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本土意义与历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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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本土意义与历史局限
中国现代美育理论是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一部分,拯救和改造国人心灵的启蒙意图决定了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在阐释西方现代美学和美育理论以及处理感性与理性关系、个性与社会性关系、美育与德育关系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本土化意义.由于历史的局限,这种理论存在着相对忽视感性和个性、夸大美育的社会功能和实践性较弱的局限.
作 者：杜卫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刊 名：学习与探索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Y & EXPLORATION 年，卷(期)：20xx “”(6) 分类号：B83 关键词：中国现代美育理论 本土化 启蒙思想篇2：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本土意义与历史局限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美育理论是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一部分，拯救和改造国人心灵的启蒙意图决定了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在阐释西方现代美学和美育理论以及处理感性与理性关系、个性与社会性关系、美育与德育关系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本土化意义。由于历史的局限，这种理论存在着相对忽视感性和个性、夸大美育的社会功能和实践性较弱的局限。
【关键词】中国现代美育理论/本土化/启蒙思想
一、作为启蒙思想的中国现代美育理论
中国现代美育理论是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一部分。20世纪前50年对中国现代美学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美学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改造，也就是广义的启蒙。这种启蒙的意向决定了中国现代美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也就是说，不管这些美学家如何强调审美和艺术的独立，注重审美的超脱或无功利性，其目的并不等同于西方审美现代性思想，他们归根到底是要想通过审美和艺术使国人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情感世界）产生变革，并由此推动中国当时的文化乃至社会发生变革。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这种问题域和思想指向决定了其“现代性”的本土化特征。
就西方来说，现代性是指“在启蒙运动中被建立起来的现代时期的中心特征”，“与纯粹理性至上和现代自我的自主决断相联系。现代人以理性为武器，寻求一种基于统一形而上学构架的普遍观点来看待世界。他们寻求他们自己的主体性自律，并拒绝历史、传统和文化的钳制”[1]。然而，要求绝对自主的理性与要求自律的艺术之间不仅有相同之处，而且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所以现代性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二元的矛盾、分裂结构。启蒙理性注重逻辑、规则和秩序，肯定工具理性，追求普遍性、确定性和稳定性，而审美现代性则反其道而行之，它反抗统一的逻辑、规则和秩序，批判工具理性，追求个性和差异，肯定感性和欲望，一句话，西方审美现代性是对资产阶级启蒙理性所拥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公开拒斥”。现代性分裂结构中的审美现代性往往呈现出与理性主义和资产阶级庸俗生活观念的对立，它起于哲学家和诗人对现代文化中感性缺席的危机感和对人的感性生存的本体论位置的忧虑，因而竭力追求感性生命和诗意的生存方式，同时排斥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对人的生存的内在意义。在这种西方现代性思想的阐释框架里，审美范畴的核心意义不再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而是感性反抗理性、排斥理性、超越理性，而这个“感性”具有了更为肉身化、非理性化、个体化和生存论的意义。
中国有一个被通常叫作“现代”的时期，但这个“现代”并不同于西方，它处于中国现代化的起始阶段，而不是现代化全面发展的阶段。历史地看，西方现代性中的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是前后相继产生的，而且前者又是后者产生的必要前提；而中国如果有审美现代性思想的话，那也首先是直接从西方输入的，而且是同启蒙理性差不多同时输入的。这是中国与西方在审美现代性话语产生背景上的一个重要差异。另一个明显的差异是，就当时中国发展的实际状况来说，社会文化中不存在西方启蒙理性的那种弊端，科学与民主、人的独立与自由这些启蒙理性话语，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众多美学家）看来正是中国社会现实和思想文化整体性改造所极为需要的。一般地说，在跨文化的思想交往中，接受主体的生活经验和生存需要总是或明或暗地决定着他自己对外域思想文化的理解和选择，在中国的这种特定语境中，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可能认真地关注现代化以及启蒙理性可能对中国人的生存和社会文化重建带来什么消极或负面的后果。因此，除了少数介绍性的文字外，当时中国几乎不存在以审美范畴为武器的、针对启蒙理性的现代性美学批判，更谈不上把审美范畴作彻底肉身化、非理性化、个体化和生存论的理解。
如果认真研究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现代美学家们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并不像他们各自所推崇的西方美学家那样，把感性和理性对立起来，而是主张感性与理性并举，艺术和科学并重，甚至试图通过美育来实现人的感性向理性的升华。例如，蔡元培通过对西方学术的研究和对西方诸国的实际考察得出一个结论：西方的进步主要得力于科学和艺术。他说：“世界各国，为增进文化计，无不以科学与美术并重。”[2](P729)“欧洲文化，不外乎科学与美术。”[3]可见，蔡元培是把科学和艺术看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大助力或推动力。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家中比较关注感性生命的，他的美学理论也相对接近西方审美主义的立场。但是，他对生命力的关注最终还是为了民族的复兴，而且在他看来，感性生命是理性得以确立的最内在的基础，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源头活水”。所以，他并不一概拒斥理性。实际上，他强调感性生命并不是出于对感性本身的绝对推崇，而是基于对理性精神和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视。对于理性和道德的特别关注是由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意识到的历史使命以及中西美学思想碰撞和交融所决定的，并不主要是这些美学家个人的学术兴趣或人生志向使然。因此，尽管这些现代美学家在论述美育的重要性时，都不同程度地夸大情感的价值和审美对于纯洁人心的作用，但是，从更为基本的层面上讲，他们更为注重情感和人心的道德意义。因此，审美被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文化功能来对待，为实现这种特殊功能，这些美学家就竭力主张美育。
二、对美育与德育关系的独特理解
