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历史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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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元朝历史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元朝历史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近十几年来，国内（主要指大陆）史学界在蒙元史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贡献出两部学术水平很高的断代史著作，即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和周良霄、顾菊英合著《元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以及一些专题著作和大量的学术论文。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学者可以不断选择问题、变换视角，见仁见智，对其进行不重叠的考察。本文打算将近年读书所得，结合元朝的特性这一主线，就若干问题稍陈管见。题目较大，而个人学识浅薄，本不当率尔操觚，其中浅陋愚妄之处，尚望学界师友垂谅。元朝历史
一 从“征服王朝论”谈起
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着将历史简单化的倾向。以对各北方民族所建立王朝（以下简称“北族王朝”）的研究为例，学者多以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 为指导，重点强调各北族王朝学习、吸收汉文化以及民族融合、“建立各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一面，而忽视各族文化冲突、抵制、双向影响以及民族政策不平等的一面。实际上，后一面的问题十分重要，在元朝的表现尤为人所共见。近十几年来，蒙元史学者已对这方面作出大量研究，从而在事实上予上述总体偏差以不小的纠正。
然而，只有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作出类型划分，特别是从文化差异（主要是与汉文化的差异）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才会对这些王朝（包括元朝）的特性、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并无能力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只是想提到一种外国学者早已提出、运用而我们却长期回避、排斥的理论模式――“征服王朝论”。
“征服王朝论”是德裔学者魏特夫于本世纪前半期提出的。他在《中国社会史：辽》一书（与中国学者冯家升合著）的导言中认为：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按其统治民族进入内地的不同方式，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以十六国、北魏为代表；第二类为“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辽、金、元、清均属其列。各北族王朝与汉地的文化关系，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同化（Assimilation），而是双向性质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们对汉文化诸因子，并非被动地全盘接受，而是能够进行主动的选择。具体而言，它们对汉文化的态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征服王朝”较倾向于抵制，而“渗透王朝”较倾向于吸收。在诸“征服王朝”中，又由于从前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异，辽、元较倾向于抵制，而金、清较倾向于吸收。〔2〕这一看法问世以后，在西方以至日本、港台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引起若干争论。但在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它却一直受到冷遇，研究者多小心地避开这一论题，即使偶尔提及，也都是作为反面观点，斥之为“别有用心”、“居心叵测”。今天看来，我们的上述态度似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我们冷遇和批判“征服王朝论”的理由，主要是认为魏氏这一理论强调历史上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对立、冲突，有挑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民族关系的嫌疑。这种从现实出发的义愤或许有其理由，但学术研究毕竟不应该过多地受感情左右。魏氏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是否是在纯学术背景下提出他的理论，姑置不谈。我们所关心的，是他的理论对我们的研究是否有启发和借鉴价值。我认为，尽管魏氏“征服王朝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待商榷，但大体而言，还是值得参考的,特别是他对各北族王朝划分类型的努力应予肯定。固然“征服王朝” 的“征服”二字比较刺眼，但如果仅将它理解为一些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时的方式和曾经（！）存在的状态，似乎尚无大误。承认历史上一度存在过北方民族对汉族的征服状态，与今天将它们共同看待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并不矛盾。不应该为现实曲解历史。台湾学者萧启庆在评论大陆蒙元史研究状况时说：“蒙古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是其征服及统治中原江南的结果，而不是先存事实。”〔3〕此语实为平实通达之论。
假如将“征服王朝论”当作学人一家之言，承认其启发和借鉴价值，我们就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讨论它的得失。如细加分析，魏氏的一些观点亦有扦格难通之处。在划分类型时，他似乎过分强调了各统治民族进入中原过程、方式的重要性，而将该民族南下前的经济生活状态只置于从属地位。即使就南下的'过程、方式而言，魏氏将北魏作为“渗透王朝”的代表，而将辽当作“征服王朝”之一，恐怕也有问题。北魏建立者拓跋鲜卑由大漠以北迁至阴山南麓，还可以说是较和平的“渗透”过程，而当道武帝南下伐后燕时，“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逾于句注，旌旗络绎二千余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4〕 ，克晋阳，出井陉，下信都，破中山，从而初步确立在中原的统治，其实也不妨说是一次成功的“征服”，只不过直接对手不是汉族政权而已。契丹族在建立辽朝时与拓跋鲜卑相似，是一个已经长期附塞的民族。辽并未真正“征服”汉地，所占汉地一隅――燕云十六州只是因帮助后晋取代后唐而得到的酬劳。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攻灭后晋，一度控制中原，但却未能稳定局势，最终慨叹“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5〕 ，狼狈北归，“征服”并未实现。终辽一代，国家统治重心一直没有像北魏、金、元、清那样移入汉族农业区〔6〕 ，因此它的“征服”意义实在可以说并不明显。魏特夫提出“征服王朝论”虽有新意，但将辽代当作“征服王朝”典型加以研究，似乎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那么哪一个北族王朝可以看作最典型的“征服王朝”呢？这个王朝魏特夫也已注意到了，那就是他用来与辽并称的元朝。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能够就此进行深入阐述。甚至对“征服王朝”的概念，他也没有作出十分清晰的界定。按照魏氏有关叙述以及其余外国学者的继续发挥，我觉得以下三个条件对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典型“征服王朝”可能是很重要的。首先，其统治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是一个经济生活与汉族农业社会判然迥异的、比较纯粹的草原游牧民族。第二，该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当已对漠北草原实施了相当有效的统治，建立了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第三，该民族充分实现了对汉地的“征服”，尽可能大部分、乃至全部占有了汉族聚居地区。当然在广义上“征服王朝”也可以仅具备上述一到两个条件，但我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才可称为最典型的“征服王朝” 。
在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中，只有元朝同时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蒙古族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北段，后迁至蒙古高原中部偏东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直到成吉思汗建国和南下伐金时为止，几乎看不到任何蒙古人从事农业经营的材料。甚至在建国近二十年、基本平定中原以后，还有贵族提出将汉族农业区“悉空其人以为牧地”〔7〕 的主张。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国立国漠北半个世纪，实施了分封制、怯薛制、千户百户制等一系列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对漠北草原控制的强化程度超出以前任何一个北方民族。而这样一个游牧帝国最终又完成了统一全中国的任务，建立了“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8〕 的大一统王朝。从这些方面看，元朝作为“征服王朝”的研究价值，实在是要大大高于辽代。而这也正是它区别于其他朝代、乃至北魏、辽、金、清等北族王朝的关键之处。从这一角度来考察蒙元历史，可能会对元朝的特性认识得更加清楚。我在本文首先提到“征服王朝论”，是认为这一理论对我们了解元朝的特性有所裨益，应予重新评价。而对“征服”二字，仅仅理解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种状态，并无意特别强调。得鱼忘筌，是所愿也。论文元朝历史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T ]#2U @ZTj k$ rh Vi B$N X$`%^5g ~- 66wen.COM`rh=x Yoj= U 1L` }j6P` ~v
二 大蒙古国的特色及历史影响
12，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被蒙古贵族拥戴为大汗，标志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此后历经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代大汗，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位于汉地为止，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在蒙元史上被称为大蒙古国时期。狭义的元朝概念，专指从忽必烈即位到1368年元亡为止的历史；而广义的元朝概念，也包括了大蒙古国这一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蒙古贵族四出征伐，所向披靡，建立了横跨欧亚，亘古未有的庞大帝国。大蒙古国半个世纪的统治，对蒙元历史、漠北草原历史、乃至中国历史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与前代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相比，大蒙古国具有其特殊之处。在前代的同类政权当中，凡占有中原者――如北魏和金，皆未有效控制漠北；即使仅占有中原部分地区的辽，也一直以大兴安岭南端、西拉木伦河上游一带为统治中心，对漠北草原大部只能实行部族式羁縻统治，控制并不牢固。北部边疆是长期困扰它们的一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促使它们衰亡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真正在漠北实施过有效统治的政权――如匈奴、突厥汗国，都没有能将势力伸入中原地区，它们始终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游牧政权，最后也亡于单一游牧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而大蒙古国则有所不同，它既崛起于并牢固控制了漠北，同时又完成了对中原乃至中亚等大片农耕地区的征服，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的游牧-农耕帝国，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奇迹。
情况还不仅如此。在对外征服完成后相当长时间里，大蒙古国仍然像最初一样维持着漠北作为统治中心和国家本位的地位，对所占有的农耕地区仅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加以控制。这是“征服王朝”特性在蒙元帝国初期的显著表现，也是理解大蒙古国历史的一个关键因素。从成吉思汗到蒙哥的四任大汗，都坚持实行草原本位政策，“视居庸以北为内地”〔9〕 ，而将中原只看作帝国的东南一隅，从未考虑过针对汉地的特殊状况，采用历代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加以统治和管理。在大蒙古国统治下的半个世纪中，中原法制不立，缺乏秩序和稳定感，贵族军阀剥削残酷，竭泽而渔，平民百姓“虐政所加，无从控告”〔10〕 ，其根源就在于这种间接统治方式和草原本位政策。窝阔台时耶律楚材当权，试图改变上述状况，但以失败告终。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定都汉地，改行汉法，并击败其弟阿里不哥的竞争，夺回漠北，才将蒙古国家的统治政策由草原本位变为汉地本位。大蒙古国也由此正式变成了元王朝。
大蒙古国半个世纪的草原本位统治，深刻地影响了以后元王朝的历史。首都虽然南迁，但漠北草原作为“祖宗龙兴之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统治集团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农业地区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草原本位政策的阴影长期笼罩不散。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元王朝早衰的原因之一（下文还要述及）。但另一方面，大蒙古国的统治却对漠北草原社会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蒙古建国前的漠北草原，千余年里民族更迭频繁，兴衰无常；而自蒙古建国至今的近千年中，漠北草原上一直只有蒙古族一个主体民族，即使在元朝灭亡、蒙古统一政权解体之后亦不例外。这应当说是漠北草原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性变化。
篇2：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论文
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论文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近十几年来，国内（主要指大陆）史学界在蒙元史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贡献出两部学术水平很高的断代史著作，即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和周良霄、顾菊英合著《元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以及一些专题著作和大量的学术论文。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学者可以不断选择问题、变换视角，见仁见智，对其进行不重叠的考察。本文打算将近年读书所得，结合元朝的特性这一主线，就若干问题稍陈管见。题目较大，而个人学识浅薄，本不当率尔操觚，其中浅陋愚妄之处，尚望学界师友垂谅。
一 从“征服王朝论”谈起
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着将历史简单化的倾向。以对各北方民族所建立王朝（以下简称“北族王朝”）的研究为例，学者多以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 为指导，重点强调各北族王朝学习、吸收汉文化以及民族融合、“建立各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一面，而忽视各族文化冲突、抵制、双向影响以及民族政策不平等的一面。实际上，后一面的问题十分重要，在元朝的表现尤为人所共见。近十几年来，蒙元史学者已对这方面作出大量研究，从而在事实上予上述总体偏差以不小的纠正。
然而，只有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作出类型划分，特别是从文化差异（主要是与汉文化的差异）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才会对这些王朝（包括元朝）的.特性、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并无能力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只是想提到一种外国学者早已提出、运用而我们却长期回避、排斥的理论模式――“征服王朝论”。
“征服王朝论”是德裔学者魏特夫于本世纪前半期提出的。他在《中国社会史：辽》一书（与中国学者冯家升合著）的导言中认为：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按其统治民族进入内地的不同方式，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以十六国、北魏为代表；第二类为“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辽、金、元、清均属其列。各北族王朝与汉地的文化关系，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同化（Assimilation），而是双向性质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们对汉文化诸因子，并非被动地全盘接受，而是能够进行主动的选择。具体而言，它们对汉文化的态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征服王朝”较倾向于抵制，而“渗透王朝”较倾向于吸收。在诸“征服王朝”中，又由于从前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异，辽、元较倾向于抵制，而金、清较倾向于吸收。〔2〕这一看法问世以后，在西方以至日本、港台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引起若干争论。但在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它却一直受到冷遇，研究者多小心地避开这一论题，即使偶尔提及，也都是作为反面观点，斥之为“别有用心”、“居心叵测”。今天看来，我们的上述态度似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我们冷遇和批判“征服王朝论”的理由，主要是认为魏氏这一理论强调历史上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对立、冲突，有挑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民族关系的嫌疑。这种从现实出发的义愤或许有其理由，但学术研究毕
[1] [2] [3] [4] [5]
篇3：元朝的特性
元朝的特性
>――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近十几年来，国内（主要指大陆）史学界在蒙元史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贡献出两部学术水平很高的断代史著作，即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和周良霄、顾菊英合著《元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以及一些专题著作和大量的学术论文。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学者可以不断选择问题、变换视角，见仁见智，对其进行不重叠的考察。本文打算将近年读书所得，结合元朝的特性这一主线，就若干问题稍陈管见。题目较大，而个人学识浅薄，本不当率尔操觚，其中浅陋愚妄之处，尚望学界师友垂谅。
一 从“征服王朝论”谈起
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着将历史简单化的倾向。以对各北方民族所建立王朝（以下简称“北族王朝”）的研究为例，学者多以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 为指导，重点强调各北族王朝学习、吸收汉文化以及民族融合、“建立各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一面，而忽视各族文化冲突、抵制、双向影响以及民族政策不平等的一面。实际上，后一面的问题十分重要，在元朝的表现尤为人所共见。近十几年来，蒙元史学者已对这方面作出大量研究，从而在事实上予上述总体偏差以不小的纠正。
然而，只有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作出类型划分，特别是从文化差异（主要是与汉文化的差异）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才会对这些王朝（包括元朝）的特性、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并无能力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只是想提到一种外国学者早已提出、运用而我们却长期回避、排斥的理论模式――“征服王朝论”。
