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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疯癫与文明》的读书笔记

2022-06-18 08:06:00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多年生草本植物”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5篇福柯《疯癫与文明》的读书笔记,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福柯《疯癫与文明》的读书笔记,供大家参考。

福柯《疯癫与文明》的读书笔记

篇1:福柯《疯癫与文明》的读书笔记

《疯癫与文明》作为米歇尔·福柯的成名之作,在学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读罢该书,我也获益匪浅,在此略微论述一二心得。

关于疯癫的论述,古往今来不在少数。帕斯卡预言:“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陀思妥耶夫斯基呼吁: “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而福柯则直截了当地说道:“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与福柯同时代的思想家巴尔特评价:“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断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实现,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并且这一“疯癫”话语只有且仅是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下所产生的“名词”。虽然明代才子唐寅的《桃花庵诗》中“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也有“疯癫”一词,不过这种“疯癫”不是人类理性时代的精神术语,只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怀才不遇的隐逸文人的自我嘲解安慰而已。

也许读者会疑问:为什么福柯会对“疯癫”现象如此感兴趣?这里便不得不提及福柯的童年经历了。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张汝伦先生在其《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一书中曾经介绍到:“福柯虽然出生在富贵之家,但他的青少年时代却始终感到压抑威胁和恐怖。他父亲为了锻炼他的勇气,把他带到医院手术室看截肢手术,血腥的场面给一个孩子的惊骇是不言而喻的。他家乡当地有一富人的女儿因未婚先孕,孩子出生后被溺死,她本人被宣布精神失常,先后被送进医院和修道院,最后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这些可怕的事情对福柯的一生的思想都有潜在的影响,他一生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要反抗这种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压迫和恐怖。他的第一部著作《精神病和心理学》和他的博士论文《疯癫史》就是这方面最初的努力。”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我们不难知道福柯之所以关注“疯癫”的缘由了。

通过对人类历史文化的考察,福柯揭示出了:疯癫与文明的对立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的;不是在蒙昧的远古,而是在理性的近代。在古世纪,麻风病曾被视为对社会的最大威胁。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麻风病被逐步控制,疯癫代替了原来麻风病的角色。但最初人们对疯癫的态度还是暧昧的,疯癫既是威胁,但也是达到某些真理的通道。“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是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最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记忆。……它是理性的流动。”但是到了古典时代,疯癫变成了一种需要用禁闭所来对付的完全的破坏力量和威胁,“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但训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 到了18世纪末,人们从政治和经济两个角度对禁闭提出了批判,但批判没有解除禁闭,而是用新的疯人院的形式将禁闭进一步制度化。在疯人院里,医生借用科学的面具使自己成为最重要的角色,他对病人具有家长加法官绝对的权威。疯人院不但没有解放病人,反而使他们永远处于一种屈辱的地位。并且随着作为一种医疗机构的疯人院的出现,非理性的存在也不再表现出来,它们只能在现代艺术中出现。“从此,通过疯癫的中介,在艺术作品的范围内,世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有罪者。现在它受到艺术作品的控制,被迫按照艺术作品的语言来规范自己,在艺术作品的压力下承担起认罪和补救的工作,承担起从非理性恢复理性再把非理性交给理性的任务。”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谱系学方法深入分析了人类历史中理性和疯癫的形成过程,指出理性和疯癫并不是外在于个人客观的东西,而是一种反身性的社会现实,他们总是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情境而不断地建构。相应地,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也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批判过程中建构而成的。然而福柯也指出“这种结构既非一种戏剧,也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个使历史陷入既得以成立又受谴责的悲剧范畴的地方。”这也就体现了作者深沉的人文关怀。

也许,在福柯的研究中还存在着诸多尚待商榷之处,但他开阔了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向我们提出了人类文明时代的疯癫历史这个话题,使得我们在理解事物的属性方面也有不少启迪作用。总而言之,这至少也能从侧面表明《疯癫与文明》不失为一本“智慧之书”。

篇2:福柯《疯癫与文明》的读书笔记

这是米歇尔福柯的代表作,通过研究西方世界的疯癫史,来探寻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脉络。

正如他在前言中写道的“我们却不得不撰写一部有关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历史,因为人们出于这种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人类的起点初期,疯癫和理性并没有断裂和对立,但人类文明的发展,逐渐成为理性对非理性(疯癫,犯罪和痴呆)的征服和控制,文明即是一种统治非理性的权力,理性和非理性之间不再平等,也不会再有交流和对话。福柯正是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从一堆文学,剧本和艺术资料中,去挖掘疯癫以及对付疯癫的历史,从而揭示人类文明的真正秘密。

福柯将人类的疯癫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中世纪末(麻风病结束)到文艺复兴时期,此时的人类对疯癫认识是模糊的,疯癫的体验被多重意义所笼罩:人类原始堕落和上帝意志的堕落,兽性及其各种变形,以及知识中的一切神奇秘密。人类只是发明了愚人船,将这些人放逐,让他们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此时疯癫还未被完全分隔,人类对待疯癫还是非常友善的。

第二阶段是古典阶段,此时开始建立总医院,用于禁闭“精神错乱者”,此时的疯癫被认为是贫困,没有工作能力和没有和社会融合的能力,疯癫者被当作社会垃圾一样被清扫和集中在感化院。从此疯癫便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慢慢黑夜中度日。在古典时期,疯癫被认为是人类长期受到压制的兽性的暴露,它甚至用来和动物一样被展览。而对于疯癫的解释,疯癫者被认为生活在幻想之中,疯癫是一种虚无状态。

第三阶段,随着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发展,人类开始真正认识到疯癫的真正原因,疯癫从此和宗教,道德和伦理联系在一起,穷人和罪犯不再被视为疯癫,疯癫者从此被视为了一种未成年的状态,需要在“家长”的帮助下,回归到理性的状态。疯癫者的精神需要被改造到符合社会的要求,疯癫者从此彻底失去自己的话语,服从理性和秩序,从而形成了整齐划一的社会规范。

通过对疯癫历史的研究,寻出人类文明的发展逻辑,理性与非理性从统一逐渐走向断裂,最后走向了彻底对立,最终理性实现了对非理性的统治。

但疯癫作为人类发展中不断出现的现象,却不可能因此彻底的消失。它在艺术的领域找到了繁殖和复制的土壤,他打断了世界的时间,而艺术便显示了一个虚空,一个沉默的片刻以及没有答案的问题,它造成了一个不可弥合的缺口,迫使世界对自己提出质疑。人类文明正是在吞没艺术作品的疯癫中不断获得新的空间。

福柯最后写到“世界本身任何的东西,尤其是它对疯癫的认识,不能使世界确信它可以用这类疯癫的作品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对于非理性的认识,理性永远无法完成和抵达。

篇3:福柯《疯癫与文明》的读书笔记

《疯癫与文明》是米歇尔福柯的博士论文,原论文673页,翻开的这一本是300多页的缩印版。这是一本人文科学史上的著作。在蛮荒状态不可能发现疯癫,疯癫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它不会存在于分离出它感受形式之外,既排斥又俘获它的反感形式之外。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疯癫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17世纪,由于禁闭,疯癫经历了一个沉默和被排斥的时期,它丧失了在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时代曾经具有的展现和揭示功能。变得虚假可笑。最后20世纪的人们给疯癫套上了项圈,用实证主义的粗暴把疯癫归类为自然现象。

本书通过愚人船、大禁闭、疯人、激情与谵妄、疯癫诸相、医生与病人、大恐惧、新的划分、精神病院的诞生,九个章节来说明疯癫的发展历史。

这是我看的福柯所著第二本书,已有些习惯了他的特殊语汇,信手拈来的各种考证,以社会广度,历史纬度和事件本身三个圈的交织来阐述疯癫这件事情,搭载文明二字,真的是精彩的无以伦比。

“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读完这本书,如果不了解全景观社会的雏形,那么阅读本书的意义将不是很大,得到的也许是这本书那么难懂?写得很乱!了解了一下疯癫历史。人类是这么变迁的。和中国比西方社会发展不行是倒退。诸如此类的结论等等。

作为福柯,在这本书开始,他就有全景观社会的想法了,直至现在,我们非常害怕自己成为异类,难道不是吗?我们害怕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们想着不去精神病院,不去看精神病,否认自己有抑郁症等等。身处现在这样的社会是福柯预见到的,是文明流变的结果。

福柯用他的知识考古学研究方法预见到了社会未来的趋势。对于疯癫的形成以及疯癫与理性的区别。之前看了豆瓣上的评论,很多人其实都在简单的归类或粗暴的论证,那么福柯为什么要用80多页来说明了疯癫?因为疯癫绝不是一个简单可以归纳的现象。比如有的人说“天才在左,疯子在右”,“疯子是探索文明路上的人们……”这样的话带有极强的误导,并无法展现疯癫的症状。

大多数人忽视了疯癫这一症状是普通人无法忍受和接受的,书中后半部分有详细阐述。因为这是大部分人不知道的领域,所以福柯用大量的篇幅用来区分不同种类的疯癫之间的差异。让无知群众分清楚疯癫与想象的区别,谵妄与悲剧人物的区别。这本书的教化意义不能忽视。

这本书有着让我很有兴趣的两个问题,其一疯癫的背后是什么?权力的作用?

