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司马子长书》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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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报司马子长书》原文
《报司马子长书》原文
太史公足下：晚辈未有幸生此威武大汉，因未有幸侍奉左右，倾身附耳请于足下。然浩渺千年，余窃以为天下志士非天涯若比邻而而，实则隔千年亦为知己。从师后有王介甫者言曰：“人生失意无南北。”千古失意之人奉之名句矣！
尝学师之《报任少卿书》，意气激扬愤慨，言语力道万千，如洞庭之水波扬三千里，战场之马嘶鸣九霄云。旁征博引，悲泣鬼神，天地为之动容。俯首仰师之妙笔生花，叹卧薪尝胆之懑苦。文表后世乃践泰山之死重，激晚辈愤发图强，身轻神重。然则悠悠千年，浩浩中华，少有司马属辈，非神形俱灭，乃俗人难弃身外之物，恋妻子，贪荣华，甚之锱铢必较之心，少时意气风发言志，奈何箠楚幽墙，加以诱，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忘尝志九霄外，求偷生以三日。此后亲媚于主上，陷害于忠良，牛马于百姓，此皆见后惧于毁肌肤，断肢体。圣人曰：“人之初，性本善。”言殆如此。师以口语遭此祸，实则孝武世宗喜怒无常。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昂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斗转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师之言无妄，耿良直，仆之痛惜！
斗转星移，是非成败转头空，君不见孝武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哉？存今日而思当下，忆往史而鉴今朝。孤王毕，四海一，君臣灭，天下公。是以破魑魅魍魉，陋习旧守，宣选贤举能之大道。然以试当绳墨未易，莘莘学子无事它事，余十载堂中疾书，走以食，寝难安，究万物成败之理，实困于分数而而。知其悲而悲之，莫如文齐福不齐者，悲中求喜而败者。人道渺渺，仙道莽莽，囚于书海而置之死地而后生者微也矣！余读书堂中，未尝遭此祸，一败而败，退之心所受之极也，忆生心血投之，远志立之，给余晴天霹雳，欲引节乃心实属不甘。浑浑噩乎，戚戚悲乎，宁一梦而觉此太虚神游，非吾劳酬也。每念斯耻，未尝不惊觉战栗，齿根颤颤欲啮恨而断，汗未尝不发背沾衣，瞋视文书而目眦欲尽裂！唐李退之言：“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朽矣，休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然未专一厄磨人，难易而人亦易，虽难不尽，心智未尝失也。降一难，现数数，奸诈灭人之锐气，始疑道已塞乎所学皆为空妄，前道茫茫暮无烛，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百年老魈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余之境若此，不成功，便成仁。
胜者先胜而后求战，败者先败而后求胜。师身先士卒，生心朽而未死，敢赴其后。古陈平忍辱苦读，陆羽弃佛从文，唐寅潜心学画，子敬依缸习字，大抵圣贤发奋所为。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川广自源，成人在始。累微以着，乃物之理。纆牵之长，实累千里。余虽愚，恨志未终，窃不逊，横心以笔尽私心，志怀长安黄花，难收覆水，不现此事，死不瞑目！
谨再拜。周氏茂叔后人。
篇2：答司马谏议书翻译 原文是什么
后来又考虑到蒙您一向看重和厚待我，在书信往来上不宜马虎草率，所以我现在详细地说出我这样做的原因，希望您看后或许能谅解我吧。
本来知书识礼的读书人所争辩的，尤其注重于名实是否相符。如果名和实—经辨明，天下的是非之理也就清楚了。如今您来指教我的，是认为我的做法侵犯了官吏们的.职权，惹是生非制造事端，聚敛钱财与民争利，拒不接受意见，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指责。我却认为从皇帝那里接受命令，在朝堂上公开议订法令制度并在朝廷上修改，把它交给有关部门官吏去执行，这不属侵犯官权；效法先皇的贤明政治，用来兴办好事，革除弊端，这不是惹是生非；替国家理财政，这不是搜刮钱财；驳斥错误言论，责难奸佞小人，这不是拒听意见。至于那么多的怨恨和诽谤，那本来预料到它会这样的。
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已）不是一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多数把不顾国家大事、附和世俗（的见解），向众人献媚讨好当做好事，（因而）皇上才要改变这种（不良）风气，那么我不去估量反对者的多少，想拿出（自己的）力量帮助皇上来抵制这股势力，（这样一来）那么那些人又为什么不（对我）大吵大闹呢？盘庚迁都（的时候），连老百姓都抱怨啊，（并）不只是朝廷上的士大夫（加以反对）；盘庚不因为有人怨恨的缘故就改变自己的计划；（这是他）考虑到（迁都）合理，然后坚决行动；认为对（就）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后悔的缘故啊。如果君实您责备我是因为（我）在位任职很久，没能帮助皇上干一番大事业，使这些老百姓得到好处，那么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如果说现在应该什么事都不去做，墨守前人的陈规旧法就是了，那就不是我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与您）见面，内心不胜仰慕至极！
答司马谏议书原文
答司马谏议书
王安石（宋代）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篇3：《答司马谏议书》原文及翻译
出处或作者：王安石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篇4：《答司马谏议书》原文及翻译
安石启：昨日承蒙您来信指教，我私意以为跟您友好相处的日子很久了，但讨论国事往往意见不同，这是由于所采取的.政治主张和方法不同的缘故。我虽然想硬在你耳边罗嗦(强作辩解)，恐怕结果一定不会得到您的谅解。后来又想到您看待我一向很好，对于书信往来是不应简慢无礼的，因而我在详细地说出我所以这样做的理由，希望您或许能够谅解我。