“征服王朝论”是德裔学者魏特夫于本世纪前半期提出的。他在《中国社会史：辽》一书（与中国学者冯家升合著）的导言中认为：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按其统治民族进入内地的不同方式，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以十六国、北魏为代表；第二类为“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辽、金、元、清均属其列。各北族王朝与汉地的文化关系，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同化（Assimilation），而是双向性质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们对汉文化诸因子，并非被动地全盘接受，而是能够进行主动的选择。具体而言，它们对汉文化的态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征服王朝”较倾向于抵制，而“渗透王朝”较倾向于吸收。在诸“征服王朝”中，又由于从前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异，辽、元较倾向于抵制，而金、清较倾向于吸收。〔2〕这一看法问世以后，在西方以至日本、港台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引起若干争论。但在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它却一直受到冷遇，研究者多小心地避开这一论题，即使偶尔提及，也都是作为反面观点，斥之为“别有用心”、“居心叵测”。今天看来，我们的上述态度似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我们冷遇和批判“征服王朝论”的理由，主要是认为魏氏这一理论强调历史上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对立、冲突，有挑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民族关系的嫌疑。这种从现实出发的义愤或许有其理由，但学术研究毕竟不应该过多地受感情左右。魏氏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是否是在纯学术背景下提出他的理论，姑置不谈。我们所关心的，是他的理论对我们的研究是否有启发和借鉴价值。我认为，尽管魏氏“征服王朝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待商榷，但大体而言，还是值得参考的,特别是他对各北族王朝划分类型的努力应予肯定。固然“征服王朝” 的“征服”二字比较刺眼，但如果仅将它理解为一些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时的方式和曾经（！）存在的状态，似乎尚无大误。承认历史上一度存在过北方民族对汉族的征服状态，与今天将它们共同看待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并不矛盾。不应该为现实曲解历史。台湾学者萧启庆在评论大陆蒙元史研究状况时说：“蒙古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是其征服及统治中原江南的结果，而不是先存事实。”〔3〕此语实为平实通达之论。
假如将“征服王朝论”当作学人一家之言，承认其启发和借鉴价值，我们就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讨论它的得失。如细加分析，魏氏的一些观点亦有扦格难通之处。在划分类型时，他似乎过分强调了各统治民族进入中原过程、方式的重要性，而将该民族南下前的经济生活状态只置于从属地位。即使就南下的过程、方式而言，魏氏将北魏作为“渗透王朝”的代表，而将辽当作“征服王朝”之一，恐怕也有问题。北魏建立者拓跋鲜卑由大漠以北迁至阴山南麓，还可以说是较和平的“渗透”过程，而当道武帝南下伐后燕时，“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逾于句注，旌旗络绎二千余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4〕 ，克晋阳，出井陉，下信都，破中山，从而初步确立在中原的统治，其实也不妨说是一次成功的“征服”，只不过直接对手不是汉族政权而已。契丹族在建立辽朝时与拓跋鲜卑相似，是一个已经长期附塞的民族。辽并未真正“征服”汉地，所占汉地一隅――燕云十六州只是因帮助后晋取代后唐而得到的酬劳。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攻灭后晋，一度控制中原，但却未能稳定局势，最终慨叹“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5〕 ，狼狈北归，“征服”并未实现。终辽一代，国家统治重心一直没有像北魏、金、元、清那样移入汉族农业区〔6〕 ，因此它的“征服”意义实在可以说并不明显。魏特夫提出“征服王朝论”虽有新意，但将辽代当作“征服王朝”典型加以研究，似乎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那么哪一个北族王朝可以看作最典型的“征服王朝”呢？这个王朝魏特夫也已注意到了，那就是他用来与辽并称的元朝。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能够就此进行深入阐述。甚至对“征服王朝”的概念，他也没有作出十分清晰的界定。按照魏氏有关叙述以及其余外国学者的继续发挥，我觉得以下三个条件对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典型“征服王朝”可能是很重要的。首先，其统治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是一个经济生活与汉族农业社会判然迥异的、比较纯粹的草原游牧民族。第二，该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当已对漠北草原实施了相当有效的统治，建立了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第三，该民族充分实现了对汉地的“征服”，尽可能大部分、乃至全部占有了汉族聚居地区。当然在广义上“征服王朝”也可以仅具备上述一到两个条件，但我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才可称为最典型的“征服王朝” 。
在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中，只有元朝同时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蒙古族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北段，后迁至蒙古高原中部偏东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直到成吉思汗建国和南下伐金时为止，几乎看不到任何蒙古人从事农业经营的材料。甚至在建国近二十年、基本平定中原以后，还有贵族提出将汉族农业区“悉空其人以为牧地”〔7〕 的主张。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国立国漠北半个世纪，实施了分封制、怯薛制、千户百户制等一系列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对漠北草原控制的强化程度超出以前任何一个北方民族。而这样一个游牧帝国最终又完成了统一全中国的任务，建立了“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8〕 的大一统王朝。从这些方面看，元朝作为“征服王朝”的研究价值，实在是要大大高于辽代。而这也正是它区别于其他朝代、乃至北魏、辽、金、清等北族王朝的关键之处。从这一角度来考察蒙元历史，可能会对元朝的特性认识得更加清楚。我在本文首先提到“征服王朝论”，是认为这一理论对我们了解元朝的特性有所裨益，应予重新评价。而对“征服”二字，仅仅理解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种状态，并无意特别强调。得鱼忘筌，是所愿也。
二 大蒙古国的特色及历史影响
12，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被蒙古贵族拥戴为大汗，标志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此后历经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代大汗，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位于汉地为止，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在蒙元史上被称为大蒙古国时期。狭义的元朝概念，专指从忽必烈即位到1368年元亡为止的历史；而广义的元朝概念，也包括了大蒙古国这一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蒙古贵族四出征伐，所向披靡，建立了横跨欧亚，亘古未有的庞大帝国。大蒙古国半个世纪的统治，对蒙元历史、漠北草原历史、乃至中国历史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与前代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相比，大蒙古国具有其特殊之处。在前代的同类政权当中，凡占有中原者――如北魏和金，皆未有效控制漠北；即使仅占有中原部分地区的辽，也一直以大兴安岭南端、西拉木伦河上游一带为统治中心，对漠北草原大部只能实行部族式羁縻统治，控制并不牢固。北部边疆是长期困扰它们的一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促使它们衰亡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真正在漠北实施过有效统治的政权――如匈奴、突厥汗国，都没有能将势力伸入中原地区，它们始终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游牧政权，最后也亡于单一游牧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而大蒙古国则有所不同，它既崛起于并牢固控制了漠北，同时又完成了对中原乃至中亚等大片农耕地区的征服，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的游牧-农耕帝国，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奇迹。
情况还不仅如此。在对外征服完成后相当长时间里，大蒙古国仍然像最初一样维持着漠北作为统治中心和国家本位的地位，对所占有的农耕地区仅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加以控制。这是“征服王朝”特性在蒙元帝国初期的显著表现，也是理解大蒙古国历史的一个关键因素。从成吉思汗到蒙哥的四任大汗，都坚持实行草原本位政策，“视居庸以北为内地”〔9〕 ，而将中原只看作帝国的东南一隅，从未考虑过针对汉地的特殊状况，采用历代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加以统治和管理。在大蒙古国统治下的半个世纪中，中原法制不立，缺乏秩序和稳定感，贵族军阀剥削残酷，竭泽而渔，平民百姓“虐政所加，无从控告”〔10〕 ，其根源就在于这种间接统治方式和草原本位政策。窝阔台时耶律楚材当权，试图改变上述状况，但以失败告终。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定都汉地，改行汉法，并击败其弟阿里不哥的竞争，夺回漠北，才将蒙古国家的统治政策由草原本位变为汉地本位。大蒙古国也由此正式变成了元王朝。
大蒙古国半个世纪的草原本位统治，深刻地影响了以后元王朝的历史。首都虽然南迁，但漠北草原作为“祖宗龙兴之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统治集团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农业地区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草原本位政策的阴影长期笼罩不散。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元王朝早衰的原因之一（下文还要述及）。但另一方面，大蒙古国的统治却对漠北草原社会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蒙古建国前的漠北草原，千余年里民族更迭频繁，兴衰无常；而自蒙古建国至今的近千年中，漠北草原上一直只有蒙古族一个主体民族，即使在元朝灭亡、蒙古统一政权解体之后亦不例外。这应当说是漠北草原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性变化。
汤因比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曾将游牧文化归入“停滞的文明”的行列，断言游牧社会“基本上是一种没有历史的社会”〔11〕 。显然在他看来，游牧社会没有前进、发展，其历史仅仅限于单调的循环往复。从大蒙古国建立前后漠北草原的变化来看，他的这一看法恐怕失之偏颇。在蒙古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漠北草原上先后出现过由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建立的强大国家或部落联盟。它们虽曾盛极一时，曾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威胁，但其政权组织却都是建立在氏族或部族共同体基础之上。换言之，它们并没有冲破氏族或部族组织的血缘外壳，相反却通过这种血缘外壳构筑起政权，形成一种“部族联盟国家”。〔12〕 这些民族在草原上昙花一现，未能长期立足，是因为它们作为统治部族，与被其征服的草原诸部族一直未能成功地融为一体；而融合的不成功，又与其政权的上述特点有极大关系。蒙古建国后的情况则有了不同。大蒙古国将漠北草原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成吉思汗将草原百姓划分为若干千户百户，它们取代传统的氏族、部族结构成为新的基本社会组织和国家单位。在千户百户制度下，氏族共同体逐渐分解，草原上原有各部族不再像以前游牧国家治下的被征服部族那样能够保持自己组织的完整和相对独立，它们与统治部族――蒙古渐趋合一，形成全新而有持久生命力的蒙古民族。〔13〕正因如此，才有学者称大蒙古国为“中世游牧国家”的代表，以区别于此前的“古代游牧国家”；而漠北草原也由此完成了从“低度发展的文明时期”向“经典意义上文明时期”的过渡。〔14〕
在考察上述变化时，我们不能单纯强调成吉思汗所创制度的作用，而应当把眼光投向大蒙古国历史的全进程，乃至此后元王朝对漠北的继续控制。千户百户等制度的实施开始了草原氏族制瓦解、不同部族形成共同民族认同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假如大蒙古国在征服中原后很快将统治重心南移，假如漠北草原没有保持五十余年的帝国核心地位，那么草原上部族融合的趋势就可能中止甚至逆转，蒙古就可能成为漠北历史上又一个昙花一现的统治民族。大蒙古国统治的意义，在于蒙古贵族在这段时间里不仅继续巩固、强化了千户百户等新的制度体系，而且充分利用了被征服地区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财富、劳动力等――为漠北草原服务，使这一荒远的亚洲腹地进入一个超正常繁荣的黄金时期。波斯史家志费尼在极言当时草原生活变化幅度后说：“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丰衣足食”〔15〕 。这种持续稳定而繁荣的局面，大大促进了蒙古族消化草原各部族的进程。即使到忽必烈定都汉地以后，由于草原本位政策的残存影响，元朝统治者对漠北依然予以超常的重视，在行政上设宣慰司、行省等机构进行治理，在军事上派大量军队屯驻，在财政上不断给予巨额经费拨赐。终元一代，漠北一直由中央牢牢控制，与前代王朝（如唐、辽等）治下羁縻约束、叛服不常的情况截然不同。在这样一种平稳形势下，漠北的社会结构沿着成吉思汗开创的道路，渐渐发生着改变。元朝虽然在十四世纪下半叶灭亡，但漠北已经不会再像匈奴、突厥汗国崩溃后那样出现新的统治民族了。
一些学者用“家产制国家”（Patrimonial State）的概念来解释匈奴、突厥、蒙古等漠北古代游牧帝国的国家结构。的确，这一概念颇有助于我们理解此类游牧政权的特性，因为它们都具有游牧分封制的共同构造特点，而这种由汗室家族成员对游牧部众进行分割统治的方式明显脱胎于草原游牧民分割家产的方式。但另一方面，正如姚大力所指出，“家产制国家”在它的提出者马克斯・韦伯那里，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漠北游牧分封制国家只应看作其中一类特殊形态。〔16〕 实际上，中国古代由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其将统治重心移入中原之前，基本都具备韦伯所称“家产制国家”的条件，如君主的父权制家长权力大幅度外延、统治缺乏系统的科层制或官僚制、君主个人家政机关扩大为政权统治机构，等等。这些“家产制国家”可以根据它们对君主“家产”的不同处理方式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不妨称为“共管型家产制国家”，以东北平原上的女真国家和附塞的拓跋鲜卑、契丹国家为代表。它们对“家产”采取比较集中的管理方式，并未进行明显的分割。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上述民族建国前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个体家庭尚未完全独立，父系大家族作为社会、经济实体仍然普遍存在。而另一类则可以称作“分封型家产制国家”，以立国漠北的匈奴、突厥、蒙古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的建立者是真正的草原游牧民，在他们的社会中，个体经济更为发达，分散经营的趋向更加明显，因此对作为君主“家产”的草原国家也采取了分割经营的统治方式。匈奴在单于王庭左、右两翼，有二十四大部，分封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同姓“二十四长”。突厥有大、小可汗并立之制，小可汗下又有“设”的分封。蒙古则是由成吉思汗在建国后大封诸弟、诸子，以大汗直辖的大“兀鲁思”（蒙古语民众、国家之意）为核心，诸弟列于左翼，称“东道诸王”，诸子列于右翼，称“西道诸王”。
从入主中原后的情况，也可看出上述两类“家产制国家”的明显区别。第一类政权在建立汉式王朝后，其“家产制”色彩即表现为君主家族成员凭借其特殊身份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出将入相，占据重要职位。第二类的“家产制”表现则完全不同，最初以君主“家臣”身份出现的异姓贵族――而不是同姓家族成员――在以后的王朝历史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可能由于在古代草原游牧经济中家族经营的情况依然残存，同时也是出于维持政权统一以保持对外威势的需要，所谓“分封型家产制国家”的分封并不彻底，用于分割的仅是一部分“家产”。而帝国的核心部分仍由君主本人直辖，既属于家族公产，也是父家长权力的象征。因为同族子弟都已各自被向外分封，所以君主只能依靠异姓贵族来管理这份公产。如匈奴以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辅政，突厥则有俟斤、俟利发等早期官僚。与匈奴、突厥相比，大蒙古国的“公产”部分在国家中所占比重更大。《史集》记载成吉思汗时蒙古军队共129 000人，其中分封给子弟者仅28 000人，剩下101 000人皆由自己直辖。〔17〕而且分封主要限于草原，新征服的大片农耕地区都作为家族公产，由大汗统一派官治理。同时，蒙古的分封范围又更为广泛。除子弟分封外，后来还发展起了姻戚的分封，一些世代与汗室通婚的家族也得到封地。这样参与管理“公产”的，只剩下那些“家臣”阶层的次等异姓贵族。草原社会行政事务相对简单，因此在基本未占有农耕地区的匈奴、突厥国家中，异姓贵族势力的膨胀并不显著。大蒙古国则不然，它不仅征服了中原、中亚等农业定居区域，后来还进一步发展为汉族模式的大一统王朝，这就给了那些“家臣”――次等异姓贵族充分扩展势力的机会。
成吉思汗建国后，设立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处理行政、司法事务，同时扩建自己的护卫军――怯薛组织，并赋予它襄理国务的职能。大蒙古国时期，宗室、外戚按照“各分地土、共享富贵”的原则，在各自封地内行使统治权力。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主要表现为出席诸王大会，决定立汗、征伐等大事，平时并不亲自参加大蒙古国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而大断事官和怯薛成员（主要是其中主管文书的必^赤）作为大汗的亲信家臣，恰恰在后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如耶律楚材、忙哥撒儿、孛鲁合等人，都以权重著称。忙哥撒儿任大断事官，“有当刑者，辄以法刑之乃入奏，帝（按指蒙哥）无不报可。帝或卧未起，忙哥撒儿入奏事，至帐前扣箭房，帝问何言，即可其奏”。〔18〕这种次等异姓贵族势力膨胀的趋势在以后的元王朝有增无减。忽必烈行用汉法，建立了一套汉式官僚机构。诸王大会不常召开，宗室外戚各居封地，养尊处优，与国家日常政务已基本无涉。终元一代，迄今还找不出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哪一位宗室成员曾任宰相，外戚拜相者也只有寥寥数人。相反由次等异姓贵族组成的怯薛组织，却是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加上皇帝权力欲较弱、不勤政务，“大臣权重”遂成为元代历史的一个基本现象。元后期大臣燕铁木儿、伯颜相继擅政，权侔人主，几乎危及孛儿只斤氏的统治。甚至到元朝灭亡、蒙古退回漠北以后，异姓贵族的势力依然强大。他们挟持汗室成员，互争雄长，使草原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十五、六世纪之交，达延汗重振汗室权威，再度统一蒙古草原，并且又一次实行了分封。值得注意的是，达延汗虽以恢复成吉思汗事业的口号号召蒙古，但他的分封却与成吉思汗有很大不同，可以说更加彻底。他并未保留类似成吉思汗“大兀鲁思”那样由自己直辖、居中的家族公产，而是将全部领地分封为六万户。大汗统领左翼三万户，驻于察哈尔万户境内，到后来只能掌握这一个万户，并无力控制全蒙古。达延汗的这种分封方式，是不是有惩戒蒙元以来家臣势力膨胀教训的思想背景呢？对此还可以继续探讨。事实是他这种比较彻底的分封，的确保证了其后裔的特殊地位，抑制了异姓贵族势力的发展。然而蒙古的政治认同也因此而难以巩固，领主分立，汗权衰落，大蒙古国的荣耀最终只成为遥远的历史，也许是达延汗所始料不及的。
三 元朝的汉化迟滞问题
元朝的历史，如从广义上算，自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到1368年元亡，共一百六十三年。从狭义上算，则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汉地，改行汉法，建元中统，到1368年，只有一百零九年。作为大一统王朝，它的寿命并不长久。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古代许多大一统王朝都是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情况下走向灭亡的，而元朝则有所不同。终元一代，基本没有强大的外患，只在前期与西北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战争，到元朝中期战事已完全平息。元朝短命而亡，主要亡于内忧。由于内部治理不善，使得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过早地崩溃了。内部治理的问题究竟何在呢？我们过去习惯于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之类理由解释一个朝代的衰亡，元朝也不例外。但这类理由适用于任何朝代，无助于显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确，也只是表层的阐释。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此，就必须深入到各朝代的历史事实中探究其衰亡的具体缘故。对于元朝，恐怕需要从文化背景方面去找原因。也就是说，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文化差异未能弥合。
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走上汉化道路，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但如具体分析，它们各自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和疾缓，是大有差别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汉化道路与北魏、金、清等进入内地的北族王朝相比，显得尤为艰难、尤为迂回曲折，可用“迟滞”二字概括。所谓“迟滞”，不是指停止不动，而是指进展迟缓（相对于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国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蒙古大汗对汉地只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造成“汉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随着政权设置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初步告成，进一步推行汉法、弥合文化差异的工作趋于停滞。此后终元一代的汉化进程，虽在个别问题上还有发展，但总体来看并未越出忽必烈所画的圈子。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长期保存。统治者热衷于对外扩张、对内敛财，使社会元气在尚未充分恢复的情况下不断受到新的打击。凡此种种，都使得元朝成为一个没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统王朝。
