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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2024-07-01 08:11:35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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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篇1：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五四运动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席红.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之我见[J].山东文学(下半月)，，(5)：100-101.

[2]王乃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探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7(5)：125-126.

[3]苏俊生.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感悟力[J].青春岁月，，(16)：195.

[4]李芳民.展望、回顾与探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高层论坛综述[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3(4)：171-175

篇2：政治制度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门阀制度与文学研究:消衰中萌生的转向

门阀制度是1990年代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

阎采平的《齐梁诗歌研究》、詹福瑞的《走向世俗———南朝诗歌思潮》、胡大雷的《中古文学集团》均为起始阶段的重要成果。

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是刘跃进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一书。

这部论著从门阀士族角度考察永明文学产生的渊源、文化背景及“永明体”的确切内涵，梳理南北士族从隔阂到融合的过程，剖析门阀士族与政治、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目录学的联系，审视这一群体在推动近体诗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全书以细致的文献考索、历史编年和个案探讨为主体，以文学发展与社会文化间的关联为总体框架，注重扎实的论证与宏观的视野相结合，是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论著，学术影响较为深远。

刘著之后，仍有同类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如《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

这标志着1990年代门阀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同时也萌动着未来的发展态势。

南北朝是门阀制度最为兴盛的时期，其划江而治的政治局势使门阀制度文学研究必然暗含着地域的分野。

这一研究模式在后来其他时代的门阀士族文学研究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并渐趋深化、细化。

《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即是在南北朝门阀制度文学研究已难有突破后的转向之作，它一方面将时间下延至唐代，另一方面由门阀制度研究转向士族阶层文学研究。

21世纪后，这一转向更加明显，士族文学研究进一步转向地域士族文学研究，标志性著作为曹道衡的《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另有《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

[20]这意味着门阀制度研究最终孕育并派生出21世纪文学研究的新主题:世家文学研究。

这一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推出，成为新的学术热点。

追根溯源，对地域家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门阀制度文学研究功不可没。

二、迁谪制度与文学研究:兴盛中亟待突破

迁谪制度与文学研究同样早在20世纪末期已经起步，但发展态势却大不相同。

21世纪初期，迁谪制度文学研究仍保持着持续的发展态势。

上世纪90年代是迁谪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发展期。

尚永亮是最早专注于贬谪文学研究的学者。

1993年，其博士学位论文《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在台湾出版。

该著正式提出了“贬谪文学”的概念，并以元和时期五大诗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和元稹为个案，研究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的关系。

对这一研究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是以来在湖南怀化、衡阳、常德召开的3次全国性贬谪文学学术会议。

前两次会议的研究成果已结集付梓，即《贬谪文学论集》。

全书共收录30篇论文，或讨论迁谪文学理论，或研究贬谪作家作品。

这些学术活动扩大了贬谪文学研究的影响，使学界逐渐熟悉并接受了这一研究主题。

21世纪初期，迁谪文学研究走向兴盛。

研究成果体现出双重视角:一是以诗人为中心的迁谪文学研究。

尚永亮推出了《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两部论著，将研究领域由元和年间拓展到了整个唐代，对唐代各时期的贬谪文学分段研究，以“逐臣和贬谪”这一制度与事件的结合为切入点，探讨唐代贬谪诗人的创作情境，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加以新的阐释。

另有蔡阿聪的博士学位论文《论盛唐文人的沦谪心态》，探讨盛唐时期文人的贬谪心态特点;二是以地域为中心的迁谪文学研究，如江立中的《迁谪文学与岳阳精神》、张铁军的《湖湘迁谪文学与湖湘文化》、《论湖湘巫鬼民祀对湖湘迁谪文学的影响》、刘晓林的《秦观迁谪词的湖汀文化意蕴》等。

贬谪文学研究在21世纪的兴盛中也蕴含着危机，主要体现在研究时段上过于狭隘，众多学者集中关注唐宋两代著名诗人，研究成果难免重复、因循;研究视角比较单一，除作家和地域外，缺乏更多的创新，造成了研究模式的雷同。

这些问题在未来的发展中应有意识地加以突破，否则，贬谪文学研究必将面临着因循重复的困境，难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三、休沐制度、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

学术生长点的发展与壮大休沐制度、文馆制度的文学研究发展历程较为相近，1990年代在学界有所提及，但一直处于零散、浅表状态，直至21世纪初期才出现了专题研究。

1990年代初期，葛晓音在山水田园诗研究中，最早注意到休沐制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其《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在分析卢照邻的两首田园诗时，论及休沐制度及当时将休沐作为“朝隐”的观念。

