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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中国兰花文化示范园

2023-04-25 08:21:42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猪宝乐园”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8篇潮州中国兰花文化示范园，这次小编给大家整理后的潮州中国兰花文化示范园，供大家阅读参考。

潮州中国兰花文化示范园

篇1：潮州中国兰花文化示范园

潮州中国兰花文化示范园 -资料

兰蕙之国，香花如海的云峰山庄，位于闽粤交界的南海之滨，距饶平县城10千米，北倚武夷山之支脉云峰山，南濒古渡口柘林湾，与南澳岛相峙。四时清冽甘泉细润，长年和熙春风轻拂。翠叶曼舞，碧海泛彩，素蕊浅唱，银淘涨香。倘佯其间，仿若置身君子国之中。

云峰山庄占地100多亩，其中兰花规模宏大，品类繁富。所培育国兰、洋兰500多品种10万多盆。春兰、四季兰、秋兰、墨兰、寒兰、卡特兰、蝴蝶兰、石斛兰、万代兰、文心兰等满园竞秀、斗艳争妍、幽芳四溢。更有精心选育的“众星拱月”、“云龙”、“云逸”、“云峰奇”、“云梅”、“云蝶”等数十珍品，在 1994--连续五届获得全国兰花博览会的金奖6个，银奖、铜奖18个，

资料

在云南昆明“世博会”上又获得银奖。

云峰山庄是兰花文化荟萃的博览馆。兰苑中构筑全国首处以兰花为主题的碑林。镌刻了数百幅当代杰出名人、诗人、书画家的珍贵字画题咏，实乃高品位的`艺术长廊。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特为题赠的诗句，更是给云峰山庄的褒奖和勉励。19波兰苑被中国兰花协会年评定为“中国兰花文化示范园”。蜚誉海内外，堪称我国一颗园林、艺术双馨的璀璨明珠。

云峰山庄以其独特的风格，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相当的现模吸引了不少的海内外游客和兰花爱好者。兰花文化与旅游的有机结合，将使云峰山庄成为粤东地区的重要旅游景点。躬临云峰山庄，可赏心悦目，恰情养性；也可涤尘超俗，扩襟聘怀；尤可激发诗思，启迪哲智，诚为高雅之行，而践君子之风也。

篇2：潮州文化调研报告

潮州语言文化

潮州方言，即潮州话、潮语，是汉语闽南区的次方言，分布于广东省东部的潮汕地区以及海外华人地区。英文称为 Teochew或者 Chiuchow。语言学上潮州话源于古闽南语，潮州人的先祖多为中原汉人，在公元9世纪至15世纪期间为躲避战乱，移民南迁经由福建莆田进入广东东部即今潮州地区。由于身处封闭式的地理环境，移民们一直较好地保留着中古和上古时期的华夏文化传统，所使用的语言逐渐发展为今天这种古朴典雅，生动幽默的独立方言。

历史上古代潮州府包括现今潮州、潮安、饶平、汕头、潮阳、澄海、揭阳、揭东、普宁、惠来等地以及客家话地区大埔和丰顺，“潮州话”的称谓便来自于此，沿用至今已一千多年，受到海内外潮人普遍认同。

潮州话语音复杂，词汇丰富，语法特殊，古语义多，并且拥有众多自己的语言研究专著，是现今全国最古远、最特殊的方言之一，被语言学家誉为“古汉语的活化石”。对于广大潮人来说，潮州话是维系感情的纽带，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尤其是当身处异域他乡，每逢亲切潮音，便是“自己人”了。

方言

即潮州话，属汉语方言八大语系之一的闽南语系。它的词汇丰富，幽默生动，富有极强的表现力，并保存着很多古汉语的成份，因而为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所重视。潮州方言有自己的字典《潮州字典》，以及《潮语十五音》等研究地方语言的专著。

篇3：潮州文化调研报告

基本情况

潮剧俗称潮州戏，是荃国十大剧种和八个出国剧种之一。它是由宋元南戏演变而成的，有500多年的历史。潮剧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广泛地吸收潮州音乐和汉族民间舞蹈的精华，同时博取其他剧种的长处，终于形成一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汉族戏剧。

潮剧的行当(角色)分生行(小生、老生、武生等)、旦行(花旦、老旦、武旦、乌衫)、净行(俗称“乌面”)、丑行(小丑、老丑、女丑等)。

潮剧在表演程式上，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唱工唱腔注重委婉清析，悦耳动听。生旦表演技巧灵活、细腻、形象;丑角的表演滑稽轻捷，诙谐风趣，很受人们的喜爱。舞台上所有行当，一切身段动作都有程式规范。比如手的活动区位，就有“花旦齐肚脐，小生在胸前，乌面到目眉，老丑胡乱来”的基本规范。

潮剧的伴奏分文场(畔)和武场(畔)。文场音乐采用整套潮州弦乐的乐器，武场主要是潮州锣鼓。

潮剧在国内外享有盛誉。1957年、1959年潮剧两次进京献技，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先后观

篇4：潮州文化调研报告

基本情况

潮剧的行当(角色)分生行(小生、老生、武生等)、旦行(花旦、老旦、武旦、乌衫)、净行(俗称“乌面”)、丑行(小丑、老丑、女丑等)。

潮剧的伴奏分文场(畔)和武场(畔)。文场音乐采用整套潮州弦乐的乐器，武场主要是潮州锣鼓。

潮剧在国内外享有盛誉。1957年、1959年潮剧两次进京献技，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先后观看了演出，还接见演员并合影留念。1991年底，市潮剧团作为广东省唯一的一个艺术团体获得“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的桂冠。近年来，潮剧团多次赴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演出，获得高度的评价和赞赏。

起源

潮剧产生于潮州，而后流行于潮州及福建南部、台湾及香港，在东南亚诸国有深远的影响，很多潮剧刻本如《荔镜记》、《金花女》、《苏六娘》，在美国、英国、奥地利和日本等国的图书馆均有收藏。在潮侨最多的泰国，潮州戏班竟有30多个。

表演特色

潮剧圈内人说起潮剧表演特色时，最常听见的有几种：

⑴“三小”说(潮剧较有特色的是小生、小旦、小丑)。⑵“细腻”说。

⑶“避硬就软”说(长于才子佳人，短于帝王将相或回避以男主角为主的戏)。

我认为：“三小”说只说对了三分之一。为什么?与其他剧种相比，潮丑有很多人无我有的东西，譬如扇子功(他人无我丰富)，譬如项衫丑(以《闹钗》为代表)、踢鞋丑(以《刺梁冀》为代表)，那自成一格，互不相混的表演身段，堪称珍宝，而“三小”中的小生、小旦便不那么风光了。

废除童伶制之后，潮剧的生旦向其他剧种学习了不少表演艺术，有的还能予以溶化，但充其量也是人有我有，难言特色。

我本人是武生出身，然对于旦角身段也颇有一点研究，每到外地看戏学习，总能看到一些生旦的表演身段远在潮剧之上，难免叹服与惭愧并生。两年前到成都观摩川剧汇演，有幸看到川剧学校演出的传统剧目《碧波红莲》。书生与龙女幽会一场戏的生旦身段，便使我五体投地。