元朝汉化的迟滞，是一个很复杂、值得探讨的题目。它有多种表现，其中的一些史学界已作过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视政策的推行等等，兹不赘言。此处想首先就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这一侧面来考察。在元朝，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这应当是汉化迟滞的一项主要内容。
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19〕 ，与其渐渐疏远。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按指其师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20〕 。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体政治环境制约，都未能有很大作为。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蒙古语的语法、词法还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辽、金、清诸朝都曾创立自己的文字，但没有哪种文字能对汉族地区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力。而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史料记载忽必烈与儒臣许衡的对话情况说：“先生每有奏对，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21〕可见忽必烈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这种情况在元朝诸帝中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后两个皇帝――文宗和顺帝，汉语文水平稍高，属于例外。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清人赵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22〕 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23〕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与汉化迟滞的特点相联系，元朝的政治体制也呈现出鲜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谓“既行汉法，又存国俗”。史学家孟森说：“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24〕 所谓“无制度”，不能理解为没有制度，而应当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与汉族王朝传统的典章制度差距较大，或者名同实异。元朝制度的二元性与辽代南北面官并立的形式不同，而表现为“蒙汉杂糅”，两种不同来源的制度互相联系，嵌合在同一运转系统当中。政权主体形式仍然是传统的汉式中央集权统治体系，残存的蒙古旧制则被各自配置在这一体系内部的不同部位发挥作用。北魏、金、清诸朝制度都有类似性质，但不如元朝明显。对于元朝的种种“蒙古旧制”，蒙元史学者大都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此处想说的是，元朝一些制度的制定和运行，表面看并没有很强的蒙古色彩，但其本质上却仍反映出文化差异的背景。这实际上也是制度二元性特色的重要体现。
不妨以吏员出职制度为例。吏员出职是元朝很有特点的一项制度，在此制之下官、吏相互流动，吏员成为中下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这些人缺乏正统儒家思想的熏习陶冶，道德观念和文化素质低下，却以刻薄文法相尚，对元朝的'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负有很大责任。曾有一些学者引经据典，将元朝的吏员出职与汉代制度相比附。实则正如许凡所指出，蒙古统治者在制定、完善这一制度时，并没有过多顾及传统汉族社会的有关典制。与其说元朝吏制是汉代制度的遗存或再生，不如说它是蒙古统治者特殊统治意识的渗透，是他们对汉地制度认识不深、汉化不彻底的产物。〔25〕 而作为吏员出职对立面的科举制度却突然停废，每当有恢复可能时，统治者总是作出对其不利的选择。恢复后，也有名无实，对用人格局没有根本触动。〔26〕统治者在制定制度、采取措施、进行各种选择时，其统治意识会导致决策的偏差，对历史产生影响，体现出偶然性，对此我们过去重视不够。事实上，元朝的很多制度变化，往往并不见得是制度自身发展（就较大历史范围而言）的自然趋势，而主要是因为打上了蒙古贵族统治意识的烙印，需要从文化差异的背景去解释。官制的混乱芜杂、分封制的重新抬头、相权的膨胀、地方权力的集中，大抵都可作如是观。
谈到蒙古贵族对汉地制度认识粗浅隔膜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孙铁穆耳（成宗）为皇储，授给他“皇太子宝”，武宗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这在汉地制度中绝对是非常荒唐的事，在元朝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制，错误地将“皇太子”当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将皇太后之号升格为“太皇太后”，大臣自当力争，指出“与典礼不合”，此事方才作罢。〔27〕 汉地传统制度，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作为授予元勋重臣的荣宠虚衔。而到元朝（主要是中期），却将它们作为赏赐随意滥授，甚至授予僧侣、宦者、佞幸、匠官，搞得三公“接迹于朝”。仅据仁宗延?五年五月的记载，礼部一次就铸造了太尉、司徒、司空印共二十六枚准备颁发。〔28〕 由于太尉等衔加授过滥，元中期人已渐渐不再称它们为三公，而以三公指代前朝一般称为“上公”、“三师”的另外三个更高的荣誉头衔――太师、太傅、太保。文宗时官修《经世大典》，就干脆说“我国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对车载斗量的太尉、司徒、司空则用“或置或否”四字轻轻带过。这一概念变化甚至被明朝所袭用。〔29〕
元朝汉化迟滞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多中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此作过研究，概括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30〕 而拓跋鲜卑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契丹情况亦然），女真（满族）人则很早就开始进行粗放的农业生产。因此前者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要比后者困难得多。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第三，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在建立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这一情况，也是北魏等北族王朝所不具备的。因此，很难将元朝汉化迟滞的责任归咎于忽必烈等某个帝王，它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因素。
在这个问题讨论行将结束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元朝名儒许衡，他很早即就此问题发表过十分令人回味的意见。至元三年（1266），许衡向忽必烈上疏，论述“立国规模”，集中谈到行用“汉法”的问题。当时忽必烈即位已经七年，汉式王朝的框架已初步奠定，国家统治重心的转移亦已完成。但在许衡看来，汉法的推行依然缺乏长远规划，“日计有余而月计不足”，“无一定之论”。他说：“必如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宜也”，可见他认为汉法还没有完全实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元朝汉化进程的估计相当悲观，认为“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其原因则是由于“国朝土余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万世国俗，累朝勋贵，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非聪悟特达，晓知中原实历代圣王为治之地，则必咨嗟怨愤，喧哗其不可也”。而且灭金以后“宴安逸豫垂三十年，养成尾大之势”，更加大了改革难度。因此许衡提出一套循序渐进的方针，“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要求忽必烈“笃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这样才有可能达到“致治之功”。〔31〕 这篇奏疏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元初的政治形势和元朝的历史特征。类似的低沉论调，在其他几个北族王朝是很难看到的。
一般而言，作为进入汉地的北方民族政权，其统治者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比较强的民族意识。这种自身民族意识可能会引发文化冲突，如北魏的崔浩国史之狱、清朝的强制剃发和文字狱，都酿成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并以统治者一方获胜告终。然而在个别问题上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不与文化差异的大小成正比。相反，这种个别冲突愈激烈，可能说明统治者虚弱自卑、对自身文化缺乏信心的心理愈加严重。元朝的情况则不然，其文化政策的自由和宽容颇为当代史学家所羡称，而同时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意识实际上又是保持最成功的。元王朝或许因此而早衰，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蒙古民族也因此而在元亡之后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传统，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反映出历史的复杂性。
四 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元朝
对于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元朝历史地位的评价，是一个在史学界已经谈论很多的话题。总体来看，似乎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不专治蒙元史、主要研究其他朝代历史的学者，从经济破坏和人身依附关系强化的方面出发，对元朝倾向于否定。〔32〕 而蒙元史专家则较多地强调元朝的积极因素，反对“特别夸大元朝的黑暗面” ，“说元朝一团漆黑，什么都糟得很”。〔33〕 这方面的讨论也许还会持续下去，大概不太可能、也不一定有必要得出完全一致的看法。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积极、消极两方面因素都很突出的朝代。元朝的大统一和民族融合，对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发展史有着深远的积极作用；元朝开放的文化政策和活跃的中外关系，也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作出了独到的贡献。但元朝统治所带来的经济破坏、落后生产关系注入、民族压迫与歧视等等消极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正、反两面内容体现在不同领域，很难比较孰轻孰重。
其实我们不妨采用另外一个思考角度来认识元朝，那就是元朝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问题。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南进浪潮，分别发生在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元时期。这两次浪潮卷入民族多、冲击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一定程度上都对汉族社会发展的本来趋势有所改变。对于第一次浪潮冲击的结果，田余庆先生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34〕 本系学长阎步克教授则形象地称北朝政治格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出口”〔35〕 。实际上，上述看法对解释宋辽金元时期的历史线索也是适用的。从“改变原来趋势”的角度出发，对于这两次冲击应当如何评价呢？目前对第一次冲击的看法比较一致，由于此后隋唐盛世的到来，大家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北族南下为中国历史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和新鲜血液，应予肯定。如采取同样的逆向考察方式来看第二次冲击，评价恐怕就会有所不同。因为金元之前的宋代以物质、精神文明的显著成就闻名，而其后的明清两代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高度发达的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统治。周良霄先生在他的《元代史》一书序言中就此有一段精辟论述：
“毫无疑问，元朝统一全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元朝还有它的消极方面。它主要的问题还不仅是一般大家都经常提及的战争破坏与民族压迫政策，因为战争的破坏毕竟只是在一些地区（如北方地区），民族压迫政策充其量也只是元朝的近百年统治期内起消极作用的因素。在我们看来，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在政治社会领域中由蒙古统治者所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譬如说，世袭的军户和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以军户为基础的军事制度等等。……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至于经济的发展，从两宋到明末形成明显的马鞍形，这是不言而喻的。”
周先生这段话告诉我们：要想对元朝历史作出比较实际和准确的评价，就应当将它放在更广泛的历史阶段中，特别是宋、明之间进行考察。由宋到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领域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要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赖于专家学者的大量深入研究。由于宋、明历史史料浩繁，问题头绪复杂，夹在中间的又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性最突出的元朝，因此这一跨时段考察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这方面的工作肯定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同样作为专制官僚制王朝，宋、明两代的政治气氛即有很大区别，宋代主宽而明代尚严。宋代是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期，颇有“开明专制”色彩，对政治领域中的各种非理性因素的抑制也比较成功，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36〕； 而明代的皇权及其附属物――宦官权势恶性膨胀，“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37〕 。这一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吗？还是完全由偶然因素所决定？恐怕都不是，其中应当有元朝的影响。在“家产制国家”色彩浓重的大蒙古国，由父家长权力发展而来的汗权至高无上。出使蒙古的欧洲传教士加宾尼说：“鞑靼皇帝对于每一个人具有一种惊人的权力。……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不管皇帝和首领们想得到什么，不管他们想得到多少，他们都取自于他们臣民的财产；不但如此，甚至对于他们臣民的人身，他们也在各方面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理。”〔38〕 这种观念一直保持到元王朝。周良霄先生通过若干问题的考察指出：“元朝的专制皇权已远较前代少所约束”，朝廷重臣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是主奴关系”，“所有这些，都导致皇帝的尊严愈增，专制主义皇权也进一步膨胀，这对于明初极端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成形无疑有它的影响”。〔39〕 的确，从元朝历史来看，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并非偶然。明代很多皇帝恣意妄为、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蛮横心理，应当来自元朝“家产制国家”的皇权观念。〔40〕
由于明初讳言对元制的继承关系，朱元璋又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创制立法”，元朝对明朝的很多影响、或者说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到今天已经不易察觉。但毫无疑问，这种影响是广泛存在的，可能其作用力还相当深远。明末思想家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41〕 黄氏身处国破家亡之际，痛定思痛，其历史反思不免言之过甚，但他的话对我们认识元朝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是有参考价值的。元朝的特性，也至少有一部分应当从这方面去考察。
注释：
（1〕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第二卷，第70页。
〔2〕 K.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ociety,Liao (907-1125) (Phil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 pp.1-32 . 此导言 已有汉译文，收入《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3〕 萧启庆：《近四十年来大陆元史研究的回顾》，收入作者《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 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4〕《魏书》卷2，《太祖纪》。
〔5〕《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二月。
〔6〕 金朝人梁襄在比较辽、金两代国家本位时说：“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 之临潢（按指辽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可 为佐证。见《金史》卷96，《梁襄传》。
〔7〕 《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8〕 《元史》卷58，《地理志一》。
〔9〕 袁桷：《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25。
〔10〕 许衡：《时务五事》，《鲁斋遗书》卷7。按此语出自许衡一篇散佚奏疏的残文， 《鲁斋遗书》将其附入《时务五事》第五篇“慎微”条下。但如细玩文义，此疏当上于中统 初年，与至元三年所上《时务五事》并非一时所写。《元文类》卷十三收录《时务五事》， 即无此段文字。乾隆五十五年刊十二卷本《许文正公遗书》卷7则将此文附在至元十七 年所上《更历疏》之后，更误。
〔11〕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66），上册，第205-214页。
〔12〕 参阅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一期（1987.12）；护雅夫：《突厥的国家构造》，收 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
〔13〕 在十二、三世纪之交漠北诸多部族中，仅有斡亦剌的蒙古化较为曲折。它直到元朝灭亡 后仍保持较强的独立性，称为瓦剌，长期与蒙古本部争雄。这一方面是因为它在蒙元统 治的相当长时间里尚属“林木中百姓”，生活环境偏僻，与蒙古腹地联系较弱；另一方 面则是由于其首领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在编组千户时得到照顾，原有部族组织保存较 为完整。尽管如此，它在明清之际仍以漠西蒙古之名见载，最终还是没有摆脱蒙古化的 归宿。
〔14〕 护雅夫前揭文；姚大力：《塞北游牧社会走向文明的历程》，收入张树栋等主编《古代 文明的起源和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5〕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80），上册，第22-24页。
〔16〕 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参阅Max Weber,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Oxford univ. press, 1947）,pp341-357. 〔17〕 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汉译本，1983），第362-384页。 〔18〕 《元史》卷124，《忙哥撒儿传》。
〔19〕 《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20〕 权衡：《庚申外史》卷下。
〔21〕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8 ，《左丞许文正公》引耶律有尚《考岁略》。
〔22〕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诸帝多不习汉文”条。
〔23〕 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24〕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上册，第29页。
〔25〕 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第137-139页。
〔26〕 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六期（1982.12）
〔27〕 《元史》卷143，《自当传》。
〔28〕 《元史》卷26，《仁宗纪三》。
〔29〕 《元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治典・三公》；《明史》卷72，《职官志一》。