处于梦幻和谬误接触点上的疯癫,有着无意义的混乱,但当我们去分析它时,它又显示出完全有序的分类,一种身体和灵魂的严格机制,遵循某种严密的逻辑而表达出来的语言。它本身是对理性的否定,但又能自我阐述出一种理性,在疯癫的背后存在着一种秘密谵妄的秩序来欺骗自己,看似疯癫的人无可辩驳的逻辑,结构完善的论述话语,一种无懈可击的明晰表达。疯癫的理性根植于对想象或幻觉的冥思苦想中,允许幻觉产生了自发的价值。(疯癫并不具有集中性,也就是说,每一个疯癫的人,对于自身幻想或想象的自发价值没有普遍性意义。)

疯癫作为一种非理性现象,被社会剥离,成为了社会边缘。从愚人船到精神病院。从黑格尔整治大自然让其理性,到荷尔德林患有精神病。在这个被整顿过的世界中,福柯的全景观社会理论得到了强有力的证实,看似是理性对非理性的胜利,不如说是公共权力的无处不在。我们被自己所创造的世界所压制。就连万能的上帝,都被划归到理性的一端,我们需要通过理性才能认识到上帝的存在,信仰上帝,之后回归主。也许这一权力的操控早在基督耶稣时代就已展开,甚至更早,拥有否定和纠错能力的理性人们开始逐渐觉醒,操控世界。

其二,在戏剧文学艺术作品中,疯癫具有什么意义?是神话启示吗?

首先在寓言和故事中,透露出这类的疯癫的寓意,这些寓意故事归类于某种非理性,不加以区分的使得所有人卷入了这种密谋。这些不是突然出现的,之后在艺术作品,博斯《圣安东尼的诱惑》,布兰特《愚人船》,马尔尚《死神舞》,穆尔纳《愚蠢的请求》等等巨大的不安象征放大,变的具体而有切实的意义。

艺术加工在推动疯癫的进程上功不可没。

但在戏剧作品中,疯癫的人们恰恰在戏剧舞台上说出具有理性的话语,来警示人们,这种对比和反差,成为了一种时代讥讽,也成就了一种戏剧语言。疯癫人物在戏剧舞台上早期的作用,已经很明确,那么后来呢?我对这个很兴趣,也找了些资料。比如书中提到的《安德洛玛克》这部拉辛的作品,悲剧人物有别疯癫人物,是在疯癫的基础上的超越,悲剧人物发现了一种阴沉的白昼真理,在即将来临的白昼真理,黑暗反而具有了揭示作用。对于疯癫人物来说,疯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现的仅仅是不协调的夜间形象,比早期的疯人具有强有力的警示作用。简单的说出警示话语,已不具备象征意义。

悲剧人物蕴含了疯癫的早期象征,既是自身真相的承载者,并在一刹那黑白交替之间把真理的光明和深沉的黑暗同意了起来。这也是《安德洛玛克》跨时代的意义,他诞生于疯癫正逐渐从悲剧表演中消失,同时也是悲剧人物要与非理性的人分道扬镳的时候。在希腊悲剧中,复仇女神的形象就是在黑暗中等待剧中人物的最终命运和真理的揭示,人物的激情、行动,不过是她们的工具。然而在这里,在这部中,复仇女神仅仅是疯癫背后谵妄的侍女,谵妄则是最初和最终的真理。疯癫通向了语言,通向一种更新的阐释语言和关于被征服了的现实的语言。

“这个剧本首先通过特洛亚英雄厄克多的寡妇昂朵马格对亡夫坚贞不渝的爱情和她为了救护自己的幼儿而不顾一切的献身精神,在无比惨酷的战争面前,表现了崇高的母爱。其次描写一个被遗弃的少女爱妙娜,为了爱情和嫉妒,竟利用一个爱她而不为她所爱的男子奥赖斯特,叫他去杀死遗弃她的爱人卑吕斯,但是当她听说卑吕斯已被奥赖斯特手下的希腊士兵杀死时,她反而痛责奥赖斯特不该听信她的话去干这种卑鄙无耻的勾当,自己随即奔向神庙,伏在卑吕斯的尸身上,以利剑自刎。”

在此之后,疯癫这一形象逐渐退出艺术舞台,化成意象进入倒舞台中,不以具体形象出现。如同命运的手,操控人偶的线一样,存在于观众脑海中。

这是一本超级好的书,适合反复阅读。

最后,打完这些字,已经很晚了,望着30楼的窗外景致有序的高楼,社会如同福柯预言一样发展,《疯癫与文明》是其之后理论体系中的一环,也是他所要搭建的“极致体验”的组成部分,人类的既定概念,历史发展上的故事,将不断召唤着福柯去进行探求,突破历史的既定须知,社会的结构安排,打碎发现“真实”。

篇4:福柯《疯癫与文明》的读书笔记

如果说一种社会态度形成一套“严密”的科学体系需要三个世纪,那么,一种特殊的对待方式形成一种社会态度可能只需要一个大事件和一个临界点引起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无论我们想不想承认,最初的社会区分和隔离存在两种来自两面的动机,一种是慈善教化或者救济方面,出于对特殊群体的特殊照顾,或教化他们重塑社会道德,是一种人文关怀的体现;另一种可能是更隐晦的,更不愿提上台面的因素,将少部分“威胁”或“特殊”隔离或区分起来,是为了让大部分群体的利益得到保障。

直到18世纪,精神病被确定为一种疾病,并逐渐发展出一套病理学。

21世纪的现在,我们的直觉说,“精神病一直都是一种疾病,只是以前没有发现。”

理性与非理性的对话决裂,“疯癫的人”彻底被视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当年“偏见”的“习惯”依然含蓄的流传着,“歧视”从我们一出生就潜藏在意识里,甚至说,不去接受教育的规训都很难发现。而我所能理解到的最可怕的歧视暴力,是内化到患者自己身上的,自己对自己的暴力。

《疯癫与文明》福柯说是一部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他所展现给我的,更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本来应该是荒谬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是,一种对待方式是能够上升成为一套病理学或者说“科学”的,甚至说能上升到法律和制度层面的。那么问题来了,听起来很扯,但在如今这个世纪里,会不会也正酝酿着一套特殊的对待方式,去在未来的三个世纪里去定义出一种“以前人们没有发现的疾病”呢?

谁说社会的发展一定会沿着理性的“正轨”一直运行下去呢…

运行下去呢…

篇5:福柯《疯癫与文明》的读书笔记

福柯的伟大在于最深刻最基础的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即便他自己不承认,却已然成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先锋。看前述评论有人不喜欢福柯,但我想说,你可以不喜欢福柯,却不能低看了批判。在这批判中,福柯回答了他曾经初衷问题了么?他尝试着回答,可却引来的人类对本身更沉重的困惑。

理性是对的么?在这里,我又看到了卡尔贝克尔的思维,启蒙思想家们开启的理性的王国却是对圣奥古斯丁神学天城的反复。福柯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理性(我们今天人类的共识)或许无法用正确与否来判断,我们的理性只是对我们自认为的正确的理性,从而又不断加强非理性来让他扩大强化。当我们跳出思维的禁锢,将理性与非理性(不要被非字误导)摆在同一平台上,或许,理性的成功不在于“正确”,而在于扩大和加强。福柯在结构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的基础,这成为了他对西方文化根基的批判。他汲取灵感于尼采、梵高、阿尔托,批判着图克、皮内尔和弗洛伊德,那个文艺复兴时代(理性和非理性对峙还未形成的时代)的自由的交流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人类思维的自由还是禁闭?人类创造出理性,却将自我禁锢于理性之中。

抛却内容,福柯批判继承着西方批判哲学的传统。在我看来,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或许不那么重要,但吸取批判的方法却是难能可贵。西方学者的有着批判一切颠覆一切的精神,而这种全面的怀疑和否定才可在破中寻立,当今天我们还在一味固守强调传统时,批判的精神也消失殆尽。而福柯,是一个样本,一个都不愿自我批评的人何谈进步?