就美育自身的基础理论来说，审美与道德的关系是具有核心地位的学理性问题，而且，就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可以继承的本土传统思想资源以及所面对的时代问题来说，审美与道德以及美育与德育的关系问题更显得突出。认真研究中国现代美学家关于德育与美育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和继承现代美育理论、建设当代中国自己的美育理论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现代美学家们几乎都十分强调审美、艺术的独立性。王国维肯定地说，哲学和艺术是“天下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当世之用者”，“愿今后之哲学美术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4](P8)；蔡元培接受了康德的思想，把审美与科学、道德“相为对待”，主张“纯粹之美育”，认为“美育要完全独立，才可以保有它的地位”[2](P60-61)；朱光潜更是强调审美和艺术的超功利性，在《文艺心理学》中，他说，“美感经验”是一种极端的聚精会神的心理状态，即形象的纯粹直觉，审美（艺术）世界是一个超越了实用功利和科学思维的“独立自足”的世界。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全面了解中国现代美育理论，我们会发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这些美学家同时非常强调美育与德育的协同。
王国维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古今中外之哲人无不以道德为重于知识者，故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他主张美育一方面是独立的情感教育，另一方面却是德育的手段[4](P58)。蔡元培谈教育的宗旨有所谓“五育”说、“四育”说、“三育”说的不同，却从来没有把美育放在独立的地位，而总是把美育归属于德育。他解释说，从前他将美育包含在德育里，由于近来人们“太把美育忽略了”，“为要特别警醒社会起见，所以把美育特提出来，与体智德并为四育”[5]。而他后来在为《教育大辞书》所撰写的“美育”条文中更明确地指出：教育的目的“以德育为中心”，美育和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朱光潜也认为，道德与审美（艺术）不能截然分开，美育应该与德育相贯通。他主张美育是德育的基础，道德的修养要从审美情感教育、趣味教育做起。再仔细分析下去，我们还会发现同样主张美育与德育协同的蔡元培和朱光潜，在具体的理论倾向上是不同的。
蔡元培办教育和著述，总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人道主义。他之所以重视并倡导美育，是因为美育具有“超脱”和“普遍”两种功效，这两种功效恰恰有助于他实现人道主义这个人类的启蒙理想。因此，蔡元培并不要求美育全然独立，而是主张美育归属于德育。通读蔡元培的所有论著，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他讲的道德有两层含义：一层属于现实的、形而下的，一层属于超现实的、形而上的。现实的、形而下的道德属于蔡元培所说的“现象世界”。超现实的、形而上的道德则是一种人文精神或人道主义观念，具有道德信仰的意味，属于蔡元培所说的“实体世界”。根据蔡元培的意思，美育对于培养道德观念的作用是提升现实的、形而下的道德，使之达到超现实的、形而上的道德。他后来在解释自己提出“美育”为“五育”之一的原委时说：“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估计，在教育上应特别注意。”[6]这表明，蔡元培所理解的美育的这两种作用归根到底是落实在对人的道德提升上面，他的确是把美育作为促进道德超越的途径或推动力。
朱光潜本着提升国人精神境界和实现人生艺术化的理想，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现代审美主义的观念，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传统儒家的乐教思想，他所提出的美育与德育关系的见解似乎更值得我们认真研读。同他主张情是理的基础、审美是道德的基础相一致，朱光潜认定美育是德育的基础。总括地看，他认为美育的这种基础性有三个要点：第一，“道德起于仁爱，仁爱就是同情，同情起于想像。”因此，朱光潜非常重视审美（艺术）活动中，主体与对象、作者与读者、读者（观众）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分享、交流和共鸣，认为这是具有重要而特殊的美育价值的。第二，人的道德发展基于健康的心理。他经常批判极端道德主义者排斥情感的观点和做法，认为通过压抑情感欲望来进行的道德教训总是适得其反，因为它违背了人的心理活动的基本规律。他借用当时心理学研究的新成果来说明：情感欲望是不可能被彻底压抑排除的，这种做法只能造成精神的病态和人格的扭曲，最后导致道德的堕落。而美育能够为本能欲望和情感提供一条健康发泄的途径，通过这种“升华作用”，本能和情感可以被提升到一个较高尚的境界，这本身也同时具有德育价值。第三，内心的和谐是道德发展的基础，没有内在性情的和谐的所谓道德是只有空壳的教条，它由于缺乏内在的真诚而容易流于虚伪，由于缺乏内在的情感动力而流于僵化[7]。所以，道德的修养要从怡情养性做起。
更值得注意的是，朱光潜所理解的情与理、审美与道德的融合或协同是有其特殊含义的。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在朱光潜的论著中发现两种道德的概念，一种是常常与审美相对的道德，一种是与审美相通的道德，而朱光潜所讲与审美联系密切的道德常常是指后一种，相当于王国维所讲的“德性”，也类似于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所讲的“美德”(Virtue)。这种道德之所以与审美相通是由于它本身就是以情为本的。从一般的常识讲，道德是理智的事情，但是，朱光潜却说：“人类如要完全信任理智，则不特人生趣味剥削无余，而道德亦必流为下品。严密说起，纯任理智的世界中只能有法律而不能有道德。纯任理智的人纵然也说道德，可是他们的道德是问理的道德(moralityaccordingtoprinciple)，而不是问心的道德(moralityaccordingtoheart)。问理的道德迫于外力，问心的道德激于衷情，问理而不问心的道德，只能给人类以束缚而不能给人类以幸福。”[8]根据朱光潜的理解，这里讲的“心”是“生情”的，所以“问心的道德”实际上是依照情的道德，是以情为基础的道德。既然“问心的道德”胜于“问理的道德”，整个的道德建设自然应该以情为本，因此，怡情养性的审美和艺术自然成了道德建设的根本之道，美育也就成了德育的基础了。当然，朱光潜并不简单地排斥理性和理智的道德，他坚持人是一个有机体的观点，理性的发展与感性的发展互为前提，相互促进；而且，感性比理性更基础，所以，理性的发展要以感性的发展为基础。就当时中国人的情形来看，他认为身心的健康是第一位的，许许多多的道德问题实际上恰恰根源于情感和趣味的不发达、不高尚。所以，中国人的`道德建设，甚至科学思维的发展要以感性的发展为前提。其次，他反对“绝对的理智主义”，认为只有情与理相互融合，一个人才能成为完人，无情的理智容易使一个人冷酷干枯。所以，中国人需要发展一种可以“融情”的“理”。朱光潜在人格教育上的这种思想，把西方具有审美现代性的美育理论和中国传统的儒家美育思想整合到了一起，他关于美育与德育关系的理论是极具本土化特征的。
三、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局限
当然，中国现代美育理论也不可避免地留有历史的局限。
第一，感性、个性的相对缺席。西方现代美育理论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在于对现代社会中人性异化的揭示的批判，从而使得现代美育理论成为了一种现代文化批判理论的思想资源。这种批判是从“理性压抑感性”这一历史现实出发的，其正题是人的感性生存和个性的完整。然而，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文化尚未进入完全现代化进程，席勒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现实地摆在中国现代美学家的面前。我们注意到，王国维、蔡元培和朱光潜这些美学家的美育理论中也有一种批判精神，但批判的对象不同，不是现代社会的异化，而是当时中国的国民性，所针对的是世俗的“私欲”、“物欲”，是“趣味低下”，是情感的“委顿，等等。当然，在西方现代美学理论中，针对工业化、商业化社会所产生的唯利是图、物欲膨胀的趣味批判也是有的，可是，当时中国的趣味问题并不是由于工业化和商业化所致，而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老毛病，即所谓“国民性”的弊端。这种毛病被这些美学家（当然也包括当时相当一部分理论家）归结到一个“私”字上，即所谓“私欲”、“专己性”，由此而引发的批判当然也更偏向于道德方面。这种批判的思想资源主要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中国本土的传统。王国维、蔡元培和朱光潜以先秦儒家的乐教和诗教以及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作为建构现代美育理论的传统思想资源，这也使得他们对道德问题有异乎寻常的关注；同时对美育功能的理解也多偏向于使情感“高尚”、“纯洁”，使趣味“脱俗”、“防卑劣”等等，其中的道德意味显而易见，而对于人的感性和个性发展却相对忽略。
