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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时期《金刚经》的流传及特点

2022-07-16 08:19:28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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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时期《金刚经》的流传及特点

篇1：宋元明清时期《金刚经》的流传及特点

宋元明清时期《金刚经》的流传及特点

《金刚经》自鸠摩罗什初译以来就对中国佛教与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历来备受僧俗青睐，注疏不断，流传极广。

《金刚经》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广泛影响。有关《金刚经》的研究非常多①，总结起来，主要集中在版本、思想、信仰等诸多方面，研究角度涉及哲学、宗教、文学，甚至经济学、艺术等，但是对于唐代以后《金刚经》的流传研究较少，尚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国家政治权利的支持是佛教发展的首要条件，自道安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认识以来，佛教都积极经营与统治阶级的关系，而政治当权者也为了加强统治而设法利用佛教，所以才有佛教发展的政治空间，尤其唐代更是如此。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或喜佛或崇道或尊儒，但是吸取前代的经验教训，宗教政策都相对稳定。宋代佛教也有进一步发展，元代喇嘛教被定为国教，明清统治者吸取经验教训，对佛教采取既限制又利用的政策，清代的宗教政策也相对宽松，这些都使得佛教的发展得以持续。但是宋代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唐代不可同日而语，佛教的发展方式与唐代也大为不同，但是佛教思想却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各处，深入人心，成为一股潜移默化的力量，“明清佛教的继续发展则表现为一种深层次上的发展，即是以其深入人心为其典型特征”，宋代以来《金刚经》的流行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一部经典的流行，可以从其翻译的次数、注疏的数量、是否形成独特的信仰几个方面来衡量。在考察《金刚经》的流传的时候，也应该考虑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金刚经》先后六次翻译，译者皆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重要人物，屡次翻译，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其二，《金刚经》注疏种类繁多、数量众多，也是其广为流传的明证。其三，灵验记不断撰写，反复汇编。其四，至于《金刚经》形成独特的信仰模式，更是表明了《金刚经》不仅在义理方面影响极大，在社会信仰层面影响也产生重大影响。

一、注疏的丰富多样

自从《金刚经》有了第一个汉译本以来，受到极大关注，注疏不断。总体来看，唐以前关于《金刚经》的注疏并不多，宋元明清时期，《金刚经》注疏异军突起，这从注疏的数量和种类上可以得到说明。另外，民间宝卷中也有不少与《金刚经》有关的内容，如《金刚科仪宝卷》《然灯古佛亲撰金刚经传灯真解》等②。《大正藏》和《万续藏》中所列关于《金刚经》的注疏大致有60种，确定为宋以后的有38种之多，其中宋代5种，元代只有1部，明代有10种，清代23种。

宋后《金刚经》注疏不仅在数量丰富，而且还具有其鲜明特点。首先，是注疏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形式更为灵活，内容更为庞杂，有严格的理论注解，也有通俗的故事比附。许多注疏题名直接冠以“笔记”“大意”“演古”等字眼，明显可知注疏形式的灵活多样，内容也比较随意，如明代《金刚经笔记》的作者如观自云：“笔记者，闲暇时，信笔而记，非敢言注也。”又清代王起隆在《金刚经大意》中说：“疏经难疏，此经(指《金刚经》)大难疏。此经如时师为他人说者，亦不为难疏此经。而期精熟贯穿，不失佛意，不同谤佛，则难之大难。宁观大意无师心也，宁阙疑无妄注脚也。”这与宋代以前有关《金刚经》的注疏迥然不同，宋代以前的注疏主要是遵照佛教的基本理论对内容逐字逐句解释，使意思变得清楚明白，易被理解，主旨皆在于阐发《金刚经》中“缘起性空”的般若实相;宋代以来的《金刚经》注疏者多以《金刚经》为载体，重在通过注释阐发作者本人的思想，内容也突破了仅限于般若中观的讨论，注疏者不仅依据佛教基本理论对内容加以阐述，也夹杂着中国传统思想的成分。这种差别首先是由于宋代以来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与唐代有很大不同，如果可以称唐代佛教为帝王佛教或者贵族佛教的话，那么宋代以后的佛教就可以称作庶民佛教或者大众佛教，“宋代及其以后的社会中，佛教被本土传统挪用，逐渐衰落。”而且宋代思想主流是理学，佛教对精英阶层的影响减弱，“儒家传统的这种复兴，在我看来，标志着佛教在精英阶层中丧失影响力的开端”，佛教中国化进一步推进，佛教世俗化也愈演愈烈，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佛教发展的多元化，佛教的宗教性加强，佛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结合，“佛教元素渗透在民间宗教、文学和生活的各个层面中，最初佛教的特征渐渐湮没，不为人所辨。”

