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纵囚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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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文言文纵囚论原文
文言文纵囚论原文
纵囚论(欧阳修)
◇原文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①。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馀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②。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③。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④?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⑤;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⑥?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⑦。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⑧。
◇注释
①苟：苟且。幸：侥幸。
②录：登录于册，录取。大辟：死刑。馀，同“余”。纵：释放。
③无后者：指没有囚犯超过期限。
④冀：希望。
⑤贼：盗窃。此指窥察。
⑥此名：指“恩德入人深”之名声。
⑦若夫：至于。
⑧立异：指建立“不常之法”。逆情：违背人情。干誉：求取名誉。
◇鉴赏
据史书记载，唐贞观六年，太宗亲自审讯了三百九十名死囚犯，并放他们回家，约定来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到了第二年秋天，死囚犯如数归来。太宗感其信义，遂全部予以赦免。欧阳修有感于此事，遂发表议论，撰成此文。
欧阳修一反流俗的看法，认为这件事不可作为“常法”，甚至批评唐太宗此举是为了求取仁德的名声。文章反复辩驳，逐层深入，写得明快犀利。
篇2：《纵囚论》原文及翻译
《纵囚论》原文及翻译
《纵囚论》
作者： 欧阳修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馀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
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耳，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翻译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赏析】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
“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本文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贞观六年(632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本文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本文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揣摩。
篇3：欧阳修《纵囚论》原文及翻译
欧阳修《纵囚论》原文及翻译
原文：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转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注】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周武。
译文：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
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篇4：欧阳修纵囚论原文及赏析
欧阳修纵囚论原文及赏析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
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
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
此岂近于人情哉?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
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
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
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
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
此又不通之论也!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
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
然此必无之事也。
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
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
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译文：
译文一
信义可以在君子中施行，而种种刑罚则在小人中施行。判刑列入死刑的人，是罪大恶极的，又是小人中特别坏的人。宁愿为正义而死，不愿意苟且贪生，而视死如归，这在君子中也是很难做到的。在唐太宗即位后第六年时，把判处死刑的犯人三百余人登记在册，放他们回家，约定好到期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而希望小人中最坏的人能做到自然更难。到了规定的时间，那些囚犯自动回来而没有延误。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而小人却很容易地做到了。这难道近于人情吗?
有人说：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了；如果对他们采取恩德感化的手段，就可以使他们变为君子。恩德感化愈深入人心，人的转变速度就愈快，有过这样的事。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得到这种名声。可是怎么会知道他在放回囚犯时，没有料到他们一定会回来希望可以赦免自己的死罪，所以才放回他们呢?又怎么会知道那些被放回的囚犯，没有料到他们自动回来就一定会被赦免自己的死罪，这才又回来呢?料想到囚犯一定会回来这才放他们回家，这是唐太宗从上面窥测到下面囚犯的内心想法；料想到一定会被赦免死罪这才回来，这是下面的囚犯在窥测上面的皇帝的内心想法。我从中看到的是上下互相窥测对方的内心想法才形成了这种名声，哪里还有皇帝采取恩德感化的办法和囚犯遵守信义的事呢?不然的话，唐太宗在全国施行恩德感化的办法，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却不能让小人不犯极恶大罪，只凭一天的恩德感化，就能使囚犯视死如归，而且坚守信义。这是一种说不通的观点啊!