〔30〕 吕思勉说：“从来北族之强盛，虽由其种人之悍鸷，亦必接近汉族，渐染其文化，乃能 致之。过于朴w,虽悍鸷，亦不能振起也。”此说可能适用于中国古代大部分北方民族， 但蒙古似乎是例外。见吕思勉：《中华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第73页。
〔31〕 许衡：《时务五事》，《鲁斋遗书》卷7。
〔32〕 傅筑夫：《中国历史上几次巨大的经济波动》，收入作者《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 店，1980）上册；漆侠：《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问题》，收入作者《求实 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3〕 韩儒林：《〈元史纲要〉结语》，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 1982）。此文后来作为“前言”载入《元朝史》上册。
〔34〕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360页。
〔35〕 阎步克：《魏晋南北朝官僚政治和制度・写作草纲》（打印稿）。
〔36〕 文彦博语，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
〔37〕 邓之诚语，见其《中华二千年史》（中华书局，1983），卷五上，第12页。
〔38〕 道森 编：《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汉译本，1983），第26-28页。
〔39〕 周良霄等：《元代史》，第470-471页。何兹全先生从人民对国家人身隶属关系强化的 方面进行分析，也得出结论说：“明清的专制主义，是从元朝继承来的，不是从秦汉继 承来的”。见其《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一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 年第5期。
〔40〕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明初专制集权的强化是打着“惩元之弊”的旗号进行的。但这与我 们上面的分析并不矛盾。明初人屡称“宋元宽纵”，实则宋元宽纵的表象相同而实质有 异。宋朝的宽纵可以说是宋初制定的既定国策，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思想在具体政 策上的表现。而元朝的宽纵主要表现出它作为“征服王朝”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法制上 的不健全，并非对臣下刻意宽容。与此相联系，我们还看到尽管元朝皇帝（或蒙古大汗） 享有无上的专制权威，但其时的君臣关系并不像明朝那样剑拔弩张。蒙古皇帝有非常强 的“天命”、“神授”自我意识，对作为自己“家臣”的朝廷官员没有太多的疑忌之心； 而元朝官员主要来源于蒙古、色目贵族和汉族胥吏，其政治态度也与富有强烈的道义原 则和社会使命感的士大夫阶层颇为不同。到明朝，君臣角色都发生了变化。一面是起自 寒微、心理脆弱的明太祖及其子孙，一面是在长期受到冷落后重新有了用世机会、跃跃 欲试的士大夫，君臣关系趋于紧张似乎可以理解。廷杖之制起于金、元，但两朝廷杖大 臣之例并不多见，不像明朝动辄棰楚交加，原因应当也在于此。
〔41〕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篇4：元朝的特性
元朝的特性 -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近十几年来，国内（主要指大陆）史学界在蒙元史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贡献出两部学术水平很高的断代史著作，即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和周良霄、顾菊英合著《元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以及一些专题著作和大量的学术论文。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学者可以不断选择问题、变换视角，见仁见智，对其进行不重叠的考察。本文打算将近年读书所得，结合元朝的特性这一主线，就若干问题稍陈管见。题目较大，而个人学识浅薄，本不当率尔操觚，其中浅陋愚妄之处，尚望学界师友垂谅。
一 从“征服王朝论”谈起
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着将历史简单化的倾向。以对各北方民族所建立王朝（以下简称“北族王朝”）的研究为例，学者多以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 为指导，重点强调各北族王朝学习、吸收汉文化以及民族融合、“建立各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一面，而忽视各族文化冲突、抵制、双向影响以及民族政策不平等的一面。实际上，后一面的问题十分重要，在元朝的表现尤为人所共见。近十几年来，蒙元史学者已对这方面作出大量研究，从而在事实上予上述总体偏差以不小的纠正。
然而，只有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作出类型划分，特别是从文化差异（主要是与汉文化的差异）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才会对这些王朝（包括元朝）的特性、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并无能力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只是想提到一种外国学者早已提出、运用而我们却长期回避、排斥的理论模式――“征服王朝论”。
“征服王朝论”是德裔学者魏特夫于本世纪前半期提出的。他在《中国社会史：辽》一书（与中国学者冯家升合著）的导言中认为：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按其统治民族进入内地的不同方式，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以十六国、北魏为代表；第二类为“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辽、金、元、清均属其列。各北族王朝与汉地的文化关系，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同化（Assimilation），而是双向性质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们对汉文化诸因子，并非被动地全盘接受，而是能够进行主动的选择。具体而言，它们对汉文化的态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征服王朝”较倾向于抵制，而“渗透王朝”较倾向于吸收。在诸“征服王朝”中，又由于从前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异，辽、元较倾向于抵制，而金、清较倾向于吸收。〔2〕这一看法问世以后，在西方以至日本、港台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引起若干争论。但在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它却一直受到冷遇，研究者多小心地避开这一论题，即使偶尔提及，也都是作为反面观点，斥之为“别有用心”、“居心叵测”。今天看来，我们的上述态度似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我们冷遇和批判“征服王朝论”的理由，主要是认为魏氏这一理论强调历史上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对立、冲突，有挑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民族关系的嫌疑。这种从现实出发的义愤或许有其理由，但学术研究毕竟不应该过多地受感情左右。魏氏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是否是在纯学术背景下提出他的理论，姑置不谈。我们所关心的，是他的理论对我们的研究是否有启发和借鉴价值。我认为，尽管魏氏“征服王朝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待商榷，但大体而言，还是值得参考的,特别是他对各北族王朝划分类型的努力应予肯定。固然“征服王朝” 的“征服”二字比较刺眼，但如果仅将它理解为一些北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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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关于元朝历史介绍
一、蒙古人建立元朝
1、关于蒙古帝国与元朝
蒙古帝国与元朝，是容易被许多中国人混淆的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
13世纪伊始，在(南)宋与金的冲突之中，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力量得以壮大。12，蒙古各部族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即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统领的政权实体就是历史上第一个蒙古军事奴隶制国家——蒙古汗国或大蒙古国。它当时的疆域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起大沙漠，北抵贝加尔湖。蒙古汗国的建立，是蒙古人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扩张的开始，此后骁勇善战的蒙古铁骑向西方大范围推进疆界。
1209~12，蒙古人先后征服高昌回鹘与西辽，为其打开了挺进中亚与欧洲的门户;接着便是蒙古人威镇世界的三次大规模的血腥的西征。三次西征奠定了这个世界性帝国的大部分版图，将现在的俄罗斯与欧洲大部、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波斯与印度西北皆收入势力范围。
在这些帝国的版图上，成吉思汗的儿孙统治着历史上著名的几大汗国。几大汗国其实只是军事征服下的联合体，各自独立发展成为几个不相统属的国家。
而元朝是蒙古人在闯进中原及击败南宋，将中华大地纳入游牧民族棋局的基础上建立的。
2、元世祖忽必烈
忽必烈生于l2，其祖父就是成吉思汗。1260年忽必烈称帝，即元世祖，并于1264年(至元元年)击败与其争夺汗位的幼弟阿里不哥，建都燕京，时称中都;1271年采纳汉人建议，定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即今天的北京);1279年剿灭南宋统一中国。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辞世。
元世祖忽必烈结束了中国长期的分裂状态，巩固和发展了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民族融合得到进一步加强。
3、文天祥的抗争与南宋灭亡
文天祥，1236年生于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他1256年中进士，1273年任湖南提点刑狱，次年调任“知赣州”，并组织万人起兵勤王以保行将就木的南宋王朝。
1276年，在与元军的战争中，南宋军节节败退，投降元军者不计其数。在这种形势下，文天祥被南宋朝廷派往元营谈判宋军投降事宜，被扣留，后寻机逃脱。次年，文天祥的部队曾一度收复江西兴国等地，但终因其南宋部队多为民兵武装，远不及元军骁勇，故一路溃败之势无法逆转，文妻亦被元军俘获。文天祥遂南逃至现今广东潮、汕一带俟机抵抗。1278年，已经名存实亡的南宋皇帝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同年，元军运用先进战术发起海、陆联合进攻，文天祥不敌，至五坡岭被元军抓获。
1279年，文天祥在押解途中经珠江口零丁洋，写下传世绝唱《过零丁洋》——“……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后经过近9个月的押解行程，文抵元大都，在狱中写下著名的《正气歌》。1283年，文天祥在柴市(现东四北大街府学胡同，或说为宣武门外菜市口)就义，时年47岁。
在与南宋的战争中，元军最终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一举消灭南宋，主要是由于元军选择的战略、战术正确，以及元军的能骑善射、灵活骁勇;而南宋朝廷长期沉湎于享乐，南宋人身形短小，善于弄文墨拙于肉搏。此外，元军在战争初期在打垮南宋抵抗力量之后所采取野蛮的屠城政策，对于南宋军民产生极大的威慑作用。从元军的人员组成来看，其实非蒙古人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突厥人和中亚其它一些民族的穆斯林占有相当的数量，由他们组成著名的“西域亲军”参加灭宋战争者多达数十万人。这些来自原先阿拉伯帝国的军士，许多人是研究、制造先进兵器的专家与工匠。例如，当元军由于攻城不克调来采用阿拉伯与波斯技术制造的威力巨大的“回回炮”时，有的城防坚固的城池甚至来不及抵抗顷刻之间即遭沦陷。
4、元朝的疆域
元朝不仅对外关系空前发展，由亚洲推广到欧洲和非洲，而且它的疆域辽阔广大，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元朝北至阴山以北，南至南海诸岛，东北到今库页岛，西北达到新疆、中亚地区。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地区、台湾部分岛屿及南海诸岛都在元朝统治范围之内。
明代宋濂之《元史·志第十地理一》首段亦有讲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浅议元朝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科学技术及文化艺术等成就
1、政治制度与经济开放
元朝结束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南、北分裂状态，建立了强大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是元朝首要的政治成就。元朝还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经过这一时期的融合，汉民族外迁、边疆地区各民族内移中原与江南、契丹和女真融入中华民族……
元朝的行政管理体制，设置有中书省，此外还有枢密院、御史台、司农司、宣政院、将作院、通政院及五卫亲军等。其中，中书省总领政务及百官，枢密院负责全国军事防务与作战，御史台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检察院，专门监察官吏腐败与渎职事宜。
元朝仿效阿拉伯及罗马帝国的行政体制，首次在中国设立行省，即今天的省级区划制度，计有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等11个行省(河北与山东西部由中书省直接管辖)。行省制度是自秦以来郡县制的一大发展，是中国行政管理制度的一次巨大革命，对后来政治制度影响深远。(行)省从此成为我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保留至今。
谈到元朝的政治制度，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黑暗 篇章是等级制度，即在政治上把国人分为4等，由下至上依次为南人、汉人、色目人(回回)与蒙古统治阶级。蒙古统治阶级出身于游牧民族，自身对于中原的农耕文化，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并非在行。这就决定了蒙古统治阶级在发展国家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诸方面必须要完全依靠其它民族的智慧与劳动，而等级制度毫无疑问是与之不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按今天的话说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等级制度在元朝末期激起普通中国人的极大反抗。也许这是元朝最终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朝在经济上奉行开放的政策，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而陆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无疑是元朝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动力。元朝继承与发扬两宋开放沿海与沿江的政策，并且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例如进一步扩大口岸开放，在口岸城市设立专门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元朝口岸极其繁华，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均远远超过两宋时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考证，当时的刺桐港(今福建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迹。当时的刺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尽，巨宗货物堆积如山。
在元朝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香料、药材等物质大批舶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著名的丝绸、瓷器亦大批漂洋渡海，甚至远赴欧洲。
这是中国历史上向世界、向海洋开放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与世界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空前的。而自此后的明代伊始，由于统治者盲目推崇惟我中华独尊的孤立主义思想，进而一概采取严格的“禁海”政策，中华民族因此逐渐淡出世界强者之林，并且最终难逃近、现代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屈辱。
虽然蒙古统治阶级发源于草原游牧民族，但是元朝入主中国之后，在元世祖时期即开始重视农业，很好地制定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使得农业水平有了提高。
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
中国古代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吕氏春秋》与汉朝的《氾胜之书》(“氾”音同“范”)，仅残存片言只语，而后魏的《齐民要术》在系统性上也远不如王祯的《农书》。《农书》全书约有13多万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元时中国南方棉花种植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并带动了纺织业发展，黄道婆等对改进与发明棉纺织技术做出了巨大贡献。纸币开始在中国大量流通，使元朝的经济生活进一步繁荣。
元大都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从运河和陆路，都有大量商品进入这座大都市。来自亚洲各国、欧洲，以及非洲海岸的商队和使者络绎不绝。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沿着时间的纵轴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2、科学技术及文化艺术等成就
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朝代达到像元朝那样的居于世界领先集团之列的水平或程度，可是我们的历史学教授们却似乎没有认真地加以讲授，原因何在?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统治时期，一些中国人似乎认为这段历史不存在最好。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作祟使然。既然今天的中国人能够为虚假的雍正辫子王朝喝彩一片，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元朝的科学文化之成就?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回避，因为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具有继承性的。所有中国人毫无疑问本应是这片土地上一切文明最直接的继承者。况且今天的中华民族本身早已经是一个聚集各民族血液与智慧的综合体。
元朝的科学技术达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学、数学，甚至医学居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
彼时，领先于世界的阿拉伯与波斯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原因恐怕在于元朝的帝国有实力征调大批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科学、技术精英前来中国。这些精英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大多是伊斯兰教徒。这些伊斯兰教徒和其他先前来华穆斯林一道，与中国其他一些民族经过长时间的融合，遂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回。回回把阿拉伯与波斯甚至希腊与罗马的天文、数学、化学、地理、医学、文学、哲学、历史等各方面知识在中国加以传播和介绍，其中尤以天文、数学等科技图书最多。
应该说这些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出现在元朝时期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中国在传统上一贯推崇“学而优则仕”及“重文章轻科技”的思想，例如缔造天府之国的李冰父子，远远无法与孔孟、朱熹等思想家或理学家，以及苏轼之类的文学家相提并论。但是这种状况却在元朝却有所不同。
(1)、天文学
元朝的天文学具有浓厚的“吸收”色彩，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元朝，天文学方面的科学技术造诣是世界水平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他们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
1260年，元廷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1271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还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剌丁(又译作扎马鲁丁、扎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管理此类工作。札马剌丁等一批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工作，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天文学家们不仅带来或使用一批先进的天文仪器(主要来自阿拉伯及波斯)，而且还设计并制造了许多先进的天文仪器。札马剌丁自己制作的天文仪器有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七种。这些仪器，当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研究科学史的英国李约瑟博士在谈及地球仪时说：“除公元前2世纪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仪(已失传)外，没有比马廷·贝海姆1492年的纪录更早的人。”可是札马剌丁的地球仪却诞生于1267年，比马廷·贝海姆的记录整整早了225年!