“细腻”说——不少人认为潮剧的表演特色是细腻的。单就我们较易看到的越剧和梨园戏说，早以表演细腻、清雅而蜚声海内外。而川剧虽以“辣味”及特技著称，有不少剧目的表演也是细之又细的。至于那些我尚未看到的剧种，若论起细腻来，肯定也各有所长。所以我认为，“细腻”很难说是潮剧特色。

“避硬就软”说(长于才子佳人，短于帝王将相)的内涵与“三小”说基本相同，只是视角不同而已。才子佳人易于在生活中找到素材，不因地域而异，但帝王将相对于“山高皇帝远”的潮州地区，特别是对于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潮剧演员来说，势必是云遮雾障，隐约朦胧。因而他们只能凭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加以塑造，其结果最缺乏的就是气势和风度。若“避硬就软”说成立，正像对一个两腿不齐的人称赞其腿有特色一样。

潮剧在表演上有一不大为人注意的特色，这便是形体动作上的“收敛”。“收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手的幅度小，无论是云手、山膀、顺风弦以至“拉山”踢腿等皆如是。二是上身前倾、扣肩、收腹，屁股必然后凸，有人嘲为“长民仓”。此种表演于生、净尤为突出。不信请看：目前常见于壁画、浮雕、屋顶塑像及用于迎神赛会或家庭摆设的“翁仔屏”，几乎无一不以“长民仓”现世。假设一万年后，潮剧已不存在，后代人用当代来考敦煌舞的方法从壁画、浮雕上去考“潮剧”，势必以“长民仓”为第一特征。

此种体态，塑造诸如《芦林会》中那个既贫穷、落魄、迂腐，又被家庭纠纷困扰着的姜诗是恰到好处的。但要塑造那些潇洒、得志或桀不驯的人物，显然大相径庭。就连《告亲夫》中的盖良才一类人物也难就其范。

由于交通日趋便利而使剧种的交流频繁，特别是电视的普及，致使自身特色并不多且又善于兼收并蓄的潮剧表演身段明显地被异化了。这对于潮剧的振兴是利是弊，值得进一步探讨。

演出形式

据说它是由当地皮影戏演变而成，故潮州人称“纸影戏”。清末，潮州皮影弃皮成形改捆稻草为身，泥头，纸手，木足，着戏装，并在背后和双手安硬铁线一根操纵表演，使之成为木偶。艺人们仿戏剧舞台，去窗挂幕，前置桌椅，演出形式从此定型。

其造型，酷似当地传统工艺花灯的形象，偶高1至1.4尺，铁线长1尺，后加长到1.6尺，表演或坐或立，班社9人(操纵、演唱、乐工各3人)。舞台一丈见方，离地约4.5尺，台中挂幕帘，操纵者在帘后表演，分头、二、三手。[2]

剧本语言

潮剧语言有着鲜明的三点特色;一是鲜明的地方色彩;二是浓郁的生活气息;三是生动的象比喻。这三点，在潮剧传统剧目的本子中随处可见。但由于旧社会的潮剧艺人多是卖身的童伶，文化层次很低，他们传习下来的戏剧语言虽有上面提到的三点特色，但大多数偏于粗俗。有些经文人参与编写的，则又偏于典僻深奥。总的说来，潮剧的语言还未能“俗中求雅，雅中化俗”，达到“雅俗共赏”的艺术境界。

建国后由于有不少新文艺工作者进入潮剧团担任文化教员，帮助艺人学习文化，参与编写剧本，促使潮剧的文学品位有所提高。五十年代涌现了一批经过认真整理，情文并茂的剧目，如《辩本》、《扫窗》、《芦林会》、《刺梁骥》等。《苏六娘》一剧尤为雅俗共赏的好例子。例如渡伯是老丑，桃花是花旦，“过渡”这场戏的语言非常富于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苏六娘和郭继春都是有才学之人，作者设计他们的语言多为诗和民歌的融合，近于“本色”。

综观现在潮剧舞台上演出剧目的语言，有些还不理想，还未达到“雅俗共赏”的高度，还有待我们努力。而努力的方向，我想该从广大观众着眼着手。潮剧观众层次不同，就文化程度来说有高中低之分，就年龄结构来说，有老中青之别，就地域区分来说有城市、乡镇、山村的不同。那么一出戏要使这么广泛众多的观众看懂、爱看、多看不厌，实非易事，这其中有许多学问要我们去学，就语言方面来探讨，我认为可以着重注意三点：

一、着眼中间层，兼顾高低层。即是说，整出戏的语言尽量使中间层的观众全懂，兼顾高低层而变通。僻典僻语不用，晦涩词句不用，必要用典故时则想出辅助办法，使观众明了。

二、以“本色”为主体，左跨“文采”，右跨方言。戏曲语言有“本色”、“文采”之分，而无贵贱之别，“本色”语言接近于民歌、生活，运用得好，同样有高品位的文学价值。

三、抓紧“纵的统一，横的差别”。这是运用语言刻划人物性格、区分行当最重要的一条。“纵的统一”，是说剧中每一个人自身的语言风格要自始至终保持统一;“横的差别”则是指剧中各个人之间的语言风格要有差别，而且差别越明显，他们的个性就越鲜明，这和电视荧屏上“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柱一样，它们之间的边缘越分明越是斑斓好看。

服饰历史

潮剧在50年代以前，舞台服饰(戏服、盔帽、靴鞋、髯口等)实行衣箱规制，由三、四十种特定造型的戏服和盔帽，通过造型、色彩图案的变化，配套使用，适用于周秦两汉、唐、宋、元、明(清代另设)各个朝代、各种人物的服装穿戴。这套传统衣箱规制的形成，是历代戏曲艺人们在艺术实践中，运用他们的智慧和艺术想象力，不断创造的结晶。剧团只拥有几只箱子，装上最少最简单的行头，就能转移于各乡村作巡回演出。这种简单而适用的方式，直至今天仍为我们继承运用。

中国各剧种的衣箱规制大同小异，而各剧种的服饰则各具浓烈的地方色彩。潮剧传统的服饰，具有潮绣托底、垫高、呈现立体感的刺绣工艺技法，其配色对比鲜明，装饰性强，将潮绣的刺绣特点溶入潮剧服饰之中，成为驰名中外的“潮绣戏服”。例如：衣身以金线绣上大小狮子(谐音“太师少师”)的黑开台(开氅)，专为太师和国丈穿用;绣有大小鳄鱼纹样的“红开台”，则是给朝中权贵宦官所穿;穿红蟒或黄蟒的小生角色，必须挂上一个绣有狮子或珍禽、填满金银线的“苫肩”(俗叫“小生苫”)。盔帽则有“射箭眼帽”、“绣状元帽”、“珠笠解元巾”、“痴哥啭”等，这是其他剧种所不曾见到的。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50年代末期，潮剧服饰大力进行改革在原来传统特色基础上不断吸收外地剧种的服饰，创制新的服饰。有些同志担心“潮剧改革越多，剧种的特点越少了”。我认为所谓特点是从对比中产生出来的，特点又带有历史性，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遗留下来的传统和特点，不过是过去某个时期的创新，而今天我们的改革和创新，或许也就是将来的传统了。因此，我们既不能把传统的特点看作陈腐俗套，也不要把它看作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重要的是要加强研究，去粗存精，以传统作借鉴，不断地改革、创新，才能真正地达到“推陈出新”的目的。

