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原文及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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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原文及注释
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陈。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捍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
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实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于方今。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终始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盖监司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之而中国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断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赏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力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讳忌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则天下之福也。取进止。
篇2: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原文及注释
(1)百年:指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凡一百余年。札子:当时大臣用以向皇帝进言议事的一种文体;也有用于发指示的,如中书省或尚书省所发指令,凡不用正式诏命的,也称为札子,或称“堂帖”。
(2)享国:享有国家。指帝王在位掌握政权。
(3)浅陋:见识浅薄。这里为自谦之词。
(4)误承:误受的意思。这里为自谦之词。圣:指皇帝。
(5)日晷(guǐ):按照日影移动来测定时刻的仪器。这里指时间。
(6)语不及悉:回禀的话来不及细说。悉:详尽。
(7)窃惟念:我私下在想。这和下文“伏惟”一样,都是旧时下对上表示敬意的用语。
(8)近臣:皇帝亲近的大臣。当时王安石任翰林学士,是侍从官。
(9)昧冒:即“冒昧”,鲁莽,轻率。这里为自谦之词。
(10)躬:本身具有。上智:极高的智慧。独见:独到的见解。
(11)周知:全面了解。
(12)付托:托付、交待。指委任臣下做事。
(13)变置施设:设官分职。变置,指改变前朝的制度而重新设立新制。
(14)当其务:合于当前形势的需要。
(15)驾驭(yù):统率,指挥。
(16)训齐:使人齐心合力。
(17)扦(hàn):同“捍”,抵抗。夷狄:旧时指我国东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这里指北宋时期建立在我国北方和西北方的契丹、西夏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下文“蛮夷”也是同样的意思。
(18)内以平中国:指宋太祖对内平定统一了中原地区。中国,指中原地带。
(19)废强横之藩镇:指宋太祖收回节度使的兵权。唐代在边境和内地设置节度使,镇守一方,总揽军政,称为藩镇。唐玄宗以后至五代时,藩镇强大,经常发生叛乱割据之事。宋太祖有鉴于此,使节度使仅为授予勋戚功臣的荣衔。
(20)躬:亲自。这里与上文“躬”字意思稍有区别。
(21)为天下先:做天下人的表率。
(22)安利元元:使老百姓得到平安和利益。元元,老百姓。
(23)太宗: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在位22年。聪武:聪睿圣武。
(24)真宗:太宗之子赵恒,继太宗后为帝,在位25年。
(25)仁宗:真宗之子赵祯,在位42年。英宗:太宗曾孙、濮王允让之子,继仁宗后为帝,在位不足四年。
(26)逸德:失德。
(27)实备从官:王安石在宋仁宗时曾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是皇帝的侍从官。
(28)施为本末:一切措施的经过和原委。
(29)申鉴:引出借鉴。
(30)伏惟:古人奏札、书信中常用的套语,意为“我暗自考虑”。
(31)仰畏天,俯畏人:上畏天命,下畏人事。意谓说话行事都须十分谨慎。
(32)自然:本性。
(33)诚悫(què):诚恳。
(34)断狱:审理和判决罪案。生:指给犯人留有活路。
(35)恶(wù):厌恨。吏之残扰:指官吏对百姓的残害、扰攘。
(36)弃财于夷狄:指北宋政府每年向契丹和西夏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献币纳绢以求和之事。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北宋政府与契丹讲和,每年需向契丹献币纳绢。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宋又向契丹增加银绢以求和。庆历四年(1044),宋又以献币纳绢的方式向西夏妥协。王安石这里是替宋仁宗的屈服妥协曲为辩解的话。
(37)谏官:执掌劝谏皇帝的官员。御史:执掌纠察百官的官员。
(38)公听并观:多听多看。意即听取了解各方面的意见情况。
(39)偏至之谗:片面的谗言。
(40)因任众人耳目:相信众人的见闻。
(41)拔举疏远:提拔、起用疏远的人。疏远,这里指与皇帝及高官显贵关系不密切但有真实才干的人。
(42)相坐之法:指被推荐的人如果后来失职,推荐人便要受罚的一种法律。
