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国际比较与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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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国际比较与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国际比较与中国经济增长
一、技术进步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随着经济发展，新的生产方式逐渐取代了旧的生产方式，技术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之中。在20世纪初，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增加劳动、资本、设备以及原材料的投入，技术进步的作用仅占5％～20％。表1反映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末世界主要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可以看出当时经济远远低于1990年的水平。而今，各发达国家多以集约型增长取代了粗放型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作用上升为60％～80％。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生革命性改变（见表2）。
表1 二战前世界主要国家的劳动生产率 单位：1990年为100
附图
资料来源：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李德伟，盖建玲译，改革出版社，。
表2 新技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王宪磊，《全球“新经济”的.发展》。
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上半期技术实力情况中，美国的技术开发能力最强，相对应的技术实力也最强；60年代下半期西德的技术开发能力排名第二，其技术实力也居第二位；英国和法国的技术开发能力位居第三，技术实力分别为第三、第四；日本技术开发能力为第五，技术实力也在第五位。随后日本由于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开发能力水平，其技术实力相应得到提高（见表3）。可以得出结论：国家的技术实力与其技术开发能力相对应，技术开发能力决定了一国的技术实力水平，从而决定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表3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技术实力与技术开发能力指数比较
附图
资料来源：李京文、方汉中主编，《国际技术经济比较》，中国社会出版社。
二、发达国家出口结构中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一）美国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世界经济增长方式演进的方向。根据美国出口产品中高科技产品出口的统计数据，所描绘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出口总额百分比与GDP增长率拟合图（见图1），可以清楚地看到，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曲线与GDP增长率移动平衡趋势线，在长期增长过程中是吻合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与GDP增长率呈正相关的关系。技术通过出口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二）日本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战后日本经济不断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恢复，但实际GDP增长率则在长期中呈下降的趋势（见图2），其经济增长的三个阶段：“高度增长期”，即1956～197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10％；“稳定成长期”，即1975～1990年是4％；“低速增长期”，即1992～降为1％。通过将实际GDP增长率分解为资本、劳动的投入量对全要素生产力（TFP）的贡献份额，对决定经济增长因素进行研究和分析。
附图
图1 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工业出口百分比与GDP增长率拟合图
附图
图2 1961-19日本实际GDP增长率
附图
图3 影响日本实际GDP增长率的主要因素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的绝大部分靠资本和TFP的贡献份额来说明，劳动投入量的变化几乎可以忽略。而其中TFP贡献是实际GDP增长的决定性因素，TFP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动。如：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期，TFP贡献占GDP增长的比重为33.3％，而在稳定成长期为19.2％，在平成不景气期为0。因此，日本经济增长发挥主要贡献的诸因素中，技术进步是关键因素。
对日本高科技产品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作类似研究。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出口总额百分比与GDP增长率拟合图（见图4），同样说明了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曲线与GDP增长率移动平衡趋势线，在长期上大致吻合，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与GDP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
附图
图4 日本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工业出口百分比与GDP增长率拟合图
（三）英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英国经济增长平缓，1988～GDP年均增长率为2％，
[1] [2] [3]
篇2：就业、投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就业、投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测度了河南省各时期劳动、资本、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了河南省1988～1992、1993～各产业的.就业--产出弹性和就业--资本增量比值,进而提出了加速河南省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4点建议.表7,参7.
作 者：董奋义 应纪来 李炳军 朱永达 刘思峰 Dong Fenyi Ying Jilai Li Bingjun Zhu Yongda Liu Sifeng 作者单位：河南农业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郑州,450002 刊 名：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 ISTIC英文刊名：SYSTEM SCIENCES AND COMPREHENSIVE STUDIES IN AGRICULTURE 年，卷(期)： 16(3) 分类号：F3 关键词：就业 投资 技术进步 就业--产出弹性 就业--资本增量比值篇3：技术路径与中国经济增长
技术路径与中国经济增长
在实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为创造某些产业的比较优势，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干预产业资源配置的产业政策。1989年中国正式公布了第一套产业政策。政府的五年规划也强调发展以若干高科技和高资本投资为特征的支柱产业，外资引进和对外贸易表现出明显的产业选择性。从开放条件下提升国家竞争力的角度来理解，这样的产业政策导向下的外资引进和对外贸易体现了政府期望通过开放来带动产业技术的升级，发展若干支柱产业，形成适合本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组织结构，努力缩短加入全球“核心”技术竞争的时间，避免在技术的“边缘”上滞留的风险，并努力促成部分高新技术的跨越，实现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构思。在开放条件下，要通过技术来提升国家竞争力，并以此推动经济增长就表现在：有导向的外资引进能够促进企业技术的进步，对外贸易应尽可能地获得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并生产有技术含量的贸易品。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资本存量、知识与技术的综合体，是开放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FDI流入，一方面可以加速国内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可以带来技术转移并加速中国产业技术的升级。FDI能够通过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引进、人才的培训、经营管理技术的扩散、国际市场的开拓，以及通过从本地供应商采购原材料等途径来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并以此提升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这一点已被一些研究所证实。[1]
对外贸易是开放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种重要形式。中国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引进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来推动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2]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的资本品可促进要素累积，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企业可通过对外贸易取得贸易诱发的“干中学”[3]效果。当中国与发达国家或地区成为贸易伙伴时，中国的企业就必须生产出符合发达国家或地区所要求的高品质产品。学习先进技术的压力会促使企业获得尽可能好的“干中学”效果，来促进企业技术的进步。同时，FDI和对外贸易所导致的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会迫使国内企业去进行自身的研发、技术创新，或通过企业外部学习（如各种形式的战略联盟）来维持并改善自己的市场生存条件，提高企业业绩，推动经济的增长。
因此，FDI的引进和对外贸易的扩大及由此而来的竞争压力所导致的国内企业技术引进和创新是本文探讨中国开放条件下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本内容。
一、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产业、技术和业绩