札马剌丁的地球仪是球状的，体现了寰球这一科学概念与设想。这无疑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进行了勇敢的否定，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天文学家(及水利和数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了简仪、仰仪和圭表等天文仪器，比丹麦人第谷的同样的仪器要早3。同时，他主张以实际观测为依据，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天文监测网[另外，郭守敬还设计、制造了大型计时仪器——七灯漏(大明殿灯漏)，该仪器是反映中国古代计时机械制造技术水平的代表作]。
在历法方面，札马剌丁依照阿拉伯历法编制有《万年历》;在此前后一段时间，尚有《回回历》被使用。《回回历》其实是阿拉伯太阴历，即目前仍在使用的伊斯兰教历。而王恂与郭守敬等合作，在反复学习、稽考《哈基姆星表》及其它资料的基础上，于1280年编制完成一部著名的历法——《授时历》。《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好的一部历法。在编撰《授时历》的工作中，王恂负责推演计算，郭守敬负责实际观测和制作仪器，另外还有许衡负责研究“天道”。《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有26秒的差距，其准确程度相同于现行公历，但比公历的使用要早300年左右。《授时历》自元以来一直延续使用了约360年。
(2)、数学
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这些美妙的数字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赠与我们的礼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五块铸有阿拉伯数字撤离形铁块，其中四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上述遗迹是1273年修建安西王府时，作为奠基埋藏的。
元朝是继两宋中国数学济身于世界水平的黄金时期。中国数学家不但继承、超越了以往的数学成就，而且众多来华穆斯林将先进的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的数学研究在元朝有了质的飞跃。
1280年，元代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最为称奇。13，《四元玉鉴》问世。其作者数学家朱世杰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则在1775年由法国人别朱提出同样解法。朱世杰的另一项成就是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的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得到高次差的内插公式;在欧洲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1676~1678年牛顿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
一般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明朝的徐光启在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并引进中国的，但是有学者认为，在此前的元代，此书已经被来华的穆斯林带到中国。
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后，由于科举大兴八股文模式并删减数学内容，以及珠算盛行，因此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数学便衰落了。
(3)、医药学
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频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进了中国人的重大发明及中医药知识广泛向外传播，而且使得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医药学典籍被带来中国并翻译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剂、滴鼻剂、露酒剂、油剂与糖浆剂等已经普遍得到推广应用。在元朝的秘书监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关于医药学方面的著作。中国传统医药学此时已经深受这些外来医药学的影响，特别是中药学扩大了“中药”的内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传来的“海药”。元朝政府在太医院下面专门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公元1291年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药物院”。著名的“回回药方”也是元朝时期从伊斯兰国家传来的。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经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国人治病。
元时的中国，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
《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回医药学典籍(作者不详)，原有36卷，少数残存本现可见于北京图书馆。该书多以汉语书写，同时夹杂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仅以少数残存本目录就可以看出，《药方》是一部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内容丰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学者根据残存部分推断，《药方》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其价值与中医古籍《外台秘要》相当。
(4)、元大都与“京通”大运河
北京的历史约有以上，然而今日的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建筑学成就而言，元大都堪称享誉中、外的建筑学艺术瑰宝。元大都城在技术方面的主持设计与参与建设者，是来华穆斯林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难以想象，这位建筑学家竟能够运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特色，结合世界上先进的建筑学风格，设计出格局宏大、规划严整，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元大都。参与元大都设计、建设的，还有一大批专家、学者、能工巧匠。全面地说，元大都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元大都自1267年开工兴建，至1285年历时18年建成。
除了一些伊斯兰教清真寺与__堂之外，元朝还在元大都兴建了国子监、孔庙，以及妙应寺、白云观等文化性和民俗性建筑。
元大都的经济繁荣同开凿通惠河密不可分。史书记载当时元大都每年要从南方运进粮食百万石以上，多时高达300余万石。在通惠河开凿之前，粮食从水路运抵通州后，要转经陆路方能抵达元大都城内。
公元1292年，郭守敬指挥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从通州到元大都，他设计七座水闸，这七座水闸彼此相距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计有斗门。郭守敬就是通过水闸和斗门的关闭与开放，调节运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导船舶顺畅通过。工程竣工后，元世祖亲自将这段164里长的运河命名为 “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国工程建设史上的杰作，其运用的巧妙方法与现在国外一些运河采用的技术是基本相同的。宋濂编撰的《元史·志第十六河渠一》亦有记载。
通惠河使用之后，前往大都的船只可由沿海进入河道，以及由大运河，最后经通州直达元大都城内码头(即今天北京积水潭)。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由完全的内陆城市变成东方繁荣、昌盛的大港。黄仲文《大都赋》有“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树，选九州之秾芬”之写照。
(5)、活版印刷术的改进
王祯(同时还是农学家)设计木活字及转轮排字架，并于12用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其《造活字印书法》(附于《农书》书末)是最早的系统地叙述活字排版印刷术的科技文献。
(6)、文学艺术
元朝的戏剧空前繁荣，有《西厢记》、《窦娥冤》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作品相继问世。元朝小说创作也是十分繁荣并波及此后的明、清两代。而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华优秀文学遗产，涌现出诸如马致远、马九皋、贯云石等散曲小令名家。
元朝对中国音乐的主要贡献是推广回回乐器——兴隆笙、殿庭笙、火不思、胡琴。其中火不思(又译“浑不似”)本是一种四弦的波斯弹拨乐器。将火不思四弦改造成二弦并使之成为拉弦乐器，就是现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胡琴。胡琴是中国最早的拉弦乐器。虽然胡琴的历史久远，但是与现代样式最为接近的胡琴出现于元代的中国。自元代伊始，胡琴这种伊斯兰乐器便取代先前在乐器演奏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乐器琵琶。后来的三弦也是在这两种乐器的基础上产生的。至今，胡琴、三弦更是广泛应用于中国戏曲音乐之中，成为所谓的“民族乐器”。
三、人在旅途——元代旅行家与中外交往
元朝时期，不仅阿拉伯与波斯等中东地区与中国的交往日益频繁，而且通过这些地区，欧洲与中国出现了重要的联系。国外的使者、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纷至沓来，其中最有名的是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与伊本·白图泰。
1266年，马可·波罗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即遣使臣随其西返，带去给罗马教皇的信，使臣因病阻隔于中途，信则被马可·波罗的父、叔二人辗转送达。数年之后，马可·波罗随二人东来，于1275年到达上都，向元世祖复命。此后马可·波罗遂留居中国达之久，还曾被委派为扬州官吏，并出使过一些国家。直到1291年，马可·波罗才离开他心爱的中国返回家乡威尼斯。
后来，马可·波罗因参加威尼斯的对外战争而被俘入狱，乃于狱中口授其旅行经历，由他人记录成为《东方闻见录》，即《马可波罗游记》。该书对元朝的政治、经济情况都有极详细的描写，盛赞中国的繁荣、富庶与发达。该书的问世使西方人大开眼界，引起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向往。
马可·波罗以后，便是罗马天主教士接踵而来。意大利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诺于1294年抵大都，建教堂三所，并用蒙古文翻译了__经典《新约全书》，后来还担任大都城区主教。孟德高维诺在中国前后居住将近30年。元朝末年，元顺帝曾经派遣一个使团前往罗马，受到教皇的盛情接待。随后教皇即组织一个多人的使团东来，该使团约在大都居住三年，然后取道海路返回欧洲。
欧洲人陆续来到中国和中国使者远赴西欧，这是元朝以前不曾有过的。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1346年(至正六年)来中国游历，考察中国风土民情。白图泰先后访问过泉州、广州、杭州以及元大都。返回摩洛哥后，白图泰将他的游历笔录成书——《伊本·白图泰游记》。这部旅行家笔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成为中世纪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民俗等方面一部价值极高的著作，被许多学者引用，至今仍是研究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资料。
中国旅行家汪大渊，于1328~1332年和1334~1339年先后两次从刺桐港出发远航，穿越阿拉伯海、波斯湾、亚丁湾及红海，是第一个可以稽考的去过摩洛哥和坦桑尼亚的中国人。有关其航行与旅途的综合性记叙——《岛夷志略》，对14世纪阿拉伯等地的政治、宗教，以及经济、航海和社会生活加以详细的记述，是了解该地区中世纪历史的不可或缺的资料。
在札马剌丁领导下编撰的《大元一统志》是一部集地理与历史等大成的名著，为后人研究当时的自然及社会状况提供了既详实又珍贵的文献参考。
四、元朝的结束
元朝末年，蒙古统治集团分裂，朝廷内部夺权斗争异常惨烈，使得元帝国变得摇摇欲坠;而连续出现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崩溃以及等级制度，更成为农民揭竿而起直接原因。于是，元朝的灭亡便不可避免了。
1351年，刘福通领导农民在颖州暴动，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在十几年的反抗斗争中，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不断壮大，逐渐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1367年，朱元璋发布讨元文告，派将军徐达率兵向北进取中原，次年攻占元大都，元顺帝妥欢帖木尔逃往蒙古草原。
五、结束语
哲学家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的作用是使人们认识自我。当我们面庞虚肿得必须要照镜子时，复习元朝的一段历史可以矫枉而不过正。
对于中国的历史，纯粹的文人教授已经“玩”儿的够多了。历史在这些文人教授的揉搓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蜕变成对“正统”的崇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狭隘的骄傲与自豪。
可是这种近乎封闭的崇拜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
似乎忽视原本并非“异类”的元朝的历史对中国的影响并未为一些人在意，可是抱定一种自以为是的历史观终于让全体中国人付出了代价!
忽必烈(1215～1294)
中国元朝的创建者
元世祖，拖雷正妻唆鲁禾贴尼的第二子。
忽必烈为藩王时，便热心于学习汉文化。1251年，长兄蒙哥即大汗位，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南驻爪忽都之地。他先后任汉人儒士整饬邢州吏治，立经略司于汴梁，整顿河南军政，并屯田唐、邓，收到积极效果。1253年，受京兆(今陕西西安)封地，忽必烈又在这里任诸儒臣兴立屯田，兴复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对他的拥护，为元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同年，忽必烈受命与大将兀良合台远征云南，灭大理国。1258年蒙哥兴师伐南宋，授命忽必烈代总东路军。1259年9月，忽必烈率师抵淮河，蒙哥在合州前线病逝的消息传来，忽必烈仍挥军自阳逻堡渡长江，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并以军接应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这时，得悉留守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擅自征兵图谋汗位，忽必烈立即采纳汉人郝经的献计，与宋约和，轻骑北返燕京。
篇6：关于元朝历史简史
元朝历史
元朝历史从至元八年(1271年)蒙古族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开始，到洪武元年(1368年)秋明太祖朱元璋北伐攻陷大都为止，元朝在全国的统治结束。前后共计98年。 元朝的前身为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元年(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建立大蒙古国。蒙古先后攻打西夏与金朝，并于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8月攻灭西夏，元太宗六年(1234年)3月攻灭金朝，完全领有华北。
在西方，蒙古先后发动三次西征，使蒙古帝国称霸欧亚大陆。元宪宗九年(1259年)元宪宗蒙哥于征伐宋战争去世后，领有汉地的四弟忽必烈与受漠北蒙古贵族拥护的七弟阿里不哥为了争夺汗位而发生战争，最后于至元元年(1264年)由忽必烈获胜。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建立元朝，即元世祖。
这场战争让蒙古四大汗国先后脱离与大汗忽必烈的关系，直到元成宗时期才承认元帝为大汗。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朝攻灭南宋，统一全中国，结束自唐末以来400多年的分裂局面。元世祖到元武宗期间是元朝的鼎盛时期，军事上平定西北，但在征伐日本、东南亚诸国却屡次失利，其中在元日战争战败。
元朝中期皇位频繁更迭，政治始终没有上轨道。元顺帝晚期，由于怠于政事、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为了治理泛滥的黄河又加重徭役，最后导致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元末民变。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派徐达北伐攻陷大都。元廷退居漠北，史称北元。建文四年(14)元臣鬼力赤篡位建国鞑靼，北元亡。
一、蒙古人建立元朝
1、关于蒙古帝国与元朝
蒙古帝国与元朝，是容易被许多中国人混淆的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
13世纪伊始，在(南)宋与金的冲突之中，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力量得以壮大。1206年，蒙古各部族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即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统领的政权实体就是历史上第一个蒙古军事奴隶制国家——蒙古汗国或大蒙古国。它当时的疆域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起大沙漠，北抵贝加尔湖。蒙古汗国的建立，是蒙古人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扩张的开始，此后骁勇善战的蒙古铁骑向西方大范围推进疆界。
1209~1218年，蒙古人先后征服高昌回鹘与西辽，为其打开了挺进中亚与欧洲的门户;接着便是蒙古人威镇世界的三次大规模的血腥的西征。三次西征奠定了这个世界性帝国的大部分版图，将现在的俄罗斯与欧洲大部、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波斯与印度西北皆收入势力范围。
在这些帝国的版图上，成吉思汗的儿孙统治着历史上著名的几大汗国。几大汗国其实只是军事征服下的联合体，各自独立发展成为几个不相统属的国家。
而元朝是蒙古人在闯进中原及击败南宋，将中华大地纳入游牧民族棋局的基础上建立的。
2、元世祖忽必烈
忽必烈生于l215年，其祖父就是成吉思汗。1260年忽必烈称帝，即元世祖，并于1264年(至元元年)击败与其争夺汗位的幼弟阿里不哥，建都燕京，时称中都;1271年采纳汉人建议，定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即今天的北京);1279年剿灭南宋统一中国。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辞世。
元世祖忽必烈结束了中国长期的分裂状态，巩固和发展了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民族融合得到进一步加强。
3、文天祥的抗争与南宋灭亡
文天祥，1236年生于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他1256年中进士，1273年任湖南提点刑狱，次年调任“知赣州”，并组织万人起兵勤王以保行将就木的南宋王朝。
1276年，在与元军的战争中，南宋军节节败退，投降元军者不计其数。在这种形势下，文天祥被南宋朝廷派往元营谈判宋军投降事宜，被扣留，后寻机逃脱。次年，文天祥的部队曾一度收复江西兴国等地，但终因其南宋部队多为民兵武装，远不及元军骁勇，故一路溃败之势无法逆转，文妻亦被元军俘获。文天祥遂南逃至现今广东潮、汕一带俟机抵抗。1278年，已经名存实亡的南宋皇帝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同年，元军运用先进战术发起海、陆联合进攻，文天祥不敌，至五坡岭被元军抓获。
1279年，文天祥在押解途中经珠江口零丁洋，写下传世绝唱《过零丁洋》——“……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后经过近9个月的押解行程，文抵元大都，在狱中写下著名的《正气歌》。1283年，文天祥在柴市(现东四北大街府学胡同，或说为宣武门外菜市口)就义，时年47岁。
在与南宋的战争中，元军最终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一举消灭南宋，主要是由于元军选择的战略、战术正确，以及元军的能骑善射、灵活骁勇;而南宋朝廷长期沉湎于享乐，南宋人身形短小，善于弄文墨拙于肉搏。此外，元军在战争初期在打垮南宋抵抗力量之后所采取野蛮的屠城政策，对于南宋军民产生极大的威慑作用。从元军的人员组成来看，其实非蒙古人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突厥人和中亚其它一些民族的穆斯林占有相当的数量，由他们组成著名的“西域亲军”参加灭宋战争者多达数十万人。这些来自原先阿拉伯帝国的军士，许多人是研究、制造先进兵器的专家与工匠。例如，当元军由于攻城不克调来采用阿拉伯与波斯技术制造的威力巨大的“回回炮”时，有的城防坚固的城池甚至来不及抵抗顷刻之间即遭沦陷。
4、元朝的疆域
元朝不仅对外关系空前发展，由亚洲推广到欧洲和非洲，而且它的疆域辽阔广大，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元朝北至阴山以北，南至南海诸岛，东北到今库页岛，西北达到新疆、中亚地区。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地区、台湾部分岛屿及南海诸岛都在元朝统治范围之内。
明代宋濂之《元史·志第十地理一》首段亦有讲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浅议元朝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科学技术及文化艺术等成就
1、政治制度与经济开放
元朝结束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南、北分裂状态，建立了强大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是元朝首要的政治成就。元朝还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经过这一时期的融合，汉民族外迁、边疆地区各民族内移中原与江南、契丹和女真融入中华民族……
元朝的行政管理体制，设置有中书省，此外还有枢密院、御史台、司农司、宣政院、将作院、通政院及五卫亲军等。其中，中书省总领政务及百官，枢密院负责全国军事防务与作战，御史台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检察院，专门监察官吏腐败与渎职事宜。
元朝仿效阿拉伯及罗马帝国的行政体制，首次在中国设立行省，即今天的省级区划制度，计有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等11个行省(河北与山东西部由中书省直接管辖)。行省制度是自秦以来郡县制的一大发展，是中国行政管理制度的一次巨大革命，对后来政治制度影响深远。(行)省从此成为我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保留至今。
谈到元朝的政治制度，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黑暗 篇章是等级制度，即在政治上把国人分为4等，由下至上依次为南人、汉人、色目人(回回)与蒙古统治阶级。蒙古统治阶级出身于游牧民族，自身对于中原的农耕文化，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并非在行。这就决定了蒙古统治阶级在发展国家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诸方面必须要完全依靠其它民族的智慧与劳动，而等级制度毫无疑问是与之不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按今天的话说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等级制度在元朝末期激起普通中国人的极大反抗。也许这是元朝最终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朝在经济上奉行开放的政策，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而陆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无疑是元朝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动力。元朝继承与发扬两宋开放沿海与沿江的政策，并且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例如进一步扩大口岸开放，在口岸城市设立专门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元朝口岸极其繁华，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均远远超过两宋时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考证，当时的刺桐港(今福建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迹。当时的刺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尽，巨宗货物堆积如山。
在元朝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香料、药材等物质大批舶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著名的丝绸、瓷器亦大批漂洋渡海，甚至远赴欧洲。
这是中国历史上向世界、向海洋开放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与世界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空前的。而自此后的明代伊始，由于统治者盲目推崇惟我中华独尊的孤立主义思想，进而一概采取严格的“禁海”政策，中华民族因此逐渐淡出世界强者之林，并且最终难逃近、现代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屈辱。
虽然蒙古统治阶级发源于草原游牧民族，但是元朝入主中国之后，在元世祖时期即开始重视农业，很好地制定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使得农业水平有了提高。
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
中国古代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吕氏春秋》与汉朝的《氾胜之书》(“氾”音同“范”)，仅残存片言只语，而后魏的《齐民要术》在系统性上也远不如王祯的《农书》。《农书》全书约有13多万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元时中国南方棉花种植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并带动了纺织业发展，黄道婆等对改进与发明棉纺织技术做出了巨大贡献。纸币开始在中国大量流通，使元朝的经济生活进一步繁荣。
元大都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从运河和陆路，都有大量商品进入这座大都市。来自亚洲各国、欧洲，以及非洲海岸的商队和使者络绎不绝。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沿着时间的纵轴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2、科学技术及文化艺术等成就
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朝代达到像元朝那样的居于世界领先集团之列的水平或程度，可是我们的历史学教授们却似乎没有认真地加以讲授，原因何在?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统治时期，一些中国人似乎认为这段历史不存在最好。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作祟使然。既然今天的中国人能够为虚假的雍正辫子王朝喝彩一片，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元朝的科学文化之成就?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回避，因为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具有继承性的。所有中国人毫无疑问本应是这片土地上一切文明最直接的继承者。况且今天的中华民族本身早已经是一个聚集各民族血液与智慧的综合体。
元朝的科学技术达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学、数学，甚至医学居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
彼时，领先于世界的阿拉伯与波斯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原因恐怕在于元朝的帝国有实力征调大批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科学、技术精英前来中国。这些精英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大多是伊斯兰教徒。这些伊斯兰教徒和其他先前来华穆斯林一道，与中国其他一些民族经过长时间的融合，遂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回。回回把阿拉伯与波斯甚至希腊与罗马的天文、数学、化学、地理、医学、文学、哲学、历史等各方面知识在中国加以传播和介绍，其中尤以天文、数学等科技图书最多。
应该说这些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出现在元朝时期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中国在传统上一贯推崇“学而优则仕”及“重文章轻科技”的思想，例如缔造天府之国的李冰父子，远远无法与孔孟、朱熹等思想家或理学家，以及苏轼之类的文学家相提并论。但是这种状况却在元朝却有所不同。
(1)、天文学
元朝的天文学具有浓厚的“吸收”色彩，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元朝，天文学方面的科学技术造诣是世界水平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他们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
1260年，元廷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1271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还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剌丁(又译作扎马鲁丁、扎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管理此类工作。札马剌丁等一批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工作，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天文学家们不仅带来或使用一批先进的天文仪器(主要来自阿拉伯及波斯)，而且还设计并制造了许多先进的天文仪器。札马剌丁自己制作的天文仪器有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七种。这些仪器，当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研究科学史的英国李约瑟博士在谈及地球仪时说：“除公元前2世纪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仪(已失传)外，没有比马廷·贝海姆1492年的纪录更早的人。”可是札马剌丁的地球仪却诞生于1267年，比马廷·贝海姆的记录整整早了225年!