那么应该怎么去做才可以呢?我说：对放回家去而又回来的囚犯，杀了他而不能赦免。然后再放出一批囚犯，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可以知道是被恩德感化所致。然而这必定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对放出的囚犯在他们回来后就赦免了死罪，可以偶尔做一次。如果总是这样去做，那么杀人犯都不会被处死。这可以作为国家的常法吗?不能作为国家的常法。这难道能说是圣人之法吗?所以说，尧、舜、三王治理国家，必定以合乎人情为标准，不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不能违背情理来博取自己的名誉。
译文二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注释：
①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有一定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年间，国势强大，社会较安定，史称“贞观之治”。
②大辟：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为最重的刑罚。
③意：估计。
④贼：用作动词，窃，私下行动，引申为窥测。
⑤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赏析：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篇5：纵囚论原文、翻译注释及赏析
纵囚论原文、翻译注释及赏析
原文：
纵囚论
宋代：欧阳修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译文：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注释：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有一定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年间，国势强大，社会较安定，史称“贞观之治”。大辟：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为最重的刑罚。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意：估计。贼：用作动词，窃，私下行动，引申为窥测。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赏析：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篇6：欧阳修纵囚论原文翻译及赏析
纵囚论① 作者：［北宋］欧阳修
信义行于君子②，而刑戮施于小人②。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④，而视死如归⑤，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⑥，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⑦，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⑧。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⑨，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⑩；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耳，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⑾？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⑿。
【注释】
①纵囚：释放囚犯。唐大宗（李世民）贞观六年（632年）十二月，把三百九十名已判死刑的囚犯释放回家，并规定于第二年秋天就刑。到时候，纵囚来归，皆赦之。
②信义：信用，礼义。
③刑戮：刑罚，杀戮。
④不苟幸生：不苟且侥幸地活着。
⑤视死如归：形容不怕死，把死看得象回家一样。这里指为了信义，不惜牺牲生命。
⑥录：取，选择。大辟：中国古代五刑之一，后指死刑。
⑦难能：难以做到。
⑧期：希望。
⑨冀免：希望赦免。
⑩贼：揣摩，揣度。
⑾常：经常，长久。
⑿逆情：违背人情。干誉：求取名誉。
【译文】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
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
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赏析】
这篇政论文，字虽不过四五百，但立论新颖精辟，议论深刻严密，其写作手法也颇有值得借鉴之处。