潮剧是一个善于“兼收并蓄”、吸取别人长处来丰富自己的剧种，舞台服饰也没有例外。潮剧1952年参加中南区戏曲汇演，1957、1959年两次上京演出，和全国各大剧种、兄弟剧团互相交流，吸取了人家不少长处。例如，学习京剧的“女被衣”，定名为“京装”;学习上海越剧的服装，冠上“改良”二字，如现今常用的‘‘改良蟒”、“改良官袍”、“改良甲”等，还有许多生旦角色的服装，现在已在潮剧舞台上扎根了。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后至今潮剧服饰的品类已增加近一倍。这就充分说明，潮剧服饰艺术，也是能够跟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的。

当代中国戏曲舞台上的服饰，随剧种不同而各有特点：一是以京剧为代表的京派服饰，多数剧团仍保留着那些古朴、密集纹绣图案和多用原色的浓烈服装;二是上海越剧的服饰，突出其“抒情优美”，纹绣简练、素淡的独特风格;三是广东粤剧，近年来某些剧团恢复了过去盛行过的珠光亮片服饰。潮剧剧团有的偏爱沿用老传统，有的则倾向购买上海越剧服装，有的模仿电视录像片中的服饰，形成以金银箔剪贴而成的“新式戏服”。由于观众层次不同，有的能接受，有的则不能接受。

唱腔

剧种的区别，除其它表现形式之外，更重要是体现在声腔上。声腔，它的个性很强，是任何剧种都不能顶替的。

潮剧属于高腔系统，称之为曲牌体系。潮剧作曲通常运用四种素材：一是曲牌，一是滚调(也称滚板)，一是民间小调(也称小调)，一是词牌(或称唱词)，但最具剧种特色的要称曲牌。由以上几种音乐素材，形成一个“潮”字，即潮剧音乐唱腔。

曲牌俗称“牌子”，是元明以来南北曲、小曲、时调等各种曲名的泛称。曲牌各有专名，潮剧常用的有几十种。每一曲牌都有其固定的曲调、唱法、句法、字数以及平pE。这种传统曲牌的形成，是经过长期的加工锤炼形成的。这些曲牌之所以能广泛流传，群众之所以能那样地熟悉和喜爱，其根本原因是它集中地、概括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通过纯朴易解的音乐语言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因而能在群众中产生感情的共鸣。

与潮剧曲牌不可分割的是潮剧打击乐。潮剧打击乐很有地方特色，锣鼓的造型独特，种类繁多，每件乐器都经过严格定音，敲打起来，悦耳动听，表现力强，与唱腔、弦乐能揉合在一处，前人称之为“三股绳”。三者同时并动，互相烘托。锣鼓多产生于曲牌之中，为推进剧情、创造气氛，增添了不少光彩。如果离开了曲牌，锣鼓也就大大地减色了。

曲牌，它是整个戏曲艺术的组成部分，它必须服从剧本的要求，围绕戏的内容，剧情的发展，特别是人物思想活动去发挥其特长，刻划、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性格化的目的。潮剧很多传统戏的唱腔，在处理上都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借鉴。自然，后人不能一味模仿前人，我们要在继承的前提下，大胆地创造出新的曲牌、声腔，去适应舞台上的新个性。

脸谱

脸谱是潮剧舞台人物脸部化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潮剧艺术的组成部分。潮剧舞台上勾上脸谱的人物，主要是净行(俗称乌面)和丑行，其他行当除生行的关羽、赵匡胤;武生的孙悟空、姜维等少数人物外，一般都不勾脸谱。

潮剧与我省的汉剧、正字戏、西秦戏，在历史上属同一个地区的剧种，艺术上互相交流，脸谱也互相吸收。潮剧吸收兄弟剧种的脸谱，在艺人的舞台实践中，随着剧情和人物描写的不同也起了变化，形成潮剧的风格。

潮剧脸谱在创作手法上，是写实与象征相结合的夸张手法;通过变形、传神、寓意，以突出人物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性格特征，如关羽、张飞、包拯的脸谱，就以变形、寓意显示了人物的精神气质。

潮剧脸谱的基本谱式只有十几种，但由于色彩、线条的种种变化，以及不同演员勾法的不同而显得丰富多彩。如张飞的脸谱，由于不同演员在色彩线条运用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变化。潮剧脸谱图象创造的依据主要有几种。一是来源于神话或民间故事。如神怪人物雷神，潮州民间传说雷神会飞翔，是潮剧雷神(雷震于)的脸谱，绘上鸟形、鸟嘴、腰背还要加上双翼(翅膀)。杨戬是《封神演义》中的神将，称为二郎神，曾佐姜子牙打败魔家四将：因有天眼，故脸谱是三只眼。包拯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民间传说他“昼断阳、夜断阴”，故在脸谱上绘上太阳太阴(月牙)的图像。一些人物，因善用某种“法宝”，则在脸谱上绘上其擅用的“法宝”，如孟良的脸谱，绘上一个红葫芦。二是根据人物的经历、身份，通过图案加以标志。如焦赞曾在芭蕉山当山寨王，在脸谱上绘上一叶芭蕉叶。郑思曾在战斗中伤残一眼(也有传说他是上山救人，被野兽爪伤一眼)，故其脸谱是雌雄眼。此外，一些观众熟悉的人物的后裔，如张飞之于张苞、孟良之子孟强、焦赞之子焦玉、尉迟敬德之子尉迟宝林，则袭用其父的脸谱。

脸谱作为舞台艺术形象的组成部分，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与道德褒贬的功能，寓褒贬、别善恶于图象、色彩之中。鲁迅先生说，脸谱是由“优伶和看客共同逐渐议定的”(《且介亭杂文》)。它反映着创作者(艺人)和欣赏者(观众)的审美观念。脸谱的颜色，一般以红色表示忠诚，黑色表示刚直，绿色表示强悍，白色表示奸邪，金银色表示怪异。这与潮州民间以红色表示喜庆样瑞，白色表示邪恶不幸相一致。张飞的脸谱，有的剧种突出他粗鲁的性格，脸谱上绘上猪鼻(猪鼻云)，而潮剧张飞的脸谱，却绘上蚨趴的图案，突出他活跃、轻快、喜乐的性格。潮剧女狐精(狐狸精)的脸谱，整个脸谱分成两半，一半是美女的形象，一半是凶残的恶脸，在美女的嘴角，还有一粒美人痣，细看之下，却是一只毒蜘蛛。舞台上也有些人物心地(品质)善良，却以竖眉立眼的凶相出现。人的外表(形象)并不总是与内心(品质)相一致，所谓“菩萨金刚面，魁星锦绣肚”，舞台上这些脸谱的创作，也是艺人与观众审美观的反映。

篇5：浅谈中国礼仪文化

什么是礼仪

礼仪就是律己、敬人的一种行为规范,是表现对他人尊重和理解的过程和手段。

礼仪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由于受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时代潮流等因素而形成,既为人们所认同,又为人们所遵守,是以建立和谐关系为目的的各种符合交往要求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总而言之,礼仪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应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一个人内在修养和素质的外在表现。

从交际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人际交往中适用的一种艺术,一种交际方式或交际方法。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示人以尊重、友好的习惯做法。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在人际交往中进行相互沟通的技巧。

古代礼仪

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喜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

