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医疗保障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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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农村居民医疗保障问题及建议
农村居民医疗保障问题及建议
内容提要：针对农村居民在医疗保障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加强对农村的医疗卫生投入和农村公共预防保健工作，完善合作医疗，以及其他形式的农村医疗保障形式。关键词：农村；医疗保障；合作医疗；农村公共预防保健工作
目前，农民增收困难伴随着一系列负面影响，尤其是医疗保障方面显得更加突出，一些地方又出现了农民看病难，看不起病，甚至因病而陷入绝境的现象。本文拟以农村居民医疗保障的兴衰、原因及政策性建议三个方面谈一自己的看法以期对目前现状的改善有些帮助。
1、农村合作医疗的兴衰
建国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卫生工作，农村逐步建立了三级（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室）卫生服务网络，基本解决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另外，从50年代中期开始，部分农村开展了合作医疗。合作医疗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共同筹资，为农村居民提供疾病治疗和预防的一种社区型医疗保障制度。合作医疗和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相互配合，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看不上病，看不起病的问题。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由建国前的35岁迅速上升到的71岁，①这一巨大成就的取得，为占总人口80%的农村居民提供健康保障的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功不可没。
然而，从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医疗保障发生了严重的衰退。随着集体经济的削弱，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生了大幅度的滑坡，到19，全国农村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由1976年的90%锐减到5%左右。②绝大部分农民失去了医疗保障，退回到家庭保障。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村级卫生所、室或不复存在，或者转化为私人诊所。
2、合作医疗衰退的原因
合作医疗大幅度滑坡以及恢复起来相当困难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弱化。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社、生产队）不仅仅是经济组织，它们还拥有各项政治、社会、文化权力，直接掌握和控制农村的各项资源的分配，集体经济组织的强大控制力量是组织，推动和资金支持合作医疗发展的十分重要的条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经营自主权越来越大，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在农业生产、资源分配上的权力大大弱化。组织能力的弱化和只拥有十分有限的资源，挨家挨户收费又比较困难，使得集体经济组织难以一如既往地组织和支持合作医疗。
（2）、农民对合作医疗的组织和管理者――基层干部缺乏信任感，导致他们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一部分基层干部及其家属侵占公共利益，多拿药、拿好药，带头欠费，而一般农民享受不到同样的待遇，有些农民因此认为合作医疗就是“群众交钱，干部吃药”、“群众吃草药，干部吃好药”，从而丧失了对制度公平的信心。享受合作医疗待遇中干部与群众的不平等使得相当数量的.农民不愿意参加。
（3）、传统的合作医疗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农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而传统的低交费、低待遇水平的合作医疗已经不能满足客观要求。医疗服务价格的迅速上涨也进一步加剧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当农民发生大病时，为数不多的合作医疗基金只能提供很低比例的补偿，农民们觉得，合作医疗不能解决大病的医疗费用问题，而小病完全可以自己支付，而且看病的自由度也大一些。
3、农村医疗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
（1）、合作医疗的衰退和农村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消亡或市场化，导致农民医
[1] [2] [3]
篇2：农村居民住院医疗保障基金委托管理协议书
农村居民住院医疗保障基金委托管理协议书
甲方：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 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为更好地整合教育优势和资源，使之更有利于孩子的教育、成长，甲方将其所属的“______ 实验学校”已建成的小学(以下简称“小学”)全权委托乙方经营管理(以下简写为“托管”)。为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特订立以下合同：
一、小学简况
小学占地 ___m2，建筑面积为___ m2，可办班 个，可容生 名。于 年 月 日开学，现有 个班 名学生、位教职员工。
二、托管期限
甲方委托乙方经营管理 年，即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到期如需继续托管，则另订合同。
三、托管方式
甲方将业已投入小学的所有资产(见明细附表)在托管期间无偿移交乙方，由乙方行使权属所有者的全部权利进行经营管理。
四、双方责任
甲方：
1、在托管期内继续提供必要的支持和相关条件。
2、在托管期内不干预乙方的经营管理。
3、在托管期内不调减已投入小学的资产。
4、在必要时，应乙方要求积极配合乙方解决须甲方到场的问题。
乙方：
1、全面履行所有者的经营管理权，小学的学费及其它一切费用的收入归乙方所有，小学教职员工的工资、福利、办学经费等一切费用均由乙方负责，乙方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
2、承认托管前甲方和有关办学单位签订的有关合作办学的协议、合同，并履行其中应由甲方履行的责任与义务。
3、对甲方已投入的资产负责维护、保养，如因教育实际需要而作变动，应通报甲方。
4、负责托管期内新的教育投入。
5、努力整合有关资源，把学校办出特色，使之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品牌效应。
6、积极配合甲方塑造品牌、促进销售的宣传活动，为甲方企业形象的提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多作贡献。
五、未竟事项的续办
甲方原报批的”__实验学校“初中部和高中部，日后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兴办初中、高中部，则由甲方提供必要的土地，乙方负责土地以外的资本投入并负责兴建和经营管理。
六、附则
1、本合同一式 份，双方各执 份，签字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或以补充协议形式予以补充完善。
甲方： 开发有限公司
代表：
乙方： 有限公司
代表：
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
篇3：农村居民健康问题调研报告
为响应大学党委宣传部，团委等部门关于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相关文件精神，深刻体会xx“四个新一代”要求的精神实质，护理学院团委特成立了“天使之队”大学生医疗卫生服务团，XX年8月5日，走进了吉林省乡，进行了科技、卫生、文化宣传与调查，取得了圆满成功，达到了理想的效果。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