（一）FDI的来源、产业与技术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资利用和FDI表现出显著的递增趋势（见图1），1979年至实际利用外资额为5684.07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额为3935.12亿美元。从趋势上看，1979年至1983年中国的利用外资额为144.38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只有18.02亿美元，而到20，中国利用外资达到496.72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额为468.78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
附图
图1 中国外资利用和FDI趋势：1979年至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的外资来源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从表1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外资利用主要来源于亚洲地区的“四小龙”，其中以香港为首（2001年中国内地来自中国香港地区的FDI占当年FDI总额的35.66％）。欧洲主要来自英国和德国，北美洲主要来自美国。2001年来自这三个洲的FDI占中国FDI当年总计的83.61％。尽管近些年来，来自欧洲和北美洲发达国家的FDI的比重有所上升，但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亚洲“四小龙”仍然是中国引进FDI最重要的国家和地区。
表1 中国FDI的来源国家和地区占总FDI的比重（％）
附图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统计而来。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首先表现为资本要素的累积。《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的统计数据表明，FDI已成为中国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比例上看，1981年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8％，达到最高，为11.8％。后有所下降，为9.1％，降为5.1％，2001年进一步下降为4.6％。从数量上看，在198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来源于FDI的只有36.36亿元，19达到2746.60亿元，在2001年也有1730.73亿元。FDI已成为中国经济投资重要的资金来源（见图2）。
附图
图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于FDI的比例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外资企业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表2给出了“三资”工业企业主要的产业技术指标。根据OECD或劳尔的技术分类，我们可以发现，产业政策在鼓励通过FDI投资促进产业升级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4]1995年“三资”企业中从事高技术的企业产值比例占其总产值的15.92％，到20这一比例上升到约25％，大于全部高技术产业产值的比重。可见，20世纪90年代中国产业政策导向下的FDI政策在促进产业的升级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提升了导向产业（优惠产业，如高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5]
表2 “三资”工业企业主要产业类别指标（％）
附图
注：由于OECD或劳尔的技术分类与《中国统计年鉴》上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可能存在误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统计而来。
从外资企业产值可以直观地看出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三资”工业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1995年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的总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8.33％；而到了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的总产值占当年工业总产值的28.52％，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二）对外贸易的趋势、技术和业绩特征
1980年中国对外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15.12％，其中对外出口占GDP的6.0％；而2001年进出口占GDP的43.98％，其中出口占GDP的22.96％，外贸依存度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见图3）。
附图
图3 中国对外贸易趋势：1980年至2001年
从贸易区域或国家结构来看，中国对工业国的出口呈稳定增长趋势，由1980年的44.7％上升到的52.29％，其中美国和日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国。对亚洲的出口基本维持在40％左右（未包括日本，如果包括日本则达到50％～60％）。在进口方面，由工业国进口的比例逐年降低，由1980年的73.69％降到19的50.18％。美国和日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国，由亚洲的进口则从1980年的34.92％逐步递增到2000年的62.78％。在亚洲地区，“四小龙”和日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且，带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绝大多数都是从这些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或地区进口的。
外商投资企业（FIEs）对于推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表3显示的FIEs贸易业绩来看，FIEs在贸易进出口总量上增长很快。在1985年，FIEs进出口贸易量只有23.61亿美元，1995年达到1
098.18亿美元，而到2001年则上升到2590.98亿美元，年增长幅度达到50％以上。其次，在总量上，FIEs已经占据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半边天。从年起，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有一半是由FIEs完成的。
尽管中国在引进FDI上一直采用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但在大多数年份中FIEs的贸易一直是逆差，只是在19以来FIEs在进出口贸易上出现了顺差。虽然在总体上，FIEs进出口贸易还未能保持平衡。但在贸易总量上，FIEs对于推动经济增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通过FIEs带来FDI的大量引进，既可以获得带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又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表3 外商投资企业（FIEs）的贸易业绩（1985年至2001年）
附图
资料来源：1985年至数据来自OECD（2002），其余数据是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二、FDI的“外溢”效果与对外贸易诱发的“干中学”效果
开放条件下由技术导致经济增长的机理突出表现为：对外开放进程中通过FDI所获得的“外溢”效果和贸易诱发的“干中学”效果，并且这两种效果主要表现在吸引先进国家或地区的FDI以及与先进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关系上。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FDI、产业或贸易品的技术含量不同，因而中国吸引不同地区或国家的FDI所获得的FDI产业“外溢”效果及与不同国家或地区发生贸易关系所诱发的产业“干中学”效果也存在差异。从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先进性以及中国主要的FDI来源、主要贸易伙伴关系来看，中国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最有可能从先进的工业国家和亚洲“四小龙”获得技术“外溢”效果和“干中学”效果。为了检测FDI的“外溢”效果与对外贸易诱发的“干中学”效果，本文采取下述计量模型作实证性分析（见表5；变量解释见表4）。
附图
表4 FDI以及对外贸易诱发“干中学”效果实证模型的变量说明
附图
注：这里的模型主要参照了Blomstrom and Persson、Kokko、Chuang and Lin等人所做的工作。采用了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20个行业的数据。
表5 FDI的“外溢”效果及贸易“干中学”效果的估计结果
附图
注：1.模型取10％的显著水平；DW=2.356。2.行业采用了行业固定虚拟变量。
回归结果表明，FDI（两项指标）对国有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具有正溢出效果。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总固定资产（指标1）和外资企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指标2）的“外溢”效果比较明显。可见，外资企业可以通过员工培训、新技术引进、市场的开拓和先进的管理理念等途径形成对国内企业的“外溢”效果。同时，外资企业较为密集的产业也会强化市场竞争，迫使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力。
对外贸易同样促使国内企业产生了“干中学”效果。从1995年的贸易数据来看，中国自OECD的进口主要集中在仪器仪表制造业（65.21％）和普通、专业机械制造业（42.48％）上，从亚洲“四小龙”的进口主要集中在化学纤维制造业（40.26％）和塑料制品业（31.49％）上。在出口方面，对OECD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91.66％）、家具制造业（88.68％）和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82.27％）上；对亚洲“四小龙”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47.61％）和仪器仪表制造业（29.1％）上。中国自OECD和亚洲“四小龙”国家进口机械设备等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促进了相关产业的竞争与发展，提升了国内企业的生产率，而向这些先进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要求国内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来降低成本并生产符合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要求的高品质产品，这同样会提升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实证研究也表明，中国企业自OECD和亚洲“四小龙”的进口资本品，或产品出口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对国内企业产生了“干中学”效果，有助于迫使国内企业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来提升生产率，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
