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主要症结及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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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浅析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主要症结及基本走向
浅析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主要症结及基本走向
当前,在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文章认为,其主要症结在于内部机制建设的不完善性以及经济外耗(一种非经济行为的`损耗).
作 者：周军兴 作者单位：石油大学(广州)中油集团广州培训中心,广东,510510 刊 名：经济师 英文刊名：CHINA ECONOMIST 年，卷(期)： “”(5) 分类号：F121 关键词：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 市场经济篇2：我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我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建立,国有经济比重下降,非国有经济比重上升;并由此决定了我国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按劳分配比例的下降,按要素分配比例的上升.这些特征体现在我国经济增长上,即市场经济、非国有经济、按要素分配等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受市场约束力更强,在资源配置中能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作 者：荀关玉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马列教研室,云南,曲靖,655000 刊 名：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QUJING NORMAL COLLEGE 年，卷(期)： 20(z1) 分类号：F061.2 关键词：市场经济 制度变迁 经济增长 制度创新 资源配置篇3：知识经济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知识经济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经济的竞争已成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知识资本的形成与运用日益成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将由外延增长为主向内涵增长为主转化,即经济增长主要不是靠投资和就业的增加而是靠技术和知识的投入.
作 者：冯晓棠 Feng Xiao Tang 作者单位： 刊 名：经济师 英文刊名：CHINA ECONOMIST 年，卷(期)： “”(3) 分类号：F12 关键词：篇4：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摘 要 自1960年舒尔茨以“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解释“现代经济增长之谜”之后，广泛的研究均论证了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我国现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研究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卢卡斯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作为模型，综合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对人力资本存量就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显示我国人力资本的贡献率远低于资本的贡献率，这体现了我国缺乏人力资本积累的现象，这是由于我国现阶段以扩大实物资本投入来拉动经济规模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
因此，我国经济的转型的关键在于开发并利用好人力资本。
关键词 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卢卡斯溢出模型
一、文献综述
从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以来，很多经济学家例如李嘉图、李斯特等都对经济增长问题有所研究。
斯密认为分工、贸易(交换)以及资本积累对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明确地将增长划分为几类关键因素的贡献：人口与资源、资本、知识、政府、经济制度及节约的意愿，并指出人口数量和人均资本额的增加是提高产出的必要条件。
此后，以凯恩斯(Keynes，1936)“有效需求”为基础，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er，1946)分别独立建立了含义相同的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资本的积累。
随后，为解决哈罗德―多马模型所存在的问题，索洛(Sollow，1956)和斯旺(Swan，1956)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索洛―斯旺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因子。
经济学家舒尔茨1960年提出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将“现代经济增长之谜”解释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
舒尔茨(1961)运用经济增长余额分析法核算出美国1929年至1957年人力资本投资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3%。
随后，罗默在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变量，提出了两部门模型(Romer，1990)。
我国学者王金营认为其忽视了人力资本在技术进步中的积累与能量储存的作用，忽视了教育部门及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决定性作用和由此而引起的经济的增长。
而另一位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卢卡斯(Lucas，1988)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以解释持续增长的问题。
相对罗默的模型，卢卡斯模型不仅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而且将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引入模型，区分了人力资本所产生的“内在效应”和阿罗的“干中学”形成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外部效应”。
从中得到结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并不需要像人口增长这样的外生力量就可以实现持续增长，其真正的增长源于人力资本积累。
同时，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中，较高的物质资本积累需要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相对应。
二、人力资本的定义
人力资本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派，配第、斯密将投资于人的有用才能而形成的价值当作是资本来论述。
但将人力资本作为主要内容加以研究却是20世纪50、60年代。