假期前，院团委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向全院同学发出了《关于开展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并召开学生干部社会实践活动动员大会，认真落实文件精神，根据专业特点，确定实践方向、实践形式。
二.以人为本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经过院领导、老师和同学的共同努力，我院准备了200份居民健康调查问卷，并成立了血压测量小组。
首先向村民发放有关糖尿病，高血压，和夏季保健知识的宣传材料，挨门挨户宣传医疗保健科普知识;其次集中开展为村民测量血压，并且运用在学校所学的医学知识，耐心的解答有关了村民的一些健康问题，并且为村民讲解了日常生活中的健康，饮食和保健知识。均得到了村民的充分认可。与此同时我们还开展了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乡居民的①家庭人口数;②15岁以上成年人吸烟及饮酒情况;③常见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等)、地方病(如地方性甲状腺肿，俗称“大粗脖子”病)以及精神性疾病的患病情况。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涉及居民87户，345人。
三.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85份，剔除无效问卷13份，有效问卷172份，问卷有效率为86%。
1.调查对象的家庭人口数
本次调查87户居民，345人，男性163人、女性182人。平均每户3.97人，其中每户2口人的有5户，占5.75%，每户3口人的有31户，占35.63%，每户4口人的有33户，37.93%每户5口人的有10户，11.49%，每户5口以上的有8户，占9.20%。调查中，我们发现随着每户家庭人口的增多，也影响着居民的健康状况。人口数多的家庭的疾病发病率也较高。
2.乡农民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主要是由个人情况(如年龄、受教育程度、生活态度等)确定。一直以来我国农民的基本任务就是农业生产,且绝大部分属于重体力劳动,对身心健康水平要求较高。然而,由于受传统的自给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农民形成了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问卷调查显示(具体见表1),受试者中有饮酒习惯的农民有154人,占被调查人数的44.6%;抽烟习惯的农民有142人,占被调查人数的41.1%;既抽烟又饮酒的农民有118人,占被调查人数的34.2%;平时喜欢打麻将和扑克的有108人,占被调查人数的31.3%;兼有上述所有习惯的人多达65人,占总人数的18.8%。因为农民大多从事强度较大的体力劳动,所以大多数男性通过抽烟和饮酒来维持体力和精力,女性在农闲季节或者农忙之余喜欢打麻将或扑克来消磨时间。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对于自己身体健康的忽视比较严重,某种程度上对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有明显的消极影响。
表1 乡农民日常生活习惯统计
生活习惯 饮酒 抽烟 既抽烟又饮酒 打麻将和扑克 兼有上述习惯
人数(人) 154 142 118 108 65
比率(%) 44.6% 41.1% 34.2% 31.3% 18.8%
3.乡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
3.1常见疾病的调查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受试者中患有高血压、低血糖、肥胖症、高血脂、糖尿病等慢性病及其他常见病的人数分别占总样本的6.67%、5.80%、8.70%、2.90%、1.45%和4.93%,具体见表2。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形成一些慢性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而这些疾病由于发病隐蔽,患病时间长,人们容易对之疏忽和放松警惕,一旦发病,将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健康状况。
表2 乡农民慢性病种分布统计
疾病 血压 低血糖 肥胖症 高血脂 糖尿病 其他疾病 合计
人数(人) 23 20 30 10 5 17 102
比率(%) 6.67 5.80 8.70 2.90 1.45 4.93 29.60
随着转型期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方式的不合理,再加上农村体育发展滞后,加速了农民身心健康水平的下降。各种亚健康患者不断增加,缺钙、骨质疏松、疲劳无力等现象呈快速增长趋势,处于这种状态的人群往往是慢性疾病的潜在患者。
3.2精神疾病的调查 精神健康对农民的社会适应性有着较强的.影响。有资料显示,当个体长期处于精神疲劳时,患病的几率大大增加,良好的精神状态可以有效地使身体保持较高的健康水平。在本次调查中发现,乡农民的精神状况大多很好，但是，我们发现了一名大有十岁的男孩存在精神问题，使我们受到了震惊。经过询问了解到与其家长外出打工，深深的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
3.3地方病的调查 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一直以来，在东北地区的偏远农村存在着缺碘的问题，地方性甲状腺肿(俗称“
大脖子”病)发病率很高。但可喜的是，在本次调查中，我们没有发现一例患者，反映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居民补碘的关注，以及居民自身通过食用碘盐和含碘食品，提高对碘的补充。
4.乡农民的医疗保健状况
市乡村级诊所医疗条件较差,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普遍不高,很少经过正式的培训,所用的药品质量得不到保证,但绝大部分农民生病时只能依赖村级诊所就医。本次调查的农民中,生病时去乡以上医院就医的占总样本的20.19%;去村级诊所就医的占66.35%;还有13.46%的农民由于经济收入及其他原因,拖延治病,往往小病拖成大病,致使收入本来就不稳定的家庭更加贫困,详见表3。值得注意的是,广大农民并没有意识到合理的体育活动能够增进身心健康,预防疾病。可见相当部分农民的就医条件和健身意识较差,有的已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水平,不利于吉林省农村小康社会的全面均衡发展。
表3 乡农民医疗保健状况统计
去乡以上医院就医 去村级诊所就医 拖延疾病 合计
33 22 28 345
20.19% 66.35% 13.46% 100%
5.乡农民健康影响因素分析
5.1经济收入普遍不高,医疗费用负担过重
农民的经济收入与健康状况关系密切。当前,农民疾病经济负担重,医疗保障水平低,医疗费用增涨过快、医疗保障覆盖水平低、经济收水平低是造成农村居民健康得不到有效改善的重要原因。经济上的窘境导致广大农民“生不起病”,“大病小治、小病不治”的“怕病”心理,给诊治疾病带来很大困难,而农民诊治疾病的费用增加,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迫使一些有病该住院治疗的人放弃住院,使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
5.2农民体育健康意识淡漠,认识存在误区
调查发现,许多农民的体育健康意识淡漠,错误地认为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专门的体育锻炼。虽然体育锻炼和生产劳动在让人流汗、消耗体能、提高身体素质等方面非常相似,但是本质上有根本区别。适度的体育锻炼,不仅可以提高机体呼吸系统的功能,还可以改善心脑血管的机能,提高机体免疫能力,对有效控制慢性疾病的发生和病后康复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农忙之余,参与体育锻炼,不仅有利于身体健康,也能促进心理健康,缓解精神疲劳,联络乡邻感情。在受试的农民当中,52.5%的人认为从事农业生产就没必要进行体育锻炼,58.4%的人认为增加营养或改善饮食与保证睡眠才是促进健康的主要原因。可见,相当一部分农民群众的认识还存在误区,并没有意识到体育锻炼在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提高生活质量上的重要作用。