札马剌丁的地球仪是球状的，体现了寰球这一科学概念与设想。这无疑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进行了勇敢的否定，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天文学家(及水利和数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了简仪、仰仪和圭表等天文仪器，比丹麦人第谷的同样的仪器要早300年。同时，他主张以实际观测为依据，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天文监测网[另外，郭守敬还设计、制造了大型计时仪器——七灯漏(大明殿灯漏)，该仪器是反映中国古代计时机械制造技术水平的代表作]。
在历法方面，札马剌丁依照阿拉伯历法编制有《万年历》;在此前后一段时间，尚有《回回历》被使用。《回回历》其实是阿拉伯太阴历，即目前仍在使用的伊斯兰教历。而王恂与郭守敬等合作，在反复学习、稽考《哈基姆星表》及其它资料的基础上，于1280年编制完成一部著名的历法——《授时历》。《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好的一部历法。在编撰《授时历》的工作中，王恂负责推演计算，郭守敬负责实际观测和制作仪器，另外还有许衡负责研究“天道”。《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有26秒的差距，其准确程度相同于现行公历，但比公历的使用要早300年左右。《授时历》自元以来一直延续使用了约360年。
(2)、数学
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这些美妙的数字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赠与我们的礼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五块铸有阿拉伯数字撤离形铁块，其中四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上述遗迹是1273年修建安西王府时，作为奠基埋藏的。
元朝是继两宋中国数学济身于世界水平的黄金时期。中国数学家不但继承、超越了以往的数学成就，而且众多来华穆斯林将先进的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的数学研究在元朝有了质的飞跃。
1280年，元代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最为称奇。1303年，《四元玉鉴》问世。其作者数学家朱世杰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则在1775年由法国人别朱提出同样解法。朱世杰的另一项成就是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的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得到高次差的内插公式;在欧洲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1676~1678年牛顿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
一般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明朝的徐光启在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并引进中国的，但是有学者认为，在此前的元代，此书已经被来华的穆斯林带到中国。
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后，由于科举大兴八股文模式并删减数学内容，以及珠算盛行，因此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数学便衰落了。
(3)、医药学
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频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进了中国人的重大发明及中医药知识广泛向外传播，而且使得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医药学典籍被带来中国并翻译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剂、滴鼻剂、露酒剂、油剂与糖浆剂等已经普遍得到推广应用。在元朝的秘书监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关于医药学方面的著作。中国传统医药学此时已经深受这些外来医药学的影响，特别是中药学扩大了“中药”的内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传来的“海药”。元朝政府在太医院下面专门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公元1291年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药物院”。著名的“回回药方”也是元朝时期从伊斯兰国家传来的。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经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国人治病。
元时的中国，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
《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回医药学典籍(作者不详)，原有36卷，少数残存本现可见于北京图书馆。该书多以汉语书写，同时夹杂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仅以少数残存本目录就可以看出，《药方》是一部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内容丰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学者根据残存部分推断，《药方》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其价值与中医古籍《外台秘要》相当。
(4)、元大都与“京通”大运河
北京的历史约有年以上，然而今日的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建筑学成就而言，元大都堪称享誉中、外的建筑学艺术瑰宝。元大都城在技术方面的主持设计与参与建设者，是来华穆斯林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难以想象，这位建筑学家竟能够运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特色，结合世界上先进的建筑学风格，设计出格局宏大、规划严整，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元大都。参与元大都设计、建设的，还有一大批专家、学者、能工巧匠。全面地说，元大都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元大都自1267年开工兴建，至1285年历时18年建成。
除了一些伊斯兰教清真寺与__堂之外，元朝还在元大都兴建了国子监、孔庙，以及妙应寺、白云观等文化性和民俗性建筑。
元大都的经济繁荣同开凿通惠河密不可分。史书记载当时元大都每年要从南方运进粮食百万石以上，多时高达300余万石。在通惠河开凿之前，粮食从水路运抵通州后，要转经陆路方能抵达元大都城内。
公元1292年，郭守敬指挥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从通州到元大都，他设计七座水闸，这七座水闸彼此相距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计有斗门。郭守敬就是通过水闸和斗门的关闭与开放，调节运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导船舶顺畅通过。工程竣工后，元世祖亲自将这段164里长的运河命名为 “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国工程建设史上的杰作，其运用的巧妙方法与现在国外一些运河采用的技术是基本相同的。宋濂编撰的《元史·志第十六河渠一》亦有记载。
通惠河使用之后，前往大都的船只可由沿海进入河道，以及由大运河，最后经通州直达元大都城内码头(即今天北京积水潭)。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由完全的内陆城市变成东方繁荣、昌盛的大港。黄仲文《大都赋》有“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树，选九州之秾芬”之写照。
(5)、活版印刷术的改进
王祯(同时还是农学家)设计木活字及转轮排字架，并于1298年用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其《造活字印书法》(附于《农书》书末)是最早的系统地叙述活字排版印刷术的科技文献。
(6)、文学艺术
元朝的戏剧空前繁荣，有《西厢记》、《窦娥冤》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作品相继问世。元朝小说创作也是十分繁荣并波及此后的明、清两代。而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华优秀文学遗产，涌现出诸如马致远、马九皋、贯云石等散曲小令名家。
元朝对中国音乐的主要贡献是推广回回乐器——兴隆笙、殿庭笙、火不思、胡琴。其中火不思(又译“浑不似”)本是一种四弦的波斯弹拨乐器。将火不思四弦改造成二弦并使之成为拉弦乐器，就是现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胡琴。胡琴是中国最早的拉弦乐器。虽然胡琴的历史久远，但是与现代样式最为接近的胡琴出现于元代的中国。自元代伊始，胡琴这种伊斯兰乐器便取代先前在乐器演奏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乐器琵琶。后来的三弦也是在这两种乐器的基础上产生的。至今，胡琴、三弦更是广泛应用于中国戏曲音乐之中，成为所谓的“民族乐器”。
三、人在旅途——元代旅行家与中外交往
元朝时期，不仅阿拉伯与波斯等中东地区与中国的交往日益频繁，而且通过这些地区，欧洲与中国出现了重要的联系。国外的使者、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纷至沓来，其中最有名的是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与伊本·白图泰。
1266年，马可·波罗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即遣使臣随其西返，带去给罗马教皇的信，使臣因病阻隔于中途，信则被马可·波罗的父、叔二人辗转送达。数年之后，马可·波罗随二人东来，于1275年到达上都，向元世祖复命。此后马可·波罗遂留居中国达17年之久，还曾被委派为扬州官吏，并出使过一些国家。直到1291年，马可·波罗才离开他心爱的中国返回家乡威尼斯。
后来，马可·波罗因参加威尼斯的对外战争而被俘入狱，乃于狱中口授其旅行经历，由他人记录成为《东方闻见录》，即《马可波罗游记》。该书对元朝的政治、经济情况都有极详细的描写，盛赞中国的繁荣、富庶与发达。该书的问世使西方人大开眼界，引起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向往。
马可·波罗以后，便是罗马天主教士接踵而来。意大利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诺于1294年抵大都，建教堂三所，并用蒙古文翻译了__经典《新约全书》，后来还担任大都城区主教。孟德高维诺在中国前后居住将近30年。元朝末年，元顺帝曾经派遣一个使团前往罗马，受到教皇的盛情接待。随后教皇即组织一个多人的使团东来，该使团约在大都居住三年，然后取道海路返回欧洲。
欧洲人陆续来到中国和中国使者远赴西欧，这是元朝以前不曾有过的。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1346年(至正六年)来中国游历，考察中国风土民情。白图泰先后访问过泉州、广州、杭州以及元大都。返回摩洛哥后，白图泰将他的游历笔录成书——《伊本·白图泰游记》。这部旅行家笔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成为中世纪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民俗等方面一部价值极高的著作，被许多学者引用，至今仍是研究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资料。
中国旅行家汪大渊，于1328~1332年和1334~1339年先后两次从刺桐港出发远航，穿越阿拉伯海、波斯湾、亚丁湾及红海，是第一个可以稽考的去过摩洛哥和坦桑尼亚的中国人。有关其航行与旅途的综合性记叙——《岛夷志略》，对14世纪阿拉伯等地的政治、宗教，以及经济、航海和社会生活加以详细的记述，是了解该地区中世纪历史的不可或缺的资料。
在札马剌丁领导下编撰的《大元一统志》是一部集地理与历史等大成的名著，为后人研究当时的自然及社会状况提供了既详实又珍贵的文献参考。
四、元朝的结束
元朝末年，蒙古统治集团分裂，朝廷内部夺权斗争异常惨烈，使得元帝国变得摇摇欲坠;而连续出现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崩溃以及等级制度，更成为农民揭竿而起直接原因。于是，元朝的灭亡便不可避免了。
1351年，刘福通领导农民在颖州暴动，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在十几年的反抗斗争中，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不断壮大，逐渐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1367年，朱元璋发布讨元文告，派将军徐达率兵向北进取中原，次年攻占元大都，元顺帝妥欢帖木尔逃往蒙古草原。
五、结束语
哲学家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的作用是使人们认识自我。当我们面庞虚肿得必须要照镜子时，复习元朝的一段历史可以矫枉而不过正。
对于中国的历史，纯粹的文人教授已经“玩”儿的够多了。历史在这些文人教授的揉搓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蜕变成对“正统”的崇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狭隘的骄傲与自豪。
可是这种近乎封闭的崇拜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
似乎忽视原本并非“异类”的元朝的历史对中国的影响并未为一些人在意，可是抱定一种自以为是的历史观终于让全体中国人付出了代价!