虽然仅寥寥数语，但却是休沐制度文学研究的学术先声。

休沐制度与文学研究在1990年代并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现，进入21世纪，开始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如李立的《看似逍遥的生命情怀:诗词与休闲》。

专论研究中最重要的是《论初唐休沐宴赏诗以隐逸为雅言的现象》一文。

该文认为，初唐士人休沐宴赏中的酬唱应制诗，形成了以隐逸为雅言的写作程式，反映了士人对“丘壑夔龙，衣冠巢许”式的理想人格的向往与塑造。

其论点与葛著遥相呼应，是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

之后又有《略论汉唐休沐制度与文学发展之关系》一文，惜并无突破。

文馆制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在1980年代中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曾有提及，即对初唐史馆与文学思想之关系的讨论。

但这些研究多零散不成体系;在1990年代，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21世纪初期，随着学术的繁荣与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不断拓展，文馆制度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一些初唐文学研究论著中最早出现了专章论述，如《唐诗演进论》第一章、《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第三章中，都论及到了文馆制度与初唐诗歌创作主体及诗歌内容、风格的关系，揭示了初唐馆阁对文学的促进之功。

这一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两部先后出版的专著，即李德辉的《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关系》和吴夏平的《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

李著研究范围较广，以大量篇幅讨论文馆制度的沿革，按时序论述先唐及唐代各个时期文馆的制度演变、历史特点。

全书文史结合，资料详实，以“历史—文化”的批评方法，从文馆制度的发展来探讨政治与文学的发展，具有史学与文学的双重性质;吴著对文馆制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较为广泛，

从唐代文士的任职、素养与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再到诗歌、小说、行状与墓碑文等诸种文体，并以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人为个案，深入研究了文馆对文人创作的影响。

全书点面结合，从多个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侧重文学研究。

以上两部著作标志着近年来文馆制度由零散而至系统、由浅表转为深入。

此外，在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派生出馆阁制度、馆驿制度等文学专题研究。

前者如博士学位论文《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论文《南宋馆阁与南宋诗歌》、《“雪堂雅集”与元初馆阁诗人文学活动考》，后者如专著《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唐代馆驿诗研究》。

而馆驿制度研究又启发了学人的进一步研究，驿递制度也被纳入到学术视野当中，如《宋代的驿递制度与文学传播》的出版，标志着馆驿制度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延展。

四、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21世纪初，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全新学术专题的开拓。

铨选制度、谏议制度、荐举制度、职官制度的文学研究即是拓荒性质的研究成果，它证实了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学术活力与发展空间。

铨选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唐代铨选与文学》，这也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诠选制度与文学关系的论著。

该著通过对制度史实的全面梳理，对科举、守选、释褐、诠选等诸多政治制度予以厘清，全书运用诗史互证、文史互证的方法，将文学研究与制度考察紧密结合在一起，对两者错综复杂的关系时有涉及。

该著出版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好评，对于推进唐代官制与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21世纪初，第一部谏议制度与文学研究专著《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出版。

全书以文学为本位，将职事活动与文学活动加以联系，从政治制度的视角来系统研究唐代文人的思想、创作以及文学思潮的发展;研究方法上，采用文史结合的方法，扎实缜密，多有可圈可点之论。

之后的《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一书，特设《谏官及其活动与中唐文学》一章，以官职特点及文人的泛谏诤意识为背景，以韩愈、元稹、白居易为个案，探讨了文人的谏议身份与谏议意识对中唐文学创作的影响。

最早的荐举制度与文学专论当属司马周的《金陵来取贤良士，岭表诸贤尽选抡———洪武荐举制度与诗文研究(上)》、《论洪武荐举制度与文学(下)》两篇论文。

作者梳理朱元璋统治期间的荐举事项，指出这一制度的实施为文人聚会京师提供了契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诗文创作的提高，并造成了文人“组诗”的出现，

影响了这一阶段的诗文理论，最终造成台阁文学的兴盛与繁荣、山林文学的沉寂与衰败;同时，通过荐举文人的凄惨处境，剖析荐举制度的负面效应，指出制度造就了一批御用之作，最终导致了洪武文学的`衰落与顿寂。

论文视角独特，论述详实，虽部分观点论证略显薄弱，有牵强之嫌，但仍不乏可观之处。

之后又有荐举制度与文学关系的个案研究成果，如《荐举制与〈荐福碑〉的悲剧成因》、《从六朝荐举文书看魏晋清谈之风》等文章，显示出荐举文学研究虽仍处于冷落的起始阶段，但一直在缓慢发展。