5.3繁重的生产劳动和家务减少了广大妇女体育锻炼的时间广大妇女在农村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同时也是维持日常家庭事务的灵魂。当前,许多农村,男人大都外出打工,家中内外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由家庭妇女来承担,繁重的生产劳动和家务使得广大妇女很少有时间从事体育锻炼,再加上农村卫生条件不理想,各种慢性病、妇科病等问题严重威胁着广大农村妇女的身心健康。
6.调查结论与建议
6.1.结论
6.1.1随着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农民健康呈现出两种类型,一种是相对贫困农民长期的营养不良及生产生活的压力,使得身心健康状况较差;另一种是相对富裕农民由于生活水平提高而导致营养过剩和运动不足,使得体育锻炼对身心的健康促进价值日显突出。
6.1.2农民健康状况堪忧，患各种慢性病的比率较高，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升高，地方病的发病率下降。
6.2建议
6.2.1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农民身体健康水平,促进农村社会生活和谐,关键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吉林省农村经济的发展,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利用生物资源,发挥具有地方经济特色的优势,大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
6.2.2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在增强农民体育健身意识和创造健身条件上有所作为。农民工作环境特殊,生产生活压力大,体育健身意识薄弱,各级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转变思想观念,正确认识从事体育健身的意义,并结合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实际,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有针对性地发展农民体育,在农村营造崇尚体育健身的良好氛围,增强农民群众参与体育健身的意识,从管理体制上为农民参加健身活动创造条件,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
实践中，我们受到了教育、增长了才干、做出了贡献，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通过本次活动，不但让我们在实践中深入了解了农村的生活状况，更重要的是增强了我们的职业情感，明确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了社会实践能力，同时活动也在当地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普及了卫生保健知识，使得我们这次三下乡的意义更加深远。
篇4：挪用公款罪问题思考建议
自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首次规定挪用公款罪以来，司法界和学术界就如何正确理解、适用挪用公款罪一直存在着较多的争论，为此两高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挪用公款罪的法律适用问题也作了大量的司法和立法解释，但由于两高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对挪用公款罪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每一司法或立法解释的出台，不但未能使司法界和学术界的认识统一，相反都引起更广泛的争论。笔者作为在检察机关从事反贪污贿赂工作的人员，也深感由于理论上的模糊给我们具体查办挪用公款案件带来一定的困难，本文笔者结合自己平时办案时的一些理解就目前争论比较激烈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挪用公款 认定 处罚
一、挪用公款犯罪的沿革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 在我国刑法史上，对挪用公款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所构成的是什么罪，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全面了解这一发展演变的进程，对于正确理解和掌握挪用公款罪，是十分必要的。
民主革命时期，把挪用公款视为贪污犯罪的规定。解放以后至80年代末期,基本上仍沿续了民主革命时期红色政权的司法惯例,将挪用公款行为以贪污论罪。但在这期间，国家政策也出现过反复。如：把长期借用或挪用公款，视为违反财政制度行为，应当令其检查，不视为犯罪。70年代末，全国人大开始起草新的刑法草案(79刑法)，其中增设挪用特定款物罪。但未规定一般的挪用公款犯罪。
1985年7月8日“两高”下发了《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重申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以贪污论处。”1987年3月14日“两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又发布了《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以贪污论处的问题的修改补充意见》，对以挪用公款犯罪的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和比较详尽的补充，并规定了挪用公款案件的追诉限制。“两高”关于挪用公款以贪污论处的两次司法解释，都显露出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司法权超越了立法权。
1988年1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其中，增设了挪用公款罪。这个补充规定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法律关于挪用公款罪的立法规定趋于完善。但是，补充规定施行后，司法实践中还是相继反映出的一系列问题，对此，“两高”于1989年11月6日发布了《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针对挪用公款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法律问题的进行了解释，使有关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解释与立法规定相配套，丰富和完善了挪用公款罪的法制建设。
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将公司、企业人员（不包括其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挪用本单位资金和行为单独规定为挪用资金罪，不再以挪用公款罪处理。制定颁布的新刑法在总结以往立法和实践基础上又作了较大的修改，但在学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关于挪用公款的认定与处罚中的若干问题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二、挪用公款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1、关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问题
依据新刑法第93条的规定，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都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但两者的主体范围不同，贪污罪的主体除国家工作人员外，还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而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不包括刑法第382条第2款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由于立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与现实情况不相一致，实践中对如何确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存在分歧。具体到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上对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是否属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存在着不同认识。