“愚人船”,还是后来象征着文明,标志着进步的“疯人院”,都是被划为尘世之外的区域,它虽然带着人们的恐惧,却也毫无疑问地张示人们对它毫不留情的控制。

疯者多处漂浮之地,喜乐自当,若智若愚,具有藐视一切的大无畏。虽仍食五谷杂粮,却已游离十丈红尘之外。

凡夫俗子如我这等,既落地尘世,受限于地心引力,大概也惟有脚踏实地,才不至于失重跌落。

篇6:《疯癫与文明》读书笔记

《疯癫与文明》读书笔记

《疯癫与文明》作为米歇尔·福柯的成名之作,在学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读罢该书,我也获益匪浅,在此略微论述一二心得。

关于疯癫的论述,古往今来不在少数。帕斯卡预言:“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陀思妥耶夫斯基呼吁: “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而福柯则直截了当地说道:“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与福柯同时代的思想家巴尔特评价:“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断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实现,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p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并且这一“疯癫”话语只有且仅是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下所产生的“名词”。虽然明代才子唐寅的《桃花庵诗》中“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也有“疯癫”一词,不过这种“疯癫”不是人类理性时代的精神术语,只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怀才不遇的隐逸文人的自我嘲解安慰而已。

也许读者会疑问:为什么福柯会对“疯癫”现象如此感兴趣?这里便不得不提及福柯的童年经历了。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张汝伦先生在其《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一书中曾经介绍到:“福柯虽然出生在富贵之家,但他的青少年时代却始终感到压抑威胁和恐怖。他父亲为了锻炼他的勇气,把他带到医院手术室看截肢手术,血腥的场面给一个孩子的惊骇是不言而喻的。他家乡当地有一富人的女儿因未婚先孕,孩子出生后被溺死,她本人被宣布精神失常,先后被送进医院和修道院,最后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这些可怕的事情对福柯的一生的思想都有潜在的影响,他一生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要反抗这种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压迫和恐怖。他的第一部著作《精神病和心理学》和他的博士论文《疯癫史》就是这方面最初的努力,

”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我们不难知道福柯之所以关注“疯癫”的缘由了。

通过对人类历史文化的考察,福柯揭示出了:疯癫与文明的对立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的;不是在蒙昧的远古,而是在理性的'近代。在古世纪, 曾被视为对社会的最大威胁。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 被逐步控制,疯癫代替了原来 的角色。但最初人们对疯癫的态度还是暧昧的,疯癫既是威胁,但也是达到某些真理的通道。“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是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最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记忆。……它是理性的流动。”但是到了古典时代,疯癫变成了一种需要用禁闭所来对付的完全的破坏力量和威胁,“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但训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 到了18世纪末,人们从政治和经济两个角度对禁闭提出了批判,但批判没有解除禁闭,而是用新的疯人院的形式将禁闭进一步制度化。在疯人院里,医生借用科学的面具使自己成为最重要的角色,他对病人具有家长加法官绝对的权威。疯人院不但没有解放病人,反而使他们永远处于一种屈辱的地位。并且随着作为一种医疗机构的疯人院的出现,非理性的存在也不再表现出来,它们只能在现代艺术中出现。“从此,通过疯癫的中介,在艺术作品的范围内,世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有罪者。现在它受到艺术作品的控制,被迫按照艺术作品的语言来规范自己,在艺术作品的压力下承担起认罪和补救的工作,承担起从非理性恢复理性再把非理性交给理性的任务。”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p谱系学方法深入分析了人类历史中理性和疯癫的形成过程,指出理性和疯癫并不是外在于个人客观的东西,而是一种反身性的社会现实,他们总是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情境而不断地建构。相应地,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也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批判过程中建构而成的。然而福柯也指出“这种结构既非一种戏剧,也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个使历史陷入既得以成立又受谴责的悲剧范畴的地方。”这也就体现了作者深沉的人文关怀。

也许,在福柯的研究中还存在着诸多尚待商榷之处,但他开阔了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向我们提出了人类文明时代的疯癫历史这个话题,使得我们在理解事物的属性方面也有不少启迪作用。总而言之,这至少也能从侧面表明《疯癫与文明》不失为一本“智慧之书”。

篇7:疯癫与文明800字读后感

疯癫与文明800字读后感

《疯癫与文明》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 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断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疯癫不是一种自然对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知识变得越来越抽象复杂,产生疯癫的危险性就越大。按照普莱赛万的说法,如果一种知识接近于直觉,只需要大脑器官和内部感觉的轻微活动,那么这种知识只能刺激起一种生理快感:“如果科学的对象是我们的感官能够很容易感受的,那么这种和谐的共鸣便使灵魂处于和谐一致。……这种科学在整个身体机器中进行着一种有益于各部分功能的轻微活动。

关于疯癫的论述,古往今来不在少数。帕斯卡预言:“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陀思妥耶夫斯基呼吁:“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而福柯则直截了当地说道:“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与福柯同时代的思想家巴尔特评价:“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断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实现,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并且这一“疯癫”话语只有且仅是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下所产生的“名词”。虽然明代才子唐寅的《桃花庵诗》中“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也有“疯癫”一词,不过这种“疯癫”不是人类理性时代的精神术语,只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怀才不遇的隐逸文人的自我嘲解安慰而已。

篇8:疯癫与文明读后感责任缔造文明读后感

疯癫与文明读后感责任缔造文明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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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

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

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

发布时间: -12-1  作者:秩名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占据知识界前沿的一次伟大争论:福柯和哈贝马斯的争论。由于这两个人在今天的巨大声望,以及思想的尖锐差异,使这场争论遍及整个欧美学界并引发了巨大的讨论。大致说来,差异体现在三个方面:方法论差异;对主体构成的评价差异;在社会理论方面交往理性和权力的差异。

关键词:福柯、哈贝马斯、权力、理性、交往理性

福柯与哈贝马斯完全不同。这不仅仅是人们所说的德法传统的不同,这也许还包括两个人气质上的深刻差异。福柯根植于萨德和尼采的传统,他将恶之花的危险尝试和狄奥尼索斯的迷狂体验融于一体,进而将自己置于理性所鞭长莫及的危险地带,并对既定的现实――无论是道德现实还是政治现实――持有一种执著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带有一种敏感的气质,而这种敏感却近乎于偏执。福柯前所未有地将哲学变成个人的事情,哲学是在探讨个人的极限、可能性和遥遥无期的真理,在福柯这里,哲学就是探讨他自身的秘密。但是戏剧性的是,旨在发现个人秘密的隐蔽哲学,甚至可以说是哲学行为,却赢得了最大量的读者,并被一遍遍地呈现在朗朗白昼之下。哈贝马斯呢?在这位哲学家的源头里,尼采作为一个极端的反面教材得到了批判,并被剔除的干干净净,也就是说,这种哲学源头决没有超人崇拜和对个人性的鼓吹,他的曲折起源是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后两者都将个人,将自身置之于哲学之外,在马克思这里,个人消逝在生产方式的结构中,在韦伯这里,个人是铁笼中的囚徒;哈贝马斯同样是不折不扣的反个人主义者,无论是他在哲学上的观念诉求,还是他的毫无风格化的哲学措辞,甚至是他目前的政治现实――在所有这些方面,哈贝马斯都被公共性意愿所统摄。福柯相信,知识的作用就是让知识分子个人不断地改变自身,而哈贝马斯相信,知识和知识分子能够促进一个其乐融融的团结社会。福柯将个人的出路放在个人自身孤独的美学改造方面,哈贝马斯从来就是将个人置于集体的无边无际的交流和商谈中,如同福柯喜欢一次次地单独出没在加利福利亚那些神秘的夜晚,而哈贝马斯喜欢在各种各样公众讲坛上领奖或者演说一样。          这种气质上的差异决定了哲学的重大差异,也可以反过来说,哲学的重大差异决定了行为的差异。这两人之间有一场事实性的对话,但是主要的争执隐含在各自的著述中,尤其是在哈贝马斯这里,对福柯的批评毫不隐晦。这种批评涉及到他们各自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权力和理性。福柯是从权力的角度对社会作出分析,哈贝马斯则是从理性的角度对社会作出诊断。出发点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对整个传统――尤其是对启蒙运动和启蒙理性――的估价不一样,各自遵循的探讨途径也不一样;如果非要为社会开一剂药方的话,那么这个药方肯定也不一样;最后,不可避免的是,对未来的态度,无论是哲学态度,还是生活态度,无论是乐观的态? 鹊幕故潜?鄣奶?龋?膊灰谎?N颐窍壤纯纯锤?峦ü??Χ陨缁嶙鞒龅恼锒希?缓罂纯垂?绰硭沟恼敕嫦喽缘墓鄣阋约坝纱硕?吹亩愿?碌拿土遗昊鳌?nbsp;

1  权力和社会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通过权力的变化来描述社会的变化,社会的谱系演变铭写在权力的谱系演变上面。福柯正是从权力――权力的形态、实践、活动机制――入手,创造性地将现代社会描述为规训社会。  这一社会理论的基石是权力。在福柯看来,正是围绕着权力的运作机制,庞大的社会组织才得以建立和发展起来。整个社会结构盘根错结般地缠绕在权力上面。权力的性质、形态和机制变了,社会结构就随之发生变化,君主制有君主的独特镇压权力,古典时期有针对灵魂的符号-惩罚权力,现代时期则是针对身体的规训权力。也可以反过来说,否定性的镇压权力构成了君主制社会的基本结构,诉诸于灵魂的符号-惩罚权力构成了古典时期的社会结构,而规训权力则构成了现代时期的普遍社会结构。权力是社会形态最根本的基石,社会,它的数不胜数的表象、形态、能指,它的无法估算的规模、尺度、范围,最终都可以浓缩和还原到权力的基石这一点上,权力是它们最后的归宿,也是它们最终的根源。权力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组织也随之发生变化。