舒尔茨结合经济增长问题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Schultz，1962)，个人接受教育后一旦“能够提供一种有经济价值的生产性服务，这就成为一种资本(Schultz，1990)”。
随后贝克尔的研究突出了人力资本的时间价值认为“人力资本不仅意味着才干、知识和技能，而且还意味着时间、健康和寿命(贝克尔，1987)”。
有国内学者李建民给出的人力资本的两种定义――个体人力资本和全体人力资本，前者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而对于后者，则是指存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群体的每一个个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能力及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
上述各定义虽然在表述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来看差别不大，对其进行概括可知人力资本应由两个主要特征组成：第一，以知识、技能和能力为代表的人力资本脑力素质。
第二，以健康和寿命为代表的人力资本身体素质。
而本文中主要对第一类做出分析，较少考虑人力资源的'第二层面。
三、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
(一)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之一，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人力资本是现代社会大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投入要素，同资本及其他生产要素一样，缺之不可。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中一种可计量的要素投入，它和其他要素投入一样在国民收入中占有相应的份额。
因此，它也是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之一，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从二战后大多数有形资本遭受极大破坏的联邦德国和日本在短时间内就能迅速恢复并复兴的现象就可以用人力资本的积累来解释。
(二)人力资本具有高收益性，能增加个人收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
贝克尔(1950)研究结果表明，用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衡量，个人对中等或高等教育私人投资的收益率是14.8%。
明赛尔(1958)首次建立了个人收入分析与其接受培训量之间关系的经济数学模型，得到学校教育终结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在每一教育水平上都大约是13%――在初级教育水平上较低(17%)，而在学院及更高的教育水平上则为32%(明赛尔，2001)。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国家工人实际收入水平普遍得到较大幅度，与此同时，劳动工时却大大缩短了。
这个工人收入增长之谜的谜底也正是因为人力资本收益率较高。
人力资本的高收益性能够增加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促使消费结构将发生质的变化，将促使中国庞大的内需消费市场，以使我国经济得到转型。
(三)人力资本积累需要投资，能促进相关行业发展
人力资本投资是指通过人的投资，增加人的生产和收入能力的一切活动。
这促使投资形势所涉及的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和迁移等方面都会有加速发展，而这些行业的发展，又会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全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人才的供给。
(四)较高的人力资本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增强科学发展意识
人力资本的提高将会使得人类能够正确地感知、及时地把握和迅速采取行动重新配置资源以应付非均衡状况的能力(姚先国，)。
而这种能力使得在社会经济的转型阶段中能够针对环境的改变而重新调整生产要素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价值。
另外，人力资本积累可以改善劳动者的精神素质，增强科学发展意识(胡德龙，)。
(五)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提高劳动质量
人力资本可以使劳动者记忆能力、创新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学习能力、动手解决问题能力都有所提高，从而缩短学习工艺操作的时间，善于改造、创新和发明，能较快地适应新的设备。
这些都可以在投入劳动力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产出量。
四、实证分析
文献综述中介绍的几种经济增长模型中，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更加切合本论文的题目，并且在我国研究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中运用的比较广泛，在本文中就介绍这一个模型并展示一些学者做的相关分析和结果。
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内生经济增长改造的模型称为人力资本外部性(溢出)模型，其生产函数为：
(一)王金营的研究
除此之外，在王金营(2001)的书中假设每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一致，并均以相同的时间提供相同的劳动量，则H=u(t)h(t)N(t)简化了模型。
使用对其取对数之后的变形函数，王金营将1978年～我国国内总值Y(t)、资本存量K(t)、人力资本存量H(t)、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h四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取对数与函数对应得到三列新数据 ，对他们进行线性回归，得到模型系数α=0.694，β=0.324，根据所得模型可以计算。
从这个研究可以看出，我国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积极的贡献和作用，但一直较资本的贡献率低得多。
由于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不足，人力资本存量的人力资本水平增长率仍旧很低，成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贡献份额小的原因。
另外利用与外部性要素贡献率同样的计算方法计算了内生于劳动力有效劳动的贡献率发现在1978～19，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达到了9.99%，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二)其他学者的研究
景跃军与刘晓红()通过上述相同的方法确定了系数不同的模型，其中β与上面模型中的1-α同义，而γ则与上面模型中的β同义。
这个研究对我国1992～间的GDP等相关数据进行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做了分析，人力资本对GDP的贡献率仅有10.95%，明显低于资本的贡献率75.48%。
可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是在明显上升的，达到了10.95%，但明显不足资本的贡献率，所以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仍然主要还是依靠物质资本投入的资本密集型增长。
说明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仍然不足，我国经济始终是粗放型增长，未能建立起完善的人力资本作用的机制，因而也制约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Sollow Robert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70：56-94.