(43)监司之吏:监察州郡的官员。宋朝设置诸路转运使、安抚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四司,兼有监察的责,称为监司。州县:指地方官员。
(44)调发:指征调劳役赋税。
(45)夏人顺服:西夏政权在宋初与宋王朝有磨擦,至仁宗庆历三年,西夏主元昊遣使请和,从此宋、夏间的战事宣告结束。
(46)安逸蕃息:休养生息。蕃:繁殖。
(47)效:结果。
(48)贵戚:皇亲国戚。
(49)左右近习:指皇帝周围亲近的人。
(50)甚于闾巷之人:比平民百姓更加谨慎畏法。
(51)骁(xiāo)雄横猾:指勇猛奸诈的人。
(52)御:统率,管理。
(53)谋变者辄败:凡有阴谋哗变者,很快就被平定。
(54)文籍:账册。
(55)府史:衙门中的书吏。
(56)钩考:查核。
(57)断盗者:一作欺盗,贪污中饱的人。发:被揭发。
(58)流者填道:流亡的人塞满了道路。
(59)死者相枕:尸体枕着尸体。
(60)寇攘(rǎng)者:强盗。得:被抓获。
(61)奸慝(tè):奸邪的事情。
(62)间或见用:有时也会被提拔任用。
(63)监司:各地监察机关。台阁:指执政大臣。
(64)升擢(zhuó):提升。
(65)得人:得到贤才,任人唯贤。
(66)罕:少有。蔽塞:埋没。收举:任用。
(67)升遐(xiá):对皇帝(这里指宋仁宗)死亡的讳称。
(68)号恸(tòng):大声痛哭。
(69)考妣(bǐ):称已死的父母。父为考,母为妣。
(70)累世:世世。因循末俗:沿袭着旧习俗。
(71)女子:指皇宫中的后妃宫女。
(72)出而视事:指临朝料理国政。
(73)有司之细故:官府中琐屑细小的事情。
(74)措之天下:把它实施于天下。
(75)自然之理势:客观形势。
(76)精神之运:主观努力。
(77)名实:名目和实效。
(78)厕:参与。
(79)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宋代科举考试以写作诗赋,背诵经义为主要内容。王安石变法,一度取消诗赋考试。
(80)学校养成之法:指建立州县学,用儒家经典来教育士子。
(81)科名:科举名目,如进士、明经之类。资历:任职年限。叙:排名次序。
(82)课试:考察测试官吏政绩。
(83)转徙:调动官职。亟(qì):频繁。
(84)游谈之众:夸夸其谈的人。
(85)乱真:混作真有才干的人。
(86)交私养望者:私下勾结、猎取声望的人。
(87)独立营职者:不靠别人、勤于职守的人。
(88)排沮(jǔ):排挤、压抑。
(89)偷惰:偷闲懒惰。取容:指讨好、取悦上司。
(90)繇(yáo)役:即徭役,封建社会中为官府无偿劳动的制度
(91)杂于疲老:混杂着年迈力疲之人。
(92)申敕(chì):发布政府的命令。这里引申为告诫、约束的意思。
(93)久其疆埸(yì)之权:让他们(指武将)长期掌握军事指挥权。
(94)宿卫:禁卫军。卒伍:这里指兵痞。
(95)五代:指北宋之前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907—960)。姑息羁(jī)縻(mí):纵容笼络、胡乱收编的意思。
(96)亲疏隆杀(shài)之宜:亲近或疏远、恩宠或冷落的区别原则。
(97)赖非夷狄猖(chāng)炽(chì)之时:幸好赶上不是外敌猖狂进犯的时日
(98)尧、汤水旱之变:相传尧时有九年的水患,商汤时有五年的旱灾。
(99)累(lǚ)圣:累代圣君。这里指上文提到的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诸帝。
(100)躬上圣之质:具备最圣明的资质。
(101)承无穷之绪:继承永久无穷的帝业。绪,传统。
(102)恃:依赖,倚仗。
(103)怠终:轻忽马虎一直拖到最后。意思是最后要酿成大祸。
(104)辄废:轻易地废止。将明之义:语出《诗经·大雅·烝(zhēng)民》,意谓大臣辅佐赞理的职责。将,实行。明,辨明。义,职责。
(105)苟逃:侥幸逃避。讳忌之诛:因触怒天予而受到责罚。
(106)赦:宽恕免罪。
(107)留神:留意,重视。
(108)取进止:这是写给皇帝奏章的套语,意思是我的意见是否妥当、正确,请予裁决。
篇3: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原文及注释
我前些天承蒙陛下问到我朝之所以统治了上百年,天下太平无事的原因。我因为浅薄无知,错蒙皇上询问,由于时间紧迫,不敢长时间留在宫中,话还来不及说完,就告辞退朝。私下想到皇上问到这个问题,是天下的福气,而我却没有一句中肯的话奉献,不是身边官员效忠君主的态度,所以敢于不揣冒昧粗略地说说我的看法。
我想太祖具有极高的智慧独到的见解,详尽地了解各种人物的真伪,指挥任命,一定做到人尽其才,设置变革措施,一定能够符合现实情况。所以能够驾驭将帅,练好兵卒,对外抵抗外族入侵,对内靠他们平定**。于是废除苛捐杂税,禁止酷刑,废除强横的藩镇势力,诛杀贪婪残暴的官吏,自身俭朴,为天下做出了榜样。太祖在制定政策发布命令的时候,一切以百姓能平安、得利为准则。太宗继承了太祖的聪慧勇武,真宗保持了太祖的谦恭仁爱,到了仁宗、英宗,没有丧失道德的地方。这就是所以能够统治上百年,而天下太平的缘故。仁宗做皇上,时间最久。我当时担任侍从官员,所作所为,从头到尾,都是我所亲眼看到的。
我试为陛下陈说其中的几条,陛下详加考虑,选择可取之处,也足以用作今天的借鉴。我想仁宗作为一位君主,对上敬畏天命,对下敬畏人民;宽厚仁爱,谦恭俭朴,出于天性;忠恕诚恳,始终如一。没有随意兴办一项工程,没有随意杀过一个人。审断案件尽量使犯人能够活下来,特别憎恨官吏对百姓的残暴骚扰。宁肯委屈自己输送钱财给辽、夏,却始终不忍心对他们开战。刑罚轻缓而公正,赏赐很重而守信用。采纳谏官、御史的建议,多方面地听取和观察,而不会受到偏见的谗言的蒙蔽;依靠众人的耳闻目睹,选拔举荐关系疏远的人才,且伴随着连坐的法律。从监察官吏到州、县的官员,没有人敢暴虐残酷,擅自增加赋税徭役,来损害老百姓。自从西夏人顺服以后,蛮横的外族就没有大的变化,边境人民的父子夫妇,能够不在战争中死亡,而内地的人民,安定和平繁荣兴旺,一直到今天,这是因为没有随意兴办一项工程,没有错杀一个人,审断案件尽量使犯人能够活下来,而特别憎恨官吏对百姓的残暴、骚扰,宁肯委屈自己输送财物给辽、夏外族,而不忍心对他们开战的结果。王公大臣,皇亲国戚,身边的近臣,没有人敢强横犯法,他们自重谨慎,有的甚至超过平民百姓,这是刑罚轻缓而公正的结果。招募天下骁雄强横奸诈之徒作为士兵,几乎达到百万,没有良将来统帅他们,而阴谋叛乱的人很快就败露;聚集天下的财物,虽然有账册,把这些交给府吏管理,没有贤能的官吏来检查考核,而贪污偷盗的人马上就被揭发出来;水旱灾年,逃荒的人堵塞了道路,尸横遍野,而抢夺财物的强盗立刻就被捕获,这是重赏赐而守信用的结果。王公大臣、皇亲国戚、身边的侍从官吏,没有能大肆作威作福,到处钻营受贿,一有奸邪不法的事,随即就报告到上面;贪婪奸邪强横狡猾之徒,即使偶尔被任用,不能够长久的。这是采纳谏官、御史的建议,广泛地听取观看,而不会受到偏见的谗言所蒙蔽的结果。从县令、京官,到监司、台阁,提拔任用,虽然不能全部称职,然而,闻名一时的所谓有才能的人,也很少有埋没不被任用的。这是依靠众人的耳闻目睹,选拔推荐关系疏远的人才而伴随着连坐之法的结果。驾崩的那一天,天下的人民放声痛哭,如同死去父母,这是宽厚仁爱谦恭俭朴,出于本性,忠恕诚恳,始终如一的结果。