民俗界认为礼仪包括生、冠、婚、丧4种人生礼仪。实际上礼仪可分为政治与生活两大部类。

生活类包括五祀、高禖之祀、傩仪、诞生礼、冠礼、饮食礼仪、馈赠礼仪等。

政治类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祭先师先圣、尊师乡饮酒礼、相见礼、军礼等。

中国礼仪在中国文化中起着“准法津”的作用。中国礼仪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餐桌上的礼仪，待客之道，拜访致礼等。

礼仪的发展

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文化源远流长。礼在最早出现在金文里面。在人类发展的最初期，人们对火山，地震，电闪雷鸣等等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也无法知道为什么。认为天地间有神的力量，有鬼的存在。对天地鬼神的惧怕，敬仰。人们就会举行一些形式，用物品来祭拜。从礼字的繁体“礼”可以看出。北京的“天坛”“地坛”就是古代国君用来祭天祭地的建筑。这样就诞生了礼的萌芽。

到了周朝，周文王的弟弟周公旦，应是制礼第一人。春秋末年的.孔子的出现，奠定了儒家学说在传统礼仪文化的核心地位。核心思想“仁爱及人”一直影响至今。《周礼》《礼记》《仪礼》三部典籍的问世，更全面直观的阐述了传统礼仪文化的内容。到了封建社会，礼渐渐被转为礼制，成为了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地位的工具。代表人物叔孙通为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朝仪制礼”;董仲舒的三纲五常。

民国，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四维八纲” 新中国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以及对传统礼仪文化的扬弃随着我国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产生崇尚礼仪崇尚文明的意愿越来越强烈。改革开放，我国同国际交往愈加频繁，学习礼仪文化知识，不仅体现的是自身利益的素质，更重要的是展现我国国格，展现我国“礼仪之邦”文明友好的形象。

基本礼仪

仪表礼仪

保持头发清洁，修饰得体，发型与本人自身条件、身份和工作性质相适宜。男士应每天修面剃须。女士化妆要简约、清丽、素雅，避免过量使用芳香型化妆品，避免当众化妆或补妆。表情自然从容，目光专注、稳重、柔和。手部保持清洁，在正式的场合忌有长指甲。

交谈礼仪

态度诚恳，表情自然、大方，语言和气亲切，表达得体。谈话时不可用手指指人，做手势动作幅度要小。谈话者应保持一定距离。在公共场合男女之间不要耳鬓厮磨，与非亲属关系的异性避免长时间攀谈、耳语。

服饰礼仪

服饰是一种文化，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素养、精神面貌和物质文明发展的程度;着装是一门艺术，正确得体的着装，能体现个人良好的精神面貌、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公务场合着装要端庄大方;参加宴会、舞会等应酬交际着应突出时尚个性;休闲场合穿着舒适自然。全身衣着颜色一般不超地三种。

问候礼仪

问候是见面时最先向对方传递的信息。对不同环境里所见的人，要用不同方式的问候语。和初次见面的人问候，最标准的说法是：“你好”、“很高兴认识您”、“见到您非常荣幸”等。如果对方是有名望的人，也可以说“久仰”，“幸会”;与熟人想见，用语可以亲切、具体一些，如“可见着你了”。对于一些业务上往业的朋友，可以使用一些称赞语：“你气色不错”、“你越长越漂亮了”等待。