职官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在21世纪初期有重要的发展，代表论著为《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该著对翰林学士、郎官、谏官和州郡官这四类最活跃的文人官职加以研究，探讨不同的社会角色群体所具有的不同意识，以及社会身份对文学思想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这一研究基于职官制度文化研究，而能最终以文学为标的，揭示了一些在社会角色视角下才呈现出的文学本质。

另有《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等成果，昭示着这一专题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值得一提的是，对政治制度与文学的整体研究也已逐步展开，《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述论稿》即是一部探讨整个唐代制度文化与文学关系的著作，虽然仍有时代的限定，但却具有整体性、全局性的特点，显示出21世纪学人对制度文化与文学研究全貌的探索意图。

政治制度与古代文学研究往往习惯于探讨具体制度对文学发展及创作的影响，以文学作品为切入点，进而探讨古代制度的文化研究极为少见。

从这一角度来看，《汉赋与汉代制度》是一部值得关注的学术著作。

汉赋中与制度相关的铺陈描写相对而言真实可靠，可作为汉代制度研究的文献资料，因资料匮乏而难以厘清的汉代都城、校猎、礼仪制度研究，因此得以禆补和推进;而政治制度的发展与改变同时也是汉赋创作的背景与原因，对汉赋的主题、论点、内容都有较深的影响。

相比于以往的文学与政治制度研究而言，双向的研究视角使研究更具广度。

五、21世纪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理性反思

21世纪以来，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进一步深化、细化。

篇3：跨越学科与走向田野:古代文学研究的两种走势-周秋良观音故事与观音信仰研究

跨越学科与走向田野:古代文学研究的两种走势-周秋良观音故事与观音信仰研究读后感

跨越学科与走向田野:古代文学研究的两种走势――周秋良《观音故事与观音信仰研究》读后

欧阳文风

观音信仰是我国民间乃至整个华人地区最为普遍的一种宗教信仰。对于这一重要的宗教现象或社会文化现象，历来学界都非常关注，但既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观音文化的内涵、观音法门的表现形态、观音思想的组成与主要特点、各种观音灵验故事、诗文创作与观音信仰的关系以及文学创作中的观音形象等几个方面，戏曲等俗文学对观音信仰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却一直为论者所忽视。而其实，宋元以降，随着观音信仰的逐步世俗化，在戏曲等俗文学领域叙写观音的作品极其繁多，对观音信仰的进一步普及起到了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只是这些材料大都散佚于民间或各种典籍之中，很难作整体的把握和考察。因此，如何从浩瀚、零散的俗文学中去发掘、整理关于观音信仰的研究史料，从而提出新的观点或命题，成为当前观音信仰研究课题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周秋良博士的《观音故事与观音信仰研究―――以俗文学为中心》(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观音故事》)，即是选择俗文学特别是古代戏曲中的观音故事为研究对象，从观音本生故事和观音应身故事两个大的方面，对这一课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细察该著，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成功地进行了跨学科研究，显示了非常开阔的研究视野。作者对一些重要问题的阐释，均能将之置于多个学科门类的综合审视之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比如第六章对送子观音信仰的论述即是如此。作者首先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简要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浓郁的“重生”、“贵生”思想，诠释了“求子”习俗的文化内涵。然后又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指出，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男权制社会，妇女地位十分卑微，能否传宗接代直接决定着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因此，妇女更是有着非常迫切的生子的愿望。

原本在中国民间就有很多生育神，那么，作为外来神的观音又如何以送子的功能进入了中国文化，并且在中国民间形成了一种浓厚的观音送子信仰呢?作者从《妙华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一佛经入手，指出在印度佛教中其实已有称念观音名号就能“求男得智慧之男，求女得瑞相之女”的说法，因此，佛教初入中土，求子心切的人们就将“送子”的功能附会到观音身上。然后，作者不仅列举了《冥报记》、《太平广记》上记载的向观音求子的大量灵验故事说明了自己的这一观点，而且还运用民俗学的理论，考察了全国各地形成的观音送子信仰习俗。最后，作者把重点放在对戏曲、唱本等俗文学中的送子观音的分析上，回到了文学或艺术学的老本行。这样，在多维视角的立体观照下，送子观音信仰这一比较复杂的宗教问题就得到了清楚透彻的阐释。其纵横多学科之自在，研究视野之开阔，由此可见一斑。

其二，发掘整理了不少富有价值的史料，充分做到了论从史出。《观音故事》不但具有比较广阔的视阈，而且还注重从史料的发掘整理上下功夫，清理校勘了一些原始的观音文献资料，尽可能做到论有所出，言能有据。比如对明刊本《香山记》、清抄本《海潮音》等剧本的校点，就可以说是补学界之阙如。这些古代刊本或抄本由于年代久远，且又出自当时舞台演出艺人之手，字迹非常潦草，一般研究者往往是望而却步，作者以严谨执着的治学态度，辗转多处弄到了这些原始抄本，花了大量的时间认真点校整理(后作者在另一专著《观音本生故事戏论疏》中首次公开发表了这些古代剧本，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极大兴趣)。