但是,本朝几代墨守衰风颓俗的弊病,却没有皇亲国戚和诸位臣子议论它。和皇上朝夕相处的,不过是宦官宫女,出来处理政事,又不过是有关部门的琐事,没有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那样,和学士、大夫们讨论先王治理国家的方法,把它实施到天下。一切听任自然趋势,而主观努力却有所不够,名义和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没有加以考察。君子并不是不被容纳,但小人也能够混进来。正确的论断并不是不被采纳,然而不正确的怪论也有时候被采用。凭着写诗作赋博闻强记选拔天下的士人,而没有学校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以科名贵贱资历深浅排列在朝中的官位,而没有官吏考核实绩的制度。监司部门没有设置检查的人,守将不是选拔上来的贤臣,频繁地调动迁官,既难于考核实绩,而夸夸其谈的人,因而能够乱真。结党营私,猎取名望的人,大多数得到了显要的职务,靠自己才能奉公守职的人,也无法显示出和庸人的不同。农民受到了徭役的牵累,没有看到特别的救济抚恤,又不为他们设置官员,兴修农田水利;士兵中混杂着老弱病员,没有加以告诫整顿,又不替他们选拔将领,让他们长久地掌握守边任务。保卫都城收罗的是些兵痞无赖,没有改变五代的纵容、笼络的`坏习惯;皇室中没有教导训练、选拔推荐之实,因而不能符合先王亲近疏远、升官、降职的原则。至于管理财政,基本上没有法度,所以虽然皇上俭朴节约而人民却不富足,虽然操心勤勉而国家却不强大。幸赖不是夷狄昌盛的时候,又没有尧、汤时代水涝旱灾的特殊情况,所以天下无事,超过百年。虽然是人努力的结果,也靠了天的帮助。原因是几代圣君相传,对上敬畏天命,对下敬畏人民,宽厚仁爱谦恭俭朴,忠恕诚恳,这是他们之所以获得上天帮助的缘故。
我想陛下身具最为圣明的资质,继承无穷无尽的帝业,知道不能长久地依靠上天的帮助,知道人事不能始终懈怠下去,那么大有作为的时候,正在今天。我不敢随便放弃臣子应尽的职责,而只顾躲避独犯忌讳所遭到的惩罚。恳请陛下宽恕我并留神我的话,那就是天下人的福气了。恰当与否,请陛下裁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创作背景:
此文作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作者四十八岁,年初任翰林学士,四月,神宗诏王安石进京,越级与神宗直接对答。宋神宗赵项二十一岁继承皇位,和仁宗、英宗相比,他是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因而继位不久,便从江宁将王安石诏回。据《宋史·王安石传》: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所治为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日:“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帝日:“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政,庶同济此道。”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载宋神宗询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的问题,面对神宗的频频垂询,于是王安石写了这篇文章。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分析:
本文作于熙宁元年(1068),是王安石从当时北宋王朝积弱积贫的实际出发,为神宗总结历史经验、阐明变法主张的一篇精心之作,也是他政论文的代表之作。
文章分两部分,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文章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语言方面,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镪有力。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赏析: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作者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今属江西抚州)人。庆历进士。初知鄞县,嘉祜三年(1058)上万言书,主张改革政治。熙宁二年(1069),被任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推行新法,遭到反对。熙宁七年辞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辞.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荆国公,世称“荆公”。卒谥文。散文雄健峭拔,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遒劲清新,其词风格高峻。著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