权力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基石?为什么成为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为什么权力的变化引发了社会的变化?为什么规训权力的出现促发了规训社会的诞生?首先,我们发现,福柯的“权力”本身并不是一个本质主义概念,甚至难于为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权力是什么?福柯说:“权力不是一个机制,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我们拥有的某种力量;它只是人们为特定社会中复杂的战略情势所使用的名字。”①权力应该被理解为多重的力的关系,不应该从一个中心,从某个最基本的始发处去寻找权力的源头,权力也不是某个集团、某个主体的所有物。相反,权力存在于各处、存在于任何的差异性关系中,“权力无处不在,这并不因为它有特权将一切笼罩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中,而是因为它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被生产出来,甚至在所有关系中被生产出来,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涵括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四面八方。”②福柯明确地抛弃了那种自上而下的压抑、笼罩、涵括、包裹性的国王权力,那种支配性、主宰性和统治性的权力。权力永远存在于关系中,也可以说,权力永远是关系中的权力。它随时随地产生于不同事物的关系中,这意味着,权力总是变动的,复数的,再生性的,微观的? ⒕植康摹⑾附谛缘摹⑾嗷チ鞫?筒?频摹U庋???Τ涑庠谏缁岬拿扛鼋锹洌?涑庠诿恳恢植钜旃叵抵校?涑庠谌我獾南喙匚镏?校?植康奈匏?辉诘恼庑┪⒐廴???甏蟮闹鞯夹匀??剐统寤倭恕?/P>

对福柯来说,这样的权力从来不外在于社会,相反,它深深地根植入社会的每个片段和细节中,权力的变化促发社会的变化,权力的形态――它的力量关系,它的性质、方向、活动机制――内在地构成了社会的形态:社会关系及其性质、方向、活动机制。权力不是处在社会隐晦的底部,不是曲折而坚决地操纵着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它处于社会的内部,处在社会的每一片肌理上面,从而构成社会内部、社会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社会围绕着权力机制而活动,而运转,而成型,它听命于这种权力实践和权力游戏,权力处在社会这个同心圆的最核心之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的种种表象可以还原到权力的机制上。对社会的诊断可以简约为对权力的诊断,外围最终还原到核心。社会形态正是权力形

态同一个层面上的横向扩充,而非纵向的生产和派生结果。

这样,福柯的社会理论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构成了一次重大挑战:在福柯这里,社会形态的变化与经济方式的联系极其微弱,福柯排除了劳动、生产方式、剥削和异化在社会理论中的位置,排除了它们在社会理论中的基础性作用。对他来说,社会形态同这个社会的一般权力形态是同质性的,君主权力就导致君主社会,规训权力就导致规训社会,权力形态的变化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由于权力总是关系中的权力,总是任意两个不同点的权力,总是复数权力和网络中的权力,因而,它天然地就能将社会的诸要素关联起来,将这些要素以“权力”的方式组织起来,进而让这些要素按照权力的形态组织社会的形态。权力具有这种组织天性,因为权力存在于任何差异关系中,只要存在着差异,就必定会产生权力,“权力不是某种可被获得、抓住、分享的东西,也不是人们能够控制或放弃的东西。权力通过无计其数的点来施展,它在各种不均等和流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来施展。”[3]哪里有不均等的关系,哪里就会出现权力,权力就具有这种自发性和天生的敏感性。它瞬间生成而且无处不在,这样,社会本身不仅充斥着权力,它几乎就是由权力构成,由权力关系构成。这即是福柯从权力的角度对社会作出的? 砺壅锒稀T诖耍?颐欠⑾郑??潞苌儆梅饨ㄖ饕澹?时局饕寤蛘呱缁嶂饕宓雀拍罾疵枋隼?泛蜕缁嵝翁??谒?抢铮?挥谐橄蟮氖奔浠?郑?挥兄惺兰停?囊崭葱耸逼冢?诺涫逼冢?执?逼诘幕?郑?庑┦逼谕?泳?媒嵌然蛏缁峋?玫慕嵌然?值纳缁嵝翁?⒉晃呛稀S扇??叭??叵档慕嵌瘸龇?颐嵌韵执?缁岬某坪艟筒辉偈亲时局饕澹??枪嫜瞪缁帷?/P>

对福柯而言,监狱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生动隐喻,因为它体现了现代权力的最根本的规训特征,是现代社会形态的精确提纯,社会就是一个在规模上放大、在程度上减弱的监狱,只有在监狱这里,纷繁的社会本身才能找到一个焦点,一个醒目的结构图,一个微缩的严酷模型。而现代个体,正是被这个无处不在的监狱之城所笼罩,个体就形成和诞生于这个巨大的监狱所固有的规训权力执著而耐心的改造之中。个体,在这种权力的干预、生产和造就下,是被动的、他律的、笨拙而呆滞的,最终,这几乎是个无望的个体,悲凉之雾覆盖着他。在这个现代规训社会的舞台上,个体的命运从来都是囚徒式的悲剧。个体诞生在权力机制毫不喧哗的冰冷实践中。

这,就是权力对个体的生产和改造,个体,他的身体,他的灵魂以及一切有关他的知识都是匿名权力的产物。权力和个体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生产和被生产关系。如果说,在规训社会中,个体是难以抵制权力的,权力对于个体的塑造没有遇到障碍,那么,权力和权力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权力之间存在着抵牾、冲突和矛盾吗?          福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尼采的权力命题――如果非要为福柯的权力观寻找一个来源的话,也只能在尼采那里去寻找,在尼采的“权力意志”那里去寻找。在“权力意志”那里,权力总是处于关系中,总是处于斗争状态、总是遭到抵抗,且总是表现为战争形式: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相应的抵抗权力。

如果权力总是处于关系中,如果权力并没有一种中心性的焦点,如果权力是非主体化和非人格化的,如果权力总是有抵抗相伴随,最主要的是,如果权力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统治权和法律,相反它贯穿于一切社会微观实践中,那么,福柯有足够的理由用军事关系来描述权力关系,也就是说,根据普遍的战争形式来描述权力。这意味着,战争可能成为权力关系的分析器,权力关系就总是一种战争关系,军事关系。倘若如此的话,倘若权力关系按福柯的说法无处不在的话,那么,所有充满权力关系的社会形式,所有的组织、分化和社会等级现象,所有事物的根本状态,所有那些民事范畴,在根本上都是战争和军事关系,都属于战斗范畴。换言之,和平的内容都汹涌着战斗的厮杀声,在正义的平衡下面不对称的力量在不停地较量,法律的下面流淌着未干涸的血迹,一句话,“政治,这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4]战争应理解为恒常的社会关系,“是一切权力关系和制度不可抹杀的本质,”[5]虽然真正的战火熄灭了,但是国家、法律、政体,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是如何诞生的?它们的建立和完成并非战争的休止,相反,它们,这些政治形式,是战争的延续,是另一种战争。战争在这些政治形式? 校?诜?芍校?贫戎校?胬碇校??吨信叵??罢秸??呛推降拿苈搿N颐谴τ谝徊咳硕粤硪徊糠秩说恼秸??校徽蕉返那跋叽┰秸?錾缁幔?牢弈?⒅?眨??钦馓跽较甙盐颐敲恳桓鋈硕挤诺秸飧龌蚰歉稣匠∩希?挥兄辛⒌闹魈濉H吮亟?悄掣霰鹑说亩允帧![6]

战争关系就是权力关系,或者说,战争是权力的基础和根本形式,如果权力是事物的普遍实践方式的话,那我们也只能说,战争是事物的根本状态。没有完全同等的权力,这就意味着,没有完全平衡和静止的关系,权力实践在每个差异关系中运转,战斗也就在这种差异关系中不停地呼叫,社会和政治再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平稳、静穆和安宁了,它不是碧波荡漾的优雅湖面,而是翻滚、狂暴的大海浪涛,它从不停止,从不息事宁人。战争没有片刻地休息,以此为基础的权力在每一个瞬间都在争执、愤怒、仇视、狰狞和报复,这就是和平的深层定义,也是权力无始无终的游戏方式。战争和权力,肉体和激情,偶然和非理性主宰着一切。这就是福柯权力理论对政治的解释,对理性和真理的解释,对这个世界的解释。战争和权力是永恒的,和平不过是虚构的瞬间。这种权力不是霍布斯的权力,而是尼采的权力。前者将战争视为权力的基础,但这种战争,霍布斯宣称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实际上是有关战争的游戏,对战争的估算,以及这种估算所导致的对战争的回避。只有尼采的权力,才贯穿着狂热的战争,才贯注着厮杀、争斗、征服、毁灭和血雨腥风,只有谱系学的权力――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中勾勒了它的诸种功能――才是福柯的权力,它的实质是战争,它埋伏在这一切中,也生产了这一切:国家、政体、理性、和平和真理。“这是社会中永恒的战争……真理作为为了一部分人的胜利而运转的武器。”[7]同样的话,在几年前,在关于尼采的文章中,福柯也说过:“这种知识意志是本能、激情、沉湎于讯问的任性,残忍的纯化活动和邪恶。”[8]总是要

