企业，可见人们对关联企业的认识何等混乱。［7］（P23）那么，在我国一致行动是否包括其他情形？有的学者则认为，一致行动包括以亲属名义或者以合伙的名义购买的股票的持有，也包括有控股关系的投资者合计持有。［8］（P175）然而， 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对此不但没有明确的规定，反而将“间接持有”的字眼也删除了，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缺失。因此，本文认为我国有必要通过立法增设一致行动的法律规范，明确其概念及其认定方式，对于后者可以采取列举式的推定方式。
四、一致行动的法律规制：一致行动的法定义务和法律后果
某一公司的若干股东一旦被认定为一致行动的人，就应当被视为一个人。换言之，该一致行动团体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票合并计算，总计达到法定的持股比例，应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强制要约义务。对于强制要约，各个国家和地区证券法的规定较为一致。至于信息披露义务则略有不同。在美国，一致行动的团体，持股达到法定比例，可以选择共同填报一份13D表格；也可以自行填报， 而且必须将同一团体的其他成员一一加以说明，但是有关其他成员的各项资料仅以申报人知悉或者应当知悉的为限。与之不同，根据《香港收购及合并守则》，一致行动的人应当共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时间为达到法定持股比例的下一个交易日上午9点之前，远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为严格， 就是与香港相关立法《证券（内幕交易）条例》规定的5日相比较也极为严格。 将上述两种披露办法进行比较，本文认为，后者对于目标公司股东的保障更为完善。因为如果允许一致行动的人选择自行披露，由于对团体其他成员缺乏足够的了解，极有可能产生误导性陈述；而且公众投资者需要阅读多份持股公告，不利于其了解相关信息。与信息披露义务相联系，一致行动的人还应当承担两项不作为义务：一是禁止一致行动的人利用尚未公开的信息进行证券交易，否则构成内幕交易，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是禁止一致行动的人在法定期间内卖出后又买进或者买进后又卖出目标公司的股票，否则所得收益归目标公司。
一致行动的人违反其法定义务，应当承担何种法律后果，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这涉及法律对一致行动的最终评价和对公众投资者利益的保障。无救济就无权利。对于不履行法定义务的一致行动的人，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在此主要探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责任问题。
在美国，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32（b）的规定， 一致行动的人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应当在未能提供信息的期间内每日交纳100美元罚款。该法新增§20（a）和§21（a）规定，所有进行内幕交易的人应当以所得利益（或者避免的损失）为限赔偿对方当事人的损失，处以100万美元以下或者非法所得（或者避免的损失）3倍的民事罚款。该法§32（a）规定，上述内幕交易构成犯罪的，可以处以100万美元（罪犯为自然人，如果为非自然人，数额为250万美元）以下的罚金，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并处。根据该法§16（b）的规定， 一致行动的人在6个月内卖出又买进或者买进后又卖出目标公司的股票， 所得收益归目标公司。1990年《证券执行与救济法》赋予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四方面新的职权，其中之一就是可以通过诉讼禁止任何违反联邦证券法反欺诈条款的人员担任上市公司的高级职员和董事。该不法行为人的范围显然包括一致行动的人。
在香港，违反《香港收购及合并守则》而一致行动的人，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呢？《守则》的执行机构，可以进行私下和公开谴责、发表涉及批评的公开声明、向有关部门举报，等等。根据《披露条例》第3 （1）条规定一致行动的人应当承担披露义务，否则依据第15（3）条可以处以罚款或者监禁。根据《证券（内幕交易）条例》第23条规定，一致行动的人进行内幕交易可能承担以下责任：（1）5年内不得担任目标公司董事，不得以任何方式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2 ）没收非法所得或者所避免的损失；（3）处以非法所得（积极的或者消极的）3倍罚金。根据第14条的规定，股票交易不能仅仅因为内幕交易就认定为无效或者变成无效。
我国《证券法》第183 条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获得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或者非法买卖的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内幕交易的，从重处罚。”与我国证券法有关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相比较，本文认为有两点可资借鉴：
第
一，应当赋予因一致行动而遭受损失的投资者以损害赔偿请求权。虽然对于因内幕交易而受损失难以认定，毕竟证券买卖首先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否则就有违公平原则。《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我国《证券法》缺乏这方面的明确规定，尽管《证券法》第207条原则上确认了内幕交易等证券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 但是对于受害人如何行使赔偿请求权，法律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实践中，受害人通过诉讼渠道获得民事赔偿的更是寥寥无几。有鉴于此，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呼吁增加证券法民事责任的规范。法的本质在于权利，法治的基本内涵是合理分配权利和切实保障权利。［9］（P3 ）对于一致行动的人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确有利于恢复证券市场秩序，但是此种处罚对于受害人并没有提供法律救济，因此对受害人的保障作用极为有限。一致行动侵害了投资者公平获取市场信息的权利，造成了不法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利益的失衡，要求不法行为人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恢复失衡的利益关系，是权利内涵的应有之义，是“三公”原则的具体体现。