篇4:《吴子使札来聘》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
《吴子使札来聘》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
作品简介
《吴子使札来聘》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吴国派公子札访问鲁国,《左传》对经过情形有详细记载。当时的吴王馀祭是公子札的二哥。吴国在公子札的父亲寿梦就位时(公元前585年)就已称王。但中原诸国还是视吴国为蛮夷之邦,《春秋》记事称之为“吴子”,“子”的爵位在公、侯、伯之下,所以实际上是贬称。而《公羊传》出于“诸夏”的民族偏见和地域偏见,甚至否认吴国“有君、有大夫”,对《春秋》记事用语理解为抬高了吴国的地位。本文就是《公羊传》解释《春秋》为什么用“吴子”肯定吴国“有君”,用“聘”肯定吴国“有大夫”的。全文层层设问,步步深入,以事实说明公子札的贤、仁、深明大义,使吴国在诸夏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作品原文
“吴子使札来聘(1)。”
吴无君,无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贤季子也(2)。何贤乎季子?让国也(3)。其让国奈何?谒也(4),馀祭也(5),夷昧也(6),与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爱之,同欲立之以为君。谒曰:“今若是迮而与季子国(7),季子犹不受也。请无与子而与弟,弟兄迭为君,而致国乎季子。”皆曰诺。故诸为君者皆轻死为勇,饮食必祝,曰:“天苟有吴国,尚速有悔于予身(8)。”故谒也死(9),馀祭也立。馀祭也死(10),夷昧也立。夷昧也死(11),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12)。僚者长庶也(13),即之。季之使而反,至而君之尔。阖庐曰(14):“先君之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故也。将从先君之命与,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如不从先君之命与子,我宜当立者也。僚恶得为君?”于是使专诸刺僚(15),而致国乎季子(16)。季子不受,曰:“尔杀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去之延陵(17),终身不入吴国。故君子以其不受为义,以其不杀为仁,贤季子。则吴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为臣,则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吴季子之名也。春秋贤者不名(18),此何以名?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也(19)。季子者,所贤也,曷为不足乎季子?许人臣者必使臣,许人子者必使子也。
(注:该文出自《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公羊传》。)
词句注释
(1)“吴子使札来聘”:这句话是该文引用的《春秋》里的句子。
聘:古代诸侯国之间派使者相问的一种礼节。使者代表国君,他的身分应是卿;“小聘”则派大夫。
(2)贤:用作以动词。
季子:公子札是吴王寿梦的小儿子,古以伯、仲、叔、季排行,因此以“季子”为字。《史记》称他“季札”。
(3)让国:辞让国君之位。据《史记·吴世家》记载,寿梦生前就想立季札,季札力辞,才立长子诸樊(即谒)。寿梦死后,诸樊又让位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止。
(4)谒:寿梦长子,一作“遏”,号诸樊。《春秋》经写作“吴子遏”,《左传》、《史记》称“诸樊”。
(5)馀祭:寿梦次子,《左传》记其名一作“戴吴”,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作“余蔡”。
(6)夷昧:寿梦三子。《左传》作“夷末”,《史记》作“馀昧”。
(7)迮(zé,又读zuò):仓促。
(8)尚:佑助。
悔:咎,灾祸,这里指亡故。
(9)谒也死:谒在位十三年,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在伐楚战争中,中冷箭死于巢(今安徽巢县)。
(10)馀祭也死:馀祭在位四年(《史记》误作十七年),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在视察战船时被看守战船的越国俘虏行刺身亡。
(11)夷昧也死:夷昧在位十七年(《史记》误作四年),前527年(鲁昭公十五年)卒。
(12)使而亡:出使在外。《史记·吴世家》所记与此不同:“王馀眛卒,季札让,逃去。”认为季札是为让位而逃走的。
(13)僚:《公羊传》这里说他是“长庶”,即吴王寿梦妾所生的长子,季札的异母兄。《史记·吴世家》则说他是“王馀眛之子”。以《公羊传》为是。
(14)阖庐(lǘ):公子光即吴王位后的号,《史记》说他是诸樊之子,《世本》说他是夷昧之子。
(15)专诸:伍子胥为公子光找到的勇士,前5(吴王僚十三年)四月,公子光请王僚喝酒,使专诸藏匕首于炙鱼之中,进食时取出匕首刺王僚胸而杀之。
(16)致国乎季子:把王位给季札。《史记·吴世家》谓阖庐刺杀王僚后即承吴王位,无让国于季札之意。
(17)延陵:春秋吴邑,今江苏常州。季札食邑于此,所以又号“延陵季子”。
(18)不名:不直称名。古人生三月取名,年二十行冠礼,另取字。对人表示尊敬,就称其字而不称名。
(19)不一而足:不因为一事一物就认为够条件了。与今义不同。
原文