在刑法修订前，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范围是一致的，刑法修订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的，是构成挪用公款罪还是构成挪用资金罪，存在不同的理解。为了统一认识，最高人民法院于20xx年2作出批复规定，对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挪用资金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篇5：挪用公款罪问题思考建议
。由于其只解决了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定罪问题，却回避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定罪问题，这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引起很大的分歧。有学者认为，从《批复》内容看，其所要解决的显然是“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中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主体的问题，并不当然排斥这些“受委托”人员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其一，从理论上来说，委派与委托是两个不同概念。委派即委任、派遣、是管理部门与被管理人之间的一种行政法律关系，被委派人与委派人具有隶属性，二者的地位不平等。而委托则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委托关系成立时，被委托人才能从事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活动。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强调的是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不可能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只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这是符合立法精神的。至于上述论者认为在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当中还会有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显然是由于把该类人过去所具有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当成受委托后的身份所致。而事实上，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是处在变化之中的；行为人虽然过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只要他接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那么，他也就丧失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在受委托后所实施的职务行为与其先前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没有关系，其职务当然也就不可能属于挪用公款罪所要求的职务。实际上，只要行为人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以承包、租赁等方式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不论行为人在接受委托前是委托单位中还是非委托单位中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他就丧失了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其二，从立法规定上看，刑法第93条并未视“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为国家工作人员，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刑法既然未作出规定，就不能作出扩大解释。
2、关于挪用公款的对象
根据刑法典第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的对象有两类：一是公款；二是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简称特定款物。
所谓“公款”，顾名思义，是指公共款项。首先，必须是“公共”款项。结合刑法典第91条的规定，公共款项应是指：其一，国有款项；其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款项；其三，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款项。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运输中的私人所有的款项，应当以公共款项论。其次，必须是公“款”。典型意义上的公款表现为货币，包括人民币、人民币外汇券和外汇；汇票、本票、支票、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是公款的特殊形式。因为，有价证券直接代表一定数额的货币，可据以提取或获得一定的货币收益，若挪用之，也是“对货币流通和先进管理的一种破坏”,因此，应当将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有价证券也视为“公款”。对此，有关司法解释已予以明确肯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10月13日作出的《关于挪用国库券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有或本单位的国库券的行为以挪用公款论；符合刑法第384条、第272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构成犯罪的，按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
（1）公款是否仅限于纯国有资金。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挪用公款罪中的公款通常必须含有国有款项的成分，纯粹的集体款项与个人款项一般不能成为挪用公款的犯罪对象。也有人认为：如果挪用国有与非国有混合的资金，仅把国有资金涉及的部分作为本罪的对象。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均割裂了刑法条文之间的联系，未能把握立法者的意图，有失片面。我国现行刑法对挪用公款罪用三个条文加以规定，即第185条第2款、第272条第2款、第384条，由于立法规定的错综复杂性，对本罪的犯罪对象的范围应在全面理解相关条文的基础上加以界定。刑法第272条第2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的，以挪用公款罪论处。刑法第185条第2款亦规定。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或客户资金的，依照刑法第38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从这两个条文的规定看，立法者在此所关注的仅是行为人的身份，而不是所挪用的单位资金的性质。 之所以如此规定，其立法意图非常明显：既然是国家工作人员，就负有维护职务廉洁性的更高义务，不论挪用的其所在单位的资金性质如何，都有应对其较非国家工作人员作更高的要求。据此，笔者认为，上述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刑法第185条、第272条规定的挪用资金行为，只要同时在数额、资金用途及未归还的期限方面符合挪用公款罪的定罪标准，就应按挪用公款罪论处，至于该单位的资产是否属于国有或国有资产占多大比例，均对本罪的成立不产生影响。换言之，挪用公款罪的对象不仅限于归国有单位所有的资金，非国有单位所有的资金在一定情况下也能成为挪用公款的对象。
（2）非特定公物能否成为挪用公款罪的对象