回归结果也同外资企业的员工生产率与国内企业的.员工生产率存在差异的现实相符合，符合技术的“差距扩散”假说。[6]2000年“三资”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为71403元/从・年，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49.68％；相比之下，同年国内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为54667元/从・年，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6.88％。正是由于国内企业与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外资投资企业在技术及管理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国内企业才能在通过努力维持市场生存空间的进程中获得“干中学”的效果。
三、技术进口与国内企业创新之间的替代
以上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导向下的FDI引进和对外贸易促进了产业技术的提升，推动了经济增长。同时，为实现部分技术跨越的战略构思，中国政府通过财政来积极支持科学和技术（S＆T）方面的基础研究。由于受制于财政收入的规模，改革进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摩擦需要财政资金来平衡，财政一直处于“紧运行”状态。因此，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用于科研的资金占GDP的比例相比（一般在2％～3％之间），目前中国的这一指标只有0.7％左右，存在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比重较低。在1995年至19间平均R&D的支出结构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重为5.16％，应用研究的比重为24.37％，70.5％的R&D费用用于实验研究。表6显示，国家预算中的S&T费用在90年代以来基本上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这部分资金主要是供政府研究机构和大企业用于科学和技术研究（年88％的S&T费用被政府研究机构和大企业所用）。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竞争压力的加大，企业用于R&D的资金（科技部200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企业用于R&D的资金占全社会R&D资金总量的49.6％，政府研究机构占38.5％，高等教育机构占9.3％，其他机构占2.6％）在最近几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创新能力相比，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仍不足，有限的资金也大多用于传统技术的改造。1999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经费支出为1652亿元，其中的51.18％用于技术改造，技术开发资金只占34.33％[7]。
表6 S&T和R&D支出：1991年至1999年 （单位：亿元）
附图
注：α表示名义增长率，其余为与上年相比的真实变化。
资料来源：OECD（2002）。
就目前飞速发展的信息产业而论，信息技术对中国GDP的贡献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2000年中国信息技术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约为10％，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则达到30％～50％。与此相一致的是，国内企业用于信息技术创新的投入更无法与先进国家的一些大企业相比。
信息技术的研发及其产品的市场化与风险资本密切相关。风险资本需要以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基础，而中国现阶段的金融系统还难以起到产业推进器的作用。中国的银行业
一直扮演着信贷者的角色，法律还不允许银行介入风险投资（股权投资），中国的金融机构还不能像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那样发挥推进产业升级与创新的作用（如德国的银行、英国的养老基金、日本的保险公司在风险资本运作上各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由于规模和金融资源在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分配还存在摩擦等制度方面的原因，中国的股权市场还不能像发达国家的股权市场那样起到推进风险资本发展的作用（如美国的金融市场对风险资本发展的促进）。而且研究也表明，95％的研发项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只有5％的项目最后成为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因此，中国现阶段的企业还难以借助外部风险资本来承受如此高的投入和风险。
可见，中国作为一个推行赶超战略的后发经济，企业自身或借助于外部资本来进行开发与创新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在《洛桑报告》公布的全球国家竞争力的排名中，中国2001年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为第33位，2000年的技术竞争力排名为第28位，这也说明了这一点。
为弥补国内企业创新的不足，技术引进就成为技术扩散的重要途径。表7的数据说明了技术进口是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企业主要通过成套设备的进口来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到了90年代后期，核心设备的进口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约40％）。技术专利的进口基本保持在不到10％的水平，技术服务的进口一直占很小的比重，1993年至年技术服务的进口只占1.7％。
表7 中国技术进口结构类型1993年至1997年（％）
附图
近年来，中国的技术进口方式发生了变化。与前些年相比，2001年中国技术引进在呈现稳步发展态势的同时，技术转让成为技术进口的主要形式。这与中国的人力资本累积上升较快的趋势和企业支付能力的提高，以及法律对专利制度保护的逐步完善是一致的。在人力资本不足的情况下，采用FDI引进的方式对经济增长是相对有效的（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而在人力资本积累到一定的水平后，技术许可便成为一种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有效方式（如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等）。从近年来中国企业内部研发资金的上升趋势可以看出，国内企业支付专利购买的能力有所提高，同时，中国法律对专利制度的保护也日趋完善，这也会迫使企业通过技术转让来获得新技术。
2001年，中国共签订技术引进合同3900份，合同总金额为90.91亿美元，其中技术费为43.95亿美元，占合同总金额的48.34％，比2000年提高了9个百分点，引进了一大批先进适用技术，这些项目的技术含量高，支持了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2001年技术引进方式可能表明了这样一种趋势：传统的以关键设备、成套设备为主的技术引进格局已被打破，出现了专有技术许可或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多种技术引进方式相互交织的新局面。2001年，以技术为主的专有技术、专利技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软技术引进占据了主导地位，为63.06％，而关键设备、成套设备等硬件引进仅占36.94％。在2001年的技术引进中，约有30％的技术引进属于跨国公司内部的技术转移（跨国公司内部的技术转移占全球技术引进的80％左右）。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加入WTO后，随着投资环境日趋完善，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投资重点转向中国，加强向中国的技术转移。
但如果比较中国的R&D费用和技术进口费用，我们可以看出，国内企业在技术进步上一直存在的依赖技术进口的趋势并没有改变。R&D费用和技术进口费用的差距在90年代进一步扩大。1995年至1997年用于设备进口和其他技术转移的费用年均增长分别为57％和66％，而R&D费用的增长年均仅为17％，反映出中国企业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技术的进口[8]。
依赖技术进口的方式符合中国经济现有发展阶段的要求。中国的企业由于原有的技术基础比较薄弱，而通过进口技术既符合成本一效益原则，可以快速缩短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差距，又符合中国企业现有的研发能力。而且企业技术研发要获得市场的认可，除了需要高资本、人力投入以外，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市场竞争程度和法律对专利的保护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是否愿意在技术创新上进行投资。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现阶段中国企业在技术研发决定上的选择：主要通过技术进口来跟踪、消化技术。依赖技术进口，而自主创新不足便构成了国内企业提升技术水平路径的基本特征。
总的来看，中国企业依靠技术进口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并且在一些高新技术上也成功地实现了某些跨越（如“两弹一星”等），但在总体上，企业自主技术的创新不足。按照OECD的技术发展阶段，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因此，如何推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成为决定未来中国企业能否在某些技术上领先于国际水平的关键因素。