第二，一致行动的人与目标公司其他股东之间股票交易，不能仅仅因为是内幕交易就认定为无效，这主要是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交易秩序。毕竟证券交易不同于普通的买卖关系，交易双方都是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自动撮合完成股份的转让。一旦认定交易无效，那么无论在返还原物还是在返还价款方面都存在技术上的困难。法律应当限制一致行动的人股权的行使，主要是表决权。法律一方面承认一致行动的人非法取得的目标公司的股票有效，另一方面禁止其在法定期间担任目标公司的董事，从而阻却其迅速获得目标公司控制权的目的。19《证券市场禁入暂行规定》第2条指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证券从业人员，因进行证券欺诈活动或者有其他严重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中国证券会发布的有关规定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在一定时期内或者永久性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不得从事证券业务。但是并未具体涉及一致行动的人，将来是否可以依据证监会解释而包括一致行动的人，这似乎不失为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宝延**的双方最后在上海证管办的安排下，就股权收购问题达成了五点协议，其中有两点与公司控制权有关，核心就是限制宝安公司的控制权（注：双方达成的协议如下：第一，宝安公司持有的延中股票，其收益权归宝安公司，但其表决权的55％由延中公司董事长行使，宝安公司仅享有45％的表决权；第二，双方共同努力提高延中公司的税后利润指标；第三，宝安公司派两名代表进入延中董事会，分别担任副董事长和副总经理，但不得干预延中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第四，改组延中公司董事会需待一年半后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时；第四，宝安公司增减持有延中公司的股票需要征得延中公司董事会的同意。）。同时，根据我国《证券法》第183条的规定， 因内幕交易取得的证券应当依法处理，这实际上意味着一致行动的人非法取得的目标公司的股票无效。该规定是否妥当值得进一步商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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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论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报酬的法律规制
【内容提要】关于独立董事报酬的规定在我国立法上是一个空白点，在实践中，上市公司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相反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因此，从法律的层面来确定独立董事报酬的形式、独立董事报酬的标准，将对独立董事制度的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摘 要 题】法学与实践
篇8：论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报酬的法律规制
独立董事是指一个人，除了在董事会中担任职务和是小股东外，不应与公司有任何联系，即他不应有任何利益或和公司的其他联系从而影响他独立的判断。在我国设置独立董事，其作用一是监督公司内部的经理层，防止他们滥用职权，损害股东和公司的利益；二是制衡公司的大股东，从而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由于公司在选举独立董事时，一般会考虑他的专长、技能和经验，因此独立董事在行使自己职权时，能够适应公司决策和监督的要求；但独立董事不是公司的雇员，其权力行使方式只是通过参加董事会，并根据经理层提供的信息，进行独立的判断，并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其独立性容易受到干扰。正是由于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具有独特作用，我国上市公司在相关立法指导下，开始实施独立董事制度。但实施独立董事制度，不得不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公司的独立董事有动力尽心尽力地为公司工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对独立董事的激励和约束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荣誉激励，二是物质激励，三是人才市场的激励。其实，这三者之间是相关联的，不过荣誉激励和人才市场的激励无法用法律进行规范，它是一种隐性激励。因此，从法律的层面建立和完善独立董事报酬制度则是激励的关键所在。
一、独立董事报酬的形式