这些剧本的'发掘，无疑很好地支撑了全书的论述。比如，通过对《香山记》剧本的整理，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化的观音传说―――妙善故事在元明时期的传播盛况，并从剧本所传达出来的演出形态中形象地体察到了当时观音信仰中那种注重观音对于亡灵的普渡、超升功能的信仰实践。而通过对《海潮音》剧本的整理和分析，则比较清晰地表明在戏曲演出中妙善传说已经成为一个故事剧，逐渐远离了原有的宗教蕴含，作为普通的文学题材进入了艺术表现领域，这种变化是观音信仰逐渐世俗化、平民化的一个很好的表征。简单地说，两个剧本，为我们考察观音信仰中国化、世俗化的过程提供了典型的文本，让我们的把握更加完整，认识更为清晰。《观音故事》正是这样通过对宋元以来戏曲、宝卷、唱本、小说中关于观音本生故事和应身故事的相关作品和史料的全面收集整理，极大地弥补了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当然，因为作者深谙观音信仰不仅体现在死的文字文献之中，而且还更多地存活在各种民俗活动中，因此，作者还深入到全国一些有代表性的地方进行了比较多的关于观音信仰的田野调查，拍下了大量珍贵的图片，掌握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图片资料和既有的史料可以说达到了相互阐释、相互对质、相互深化的互文性表意效果，对整个研究工作来说，无疑是极有裨益的。

《观音故事》所体现出来的这两个特点，引起了我们对当下古代文学研究的思考。

首先，我们认为，古代文学研究一定要打破学科疆界，走跨学科研究之路。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郭英德先生曾经批判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私人化”现象，“文学研究的外在视阈迅速地萎缩了，萎缩成一个小小的学术圈子的人们自玩自娱的精致的游戏……在‘画地为牢’的学术圈子里经营起一片‘壶中天地’、‘袖里乾坤’”。的确，我们的很多古代文学研究者长期只专注于一部作品或一种文体或某一断代史的研究，拘泥于逼仄的知识视阈，满足于做“专家”，而疏于去关注研究对象以外的理论和方法。这样缺乏开阔宏大的学术视野和纵横捭阖的宏观思维，是很难做出有气魄的学问来的。正如郭英德所说:“‘私人化’的学术研究导致日益狭隘的学术视野，日益浅薄的学术素养，日益僵化的学术思维，日益封闭的学术心理。”(郭英德:《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文学评论》第4期)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私人化”现象呢?我们觉得，进行跨学科研究是一条可行之路，也就是说，除在所在的学科苦心经营，以形成自己的根据地外，还必须以问题为线索，上下左右求索，渐次向相关学科辐射，连点成线，再由线构成一个圆形的知识体系。陆贵山先生曾经在一次演讲中提出过“四个向度”的观点，他认为，富有气魄的学术研究应该从四个向度展开:横向以求广度，纵向以求深度，流向以求矢度，环向以求圆度。我觉得，这对古代文学研究来说，亦是具有某种方法论意义的。

其次，古代文学研究必须既重视对古代文字典籍的整理、校勘，又注重田野调查，尽可能多地占有那些活着的资料。现在，对古代典籍的整理已经引起了学界的普遍重视，文献学、校雠学已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国家还成立了专门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和古籍整理委员会，负责古籍的整理出版与传统文化的系统研究。但毋庸讳言的是，大部分古代文学研究者对田野调查这个环节还相对比较轻视，大多乐于在书斋里坐冷板凳、钻故纸堆，而不屑于走出去阅读民俗、阅读那些历经千百年风雨仍然顽强地存活下来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研究理念，一方面，使得古代文学研究的空间愈来愈挤压，而另一方面，大量跟古代文学密切相关的东西又因为没能纳入研究视野而逐渐流失。因此，仅仅固守书斋，忽视民间和田野，已经成为影响当前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当代著名学者杨义曾经提出过做学问的五条途径，曰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所谓“眼学”就是要系统地阅读与课题相关的书目资料，“耳学”是要多交流，“手学”是要勤做笔记，“脚学”则指的是要进行田野调查，“心学”是要超越表象，用心去感受、体验研究对象。这“五学”并举的治学之法，对时下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是很有启迪的，特别是其中“脚学”对田野调查的强调，尤有针对意义。杨义先生说，文学研究也要进行田野调查，到了现场，可以切身体会到文本产生的空间，作者生存的环境，同时，地方文人编撰的很多资料、书籍是书店、图书馆都没有的，族谱、碑文、建筑风格等都会给人以启发。如此言说，可谓切中了当下古代文学研究之症状。