四、简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通过导向性的产业政策引进技术和吸引带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加速了生产要素的累积，并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企业技术水平，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相比有明显差距。为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增长，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稳定并加大通过进口技术来提升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事实证明，通过技术的进口能够有效地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水平。因此，稳定并提升与先进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对于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2.制定与时俱进的技术跨越战略。为抓住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机遇，中国企业应在多数产业采取路径追随的方式，沿着既定的技术轨道快速跟进，尽快缩小技术差距。同时，在借鉴先进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集成自主技术与国外先进技术，在具备条件的某些产业或产业发展的某些阶段实现技术的跨越。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鼓励企业自主开发。
3.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市场透明度的建设是推进技术进步的基础工程。无论是引进技术，还是鼓励企业自主技术的研发与创新，用法律来保护投资人和创新者的利益是一个社会能否获得持续创新能力的根本因素。
4.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资源的整合是国家创新体系得以成功创建的重要因素。资源的整合既包括有效发挥金融系统的金融资本在推进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又包括跨行业部门的协同作用，如高等教育系统与产业的结合等等。如果这些重要的问题能尽快得到解决，将会为中国企业的技术快速进步创造良好的资本条件和研究基础。
【参考文献】
[1]Romer，P.M.Idea Gaps and Object Gap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43-573；Youn
g，A.A Tale of Two Cities：Factor Accumulation and Technology Change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A].in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92 [C].MIT Press，1992.13-54；刘民权，许罗丹.外商直接投资与联系效应：来自广东省的一些调查研究成果[A].文贯中，等主编.WTO与中国：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03-321.
[2]Wolfgang Keller.Trade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echnology[R].NBER，working paper，No.6113，1997.
[3]Chuang，Y.C..Learning by Doing，the Technology Gap，and Growth [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39）：697-712.
[4]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7；Sanjaya Lall.India's Manufactured Exports：Comparative Structure and Prospects[J].World Devel- opment，1999，（10）：1769-1786.
[5]陆丁.中国的产业政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A].文贯中，等主编.WTO与中国：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81-395.
[6]Kokko，A..Technology，Market Characteristics，and Spillovers [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4，（32）：279-293.
[7]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中国技术跨越战略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8]OECD.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the Domestic Policy Challenges[R].Report，Paris，2002.
篇4：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与能源需求
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与能源需求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经济逐步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年以来中国的能源供需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能源问题已演变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同时也被国际社会所高度关注.
作 者：韩文科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刊 名：中国石油企业 英文刊名：CHINA PETROLEUM ENTERPRISE 年，卷(期)： “”(6) 分类号： 关键词：篇5：经济周期原因与中国经济增长原因初探
经济周期原因与中国经济增长原因初探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对经济市场的冲击，从而使得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持续增长。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中，随着人们对商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从而刺激了惠普市场的持续增长。然而经济的发展总是呈现出一种周而复始的态势，因此，在研究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理由时，就必须要加大对经济周期的分析研究力度，从而才能够找出经济周期理由，才能够发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理由。
而随着人们对各项经济理论的认识不断加深，人们对经济周期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从而为我国经济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而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大对经济周期理由的分析研究力度不仅作用重大，而且迫在眉睫。本文通过对经济周期的深入分析，然后对经济周期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理由进行了详细阐述，以供同行探讨。
【关键词】经济;周期;增长;理由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在当前社会的各领域和行业中，各种技术和理论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还涌现出了大批先进的技术以及理论，而随着这些技术和理论在个生产领域中的应用，使得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也不断扩大，并且由于供给冲击和货币冲击以及信息不对称，从而使得我国的经济市场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而为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必须要对经济周期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所谓的经济周期也即是指在经济市场中出现的一种经济紧缩交替和循环往复的一种经济现象，而这种现象呈现出周期性的发展态势，因此人们通常将其称之为经济周期，由于经济周期讲求的是经济循环发展，因此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息息相关。
然而就当前对经济周期研究的实际情况而言，其中还存在着一些较为严峻的理由，这些理由不仅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还制约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为了进一步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就必须要加大对经济周期理由和中国经济增长理由的分析研究力度，本文从经济周期和窝沟经济增长的理由出发，对经济周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然后对经济周期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理由进行了详细阐述。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使同行相互探讨共同提高，进而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理由
1.科学技术冲击。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经济也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从而使得我国的市场经济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态势，然而究竟是什么理由促使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成为了当前人们所亟待分析的理由。而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因此在现代的经济增长理论中认为，只有科学技术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由于古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极为缓慢，从而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的'发展。而随着第一次科技革命与第二次科技革命，使得世界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同时涌现出了大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以及生产理论，从而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因此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我国也同样如此，科学技术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地推动作用，使得我国的经济市场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态势，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近几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从而使得我国的经济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