介绍礼仪

介绍就基本方式而言，可分为：自我介绍、为他人作介绍。

篇6：浅谈中国礼仪文化

晚辈不能叫或说长辈的名字，即“避讳”，如长辈乳名叫“狗娃”，则小辈把狗唤作“喜喜”或“犬犬”什么的。

与年迈之人议其后事，只能说“你百年以后......”，忌说“你死了后.......”。

禁止在土旺之日上坟，或在住宅内修造动土。认为太岁当值，动土要犯煞，对家人不利。也有忌土旺之日挖坟下葬的。

忌讳说人“死”。把老人或长辈死，汉族说成“过世了”，“去世了”，“没喽(了)”;回族称“无常了”。把小孩死，说成“糟踏了”。人亡于战事，说“折了”。

忌讳说人“肥”。老人发胖，说“发福”;把成年人肥说“胖子”;把小孩胖说成“憨了”。小孩瘦说“癯(方言读que)了”，忌说“瘦”。

人病危治疗无效，只说“病害输了”，忌说“不得好”。

父母去世服孝(重孝)期间，禁忌外出到别人家去。百日内忌剃头、刮脸、忌洗衣服，忌在院内泼污水。

妇人怀孕叫“身子不空”(kong)或“身子不闲”,忌说“怀娃娃”。妇女行经，说“衣服不净”或“身子不净”，忌说“有月经”。

妇人生小孩坐月子期间，除自己丈夫，其他男人忌讳进产妇房。产妇并忌四十天内出入大门。

孕妇忌入产房、新房、丧房，有的忌看社火。妊娠期忌吃兔肉、骆驼肉，不然说要生豁嘴孩子。

春节时，禁忌女人回娘家过年。

帮助病人翻身，忌说“重得很”。

家中无主男，忌他人男子借宿。

在别人家作客，忌讳吃剩饭，亦忌讳在饭桌未收拾前离开，否则会说“走福”。

晚间到别人家叫门，以扣门环为好，忌讳直呼其名。深山砍柴、干活亦忌呼姓名，均以“唉”、“噢”应和。进村庄忌唱山歌。

做客、请客，有长者在，均忌衣冠不整，斜躺横卧。客人来家，须让先入。客人在，忌骂人训子。

生日忌吃炒面(熟面)、米饭和馓饭。否则认为爱说散话，老人爱唠叨。

对回民当面忌说“猪”，把猪说成“黑羊儿”，把猪肉说成“大肉”。回民对汉民也是如此说。

忌讳妇女新婚三日内不扫地;忌损坏器物。

新春伊始，忌扫地，忌损坏器皿，忌恶语，忌说“骚”，“死”，忌骂人等不吉利话。春节期间，妇女禁忌做针线，此俗今已废。

儿童忌抡舞香火、火绳之类。吃饭时忌敲碗边，忌摸碗内。

路忌拾帽，俗云：“见了帽，打着撂;见了鞋，靸着来”。也忌拾绳，民谚：“拾了绳，跟上隼”(方言读shun)。

忌送小儿衣物给他人，若送，必摘取纽扣。亦忌夜间晾小儿衣物于屋外。

穿上衣服让他人钉纽扣或小缝补时，口内必衔一物。

婴幼儿忌压囟门，忌捏腮蛋，忌搔脚掌心。

母鸡叫鸣，狗夜哭叫，乌鸦落在房顶上或夜鸽子(猫头鹰)晚间在近处鸣叫，都认为不详，要立即宰杀掉或把它撵走。

清明、谷雨、端午节、忌用耕牛。俗云：“耕牛生得苦，只等清明、谷雨、五月五”，意为不使役。

农历逢七忌杀猪，逢八忌宰羊，据说七日、八日分别为猪和羊的生日。

商人忌大清早给人借钱，交谈忌说“折(she)”、“烂”等不吉利话。司机忌讳“翻了”、“翻过喽“之类不吉利话。商人亦忌开市前赊账。

烧瓦窑的说窑事，说“俊得很”或“亮得很”，忌说“红得很”。

打铁的说炉事，说“嫩得很”，忌说“红得很”。

与盲人交谈忌说“瞎子”，而说“麻眼儿”。

与跛子或瘸子交谈，忌说“跛”、“瘸”等，而说“腿胯不好”。

与聋子嫡亲交谈，忌说“聋子”，只说“耳朵背”。

说人年龄忌“九”，若逢五十九，则说六十。

出门看不清路，忌说“没路了”，只说“看不清了”。

旧时游客、酒贩进旅店时说“进店了”，忌说“到(倒)了”。

石匠打磨子，忌说“斜”，(因与“削”谐音，“削”方言为“断”)而说“不端”。

木匠干活砍破了手，忌说“砍烂了”，而说“出血了”或“见红了”。

给晚辈起名，忌讳与长辈重字同音。

有太阳时，妇人忌讳从炕里掏灰，否则认为要生白头发孩子。

亲人离家出外，家里人忌讳马上扫地。

妇人为娘家亲人服孝，首次要进婆家门时，须于门外换衣，并从门前柴火堆上跨进，忌直接进入大门。

客人在家忌扫地，否则有逐客之意。

晚上水火忌出门，忌扫地，否则谓之“除福”。

到别人家去烧纸，忌讳将所买纸张全部拿走，总要留一两张。

给讨饭者施舍，忌讳全给，要留一点谓之“留福”。

篇7：中国和平文化

中国和平文化

8月28―31日，联合国召开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宗教领袖共同参与的“宗教和灵性领袖千年世界和平高峰会议”，会议发表的《为全球的和平而奋斗》的宣言，表示各宗教团体应当在互相尊重和理解的气氛下，为和平、公正、消除极度贫困、环境保护以及社会团结而共同奋斗。紧接着，9月8日联合国又召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各国政府首脑聚会，15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通过“千年宣言”，肯定了自由、平等、团结、宽容、尊重大自然以及共同责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价值观，决心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环境。―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和平文化年。对这样的全球共识，中国的和平文化无疑会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88年12月就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和时代特征这一科学论断，强调和平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是和平的根本保障。江泽民同志近年来进一步强调，世界多极化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仍然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是21世纪初带有全球性和战略性的两大主题，推进和平与发展事业不仅有利于摆脱冷战时代的影响，也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和平而稳定的环境。我们正处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伟大时代，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具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是和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的和平文化源远流长，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英国哲学家罗素作为有先见之明的西方学者，早就指出：“(中国人)统治别人的欲望明显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中国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的”(注：转引自汤恩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演员报》207月14日，第2版。)。当然，西方世界确实也有极个别人一直在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美国资深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威胁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该理论声称：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主要的冲突将不再是武装力量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联合将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对手。事实上，持东西方文明对立这类观点绝非始自亨廷顿。早在100多年以前，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Kipling，1865― 1936)就说过：“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两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时候”(注：转引自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版，第207页。)。亨廷顿的论调只不过是重复、延伸吉卜林的观点而已。有些即使不持“中国威胁论”的西方人，对中国强大起来之后究竟将扮演“和平者”还是“威胁者”的角色，也心存疑虑。事实上，这种忧虑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将用中国和平文化的史实，对他们的观点加以反驳。

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和平文化资源。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三大派的和平论：秩序的和平论――儒家，行动的和平论――墨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道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一直延续着中国的和平文化。也就是说，和平文化深入于中国文化的骨髓。

江泽民1991年5月在莫斯科访问时，就引用过墨子的名言“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了中国的和平文化。近年来，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发起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工程，此工程得到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副主席程思远和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的高度赞扬。但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和平文化，宣传中国和平论，宣传中国扮演的是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及维护者的角色，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还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为此，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和平论的主题。

一、先秦诸子的和平思想

首先说儒家。儒家文化是一种秩序的和平论，表现在儒家的修齐论、和谐论、中庸论、仁爱论、大同论等一系列理论中。

修齐论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构架，即通过格物、致知、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关键。《礼记》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修身要求人人都能树立起家国一体的观念，为国家的稳定、从而也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做出贡献。

和谐论是儒家和平文化的核心。《诗经・商颂・那》倡导“既和且平，依我磬声”，说的虽是音调的和谐，但也包括了其他方面的和谐。和谐论包括天人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孔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是和谐论的集中表述；《中庸》甚至把“和”看作“天下之达道”。天人和谐在儒家思想系统里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思想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之间是相通、相类、统一的关系，应当一以贯之。孔子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述而》)人不应该“欺天”(《论语・子罕》)，应该“畏天命”(《论语・季氏》)、“知天命”(《论语・为政》)。《易传》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孟子提出“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二章》)汉代元帝时黄门令史游，受儒家影响写成字书《急就篇》，描绘了汉初的和平盛况：“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注：转引自王应鳞编：《玉海》，清光绪十年成都志古堂刊本。)许慎也重视中和之道，在《说文》中提出：“中，和也。”董仲舒强调天人和谐，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并把天人合一向天人相类发展，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人如果得罪了自然，自然就要发出警告，甚至降下灾祸以报复。为了不受自然的报复，程颢要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2)，王阳明要求人与鸟兽、草木、瓦石“皆为一体”，做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之仁”(注：参见《王阳明全集・大学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天人和谐了，宇宙和谐才有可能。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的核心是儒家的纲纪学说。陈寅恪先生在《悼王国维先生挽词并序》中说：“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注：《悼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版，第12―13页。)。季羡林先生对此的解释是：这里实际上讲的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诸父、族人、兄弟、诸舅、师长、朋友，也可以解释成国家与人民、父母与子女、夫妻、父亲的兄弟姐妹、族人、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姐妹、师长、朋友。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就是使这九对关系都能相互照应、相互尊重，形成一种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像在儒家思想那里只强调单方面的服从关系，就可以保证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社会和谐安定是和平的基础，而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中庸》引《诗》说：“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中庸・第十五章》)中国俗语说“家和万事兴”，曾国藩解释说：“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版，第7127、7133、7357页。)又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版，第7127、7133、7357页。)所以，曾国藩坚持“和气致祥”的观点，认为“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年版，第7127、7133、7357页。)。

中庸论是实现和谐论的方法论。中庸也可叫中行、中道，其核心含义是要求人们在待人处世的社会实践中，坚持适度的原则，把握分寸，恰倒好处，无过无不及，从而实现人格完善、社会和谐。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以中庸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强调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认为天地万物只有各得其“中”，才能相互依存：“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上古之世，尧治理社会“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盘庚“各设中于乃心”(《尚书・盘庚》)；周公倡行“中德”(《尚书・酒诰》)，用刑力求“中正”(《尚书・吕刑》，这些都是中庸方法的具体运用。有了中庸的方法就可以实现和谐的目的，所以《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仁爱论是和谐论的出发点。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是“爱人”(《论语・颜渊》)，具体就是“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启发下，子夏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的著名论断。他的继承人孟子则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爱人不光是爱自己和自家人，还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就可以收到“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的回报。由此出发，进一步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样，由爱亲人而爱百姓，由爱百姓而爱万物，就可以实现仁政。仁政实现了，天下自然安定和平。宋代张载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成“民胞物与”的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提倡“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正蒙・中正》)。仁爱学说成为中国传统美德的核心，成为中国人民处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仁爱常被儒家学者尊为“全德”，可以延伸到忠恕、孝悌、克己以及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美德，也可以延伸到仁政、德治。