从现代意义上讲，美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感性教育是以人的感性存在的独立意义为前提的。可是，在中国现代美育理论中，除了朱光潜曾对感性生命较为重视外，感性本身的价值经常被忽略。这种思想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美育理论，人的感觉、情感、想像、直觉等感性方面发展的价值还得不到充分的重视，甚至未被列入美育的具体目标。在诸多的美育论著中，感性的作用似乎只是促进理性发展的基础或改善德育的路径，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这种理性化、德育化倾向源自于对感性本身的轻视。再则审美作为一个感性范畴，其前提就是人作为感性的个体存在。由于忽视了感性也必然忽视个性。尽管诸多的中国现代美学家、教育家（如王国维、蔡元培等）都尖锐地批判过教育对个性的压抑，把发展个性作为教育改良的一个方向，但是，在他们的美育理论中，所关注的主要不是发展人的个性，而是发展社会性（即所谓“群性”）。当然，美育的确具有发展人的社会性的作用和任务，但是，就其特殊性来讲，美育偏重于发展人的个性。与德育相比，美育的这种特点更是明显。注重启蒙和道德重建的中国现代美学家们相对忽视了美育发展个性的重要功能，这种思想倾向也由于传统美育思想的支持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美育理论。事实上，中国当代教育中对感性和个性的轻视甚至压抑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学校经常排斥美育，或者把美育当作德育来实施，这是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反思的。
第二，夸大美育的社会改造功能。20世纪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从“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9]这一思路出发，多数中国现代美学家在论述审美和艺术的功能时，总不免夸大其词。他们往往夸大审美无利害性对于人心的教育作用，试图仅仅靠美育来消除国民私欲和物欲，从而提升情感境界；并通过夸大情感在个体行为动机和价值定向中的作用，从而夸大美育的社会改造功能。
这种思想的来源既有中国本土传统的影响，也有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有对西方美学理论的误读。就传统来讲，中国正统的乐教和诗教虽然十分独到地发现了艺术和审美对于人格塑造的基础性和道德内化功能，然而都过度评价艺术、审美对于人的教化作用，夸大美育和艺术教育对人们现实行为的推动、定向和规范作用。这种传统思想绵延两千年，致使历代文人在肯定甚至夸大文学艺术的教育功能时几乎都可以不假思索、无须论证，更不需要实践的验证。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美学家在把西方美育理论引入中国时，无一例外地把美育同传统的乐教、诗教黏合在一起，于是，美育的重要性以及它的教化功能也就不证自明了。例如，王国维在他的第一篇美育专论中，先介绍了康德的“审美无利害性”理论和席勒的美育理论，然后搬出中国本土“大圣”的乐教和诗教，并相互印证：“今转而观我孔子之学说。其审美学上之理论虽不可得而知，然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4](P157)但是，这种传统的美育理论是建立在对人的伦理化理解之上的，也就是说，孔子讲的乐教、诗教不仅主要是指伦理道德的教化，而且他并没有像德国古典哲学那样把人格分成理智、情感、意志等多个方面，而是就混沌的整个人格而言的。这种试图实现人的感性的理性化的儒家乐教思想实际上与西方现代美育思想是貌合神离的。中国现代美学家在理解西方现代美学时，比较关注审美的“有用”和“无用”，对“审美无利害性”命题也都作功能性阐释，似乎没有实用功利性的审美或艺术活动就可以使人在现实生活中超脱功利考虑和追求，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审美活动中的无利害性意识只是人的心理活动的一种状态，在认知或实践领域，人的心理状态会发生变化。而且，实用功利意识也并不一概是庸俗、有害的。
当然，人们多接触优秀的艺术作品和美的自然景观的确有利于情感和精神的提升，但事实上，审美无利害性只是审美过程中主体的一种知觉方式，它不可能有效地彻底消除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私心和物质欲望，更何况在物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的现实世界里，私欲和物欲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消灭。今天，我国的美育和审美理论中仍普遍流行着这种夸大美育作用的观念。从历史的观点看，20世纪前50年的一些美学家们实际上是借他们的美育理论表达他们对当时重建中国思想文化、改造现实社会的一种理想，一种具有浓重审美幻想色彩的文化理想。这种理论以其浓重的浪漫色调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学人和教育者，但是，它是无法走向实践的，也是无法经受实践检验的。而且，美育也只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多种教育途径之一，那种把美育作为教育的最高形式甚至唯一人道的形式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德、智、体、美都是重要的，而且无法相互替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吸收现代美育理论的人文精神的基础上，使我们的当代美育理论在观念上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语境相适应，在问题的提出、方法的选择等方面贴近时代、贴近教育实践、贴近儿童和青少年。
第三，对美育的具体实践问题研究的漠视。这种带有浓重理想色彩的美育理论还有一个相关的缺陷，那就是缺乏对美育实践问题的必要的关注和研究。20世纪前50年，论述美育的论著不少，但是，只有蔡元培、丰子恺等少数几位关注美育的具体实践。这种美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抽象的，它脱离具体的艺术教育，脱离课程，脱离中国儿童青少年的实际成长需要和特征。西方现代美育理论发展到20世纪，对美育的具体实践问题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特别是美学与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联姻而产生了一大批有鲜明实践导向性的理论成果，在诸如美育心理学、学校艺术教育、艺术课程、艺术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大大超越席勒的思辨性美育理论。我国当代美育研究却仍在重复前人的理论，很少有从事美育理论研究的学者走向学校，走进课堂，走入学生当中，研究具体的美育教学问题，这是有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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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理论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理论
摘要：民生与发展是中国当今社会最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追求民富国强的实质内容，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即渗透于一般管理理论并对其具有制约与重要影响的基本理念，亦即构成贯穿于特定理论体系并对主要内容具有关键意义与导向作用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理论主线;现代化建设;民生;发展