独立董事在为公司工作的同时，根据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原则，自然也应从公司领取与其贡献相适应的报酬。由于独立董事制度发轫于英美法系，英美两国关于独立董事报酬的实践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独立董事一般以年薪和会议费的形式获得常规董事会工作的现金报酬，如果是委员会成员的话，还会得到委员会成员费、委员会会议费或两者兼得。根据康法瑞公司调查，董事在1995年平均获得31415美元的年度酬金和会务费，另外加上大约8000美元的委员会费用，年度总报酬为39707美元。在非现金方面，股票期权被越来越多的公司运用，美国董事协会公布了其1999―2000年董事薪酬调查报告，大约2/3的被调查公司采用了股票奖励和(或)期权的方法；董事薪酬中用股票形式支付的部分平均占48%。[1]美国独立董事报酬之所以形式多样，数额巨大，是和美国经济学界、法学界的认识相关的，有许多学者主张独立董事个人的经济利益应该和股东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监督的成效与他的切身利益挂起钩来，同时该利益与诉讼风险相比在合理的限度内，独立董事才可能有正确的动力和胆魄去随时开罪经理层。[2]美国基金业的一项研究结论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相对于所管理基金的总资产，独立董事成本所占比例并不高，美国利泊分析服务公司提供了关于投资公司治理结构成本的详细分析，根据有关数据，全行业独立董事对股东的美元平均成本是0.005%，而独立董事持有其股份，与其服务的企业资产规模来说，更是微不足道。[3]然而作为独立董事，关键在于保持与公司管理层利益的独立性。如果独立董事参与了经营者股票期权计划，其利益将同公司经营者利益结合在一起，实施有效监督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但为了激励独立董事更加积极认真地投入工作，使独立董事的利益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美国公司也向独立董事提供股票期权，但该期权方案不同于对员工的普通股票期权方案，其一般做法是：(1)固定津贴之外支付股票期权。在外部董事当选时，能够一次性地获得一定数量的非法定股票期权；(2)以每年赠与一定数量的非法定股票期权来替代每年支付给外部董事的固定津贴，固定收入转变为浮动收入。[4]
在英国，非执行董事经常因参加会议和执行相关职责而能获取报酬。有时一名非执行董事还可得到年金并经公司同意索取合理的费用，比如交通和住宿费。此外，他也可能按日为其所履行的与作为董事职责紧密关联的公司事务收费。对一位一年通常工作15天的董事而言，他每年所获得的报酬从较小公司的大约7000英镑到较大公司的超过20，000英镑不等。公司的表现很少与外部董事的回报有直接联系。董事费用通常也不随股价的波动或账面利润变化。相反，它们在一个周期基础上是固定的并参照大小相似公司的实践和状况而确定。同样。非执行董事通常不直接参加涉及股票选择和或表现资金的奖励机制。另外，他们通常还拥有其所代表公司的很多股份。[5][107][108]1998年出台的《韩培尔报告》明确指出非执行董事不应参与股票期权计划。[6][143]
由此可见，在英美公司的实践中，针对独立董事报酬产生的分歧是，对独立董事能否采用股票期权这种报酬形式?独立董事的报酬是否应和公司的业绩相联系?这也是我国建立独立董事报酬制度所要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实践中，我国有些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表现出不从公司领取报酬的特点。如福耀玻璃的2000年报称其独立董事在报告期内没有受薪。厦工股份公司独立董事集美大学樊明教授的年薪是5万元，但该收入全部计入集美大学的助学基金，用于资助贫困生。[7]但独立董事没有个人经济利益在公司内，他能尽心尽职地努力工作吗?所以，独立董事应该有报酬，而且其报酬还必须合理。我国证监会2001年发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上市公司应当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贴。津贴的标准应当由董事会制订预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公司年报中进行披露。除上述津贴外，独立董事不应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这个指导意见肯定了独立董事报酬的请求权，但关于独立董事报酬的具体形式和领取报酬的标准没有规定，从而把这一权利赋予给企业，由企业自由决定。也就是说独立董事报酬完全由市场自由决定。但据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对2001年上市公司的一项统计表明，位列前20名的独立董事的薪酬排名，最高为每年26.5万元，最低为每年6万元；其中每年6万至8万元的上市公司为15家。从排名后20位的独立董事薪酬来看，全部在每年1万元以下。在已经披露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年薪中，平均年薪为3.14万元，最高年薪为26.5万元，最低年薪为0.3万元，差距相当大。[8]市场上的无序状态，对我国独立董事市场的形成有着不良的影响。尽管企业拥有决定独立董事报酬的自主权，但是同时独立董事的合法权利也要受到法律的保护，更重要的是上市公司要完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还必须在法律监管之下，因此，独立董事报酬还需要法律的规制。
但在确立独立董事报酬时，应注意其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怪圈：董事越独立，他就越缺乏动力来努力工作；他越有动力努力工作，他就越不独立。具体来说，如果把董事比作“经济行为人”，他为服务所得的金钱报酬很难补偿他所花费的实践和精力。实际上如果金钱补偿对外来董事来说是足够多，那只能
起到相反作用；他们若坚持对管理层施加制约，本身的报酬将受到威胁。其他方面的满足，比如地位，迹象也不乐观。不但没有动力去工作，独立董事还有动力去规避各种风险。[9]因此，在确立独立董事报酬时，还要考虑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是否受到影响，因为独立性是独立董事的灵魂。