篇4：谈古代文献学与现代文学史料的文学论文

谈古代文献学与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文学论文

说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往往想到现代文学与儒、释、道之间的关系，或者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除此之外，传统的学术方法也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构成深刻的影响，其中古代文献学的思想和方法，对现代文学研究就极具借鉴意义。

现代文学研究，离不开作家作品的研究，而许多现代作家，古代文献学素养深厚。杜泽逊先生曾说:“在现代、当代，不少有成就的作家、学者，他们不仅学贯中西，而且博古通今，蔡元培、鲁迅、胡适、朱自清、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闻一多、郑振铎、冯沅君、郭沫若、叶圣陶等都有深厚的古典文献修养，而且这些人的文献修养为他们的著作和创作注入了新的营养，其间的内在关系是颇有研究之必要的。”[1]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如果我们缺乏足够的古典文献知识，对于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学术著作，如何能够真正理解呢?就说鲁迅吧，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有人已经梳理了鲁迅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之间在学术上的师承关系，认识到鲁迅与清代朴学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鲁迅反对“整理国故”，但他“整理国故”的成绩却非一般人可及。有人统计，光他整理的比较完善的各类古代文献，就多达22种。新近出版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收录了鲁迅辑录整理的如下著作:第1卷:《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第2卷:《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第3卷:谢承《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虞预《晋书》、《会稽郡故书杂集》、《范子计然》、《魏子》、《任子》、虞喜《志林》、张隐《文士传》、《众家文章记录》、《岭表录异》;第4卷:《嵇康集》、《沈下贤文集》、《云谷杂记》、《说郛录要》，附《百喻经》校本。如果没有深厚的古文献功力，鲁迅不可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鲁迅辑佚、校勘，极为用功。单就《嵇康集》而论，光工作本就有四个，而用以勘校的本子，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的版本。佚文的辑录，词句的校勘，版本的鉴别，史料的编排，目录的编制，鲁迅完全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传统。要研究鲁迅，这一部分就不能出现空白，但有多少研究者真正具备深入研究的素质呢?如果没有像林辰、王永昌这样古典文学、古代文献学功力雄厚的学者联手，耗费二十年的时间，这些文献的整理出版还不知要等到何时!作为普通的研究者，如果我们没有相当的古代文献学素养，这些著作恐怕即使读过了也难解其中三味。不光对于鲁迅，对于其他的研究对象往往也是如此，叶圣陶注过《十三经》，郁达夫写过很多旧体诗，郭沫若在古代文化研究方面广有建树，不懂古代文献学，就不能对他们有全面的了解。实际上，现代作家的这一文化侧面，迄今为止还有很多研究空白。在此意义上，有人认为，“无论是研究古代学问还是近代学问，都离不开文献知识。没有文献知识，就无法深入研究。”[2]这并非妄言。

现代文献史料的整理研究，也离不开古代文献学。王瑶先生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说:“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有一大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应有的重视罢了。”现在，许多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了史料的短板对整个研究造成的阻滞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史料文献问题，开始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陈平原、杨义、钱理群、严家炎、孙玉石、刘增杰、刘跃进等许多知名学者，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人还把命名为“史料年”。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建设和研究离不开对古代文献学的借鉴，这已经是一个不需再讨论的共识了，解志熙先生数年前提出的现代文学研究“古典化”的观点，也逐渐为大家接受。

理论倡导固然能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但关键在于文献资料的切实整理。关于现代文学文献资料的整理，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现代文学研究的部分先驱，对资料整理非常重视。早在三十年代，阿英就着手编撰了《中国新文坛秘录》(1933)、《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料》(1934)、《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36)等资料性书籍，后来还致力于晚清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赵家璧先生对《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的组织，唐弢先生对新文学期刊的搜集，郑振铎先生对各类书籍的收藏，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建国之初，社科院的文学研究所、上海“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以及山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等单位，都着手进行期刊资料的清理，可惜这项工作刚刚开始就被政治运动打乱了。新时期以来，有识之士又展开了资料的搜集和调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等书系的出版启动，说明资料建设开始纳入到系统化的轨道上，令人遗憾的是此项工程后来陷入停滞。如果我们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每一点成绩，都与“古典化”的指导思想和操作方式分不开。但是，在总体上，文献史料的薄弱至今仍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软肋。对此，刘增杰先生有一个切中要害的评价:“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之一是文献问题。常见的突出问题有:使用史料时粗枝大叶，张冠李戴，史实讹误;不重视触摸、鉴别原始资源，轻率地使用第二手资料，从而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不能自拔，被人牵着鼻子走;混淆学术论争和政治斗争的界限，破坏以尊重事实为前提的学术研究运行机制;在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编辑过程中，不加说明就任意删改原作，造成了如鲁迅所说妄行校改的灾难性后果。”[3]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比如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历史尚短，长期战乱，政治干预，市场干扰，等等，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现代文学研究者自身古典文献学知识严重不足。