我们读书人所要争论的，特别是在“名称”(概念、理论)与“实际”是否符合上。“名称”与“实际”的关系明确了，天下的真理也就有正确的认识了。现在您所用来教诲我的，是以为我“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的人都怨恨和诽谤我。我却认为接受皇上的命令，议订法令制度，又在朝廷上修正、决定，交给主管官署却执行，不算是“侵官”。发扬(恢复)前代贤君的治国原则，以便兴利除弊，这不算是“生事”。替国家整理财政，这不算“征利”。排除不正确的言论，批驳巧言谄媚的坏人，这不算“拒谏”。至于怨恨毁谤的很多，那是本来早就该料到会这样的。
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的守旧之风已经不是一天了，做官的人又大多不为国家大事操心，以附和旧俗之见来讨好众人为美德。皇上却想改变这种现状，而我又不顾政敌的多少，想尽力去帮助皇上抵制他们，那么，众人怎么会不大吵大闹呢?过去商王盘庚迁都，群起怨恨的是老百姓，不仅是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并不因为有人怨恨的缘故，就改变他的计划;他考虑理由正当，然后做去，他认为正确，看不出有值得悔改的地方。如果您责备我执政很久了，没有能够帮助皇上大大地做一番事业，以此造福人民，那我自知有罪了。但如果说今天应当什么事也不必干，只是守着老规矩就行了，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了。
没有会面的机会，不胜(实在)诚心仰慕得很。
篇5：答司马谏议书原文及赏析
答司马谏议书原文及赏析
原文：
某启：
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译文
鄙人王安石请启：
昨天承蒙（您来信）指教，我私下认为与君实您交往相好的日子很久了，但是议论起政事来（意见）常常不一致，（这是因为我们）所持的政治主张和方法大多不同的缘故啊。虽然想要（向您）硬啰嗦几句，（但）终究一定（是）不能蒙受（您）考虑（我的意见），所以（我）只是简单地给您写了封回信，不再一一为自己辩解了。再三考虑君实对我的重视厚遇，在书信往来上不应该粗疏草率，所以现在详细地说出我这样做的理由，希望您或许能够宽恕我吧。
有学问的读书人所争论的问题，特别注重于名义和实际（是否相符）。如果名义和实际的关系已经明确了，那么天下的大道理也就清晰了。现在君实您用来指教我的，是认为我（推行新法）侵夺了官吏们的职权，制造了事端，争夺了百姓的财利，拒绝接受不同的意见，因而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我却认为从皇帝那里接受命令，议订法令制度，又在朝廷上修正（决定），把它交给负有专责的官吏（去执行），（这）不能算是侵夺官权；实行古代贤明君主的政策，用它来兴办（对天下）有利的事业、消除（种种）弊病，（这）不能算是制造事端；为天下治理整顿财政，（这）不能算是（与百姓）争夺财利；抨击不正确的言论，驳斥巧辩的坏人，（这）不能算是拒绝接受（他人的）规劝。至于（社会上对我的）那么多怨恨和诽谤，那是我本来早就料到它会这样的。
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已）不是一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多数把不顾国家大事、附和世俗（的见解），向众人献媚讨好当做好事，（因而）皇上才要改变这种（不良）风气，那么我不去估量反对者的多少，想拿出（自己的）力量帮助皇上来抵制这股势力，（这样一来）那么那些人又为什么不（对我）大吵大闹呢？盘庚迁都（的时候），连老百姓都抱怨啊，（并）不只是朝廷上的士大夫（加以反对）；盘庚不因为有人怨恨的缘故就改变自己的计划；（这是他）考虑到（迁都）合理，然后坚决行动；认为对（就）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后悔的缘故啊。如果君实您责备我是因为（我）在位任职很久，没能帮助皇上干一番大事业，使这些老百姓得到好处，那么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如果说现在应该什么事都不去做，墨守前人的陈规旧法就是了，那就不是我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与您）见面，内心实在仰慕到极点。
赏析：
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一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昨日蒙教”是礼貌性套语；第二层提到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浓，使司马光很是舒服；第三层急速转到“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点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这三层意思集中在一句话里显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点所在。不伤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司马光见解坚定，并不肯轻易改变，所以“虽欲强聒”多讲几句，一定得不到见察；对于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来信，只作简单答复，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层是：经过仔细考虑，司马光很是看重自己，书信往来，不宜鲁莽，所以要做详细解释，希望司马光能够宽恕。这里说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显示出冷静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经济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篇6：报燕王书原文及翻译
报燕王书原文及翻译
报燕王书原文及翻译
报燕王书