在国外，最常见的独立董事报酬的形式是固定薪酬，这是独立董事以年费和会议费的形式获得常规董事会工作的现金报酬，如果是委员会成员的话，还可得到委员会成员费、委员会会议费或两者兼得。一般来说，独立董事的固定报酬不会对其独立性造成威胁，因为它是事先约定的，而且和公司业绩、独立董事的工作状况没有关联。但固定薪酬有其缺点，它不能激发独立董事工作的积极性，也不能促使独立董事关注公司的长期利益。为此，在实践中，有公司采用延期支付计划，即将独立董事固定薪酬的一部分存入延期支付帐户，在独立董事退休或离职时以公司普通股票的形式支付。其实，独立董事成为公司的小股东，并不会妨碍其独立性。Robert Monks指出，单纯外部人的身份并不能保证“独立性”，因为“独立性”常常沦为“无动于衷”。要切实代表股东的利益，一个董事必须分享那些利益。一句话，他必须自己也是个股东。[10]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两位学者研究了1987―1992和1992―1996两个五年期中外部董事持股数与股东回报率的关系，强烈建议公司采取措施增加外部董事的`持股比率。“该比例绝对值不必很大，只需对该董事个人经济利益上有所触动，大致相当于50万美元或他个人净资产的3%―5%。这样的数量足以吸引这些大忙人的注意力、时间和精力，使其不至于把董事职责仅仅视作一种荣誉。[2]那么，通过赠与独立董事股票期权的方式，是否可行?股票期权作为一种激励性报酬制度，其目的是使经营者的工作业绩和公司的盈利状况联系起来，使经营者的利益和公司的长期发展联系起来，从而减少公司委托代理成本，提高经营绩效。但在我国，独立董事相对于内部的经营者，只是一个外部的监督者，和公司的联系不是永远的，其任期最长不能超过六年的规定，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对他们实行和经营者同样的股票期权计划，将有可能使他们的利益和经营者的利益趋于一致，从而丧失了作为监督者的独立性。而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践来看，对独立董事实行股票期权在法律上还有一定的障碍，相关配套措施还不完善，还不足以建立起有效的激励体系，还是个别企业的试点计划，因此，独立董事股票期权计划在实践上也还缺乏可操作性。所以，立法不应把股票期权作为独立董事的报酬形式。因此，可通过赠与独立董事限制性股票来增加其持股数量，来密切和公司股东的关系。
二、确定独立董事报酬的标准
过低的独立董事报酬不足以激励独立董事工作的积极性，过高的独立董事报酬可能会使独立董事对失去其职位患得患失，规避风险，从而影响其工作的独立性，同时也会造成对公司财产的浪费，因此，尽管确立独立董事报酬是公司的权利，然而为保护独立董事的工作积极性，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特别是在我国企业行业自律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应该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和司法判例，以一些因素作为确立独立董事报酬合理性的标准。
1.工作时间的多少。在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首次对独立董事的工作时间规定为每年不应少于十五个工作日，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据此，对经常不参加董事会会议的独立董事，而拿到约定的全部薪酬，就应该质疑其报酬的合理性。
2.行使职责的风险和责任。独立董事能同时兼任多家公司董事，其总收入将来自不同的公司，因此，一家公司的业绩下滑对其影响不是很大，在这一薪酬组合下，独立董事行使职责的风险将会减弱；而公司内部的专职董事，薪酬直接取决于公司的业绩，其所承担的风险将无法分散，因此，独立董事的报酬在企业内部应该低于专职董事，否则，可质疑其报酬的合理性。
3.工作业绩的考核情况。独立董事的活动应当能够被公正地评价，并使其薪水与评价结果相称。即对独立董事的评价应当建立在独立董事贡献的基础上。1997年，Korn和Ferry(全美董事会协会秘书)进行的一项公司治理调查反映：尽管投资者强烈要求公司的董事会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将不合格的独立董事驱逐出董事会，但对独立董事进行评价并不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情。被调查的公司中仅有15%评价独立董事个人的业绩。但从发展趋势上看，将不合格的独立董事驱逐出董事会是一项有价值的行动。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和独立董事报酬的增加，公司对独立董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仅按时出席会议，提出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同时，对独立董事个人进行业绩评价能有效提高独立董事的参与精神。[11][320―322]考核的指标应包括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议的次数、提案的数量等。
4.公司的表现。对于这一因素，在国际上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除非公司独立董事的利益与公司的表现相关，否则他们没有认真履行其职责的动力。反对观点认为：其一，对独立董事而言，采用报酬激励并非最重要的。独立董事服务公司和履行职责是因为独立董事的任命是受人尊敬的，经常是对智力的挑战以及产生潜在的商业关系。因此将董事报酬和公司表现相联只不过是重复了已有的激励。其二，如果这种关系一旦建立起来，激励效应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公司因为独立董事的出色表现给予其丰厚的奖励，独立董事就会想保住他的位置以获取更多的报酬，因此就不会对重要和有争议的事项畅所欲言。设置独立董事的一个初衷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提供独立客观的观点。如果报酬计划诱使他们深深地陷入公司事务中的话，他们这方面的作用就丧失了。[5]公司盈利状况的好坏不是取决于独立董事的业绩，独立董事的功能更多地是被定位于监督经营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独立董事的报酬不应和公司的业绩相关联，但如果是独立董事没有履行其注意义务，使公司受到损害，业绩也下滑时，此时，独立董事也只是承担赔偿责任，其对公司的报酬请求权仍应得到保护。这样的设计应该是合乎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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