文献学方面的运作，自汉代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传统被清代学者顾炎武等继承，他们在古籍整理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此后余响不绝，终于成就了清代朴学的繁荣。以惠栋、江声等为代表的吴派，以江永、戴震等为代表的皖派和以王念孙、焦循等为代表的浙派，彼此呼应传承，一时蔚为大观。古代文献学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套成熟的知识和操作规范。从文献学传统来看，它主要包括辑佚、典藏、考证、版本、校勘、目录、编辑、注释等基本范畴。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一开始就借鉴了古代文献的研究和整理方法。在理论研究上，作为现代史料学的第一部、几乎也是唯一的`专著，朱金顺先生编撰的《新文学资料引论》一书，就是在充分吸收借鉴古代文献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该书分为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考证篇、版本、校勘与目录等五章，无论在内容的设置上，还是在方法的论述上，都借鉴了古典文献学。最近有关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一些讨论性文章，无论在术语上，还是在规范上，也都表现出对古典文献学的学习和崇尚。不仅如此，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还运用古典文献学方法，对现代文学史料进行整理。比如，《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贾志芳、俞元桂等)和《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唐沅、韩之友等)的编制，很明显效法了传统的目录学。在辑佚方面，许多当代学者往往向朴学大师学习，很舍得下功夫。为编《师陀全集》，刘增杰“以数年之力，多方扩大查找线索，加上师友相助，终于基本上完成了搜集作品的任务。计全集新收入短篇小说20篇，散文(包括散文诗)49篇，诗歌10首，长篇小说(未完)2部，论文等25篇，共约50万字，占已出版师陀作品的五分之一。”[4]为编《于赓虞诗文辑存》，解志熙、王文金耗时数年，“共辑录于赓虞诗文367篇，其中从于氏诗集中集录者146篇(包括2篇序引)，新辑获的佚文221篇”[5]等等，不一而足。在版本与校勘方面，学者们也非常重视效法前贤。为编《废名集》，王风广收版本，大都选用初版为底本，然后用多个版本进行汇校，“废名在世时出现的所有版本，包括手稿、报刊版、编集后各版次，

如小说，一直到1957年《废名小说选》，一律逐字通校;身后亦即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版本因作者所未见，仅供参校。”[6]这样一来，整理所耗费的精力，自然是非常巨大的，“以废名区区二百万字平生所作，有限的版次，工作量之大依然让人不堪回首，如《桃园》一集，报刊版加四个成集版，就需校阅五次，逐条撰写校注。”[6]而且，王风综合运用了对校、他校、本校、理校四种方法，完全是“朴学”做派。金宏宇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选取了《倪焕之》、《家》、《子夜》、《骆驼祥子》、《围城》、《桑干河上》(后更名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创业史》等八部现代长篇小说名著，将它们的版本搜罗殆尽，全面汇校，并加以研究。以上这些研究成果，正是由于借鉴了古代文献学的方法，才使得无论在史料的钩沉上，还是在版本的校勘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目前，这种“古典化”学风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经渐成气候，孙玉石先生把现代文学研究能否古典化，看成研究是否实现规范化的重要指标，并倡导学界形成一种重视史料、重视考据的学风，“不是一般的重视史料，就是真得要花工夫，来做一些属于古典文学应该做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你说已经达到了成熟，我还不大承认。好多东西还不规范，随意性还很大。可以不看史料，即使看史料，也可以翻烙饼一样，今天可以这样说，明天又可以那样说。要真正达到成熟的一个条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按照古典文学那种科学化的研究方法纳入到一个正的轨道上来”。[7]