任何一个成熟的理论学科，都有自己学科的理论主线。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关于剩余价值规律的阐释;国际贸易学的理论主线是关于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主义的分析;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理论主线则是关于对计划与市场及其关系的说明等。研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从主体看，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管理思想的主线，即渗透于一般管理理论并对其具有制约与重要影响的基本理念，亦即构成贯穿于特定理论体系并对主要内容具有关键意义与导向作用的内在逻辑。
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的内涵与体现
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产生的，目的是研究现有条件下，如何合理配置组织的人、财、物等因素，以提高生产力水平。现代意义的管理学诞生以来，管理的质量与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并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年轻学科的勃勃向上。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通过对1980年前管理学领域的经典主张与重要理论进行分析，归纳出了现代管理学的主要流派，即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组织行为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经营管理学派，等等。
所谓现代管理理论，是继美国管理学家泰勒的规范管理理论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学科群，包括宏观方面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管理理论，中观方面的行业、系统、区域等管理理论，微观方面的组织、企业、学校、家庭等管理理论以及专业性的管理理论，例如工商、行政、财政、金融、市场、人力资源、风险危机、资源环境管理及领导科学等内容，企图在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面前，构建一个具有自适应力的理论体系。
以往管理学与现代管理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重视计划、组织、协调、指挥和控制的职能，强调效率并追求绩效;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现代管理理论把组织看成是一个协作的系统，认为管理应当以人为本，强调权变管理是两个或更多可变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更侧重于应用并服务于市场经济发展。以往管理学则认为组织的要素只包括人，忽视物和其他要素，过于强调规范、经验、条文而没有形成系统的人性化的理论体系。
虽然现代管理理论的内容庞大，而且各学说的内容与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组织、管理方式及运行模式，集中于效率与效益的获取。换一个角度考虑，也可以更加抽象地将现代管理学的研究概括为以下方面：
首先是生产力方面，研究如何使组织生产力与组织诸要素的关系相适应，合理配置并充分发挥与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从而将组织的生产要素有效、最大转化为实质性的需求均衡与社会效益;
其次是生产关系方面，研究如何合理设定组织制度，协调组织内部人员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与环境及其他相关者之间关系，促进组织以及组织与外部的和谐，调动与激发组织及其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再次是上层建筑方面，研究如何使组织行为与法律、政治、经济、道德等组织外部环境相适应，保证组织活动的合法、合理、合情。
可见，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实际上是组织内、外各类资源的分配以及各种关系的调节，归根结底就是配置与协调。
然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不能仅仅局限于现代管理理论的“配置与协调”，而是必须体现与中国的国情基础相联系的必然与特征。既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管理实践为基础，其理论主线必然是符合中国特色管理实践的逻辑归结，与中国国情相一致，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一致，与民族复兴相一致，与实现富裕与文明相一致，走向民富国强。那么，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就离不开中国人民百多年来对于民富国强的渴望与追求!问题是，中国长期以来面临的一直是相对贫穷与落后，要打破贫穷现状实现民富愿景，就必须切实解决民生问题;要改变落后面貌实现国家强盛，就必须科学解决发展问题。民富是国强之本，民富才可能实现团结稳定，进而增强国家对外的整体实力，达到国强的效果。于是，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配置与协调”具体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就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民生与发展”了。
民生与发展是中国当今社会最值得探讨，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追求民富国强的实质内容。民生问题其实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吃穿住行用、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生活方面。发展问题就是促进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可持续的发展，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方式与过程。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离不开民生与发展，民生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引领与指导。
回顾一下旧中国民贫国弱的屈辱和历史先哲的明鉴，有助于问题的认识。清朝末年，由于满清政府的腐化和列强的经济、政治侵凌，内忧外患、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为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经济困境，孙中山响亮提出了民生问题，以此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重心和中心。他认为：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民生问题才可以说是社会的源动力;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的中心。
如何解决民生问题呢?这就是发展，核心是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配合民生的价值取向，通过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相互配合增进下的动态变迁过程，对内提供国民机会使之提高并实现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能力，对外则促进国家永久适存于世界。孙中山民生与发展思想的整体目标是：民族、民权、民生;立国、建国、大同。只有民生，只有发展，只有复兴，只有自强，才能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我国历史条件及国际形势下，只有解决好民生与发展问题，实现民富国强，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生路!