大同论是儒家社会思想的理想境界。儒家社会大同思想始萌于《尚书》和《诗经》。《尚书・洪范》提出了“王道”，就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诗经》中的.《伐檀》、《硕鼠》反映出反对剥削、反对罪恶战争、向往乐土的思想。孔子也主张大同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孟子把仁政思想和大同思想结合起来，认为通过行仁政，“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儒家最集中论述大同思想的是《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该篇还说：“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这种大同社会的特点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财产公有即财物不必藏于己；各尽所能，为社会做贡献即出力不必为己；进行社会分工，使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实行民主，讲究信用，选贤举能，消除私有观念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消除战争实现和平，社会安定没有各种刑事犯罪。这种大同社会的蓝图正是一片和平景象。

汉代董仲舒所提倡的“大一统”和公羊派所提倡的公羊三世说，实际上也都是大同思想。不仅是儒家，其他思想家也有很多人提倡大同思想。研究者把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划分成五种类型：一、依托远古，向往原始社会，勾画出大同社会的美妙蓝图，如儒家的大同论，道家的“小国寡民”、“至德之世”都属这种类型；二、人间的社会追求采取了非人间的境界，如佛教的“净土”、“极乐世界”，道教的“仙境”；三、用形象的语言塑造出大同社会的意境，如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陶渊明的“桃花源”、康与之的“西山隐处”(《昨梦录》)、李汝珍的“君子国”(《镜花缘》)等等；四、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对社会方案的制定，如先秦孟子、战国农家许行的“君臣并耕”、东汉何休、北宋张载的井田制、魏晋鲍敬言的“无君无臣”论；五、属于空想思想家的社会实验，如东汉张鲁举办的“义舍”、明代何心隐创立的“聚合堂”以及禅宗的“禅门规式”等。

综上所述，可以说儒家的思想学说是一种秩序的和平学说。作为这种和平学说的补充，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孟子提倡“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指斥“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的不义战争。当然儒家并不是无原则地反对一切战争，对于正义战争，儒家是不反对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儒家还不得不参加一些抵抗侵略的战争。这正如中国的其他和平文化也不是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反对不义战争一样。

中国近代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对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和平文化进行了继承，认为这种和平文化是一种王道文化，讲的是仁义道德，在处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时，反对不讲公理的强权政治，主张睦邻友好。他在《民族主义》的讲演中一再指出：“中国人更有一种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人才是世界中最爱和平的人”，反复指出“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国人“不但是很爱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注：本段均引自《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0―247页。)。他本人就是按照这种王道文化的方针处理国际关系和国内民族关系的。

儒家的和平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世界和平思想，就是在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大同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世界和平的思想。其世界和平的思想包括：和平奋斗救中国，以国民会议来实现中国的政治和平统一，建设新国家；以中国的王道文化即和平的方法来联合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共同反对欧美列强的侵略压迫，由民族主义达到世界主义，实现世界和平。

墨家的和平思想也是非常明确的。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深谙战争，但他提出的尚同、非攻、兼爱更执着地追求友爱与和平。墨子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他懂得战争对于维护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认为“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国之自守也”(《墨子・七患》)。治理国家不能没有工具，这个工具就是食、兵、城，“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墨子・辞过》)。由此出发，墨子十分重视军队和国防建设，把它提到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但是，墨子更痛恨战争，认为战争兴师征伐，祸国殃民，荒废农时，毁人城郭，割人庄稼，伐人树木，抢人牲畜，烧人宗庙，杀人百姓，灭人老弱，夺民之用，废民之力，涂炭生灵，所以兵器是罪恶之物，战争是凶险之事。他主张消除战乱，制止战争，实现和平，而实现此举只能靠兼爱，因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到这一天，均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使“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墨子・兼爱中》)。值得肯定的是，墨家不仅提倡和平文化，而且实践和平文化，墨子本人身体力行，有过止楚攻宋的实践。楚惠王时期，楚越之间在长江进行水战，楚国请公输盘造“钩”和“镶”两种舟战用的武器，打败了越军。约在公元前444年前后，公输盘为楚国造了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之后，急忙从齐国动身，走了十天十夜，脚底磨破了，流血不止，用撕下的衣裳把脚裹住，日夜兼程，赶到楚国都城郢，力图说服公输盘、说服楚王，但他们仍坚持用云梯攻打宋国。公输盘多次设攻城之机变，墨子多次把它瓦解；公输盘用尽了全部攻城器械，墨子仍坚守有余。最后，公输盘要杀死墨子，墨子说：“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墨子・公输》)楚国终于放弃了攻宋的企图，避免了一场战争。公元前4前后，齐国要进攻鲁国，这时墨子约74岁。鲁国君请求墨子解救。墨子来到齐国，对齐王说：“今有刀于此，试人之头，猝然断之，可谓利乎?”齐王说：“利。”墨子说：“刀则利矣，孰将受其不祥?”齐王说：“刀受其利，试者受其不祥。”墨子说：“并国覆军，贼敖百姓，就将受其不祥。”齐王终于悟到是自己将受其不祥，放弃了攻打鲁国的计划(《墨子・鲁问》)。在墨子大约80岁时，鲁国要攻打郑国。墨子反复劝说鲁阳文君，说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财货都属于不义之举，终于打消了鲁阳文君攻打郑国念头(《墨子・鲁问》)。墨子一生中，为了反对诸侯之间的攻伐战争，以大无畏的精神奔走于诸侯国之间，阻止了多次战争，为正义的和平事业立下丰功伟绩，以行动谱写了和平文化的光辉篇章。

道家的无为、无争和贵柔、守雌，既表现出一种宗教情怀，亦是非常典型的和平思想。老子理想的社会是“小国寡民”的社会，这是一种原始的村落社会：它是自然的，而不是文明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强权的；是自给自足的，而不是交易互利的；是静止的，而不是活跃的；是小规模的，而不是大规模的。“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老子》一书有多处是讲兵法的，其中一条基本兵法是：“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老子》第六十九章)还有一条是：“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老子》第六十八章)老子提倡“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战者果而已矣，勿以取强焉。”(《老子》第三十章)老子说：“兵者非君子之器也，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三十一章)老子还说：“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拱”(《老子》第七十六章)。庄子则主张万物一齐的思想，提倡万物平等和谐相处。这些思想都是来自老子对大自然的领悟而得出的大智慧，可以称为取法自然的和平论。

兵家是以战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他们对战争的规律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谋攻》)。但是在孙武看来，战争不是目的，和平才是目的，作战即使百战百胜，也是不足称道的，值得称道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他所说的“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孙子兵法・谋攻》)。《孙膑兵法》虽然研究了许多战术原则，但也贯彻了不得已而用兵的思想，孙膑说：“乐兵者亡。”(《孙膑兵法・见威王》)又说：“穷兵者亡。”(《孙膑兵法・威王问》)这样看来，中国的兵家也是主张和平的。这使我们回忆起辜鸿铭的一段话，他在回答欧洲人民到哪里去寻找取代军国主义的新的道德力量时说：“我相信，欧洲人民会在中国――在中国的文明里找到它。中国文明中的这种使军国主义失去必要性的道德力量，便是‘良民宗教’。可是，人们会问我：‘在中国不也存在战争吗?’的确，在中国是存在战争的，不过自从2500年以前孔子的时代开始，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发生过像今天在欧洲所看到的那种军国主义。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事故(accident)，可是在欧洲，战争则是一种必需(necessity)。我们中国人是会打仗的，但是我们并不指望生活在战争中。”(注：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版，第22页。)中国的兵家确实以战争为研究对象，但是他们也是热爱和平的。