文章开始并不直设论点，而是先放开一笔，泛论君子小人之别，为全文的议论树立了一个参照标准；同时也藏下暗笔，以罪大恶极暗照太宗释囚不通情理，以视死如归暗照死囚自归不合情理。做到泛论不泛，紧扣论题。接着简叙纵囚之事，断以评议，又紧扣君子小人之别。据史籍记载，贞观六年，唐太宗亲自审查了三百九十名死囚，放他们回家，约定翌年秋天回来就刑。结果他们全都如期自动归狱，太宗称许他们知诚守信，免于死罪。欧阳修认为太宗以君子最高的标准去要求小人，是不通情理；死囚以小人最劣的品行而超越君子，是不合情理。因此以岂近于人情一句反问收紧，为全文定下基调，又为引出论点埋下伏笔。首段一放一收，一叙一议，令人心服地点出了纵因是违背情理之举。
太宗此举用意何在呢？中段作了深入剖析，但也未直论情理，而是拓开一层，先设一难。若论唐太宗。确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文治武功，空前显赫。纵囚一事作为贞观之治的政绩之一，颇为人们称誉，白居易《七德舞》诗就写到：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人们一向认为太宗恩隆德厚，深入人心，小人能变为君子是恩德感化所致。欧阳修则透过现象看本质，一反前人的赞许，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宗此举旨在沽名钓誉。此论精警透彻，后人评谓喝破太宗一生病根，刺心刻髓。但旧说未破，则新论难立，下文便转入层层辩驳。首先推勘太宗与死囚的心理活动，道破纵囚与自归的动机各是邀取名声与侥幸求生。这种心理分析并非主观臆测，而是从客观事实的`不近情理推断而出，深文曲笔，抉其隐微。清朝乾隆皇帝写过一篇《读纵囚论》，以其统治经验补充说：太宗擅长权术，或会通过刑官狱吏晓以利害，归狱可幸免一死，不归则捕而诛之，累及亲属。双方既然在互相窥测并利用对方的心理动机，以达到各自的目的，哪里有恩德与信义可言。乌有一句既是反问，也是感慨，有力地揭露了太宗的虚伪。但还觉意犹未尽，再进一层，将太宗六年深德与一日浅恩相比，深者尚未能感化小人，浅者反倒能改变他们，其不近情理显而易见。此用事实作反证。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太宗纵囚并非出于开恩施德，死囚自归也非出于感恩戴德。文章辩驳往复曲折，愈驳愈快，愈折愈警。至此，旧说已不攻自破，新论也确立不移。辩驳以立起，以破终，所以层层破旧，又句句立新；虽无一字提及情理，但处处不离情理，更以不通之论总收此段，与首段不近人情正相呼应。这一段运用设难驳诘，正辩反证等多种方法，严密周到地论证了纵囚是邀取名声之举。
统治者违背情理以邀取名声，是否利于治国呢？这是末段议论的重点，也即本文的论题。文章同样没有直涉论题，而是先宕开一问，故作自答，以揭示施恩德与近情理之间的矛盾：归而诛之，如再纵又归，显然不近情理；如再纵不归，无从体现恩德，故以否定收断。再跌进一层，故作退论。旋以归谬收束，也同样揭示了上述这对矛盾：如果这种恩德屡施于小人，那就等于培植他们的侥幸心理，纵容他们杀人放火，更是不近情理。这两层议论一开一合，紧扣上文，开句承接中段，合句照应首段，进一步把旧说驳得体无完肤，从而收住辩驳，从容不迫地步入正面议论，指出纵囚不近情理，非治国之法；不见恩德，非圣人之法。最后水到渠成，自然引出文章主旨。鲜明地表达了欧阳修顺应人情、严肃法治的政治观点。
这篇文章议论纵横而不支离，文字平易而有韵味，全仗作者悉心布局，使章法跌宕绵密，文势曲折流动。每段议论不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而是欲擒故纵，顿挫有致，最后以通段主旨收住。整篇结构也是如此，经过曲曲折折的议论，往往复复的辩驳，最后百川归海，结出文意，将全文推向最高潮。读至篇末，就仿佛游览名山走过崎岖蜿蜒的山路，最后攀上雄伟峻拔的主峰，回首来路，领略更深，眺望前方，遥想万千。再者，全文以情理、恩德为两经，以太宗、死囚为两纬，丝丝衔接，环环紧扣，明承暗接，前伏后应，使整篇议论交织一体，文势流贯畅达。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欧阳修散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贯舒畅，无所间断（苏洵语）的特色，在短小的篇幅内，或质疑，或答问，步步分析，层层辩驳，写来却从容不迫，纵收自如，竟似有洋洋万言，令人耐读。
篇7：《李陵论》文言文原文及译文
《李陵论》文言文原文及译文
原文：
《论》曰：“忠、孝、智、勇四者，为臣、为子之大宝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汉李陵策名上将，出讨匈奴，窃谓不死于王事非忠，生降于戎虏非勇，弃前功非智，召后祸非孝，四者无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