“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里的“民”，就是百姓的意思。《辞海》中对于“民生”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是一个带有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的词语，语境中显然渗透着一种大众情怀。现代社会民生和民主、民权相互倚重，而民生之本，也由原来的生产、生活上升为生活形态、文化模式、市民精神等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特征的整体样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根本任务是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与环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实现现代化;具体目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市场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逐步缩小国民间差距及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尽快走到世界经济的前列。
以上内容无一不与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质量及社会生产的现代化、社会化密切相关。前者即为民生问题，后者就是发展问题。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本身就是解决民生问题，可见，“民生”蕴含于“发展”之中，而“发展”的道理及其精髓体现在“民生”之中。
民生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及管理实践与理论的意义在于：第一，民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与利益问题，以富民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富强。第二，民生是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注重改善和保障民生，走向文明与富强。第三，民生是体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宗旨的基本标志。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时期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富民强国。此外，民生还集中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富裕、健康、公平、正义、法治、和谐、安居乐业、富裕文明历来都是人类最美好的追求和期盼。可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民生密切相关，民生既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同时又是管理活动与管理过程的要求与平台。民生范畴作为现代管理的中国式表达方式，既体现了现代管理活动与行为的本质内容，又彰显了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发展”则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指变化的趋势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早期“发展”的主流思想是强调资本积累、计划性与工业化的重要性，倡导双元经济并存，注重结构主义分析，主张进口替代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后来关于“发展”的研究出现了若干明显的新趋势，主要是更多地采用了经验分析的`方法，注重实践，关注影响发展的各种因素，进一步强调增长和发展的目标，研究的内容趋于具体化、国别化。
这种趋势，实际上与确定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是基本吻合的。管理学的发展则主要是指人的发展，具体为人类个体、群体、整体与自然的和谐，包括生产进步、技术创新、人员结构调整以及规模性扩大、管理制度创新等，从而为社会及其基础形态、组织进步创造与提供有利的物质与文化条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认为：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包容的和谐发展;是既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谋求自身发展维护世界稳定的和平发展。可见，科学发展的内涵与外延不仅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实现形式，而且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路径与手段。
发展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及管理实践与理论的意义在于：
第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本质追求;
第二，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第三，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国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指导方针，是统领国家各项工作的总方针。
总之，发展不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现代管理活动、过程与理论的实质性内容与手段。没有发展，管理就失去了意义;同样，没有管理，发展就是盲目与混乱的。
综上，现代化建设的目的与归宿是民生，方式与过程是发展;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关节点与关键词，故而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不可少的理论主线。只有解决好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才能实现发展，达成民富国强。这也正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目的。
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研究的必要性
客观地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与中华民族近现代所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伟大目标应该是一致的。要强调的是，不仅民富是国强之本，而且民是国的组成部分，肯定人、重视人，求发展、重民生是现代管理理论所认同的普适理念。为了实现民富国强的伟大振兴，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得以提升，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建设就必须立足国情，放眼未来，客观、科学概括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理论主线。
(一)理论主线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的地位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辛亥革命以来在中国国情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继承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总结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学习并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的经验与理论，以追求和实现现代化为主题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由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以也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管理理论，因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现代化，西方管理理论中国化，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管理实践理论化及管理经验系统化是必然的。研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并根据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性而有所创新，是我国管理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探讨中国现代化管理理论的主线问题，从实践与主体看，侧重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民经济虽然有了巨大发展，但是总的来说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与社会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主要矛盾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能不围绕着如何从理论上说明这一矛盾的理论路径、模式、程序、方法等诸方面展开，所涉及的一系列方面与问题必然是研究这一主要矛盾的理论延伸或深化。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正是为了阐释实现民富国强这一民族夙愿而进行的，其意义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
首先，准确概括学科的理论主线有利于加深对该学科的认知。对于学科的理论主线概括得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对该学科内容的研究到位、深刻、科学与否。对于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准确概括其理论主线尤为重要。
其次，正确把握学科的理论主线有利于明确该学科的研究方向。各学科的理论主线在学科研究过程中无处不在，认识并把握这个大前提，对于推进学科研究以及逻辑结构，内容梳理才会更加客观、严密、公允，重点与要点才会更加突出。
再次，明确规范学科的理论主线有利于掌控该学科的全面性。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必须避免主观性、片面性与僵化性。这些情况的出现，不能说与学科理论主线的归纳不明确、不规范无关。一般而言，学科的理论主线贯穿该学科的全内容、全过程。全面认识学科知识，深刻把握学科过程，重要方法是认识并抓住理论主线与重点，只有提纲挈领，才能纲举目张。
(二)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关键内容