二、中国五大宗教的和平文化

在中国注册的宗教有五个：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信徒有一亿多人。这五大宗教参与了许多世界性的和平文化行动。中国五大宗教组织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及1979年以后多次派出过宗教代表团，参加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宗教和平会议。1994年7月2日，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成员由我国宗教界知名人士担任，赵朴初、丁光训、安士伟、宗怀德、明yáng@①、韩文藻、傅天元分别担任了该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委员会通过的《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章程》的条款，规定了该委员会是中国宗教界与世界上有关宗教和平组织相联系的组织，其宗旨是加强我国各宗教团体及其信徒维护和参与世界和平事业，发展同世界各宗教和平组织及有关人士的友好往来，共同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1994年11月，该委员会派出赵朴初、丁光训、刘柏年出席在梵帝冈举行的世界宗教与国际和平大会。1995年8月14日，中国宗教界在北京举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会上发布了《中国宗教界和平文告》。该《文告》称，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维护和平是宗教徒的神圣天职。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委员会在《文告》中号召中国宗教徒：组织和平祈祷，每年的8月14日到8月20日，是中国宗教徒祈祷世界和平周；弘扬和平教义，编辑和平教义书刊，进行宣讲和教化；参与保卫世界和平活动，参加“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和“亚洲宗教和平会议”及一切国际友好宗教组织的和平行动，支持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倡议、决议；支持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支持国际社会一切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遏制战争因素的和平主张，希望早日达成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与各国宗教界一起，为建立一个和平、合作、公正、共同发展、普遍繁荣的新世界而努力(注：参见王美秀：《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78―79页。)。中国宗教界为此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世界宗教界赢得了荣誉。

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在保持着自己组织的独立性的同时，与世界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义没有根本的区别。中国基督教和中国天主教这两大宗教一直和睦相处，共同维护着和平事业。傅铁山主教代表中国宗教界提出过如下倡议：第一，高扬和平旗帜，维护宗教的纯洁性；反对利用宗教推行强权政治；反对利用宗教分裂祖国；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危害世界和平；反对邪教组织冒用宗教名义破坏社会安宁。第二，提倡宗教宽容与和解，创造和平共处的环境；正视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差异，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加强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交流，增进了解，实现和解；促进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对话，平等相待，不搞对抗；发挥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优势，维护和平，共同进步(注：参见傅铁山：《高扬和平旗帜，提倡宽容和解》，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第8页。)。应该说，这一倡议代表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观点，是这两大宗教组织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主张，也能够代表全国宗教界的意见。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十个：回、撒拉、东乡、保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中国伊斯兰教保持了伊斯兰教的根本教义，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主张和平、纯洁。中国穆斯林在中国生活了近1000年，他们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民族都能和睦相处，荣辱与共，发扬爱国、爱教、爱和平的优良传统，拥护我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和平主张和行动。

中国佛教与中国伊斯兰教一样，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既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因素、又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佛教教义的核心理论是非暴力论，和平是佛教实践的主体。佛教继承了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非暴力和不杀生思想，把这一思想变成自己的基本戒律。佛教认为，人的行为是由欲望引起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膨胀的结果，就有了贪婪的行为，掠夺和战争正是贪婪的表现，所以佛教提倡灭欲、不杀害生灵、众生平等，不允许种姓压迫的存在，这样，社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才有保障。这些平等慈悲的思想成为佛教和平思想的基石。佛教重视人的生命，正视人的存在，重视人的价值，提倡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和睦、和谐的关系。但佛教的慈悲不杀生不是绝对的，佛教对恶人是要惩罚的，这是其和平思想的另一个方面。中国佛教把慈悲无我作为实现和平的根本途径。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问太虚大师如何实现和平，太虚大师回答“慈悲无我”。“我”是纷争的根源，要和平必须实现“无我”，“无我”才能无私，无私才能大公，大公才能实现和平。南北朝时，石勒、石虎视人命如草芥，滥杀无辜，百姓遭殃，佛图澄以慈悲化度了他们，普救了天下苍生(注：参见宏度：《佛教与和平》，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第54页。)。

中国道教继承了道家的取法自然的和平论，认为宇宙间天地万物都是由道气所化生，人是道气中和的产物，是天地万物中最有灵气的物类，人类处理自己和万物的关系也必须取法自然，人类要以天地为准则，维护世界万物生长变化过程的自然本性，不能人为地去破坏自然本性。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道教继承老子的主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即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保持天地万物的和谐。道教经典之一《抱朴子》反对杀生，反对妄为，指出：“然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谗阴贼。如此乃为有德。”(《抱朴子・内篇・微旨》)如果“弹射飞鸟，刮胎破卵，春夏燎猎，骂詈神灵，教人为恶，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坏人佳事，夺人所爱，离人骨肉，辱人求胜，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决放水火，以术害人”，那么，“凡有一事，辄是一罪，随事轻重，司命夺其算纪，算尽则死”(《抱朴子・内篇・微旨》)。道教全真派道徒丘处机在12正月，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以73岁的高龄，率弟子18人，自山东莱州启程北上，爬高山，涉大川，跨戈壁，越荒漠，为结束“十年兵火万民愁”的局面，劝诫成吉思汗止杀，“欲罢干戈致太平”，历时两年多，于1222年4月5日到达设于阿姆河(今阿富汗北境)的成吉思汗军营。在军营里，他每向成吉思汗论道，总以劝诫止杀为要。成吉思汗问他：“师每言劝朕止杀，何也?”丘处机回答说：“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隆福我家。况民无常怀，唯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丘处机实践了道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中国道教坚持《老子》和《抱朴子》等经典所提倡的和平思想，在当今时代继续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由上述可以看出，中国的五大宗教在有关和平的论述上各有自己的主张，但它们的一致性是非常明显的。它们都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为贵”的思想，贯彻到各自的教义、教规和行为活动中。各宗教之间互相吸纳融通，形成了中国五大宗教的多元共存、和睦相处。中国宗教的这一传统，对于世界宗教处理相互关系也都提供了可借鉴之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汤氵换日的繁体

篇8：中国忍文化

中国忍文化，少不了讲两个故事：“韩信胯下之辱”、“张良圯（yí,桥）上拾履”，后一个故事，引发苏轼感叹：“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留候论》）

你到禅宗圣地天柱山三祖寺旅游，可以抄得一段文字，“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忍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重要部分，忍的意义、价值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忍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儒、道、释均有大量论述，许多哲言、警句和故事、经典，元代许名奎、吴亮还编了一本《劝忍百箴?忍经》。忍的意义、价值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修养。“要做人，先学忍”，惩忿窒欲、自我克制，能忍人所不能忍，是修身养性的一种精神境界。《书》云，“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容忍仁也，强忍义也。”（《广雅?释言》）二是策略与生存之道。为了达到目的积蓄力量的一种手段，舍小取大，“小不忍则乱大谋”（孔子），“韩信忍胯下之辱而终以封王拜将，勾践卧薪尝胆而以三千越甲吞吴”。生存之道，“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延伸到治国之道，有了忍才有和谐稳定，此乃“王道”也。

中国忍文化，对国民影响力极大，个人成败与国家兴亡，无不讲一个“忍”字，“忍之一字，自宰相至于士庶，人皆当以为药石”，（许名奎）药石，禅门晚餐也。五四以后，人们更多从批判角度数落忍文化的不是，认为忍文化，是国民劣根性形成，使中国沦落为外强中干的弱国的根本原因，国弱民更弱，全是忍文化闯的祸！