何为特定公物？刑法理论界一般将挪用刑法规定的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简称特定款物。是指专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项和物资。这些款物，既包括由国家预算民政事业为上述用途的拨款和临时调拨的款物，也包括海内外各种组织机构和各方人士为上述用途支援、捐献的特定款物。
对于 特定公物外，一般公物即非特定公物能否成为挪用公款罪的对象？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刑法和司法解释未将“公物”明确规定为挪用公款罪的对象，那么一般“公物”就不应成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否则，有违罪刑法定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公款与公物都是公共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并不本质差异，同样的挪用行为，只因其具体对象不同，有的规定为犯罪，有的却不规定为犯罪，无法体现法律的公正性。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符合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精神。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xx年3月15日发布的《关于国家工作人员挪用非特定公物能否定罪的请示的批复》：“刑法第384条规定的挪用公款罪中未包括挪用非特定公物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对该行为不依挪用公款罪处罚。”应该说，该批复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但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理由是：第一，从市场经济的观点上来说，无论是公款，还是公物，都是公共财产的表现形式，二者在价值上具有共通性，都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对于挪用公款和挪用公物的行为，惩前而不惩后，不利于严密刑法法网。第二，从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看，挪用公物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比挪用公款为小，二者都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都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如：挪用10万元公款存入银行食利与挪用价值100万元的建筑机械用于租赁，二者的社会危害性孰大孰小，不言自明。第三，从立法技术上看，不处罚挪用一般公物的行为。那么，规定挪用特定公物“从重处罚”就没有“从重”的必要前提和合理依据，因此，该立法规定缺乏应有的逻辑周延性。鉴于法律目前没有对挪用公物行为作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根据罪行法定原则， 除法律明文规定的挪用特定公物外，对挪用其他公物的行为，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凡挪用公物用于自己日常消费的，可由主管部门按政纪进行处理。凡挪用公物 进行商业活动或挪用的公物变卖后又挪用所得款的，则可将公物折价或按所得款，数额较大的，按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因为在这利情况下，行为人不是追求公物的使用价值，而是追求公物的价值，这实质上是规避法律的变相挪用公款行为。
3、关于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方面
根据刑法第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挪用公款罪客观要件的这种设定存在诸多瑕疵，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和商榷。
（1）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规定为挪用公款罪的必要条件是画蛇添足。所谓“利用职务上得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主管、经手、管理公款的便利条件。它既包括行为人直接经手、管理公款的便利条件，也包括行为人因其职务关系而具有的调拨、支配、使用公款的便利条件。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只是挪用公款罪客观方面的一个表现，而并非构成该罪的一个必要条件，就像任何犯罪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并采取一定的方法或手段实施的，但时间、地点和方法并不是构成一切犯罪的必备条件。只有当法律把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方法明文规定为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时，它们才是某种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们规定为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呢？只有当它们对某些犯罪的构成以及此罪与彼罪的区分起决定作用的时候才能如此。如：贪污罪，按照刑法第382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公共财物的才能构成贪污罪。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了侵吞、窃取、骗取公共财物的行为只可能构成侵占罪、盗窃罪或诈骗罪而不可能构成贪污罪。所以是否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区分贪污罪与侵占罪、盗窃罪或诈骗罪的重要条件。挪用公款罪的成立是否需要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构成该罪的一个必要条件呢？这要看其在该罪的`认定中是否起着决定作用。挪用公款罪中的“挪用”，是指改变用途，将公款挪做私用，含义明确，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言而喻。没有职务上的便利，就无法挪用。它既不是区分罪与非罪，也不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必备要件，所以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规定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必备要件，没有任何意义，是画蛇添足。
（2）使用用途不能作为挪用公款罪的定罪标准
刑法把挪用公款罪的使用用途分成三类，即非法用途、营利用途和一般用途，并附设了不同的客观要件。笔者认为使用用途不能作为定罪标准。
首先，这一规定违背了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刑法理论上有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之分，犯罪目的是行为人通过犯罪行为期望发生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而犯罪动机则是推动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就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的性质来讲，目的总是违法的，动机不一定违法。就行为对客体的作用，目的行为一定侵害客体，动机行为则不一定侵害客体。因此，在刑事立法中，一般把目的行为而不能把动机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客观要件。
然而，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对挪用公款罪客观要件的规定却违背了这一刑法原理和立法规则。在挪用公款罪中，“挪用”行为属于目的行为，而挪用公款后对公款的“使用”行为则属于动机行为。而且就行为对犯罪客体的作用来看，侵犯挪用公款犯罪客体――公款的使用权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的行为总是挪用公款中的“挪用”行为，而不是挪用后对公款的“使用”行为。可见，公款“使用”行为对于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构成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并无影响。因此，刑法在规定挪用公款罪时，只需把“挪用”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客观要件就够了，无需把“使用”行为也规定进来。