民生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收入、教育、医疗、社保、住房问题，还包括反腐倡廉、政治文明、社会稳定、文化建设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当然，收入是保障民生最主要的物质手段，但只是整个民生问题中的浅层或表层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眼光不能仅仅盯在收入分配上，要统筹兼顾，全面解决，包括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及住有所居等基本民生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无不与现代管理理论密切相关。
发展是人类社会追求和满足自身利益的基本活动与过程，科学的发展观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发展的系统机理、构成及其内在联系，解决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从而推进全面、协调、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意义就在于要增强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合理配置，统筹兼顾，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切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使中国迅速摆脱贫穷和落后状况，实现民富国强。
(三)民生与发展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意义
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建设考虑，一方面，富民强国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已经明确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只有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只有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稳定发展，才能实现国家的和谐和稳定，从而体现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的必要性。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必要内容，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起着衔接和支撑作用，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基础。
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任务及目标考虑，其基本任务是总结规律、提高效率、促进发展、服务社会。为达到“总结规律”的学科目标，就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平台解决好民生需求和科学发展问题，切实强化该理论的基础性研究。与此同时，民生问题既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前提;发展问题是改善民生的同时需要快速反应的必然要求，必须与民生同步，是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
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考虑，民生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继续探索并深化认识;构建适合中国实际的、把民生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制，不仅是建设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民生与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相互制约与促进，贯穿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始终。
三、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研究的意义
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建设，首先是在关注民生与发展问题的同时推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
首先，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主要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对象、任务、方法和研究特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逻辑与构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国情基础与理论创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分期与发展阶段;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与重要原则;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范畴与理论主线;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时代特征与学科特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与重要里程碑，等等。这些内容无一不与民生与发展问题相关联。在中国，离开了民生与发展，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建设就难以阐释清楚。
其次，应当明确，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内容其实也是民生与发展问题的不同理论形态或阐释方式，只不过是角度、层面、重点、表述有所不同罢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对于民生与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是在一般的普通背景下进行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整体条件下进行的，综合了新中国发展的多重矛盾，在整体考察上具有密切相关性，在具体问题上具有层次渐进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置放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基础之上，才能确立学科地位，打通学科命脉。
理论主线是学科建设的命脉，是理论研究的基轴与核心。抓住并突出理论主线，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才会得到实质性与快速性的发展。
(一)概括这一“理论主线”是推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民生与发展既是中国现代管理活动与过程中的重点与关键，又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客观存在，概括这一理论主线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任务。保障民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要以改善民生作为基础。民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发展亦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二者是与中国国情相一致，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一致，与民族复兴相一致，同时也与中国的科学发展观相一致，是从中国式的现代管理中总结出来的重要基本理念。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当概括并总结这一全新理念，使之上升为理论形态。
(二)认识这一“理论主线”，有助于把握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
认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有助于系统地理解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与精神，认识其理论内容是民生与发展的不同理论形态;有助于把握现实管理实践中丰富的民生与发展的内容和创新理念，从而揭示我国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的先进思想和主旨精神;有助于客观把握学科命脉，持续推进学科建设，从而避免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出现迷失与彷徨。
(三)认识这一“理论主线”，有助于总结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一门正在创建中的崭新学科，其研究既包括对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历史考察，科学获取有利于中国特色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相关内容，也包括探索尚未被研究而又必然涉及到的知识内容，进行有效整合和科学吸收，还包括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客观地规范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框架、范畴及体系。如此等等的一系列内容特征、研究特征、学科特征都与理论主线的研究分不开，并依赖于理论主线研究的深化与升华。
(四)认识这一“理论主线”，有助于实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理论创新
认识并抓住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研究总结现代管理理论中国化的经验教训，系统化中国现代管理活动的经验，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不断推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进步、创新、完善。创建新学科的目的就在于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为明确发展方向作出理论指导。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其研究的过程中应当不断激发理论的“火花”，从而减少或避免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盲目性、曲折性、风险性，增强针对性、自觉性、科学性。
参考文献：
[1]王毅武.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逻辑要求[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6).