2.供给冲击。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冲击才影响产出，导致经济的波动。实际上古代产出往往不能满足需求，总供给往往占主导。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以之为基础，继承了供给冲击巨大作用的观点，认为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变动、生产要素供给变动等供给方面的冲击。
1973年、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重创了以石油为工业基础的西方国家，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与滞胀。中国改革开放错过了这两次石油危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石油和铁矿石等价格的剧烈波动必定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供给不但包括原材料供给，还包括劳动力供给。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印度等国家打开国门，据哈佛大学一位教授计算，全世界突然多出了5 亿多个便宜劳动力，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冲击降低了成本，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用RBC分析中国经济后认为，引入供给冲击改善了模型对消费的预测能力;引入供给冲击优于引入需求冲击。
3.需求冲击。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认为，总需求是短期中经济波动的主要决定因素。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也把需求纳入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变量中，不但把供给方面的冲击纳入，还把个人需求偏好变化、政府需求变化等需求方面的冲击也纳入到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变量中。
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为中国带来全球市场，以前特别是巨大的美国消费市场需求，极大的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因为需求的巨大作用，危机时政府加大政府投入，扩大总需求，减少了衰退，平缓了经济周期的波动。上次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4万亿投资，有效的拉动了内需，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中国，投资很大一块是由政府进行的。因此，这方面的投资的波动可以计入总需求。丁从明、陈仲常() 指出了频繁调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经济波动大起大落的重要因素。
4.制度冲击。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改革这种积极的制度冲击已经明显极大的推动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能反作用于经济，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理由在于组织制度本身。庞东、杨灿()结论证明： 在中国受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出台的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制度变动冲击对经济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
5.货币冲击。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冲击可以引起名义支出及总需求的变化。 King和Plosser (1984) 认为，货币与产出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符合于Friedman 和Schwartz、Nelson 和Plosser 等提出的货币非中性是经济周期的关键所在。
三、结束语
经过上面的分析和讨论可以知道，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长期以及超长期的波动由科学技术冲击决定。制度冲击往往影响中长期的波动，而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往往影响短中期的波动，货币冲击、非理性冲动、金融冲击往往影响的是短期波动，但如果不注意，则可能引起大衰退，比如1929年大萧条。所以，中国既要了解。另外，从经济波动理由中的分析发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理由主要是技术冲击、需求冲击、制度冲击。由于中国国际化与金融市场的日益扩大，供给冲击、货币冲击、信息不对称、金融冲击等也将越来越重要。
篇6：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摘 要 自1960年舒尔茨以“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解释“现代经济增长之谜”之后，广泛的研究均论证了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我国现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研究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卢卡斯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作为模型，综合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对人力资本存量就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显示我国人力资本的贡献率远低于资本的贡献率，这体现了我国缺乏人力资本积累的现象，这是由于我国现阶段以扩大实物资本投入来拉动经济规模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
因此，我国经济的转型的关键在于开发并利用好人力资本。
关键词 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卢卡斯溢出模型
一、文献综述
从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以来，很多经济学家例如李嘉图、李斯特等都对经济增长问题有所研究。
斯密认为分工、贸易(交换)以及资本积累对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明确地将增长划分为几类关键因素的贡献：人口与资源、资本、知识、政府、经济制度及节约的意愿，并指出人口数量和人均资本额的增加是提高产出的必要条件。
此后，以凯恩斯(Keynes，1936)“有效需求”为基础，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er，1946)分别独立建立了含义相同的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资本的积累。
随后，为解决哈罗德―多马模型所存在的问题，索洛(Sollow，1956)和斯旺(Swan，1956)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索洛―斯旺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因子。
经济学家舒尔茨1960年提出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将“现代经济增长之谜”解释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
舒尔茨(1961)运用经济增长余额分析法核算出美国1929年至1957年人力资本投资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3%。
随后，罗默在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变量，提出了两部门模型(Romer，1990)。
我国学者王金营()认为其忽视了人力资本在技术进步中的积累与能量储存的作用，忽视了教育部门及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决定性作用和由此而引起的经济的增长。
而另一位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卢卡斯(Lucas，1988)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以解释持续增长的问题。
相对罗默的模型，卢卡斯模型不仅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而且将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引入模型，区分了人力资本所产生的“内在效应”和阿罗的“干中学”形成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外部效应”。
从中得到结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并不需要像人口增长这样的外生力量就可以实现持续增长，其真正的增长源于人力资本积累。
同时，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中，较高的物质资本积累需要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相对应。
二、人力资本的定义
人力资本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派，配第、斯密将投资于人的有用才能而形成的价值当作是资本来论述。
但将人力资本作为主要内容加以研究却是20世纪50、60年代。
舒尔茨结合经济增长问题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Schultz，1962)，个人接受教育后一旦“能够提供一种有经济价值的生产性服务，这就成为一种资本(Schultz，1990)”。
随后贝克尔的研究突出了人力资本的时间价值认为“人力资本不仅意味着才干、知识和技能，而且还意味着时间、健康和寿命(贝克尔，1987)”。
有国内学者李建民给出的人力资本的两种定义――个体人力资本和全体人力资本，前者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而对于后者，则是指存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群体的每一个个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能力及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
上述各定义虽然在表述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来看差别不大，对其进行概括可知人力资本应由两个主要特征组成：第一，以知识、技能和能力为代表的人力资本脑力素质。