吴无君,无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贤季子也。何贤乎季子?让国也。其让国奈何?谒也,馀祭也,夷昧也,与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爱之,同欲立之以为君。谒曰:“今若是迮而与季子国,季子犹不受也。请无与子而与弟,弟兄迭为君,而致国乎季子。”皆曰诺。故诸为君者皆轻死为勇,饮食必祝,曰:“天苟有吴国,尚速有悔于予身。”故谒也死,馀祭也立。馀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长庶也,即之。季之使而反,至而君之尔。阖庐曰:“先君之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故也。将从先君之命与,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如不从先君之命与子,我宜当立者也。僚恶得为君?”于是使专诸刺僚,而致国乎季子。季子不受,曰:“尔杀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故君子以其不受为义,以其不杀为仁,贤季子。则吴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为臣,则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吴季子之名也。春秋贤者不名,此何以名?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季子者,所贤也,曷为不足乎季子?许人臣者必使臣,许人子者必使子也。
白话译文
“吴子派札来(鲁国)访问。”
吴国本无所谓国君,无所谓大夫,这则记载为什么承认它有国君,有大夫呢?为了表明季子的贤啊。季子贤在哪里呢?辞让国君的位置啊。他辞让君位是怎么一回事呢?谒、馀祭、夷昧跟季子是一母所生的四兄弟,季子年幼而有才干,兄长们都爱他,一起想立他做国君。谒说:“现在如果就这样仓促地把君位给他,季子还是不接受的。我愿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弟弟,由弟弟依次接替哥哥做国君,最后把君位传给季子。”馀祭、夷昧都说行。所以几个哥哥在位时都勇敢不怕死,每次就餐必定祈祷,说:“上天如果让吴国存在下去,就保祐我们早点遭难吧。”所以谒死了,馀祭做国君。馀祭死了,夷昧做国君。夷昧死了,国君的位置应当属于季子了。季子出使在外,僚是寿梦的庶长子,就即位了。季子出访回国,一到就把僚当作国君。阖闾说:“先君所以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弟弟,都是为了季子的缘故。要是遵照先君的遗嘱呢,那么国君应该季子来做;要是不照先君的遗嘱呢,那么我该是国君。僚怎么能做国君呢?”于是派专诸刺杀僚,而把国家交给季子。季子不接受,说:“你杀了我的.国君,我受了你给予的君位,这样我变成跟你一起篡位了。你杀了我哥哥,我又杀你,这样父子兄弟相残杀,一辈子没完没了了。”就离开国都到了延陵,终身不入吴国宫廷。所以君子以他的不受君位为义,以他的反对互相残杀为仁,称许季子的贤德。
那么吴国为什么有国君,有大夫呢?既承认季子是臣,就应该有君啊。札是什么呢?吴季子的名啊。《春秋》对贤者不直称其名,这则记载为什么称名呢?认可夷狄,不能只凭一事一物就认为够条件了。季子是被认为贤的,为什么季子还不够条件呢?认可做人臣子的,一定要使他像个臣子;认可做人儿子的,一定要使他像个儿子。(言外之意是:季子是夷狄之邦的臣子,是夷狄之王的儿子,就要在用语遣词上显示出这一点来。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
创作背景
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派公子札访问鲁国,《左传》对经过情形有详细记载。当时的吴王馀祭是公子札的二哥。吴国在公子札的父亲寿梦就位时(前585年)就已称王。但中原诸国还是视吴国为蛮夷之邦,《春秋》记事称之为“吴子”,“子”的爵位在公、侯、伯之下,所以实际上是贬称。而《公羊传》出于“诸夏”的民族偏见和地域偏见,甚至否认吴国“有君、有大夫”,对《春秋》记事用语理解为抬高了吴国的地位。
作品赏析
这篇文章是《春秋公羊传》解释《春秋》为什么用“吴子”肯定吴国“有君”,用“聘”肯定吴国“有大夫”的。全文层层设问,步步深入,以事实说明公子札的贤、仁、深明大义,正是他使吴国在诸夏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作者简介
公羊高,战国时期齐国人,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他是《春秋公羊传》的始作者,这本书作为家学,世代相传至玄孙公羊寿。汉景帝时,公羊寿与齐人胡母子都合作,方才将《春秋公羊传》定稿“著于竹帛”。所以《公羊传》的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笼统地称之为“公羊子”,颜师古说是公羊高,《四库全书总目》则署作汉公羊寿。
篇5:王安石论原文及翻译注释
关于王安石论原文及翻译注释
王安石以新法佐宋神宗治天下,而是非相乘,卒至于乱。说者谓靖康、建炎之祸,皆由所为,故追论之,若其奸有浮于章惇、蔡京者。嘻,此曲士之论也。
说者曰:祖宗之法,不当变也。夫祖宗之法,诚不当变。然宋之祖宗,与三代之君何如?以三代之法,不能无弊,而有忠、质、文之变。宋之祖宗,岂有万世不变之法哉?且庆历之初,杜、范诸公已有欲变之者矣。后此又数十年,弊当更甚。当时如吕正献、苏文忠辈,亦尝欲变之矣。向使安石能待其学之既成,而后出图天下之事,视其可变者变之,不可变者因之,有功则已不尸,无功则又集天下之公议,精思而熟讲之,安见变法之非至理哉?而惜其不能待,故无成也。呜呼,成败岂足论人哉!
说者又曰:志太高也。夫以汉文帝、唐太宗为不足法,而望其君为尧、舜,诚高矣。夫人臣事君而不举其至高者以为责,岂忠乎?且尧、舜之政,亦未尝不可行也。天地所留,方策所布,神而明之责在后人。向使诸君子不以天下马安石一人之天下,而虚衷和气,相与于成,尧舜岂不可复见哉?乃安石以躁成其愤,而诸君子亦以愤成其偏。安石诚有罪于诸君子,而诸君子亦不能告无过于安石也。
说者又曰:听用非人也。夫以当世元臣故老、正士贤人,皆环向而立,而无一人之助,小人遂乘其孤而阴用之,岂安石之心哉?程子曰:“新法之行,我辈有以激之。”洵定论也。
然则宜何等乎?曰:安石有治天下之才,而未知治天下之道;虽有乱天下之迹,而实无乱天下之心。诸君子特以其据位之久,得君之专,而史意气高远,议论谲肆,虽竭天下之才智以攻之而不能摧,辩之而不能屈,故积其攻之辩之之气以出于正,而元祜之诛求;又积其不能摧不能屈之气以出于邪,而为绍圣之报复:宋之为宋不支矣。呜呼!此岂一人之罪哉!