[2]王毅武.现代管理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篇4：行政授权理论的局限与发展
【摘要】行政授权理论作为行政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行政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本文对行政授权理论初步分析，发现行政授权理论的部分局限性，针对问题完善行政授权理论体系，提出行政授权理论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观点。
【关键词】行政法;行政授权;理论研究
行政授权理论是研究行政授权的综合性理论，涉及权力来源、授权本质、外在责任等一系列问题，现有的行政法律理论体系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授权理论，发展行政授权理论对适应社会发展和建设和谐政府有重要意义。
一、行政授权理论概述
行政授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法律文件中一般表述为授权。
胡建淼教授在《行政法学》一书中，将行政授权定义为：单项法律、法规、规章直接决定，或通过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授权性规定，有行政机关间接决定，将某方面或某项行政职权授予行政机关以外的组织行使并独立承担相应责任的行政职权配置方式。
获得授权后，被授权者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实施行政管理，并对外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何定性行政授权，是行政授权理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有学者认为，法律法规或规章直接决定是一种授权行为，其实无论是法律法规或规章直接决定还是将行政职权授予行政机关，行政机关间接决定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行政机关将固有的行政权力依法授给有关组织，实质还是“权力的转移”。
行政职权原本是立法直接赋予行政机关由其行使的专属权利，但是在特殊条件下，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派出机构及其他组织也能成为行政职权的独立行使着和责任承担者，表现为通过授权性法律法规将行政职权授予特定组织享有和行使。
所以，有学者认为行政授权理论不仅包括法律、法规或规章对有关组织的直接授权，还包括行政主体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条件下，通过法定的程序和形式，将自己的行政职权的全部或部分转让给有关组织，后者据此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该职权，并承受该职权的行为效果，行政授权是一种行政权力的转移。
二、行政授权理论的局限性
该行政授权理论将行政主体授权与法律法规授权相分离，把我国行政法学的行政授权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但仔细研究会发现，该理论本身存在一定局限性：
(一)行政授权依据过于绝对化
首先，行政授权理论依据是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把行政授权完全建立在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基础之上，过于绝对化。
只要法律、法规或规章有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便可将自身职权授出，而不区分此规定是否合法，行政机关是否有权做出这样的规定。
其次，据不完全统计，有关行政授权的称谓有10多种。
除了明确的“授权”之外，还有其他称谓。
例如：(1)“授权或委托”，如国家烟草专卖局可以“授权或委托”省级烟草专卖局签发烟草专卖品准运证;(2)“授权委托”并用，如在公路上擅自超限运输的，授权委托的公路管理机构可以罚款;
(3)“决定”，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可以“决定”由公路管理机构行使公路行政管理职责;(4)有关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收税款的职权的规定，对行政职权的转移以“代扣”“代收”等词语笼统含糊地表示。
上述规定都符合法律、法规许可的范畴，全都认定为行政授权的话，被“授权”主体将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这种只要有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就可以授权的形式，人为的扩大了行政授权的范围，导致出现行政授权背离现实的结果，既与实践相脱离，又不能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甚至会误导立法和执法活动。
(二)行政授权理论欠规范化
由于法律、法规对行政授权的形式没有统一的规定，在实践中，行政机关就有了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往往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授权不规范的现象。
行政授权必须是出于特殊的需要情况下做出的，在没有调查清楚必要性和授权主体条件时，行政机关往往为了自身便利，自由裁量，就会出现授权不规范的现象：(1)授权过大或者权限不够，这样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就不能有效的展开工作;(2)授权内容不明确，导致授权无效，给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都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3)在实践中，往往没有一个规范的授权程序，程序合理是公正结果的保障，没有规范的程序，就不能保证公正的结果;(4)行政授权的形式也不统一，实践中大多口头通知、会议决定，内部文件等形式并存，没有一个信息公开的披露，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往往找不到正确的行政主体作为被告。
三、行政授权理论的发展
显然此理论很多方面都亟待解决，行政授权理论不在于未能与立法、司法的规定保持一致，而在于其未能反映出行政授权的本质，导致其无法指导实践。
行政授权理论的发展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顺行政授权法律依据，规范行政授权法律用语
行政授权法制不完善是导致行政授权混乱的根本原因，行政授权的依据可以是法律、法规，也可以是规章，但是要对行政授权的法律依据做出限制，并不是只要在法律、法规或规章有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便可将自身职权授出，要审查行政授权的合法性和行政机关是否有权限来进行授权。
另外对于法律规定中的用词也应规范化，明确授权和委托等相关概念的区分，分别建立各自的法律体系。
(二)完善行政授权程序，加强行政授权监督
行政授权理论欠规范化，行政机关应制定合理的行政授权的程序，加强行政授权的监督。
首先行政授权之前要先调查，确定授权的必要性和授权者的资格，然后根据调查情况确定受权者;授权者在做出授权决定之前，应组织相关人员召开听证会;最后制作授权决定书并公布授权书。
授权不是放权，授权者要加强对受权者的监督，加强权力机关监督、授权机关对受权机关的监督以及司法机关通过司法审查和对政府部门审查监督等。
参考文献：
[1]胡建淼.行政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1.
[2]耿宝建.行政授权新论_走出理论与现实困境的一种认知尝试[J].法学，2006，(4).
[3]张晓光.刍议行政授权几个周边问题[J].河北法学，，(4).
篇5：历史与现代作文
历史与现代作文
历史与现代无锡市江南实验小学六（3）班 周爽
星期六下午，我们跟着老师前往科技馆和搏物馆，可惜天公不作美，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可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兴致。我们满心欢喜地坐上车，心里有说不出的欢乐。此时，车窗外的雨也像甘甜的蜂蜜，流入我的心田。
终于来到了博物馆，哇！这是多么的富丽堂皇。我们按捺内心的兴奋，急忙四处观赏。老师带我们来到博物馆内，我四处张望，瞧，墙上有各种活动的.影子，仔细一瞧，原来是投影机在搞鬼。这更吊了我的胃口，我们三步并做两步朝里走去。
哇，这是真的吗？这真是几千年前的东西吗？不可思议，古代人居然也能造出这样精美的物品来。看，那个水晶耳环可以和现代的相媲美，那两颗水晶切得如此恰到好处，那些金片又是分布得那样到位，这对耳坠简直是一件艺术品。再看那些远古时代的陶器，也是那样的精美，只是没有鲜艳的色彩，但它做工精细，令人深刻地体会到古代人民的勤劳与智慧。
听，这不是《二泉映月》的旋律吗？我们循声过去，只见“阿炳”正在月光下拉着二胡，这时阿炳坎坷一生的经历似乎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浮现。耳畔却清晰地传来那轻轻的，似从遥远天际飘来的二胡声，那些旋律有的轻畅欢快，有的优柔委婉，令我如痴如醉……
参观完博物馆，我们又前往了无锡科技馆。科技馆内，同学们一会儿摸摸这个，一会儿玩玩那个，兴奋得不得了。我最喜欢一个插线游戏，它集趣味性与知识性为一体，就是将下面所含大原量对应的线插到相应的物品的孔中，如果“正确”亮绿灯，“错误”亮红灯，嘿嘿，有趣吧。除此之外，模型宇宙飞船，平衡力测试器，弹跳力测试仪……都令我们大开眼界。
不知不觉，四点到了，我们要走了。今天，我走进了历史，也触摸了现代，真是不虚此行呀。
篇6：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中国
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中国
新的时代催动着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将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推向前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项伟大工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战略目标与现代化客观要求的结合,表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鲜明特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创造,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进程的的一大贡献.