当然，尽管现代文学文献学与古代文献学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但由于文化环境的变迁，二者还是表现出了诸多的不同。古代文学一般没有手稿，现代文学出现了手稿问题，最可信的也许不是初版，而是手稿了。现代文学作品一般首先发表于期刊杂志或报纸副刊，这种情况在古代没有出现，因此，现代版本、校勘又多了一个重要环节。古代文学不存在标点和分段，标点和分段就不属于校勘学内容，而属于后人对于古典文献的整理范畴，而在现代文学文献学中，此项工作完全属于校勘学的问题。因为自《狂人日记》开始，标点、分段都成了文学作品的重要修辞手段，不注意这些就可能引起作品意义的变化。古代文学的校勘需要训诂、音韵、文字及其他古代文史知识修养，现代文学在此方面要求变低，但又出现了简化字、俗体字、方言等新问题，许多文本还与外国文化关系密切，这又远不是过去的章句之学所能应对的。随着语言形式和书写工具的发展，现代以来作家的产量明显提高，个人专著动辄就以数百万字计，古人的作品在数量上一般比较少，校勘起来工作量要小得多。由于各种原因，现代文学版本比古代更为复杂，版本差异不再仅仅是讹、脱、衍、倒、乱的问题，大面积删改乃至部分重写的现象屡见不鲜。除此之外，刘增杰先生还针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辑佚、考证和编排，归纳出了五种新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同名异文，即文章题目相同实际上却是两篇文章。第二种情况是异名同文。第三种情况是作者署名相同实际上却是不同作者。第四种情况是作者有意地以假乱真，作者自己设圈套，掩盖事实真相，以躲避日伪的迫害。这些，我们给他做年谱传记的时候若不加鉴别就闹笑话了。第五种情况是作品体裁的互换。这些情况和古代文学不一样，至少在古代是不多见的。”[8]面对这些崭新现象，我们也不能倚靠着古典文献学的宝藏坐吃山空，而要不断根据新情形，在充分吸收借鉴古代文献学养分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加适应现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需要的现代文学文献学。

注释:

[1][2]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版，第8、9页。

[3]刘增杰:《论文献薄弱的四个因素》，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第1期，第14页。

[4]刘增杰:《〈师陀全集〉编校余墨——兼及现代作家文集编辑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第1期，第220页。

[5]解志熙:《刊海寻书记——〈于赓虞诗文辑存〉编校纪历兼谈现代文学文献的辑佚与整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年，第3期，第26页。

[6]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有关〈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51页。

[7]孙玉石:《积极倡导努力落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113页。

[8]刘增杰:《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95页。

篇5：浅谈文化语境中阐释古代文学研究论文

浅谈文化语境中阐释古代文学研究论文

在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中，教师们所长期普遍使用的模式是文学史的梳理和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学史的梳理过程中往往是简单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流程介绍，而很少涉及到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文化语境、文化传统;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往往是传统的分析模式———时代背景、作家介绍、主题分析、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这种模式的讲解以简单僵化的套式将千姿百态的文学创作单一化、模式化，轻易地把作品的丰富内容遮蔽和抛弃了，而且学生不容易理解和接受，教学效果不理想。要想突破这种传统的讲解模式，就必须将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其所产生的文化语境之中，在大的文化语境下，阐释每一部文学作品的独特的深刻意义。

一、在时代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

在各时代的文化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真正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将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的比较到位，把握了各个点，但很少在史的联络中把握作品。比如对王实甫《西厢记》的解读，以往关注的是反封建主题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性结尾，但很少有人追问，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到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的《西厢记》，西厢故事由悲剧转为喜剧的缘由何在?张生的“始乱终弃”变成崔张“私相结合”又是如何为人所接受的?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有赖于将文学作品还原至其所产生的文化背景中。“西厢故事”创作于不同的时代，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婚姻习俗、文化传统。元稹的《莺莺传》以唐代文人士子与歌姬的爱恋故事为题材，崔莺莺的自荐枕席、投怀送抱，最后被张生抛弃，时人却赞扬“始乱终弃”是善于补过。崔莺莺对张生用情至深，却落得红颜祸水、天生尤物的评价:“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笑。”(元稹《莺莺传》)而到了金元时期，少数民族独特的婚姻观念、婚姻习俗，使得崔张二人能够突破传统的门第观念、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观念，从而成就美满姻缘。金元时期，婚恋中的女性的主体意识加强，女性的贞操观念有所淡化，因此，崔张二人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才广为人所接受、传唱。在《钦定重订大金国志》中记载“其婚嫁，富者则以牛马为币。贫者则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1］706贫家的女子有“行歌于途”，寻找如意伴侣的自由。还有“其俗谓男女自媒，胜于纳币而婚者”的情形，即男女有自行择偶、自行婚配的自由。在金代还有“抢婚习俗”的变体，“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2］678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婚姻观念，才有了崔张二人共同反封建礼教的成功。这种主题是由当时文化语境产生出来的。文化语境是理解和阐释文学主题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对此，必须注意给予足够的重视，把握各时代的文化语境，才能更精准地解读文学作品，让学生们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在“图志”背景下阐释文学