第二，以健康和寿命为代表的人力资本身体素质。
而本文中主要对第一类做出分析，较少考虑人力资源的'第二层面。
三、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
(一)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之一，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人力资本是现代社会大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投入要素，同资本及其他生产要素一样，缺之不可。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中一种可计量的要素投入，它和其他要素投入一样在国民收入中占有相应的份额。
因此，它也是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之一，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从二战后大多数有形资本遭受极大破坏的联邦德国和日本在短时间内就能迅速恢复并复兴的现象就可以用人力资本的积累来解释。
(二)人力资本具有高收益性，能增加个人收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
贝克尔(1950)研究结果表明，用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衡量，个人对中等或高等教育私人投资的收益率是14.8%。
明赛尔(1958)首次建立了个人收入分析与其接受培训量之间关系的经济数学模型，得到学校教育终结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在每一教育水平上都大约是13%――在初级教育水平上较低(17%)，而在学院及更高的教育水平上则为32%(明赛尔，2001)。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国家工人实际收入水平普遍得到较大幅度，与此同时，劳动工时却大大缩短了。
这个工人收入增长之谜的谜底也正是因为人力资本收益率较高。
人力资本的高收益性能够增加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促使消费结构将发生质的变化，将促使中国庞大的内需消费市场，以使我国经济得到转型。
(三)人力资本积累需要投资，能促进相关行业发展
人力资本投资是指通过人的投资，增加人的生产和收入能力的一切活动。
这促使投资形势所涉及的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和迁移等方面都会有加速发展，而这些行业的发展，又会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全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人才的供给。
(四)较高的人力资本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增强科学发展意识
人力资本的提高将会使得人类能够正确地感知、及时地把握和迅速采取行动重新配置资源以应付非均衡状况的能力(姚先国，)。
而这种能力使得在社会经济的转型阶段中能够针对环境的改变而重新调整生产要素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价值。
另外，人力资本积累可以改善劳动者的精神素质，增强科学发展意识(胡德龙，)。
(五)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提高劳动质量
人力资本可以使劳动者记忆能力、创新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学习能力、动手解决问题能力都有所提高，从而缩短学习工艺操作的时间，善于改造、创新和发明，能较快地适应新的设备。
这些都可以在投入劳动力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产出量。
四、实证分析
文献综述中介绍的几种经济增长模型中，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更加切合本论文的题目，并且在我国研究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中运用的比较广泛，在本文中就介绍这一个模型并展示一些学者做的相关分析和结果。
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内生经济增长改造的模型称为人力资本外部性(溢出)模型，其生产函数为：
(一)王金营的研究
除此之外，在王金营(2001)的书中假设每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一致，并均以相同的时间提供相同的劳动量，则H=u(t)h(t)N(t)简化了模型。
使用对其取对数之后的变形函数，王金营将1978年～我国国内总值Y(t)、资本存量K(t)、人力资本存量H(t)、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h四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取对数与函数对应得到三列新数据 ，对他们进行线性回归，得到模型系数α=0.694，β=0.324，根据所得模型可以计算。
从这个研究可以看出，我国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积极的贡献和作用，但一直较资本的贡献率低得多。
由于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不足，人力资本存量的人力资本水平增长率仍旧很低，成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贡献份额小的原因。
另外利用与外部性要素贡献率同样的计算方法计算了内生于劳动力有效劳动的贡献率发现在1978～19，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达到了9.99%，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二)其他学者的研究
景跃军与刘晓红()通过上述相同的方法确定了系数不同的模型，其中β与上面模型中的1-α同义，而γ则与上面模型中的β同义。
这个研究对我国1992～间的GDP等相关数据进行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做了分析，人力资本对GDP的贡献率仅有10.95%，明显低于资本的贡献率75.48%。
可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是在明显上升的，达到了10.95%，但明显不足资本的贡献率，所以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仍然主要还是依靠物质资本投入的资本密集型增长。
说明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仍然不足，我国经济始终是粗放型增长，未能建立起完善的人力资本作用的机制，因而也制约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Sollow Robert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70：56-94.
[2] Swan，Trevor W.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J]. Economic Record，Vol.37：112-156.
[3] 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4] 雅各布・明赛尔.人力资本研究[M].张凤林，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116-117.
[5] 姚先国.论人力资本中的资源配置能力[J].经济科学，1997(4).
[6] 胡德龙.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证[M].江西出版社，2008：40-41.
[7] 景跃军，刘晓红.基于卢卡斯溢出模型的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测算[J].东南学术，2013(1).
篇7：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效用
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效用
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和各国经济增长实践表明，技术进步对一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考察技术进步及其与产出的'关系，推动技术进步的源泉，我国的技术进步状况，以及加快我国技术进步的途径。
作 者：张志勇 作者单位：山东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山东 济南 250014 刊 名：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年，卷(期)：2001 17(6) 分类号：F061.2 关键词：技术进步 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篇8：北京工业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相关性
北京工业经济近的高速发展，制度上的创新是主要动因，其次是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成长带动了整个工业经济的增长，另外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引入了大量外资。
制度上的创新、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外资的流入不仅带来了北京工业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技术进步带来了提高的契机。
伴随外资流入的新技术，管理理念的更新、更加灵活的市场机制，使得北京工业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快速增长的经济总量也为技术进步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这从第2节中北京工业的科技经费和R&D经费投入总量、年增长率，和各自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均处于上升中可得到证实。
所以，在工业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技术进步率也大大提高，如在高速经济增长使技术进步率达到20%以上，而技术进步率在此之前始终低于20%以下。
另外，经济增长也制约了技术进步的进一步提高。
目前，很多专家学者指出北京工业经济增长存在的一大问题是经济总量增长趋缓。
受此影响，高端产业首当其冲。
目前高端产业发展尤为缓慢，其主要表现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逐年下降。
就的数据来看，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增加值36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现代制造业实现增加值657亿元，增长4.4%，分别慢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8.3个和1.3个百分点。
高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分别占全市比重为21.2%和38%，分别比下降2.6个和0.6个百分点[9]。