予览《史记》《汉书》，皆无明讥，窃甚惑之。司马迁虽以陵获罪，而无讥，可乎？班固亦从而无讥，又可乎？按《礼》云：“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故败而死者，是其所也。而陵获所不死，得无讥焉？观其始以步卒，深入虏庭，而能以寡击众，以劳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尽力殚，摧锋败绩，不能死战，卒就生降。
噫！坠君命，挫国威，不可以言忠；屈身于夷狄，束手为俘虏，不可以言勇；丧战勋于前，坠家声于后，不可以言智；罪逭于躬，祸移于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为比，又何谬欤？且会稽之耻，蠡非其罪，鲁国之羞，沫必能报，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而微躯，受制于强虏，虽有区区之意，亦奚为哉？夫吴齐者，越鲁之敌国；匈奴者，汉之外臣，俾大汉之将，为单于之擒，是长寇雠辱国家甚矣。况二子虽不死，无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无陵及亲之祸。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窍慕之，是大失臣子之义也。
观陵答子卿之书，意者但患汉之不知己，而不自内省其始终焉。何者？与其欲刺心自明，刎颈见志，曷若效节致命取信于君？与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国，曷若忘身守死，而纾祸于亲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听流言，遽加厚诛，岂非负德？”答曰：设使陵不苟其生，能继以死，则必赏延于世，刑不加亲，战功足以冠当时，壮节足以垂后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
故非其义，君子不轻其生；得其所，君子不爱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译文：
《论》说：“忠、孝、智、勇这四个方面，是做臣子、做儿子最珍贵的东西。”所以古代的君子，奉行并不断追寻着这四个方面，如果一旦失去了它们，就不配做君王的臣子、父母的儿子了。汉代的李陵出任上将，出兵征讨匈奴，我私下认为，他不为国家的事业而牺牲是不忠，活着投降匈奴是勇，放弃先前的功绩是不智，招致后来的祸患是不孝，四个方面没有一个是可以的，因而使自己的宗族灭亡了，可悲啊！
我读《史记》《汉书》，发现它们对李陵都没有明确的批评，私下为此感到很是疑惑。司马迁虽然是因为李陵而遭受罪责的，然而对李陵没有批评，是应该的吗？班固也跟着司马迁而没有批评李陵，还是应该的吗？按照《礼记》上说：“为军队谋划的人，失败就要死去。”所以失败而死，这是死得其所啊。然而李陵该死时却不死，能不得到批评吗？我看他最初带领步兵，深入到匈奴的领地，能用少数军队攻击众多敌人，用辛劳的军队击败准备充分、养精蓄锐的敌人，一再打仗一再胜利，没有谁能比他的功劳大的。然而到了士兵用尽、力量衰竭、锋锐遭受摧折而失败的时候，他不能够拼死一战，最终被活捉而投降了。
唉！丢掉国君的使命，挫伤国家的威风，不能够称作忠；向匈奴屈服，束手就擒成为俘虏，不能够称作勇；丧失战功在前，不要自己家庭的名声在后，不能够称作智；（只顾）自己免除罪行，而将灾祸转移到母亲身上，不能够称作孝。他却引用范蠡、曹沫来自比，又是多么荒谬啊！况且会稽的耻辱，不是范蠡的过错；鲁国蒙受羞辱，曹沫一定会讨回损失，所以这二位不死。然而李陵苟且偷生逃避死亡降低身份，使自己受制于强敌匈奴，即使他真有拳拳报国之心，又有什么作为呢？那吴国、齐国，是越国、鲁国的敌国；匈奴是汉朝的外臣，作为大汉的将军被单于活捉，这是助长敌人（的'气焰）而严重地侮辱了国家啊。况且这二位即使不死，也不会有李陵的投降的恶名；这二位如果被活捉投降，也不会有李陵的延及父母的祸患。考察这几件事的始末，李陵的事与这两位的事并不相同，然而李陵却自以为是仰慕（效仿）他们的行为，这是严重地失去了做臣子的道义啊。
我看李陵回复苏武的书信，他心中只是担心汉朝不明白自己，却没有自我反省这件事的始终。为什么呢？与其想要刺穿心脏自我表白，割下头颅表明心志，何如尽到臣子的节操献上生命来取信于国君呢？与其痛心母亲之死，悼念冤死的妻子，怨恨君王埋怨国家，何如舍弃生命坚守正义而死，从而解除亲人的祸患呢？有人说：“汉武帝不能明察具体情况，而听信下面的流言，立刻对李陵的家人施加重重的刑罚，难道不是对不起李陵对汉朝立下的功劳吗？”我的回答是：假使李陵不苟且偷生，而能够接着死去，那么朝廷一定会将对他的赏赐延续到他的后代，刑罚也不会施加在他的父母亲族身上，李陵的战功足以冠绝当时，他的豪壮气节足以为后世垂范，忠、孝、智、勇四者都成立了，而且他的死将永垂不朽，哪有流言能涉及他啊！
所以不是该做的事，君子不会轻视自己的生命；到了该牺牲的时候，君子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可惜李陵不死，就失去了君子该行的正道。所以陇西的士大夫们以姓李感到惭愧，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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