望诸君（即乐毅）乃使人献书报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质之罪，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于足下之义，故遁逃奔赵。今王使使者数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其功多者赏之；不以官随其爱，其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学者窃观之，先王之举错，有高世之心，故假节于魏，而以身得察于燕。先正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使臣为亚卿。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臣曰：‘夫齐，霸国之遗教而骤胜之遗事也，娴于甲兵，习于战攻。王若欲伐之，则必举天下而图之。举天下而图之，莫径结于赵矣。约楚、赵、宋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反命，起兵随而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惬其志，以臣为不顿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国诸侯。臣不佞，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弗辞。
“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及至弃群臣之日，遗令诏后嗣之馀义。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者伍子胥说听乎阖闾，故吴王远迹至于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故吴王不寐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
“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者，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而不察疏远之行。故敢以书报，唯君之留意焉。”
【参考译文】
望诸君乐毅于是派人向燕惠王献上自己的书信，信中道：“我不才，没有铭记先王的教诲，来顺从您左右人的意愿；又深恐回燕会获得杀身之罪，以至损害先王的明鉴和您的仁义名声，所以逃奔到赵国。如今您派使者数说我的过失，我怕您左右的人不能明察先王为什么要厚爱、任用我的缘由，同时也怕您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事奉先王的用心，所以大胆写信回答您。
我听说过，贤明圣哲的君主，不把爵禄私自赐给亲近的人，而只把它赐给功劳多的人；不拿官职赐给所爱的人，只把它给予足以胜任的人。所以，能够在考察后，认为对方确有才能，才授予官职，这样的君主，才是在事业上能取得成功的君主；考量对方的德行，认为可以结交然后才和他结交，这样的士，才算是能够树立名声的士。我就自己所学的来观察，先王的行为措施，有高出当时一般君主的理想，所以我在持魏节出使燕国时，能被燕国察知、了解。先王对我过分抬举，把我从众宾客之中提拔起来，让我担任亚卿。先王命令我说：‘我对齐国有蓄积得很久很深的仇恨，我没有度量力量的轻微薄弱，想找齐国报仇。’我回答道：‘齐国有争夺霸业的经验和争战屡胜的优势，影响至今，不可轻视。同时，齐国将士熟悉兵法，擅长战事。您如果要攻打齐国，就必须汇合诸侯各国的力量来对付它；而汇合天下诸侯各国来对付它，没有比直接联络赵国更好的了。会约楚、魏两国戮力同心，四国一起攻打它，齐国一定会大败的。’先王以为这个 意见对，就交给我符节，叫我往南出使到赵国。到完成使命回来报告后，便起兵同诸侯各国一起攻打齐国，取得大胜。而且轻装精锐的士卒，直捣齐国的国都。齐湣王逃遁到莒地，仅仅保全住自己的一条命。珠玉、财宝、兵车、铠甲以及珍贵的器物都收到燕国来了。自从五霸以来，功业没有赶得上先王的了。先王以为志愿得到了满足，认为我没有辜负使命，所以割地而封赏我，使我能得到相当于小国诸侯一样的地位。我不才，自认为接受先王的指令教诲，可以侥幸而无罪过了，所以接受了封赏而没有辞让。
我听说贤明圣哲的君王，建立起的功业不会废弃，所以把它记载于史书；有先见之明的人，成就了盛名而不会败坏，所以能被后世称颂。象先王那样报仇雪耻，平服具有万乘兵车的.强国，得到齐国八百年累积的财富。到了去世之时，他的遗教没有衰歇。上述种种功勋，都可教育后世，作为后代的榜样。我又听说，善于创始的不一定善于完成，有好的开头的不一定有好的结局。以往伍子胥的意见被阖闾采纳，所以阖闾能远征郢都；夫差却不是这样，相反他把伍子胥的尸体装在革囊里，抛到江中。吴王夫差没有觉悟到子胥劝他灭越的意见具有先见之明，可以建立大的功业，所以把子胥的尸体抛到江中而不知道后悔；伍子胥呢，没有早早看到阖闾和夫差二王胸怀度量不同，所以被抛到江里还不知改变。
免于杀身之祸，保全过去的功劳，以表明先王知人善用的业绩，这是我的上策；遭受诋毁、侮辱性的诽谤，致使先王明鉴之名毁坏，这是我最为不安的；面临无法预料的重罪，又想侥幸助赵伐燕以自利，这种不义的事，我是决不敢做的。
我听说，古代的品德高尚的人，即使 和朋友绝交，也不说别人的坏话；忠臣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不需洗刷自己的名声。我虽不才，却多次承受过君子们的教诲。恐怕您听信左右人的话，而不明察被您疏远的人的行为，所以大胆写信答复您，希望您仔细想想吧！”
篇7：《报孙会宗书》原文
《报孙会宗书》原文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足下哀其愚，蒙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推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过；默而息乎，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故敢略陈其愚，惟君子察焉。
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庭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遂遭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当此之时，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岂意得全首领，复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窃自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末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滛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兴，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漂然皆有节概，知去就之分。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定，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子弟贪鄙，岂习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毋多谈。