这些数据反映了北京工业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到了工业高端产业和技术进步，反之亦然。
从投入角度来看，经济增长源于资本的投入、劳动的投入和技术进步。
对北京工业而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贡献率未达到产业发展目标。
北京工业的技术确实在不断提高，全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使得工业在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虽已降至1/4，但是工业直接或间接创造的增加值仍然巨大，技术进步在这中间必定发挥了巨大作用。
由于中关村科技园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的建设推动了工业技术的发展，高新材料的研制、日益完善的汽车工业等都使人们意识到技术进步的存在，感到技术进步强烈的外显性。
然而，技术进步的外显性并没有带来内生的经济增长，这说明北京工业企业技术进步存在问题，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据此推测，导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的因素可能是由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缺少纽带，使得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脱节;或是技术进步脱离市场，不能带动经济增长。
如果能找到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对接点，则北京工业以后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会有显著的提升。
熊彼特提出的技术创新或许能够提供这样的对接点，只有当技术进入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并能创造出价值时才能成为技术创新。
所以，技术进步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四、结论
基于北京工业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现状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二者在发展上具有相关性。
北京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技术进步提供了资金、制度和机制保障，但逐渐放缓的增长速度也限制了技术进步的提高速度。
反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然而技术本身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只有表现为技术创新才能转化为生产力，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当前，加快建立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技术进步体系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措施。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以企业为技术进步及技术创新主体，避免使技术成为实验室的技术，而不能转化为产品，或者研制开发的产品脱离市场，从而使企业获得经济效益，达到促进产业经济增长的目标。
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具体表现为企业要成为投资主体、风险主体、决策主体，研发主体，以及收益主体，其中缺一不可。
企业要成为创新主体，有三个关键问题要解决：一是企业愿意投入资金进行创新，二是企业能够承担创新的风险，三是企业要选择好创新的主体模式。
第一个问题的解决要依靠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保护技术创新成果的法规，和技术创新成果分配的制度等，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收益分配的主体;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则要依靠企业修炼“内功”，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化企业制度，提高面向市场的能力，成为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第三个问题企业要依据自身的资金实力和创新能力，来选择自主创新模式还是协作开发模式，简单划分，大型且实力雄厚的企业选择自主创新模式，可以充分享有技术创新成果带来的超额收益，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另外，中小型且难以自担创新风险的企业选择协作开发则更有利，一方面可以克服单个企业缺乏独立开发的能力和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投入和分担风险。
对产业发展而言，协作开发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惠及整个产业，促进知识与技术在经济体制内扩散，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 连玉明，武建忠.中国国力报告-[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9：87-100.
[2]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EB/OL].[2009-07-31].
[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究组.高技术产业化“十一五”规划[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8(5)：7-15.
[4] 金融科技时代编辑部.促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J].金融科技时代，(3)：2.
[5] 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2009中国创新发展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03-180.
[6] 余宏，钱士茹.度量技术进步作用的生产函数模型修正及新估算[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2)：77-82.
[7] 王玲.中国工业行业资本存量的测度[J].世界经济统计研究，(1)：16-25.
[8] 宋海岩，刘淄楠，蒋萍.改革时期中国总投资决定因素的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1)：30-32.
[9] 西知甬.让技术创新成为北京工业发展的不竭动力[J].数据，2009(11)：11-12.
篇9：北京工业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相关性
摘要：根据对北京工业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现状的分析，表明二者在发展上具有相关性。
基于改进的C-D生产函数的测算，结果显示了1996-2009年经济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的同步变化趋势，证明了这一强相关性。
北京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技术进步提供了资金、制度和机制保障，但逐渐放缓的增长速度也限制了技术进步的提高速度;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贡献率在剔除波动较大的年份后波动在30%-40%之间。
因此，加快建立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技术进步体系是提高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可行性措施。
关键词：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相关性;北京工业;C-D生产函数
技术的发展是以客观的经济需要为前提，以必要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手段。
关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始自罗伯特·索洛( Robert·Solow)，1987年索洛第一次将技术进步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将人均产出增长扣除资本集约增长后的余值为技术进步的结果。
随后大量的经济学家进一步研究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包括明确技术进步的内涵，定量分析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以及测算方法的研究。
国内学者针对中国统计数据的特点，探究各类测算方法的适应性并做出适当的调整，测算并分析了包括工业、农业等各产业，以及各区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中关于经济增长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相关性的研究更多的是进行定性分析。
本文以北京工业为例，从测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入手，将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相关性进行量化，为研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制定政策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一、北京工业经济增长现状分析
1.经济总量及增长速度。
近几年数据显示北京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GDP总量不断扩大，增长速度基本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在“十一五”前4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7%，已超出“十一五”计划目标3.7个百分点，略低于“十五”时期0.4个百分点。
由表1可以看出工业对北京市的经济起一定的作用，工业在GDP的构成约为20%，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对经济增长是有一定贡献的。
2.工业经济效益。
在“十一五”的前4年，尽管随着全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工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降至1/4，但工业直接或间接创造的增加值仍然巨大，工业的发展速度影响着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
工业增加值由2006年的1 740.8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2 282.2亿元，增加值率保持在20%以上的增速。