[2] Swan，Trevor W.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J]. Economic Record，Vol.37：112-156.
[3] 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4] 雅各布・明赛尔.人力资本研究[M].张凤林，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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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胡德龙.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证[M].江西出版社，2008：40-41.
[7] 景跃军，刘晓红.基于卢卡斯溢出模型的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测算[J].东南学术，2013(1).
篇5：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探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因素。首先利用依存度与增长弹性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历史轨迹进行了描述。然后在此基础上利用协整方法，建立协整回归模型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研究表明：出口、进口、消费、投资对经济增长都有正效应，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进口的作用，但相对于出口和进口，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显著。
论文关键词：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依存度,协整分析
一、引言
自汇改以来，尽管人民币已累计升值21%，但仍没有让美、日、欧等国满足。7月，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两位学者威廉姆森和克莱因基于“基础均衡汇率(FEER)模型”的研究得出：人民币仍然被低估，还应升值30%。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使用购买力评价方法来衡量，认为人民币汇率对美元低估58%。203月15日，美国130名两党议员提出迄今最严厉的控告，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认为中国领导人通过控制人民币汇率与美元固定汇率的挂钩从而获得贸易顺差。美、日、欧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是，希望藉此改善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中国年3月的月度贸易数据显示，中国贸易逆差为7.2亿美元，这是自4月以来的第一次。这表明，中国的经济拉动并非主要依靠出口，出口只是中国经济中重要的一部分，消费和投资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因此，本文希望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发展过程的解析，来探讨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轨迹
1.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分析
贸易依存度指一国进出口贸易额在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该指标反映了一国经济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分为贸易依存度、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根据计算得出我国1978-贸易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图1中国1978-20贸易依存度
图1揭示，我国贸易依存度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0)，我国的贸易依存度很低，贸易依存度一直没有突破30%，且上升速度较为缓慢，从15%增长到接近30%。而且在这段时间内，我国对进口的依赖程度一直要高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进出口依存度由1978年的5%上升到1990年的15%。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出口贸易只是为了调剂余缺，国内经济基本上仍在传统的封闭经济框架下运行，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薄弱。
在市场经济体制由建立到发展过程中(1991-)，我国贸易依存度迅猛增长，由1991年的33%增长到的接近70%，其中出口依存度由1991年的17%增长到36%，进口依存度由1991年的15%增长到30%，出口依存度一直高于进口依存度。这其中也有一个调整的过程，1994-年贸易依存度出现了微弱的下降，这是因为1994年汇率并轨，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进出口额折算为人民币时，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人民币贬值后，进口的成本相对增加，也导致贸易依存度下降。
1991-20间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特征是与我国经济和贸易政策相适应的。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进出口贸易战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调剂余缺模式转变为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贸易战略。一方面，为了满足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日益变化的需求的需要，大量进口了国内急需的先进设备、半成品和原材料，支持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出口政策。如放松外贸经营权、实行外汇留成和调整制度、实施出口补贴和一定的汇率调整等。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方向，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根本性转变。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也相应地作出调整。我国提出了“大经贸”战略构想，即大开放、大融合和大转变。此后，我国越来越偏向于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战略。特别是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和贸易更加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贸易自由化不断深入。这些战略转变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我国自身经济体制的变化，是及时有效的，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及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受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影响，-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大幅下降，特别是出口贸易受到极大的打击，因此2007-2009年我国贸易依存度开始下降，从最高接近70%下降到46%，这期间出口依存度依然高于进口依存度。
贸易依存度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对贸易的依赖程度过高，贸易依存度最高时接近70%，但这一数据和结论也被大多数人误解。其一，中国的出口需要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出口对进口有带动效应，而这在统计数据上没有得以反映。其二，中国净出口增加值所占GDP的比例很小,如图2。中国净出口增加在中国GDP中所占比重一直小于8%，在国际上这一比重是很低的，这说明中国在出口贸易上并没有太大的优势，经济的增长并非过度依赖于出口贸易。