回到尼采,谱系学中的尼采。

2.谱系学批判

福柯奠基于权力的社会理论的两个观点就可以这样表述:现代社会的个体是被权力孤零零地生产出来的,这是个既没有笑声也没有希望的呆滞主体;将战争作为权力的分析器,也就是说,以战争模式分析权力,最终分析所有的政治和社会实践。由于权力埋伏在这一切关系中,也意味着战争埋伏在一切关系中,埋伏在社会和政治的每个区域之中。这两点是哈贝马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他既不能接受这样一个麻木被动的悲观主体,更不能接受和平的密码是战争这个了无希望的人类悲剧。如果是这样,交往如何可能?共识如何可能?哈贝马斯的哲学大厦“交往行为理论”如何可能?在福柯那里,任何的差异性关系都是不可更改的权力关系和战争关系;在哈贝马斯那里,差异性可以通过不断地沟通、交流来达成共识。福柯在差异性中看到了鲜血在流淌,哈贝马斯在差异性中则允诺了和平曙光。哈贝马斯当然会对福柯的这种悲观而冰冷的理论提出批评,但是,在具体批评福柯的观点之前,哈贝马斯首先对福柯的方法――谱系学方法――提出了批评。

哈贝马斯指出,福柯之所以提出谱系学,就在于对传统的人文学科不满,尤其是对历史学和解释学不满。福柯的谱系学用自身的三种模式来代替传统的人文学科的三种模式。即用无意义的结构分析代替对意义的解释;用权力的功能来替代真理的有效性宣称;用价值中立来替代价值判断。总之,谱系学要用客观性来替代相对性,用科学性来取代伪科学性,要用客观的自然主义取代人为的规范性,它的根本旨趣是“每一个事件应根据自身的情境得到彻头彻尾的说明”。[9]谱系学要致力于知识的客观性,但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努力和旨趣同样存在着问题,因为“历史编撰学(谱系学)的不自觉的现时主义使其出发点仍旧是解释性的;与现时有关的不可避免的相对主义分析只能将自己理解为语境式的实践活动;无派性的批评不可能解释它的规范性基础。”[10]哈贝马斯的意思是,福柯宣称谱系学是真正的科学,是知识的客观明证,但这种科学依然是解释性的,语境式的,有派性和原则的。福柯无法证实它的客观性,无法将自己的谱系学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谱系学的出发点总是有一种此时此地性。他通过权力形式的变迁来划分惩罚的历史,来区别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现代时期,这种历史的区分难道? 皇墙馐托缘?权力形态的变化难道不是在比较和解释中得以澄清?权力怎么可能根据它特有的情境得以解释?总之,它怎样能消除此时此地的解释学问题?解释学问题消除不了,相对主义同样消除不了,福柯的研究将陷入一种自我指涉性中而并不具有自然主义特征,福柯要求的真理断言实际上受到话语的限制,而且服务于这种话语的总体性功能,它们的意义仅在于它们的权力效应而非它们的绝对真理自身。同样,权力理论的基本构想也是自我指涉性的,这些都无法使客观的自然主义和科学性贯注于谱系学中,也无法使谱系学凌驾于其他人文科学之上。尽管福柯指责这些人文科学含有隐秘的规范性,但是,哈贝马斯咄咄逼人地问,福柯的谱系学难道没有隐秘的规范吗?尽管福柯宣称,谱系学悬置了规范性,悬置了有关权力合法性的评论,悬置了常见的价值论和教条论,但是,哈贝马斯依然在福柯的字里行间读出了价值判断、偏好、喜爱和主观趣味,尤其读出了福柯的激烈批判,读出了福柯对现代思想,对人道主义面具下的规训权力的抵抗:“他的论文从风格到用词都充满了论战色彩,批判语调并不比作品自身更少地主宰着理论。”[11]

如果福柯真的具有这种谱系学要求――建立知识的客观性――的话,那么,哈贝马斯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是,福柯的谱系学目标、要求和内容是哈贝马斯所描述的那样吗?谱系学宣称它是没有价值判断的吗?是剔除解释学的吗?是宣称真理有效性的吗?福柯的话语考古学确实是反解释学的。但是,考古学并不是权力的谱系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哈贝马斯将福柯的谱系学变成了绝对主义的教义,福柯则成为客观主义者,成为绝对真理论的捍卫者,成为中立主义者,而他本人则在福柯的客观性宣称中,看到了福柯全力以赴试图摆脱的相对主义,哈贝马斯将隐蔽的相对主义――现时解释、价值评判,真理的视角――视作福柯厌恶的知识手段,而他本人似乎成为相对主义的信徒,他有效地利用相对主义来批驳福柯的绝对谱系学。

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福柯认为知识谱系学达到了客观性吗?它要同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媲美吗?哈贝马斯对谱系学的描述几乎是一种虚构,他忘了福柯论及谱系学方法的宣言中的最后一句,谱系学“以知识意志所特有的不公正摧毁认识主体”。[12]福柯从来没有说过知识是公正的,客观的,不偏不倚的,他当然不会将他的谱系学知识排除在外。知识是被权力生产的,它总是一种随时随地的产品,福柯怎么说他的知识就排除了价值判断呢?同样,福柯也一再宣称,真理的下面滴淌着鲜血,又怎么说他的真理性断言是绝对的呢?福柯的确是用谱系学来替代别的人文科学,这种替代也的确意味着他认为尼采式谱系学更有效,更具阐释性,更符合他的世界观,但怎么能依此推断谱系学是客观知识,并具有绝对的科学性呢?相反,福柯推崇谱系学,正是因为谱系学所具有的相对性,正是它的透视式的解释学、基于利益的个人评估和相对真理。福柯选择谱系学,是因为谱系学包含了这些,包含了相对主义素质,而不是因为谱系学是客观和自然的知识。选择谱系学不是要避免相对主义,而就是要肯定和强化相对主义;如果说真有什么客观真理的话,那就是相对主义较之绝对主义更为真实。福柯选择谱系学就不是哈贝马斯所设想的那样是逃避自己的规范性,而就是将规范性、将相对主义,将非绝对性贯于其他人文科学之上,福柯在哪里、在何时、是怎样说要追求客观性?哈贝马斯没有列举出一句福柯对此的引文,他选用的福柯引文都不无悖论地表明,福柯是反客观性的。而哈贝马斯却奇妙地将这些引文视作是福柯的例外,是反常话语,视作为福柯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自我反诘,那么,福柯最常见的追求客观性的话语在哪里呢?哈贝马斯一句也没有给出。

哈贝马斯竭力将福柯的形象塑造成一个冰冷的客观主义者,然后又指出福柯的意图遭到了重大的挫折:福柯中立的客观主义不可能,解释学的意义、真理的有效性宣称、价值判断不可能彻底消除,福柯的谱系学意图是灰暗的,错觉的,麻木的,它“关注客体领域,而权力理论在这个领域中抹去了生活世界语境中互相缠绕的一切交往行为痕迹。”[13]对价值、意义、有效性这些基本概念的抛弃,使福柯难以考虑交往行为的符号建构,这使福柯的经验研究困难重重。哈贝马斯的目的十分明显,福柯因为局限于事物本身,而排除了事物的一切氛围,一切价值、意义、有效性,最终使事物、使行为、使各种活动彼此孤立、隔阂、冷漠,从而在根本上颠倒两个经典性的社会理论:社

会秩序是如何组织的,个人和社会是如何相关的?

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思想家的根本性分歧。事实上,哈贝马斯对福柯的谱系学充满着误解,他说“谱系学退回到非参予性的、非反思性的客观性中,退回到对千变万化的权力实践的苦行描述中,而一旦如此,它就恰好表现为现时性的、相对性的、暗含规范的虚幻科学,而这正是它所避之不及的。”[14]这是福柯的权力谱系学?不,绝对不是。权力谱系学恰恰是参予性的,哈贝马斯的描述同福柯的话语考古学倒有几分相象,考古学明确地表示是反寓意的,反解释的,而且(历史)话语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连续性的关系,它们在一个分裂的空间里四处飘散。因为它是反解释的,它当然也排除了价值判断,排除了意义,最终也会排除有效性和规范性。话语考古学,这似乎是哈贝马斯描写的对象,但他不恰当地将它置于权力谱系学的周身。实际上,哈贝马斯对福柯的指责,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被包含在他对整个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的指责之内,他对福柯的批评,也很像是对利奥塔的批评,在他看来,不论是利奥塔,还是福柯,都错误地理解了上述两个经典性社会理论。这两个经典性社会理论正是哈贝马斯用来批评福柯的标尺。社会秩序到底如何组织?个人与社会到底如何相关的?这就涉及到哈贝马斯的交往? 形?砺鄣暮诵模??庹?撬?透?碌娜??砺鄣母?拘苑制缢?凇?/P>