篇7：中国元朝历史
元世祖忽必烈于1274年(日本文永十一年)和1281年(日本弘安四年)两次出兵攻打日本,但都遭到失败,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战争结束后,日本跟元朝都没有建立起官方稳固的外交关系。但是日本商船还是经常到元朝把中国大陆的货物运回日本,这主要是因为元朝对外国贸易采取比较宽大的政策。但是文永之役以后,元朝采取了防范武装商人的措施,管理贸易的市舶司也时常有变迁,贸易统制日渐严厉,私人贸易被禁止,出入的内外船舶必须持有元朝发给的叫做公据的渡海证明书,按照货物数量进行课税。
这些方针对日本船执行的特别严格,开了后来明朝实行的“勘合贸易”制度的先例。(勘合贸易制度:勘合是一种外国君主向明王朝朝贡的凭证,由明王朝礼部制定,上盖骑缝印信,一分为二,一半交给外国君主,一半留明王朝。明朝海禁后,规定外国君主遣使朝贡时,必须携带发给的半印勘合与留存明王朝的半印底簿比对朱墨字号是否相符。)
从日本到元朝的贸易船有不少是以获得寺社营造费用为目的的,比如1325年入元的为了取得建长寺营造费用的建长寺船,1328年为了取得关东大佛营造费用的关东大佛船,1332年为了取得住吉神社营造费用的住吉社船,1341年为了取得天龙寺营造费用的天龙寺船等等。虽然他们形式上都是受到天皇朝廷敕许或者幕府派遣的,但实际都是贸易船。比如著名的天龙寺船,船长至本就保证不计盈亏,回国后向天龙寺缴纳现钱五千贯。幕府对这些为了筹备寺社建造费用的贸易船负担航行中的警备任务,防止海盗船掠夺。这些船入元的时间,是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庆元市舶司恢复以后的时期,官许船似乎是受到元朝给予的与一般商船不同的特别待遇。庆元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市舶司”是唐朝开始设立的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和收取税款的官署。
在元朝和日本的交往中,禅僧成为了一支重要力量。一山一宁(中国台州人,普陀山高僧,12以元使身份赴日未归。去世后被花园天皇赐以“国师”封号),清拙正澄(福建连江人,临济宗高僧。1326年应北条高时邀请赴日,去世后谥为“大鉴禅师”),明极楚俊(浙江宁波人,临济宗高僧,1329年赴日。受到后醍醐天皇和北条高时的宠信,被赐“佛日惠焰禅师”称号),竺仙梵仙(明州象山人,1329随明极楚俊一同赴日。受光严上皇和足利尊氏的皈依)等中国名僧的来日,奠定了日本禅宗文化的兴盛。通过禅宗流入日本的中国贵族教养,后来则成为了东山文化的基础。
元朝时期,袭击中国大陆的倭寇应当没有袭击高丽王朝的强烈,因为元代史料的残缺,难以知道当时倭寇的活动情况,不过根据《元史》里的部分记载和明初倭寇的猖狂行动,可见那时候倭寇也是比较活跃的。
《元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九年(1292),日本船至四明港要求贸易,因为船中藏有武器,元朝很警惕日本船图谋不轨,因而设立都元帅府以严海防。这是最初见到的元朝对日本船的防备态度,是元朝第二次入侵日本的“弘安之役”后第十一年的事情。随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于定海路设立千户所,防御倭船。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元朝官军不能抵抗。作为对应措施,元朝加强了庆元和台州等地的沿海军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元朝的日本商人的活动和高丽忠定王二年(1350)以后在朝鲜半岛大逞凶威的倭寇有许多不同之处。
第一,他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庆元,也就是浙江宁波附近。因为那里有“市舶司”,所以日本船是以贸易为目的前往庆元,只是在贸易不顺时才进行掠夺。
第二,倭船的攻击目标都是元朝官府。这是要求通商的日本船为了对抗通商的不利条件,或者为了对抗元朝官吏的蛮横而发生的冲突,与从开始起就把攻击目标放在粮食和人口上的活动在朝鲜半岛的倭寇本质上是不同的。
第三,从时间上看,日本人在元朝的行动要比朝鲜半岛倭寇行动激化的1350年早得多,两者应该没有因果关系。所以,日本商人在元朝庆元的活动,即使可以视为倭寇的一个先驱性形态,但并不等于狭义的倭寇。
篇8：中国元朝历史
元末农民起义是指元顺帝至正十一年至至正二十七年(1351—1367年)九月，中国元朝农民进行的反抗并推翻元封建王朝的武装斗争。朱元璋趁元军疲于对付北方红巾军，无暇南顾之机，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采取先西后东，先强后弱的战略，在具体作战中，稳步推进，集中优势兵力，先剪枝叶，然后动摇其根本，从而削平群雄统一了江南，为北上灭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基础。
元末农民起义著名的口号只是：“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或“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这个口号和黄巾起义一样，用迷信来反抗专制。
元末农民起义，读者的视线一般被朱元璋义军所吸引。明朝的创立就成了推翻元人统治的代名词。因此那段战国时代的主流历史有很多重要的 篇章被遗忘。朱元璋加入濠州义军，当女婿，成头目，独立一军，下采石，得浙东文人拥护高筑城广积粮，鄱阳湖大战，灭张士诚、方国珍，北伐大都。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但在北伐之前朱元璋军很少和元军主力作战。鉴于他建立了明朝，做了皇帝，故不把他列入英雄榜。
这次起义是古代中国最有典型的一次起义，一来起义有宗教背景，二来不单是农民起义，更是民族起义，第三个就是它是最成功的一次北伐，其他各代大都是南征，只有朱元璋的北伐成功而且还建立了长期政权。元朝末年政治腐败，民族分等级的政策已经造成极大的民怨，而元朝内部还四分五裂，争斗不止，这样的政权灭亡是迟早的事，就算朱元璋不北伐，陈友谅也会北伐，何况北方元朝内部的争斗的胜者最终也会篡权。不过这次起义军的战略还是很值得借鉴的，一开始韩刘两人用白莲教和民族矛盾做背景，声势极大，各地起义军都打红巾军的旗号，北方军一度在汴梁建都，三路北伐军还曾打到大都。
中国元朝历史三：少年成吉思汗经历的磨难
成吉思汗十三岁时，已经长成一个传奇般的少年了，他可以用歌声唤来天上的雄鹰，而用最硬的木头制成的弓，他一拉就折了。他每顿饭要吃一只羊，他每天都要骑着马去寻找远方仇人的影子。从父亲也速该被塔塔尔人用毒酒害死后，他的心里就开始被复仇的火焰给点燃了。一个十三岁孩子内心复仇的力量，是可以让草原上的草也感到震荡的呀。他一天天地练着草原上的武艺，马刀被早晨的风给吹得闪着锋利的光，而那张用长了一百年的松木做成的弓，已被他的手磨得光滑闪亮，上面都可以映出一个十三岁少年心中的火了。但英雄只有一颗鹰样的心，却没有一双鹰的翅膀。那会儿长得像是头豹子似的成吉思汗，已经骑坏了三匹最好的马，马是蒙古人的靴子，也是他们的命，没有了马就失去了前行的道路。而没有马的勇士只是一个空着手的人。成吉思汗的家里那会儿只有九匹很弱的家马，全家人所有的财产都在那里了。他在无奈中骑上了那匹小马，但没过几天，那匹马就倒下了。他的身体需要更强壮的马背。草原上最博学的人告诉他，有一天，那匹马会来到你的身边的，可是那匹马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复仇的痛苦中煎熬的成吉思汗开始了他最初的寻找，他觉得那马可能就在他命运的前方等着他。一天晚上，他梦见了一匹马，那马独自在草原上长跑。那匹马的眼睛闪动着猫眼的光泽。那双眼睛就是在夜晚也可以看清眼前的道路呀。他看到那马一直跑在风的前面，河流在它的蹄下一闪而过，没有什么可以拦住那马前奔的蹄足。他向前追赶，那马隐入了一片森林不见了，那匹马就像是一滴露水掉到了河里，失去了自己的足迹。成吉思汗醒过来后，就把那个梦与母亲月伦夫人讲了，月伦夫人是个坚强的人，她相信命运与神的暗示，她告诉儿子说，我儿铁木真，你相信梦想就去找你的翅膀，有了翅膀的男人才可以飞翔。
成吉思汗听了母亲的话，他开始寻找那匹梦想中的神马了，他在草地上一遍遍地画着那匹马的样子，可那匹马谁都没有见过，见过他画出来的那匹马的人都说那只是一个梦，不可能有那样的马的。成吉思汗走遍了斡难河周围的所有的树林，也没有听见那在梦想中出现过的马蹄声。
成吉思汗开始寻找梦中之马的时候，他的英武与魄力已经使仇人们感到了威胁，他们想趁豹子还没长大时，就让他在笼子里死去。那天，泰赤乌部落的贵族塔儿忽台带着一队骑兵前来袭击成吉思汗家。还没有还手能力的成吉思汗与母亲月伦夫人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急忙躲进了树林中。他的异母弟弟别里古台伐倒树木做藩篱，长于射箭的合撒儿在林中的空隙向那些骑兵射击。那些泰赤乌人在林子的外面大声地喊着：“我们只要铁木真出来，其他人都是我们的朋友……”那时的泰赤乌人只想把那颗仇恨的心灵中的火焰浇灭，不使他成为自己未来的威胁。铁木真在母亲的暗示下，独自一个人钻到了密林的深处。林子中绿色的叶子化成了他的衣服，泰赤乌人找不到他的身影，只好将那片林子团团围住。
铁木真在森林中躲了三天三夜，他觉得泰赤乌人可能早就走了，便想走出那片密林。然而那匹悄悄跟他出来的马匹的肚带好好的，背上的马鞍子却掉下来了，他想，这一定是上天警告我不要出去，上天的旨意我怎么可以违逆呢?于是他又在林中躲了三天三夜，当他再次准备走出森林时，一块像帐房那样大的石头却堵塞住了他的去路，他想，上天也许还是不让我出去，我的脚步走得这样的勉强，像是走在了棉花上。我只能在这里听候神的安排了。于是他又返回森林，继续在林中的叶片上隐藏。直到第九天，他觉得自己快要被饿死了，他才下定了决心走出那片森林，他想就是死也要死在敌人的刀下，像这样饿死被那些鸟儿与野兽吃了我的骨头，会使我的灵魂蒙羞的。他在自己灵魂的指引下，走出了那片森林，当他站在阳光下时，一直等着他的那些泰赤乌人就把他抓了起来。又饿又累的铁木真的双手失去了反抗的力量，他的身子被可耻的绳子给捆住了，那颗自己的灵魂开始流泪了。
胖子塔儿忽台命手下人给少年铁木真带上手枷和头枷。从一个营地到一个营地，巡行各处，游行示众，炫耀自己的胜利。铁木真的心在无数仇敌的注视与羞辱中流着血，那些目光使一个少年的心开始成长。每到一个营地，他都用那双愤怒的眼睛看着那些敌人，他想看清他们的欢乐与喜悦。他想，只有那些胜利的脸，可以告诉我失败是多么可怕。他看清他们，还为着以后要用他们的笑作为自己祭祀军旗的一种血礼。只有那样才可以洗清自己的耻辱与失败。
篇9：关于元朝历史简史
元朝历史
元朝历史从至元八年(1271年)蒙古族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开始，到洪武元年(1368年)秋明太祖朱元璋北伐攻陷大都为止，元朝在全国的统治结束。前后共计。 元朝的前身为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元年(12)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建立大蒙古国。蒙古先后攻打西夏与金朝，并于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8月攻灭西夏，元太宗六年(1234年)3月攻灭金朝，完全领有华北。
在西方，蒙古先后发动三次西征，使蒙古帝国称霸欧亚大陆。元宪宗九年(1259年)元宪宗蒙哥于征伐宋战争去世后，领有汉地的四弟忽必烈与受漠北蒙古贵族拥护的七弟阿里不哥为了争夺汗位而发生战争，最后于至元元年(1264年)由忽必烈获胜。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建立元朝，即元世祖。
这场战争让蒙古四大汗国先后脱离与大汗忽必烈的关系，直到元成宗时期才承认元帝为大汗。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朝攻灭南宋，统一全中国，结束自唐末以来400多年的分裂局面。元世祖到元武宗期间是元朝的鼎盛时期，军事上平定西北，但在征伐日本、东南亚诸国却屡次失利，其中在元日战争战败。
元朝中期皇位频繁更迭，政治始终没有上轨道。元顺帝晚期，由于怠于政事、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为了治理泛滥的黄河又加重徭役，最后导致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元末民变。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派徐达北伐攻陷大都。元廷退居漠北，史称北元。建文四年(14)元臣鬼力赤篡位建国鞑靼，北元亡。
一、蒙古人建立元朝
1、关于蒙古帝国与元朝
蒙古帝国与元朝，是容易被许多中国人混淆的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
13世纪伊始，在(南)宋与金的冲突之中，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力量得以壮大。1206年，蒙古各部族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即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统领的政权实体就是历史上第一个蒙古军事奴隶制国家——蒙古汗国或大蒙古国。它当时的疆域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起大沙漠，北抵贝加尔湖。蒙古汗国的建立，是蒙古人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扩张的开始，此后骁勇善战的蒙古铁骑向西方大范围推进疆界。
1209~12，蒙古人先后征服高昌回鹘与西辽，为其打开了挺进中亚与欧洲的门户;接着便是蒙古人威镇世界的三次大规模的血腥的西征。三次西征奠定了这个世界性帝国的大部分版图，将现在的俄罗斯与欧洲大部、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波斯与印度西北皆收入势力范围。
在这些帝国的版图上，成吉思汗的儿孙统治着历史上著名的几大汗国。几大汗国其实只是军事征服下的联合体，各自独立发展成为几个不相统属的国家。
而元朝是蒙古人在闯进中原及击败南宋，将中华大地纳入游牧民族棋局的基础上建立的。
2、元世祖忽必烈
忽必烈生于l2，其祖父就是成吉思汗。1260年忽必烈称帝，即元世祖，并于1264年(至元元年)击败与其争夺汗位的幼弟阿里不哥，建都燕京，时称中都;1271年采纳汉人建议，定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即今天的北京);1279年剿灭南宋统一中国。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辞世。
元世祖忽必烈结束了中国长期的分裂状态，巩固和发展了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民族融合得到进一步加强。
3、文天祥的抗争与南宋灭亡
文天祥，1236年生于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他1256年中进士，1273年任湖南提点刑狱，次年调任“知赣州”，并组织万人起兵勤王以保行将就木的南宋王朝。
1276年，在与元军的战争中，南宋军节节败退，投降元军者不计其数。在这种形势下，文天祥被南宋朝廷派往元营谈判宋军投降事宜，被扣留，后寻机逃脱。次年，文天祥的部队曾一度收复江西兴国等地，但终因其南宋部队多为民兵武装，远不及元军骁勇，故一路溃败之势无法逆转，文妻亦被元军俘获。文天祥遂南逃至现今广东潮、汕一带俟机抵抗。1278年，已经名存实亡的南宋皇帝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同年，元军运用先进战术发起海、陆联合进攻，文天祥不敌，至五坡岭被元军抓获。
1279年，文天祥在押解途中经珠江口零丁洋，写下传世绝唱《过零丁洋》——“……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后经过近9个月的押解行程，文抵元大都，在狱中写下著名的《正气歌》。1283年，文天祥在柴市(现东四北大街府学胡同，或说为宣武门外菜市口)就义，时年47岁。
在与南宋的战争中，元军最终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一举消灭南宋，主要是由于元军选择的战略、战术正确，以及元军的能骑善射、灵活骁勇;而南宋朝廷长期沉湎于享乐，南宋人身形短小，善于弄文墨拙于肉搏。此外，元军在战争初期在打垮南宋抵抗力量之后所采取野蛮的屠城政策，对于南宋军民产生极大的威慑作用。从元军的人员组成来看，其实非蒙古人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突厥人和中亚其它一些民族的穆斯林占有相当的数量，由他们组成著名的“西域亲军”参加灭宋战争者多达数十万人。这些来自原先阿拉伯帝国的军士，许多人是研究、制造先进兵器的专家与工匠。例如，当元军由于攻城不克调来采用阿拉伯与波斯技术制造的威力巨大的“回回炮”时，有的城防坚固的城池甚至来不及抵抗顷刻之间即遭沦陷。
4、元朝的疆域
元朝不仅对外关系空前发展，由亚洲推广到欧洲和非洲，而且它的疆域辽阔广大，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元朝北至阴山以北，南至南海诸岛，东北到今库页岛，西北达到新疆、中亚地区。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地区、台湾部分岛屿及南海诸岛都在元朝统治范围之内。
明代宋濂之《元史·志第十地理一》首段亦有讲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浅议元朝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科学技术及文化艺术等成就
1、政治制度与经济开放
元朝结束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南、北分裂状态，建立了强大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是元朝首要的政治成就。元朝还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经过这一时期的融合，汉民族外迁、边疆地区各民族内移中原与江南、契丹和女真融入中华民族……
元朝的行政管理体制，设置有中书省，此外还有枢密院、御史台、司农司、宣政院、将作院、通政院及五卫亲军等。其中，中书省总领政务及百官，枢密院负责全国军事防务与作战，御史台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检察院，专门监察官吏腐败与渎职事宜。
元朝仿效阿拉伯及罗马帝国的行政体制，首次在中国设立行省，即今天的省级区划制度，计有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等11个行省(河北与山东西部由中书省直接管辖)。行省制度是自秦以来郡县制的一大发展，是中国行政管理制度的一次巨大革命，对后来政治制度影响深远。(行)省从此成为我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保留至今。
谈到元朝的政治制度，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黑暗 篇章是等级制度，即在政治上把国人分为4等，由下至上依次为南人、汉人、色目人(回回)与蒙古统治阶级。蒙古统治阶级出身于游牧民族，自身对于中原的农耕文化，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并非在行。这就决定了蒙古统治阶级在发展国家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诸方面必须要完全依靠其它民族的智慧与劳动，而等级制度毫无疑问是与之不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按今天的话说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等级制度在元朝末期激起普通中国人的极大反抗。也许这是元朝最终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朝在经济上奉行开放的政策，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而陆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无疑是元朝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动力。元朝继承与发扬两宋开放沿海与沿江的政策，并且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例如进一步扩大口岸开放，在口岸城市设立专门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元朝口岸极其繁华，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均远远超过两宋时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考证，当时的刺桐港(今福建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迹。当时的刺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尽，巨宗货物堆积如山。
在元朝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香料、药材等物质大批舶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著名的丝绸、瓷器亦大批漂洋渡海，甚至远赴欧洲。
这是中国历史上向世界、向海洋开放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与世界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空前的。而自此后的明代伊始，由于统治者盲目推崇惟我中华独尊的孤立主义思想，进而一概采取严格的“禁海”政策，中华民族因此逐渐淡出世界强者之林，并且最终难逃近、现代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屈辱。
虽然蒙古统治阶级发源于草原游牧民族，但是元朝入主中国之后，在元世祖时期即开始重视农业，很好地制定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使得农业水平有了提高。
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
中国古代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吕氏春秋》与汉朝的《氾胜之书》(“氾”音同“范”)，仅残存片言只语，而后魏的《齐民要术》在系统性上也远不如王祯的《农书》。《农书》全书约有13多万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元时中国南方棉花种植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并带动了纺织业发展，黄道婆等对改进与发明棉纺织技术做出了巨大贡献。纸币开始在中国大量流通，使元朝的经济生活进一步繁荣。
元大都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从运河和陆路，都有大量商品进入这座大都市。来自亚洲各国、欧洲，以及非洲海岸的商队和使者络绎不绝。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沿着时间的纵轴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2、科学技术及文化艺术等成就
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朝代达到像元朝那样的居于世界领先集团之列的水平或程度，可是我们的历史学教授们却似乎没有认真地加以讲授，原因何在?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统治时期，一些中国人似乎认为这段历史不存在最好。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作祟使然。既然今天的中国人能够为虚假的雍正辫子王朝喝彩一片，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元朝的科学文化之成就?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回避，因为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具有继承性的。所有中国人毫无疑问本应是这片土地上一切文明最直接的继承者。况且今天的中华民族本身早已经是一个聚集各民族血液与智慧的综合体。
元朝的科学技术达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学、数学，甚至医学居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
彼时，领先于世界的阿拉伯与波斯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原因恐怕在于元朝的帝国有实力征调大批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科学、技术精英前来中国。这些精英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大多是伊斯兰教徒。这些伊斯兰教徒和其他先前来华穆斯林一道，与中国其他一些民族经过长时间的融合，遂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回。回回把阿拉伯与波斯甚至希腊与罗马的天文、数学、化学、地理、医学、文学、哲学、历史等各方面知识在中国加以传播和介绍，其中尤以天文、数学等科技图书最多。
应该说这些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出现在元朝时期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中国在传统上一贯推崇“学而优则仕”及“重文章轻科技”的思想，例如缔造天府之国的李冰父子，远远无法与孔孟、朱熹等思想家或理学家，以及苏轼之类的文学家相提并论。但是这种状况却在元朝却有所不同。
(1)、天文学
元朝的天文学具有浓厚的“吸收”色彩，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元朝，天文学方面的科学技术造诣是世界水平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他们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
1260年，元廷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1271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还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剌丁(又译作扎马鲁丁、扎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管理此类工作。札马剌丁等一批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工作，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天文学家们不仅带来或使用一批先进的天文仪器(主要来自阿拉伯及波斯)，而且还设计并制造了许多先进的天文仪器。札马剌丁自己制作的天文仪器有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七种。这些仪器，当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研究科学史的英国李约瑟博士在谈及地球仪时说：“除公元前2世纪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仪(已失传)外，没有比马廷·贝海姆1492年的纪录更早的人。”可是札马剌丁的地球仪却诞生于1267年，比马廷·贝海姆的记录整整早了225年!