图2中国净出口增加的变化趋势
2.进(出)口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弹性分析
进(出)口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弹性，是指当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增减1%时，进(出)口增长率变化的百分比，即进(出)口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弹性=
。如果这一弹性大于1，说明进(出)口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比较大;如果这一弹性小于1，说明进(出)口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大;如果这一弹性等于0，说明进(出)口对国内经济的增长没有影响。
进(出)口的生产总值增长弹性可以衡量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长期贡献，它比较准确地描述了进(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互影响关系。依据上述公式，经计算得出我国1979-2009年的进(出)口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弹性的变化趋势如图3。
篇6：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计量论文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计量论文
一、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
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状况并没有因此而相应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长速度改革前的26年内只增长了2.2％，主要食品中的粮食，食用油人均消费量不仅没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费量基本上没有变化；改革后的内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了7.0％，除了人均粮食消费量受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低的影响而增长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长得非常快，少则翻一番，多则超过了两番。这说明了经济增长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缓慢。关于这一点，从我们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资本积累速度也越快，过度积累必然会影响居民的消费，相应地减少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要素的过度投入通常表现为经济过热，虽然经济过热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致的。在计划体制下，由于价格是政府统一制定的，即使经济过热也不会使价格上升，但却会出现严重的物质短缺，这恰好说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费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随着价格放开，过去潜在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使物质短缺表现为价格的上升，即通货膨胀，如果工资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则通货膨胀意味着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
篇7：浅谈就业与经济增长研究
一、经济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
1.经济增长与名义就业的协整分析
本文对1992－中国经济增长(GDP)与名义就业人数(L)进行协整检验。为了消除异方差得到较平稳的序列，首先对1992－2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名义就业人口数L进行对数化处理，取对数后的变量用LNGDP和LNL表示，而一阶差分后的变量用D(LNGDP)和D(LNL)表示。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在检验协整关系前，必须用单位根检验来判断两个变量的平稳性。只有两变量是一阶单整的前提下，它们才有可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ADF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表1GDP与名义就业ADF检验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D(LNGDP)和D(LNL)都是平稳的，而LNGDP和LNL都是不平稳的，即D(LNGDP)和D(LNL)是I(0)，而LNGDP和LNL是I(1)，因此，我们认为两者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2)经济增长与名义就业的协整分析。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提出的两步检验(AEG检验)法对LNGDP和LNL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相应的得到了LNGDP和LNL之间的回归方程。
LNL＝10.27025＋0.079439LNGDP（1）
利用Eviews5.0得到了回归方程1相应的统计特征，其中D.W=0.410679,由此可以初步判断回归模型存在自相关。通过对回归模型残差序列的Q统计量、序列相关图和2阶LM检验可知，该回归方程确实存在1、2阶自相关，因此需要对模型进行序列的修正。
(3)模型的修正。由于公式1的回归方程存在着1阶和2阶的自相光，因此我们需要用AR（1）和AR（2）对其进行修正，修正后的回归方程如下：
LNL＝10.18760+0.086568LNGDP＋Ut
Ut=1.297247Ut-1-0.696507Ut-2(2)
修正后回归方程的D.W＝2.097864,可能不存在自相关，通过对修正后方程残差序列Q统计量和序列相关图的进一步分析可知，修正后的回归方程不存在自相关。
(4)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在得到对LNL和LNGDP修正的回归方程后，我们将进行AEG检验的第二步，即残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其检验结果表明，ADF值＝-3.747880，5％水平下的临界值＝-1.974028，ADF值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由此说明修正后的LNL和LNGDP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也就说LNL和LN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但是由于其回归方程的弹性系数只有0.086568，所以两者间的这种协整关系不是很明显，经济增长对名义就业的拉动作用不显著。
2.经济增长与有效就业的协整分析
在对经济增长与名义就业的协整关系进行分析后，本文对中国经济增长与有效就业的协整关系进行分析。本文选取199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生产要素法测算的有效就业人数RE进行协整分析。同样，为了消除异方差我们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取对数后的变量用LNGDP和LNRE表示，而一阶差分后的变量用D(LNGDP)和D(LNRE)表示。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对变量序列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下：