作 者：俞思念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430079 刊 名：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NAN JUDICIAL POLICE VOCATIONAL COLLEGE 年，卷(期)： 1(1) 分类号：A849.1 关键词：现代化 理论 中国 实践篇7：浅析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中国
浅析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中国
摘要：中国正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拓和深入，是关于现代化理论与实 践的划时代创造;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一个现代化中国的蓝图，是对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 一大贡献。在面向21世纪的新的时代背景下，“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进一步提升了 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认识和实践的自觉性。深入探讨现代化的一般意义和演进规律， 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的实现道路和正确方向，对于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新局面，在21世纪中叶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是十分重要的。
关键词：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中国;小康社会
一、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一般意义
世界现代化进程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战后以来，随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 和深化，随着世界在冷战与竞争中压力加剧，现代化意识和价值取向在不同类型的国家 都得到了强烈表现，并在实践上演化为20世纪世界现代化的不息浪潮。在“和平与发展 ”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不仅发达国家为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而继续把现代化推到战 略高度，许多欠发达国家也提出了拒绝落后、注重发展的现代化目标和方案。现代化在 实践上构成席卷全球的壮观景象，在理论上形成广阔的研究领域。
在现代化进程中，对现代化的认识更加深刻。应该说，仅从经验上感受现代化，还不 能掌握其实质，只有从理论上把握这一概念，才可能避免实践上的偏移。关于现代化的 概念虽然存在千百种表述，其内涵也不尽相同。但从理论上形成对于现代化的一般认识 ，是有必要的。
一般来说，现代化是以近代工业和科技进步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 会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及社会制度等各个领域和层面， 并引起社会结构和历史主体的深刻变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生在其中的主要特征 ，被称为现代性。现代性实际上构成了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结果。从目前对现代化的理 解来看，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生产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动力和标志，而生产社会化所表 示的一定高度的生产力即现代生产力，是区别传统的以小农、分散的生产及其水平的。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最根本的最活跃的`因素，是决定其他方面进步的第一位因素。在不同 时期所表现的生产力发展尺度上，又区分为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不同水平。
——经济市场化。现代经济是一种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经济类型，其基本模式必然 是对社会资源实行市场配置，即市场经济。当然，由于其实际形成中的特点，以不同国 度相区别的市场经济形式存在种种具体的差异，但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市场化(并且 是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则是其实质的东西。
——城市化。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移，传统的乡村或逐步建成现代城市，或为城市 化所改造，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城乡差别在逐步消失。城市化不仅是居住地的转变，更重 要的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工业化过程所造成的物质生产方式延伸到社会生活、直至精 神生活方面的一系列转变过程。
——政治民主化与法制化。社会的物质技术和经济结构的进步，亦将在上层建筑领域 引起相应变化，政治民主化与法制化一步步提上现代社会的建设日程，并成为现代社会 的制度规范。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未来社会将更加重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 化，并且在制度文明建设中推进。
——历史活动的主体化。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现代化运动的最后意义在马克思看来 ，应当是人向其本质的回归和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物质技术上、经济结构上，还是社 会与政治层面上，现代化的目的都在于人的现代化，或人的解放，即人在历史活动中主 体性的发挥。在现代化过程中，人民群众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但历史活动的主体不断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却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
如上所说“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在当代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得到了总结和证实 ，但在其继续发展中也把这一理论抛到了后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国民经 济中的工业比重已经超出发达国家，而其现代化程度却低于发达国家，这是“经典的现 代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原因在于，世界范围里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仍在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走，而发达国家却进入了非工业发展轨道， 即工业部门逐步向服务业和知识产业转移、向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转移。因此，中 国学者何传启认为，现代化已经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第一次现代化)进入 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第二次现代化)。
“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与“第一次现代化”过程的不同之处，突出地表现在知识经济 时代的生产方式与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的差别。“工业经济的特点是机械化、电气 化、标准化、专业化和规模化，而知识经济的特点是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 和多样化。”(参看《光明日报》2002年4月5日B1版金振蓉文)中国学者在对世界现代化 进程的比较研究中提出的“第二次现代化”观点，根据当今社会的新变化来看待“什么 是现代化”问题，这对于全面地发展地认识现代化是卓有启发意义的。当然，现代化进 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发展程度的明显差别。根据各自的发展水平而选择不同的现 代化目标，关系到其现代化战略的成败。
总之，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一个在层次上递进的实践和认识过程。作为客观 进程与主观作用的统一，现代化要求人们用新的眼光和新的探索精神，把握历史发展的 趋势，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二、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下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和归宿
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路途上，中国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代里处于领先位置。但自欧洲文 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主要国家在近代化浪潮推动下，相继走上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 展轨道，在现代化进程中超过中国。落后就会挨打。战争以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 的“炮舰政策”下割地赔款，倍受屈辱。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猛烈冲激起国人自强自立 的民族感情，先进的中国人慨然把睁眼看世界和追赶西方列强的意识提到了历史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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