吾常见范增之事项籍,不用而愤惋以死,谓其弊在居家好奇计耳。霍光之受天任也,不学无术,后世讥之。夫计与术,皆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人以为奇,我以为常,乃善耳。术者,亦必本乎学也。苟无其学,斯无其术。安石虽非不学之流,而实有好奇之志,故亦适成其无术耳。然则安石者,乃范增、霍光之等也,若章惇、蔡京,小人之尤,岂其伦哉?
吾不忍以安石之贤而见诬如此,故为一言。
【翻译】
王安石用新的政策辅佐宋神宗治理国家,可是赞成和反对的声浪交加,最终导致国家大乱。(后世的)评论者说靖康年(北宋灭亡)和建炎年(南宋初)国家的祸乱都是根源于王安石的变法所为,所以就追溯批评他,仿佛他的奸恶都超过了章惇和蔡京.咳!这是寡闻浅见者的说法呀。
《易经》上说“潜藏于深潭的龙还不能发挥大的作用”,孔子解释说“它隐藏着而没有显现出来,可以做事但还不能做成功,因此在这样的阶段君子不会大有作为。”(代表君子品格的)“龙德”是喜欢有所作为的,但是不能成功就不可以去做,因为(勉强去做)就一定会做的过分。大概王安石的过失就是不成熟就硬去干,结果过犹不及。然而不能说王安石不是君子呀。批评他的人说:祖宗的法度不应当改变。
祖宗的法度(如果好),确实不该改变。可是宋代的祖宗与夏商周三代的君主相比如何呢?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的法度,也不能没有弊病,夏代讲诚信,商代变为重质朴,周代再变为尚礼仪。(三代政治也有变化)宋代的祖宗难道会有万世不变法度吗?况且在宋仁宗庆历年之初,杜衍、范仲淹等先辈已经提到应该改变的地方了。在此以后又过了几十年,弊病一定比杜范那时更严重了,当时如(批评王安石变法的)吕公著、苏轼等人也曾想要做些改变。假使王安石能等到他学识完成然后出来谋划天下大事,看那些可以改变的地方就改变,还不能改变的地方就暂且照旧。有了成功自己不居功,不成功就聚集天下公道议论,精心思考并且反复说明,(如果这样)怎么见得变法不是最好的.治国之道呢?遗憾的是他不能再等一等,所以他没有成功。批评者又说:王安石的志向太高了,(不切合实际)
认为汉文帝和唐太宗不值得效法,而希望他的君主成为尧舜,志向确实高了。(可是)臣子侍奉皇上不举出最高的标准作为自己的责任,难道是忠臣吗?况且尧舜的政治(虽然难以达到)也并不是不可以实行的。(尧舜)在天地间所留下的辉煌的成就,在书籍中所记载传布的功勋业绩,而真正心领神会明白其妙处,责任在于后人。如果诸位君子不把天下看作是王安石一人的天下,而是虚心和气处事,共同把事情做成,尧舜之治难道不可以复见吗?可是王安石因为急躁而造成他们的愤怒,而诸位君子也因为愤怒而使得王安石更偏狭。王安石确实对诸位君子有罪过,可诸位君子也不能说对王安石没有罪过。批评者还说:王安石听信任用的不是正当的人。
因为当时的朝中的重臣老臣、社会的正人贤才,都远离退后,没有一个人上去协助王安石,小人于是趁着他孤立无援的机会就暗地里被任用了,这难道是王安石的本意吗?程子说:“新法的实行,有我们这些人刺激的原因。”这话确实是说得很中肯。既然如此,那么应该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呢?
我认为:王安石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可是他不知道治理天下的根本理念;他看起来虽然有搞乱天下的行事,可是确实不是出于搞乱天下的本心。诸位君子只是因为他占据权位的时间长,还得到皇上的专一信任,又加上他本人意态风度超凡,议论风发奇特,即使竭尽天下的所有才智来攻击他也不能摧毁他,来与他辩论也不能使他屈服。所以聚积起攻击他和批驳他的那些义愤,出于正人君子,就成为元祐年(对新法的)批评和否定;又一方面聚积起不能被摧毁和被屈服的气力出于邪恶小人,就成为绍圣年(对旧党的)报复:宋朝作为一个朝代就支持不下去了。呜呼,这难道是一个人的罪过吗?
我曾经看到范增辅佐项羽,因为不被信用而愤恨死去,我认为范增的问题在于(史书上记载的)他在家里的时候专门喜欢奇特的诡计。霍光身受朝廷的大任,却不学无术,被后人讥讽。奇计与权术,都是不得已而用的东西。(对计谋来说)别人认为是奇特,而我出自平常,这样的计谋才是好的计谋.如果每个计谋都追求出奇,怎么能有成功呢?至于说到成熟的治国之道,只在于没有欺骗,偶尔出于权术。(即使如此)权术也是出自于真才实学的。如果没有那样的学识,也就不会有那样的权术。王安石虽然不是不学无术的人,可是确实有追求奇功的想法,所以也就恰好造成他没有治国之术了。虽然如此,王安石乃是范增、霍光一类的历史人物,像章惇、蔡京,只是小人中最差的人,怎么会是王安石的同类呢?