表2经济增长与有效就业变量序列的ADF检验结果
由表2可知，LNGDP和LNRE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他们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即LNGDP和LNRE都是I(1)序列。由此可见，两个变量间可能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2)经济增长与有效就业的协整分析。运用AEG检验对LNGDP和LNRE进行协整分析，得到如下的回归方程：
LNRE=6.868501+0.318509LNGDP(3)
运用Eview5.0对回归方程(3)的统计检验可知，其D.W=0.463620,由于其D.W值过大，可能存在自相关的问题。通过对回归方程(3)残差序列Q统计量和序列相关图的进一步分析可知，回归方程存在1阶自相关，因此需要对模型进行序列的修正。
(3)模型的修正。本文选取广义差分最小二乘法中的H-L法对回归方程（3）进行重新的修正，以便消除序列间存在的自相关。修正后的回归方程为：
LNRE=7.410613+0.203678LNGDP(4)
对回归方程（4）进行统计分析可知，其D.W＝1.479183，其D.W值在合理区间内，修正后的回归方程可能消除了1阶自相关的影响。通过对修正后方程残差序列Q统计量和序列相关图的进一步分析可知，修正后的回归方程已不存在自相关。
(4)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对修正后回归方程（4）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其检验结果表明,ADF值＝－2.830199,5％水平下的临界值＝-1.974028，ADF值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由此说明表明LNRE与LNGDP两个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由于修正后回归方程的弹性系数为0.203678，所以我们可以认为LNRE与LNGDP间存在着显著的协整关系，经济增长对有效就业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二、经济增长对名义就业和有效就业拉动关系的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的讨论可知，中国在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长对名义就业没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似乎奥肯定律在中国失效了。可通过对经济增长与有效就业的协整分析可知，前者对后者有明显的拉动作用。这两种鲜明的比较结果引发了我们的思考，经济增长对就业率是否有拉动作用？是怎样的内在作用机制导致了这种鲜明的对比结果？要想解答这些疑惑，我们首先需要弄清名义就业与有效就业的关系。
1.名义就业与有效就业的关系
根据有效就业理论可知，有效就业是名义就业中不存在隐性失业时的就业数量。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有效就业是指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大于零的就业，它反映了就业的有效性和利用程度，体现了就业的质量标准。据此我们可以清晰的描述名义就业和有效就业间的关系。
有效就业＝名义就业－隐性失业（5）
2.比较分析的结论
通过公式5可以看出，隐性失业是有效就业与名义就业间的关系枢纽。所谓隐性失业，是指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构成失衡，劳动力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由技术条件所决定的生产资料对劳动力的需要量而出现的部分劳动力的闲置现象。隐性失业显性化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对名义就业和有效就业拉动效应不一致的原因，也是经济转型期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初期，大多数的企业烙有很深的计划经济印记，中国的国有企业生产率很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出现了大批的闲置工人，企业的隐性失业现象十分严重。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体制改革，国企纷纷实施减员增效的策略，导致了大量闲置工人的下岗，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开始显性化了。隐性失业显性化，一方面使企业消化了多数的闲置人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企业产出增加，国家经济呈现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大量下岗工人的出现使得名义就业人员减少，相反由于企业内部对一部分无效就业人员的消化使其转化为有效就业人员，导致了有效就业人员的增长。由此可知，经济转型期间中国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导致了经济增长对有效就业和名义就业拉动效应的迥异。
三、政策与建议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名义就业和有效就业差距明显，隐性失业问题严重，隐性失业显性化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期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大量的下岗工人就业问题，提高经济发展的有效就业率，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健全完善劳动力市场
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合理分配人力资本的特点，对闲置的人力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首先，由于摩擦性失业的存在，导致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直到获得就业岗位前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差，提高人力资本市场的工作效率可以大大减少时间滞差导致的暂时性失业；其次，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导致劳动力供求结构上的失衡会出现结构性失业现象，提高劳动力市场的预警机制，迅速调整市场需求结构能较好的缓解结构性失业带来的就业压力。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在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很落后，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分量不是很重。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有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还能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转移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问题。
3.实现经济发展的持续增长
通过本文的协整检验可知，经济增长对有效就业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由于一定时期内劳动力的数量基本不变，所以提高有效就业能够减少无效就业，降低隐性失业率，最终促进就业结构和就业环境的良性循环。从长期的角度看，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就业率提升的内在动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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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宏洛:奥肯定律变异的分析与解释―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的思考[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第4期:31-33.