其次，刑法把使用用途作为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常常使执法者处于两难境地，主要体现在挪用人和使用人不一致的挪用公款案件中。如甲乙共谋利用甲的职务便利从其所在单位挪用30万元公款给乙个人购买住房，但乙拿到30万元后，却背着甲将30万元用于和他人进行走私活动。对于甲的行为其结果往往是就低不就高，按“归个人使用”处理了事。而乙却适用“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来处罚。如果使用时间不足三个月，就会出现同是挪用者，甲无罪释放、乙被判刑的尴尬结果。
其三，对于挪用公款用于营利活动和用于非营利活动，两者的社会危害性其实没有办法区别。有人认为用于营利活动使公款处于高风险之中，所以危害性更大。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用于一般用途的挪用者其本身就没有什么偿还能力，因为此类挪用者在挪用公款后缺乏资本经营运作以尽早还款，因而使公款处于高风险之中。而用于营利活动者则可能通过营利活动赚取利润来归还公款。两者之间的社会危害性孰大孰小，实在难以分清。因此，刑法根本没有必要去区分两者，更没有必要将两者作为定罪的不同客观标准。
三、挪用公款罪处罚及罪名罪名转化问题的探讨
1、关于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处罚问题探讨
对挪用公款数额巨大的，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退还的行为的定性，要根据行为人在使用公款时，是否有造成公款在客观上不能退还状态的主观恶意来确定。即根据行为人使用公款的心理态度，来具体认定挪用公款行为究竟出于何种犯罪目的，然后，来认定行为的性质。对造成公款不能退还状态的心理态度可分为五种使用公款方式。具体而言：
(1)所谓直接故意造成被挪用的公款不能退还的状态，是指行为人挪用公款数额巨大，明知用这种方式使用公款后，自己丧失了还款的可能性，还用这种方式使用公款，以致造成被挪用的公款不能退还。如：行为人明知没有还款可能而挪用公款，并将公款挥霍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判明行为人并不具有非法暂时使用公款的目的，而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故这种情况应按贪污罪定性处理。
（2）所谓间接故意造成挪用的公款客观上不能退还状态，是指行为人抱着能还则还，不能还则不还的心态挪用公款，从而造成不能退还公款的状态。这种情况说明了行为人在主观上既存在非法暂时使用公款的目的，又存在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根据间接故意理论，这种情况亦构成贪污罪。
（3）所谓过于轻信的过失造成被挪用的公款客观上不能退还的状态，是指行为人挪用公款后，预见到用这种方式使用公款，可能不能退还，但轻信可以避免不能退还这种状态的出现，以致造成公款在客观上不能退还。如：行为人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预见到如果生意赔本，将无法归还挪用的公款，但认为自己熟识市场行情不会赔本，结果错估了市场行情，生意赔本，无法退还挪用的公款。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只有非法暂时使用公款的目的，因此，应按挪用公款罪定性。
（4）所谓疏忽大意的过失造成被挪用的公款客观上不能退还的状态，是指行为人挪用公款后，应该预见到用这种方式使用公款，可能导致公款不能退还，因为疏忽大意没能预见，以致造成公款不能退还这种状态出现。如：某甲挪用公款后给乙个人购买住房，但乙拿到这笔公款后，却背着甲将这笔款用于和他人进行走私活动。结果导致这笔公款无法退还。本案中甲本应预见乙可能会把公款另做他用，因为疏忽大意而没预见。如果预见，其可能会采取其他更稳妥的方式使用公款，也可能取消挪用公款的犯罪计划。故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并无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因此，应按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
（5）所谓意外事件造成被挪用的公款客观上不能退还状态，是指行为人挪用公款后，用这种方式使用公款，由于发生意外事件以致公款在客观上不能退还。如：行为人挪用公款后，把公款放置在家，准备第二天投入证券市场营利。由于当晚发生火灾，导致公款灭失。这种由于意外事件不能退还公款的，应按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
2、关于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以贪污定罪处罚问题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依照刑法第382条、第38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一司法解释有超越法律，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首先，在转化犯的规定上，以司法解释代替立法，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中也容易导致司法擅断。因此笔者认为此种《解释》应以补充规定或者修订后刑法典中的条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其次，将“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所有情形都必须一概归入贪污罪定罪处罚，有违主客观相一致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客观归罪之嫌。因为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携带挪用公款潜逃的犯罪分子，由于进行赌博或营利活动亏了本，在无奈之下才铤而走险，携带公款潜逃外地，在经过一段时间东躲西藏的流亡生活后，犯罪分子往往会产生投案自首的念头。如果他们一旦知道其挪用行为将以贪污论处，投案自首的信心无疑将受到动摇。《解释》的这条规定，打击面过宽，不利于犯罪分子改过自新。
篇6：四风问题及相关建议
四风问题整理及相关建议
四风问题整理及相关建议自全省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商务厅党组以求真务实动真格的态度，坚持开门搞活动，诚恳吸收各方意见，收到了很好效果。厅党组成员采取深入一线主动上门认真倾听基层单位、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从*月*日开始，先后**人次深入**个县市**家企业和乡镇进行调研；*月**日，采取召开厅党组扩大会方式听取各党支部和两个联合会的意见建议；*月*日，召开商务座谈会听取市州商务系统的意见建议，各市州商务（招商）局共**人先后发言；向省直各有关部门、厅机关各处室、市州商务（招商）局、部分企业共发出征求意见表**份，反馈**份。我们对四种方式征求的存在问题和意见建议，统一进行了梳理归纳为*大类**条，第一类为在“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19条，第二类为对商务经济发展的意见建议19条。具体如下：
一、在“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形式主义
1、商务指标设定过高。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和外贸出口指标层层加码，使基层成为指标的奴隶。大部分市州提出希望省厅及时向省政府汇报，与省统计局协调解决，并将指标纳入省政府考核目标。（办公室、综合处、内贸处、外贸处、外资处）
2、“三短一简”工作做得不够。很多文件、会议流于形式，但对基层实际指导帮扶管用的文件很少。要集中治理文山会海，从紧控制会议，提高办会办文的质量。对一般性转发的文件，可通过厅网站进行登载或链接发布。提高行文效率，重点解决学风不正、不求甚解，会风不实、质量不高，文来文往、做表面文章等问题，给基层和企业留有更多的办理落实时间。加大对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在厅机关内网开通使用电子办公平台，推行“无纸化”办公，并使用正版办公软件，加强信息安全。要多利用视频会议等形式开会，降低行政成本。下发的文件中发给商务局时，也要发招商局。（办公室、信息中心）