篇8：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原文讲义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原文讲义
1、作者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本文是一篇书信体驳论文。
2、了解本文的写作背景和针对性：王安石变法，遭保守派反对，司马光就曾一再写信给王，要求恢复旧制。王安石针对指责，写信作答，驳斥了保守派的指责，表明了自己坚持改革的决心。
3、掌握本文驳论点的反驳方法：驳论点
4、理解王安石反驳司马光观点的说理步骤：
先确立对方无可反驳的立论原则：名实相符;接着从对方来信中概括出五大罪名，树立标靶;然后辨明名实，以变法事实与对方强加的罪名对照，说明名不副实，从而驳倒对方的谬论。
5、了解本文的语言特点：柔中寓刚，语言委婉有礼，意志坚决果断。
6、理解并翻译下列重点句子：
(1)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所以现在详细说明原因，希望您或许能原谅我。
(2)今君实所以见教者：现在您用来指教我的
(3)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至于怨恨和指责的人很多，那是我在变法之前就料到会这样的。
(4)人习于苟且非一日：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不是一天两天了
(5)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士大夫们多以不关心国家大事、符合流俗、讨众人的欢心作为处世的良策。
(6)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盘庚不因为有人怨恨的缘故就改变他的`计划。
7、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
(1)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喧扰;表动作的对象，指自己
(2)重念蒙君实视遇厚：看待
(3)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施行、推行
(4)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相与、一起
(5)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驳斥，抨击;佞的假借字
(6)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施恩泽，名词作动词
(7)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做事，动词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原文译文创作背景
【原文】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选自《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
【译文】
安石敬白：昨日承您来信指教，我私下觉得与您交往深厚密切已非一朝一夕，可是议论国事时常常意见不同，这大概是由于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不同的缘故吧。即使想要勉强多说几句，最终也必定不被您所谅解，因此只是很简略地复上一信，不再一一替自己分辨。后来又想到蒙您一向看重和厚待，在书信往来上不宜马虎草率，所以我现在详细地说出我这样做的道理，希望您看后或许能谅解我。
本来知书识礼的读书人所争辨的，尤其在于名义和实际的关系。名义和实际的关系一经辨明，天下的是非之理也就解决了。如今您来信用以指教我的，认为我的做法是侵犯了官员的职权，惹事生非制造事端，聚敛钱财与民争利，拒不接受反对意见，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我则认为遵从皇上的旨意，在朝堂上公开讨论和修订法令制度，责成有关部门官吏去执行，这不是侵犯官权;效法先皇的英明政治，用来兴办好事，革除弊端，这不是惹事生非;替国家整理财政，这不是搜括钱财;抨击荒谬言论，责难奸佞小人，这不是拒听意见。至于怨恨和诽谤如此众多，那是早就预知它会这样的。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大多把不关心国事，附和世俗之见以讨好众人为得计。皇上却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我不去考虑反对的人有多少，愿意竭力协助皇上来对抗他们，那众多的反对者怎会不对我气势汹汹呢?商王盘庚迁都时，连百姓都埋怨，还不仅仅是朝廷里的士大夫而已。盘庚并不因为有人埋怨反对的缘故而改变计划，这是因为迁都是经过周密考虑后的行动，是正确的而看不到有什么可以改悔的缘故。假如您责备我占据高位已久，没有能协助皇上大有作为，使百姓普遍受到恩泽，那末我承认错误;如果说现在应当什么事也别干，只要墨守从前的老规矩就行，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见面，衷心想念和仰慕您。
【创作背景】
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
他还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完全绝裂，司马光跟皇帝辞职，隐居洛阳专心撰写《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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