[3]汤光华: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增刊:250-255.
[4]蓝文永: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低就业问题[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121-125.
[浅谈就业与经济增长研究]
篇8：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
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
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 ――总需求冲击影响长期增长的一个机制探讨* 摘 要：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认为，短期波动不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造成影响。然而现实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在遭受短期性冲击后，却长期地陷入停滞或缓慢增长的困境中。本文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了总需求冲击影响长期增长的一个可能机制。总需求冲击通过对研发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作用于产出增长率，从而改变经济的长期增长。通过计量分析本文对模型的结论予以了检验，并试图提出新的启示。关键词：总需求冲击、长期增长、R&D投入、技术进步 R&D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 Inquiry on the Mechanism that Aggregate Demand Shock Affects Long-Run Growth Changsheng Xu Shuyang Sheng Abstract: Traditional macroeconomics believes that short-run fluctuation had no effect on the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In fact, however, some countries and areas sank into long recessions or slow growth after suffering short-run shock. By constructing a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his paper tries to inquire a possible mechanism that the short-run aggregate demand shock may affect the long-run growth. Aggregate demand shock has effect on the GDP growth rate through its influence on the R&D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hich will change the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path. Through the econometric analysis the paper tests the conclusion of the model and gives two proposals eventually. Key Words: Aggregate Demand Shock, Long-Run Growth, R&D Investmen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一、引 言 经济的增长从来都充斥着无法预知的变数。从凯恩斯革命以来，宏观经济学家们都一致假定，经济受到暂时性的需求冲击后最终将恢复到原有的增长轨道，短期波动不会对长期增长造成影响。 然而现实表明，经济增长的轨道却是不稳定的。一些曾创造过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的国家和地区，遭受突发性冲击后，经济步入衰退并长时间地停滞在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困境中，脱离了原先高速持久的增长轨道。有例为证，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90年代债务危机的冲击下，经济一落千丈，连年衰退，彻底背离了20世纪60、70年代的高速增长轨道。身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的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积重难返，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更是雪上加霜，－接连两年出现负增长，始终无力走出衰退的阴影。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东亚奇迹”，却不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其后一波三折，复苏乏力，四小龙国家中除韩国外都难以摆脱经济疲软的阴霾。 现实对传统的宏观理论提出了挑战：可能并不存在与短期因素相独立的长期增长轨道。人为地排除短期冲击的影响，研究稳定的增长路径，将是缺乏解释力的。 