我不忍心看着凭王安石的贤才而被人们如此诬蔑,所以写了上面一段文字。
篇6:王安石待客的原文及注释
王安石待客的原文及注释
文言文《王安石待客》选自初中文言文大全,其古诗原文如下:
【原文】
王安石在相位,子妇之亲萧氏子至京师,因谒公,公约之饭。翌日,萧氏子盛服而往,意为公必盛馔。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饼两枚,次供猪脔数四,顷即供饭,傍置菜羹而已。萧氏子颇娇纵,不复下箸,惟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
【注释】
(1)子妇之亲:儿媳妇家的亲戚。
(2)至:到,往。
(3)京师:京城,都城
(4)因:于是
(5)谒:拜见。
(6)饭:饭食。
(7)翌日:第二天。
(8)馔(zhuàn):饭食
(9)去:离开。
(10)方:才。
(11)果蔬:泛指菜肴。
(12)具:准备。
(13)其人:指萧氏之子。
(14)心怪之:感到奇怪
(15)酒三行:指喝了几杯酒。
(16)脔(luán):切成块的肉。
(17)置:放、摆。
(18)而已:罢了。
(19)颇:很,十分。
(20)复:再。
(21)箸:筷子。
(22)啖(dàn):吃。
(23)旁:旁边,身旁。
(24)公:代词,指王安石。
(25)食:吃。
(26)之:代词,指胡饼。
(27)甚:很,非常,表示程度深。
(28)之:代词,代指萧氏子。
(29)而:转接,意思为“但”。
(30)顷:一会儿。
(31)而已:罢了。
(32)在:担任。
(33)盛服:穿着华丽的服装。
(34) 怪:奇怪。
(36) 约:请。
(37)意:以为 。
(38)惟:只
(39)相:宰相
(40)纵:惯养
(41)退:回来
(42)意:认为
(43)愧:羞愧
(44)盛:丰盛
【翻译】
王安石在担任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萧氏的儿子到达京城,于是去拜见王安石,王安石请他一起吃饭。第二天,萧氏的儿子穿着华丽的衣服前往,以为王安石一定会准备好丰盛的食物(来款待他)。过了中午,萧氏的儿子觉得十分饥饿,但又不敢离开。又过了很久,王安石才让他坐下。果品蔬菜类的'菜都没有准备,萧氏的儿子心里对王安石的做法感到奇怪。他们喝了几杯酒,先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切成块的肉。一会儿就上饭了,一旁安置着菜汤罢了。萧氏的儿子很骄傲放纵,不再动筷子,只吃了胡饼中间的一小部分,把四边都留下。王安石拿过来自己吃了,萧氏的儿子十分羞愧地回去了。
篇7:《同学别子固》王安石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
《同学一首别子固》王安石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
作品简介《同学一首别子固》作者王安石(1021年-1086年),该文是作者在青年时期所写的赠别之作,文中没有世俗常见的惜别留念之情。表达了作者想和友人建立共同进步的君子之谊。文章笔法紧凑,开合有度,清人金圣评曰:“此为瘦笔,而中甚腴。”
作品原文
同学一首别子固⑴
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⑵。淮之南有贤人焉,字正之⑶,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贤人者,足未尝相过也⑷,口未尝相语也⑸,辞币未尝相接也⑹。其师若友⑺,岂尽同哉?予考其言行⑻,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学圣人而已矣。”学圣人,则其师若友,必学圣人者。圣人之言行,岂有二哉?其相似也适然⑼。
予在淮南,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还江南,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为然。予又知所谓贤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怀友》一首遗予⑽,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⑾。正之盖亦常云尔。夫安驱徐行⑿,轥中庸之庭⒀,而造于其堂⒁,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⒂,亦愿从事于左右焉尔。辅而进之,其可也。
噫!官有守⒃,私有系⒄,会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⒅,且相慰云。
作品注释
⑴同学:共同学习圣人之道。一首:一篇。子固: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汉族,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著有《元丰类稿》
⑵慕而友:慕:仰慕。友:与之交朋友,动词。
⑶正之::孙侔,字正之,一字少述。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早年丧父,事母至孝。多次被人推荐,曾授校书郎扬州州学教授。
⑷相过:拜访,交往。过:访问。
⑸相语:交谈。
⑹辞:这里指书信往来。币:帛,丝织品,这里指礼品。
⑺若:和,与。
⑻考:考察、观察。
⑼适然:理所当然的事情。
⑽《怀友》:原文见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其文云:“因介卿(即介甫)官于扬,予穷居极南······为作《怀友》书两通,一自藏,一纳介卿家。”遗:赠送。
⑾大略:大体上。扳:同“攀”,援引。至乎中庸:语本曾巩《怀友》“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中庸:儒家奉行的道德标准,认为不偏为中,不变为庸,即不偏不倚,循常守旧。
⑿安驱:稳稳当当地驾车。
⒀轥:车轮碾过。
⒁造于:到达。《论语·先进》:“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⒂昔:昔日。
⒃守:职守,工作岗位。
⒄私:私人。系:牵系,系念。
⒅警:警策,勉励。李商隐《蝉》:“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原文
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贤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贤人者,足未尝相过也,口未尝相语也,辞币未尝相接也。其师若友,岂尽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学圣人而已矣。学圣人,则其师若友,必学圣人者。圣人之言行岂有二哉?其相似也适然。