3、理论学习有走过场的现象。联系实际学、深入群众学、围绕中心学做得不够。学习的范围较窄，系统性、专业性、深入性不强，集中学习讨论时间太少，相互间互帮互学环节薄弱，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得还不够。（人事处、机关党委、监察室）
4、厅市协议落实不够。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沟通落实机制，确实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很多厅市协议都有支持地方口岸建设发展的事项，受国家政策的制约，涉及设立口岸、海关特殊监管区、查验机构等问题无法解决，工作推动往往流于形式。（办公室、口岸处、相关处室）
5、厅领导活动安排不科学。将现有的厅领导活动安排改为“厅领导重要活动安排”，突出反映厅领导参加的省级以上工作会议、调研培训、出国出访、学习活动，以及重要的部门会议和接待活动等。（办公室）
6、调查研究不够深入。对工作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思考不多，对比较复杂棘手的矛盾和问题重视不够；平时不注重积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多，遇到提交行业基本情况，没有具体有针对性的办法，进而搞形式主义应付；到基层调研不是带着问题去，带着调研成果回，调研材料不能抓住主要问题，对于原因分析及政策建议不够专业；有的调研走马观花，仅限于市州，县镇等需要了解地方去的不多；调研时到大企业跑得多，小企业跑得少，武汉市企业跑得多，其他市州企业跑得少。对企业面临融资难、招工难等突出问题，解决的不够。（办公室、综合处、相关处室）
7、有的制度落实不够规范。在网站信息发布文件规定上网信息一事一审，审批程序安装信息源处室经办人、处长、分管厅长三级审核，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时不能真正做到。（办公室、信息中心、各业务处室）
8、审批工作进展要加强。厅审批工作一直未能实质性开展，与“四减五制三集中”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审批处、监察室）
（二）官僚主义
9、项目指标申报工作重点不明确。商务发展项目申报缺乏计划性，大多项目上报时间短，导致基层人为因素增多，公开性、透明性不够。有的项目审批过多，造成浪费。进一步完善资金申报材料报送程序，给市州商务主管部门下拨项目资金管理工作经费。同时，在项目资金中应划一块作为基层商务局的项目工作经费。（财务处、相关处室）
10、结合实际分配广交会摊位不够合理。要与企业的实际出口增幅挂钩，同时给予市一级商务主管部门一定的调配权，以避免出口业绩小的企业能够拿得到摊位，而出口增幅较大的企业却拿不到摊位。（外贸处）
11、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建立厅领导接访日和联合接访制度，每一季度安排一天由一名厅领导带队接访，重要信访案件由涉及的相关处室共同参与接访，对上访件实行“包案办理”。对一些上访主体不变、政策不变的信访件，及时告知处理结果，提高信访结案水平。（办公室、法规处、监察室）
12、部分处室之间职能不清或交叉。应下文明确交叉职能的归属处室，对一时难以明确的交叉的职能，由厅领导直接明确责任处室。要加快转变部门职能，改变遇事推诿，回避矛盾，安于现状的问题。（人事处）
13、调整处室之间资源分配不够均衡的`问题。有些处室资源多、人员多，有些处室资源少、人员少，往往是任务重、责任大，要科学合理调配干部，解决忙闲不一，苦乐不均现象；同时，建立科学的量化考评机制，真正做到奖勤罚懒，严格执行督办落实制度。（人事处、财务处）
14、关心和改善干部职工生活不够。针对当前物价不断上涨，而工资未涨的情况，应逐步提高干部职工的福利待遇（如进一步改善食堂等）；完善干部职工及直系亲属生病住院看望慰问制度；对职工家庭关心少，比如职工小孩上学问题、家属就业问题。厅机关实施天然气供暖设施改造后，职工使用成本过高，导致大部分人停止使用，改造投入设备闲置。加强公车管理，保证工作用车；明确机关政务值班的补助待遇。（工会、后勤中心、财务处）
15、关心干部的学习培养和成长不够。有些干部在工作上责任心、敬业精神不强，缺乏严厉考核与有效的激励机制；在业务学习上钻研不够，进取拼搏的精神不强。要优化机关干部年龄结构，给干部更多的机会，交流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予以培养、考察、使用。要建立干部交心谈心制度，及时掌握和了解干部思想动态，更加有针对性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多组织干部学习，多轮岗，多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基层、深入到群众。（人事处）
（三）享乐主义
16、有的把出国当作一保福利，相互攀比。目前商务厅组织开展的各项经贸活动（包括招商引资、展览展销、出国出访等活动）较多，有的同志出国考察学习不注重实效，而是把出国看成是一种待遇；适当控制个人一年多次或年年出国问题。（办公室、世贸办）
17、减轻“三公”经费负担。省厅到基层调研出差，市州到省厅出差，各自结算住宿费。（财务处、相关处室）
（四）奢靡之风
18、存在奢侈浪费现象。在重大经贸活动中，存在追求奢侈、节约不够和不必要的浪费；在公务接待中，存在超标准的现象；在节电、节水、节能、用车等方面缺乏自律，缺少节能降耗的自觉。（投资促进处、外贸处、机电处、财务处、后勤中心）
19、展会多，有些展会效果不好。有一个处室涉及到的展会达23个，有的展会追求参加企业多、场面好看、热闹，成交情况确实不够理想，如武汉机博会、深圳高交会等，这些展会又是必须配合完成的工作任务。企业参加境外展会，实际效果与预期也有差距。部分招商引资等重大活动中，存在不必要的浪费现象。（投资促进处、外贸处、机电处、财务处）
二、对商务经济发展的意见建议
20、从省级层面做好大招商、大物流、大通关的顶层设计。尽早出台全省加快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促进政策，扩大全省商贸流通业规模。进一步优化结构，整合全省资源，理清头绪，找准定位，并加强培训和策划，指导商贸工作有序发展。改善商贸企业生存发展环境，减去各类不合理负担，降低商贸企业综合运行成本。设立江汉平原农产品流通试验区，并给予政策支持。积极争取省领导对商务工作的重视，提高领导对商务工作的认识。（内贸处、市场处）
21、进一步加强商务执法的行政力度。商务工作关乎民生，在承担商务执法的工作中有政策支撑的较少、法律法规位阶较低，手段乏力，商务执法难的问题比较突出。省厅要积极呼吁，在机构、编制、经费上给予支持。典当行业应牵头治理无证经营和跨行业经营的行为。加强对报废汽车回收和二手车市场的规范整顿，加强打击黑企力度，整治市场秩序。要建立商务诚信系统，重视商务品牌建设，实现企业信用资源共享，促进融资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市场秩序处、市场处）
22、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对新建加油站及其证照年检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审批权下放到市一级。对新建加油站延长建设期问题应明确相应简洁的审核流程。增加偏远市州资源配置，增加加油站和典当企业设立数量。（审批处、内贸处、市场处）
23、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多加强政企之间的交流合作，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健康发展，创建宽松环境。加大水产品出口示范基地的政策支持，按投资10%的比例给予扶持。加大对实体企业包括自营出口本地产品的外贸企业、产业链较长的商贸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包括出口产品研发，投保出口信用险，出国参展，国外商标注册、登记，欧盟RICH法规注册，建设冷链物流等方面。（外贸处、内贸处）
24、加强产业链招商。在统计引进省外资金的工作中，外贸和引资考核办法不公平，奖项设置不合理，基数大的单位吃亏，可改为先进奖、进步奖、综合奖。招商引资存量有限，增量很少，要多搭建平台，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力度，减轻商务部门的压力。要进一步理顺体制，调整资金使用方向、实施奖励政策。主动参与到世界500强企业、央企和大型民营企业的规划布局工作中去，实现“一企一策”；帮助基层企业熟悉掌握国家相关政策，顺应产业发展规划要求，发挥政策资金的引领扶持作用，引导企业做大做强做出特色。（投资促进处、外资处）