忍文化不是中国独有的，谁说国人只有忍，没有血性？

日本、西方均有忍文化。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都是受儒家学说（孔子，孟子，王阳明）、佛教（禅宗）思想影响极深的，所以日本忍文化相当盛行，有些方面不亚于中国，可以修行到极至，达到“无我”境界，类似“韩信胯下之辱”的故事也不少。西方忍文化，提到最多的是《圣经》打脸之说，“耶和华告诫众信徒，‘当别人打你左脸时，你要将右脸伸给他’”。骑士精神，十分讲究修养，看重一个忍字，如英国骑士授衔有一个程序，领主用剑背在被授衔者颈部或背上敲击三下，有时还扇一个耳光，作为被授衔者忍辱负重的象征。（阎照祥：《英国贵族史》）

“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生当做人杰，死即为鬼雄”，谁说中国只有忍，没有血性，没有尚武精神，没有抗争？历史上有刺客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有蔺相如在“完璧归赵”中与秦王斗智斗勇的故事，“如果大王硬要逼迫我，我情愿把自己的脑袋跟这块宝玉一块儿碰碎在这根柱子上！”有“大丈夫本该死于疆场，就算马革裹尸，也是光荣的事！”（马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清”（文天祥）的豪言。从商周开始，就出现了为民请愿、拚死谏言的壮举，如商纣王时期的比干，“历经秦汉以来，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苏轼），以死进谏，又叫“尸谏”，明代有青文胜，清朝有王鼎、吴可读等，“杀身成仁，以身殉道，流芳千古，永载史册”。

中国人曾是尚武的民族，何时变异的？忍的边界问题中国人曾是有血性、崇尚武力的民族，如此民族，应是一个刚强不屈的民族，何时“退化，沦为他人手中的‘玩物’的”？（林语堂）何时变得堕落、甘当奴才的？（鲁迅）有学者对这种“相当复杂的变异过程”难以理解。

“忍字头上一把刀，说明忍是意志坚定的表现，而不是丧失意志的懦弱表现。本来是具有崇高精神的修养状态，变成浑浑噩噩，逆来顺受，无可无不可；本是富有牺牲的精神状态，会变成充满心机的谋略。”（落瑛）批评者对忍的正面价值也是充分肯定的，修身养性，本是文明、理性的象征；策略也是成功的一种手段，问题只是出在忍的边界问题上，即度的把握上。

日本，西方，不论是骑士精神还是武士道精神都重视修身养性，所不同的在于对忍的度的把握远远低于中国人，“美国二战时对日本人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给日本人施加侮辱，只要达到中国人的十分之一，就会立即导向战争”。（邓蜀生：《美国与移民》）有学者提出日本人具有双重人格特质，日本有一个民谣：“花是樱花，人是武士”，为名誉而战，为名誉而死，“当它最终死亡时，是死在美与力之中。”（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中国人喜欢引用《圣经》打脸之说，但在《圣经》上，还有这么一段文字，“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圣经?旧约?申命记》十九篇）“忍字头上一把刀”，超出忍的限度，刀即出鞘，有限度的忍是一种修养，无限度的忍是一种怯懦，这是日本人，西方人的解读。

变异过程，过犹不及，“圣武主义”，“霸道”与“王道”以中国的忍的边界为标准，骑士精神与武士道精神的忍是绝对“过”。过犹不及，过、不及都是违背中庸之道的，实际上，中国人对“不及”不感兴趣，对“过”却耿耿于怀，所以往往选择“过”的另一极，即“无度”，一味的忍让，修身养性“过了头”。不关注“不及”，包含在“不及”中的抗争、自卫等正当、合理的东西也就不在话题之内了。（陆震：《中国传统社会心态》）

中庸之道，过犹不及，只限于子民，历代王朝的开国皇帝，都是靠武力（刀与火）“取而代之”的，鲁迅称之为“圣武主义”，打天下的不忍与暴力是“替天行道”；一旦坐上皇帝宝座，十分忌讳老百姓的“效仿”，要求子民忍，并强权迫使子民不得不忍。

儒家认为，事有可忍不可忍之分，孔子有“是可忍，孰不可忍”感叹，“忍与不忍，断之于义矣。”（许名奎、吴亮：《劝忍百箴?忍经》）忍以“礼”、“义”为度，成了统治者要求子民忍，实行“霸道”与“王道”可以不忍的理论依据，忍文化也就成了对付子民的精神枷锁。“力者，德之役也”（荀子），不为德所役之“力”，孔子是不会提及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统治者基础在力，只是以德的名义出现，崇礼与严刑、礼法合一，力保江山不倒！

忍文化作为国粹，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弱民，形成了恶性循环中国人毫无节制的忍让退缩，“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忍之忍之再忍之，忍到忍无可忍之时再忍一次，当能绝路逢生，转祸为福”（《增广贤文》），“以一种退缩、回避、逃入，遁隐等方式对付生存的挑战”。“在一个忍言充耳、忍水灌顶的环境之下”，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心理，“奴性驱入潜意识”，冷漠，麻木，懦弱，缺乏自信，精神萎靡，听凭命运的摆布，“社会失去了前进的生命原动力”。

毫无节制、无条件性的忍，要求子民忍受人世间一切苦难与不公，形成一种胆小怕事，忍气吞声，独善其身的国民劣根性特征。没有血性，决不犯上作乱，死也不抗争，“反抗也是死，何必反抗”？谁也不会因忍无可忍“去闯祸”，忍字头上一把刀，刀是根本用不着出鞘的，在“以强凌弱”的、“残忍”的恶势力与官府面前，成了任人宰割的可怜虫。忍能感化“残忍”“立地成佛”当然好！不能，一点辙都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助长了恶势力的毫无顾忌与官府的肆无忌惮，如此，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冷漠、懦弱的性格，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卑微、渺小意识。

维护权利，看成是“刁民”行为；正当防卫，看成是“以暴制暴”；提出维护权利，认为是煸动对社会的不满，是对现行体制的仇视，是对稳定局面的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上缺乏独立的个性价值观和人权意识”（李大钊：《守常文集》），没有权利意识，更不能抗争，何来社会责任感？！权利只有权力的恩赐，求得“暂时做稳了奴隶”，只有寻求强者的保护，期待、希望明君、清官、侠客为自己作主。

因为有了忍文化，天下得以太平，社会得以和谐稳定，因此，“王道”、“霸道”将中国的忍文化与帝王文化、清官文化、武侠文化，以及宗教文化融为一体，为统治者所用。“中国的脊梁”可以进入“正史”，以死谏言，来个“厚葬”，立个“祠堂”，“尸谏”就从“以死抗争”变成了“忠君义举”了！“不管怎么样，中国能混五千年，这就很了不起了”（梁启超）。这五千年，中国总是跳不出恶性循环怪圈，中国人总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交替循环（鲁迅）。

中国人的确能忍，物极必反，从忍的无度、极度，最终发展到难得的“忍无可忍”程度，“在极度绝望中，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此时一根稻草就能把一只骆驼压垮，一点小火星就会引起燎原之势。“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再来一次“汤武革命”与“圣武主义”，暴力改朝换代，中国就是在这种非理性、破坏性、毁灭性的恶性循环中“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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