二、文献综述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将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一分为二，作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早期的宏观经济研究集中在周期波动和稳定政策等问题上。在正统凯恩斯主义者的眼中，经济波动是一种非均衡现象。而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在理性预期和持续市场出清的假定下，对经济波动给予了均衡性解释，继承了现代货币主义者提出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 在经济的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二分法的视角下，经济学家设想经济沿着索洛模型中所描述的平滑的长期趋势演进，而需求冲击导致经济围绕趋势进行短期波动，从而将长期趋势从经济周期中分离出来。这[1] [2] [3] [4]
篇9：政策悖论”与经济增长
政策悖论”与经济增长
一、一般均衡：只解决宏观总量问题的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是19世纪70年代由新古典经济学派（或边际效用学派）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为瓦尔拉，理论特点是用精确的数学方法建立理论框架，以单一产出的售合来表示生产总量。即令生产性服务数量z=(z,…,z[,r]),g[i](z)是n种商品的生产函数(i=1,…,n)。假定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生产性服务量是线性的，生产函数满足ag[i](z)=g[i](az)。生产部门中的均衡由价格向量p和q及生产活动向量a[i](q)给出，其中对所有i有附图。每个商品i的生产均满足等式。（注：由于总量是个量的集合，单位产量集合为A[,i]，当z在A[,i]内时，g(z)=1。于是在给定价格q时，费用极小化的活动可以用包含在A[,i]内的生产系数a[i](q)表示，其中对A[,i]内的z有q'a[i](q)≤q'z。）那么，生产性服务z和产出量y之间关系可表示为附图。均衡增长表现为式中变量按同一速率变动。
瓦尔拉所建立的完善的一般均衡模型实质是由个量集合成的总量，这一点由均衡条件附图可见。（注：所有的i都满足均衡条件。）由单一产出活动集合成为总量生产模型，那么由每一个不同生产者或经济行为者所决定的不同的产出活动如何集合成统一的生产活动，其一般均衡理论假定所有经济行为者子集都处于均衡，也就是说，所有各个经济行为者行为都处于均衡。即每个商品i集合为所有i均满足附图。由此，所有经济行为者的活动可以集合为总量关系，而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活动也就此简化为总量关系。
一般均衡理论优点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实质假设社会经济活动只存在能代表所有经济行为者的一个经济人。（注：这一个经济人的概念是集合概念，不是个体概念，他应该以类作为单位。）但实际上，一是一般均衡过于理想化的假定条件，近似完美的假设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是不可能达到的；二是一般均衡产生于每一个经济行为者均衡的集合，其中如果有一个经济行为者行为处于非均衡，均衡即被打破。反之，将集合的经济行为者行为还原为本来独立身份，一般均衡只作为非均衡的特殊形式存在于经济体系之中。一般存在于特殊中，非均衡具有一般性。
首先，每个独立的经济行为者追求自身利益（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并非一致，就是说，每个经济行为者有可能对利益最大化的理解不同。前提不同，结果自然不同。每个经济行为者追求利益最大的结果很可能是非均衡的。
其次，一般均衡理论假定前提是所有经济行为者子集都处于均衡，则其行为可以集合形成统一行为。那么，其行为范式必然是所有的经济行为者需要接受同一的价格信号，即假定他们都会在那种想要进行交易的价格上，与他们想要进行交易的对象展开交易活动。因为如果经济行为者在不同的价格参照系数下实现自身目标，就达不到均衡。当然，这里实现均衡的.价格系数是一个价格集。瓦尔拉认为均衡价格是以拍卖方式实现的。但现实中拍卖达到的均衡价格只可能在局部实现，根本无法在总体上实现，由此，经济行为者遵循的价格信号不可能是同一的，均衡也仅是理论的负抽象。
第三，一般均衡理论范式中强调的，一是所有经济行为者都接受价格同一信号；二是他们都是按照价格信号来作出有理性的数量决策。这里势必存在逻辑问题，即一是没有一个行为者运用市场给予的数量信号；二是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实际地决定价格。价格决定是“看不见的手”或是瓦尔拉“隐蔽的喊价者”的事。那么，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在价格上不像在数量上那样作出理性的决策”，并且“每一个参与该经济的个人都被假定为是接受给定的价格，然后相应地按照这些给定的价格来决定自己关于购买与销售的选择；没有一个人来掌管价格决策”(Arrow,1951)。一般均衡理论这一逻辑漏洞表明，一是价格信号并非是唯一的市场信号，数量信号也会发生作用；二是每个经济行为者都是给定价格的接受者而非价格的决定者，在此情况下，均衡得以实现，反之，经济行为者如果对价格决定负起责任，市场出现的则是非均衡。所以，经济行为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独立行为，不可能完全依据市场均衡要求的平均化行为行事。也就是说，一般均衡理论存在反逻辑的表述，表面看，理论是由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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