3  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通过对笛卡尔以来的意识哲学的批判而展开的。意识哲学将人、人的意识,也即是主体空前突出出来,将主体从客观世界中分离出来,并将它视作是世界的中心,基础和绝对性的参照物。主体和客体,人的意识和客观世界构成一种对立关系,而意识是认识这个客观世界的有效保障。意识(主体)哲学就是将主体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作为它的主要内容,在此,主体要全力以赴地去认识客体,把握客体,主宰客体,要让客体祛除它的神秘性,工具理性就为这一目标而发展起来。正是在这一祛魅化的过程中,自我形成了:“自我是在同外在自然力量的搏斗中形成的,因此自我既是有效的自我捍卫的产物,也是工具理性发挥作用的结果;在启蒙过程中,主体不断追求进步,他听命于自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自己周围的世界失去了神秘性;但是,主体同时又学会了自我控制,学会了压制自己的本性,促使自己内在本质客观化,从而使得自身变得越来越不透明。战胜外在自然,是以牺牲内在自然为代价的。这就是合理化的辩证法,这点可以用工具理性的结构来加以说明,因为这种理性把自我捍卫当作最高目标。工具理性在推动进步的过程中,也带来了许多的非理性,这点在主体性的历史上反映得一目了然。”[15]到了晚近资本主义时代,这一工具理性膨胀到了它的巅峰,它忘了它的目标和使命,忘了它的最初意图而独自横行于世,它享有它作为方法论的特权,最终作为方法的工具理性主宰着一切,它形成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科层制,形成了一套僵化的法律,政治秩序,冷漠的制度,对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无限地渗透,对生活世界进行殖民化。

在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看来,这些工具理性反过来对人和主体进行了控制,工具理性的发展――他们将它称为漫长的启蒙过程――一方面揭开了神秘的自然的面纱,使人对自然的`恐怖感消除;另一方面,这些工具理性又成为组织人的手段,人在摆脱了自然的主宰后,又陷入工具理性的主宰。工具理性和科技愈是发展,它对人的统治也愈是细致、严密。工具理性将资本主义转变为一个韦伯式的“铁笼”,制度依照它的模式而展开。无休无止的利润追求,苦行主义、规范性、效率,所有这些工具理性的素质都变成资本主义的功能性律令,人和主体只能对此被动地适应,只能委屈于这些律令、委屈于这些非人化的手段和方法论――手段和方法论不再服务于他们,而反过来统治了他们。这样,人性,那种要求和谐而平衡的内心世界的人性观,在工具理性的渗透下变得冰冷了,变得标准化、工具化、机械化了,一句话,被“物化”了,“经由包括了全部关系和情感的整体社会的调停中介,人再一次变为社会进化法则、自我原则所反对的东西:他仅仅是个物类,他们同样在强行连接起来的集体性中彼此隔离。”[16]这就是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后果,也可以说是启蒙的恶果。

在对待工具理性的态度上,哈贝马斯和他的前辈阿多尔诺是一致的,他们都对工具理性的扩张既忧虑,又愤恨,但是他们的应对方案并不一致,这就是哈贝马斯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歧。对阿多尔诺而言,先前的社会规范和理想是值得追溯的,那些被资产阶级压抑的有用价值应当恢复。他相信,被奴役的人和主体需要被解救。阿多尔诺不像法国的后结构主义者那样完全抛弃主体概念,相反,主体应以一种扬弃的方式获得再生,这种主体应保有一种完整性,应遵循自己的内心冲动,应是一个反思性的和谐主体,而不再是被动适应的盲目顺从的主体。要出现这样一种和谐主体,除了对工具理性以及被工具理性全面渗透和主宰的资本主义进行反击外,别无他途。在工具理性的操纵下,启蒙精神有可能播下集权主义的种籽,工具理性可能是集权主义的起源。它操纵了一切,无论是文化,还是大众心理,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个体趣味,阿多尔诺称这样一个社会为“管理化的世界”,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社会”,在这里,抵抗被巨大而严密的集权黑洞所吞噬。阿多尔诺要恢复这种抵抗的呐喊,要让否定成为这个千篇 一律的世界的无调音乐。启蒙不仅仅导致了进步,而且导致了野蛮;它导致了自由,同样也导致了奴役。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治愈它的良方就是否定,对任何同一性的否定,对集权的否定,对资本主义的毫不妥协、毫不辩证的否定。

哈贝马斯并没有沿着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前行。同阿多尔诺一样,他批判工具理性的野蛮扩张。但是,同阿多尔诺不一样的是,哈贝马斯毅然地同笛卡尔以来的意识哲学作了决裂,他不想在意识哲学内部批判性地恢复那些先在的价值,也就是说,哈贝马斯要放弃主客对质的意识哲学范式。阿多尔诺虽然反对海德格尔式的主客体其乐融融的原始统一状态,也对主客体的尖锐分离提出批评,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以主客体关系作为探讨中心的意识哲学,他既相信,“主体的一切都应由客体来负责”,同时也相信,“客体,即使衰弱了的客体,也不能没有一个主体”。[17]这样,既不能想象那种无差异性其乐融融的主客统一,也无法想象那种截然分明的主客对质,“在正常情况下,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应该处于人们相互之间以及人们及其对立物之间的相安无事状态。相安无事是彼此不存在支配关系的但又存在各自介入的区别状态。”[18]也就是说,主客体相互区分,这种区分又使得它们相互交往,这种交往并不存在支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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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阿多尔诺在此涉及到了交往,但是是意识哲学内部的交往,是主体与客体的交往。在哈贝马斯看来,阿多尔诺的所作所为表明,“如果我们只用意识哲学所提供的十分激进的范畴来考察有意识生活的基本过程,我们所坚持下来的也就不过是工具理性”。[19]只要陷入意识(主体)哲学的泥潭里,工具理性的问题就无法解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仍将一劳永逸,经典法兰克福学派的僵局难以收场。就此,哈贝马斯放弃了笛卡尔以来的意识哲学,放弃了主客对立的形而上学模式,他从语用学转向中获得了灵感,借助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借助于语用学就可以从意识哲学及其认识论的死胡同里走出来,就可以将主客体的争论弃之不顾。语言既是语境性的,也是表述性的,它涉及到了理解、交往,社会合作,涉及到了交往的语境及相互的主体,因为主体是在语言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而且,主体总是以语言的另一主体作为参照物,总是在彼此的互动中形成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哈贝马斯从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那里得到启示:“个体化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在孤独和自由中完成的自我实现,而是一个以语言为中介的社会化过程和自觉的生活历史建构过程,通过用语言达? 上嗷ダ斫猓?ü?胱陨碓谏?罾?分写锍芍魈寮湫砸庖迳系睦斫猓?缁峄?母鎏逡簿腿啡狭俗约旱娜贤?![20]这样,主体首先是个说话的主体,是语言主体,而非面对客体世界的观察主体,语言主体相信语言的媒介作用,相信通过语言媒介同其他主体交流、理解,沟通,同时又可以在这种交流和对话中确立自身。

语用学摆脱了意识(主体)哲学;主体是通过语言媒介和其他主体的互动中形成的,而不是和客体的对质中形成的;交往理论取代了认识论;同样,交往理性就不再是工具理性。哈贝马斯反感于工具理性,但并不迁怒于理性本身。相反,它对理性的基本价值进行了肯定,并将理性具体化了,就是说,他区分出几种理性,并指出理性发展的两面性:理性本身确实促使人从蒙昧和权威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人们可以像康德所说的那样运用自己的理性达到启蒙,运用理性能达成共识而防止那些偶然而愚昧的行为――这是哈贝马斯决不放弃的基本理性价值;但同时,他对工具理性进行了批判,在他这里,工具理性他试图用交往理性来重建声誉不佳的理性,就像阿多尔诺试图用批判(否定)理性来对抗工具理性一样。哈贝马斯相信,只有交往理性才能治愈生活世界的病症,才能冲破那个工具理性编织成的铁笼。因为在他的交往理性中始终保存了共识、团结、沟通、协调等内容,而这些正是科层制和技术化的生活世界中所缺乏的,在那里,只有奴役、专断、隔离和孤独,只有金钱和权力的无休止的殖民化,只有无孔不入的法律渗透,只有冰冷、严酷而又毫不喧哗的制度机器。在哈贝马斯看来,意识哲学中的理性是先验性的,而交往行为理论中的理性是实践性的,哈贝马斯就是要用实践理性――其核心是交往理性――来取代先验理性。这一实践理性即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就是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反复习得的能力。如果说工具理性要求人在生活中遵循某种技术规范的话,理性是遵循技术制度的理性的话,那么,交往理性则承认人在生活世界中按照一定的规则,通过语言进行彼此的交流,这样一种理性是语言的理性,说话的理性,人的行为首先是同语言相关,这些交流不是通过强制性来实现的,和谐一致也不是被迫的,而是人和人通过语言的反复交流、互动、沟通达成的。