予在淮南,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还江南,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为然。予又知所谓贤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怀友》一首遗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正之盖亦常云尔。夫安驱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于其室,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愿从事于左右焉尔。辅而进之,其可也。
噫!官有守,私系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作品译文
译文一
江南有一位贤人,字子固,他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种贤人,我敬慕他,并和他交朋友。淮南有一位贤人,字正之,他也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种贤人,我敬慕他,也和他交朋友。这两位贤人,不曾互相往来,不曾互相交谈,也没有互相赠送过礼品。他们的老师和朋友,难道都是相同的吗?我注意考察他们的言行,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竟是多么少呀!应该说,这是他们学习圣人的结果。学习圣人,那么他们的老师和朋友,也必定是学习圣人的人。圣人的言行难道会有两样的吗?他们的相似就是必然的了。
我在淮南,向正之提起子固,正之不怀疑我的话。回到江南,向子固提起正之,子固也很相信我的话。于是我知道被人们认为是贤人的人,他们的言行既相似,又互相信任而不猜疑。
子固写了一篇《怀友》赠给我,其大意是希望互相帮助,以便达到中庸的标准才肯罢休。正之也经常这样说过。驾着车子稳步前进,辗过中庸的门庭而进入内室,除了这两位贤人还能有谁呢?我过去不敢肯定自己有可能达到中庸的境地,但也愿意跟在他们左右奔走。在他们的帮助下前进,大概能够达到目的。
唉!做官的各有自己的职守,由于个人私事的牵挂,我们之间不能经常相聚,作《同学一首别子固》,用来互相告诫,并且互相慰勉。
译文二
长江之南有一位贤人,字子固(曾巩字子固),他不是当今世俗所称道的贤人,我敬慕他,和他交为朋友。淮河之南有一位贤人,字正之(孙侔字正之),他不是当今世俗所称道的贤人,我敬慕他,和他交为朋友。二位贤人,从未互相交往过,从未互相交谈过,从未互相赠过钱物,他们的老师和朋友难道都是相同的吗?我考察他们的言语行为,不相似的地方是何等少啊!我说,这恐怕是他们都向圣人学习的结果吧!他们学习圣人,那么他们的老师、朋友也一定是向圣人学习的了。圣人的言语行为难道会有两种样子吗?所以,他们二人的相似也是必然的了。
我在淮河之南,向正之谈及子固,正之不怀疑我说的话;回到长江之南,向子固谈及正之,子固也认为我说的话确实。因此,我又知道了所谓的圣贤之人,既很相似又相互信任,从不猜疑。
子固做了一首《怀友》诗送给我。意思大概是希望我们能相互勉励,一直到达中庸的境界才罢休。正之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驾着车子安稳行进,通过中庸的门庭而到达内室,除这二位贤人还会有谁呢?我过去不敢肯定自己一定会达到这种境界,不过也愿意跟在他们的左右努力去做,通过他们的帮助使我进入这种境界应该是可能的.。
唉!官有自己的职守,私下又有别的事牵累,我们的聚会不可能是经常的,因此,我作了一篇《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互警策,并相互劝勉。
译文三
长江的南面有一位贤人,表字子固,不是现在所说的一般贤人,我敬仰他,和他交友。淮河的南面有一位贤人,表字正之,也不是现在所说的一般贤人,我也敬仰他,和他交友。
这两位贤人,脚不曾相互来住,嘴也不曾相互讲话,书信和礼物也不曾接受过。他们的老师或朋友,难道完全相同吗?我考察他们的言论和行为,那些不相似的地方多么少啊!说:学习圣人罢了。学习圣人,那么他们的老师或朋友,必定是学习圣人的。圣人的言论和行为,难道会有两样吗?他们的相似也是恰好的。
我在淮南,向正之称道子固,正之对我不怀疑。我回到江南,向子固称道正之,子固也以为对的。我又知道所说的贤人,既是相似的又是互相信任和深信不疑的。子固作《怀友》一首诗赠送我,这首诗的大致意思是希望互相帮助,拉着我以至于到达中庸的境界罢了。正之大概也曾经这样讲过。
安稳地前进,慢慢地行走,车轮碾过中庸之道的庭上,就进入他的家,舍弃这两位贤人还有谁呢?我过去不敢自信必定能达到的,今天也愿意在你们左右干,帮助我进家恐怕就可以了。
唉!官员有职守,私家有牵扯,我们会合不能够经常啊!因此写作《同学》一首向子固告别,来互相警诫,并且互相安慰。
曾巩(字)子固
作品评析
《同学一首别子固》是王安石在青年时期所写的一篇赠别之作,虽然是赠别的,但是却没有世俗常见的惜别留念之情。文章明着写的只有两个人,但实际上却有三个人:曾巩、孙侔两人虽然平时没有来往,却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都相互信任。文中指出这正是“学圣人”的共同之处,同时还表达了作者想和两人建立共同进步、相互勉励、相互鞭策的君子之谊,早点达到圣贤倡导的最高境界。
《同学一首别子固》开篇简约地介绍了二贤人曾巩和孙侔;中间叙述曾巩和孙侔虽然素不相互交往,但是都学圣人,所以能相似,又相信不疑,彼此勉励,“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最后说明回赠“同学一首别子固”的意图,是为了互相告诫和互相慰勉。此文感情真挚,言简意赅,层次分明,采用陪衬手法,以孙侔陪衬曾巩,则更加突出了曾巩,同时又把自己的看法融入其中,使之互相映衬,令人回味无穷。
《同学一首别子固》笔法紧凑,开合有度,清人金圣非常欣赏此文,评曰:“此为瘦笔,而中甚腴。”
作者简介
王安石(1021年—1086年5月21日),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字介甫,官至宰相,主张改革变法。晚号半山。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他一生写了不少深刻反映人民疾苦和社会问题的作品。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有的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有的风格雄健峭拔,修辞凝练,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对后来宋诗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名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1042年(庆历二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1067年(治平四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1069年(熙宁二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为“唐宋八大家”。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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