25、继续发挥职能作用和主渠道优势。通过农超对接、各类展会、推介活动、招商引资等多种形式，广泛搭建各类平台，为企业寻求更多合作商机；将鲜活农产品供应的便民网点纳入规划内容，列入商务部门市场体系建设支持范围，使农产品能以最短的时间、最便捷的方式、最优惠的政策进入国内外市场。（市场处、内贸处）
26、加快推进电子商务建设。将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纳入市场体系建设支持范围，帮助企业建立电子商务营销平台，满足消费者购买方式的多层次需求。加快出台电子商务发展促进政策，省厅要加大整合市州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力度，并将电商额纳入零售总额统计中。（内贸处、信息中心）
27、商务发展照顾到贫困偏远山区。在给予贫困偏远山区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对各类项目的申报适当降低标准，给贫困偏远山区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财务处）
28、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我省是汽车产业大省，汽车零配件基地建设没有支持政策，应尽快出台支持商贸发展有商务特色的具体意见。（机电处）
29、应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调。省厅出面与海关、口岸、统计、商检、工商等部门协调，为基层企业提供更优的服务。（办公室、口岸处、相关处室）
30、关注事业单位改革。省直有关部门正在推进事业单位的改革，恳请厅领导关注此次改革的动态，使我厅与省直机关同步推进。（人事处）
31、“走出去”办证难，境外停留时间短，请省厅协调解决。（外经处、世贸办）
32、内贸规划要进入政府规划层面。内贸工作繁多复杂，仅商务部门规划落实不了，基层疲于应付。有的工作布置了，没有措施，没有政策支持；要加强工作指导，理顺工作关系。（内贸处）
33、加大对重点试点地区建设的支持力度。如黄石-武汉鄂东投资走廊、柴湖镇、龙凤试验区、小池镇、神农架试验区建设，在客商资源和商贸流通体系建设项目资金分配上给予倾斜。（财务处、相关处室）
34、进一步支持仙桃口岸申报和建设。武汉海关临时工作组已进驻仙桃开展工作，仙桃市商务局希望省商务厅继续关心该项目的进展，同时支持仙桃市商务局围绕口岸进行招商。（口岸处）
35、支持仙桃商务服务平台建设，优化市场竞争环境。(www.fwsir.Com)该市拟建设无纺布产业电子商务平台、12312服务平台，并设立镇级商务信息联络员，希望省商务厅在软硬件上给予支持，并能进一步优化市场竞争环境。（内贸处、市场秩序处、信息中心）
36、宜昌市商务局建议将宜昌15项行政审批事项下放至区县，试行市局零审批，市局只负责监督、指导和服务的职能。（审批处、法规处）
37、在农垦局对外农业合作项目给予政策、资金支持，进一步搞好服务。（外贸处、外经处、外资处、财务处）
38、调整作息时间问题。现在机关作息时间，中午休息时间太长，早上上班企业没上班，下午企业上班我们还没上班，与服务对象工作时间相当不匹配，办事人员长时间等待，意见很大。应调整工作时间，与服务对象时间同步。（办公室）
篇7：劳务输出问题的建议
关于劳务输出问题的建议
我市劳务输出已发展成为一项支柱产业，回归创业初露端倪 全市人口776万人，其中农村人口610万人，占78.6%。据市统计局2002年1%人口抽样调查测算，全市外出半年以上流动人口167万人，其中流动到市外半年以上的人口145万人。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统计，2002年全市劳务收入在40亿元以上。据市委办信息科对10县区上报数字汇总，2002年全市劳务输出人数为133.41万人，其中涉外劳务人员1942人，创收64.23亿元，人均4814元，低于全国务工农民收入平均水平（2002年全国外出务工农民9400万人，务工总收入5278亿元，人均5615元），应该是可信的。外出打工人员经过数年、十几年的艰苦奋斗，不仅学到了一些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而且吸纳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一些创业成功的人士开始返乡创业，回报家乡。据统计，全市累计有15817名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总投资4.12亿元，吸纳就业人员10.84万人，回乡投资兴业较多的有新县（6000人）、光山县（3544人）、固始县（3000人）。河南荣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帮平（新县人）与信阳群星学校董事长杨鹏辉（新县人）2002年在新县投资2000万元兴办新县群星学校。驻马店中原气化公司董事长李万枝（光山县人），投资2000万元开发光山寺居生态旅游项目，计划收购破产后的伟力公司。郑州众诚科技公司总经理梁侃（光山县人）与光山县二高联合投资6000万元新建东城分校，众诚公司一期投资2000万元。 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是劳务经济生存、发展的根基。劳务产业要升级为劳务经济，输出地区关键要抓“两手” 要使劳务输出发展为劳务经济，要经过劳务――高素质劳务――输出劳务的基础性工作，再经过打工――积累经验――积累财富的积累过程，最后通过返乡――选项――创业的历程，完成劳务输出――劳务经济质的飞跃。作为地方党委政府在发展劳务经济上，关键要抓两条：一是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培训，输出有创业素质的劳务。依托信阳技工学校组建的市扶贫培训学校对外出务工农民进行培训，变输出农民工为输出技工，是一项意义非凡的举措。随着城市、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加快升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不仅需要体力型劳工，更需要技能型劳工。技工短缺问题对中国这个“世界制造基地”来讲将会延续相当长时间，技工的年收入是一般农民工的两倍甚至数倍，有的高级技工收入与高级工程师一样。我市应加大这方面的资金投入，整合技校、中专、职业高中等教育资源，引进师资力量和培训设施，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开办钳工、车工、机电一体化、电工、焊工、数控机床操作、会计电算化、计算机应用、电动缝纫、建筑等专业，争取把我市建成全国技工输出基地。我省新乡市围绕建立国际海员城，建立海员预科学校10所、海校高职班3所、省内海员招收站17个，与集美大学等5所海事院校建立委培关系，与国家海事中心及17家海员外派机构、国内外船务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全市海员和预备海员目前有3277人，其中在培高级海员1663人。他们的做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对外出劳务进行培训的必要性和政府应担负的职责。据市扶贫办调查，全市愿意接受务工技能培训的`贫困青壮年农民有10.5万人，对其免费培训一遍，需补助培训费4000多万元。可考虑将农民工技能培训列为扶贫项目，每年从财政扶贫资金中划出10-15%（600万元左右），专项用于农民工技能培训。智力扶贫项目的效果可能好于一般性种养加项目。二是像抓招商引资一样抓好劳务人员返乡创业工作。输出劳务的目的是换脑子、增才干、抓信息，积累创业经验，回乡创业。外出务工人员中蕴藏着巨大的创业资源和返乡创业热情。据10县区不完全统计，全市外出务工人员中拥有资产100万元以上的有1242人，其中，500万元以上的242人，1000万元以上的37人，5000万元以上的9人，亿元以上的4人。无论是资产总量还是规模均超过我市本地民营经济，是我市经济发展值得挖掘和依靠的一大块资源。要制定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建立劳务人员创业园区，提供项目、信息、信贷、税收、证照办理等服务，吸引劳务人员返乡领办、创办创业项目。乡镇领导干部每人每年争取引进一个“回归工程”项目（包括外地客商投资项目），每个乡镇10多名实职领导干部至少可引进10个项目，全市211个乡镇一年就可以引进2000多个项目。要下达目标任务（许昌、驻马店等市在招商引资中已经这样做了），年终严格考核，兑现奖惩，成绩突出的可由市委市政府进行表彰奖励。通过这些硬措施把广大干部的心思和精力引到经济建设主战场。全市每年如能吸引劳务人员创业投资10亿元以上（2002年全市民间投资总额为31.3亿元），将对激活民间资本、加快我市城镇化进程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农村居民医疗保障问题及建议】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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