注意在各种文化信息中解读古代文学作品，而不是把古代文学固化为单纯的文字表述。许多学者都把当下的社会称之为“读图时代”“后经典时代”，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古代文学的教学尤其遭遇困境。以往经典的文学巨著，已经吸引不了学生的注意，他们的兴趣更多在新型的传媒之上，网络、图画、影视等等。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就要充分利用学生的兴趣爱好，从各种“图志”———绘画、壁画、石刻、石窟、陶瓷画俑、考古实物———中，创造出“以史带图，以图出史，图史互动”的形象生动的文学史写作形态，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一系列有关“熊图腾”的图像、考古实物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解读中国古代的“鲧禹化熊”“黄帝号有熊氏”“禹会万国以建熊旗”的神话传说提供了生动的实证。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描述了禹建熊旗的情形:“禹然后始为之旗号，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2］。这则新发现的文献详尽记载了禹以熊为中正之旗，表明禹与熊的关系;而中国各地有关熊的考古实物的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熊形铜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熊龙、河南禹州禹庙中的大禹化熊图、黄帝故里的熊足大鼎、辽宁建平红山文化遗址的熊头骨、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石雕熊等等———为熊是黄帝、禹的象征性动物提供了形象的说明，而这种“图志”远比文字表述更具形象性说服力。因此，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种“图志”丰富、更新教学内容，让学生在生动形象的图志中，领略图志背后的深意与真相。

三、在俗文化传统中解读俗文学的创作

突破传统的雅俗文化界限，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有其独特的民族性，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学形态，既有阳春白雪的高雅文学也有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学，既有文字记录的书面文学，也有口耳相传的口传文学。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逐渐形成了大雅大俗、雅俗共赏、雅俗互动的宏大格局。但从文学创作的源头上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文体往往起于俗，成于雅。从文化根源上看，雅是源于俗的。因而，找到雅文学的俗文化根源，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诗经》中的国风，词中的“新声”，“真诗在民间”的观念，都表明了中国古代文学与民间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长篇章回小说的创作，在其创作的起始阶段，更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孕育成长起来的。早期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大都是世代累积型创作，而非文人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以《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具代表性，它们的主题、人物、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经过了几百年的积淀、酝酿，最后在元末明初才被文人整理加工出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奇书”“名著”。在这些作品被文人整理加工之前，在民间广泛流行的是“说话”“杂剧”“传说”“故事”等通俗文艺的表现，在这漫长的酝酿过程中，积淀了浓重的民间文化的特色。“三国故事人物”在民间发酵已久，已经涂抹了鲜明的民间文化的特色，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爱恨喜憎已经表达非常的充分———“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3］可见在民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拥刘贬曹”的特色，《三国演义》小说是对这一民间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强化．“水浒人物故事”同样在民间大众中广泛流传，石头孙立、花和尚、青面兽、武行者、及时雨等形象与故事已深入人心，“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民间已经在这些耳熟能详的题材中寄寓了强烈的感情，这些好汉最终受招安，官封节度使，这就是普通民众的人心所向。因此，可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加工出来的，只有从民间文化的立场上，才能更好的解读文本。《三国演义》中的人物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塑造出来的，民间文化的特色是善恶分明、好坏凸显，所以三国人物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极致化倾向，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4］，人物形象个性异常突出，这符合普通大众的审美;《水浒传》中的人物，所谓梁山好汉也是在民间立场塑造出来的，他们不是视金钱如粪土铲奸除恶的江湖侠客，也不是济世救民的英雄豪杰，在梁山好汉身上更具有民间市井的气息———恩怨分明，意气相投，快意恩仇，重情重义，他们聚在一起是义气使然，向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的狂欢式生活，他们是为了“快活”而聚在一起，而非单纯的惩恶扬善、替天行道。因此，《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一类民间性鲜明的文学作品，就不宜用传统的雅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其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更不能用现代人的审美标准、价值标准来评价古人。在教学过程中，就要凸显其民间性、大众性特色。文学讲授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应该及时地吸收新的文学研究方法，打破那种单一化的解读模式。

还原文化语境是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能够把某种文学同当时的某种文化语境联系在一起，从而找到某种文学得以发生的原因，以及某种文学主题出现的根由。离开了文化语境的文学解读，往往显得单薄、枯燥、隔膜和言不尽意，原因就在于，离开语境之后，就把文本架空了。某种程度上，讲解一部文学作品就像讲一棵离开了土地的树，离开了土地，树也就没有了生命。文化语境会让文学作品丰富起来，深刻起来，“活”起来。只有把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文化语境中，才能把握古代文学的精髓，才能真正的阐明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