显然,哈贝马斯从意识哲学向语用学的转向,使他承认语言的媒介性质,并将主体主要视作是语言交往的主体,是主体间性中的主体,而非一个仅仅面对客观世界的主体。主客关系变成了主体间性关系。在这种主体之间的语言交往中,哈贝马斯特别指出应符合三个规则:真实性,规范性,真诚性。在这三个前提下,语言交往才不是虚假的骗局,才符合大家共同遵循的规范,才应有它的严肃性和认真性。也只有这样,交往才能进行,共识才能达成,理性才得以贯彻,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才能被摧毁,和谐一致的其乐融融的团结社会才能建成。

4  权力和理性

这是哈贝马斯为治疗意识哲学及其工具理性弊端而开出的良方,将福柯的理论同此一对照,我们就会发现,哈贝马斯对福柯的批评毫不令人意外。无论是话语考古学,还是权力谱系学,哈贝马斯都难以接受。

哈贝马斯或许会同意福柯对现代社会的描述,他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同福柯的“监狱群岛”,并没有太大的差距,福柯只不过是从权力着手来完成他的研究,而哈贝马斯则是沿着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从理性的角度进行考察的。哈贝马斯和他的老师阿多尔诺都相信工具理性造成了科层制的恶果,权力和理性,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最后接近于殊途同归,福柯甚至曲折地承认了这一点:“如果我早一点了解法兰克福学派,如果那时就知道他们的话,我就不会说那么多的蠢话,绕那么多的弯路――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那时已经打开了通道,两种极其相似的思想没有相互渗透,这非常奇怪,也许,这就是因为它们太相似了。”[21]福柯显然意识到了这种相似性就是他通过权力作出的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通过理性作出的研究的相似:“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至今还在为人们所思考。比如,权力对某种(类型)合理性产生影响的问题。自16世纪以来,在西方人们就对这种合理性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思考。……现在,我们怎样将这种合理性同界定这种合理性,而我们又不再承认的权力的机制、程序、技巧和影响分开?……我们难道不能认定,正是不断地侵越着自由的地盘的理性本身的统治? ?吒擦死硇允导??信档钠裘珊褪迪肿杂?”[22]这是对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注解,也是对他们的呼应,同时,也将他的权力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关联起来:权力和理性密不可分。总之,可以这样说,阿多尔诺、哈贝马斯、福柯对启蒙以来理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存在着共识:在阿多尔诺那里,是集权社会,在哈贝马斯那里,是殖民化的生活世界,在福柯这里,是监狱群岛。对于阿多尔诺和哈贝马斯而言,这是内在于启蒙的工具理性造成的,对于福柯而言,这是权力实践的演变造成的。如果一切到此为止的话,福柯,哈贝马斯和阿多尔诺并没有太大的分歧――福柯将他的权力机制同阿多尔诺的理性联系起来,哈贝马斯也赞扬福柯对理性分岔的精妙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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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哈贝马斯通过交往的语用学同阿多尔诺的意识哲学分岔了,这是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的分岔,是交往理性同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的分岔。福柯呢?他或许认同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但他并不一定认同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对后者而言,人和主体依旧是最终目的,否定就是对极权社会的彻底否定,进而将人的自由本质从那个社会中抢救出来。但是,有这么一个人的本质吗?从《事物的秩序》开始,福柯就从没停止过对人的概念、本质,或者说,对人性提出质疑,他当然就不会同意以人性为目的否定辩证法和批判理性了。哈贝马斯和福柯都不认同阿多尔诺的批判理性,但这一丝一毫也不意味着他们达成了一致,正是在对现代社会的评价和解决方案时,二人针锋相对。

我们且回到哈贝马斯对福柯的批评。哈贝马斯将权力谱系学当作话语考古学来批判,将追求客观性的意图强加于权力谱系学上,事实上,福柯的确存在着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客观性企图,只不过表现在考古学那里。哈贝马斯在认识对象上发生错位,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批判力量,因为无论是考古学还是谱系学,都同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相去甚远。如果说交往行为理论具有折中意味的话,那么,考古学和谱系学则位于它的左右两边,它们决不和它相融、统一、交织,并行,它们决不和它达成共识,这种不相融是全面的,是所有要素、所有内容、所有方向上的不相融。

交往行为理论以语用学为基础。它强调主体和语言的密切关系,语言是从主体那里发出的,它首先是主体的交流语言。福柯的考古学则明确地将主体和话语的联系斩断了,或者按福柯的话说,话语决不参照任何“我思”,不仅如此,主体在考古学中遭到了驱逐,它至多只是话语的产物,而决不是话语的发出者,话语与主体无关,它当然就不是主体和主体之间的交往媒介,而且,正像哈贝马斯所批评的那样,话语是反解释的,是没有表意功能的,这就脱离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的一个根本前提:真实性。此外,话语自成一体,它只有自我封闭的界限,同其他话语的联系也仅仅是差异性的联系,而没有语义上的联系,话语和话语之间,不仅仅达不成共识,甚至连达成共识的机会都不存在。考古学在所有方面都是反语用学的。而谱系学呢?它分享了考古学的反主体和反总体性的观点。更重要的是,权力谱系学剔除了语言这一要素,在这里,语言没有立足之地,不论是哪种语言,不论是结构主义的语言,还是语用学中的语言。甚至连考古学中的话语都不存在。这种没有语言――当然就没有交往语言――的谱系学,这种扎根在权力上的谱系学并? 环袢辖煌???欠袢嫌镅越煌??袢虾托场⒐彩丁⑼沤岷推淅秩谌诘慕煌?K?腥辖煌???硬怀腥虾推降慕煌?T谌魏魏推降南旅妫?际钦秸?谂叵?=煌??侨?ω松钡谋鹈??钦秸?男?┬问剑?俏耷钗蘧〉恼?场=煌?⒉唤柚?谟镅裕?唤柚?诶浔??娜?Γ??⒉坏贾伦詈蟮奈帐盅曰叮??荒芙??酆头纯刮扌葜沟匮有?9?绰硭沟睦硐胧牵?街植钜熘魈逡?ü?烫复锍梢恢拢??碌恼锒鲜牵?街植钜熘魈逋ü??Τ志秘松薄U饩褪侨?ζ紫笛Ш徒煌?形?砺鄣牟钜欤?彩钦秸?秃推降牟钜臁?/P>

福柯要么根据考古学将话语和主体和周围的话语绝缘,要么根据谱系学将权力和权力的对质普遍化,他就是不承认主体和主体、话语和话语之间的协调一致。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解,福柯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他的理论中,“意义、有效性、价值等范畴既在经验的层面上,也在元理论的层面上被根除了,在谱系历史学所关注的对象领域中,权力理论抹去了其中所有在生活世界语境中的交往行为。”[23]对这些基本概念的轻视和批判,在哈贝马斯看来,是福柯的重大失误。如果不承认意义,价值和真理的有效性,不从标准、相互理解过程、交换理论出发,那么,局部的持续斗争何以并合为体制化权力?社会的不间断的斗争状态又如何形成聚合的权力网络?哈贝马斯相信,福柯的权力理论难以解释个人化的形成,在福柯那里,个人总是权力对付肉体的后果,个人为权力一手造就,他是个被动的产品,是权力机器制造出来的复制品,倘若如此,个人化和社会化有什么关系?个人化和社会化难道不是互动和关联的吗?说话的主体、行动的主体的社会化不同时也是个人化的过程吗?福柯将个体同社会的整合机制和交往机制分离了,这里的个体永远被外在的权力孤立和封闭起来,他放弃了自我意志,他不需要承认? ?恍枰?退?说慕煌?驼?希??廊皇歉龉露赖牡ジ鲈?印6??绰硭瓜嘈牛?鎏逯挥性谏缁岬恼?瞎?讨校?拍芪榷ǖ卮嬖谙吕矗??遥??箍梢栽谡?辖煌?斜A糇晕乙庵尽⒆晕揖龆ā⒆晕沂迪郑?魏胃?莸赖陆?信卸虾托卸?娜耍?急厝黄诖?谖尴薜慕煌?餐?逯械玫饺峡桑蝗魏卧诒蝗险娼邮艿纳?罾?分凶晕沂迪值娜耍?急厝黄诖?谖尴薜墓餐?逯械玫匠腥稀!叭绻?易魑?桓鋈烁窕竦贸腥希?敲矗?业娜贤??次业淖晕依斫猓?蘼凼亲魑?月尚卸?故亲魑?鎏宕嬖冢?拍芪榷ㄏ吕础![24]福柯用谱系学抛弃了主体哲学,但是他连主体也一并抛弃了,哈贝马斯抛弃了主体哲学(意识哲学),但他并没有抛弃主体;福柯以“人之死”来宣布主体哲学之死,哈贝马斯则以主体间性来走出主体哲学的死胡同;福柯认为主体是权力造就的,哈贝马斯认为主体是在反复的对话中形成的;福柯认为主体仅仅是知识和学科人为配置发明的,哈贝马斯认为主体是借助于语言媒介而交流而存在的。