工业经济效益保持较高水平，2009年全市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210.87%，比2005年提高39.85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531.2亿元，比2005年提高117.65亿元，比2005年增长28.5%。
表2为北京工业相关经济指标。
3.北京工业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分析。
针对北京工业增长的现状，学者连玉明和武建忠[1]指出了北京市工业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
二、北京市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现状分析
据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分析报告[2]，北京工业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工业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也是科学技术转化生产力的主要执行部门。
也就是在北京统计年鉴缺失对工业整体科技水平统计的情况下，北京大中型企业可以反映北京工业科技技术进步水平。
1.科技投入总量及增长情况。
如表3所示，2006-2008年北京科技活动经费总量相对稳定，保持较高水平;2007年有所下降，但是从2006年的1 147 736万元增长到2008年的1 470 411万元，增幅为28.11%，说明其总的趋势呈现平稳增长。
但是，从其相对指标来看，北京市科技活动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较小，其科技投入的强度还应加大。
科技人员的人均科技活动经费保持在20万元以上，较为稳定。
R&D活动费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活动，R&D投入有利于北京创造与创新能力的增强，是科技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表4看，北京R&D经费的支出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由2006年的588 451万元增长到2008年的709 677万元。
从数据上看，“十一五”计划的第一年(即2006年)北京加大了R&D经费的投入，之后北京市R&D经费支出一直保持高水平，占地区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3%左右。
对比2%是“创新驱动”标志的国际惯例，可以说北京R&D投入的强度还是很大，反映了北京科技水平应该算比较高的。
R&D人员的人均经费保持在20万元左右，较为稳定。
2.科技投入的来源。
虽然科技经费投入包括科技活动经费投入，财政科技投入，R&D经费投入，大中型企业等的投入，但它们的来源大体上主要有政府、企业、金融机构贷款等几种情况，其中科技活动经费投入的来源渠道是比较全面的，以它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
从表5可以看出“十一五”前4年，企业的科技投入占主导地位，保持在90%以上，可以说北京技术开发经费筹集来源的主要渠道为企业自筹方式，企业的科技投入主体地位得到巩固。
从来自政府的资金来看，政府的资金保持在3%左右，亦趋于稳定，政府的'资金所占经费筹集总额的比例高于全国2%的比例。
这说明，北京政府较为重视科技发展，重视科技投入的力度，表现了对工业发展的支持[3]。
从来自金融机构的投入来看，目前北京市的金融机构投入主要表现为科技贷款，“十一五”前四年中，银行贷款占科技经费筹集总额的比重是很低的，2007年、2008年两年都没有超过1%，2006年也仅为5.72%。
要注意的是，金融资金在科技创新中，主要完成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任务，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关键环节，应该对其有足够重视，加大投入力度[4]。
3.科技创新成果。
从技术创新成果来看，北京大中型工业企业2008年完成科技项目3 333项，新产品开发项目2 332项，R&D发展项目2 462项，专利申请4 622项，见表6。
整体水平逐年增长，反映多数大中型工业企业都重视并着力进行技术开发项目的研发，肯定技术创新对企业发展的作用。
4.科技劳动力。
截止到2008年，北京大中型工业企业年末从业人数达699 676人，其中科技活动人员达55 976人，在科技活动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达到39 962人，见表7。
从劳动力投入来看，北京大中型工业企业劳动力投入总量在2009年有微幅下降。
但是从业人员素质稳步提升，从业人员中科技人员所占比重及科学家、工程师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可以说北京工业的生产经营效率和效益正在改善，企业注重技术效率的劳动投入。
5.北京工业技术进步存在的问题分析。
2009年，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们曾对北京工业技术进步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5]。
三、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相关性分析
1.测量模型的建立。
测量地区或产业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选择测量函数，二是基础数据的选择和处理。
生产函数法将经济增长(产出)表达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函数，常用的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法，中外学者常基于该生产函数法的改进来测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余宏和钱士茹[6](1997)根据弹性系数的特性分别定义弹性系数α和β为资本投入量K和劳动投入量L的函数，改进了传统的C-D生产函数中关于α+β=1的假设，使建立的模型能够较真实的反映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了此改进的生产函数。
基础数据源于1997年至2010年的《北京统计年鉴》，其中产出采用增加值指标。
劳动投入采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指标。
资本投入采用了资本存量指标，资本存量的计算采用了永续盘存法，基年的资本存量采用推算的方法来估算，利用王玲[7](2003年)在《中国工业行业资本存量的测度》一文中，对1998-2002年中国工业行业资本存量的测算结果，并假设北京工业企业的资本存量K占全国工业行业资本存量K的比例，与其GDP占全国GDP的比例相等，推算出1998年北京工业企业资本存量，再推导出1996年北京工业企业的资本存量。
当年投资额采用两年间固定资产原值的差即本年新增固定资产的值，折旧经比较采用了宋海岩[1，8]在官方公布的名义折旧率3.6%的基础上加上经济增长率(北京市当年的GDP增长率)作为实际折旧率，并利用价格缩减指数，对所有的数据统一换算成以1996年不变价格为基准。
本文运用SPSS17.0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据此建立的测算北京工业经济增长的C-D生产函数模型如下：
?Y=11.826K1.155L-3.724e0.122te0.00018K+0.029L(1)?
2.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由公式(1)可推导出产出和各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及各要素的贡献率的公式。
计算结果如下：在增长率方面，1996-2009年期间，北京工业产出年均增长率在30.37%，同期资本投入增长率为8.28%;由于职工平均人数总体的下降趋势，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为-2.47%。
从工业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北京工业自1996年以来，年技术进步增长率为15.34%，技术进步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51%，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27.26%，由于其总体的负增长，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为-8.13%，测算结果如表8所示。
图1反映了1996-2009年北京工业各要素的贡献位次，及“九五”、“十五”、“十一五”前4年北京工业各要素的贡献位次，反映了近14年来北京市工业技术进步情况，对未来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图2展现了北京工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趋势，可以看出趋势图近似于以2002年为对称轴图形。
从图2中可以看出2000-2004年间，北京工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有很大波动，在2001年达到顶峰，贡献率达到570.32%，在2003年又骤降到谷底，贡献率为负，跌至-630%。
2000-2004年北京工业技术进步贡献率不稳定，经历了大起大落，呈近似为正弦曲线波动。
剔除波动过大、起伏不稳的2000-2004年，单单看1997-1999年、2005-2009年的发展，不难发现这些年份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变化不大，相对较为稳定，一直保持在30%-40%的技术进步贡献率水平，期间有微幅下降，而后又恢复至30%-40%的水平。
也就是说，若没有政策导向的指引、缺少刺激经济发展的契机，北京工业技术进步贡献率一般仅在30%-40%之间，与发达国家、发达地区50%-70%的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与“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55%的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目标也存在着差距。
据此可以得出：若除去2000-2004年技术进步波动起伏不稳的年份，1996-2009年北京工业企业总体的技术进步水平趋于稳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在30%-40%之间。
3.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相关性分析。
实证分析的结果量化了北京工业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且能够揭示二者之间的相关性。
图3显示了北京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和由公式(1)推导计算出的技术进步增长率自1996-2009年的变化趋势，显然步调一致的变化趋势又一次很好地证明了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具有强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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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长反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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