札马剌丁的地球仪是球状的，体现了寰球这一科学概念与设想。这无疑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进行了勇敢的否定，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天文学家(及水利和数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了简仪、仰仪和圭表等天文仪器，比丹麦人第谷的同样的仪器要早3。同时，他主张以实际观测为依据，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天文监测网[另外，郭守敬还设计、制造了大型计时仪器——七灯漏(大明殿灯漏)，该仪器是反映中国古代计时机械制造技术水平的代表作]。
在历法方面，札马剌丁依照阿拉伯历法编制有《万年历》;在此前后一段时间，尚有《回回历》被使用。《回回历》其实是阿拉伯太阴历，即目前仍在使用的伊斯兰教历。而王恂与郭守敬等合作，在反复学习、稽考《哈基姆星表》及其它资料的基础上，于1280年编制完成一部著名的历法——《授时历》。《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好的一部历法。在编撰《授时历》的工作中，王恂负责推演计算，郭守敬负责实际观测和制作仪器，另外还有许衡负责研究“天道”。《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有26秒的差距，其准确程度相同于现行公历，但比公历的使用要早300年左右。《授时历》自元以来一直延续使用了约360年。
(2)、数学
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这些美妙的数字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赠与我们的礼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五块铸有阿拉伯数字撤离形铁块，其中四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上述遗迹是1273年修建安西王府时，作为奠基埋藏的。
元朝是继两宋中国数学济身于世界水平的黄金时期。中国数学家不但继承、超越了以往的数学成就，而且众多来华穆斯林将先进的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的数学研究在元朝有了质的飞跃。
1280年，元代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最为称奇。13，《四元玉鉴》问世。其作者数学家朱世杰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则在1775年由法国人别朱提出同样解法。朱世杰的另一项成就是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的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得到高次差的内插公式;在欧洲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1676~1678年牛顿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
一般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明朝的徐光启在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并引进中国的，但是有学者认为，在此前的元代，此书已经被来华的穆斯林带到中国。
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后，由于科举大兴八股文模式并删减数学内容，以及珠算盛行，因此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数学便衰落了。
(3)、医药学
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频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进了中国人的重大发明及中医药知识广泛向外传播，而且使得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医药学典籍被带来中国并翻译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剂、滴鼻剂、露酒剂、油剂与糖浆剂等已经普遍得到推广应用。在元朝的秘书监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关于医药学方面的著作。中国传统医药学此时已经深受这些外来医药学的影响，特别是中药学扩大了“中药”的内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传来的“海药”。元朝政府在太医院下面专门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公元1291年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药物院”。著名的“回回药方”也是元朝时期从伊斯兰国家传来的。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经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国人治病。
元时的中国，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
《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回医药学典籍(作者不详)，原有36卷，少数残存本现可见于北京图书馆。该书多以汉语书写，同时夹杂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仅以少数残存本目录就可以看出，《药方》是一部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内容丰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学者根据残存部分推断，《药方》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其价值与中医古籍《外台秘要》相当。
(4)、元大都与“京通”大运河
北京的历史约有以上，然而今日的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建筑学成就而言，元大都堪称享誉中、外的建筑学艺术瑰宝。元大都城在技术方面的主持设计与参与建设者，是来华穆斯林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难以想象，这位建筑学家竟能够运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特色，结合世界上先进的建筑学风格，设计出格局宏大、规划严整，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元大都。参与元大都设计、建设的，还有一大批专家、学者、能工巧匠。全面地说，元大都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元大都自1267年开工兴建，至1285年历时18年建成。
除了一些伊斯兰教清真寺与__堂之外，元朝还在元大都兴建了国子监、孔庙，以及妙应寺、白云观等文化性和民俗性建筑。
元大都的经济繁荣同开凿通惠河密不可分。史书记载当时元大都每年要从南方运进粮食百万石以上，多时高达300余万石。在通惠河开凿之前，粮食从水路运抵通州后，要转经陆路方能抵达元大都城内。
公元1292年，郭守敬指挥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从通州到元大都，他设计七座水闸，这七座水闸彼此相距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计有斗门。郭守敬就是通过水闸和斗门的关闭与开放，调节运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导船舶顺畅通过。工程竣工后，元世祖亲自将这段164里长的运河命名为 “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国工程建设史上的杰作，其运用的巧妙方法与现在国外一些运河采用的技术是基本相同的。宋濂编撰的《元史·志第十六河渠一》亦有记载。
通惠河使用之后，前往大都的船只可由沿海进入河道，以及由大运河，最后经通州直达元大都城内码头(即今天北京积水潭)。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由完全的内陆城市变成东方繁荣、昌盛的大港。黄仲文《大都赋》有“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树，选九州之秾芬”之写照。
(5)、活版印刷术的改进
王祯(同时还是农学家)设计木活字及转轮排字架，并于1298年用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其《造活字印书法》(附于《农书》书末)是最早的系统地叙述活字排版印刷术的科技文献。
(6)、文学艺术
元朝的戏剧空前繁荣，有《西厢记》、《窦娥冤》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作品相继问世。元朝小说创作也是十分繁荣并波及此后的明、清两代。而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华优秀文学遗产，涌现出诸如马致远、马九皋、贯云石等散曲小令名家。
元朝对中国音乐的主要贡献是推广回回乐器——兴隆笙、殿庭笙、火不思、胡琴。其中火不思(又译“浑不似”)本是一种四弦的波斯弹拨乐器。将火不思四弦改造成二弦并使之成为拉弦乐器，就是现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胡琴。胡琴是中国最早的拉弦乐器。虽然胡琴的历史久远，但是与现代样式最为接近的胡琴出现于元代的中国。自元代伊始，胡琴这种伊斯兰乐器便取代先前在乐器演奏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乐器琵琶。后来的三弦也是在这两种乐器的基础上产生的。至今，胡琴、三弦更是广泛应用于中国戏曲音乐之中，成为所谓的“民族乐器”。
三、人在旅途——元代旅行家与中外交往
元朝时期，不仅阿拉伯与波斯等中东地区与中国的交往日益频繁，而且通过这些地区，欧洲与中国出现了重要的联系。国外的使者、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纷至沓来，其中最有名的是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与伊本·白图泰。
1266年，马可·波罗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即遣使臣随其西返，带去给罗马教皇的信，使臣因病阻隔于中途，信则被马可·波罗的父、叔二人辗转送达。数年之后，马可·波罗随二人东来，于1275年到达上都，向元世祖复命。此后马可·波罗遂留居中国达之久，还曾被委派为扬州官吏，并出使过一些国家。直到1291年，马可·波罗才离开他心爱的中国返回家乡威尼斯。
后来，马可·波罗因参加威尼斯的对外战争而被俘入狱，乃于狱中口授其旅行经历，由他人记录成为《东方闻见录》，即《马可波罗游记》。该书对元朝的政治、经济情况都有极详细的描写，盛赞中国的繁荣、富庶与发达。该书的问世使西方人大开眼界，引起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向往。
马可·波罗以后，便是罗马天主教士接踵而来。意大利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诺于1294年抵大都，建教堂三所，并用蒙古文翻译了__经典《新约全书》，后来还担任大都城区主教。孟德高维诺在中国前后居住将近30年。元朝末年，元顺帝曾经派遣一个使团前往罗马，受到教皇的盛情接待。随后教皇即组织一个多人的使团东来，该使团约在大都居住三年，然后取道海路返回欧洲。
欧洲人陆续来到中国和中国使者远赴西欧，这是元朝以前不曾有过的。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1346年(至正六年)来中国游历，考察中国风土民情。白图泰先后访问过泉州、广州、杭州以及元大都。返回摩洛哥后，白图泰将他的游历笔录成书——《伊本·白图泰游记》。这部旅行家事迹苑岣幌枋档淖柿希晌惺兰偷乩怼⒗贰⒚褡濉⒆诮獭⒚袼椎确矫嬉徊考壑导叩闹鳎恍矶嘌д咭茫两袢允茄芯克卧贝泄氚⒗夜叵档闹匾柿稀
中国旅行家汪大渊，于1328~1332年和1334~1339年先后两次从刺桐港出发远航，穿越阿拉伯海、波斯湾、亚丁湾及红海，是第一个可以稽考的去过摩洛哥和坦桑尼亚的中国人。有关其航行与旅途的综合性记叙——《岛夷志略》，对14世纪阿拉伯等地的政治、宗教，以及经济、航海和社会生活加以详细的记述，是了解该地区中世纪历史的不可或缺的资料。
在札马剌丁领导下编撰的《大元一统志》是一部集地理与历史等大成的名著，为后人研究当时的自然及社会状况提供了既详实又珍贵的文献参考。
四、元朝的结束
元朝末年，蒙古统治集团分裂，朝廷内部夺权斗争异常惨烈，使得元帝国变得摇摇欲坠;而连续出现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崩溃以及等级制度，更成为农民揭竿而起直接原因。于是，元朝的灭亡便不可避免了。
1351年，刘福通领导农民在颖州暴动，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在十几年的反抗斗争中，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不断壮大，逐渐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1367年，朱元璋发布讨元文告，派将军徐达率兵向北进取中原，次年攻占元大都，元顺帝妥欢帖木尔逃往蒙古草原。
五、结束语
哲学家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的作用是使人们认识自我。当我们面庞虚肿得必须要照镜子时，复习元朝的一段历史可以矫枉而不过正。
对于中国的历史，纯粹的文人教授已经“玩”儿的够多了。历史在这些文人教授的揉搓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蜕变成对“正统”的崇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狭隘的骄傲与自豪。
可是这种近乎封闭的崇拜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
似乎忽视原本并非“异类”的元朝的历史对中国的影响并未为一些人在意，可是抱定一种自以为是的历史观终于让全体中国人付出了代价!
篇10：元朝历史小故事
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不是罗马帝国，不是大英帝国，也不是俄罗斯帝国，而是蒙古英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
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在50多的时间里，以总数不到40万人的军队，先后灭亡70多个国家，征服720多个民族，消灭各国军队人数超过千万，征服各民族人口数目达六亿，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蒙古帝国。其稳定时期版图面积超过3500万平方千米，版图最大时期面积超过4500万平方千米,占当时整个人类世界的五分之四还多.而现在整个亚洲的陆地面积(包括所有岛屿)不过4400万。
蒙古帝国与元朝，是容易被许多中国人混淆的、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元朝是中国的疆域，不包括蒙古帝国其它的四大汗国。
13世纪伊始，在南宋与金朝的战争之中，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力量借机壮大。公元1206年，铁木真陆续统一蒙古各部后，被推举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统领的政权实体就是一个军事奴隶制国家，它当时的疆域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起大沙漠，北抵贝加尔湖。蒙古汗国的建立，是蒙古人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扩张的开始，此后蒙古不断向外扩张。
1209年~1218年，蒙古人先后征服高昌回鹘与西辽，为其打开了挺进中亚与欧洲的门户;接着便是蒙古人的三次大规模的西征战争。三次西征奠定了这个世界性帝国的大部分版图，将现在的俄罗斯与欧洲大部、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波斯与印度西北皆收入势力范围。
这些帝国的版图上，成吉思汗的儿孙统治着四大汗国。早期的四大汗国虽然是附属于蒙古大汗的“诸侯”，然而后来它们其实只是军事征服下的联合体，各自独立发展成为几个不相统属的国家。
而元朝是蒙古人在征服中原及击败南宋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元朝的第一个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也是蒙古大汗的继承者，并且基本上与上述汗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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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风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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