哈贝马斯无法接受福柯对价值、意义、真理、标准、规范性这些东西的抛弃。最重要的是,哈贝马斯无法相信福柯的社会政治现实是战争现实这一观点,福柯相信,所有的关系都是差异关系,都是权力的争斗关系,因而都是战争关系,福柯的观点充斥着浓郁的末世学的悲观调子,最后,他只好诉之于个人隐秘的但却富于悲剧性的美学改造,而哈贝马斯乐观得多,他的哲学思考始终带有“历史终结”的乌托邦味道:存在着一个交往理性大形其道的公正理想的集体性社会终点,哲学就是应该为这个其乐融融的终点勾勒出蓝图,并为之保持持续的理论冲动。因此,再也没有谁像哈贝马斯那样如此地同福柯行进在相反的路途上了。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哈贝马斯同他的主要对手进行了辩论,但是只有福柯让他煞费苦心地花费了两章的篇幅。实际上,哈贝马斯对福柯的批评也是对尼采的批评,因为福柯不折不扣的是尼采的信徒,尤其是尼采的权力理论的信徒,对哈贝马斯而言,这样一种谱系学是危险的,它埋藏着非理性的法西斯主义理论种子,哈贝马斯当着福柯的面抨击尼采决非偶然,那么,福柯的回答是什么呢?同样毫不客气:“尽管我想多一点地认同他,但当他赋予交往关系一个如此重要的地位? ?桓鑫页浦???谕邪睢?墓δ苁保?易苁怯幸桓鲆晌省H衔?嬖谧沤煌?刺??渲姓胬碛蜗房梢宰杂闪魍ú⑶颐挥腥魏吻恐菩缘南拗疲?庋?南敕ㄔ谖

铱蠢创渴粑谕邪睢![25]

附:《理论边界》编者前言:

编者按:近几十年来,理论(theory)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当代的学术语境中占据着越来越显著的位置,它们是对日益复杂的日常政治和文化现实所构成的学术挑战作出的回应。理论和文化研究并非凭空而起的学院游戏,也非艰涩的自欺欺人的智力炫耀,相反,它秉承了知识分子一贯性的批判传统,并且将这种批判传统扎根于当代现实,从而构成一种广义上的祛魅式的文化政治学。这种理论一方面在它自身的丰富传统中积累力量,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和变化莫测的当代性结合起来,并根据当代语境展开新一轮的叙事。因此,理论总是有它一遍遍的回溯源头,同时又总是一次次重新开始,重新出发:理论总是在路上,尽管大步流星过后常常变得步履蹒跚。          这样,理论的边界总是被不断地穿透:当代现实成为它的动力,而它们也表现出对当代现实的巨大的阐释能力,这种能力也是它的活力之所在。本刊正是基于这一事实,设置“理论边界”这个栏目,推出最新的正在发展中的理论潮流,以及对变动着的当代现实进行阐释的文化研究。我们邀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汪民安先生主持这个栏目,也欢迎知识界的朋友们来稿一起加入这个讨论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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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The  Will  to  Knowledge,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l,Penguin  Books,  1990,  p.93.

②  The  Will  to  Knowledge,  p.93

[3]  The  Will  to  Knowledge,  p.94.

[4]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49页。

[5]  《必须保卫社会》,第43页。

[6]  《必须保卫社会》,第45页。

[7]  《必须保卫社会》,第252页。

[8]  杜小真编:《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第164页。

[9]  J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olity  Press  1987,  p.275.

[10]  J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olity  Press  1987,  p.276.

[11]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282.

[12]  《福柯集》,第145页。

[13]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286.

[14]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p.275-276.

[15]1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三联书店即出。

[16]  Theodor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ment,  London  1979,  p.36.

[17]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外哲研究室编:《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第220-221页。

[18]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外哲研究室编:《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年,第201页。

[19]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三联书店即出。

[20]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第173-174页。

[21]Michel  Foucault: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Routledge,1988,&nb

sp; p.26.

[22]  转引自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p.336

[23]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286.

[24]  《后形而上学思想》,第213页。

[25]  Foucault: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New  York,1977,  p.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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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福柯谈同性恋与文化

福柯谈同性恋与文化

福柯(世纪中国)

(以下为福柯于1984年生前最后一次接受的记者采访。有删节。)

问:你在著作里曾说性解放并非是自我揭示或者欲望的揭示,而

是定义和建构欲望的过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答:我指的是,现在的同性恋运动所需的创造生活的艺术,而不

是只着眼于所谓的性的科学(或伪科学)。性是我们行为的一部分,

也是世界自由的一部分。性是我们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它是我们

的创造,而这种创造远不是我们发现自身的欲望的一个方面。应该懂

得,从欲望出发和通过欲望,我们可以经历新型的关系,建立新型的

爱,有新的创造。性并不是终结,而是使生活呈现出创造力。

问:这就象你曾经说过的,我们应该成为同性恋者,而不仅是自

称同性恋者?

答:确实如此。我们无需去发现自己是同性恋者。

问:但那究竟又是什么意思呢?

答:也就是说,我们要创造一个同性恋生命,即成为一个同性恋

者。

问:这样做没有限制吗?

答:当然没有。只要你看看那些在性方面经历着自由的人所创造

出来的艺术,你就能知道性为何可以成为我们社会和我们自身最具有

创造力的源泉。我们应该从相反方向看待这种现象:世界把性看成是

具有创造力的文化生活的秘密;在我们的性选择之下,是我们创造新

的`文化生活的过程。我们不仅需要保护自己,而且需要宣告自己的存

在。我们不仅具有一种身份,而且是一股创造的力量。

问:你说的这一切很类似于女权运动所说的建立起自己的语言和

属于自己的文化。

答:我不知道我们是否需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我们需要创造

文化,但这种文化不是通过音乐或绘画来表达同性恋,因为我想这可

能是不会发生的。

篇11:人之死的路径与归宿:福柯与庄子的比较

人之死的路径与归宿:福柯与庄子的比较

“人死了”是福柯的重要命题,而庄子也有类似的思想.二者并不完全对应,福柯的涵又是“主体性”的瓦解,庄子的重点是人的“自然性”的扭曲.但他们批判的目标是一致的:“人”被制造和规训.而使人异化的力量,对福柯来说,是权力/知识,对庄子来说,是有为/礼教.这违背了人的本性,所以福柯与庄子都鼓励从中脱逃,变成自由的'个体.但福柯的个体是无主的欲望,庄子的个体却回归了自然.

作 者:陈喜辉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刊 名: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4(2) 分类号:B2 关键词:主体   规训   死亡   归宿  

篇12:福柯的话语批判理论与知识分子职守

福柯的话语批判理论与知识分子职守

在回应后现代理论视角下对于知识分子职守和使命的消解论述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后现代多元文化背景下,传统的知识分子始终受到话语机制的困扰,因此知识分子已经从“立法者”转变为“阐释者”,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分子的'职守.但事实上,从启蒙与知识分子的现代产生看,消解权威和守护理想是知识分子永恒不变的职守.这是后现代条件下无法消解的理念,知识分子的话语批判理论不过为知识分子消解自身的权威提供视角而已.

作 者:吕宏波 LU Hong-bo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刊 名:北方论丛  PKU英文刊名:THE NORTHERN FORUM 年,卷(期): “”(5) 分类号:B14 关键词:立法者   阐释者   话语批判   知识分子职守  

篇13:知识与权力-福柯话语理论之中心

知识与权力-福柯话语理论之中心

福柯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话语理论吸取了尼采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用考古学与系谱学的方法对知识话语与权力话语进行了互联性研究,其著作的中心在于揭示话语的权力与权力的话语.在于发现知识的政治学.

作 者:陶徽希 TAO Hui-xi  作者单位:淮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安徽,淮南,23 刊 名: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INAN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9(6) 分类号:B565.5 关键词:福柯   知识   权力   话语  

篇14:话语考古学与语言的物化--福柯与语言问题

话语考古学与语言的物化--福柯与语言问题

语言通常被视为表象观念的一种工具,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突破这种看法,在注重语言的表象功能的同时,开始关注语言的自身维度.在结构--后结构主义运动中,尤其是在福柯那里,语言的自主性和自足性则获得了片面的强调.福柯通过话语考古,为我们揭示的.是语言或陈述的独特的存在维度.这其实表明的是语言的空前扩张及其物质性力量.

作 者:杨大春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刊 名:湖南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HUNAN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 分类号:B80 关键词:话语   语言   陈述   物化  

篇15:福柯:解构传统历史观与知识论的哲学谱系学

福柯:解构传统历史观与知识论的哲学谱系学

福柯的谱系学源于尼采,又有所发展,是其重要的研究方法.谱系学包括两大步骤,即首先追溯事物的.出身,其次标出事物的发生.标出事物发生并非寻求普遍规则,而是要寻求构成事物的各个复合要素.这种方法是反形而上学的,表现在历史观上,则是消解线性历史观,质疑传统的理性进步观;表现在知识论上,则是将知识、真理和权力结构放在一起考察.

作 者:许婉璞 张波 XU Wan-pu ZHANG Bo  作者单位:许婉璞,XU Wan-pu(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河北,石家庄,050016)

张波,ZHANG Bo(石家庄学院,教育系,河北,石家庄,050035)

刊 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6 29(5) 分类号:B5 关键词:福柯   谱系学   消解   线性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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