其次，科仪成为宋元明清时期《金刚经》注释的主要方式和特点，这与以往的《金刚经》注疏也有很大不同。“科仪者，科者，断也，禾得斗而知其数，经得科而义自明;仪者，法也。佛说此经为一切众生断妄明真之法，今科家将此经中文义事理，复取三教圣人语言，合为一体，科判以成篇章，故立科仪以为题名。”这里提到“复取三教圣人语言”，也即只要契合佛理，不管儒、道、佛，皆可用来阐发佛教义理。《中国佛教大辞典》解释说：“科仪，亦称‘宝卷’、‘宣传’等。一种宣扬佛教因果报应、劝善训喻的民间说唱文学形式，源于唐代寺院的俗讲。”至于科仪的意义，《销释金刚经科仪会要批注》卷二说的很清楚：“经来自久，久缺宣传。奉报佛恩，当明经旨。”科仪针对的主要就是普通信众，强调的是“宣传”，只是做最基本的解释，增加一些佛教常识性的知识，对佛教的概况，诸如历史、教义等，做出符合佛教自身的解释，以期达到宣扬佛、吸引信徒的目的。佛教自传入中国开始，就面临着与中国传统文化适应的问题，从“礼仪之争”“夷夏之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玄合流”，再到唐代宗派佛教的兴盛，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唐以后，佛教进一步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宗教融合，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发展，信仰层面的交涉大大加强，佛教信仰往往夹杂着中国传统宗教深入民间，而中国传统宗教也经常借助佛教的`影响而散播。反应在理论层面，这一时期《金刚经》的流传并不像唐代那样囿于义理的探讨，相反，信仰的内容受到极大关注，相关的《金刚经》注疏也不只是遵照佛教义理来解释、宣扬《金刚经》，而是更关注《金刚经》流传与中国社会进一步结合的问题，所以注疏形式更为灵活、多样，注疏内容更为丰富、通俗，这是宋代以来《金刚经》注疏的主要特征之一。

第三，着重宣扬念诵、抄写、修持《金刚经》的特殊功德和现世利益，以此作为吸引信众的一个手段。功德是佛教对信仰者的承诺，是信佛的回报，也是任何宗教都不遗余力、不惜笔墨渲染的部分，成为吸引信众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佛教的宗教性并不是很强，“早期佛教的特点是否认灵魂。‘无我论’是佛教的别名”，甚至到部派佛教时期也是。按照现代西方宗教学的观点来看，当时的佛教还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最重要的一点是佛教当时并没有神的存在，释迦牟尼只是导师，而且释迦牟尼自己也是反对有一种可以作为本体的终极实在的存在，“依据‘此有彼亦有’的原则，每一个元素的出现都是合乎严格因果律的。”到大乘佛教时期，佛教的宗教性大大加强，神灵体系大大发展。到密教时期，佛教的宗教性达到巅峰，神祇体系的发展、咒术的使用、仪轨的完善、成就法的推崇都为佛教信仰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对于功德和现实利益的满足成了佛教信仰的重要内容。《金刚经》的流传自然也不可能避免中国佛教发展的这种大趋势，相反，宋代以来《金刚经》的流行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的结果，而作为《金刚经》流行证明的相关《金刚经》注疏也极力渲染持颂《金刚经》的功德和利益。《金刚经科仪》卷一云：“金刚经说三十二分，分分而功德难量。须菩提闻四句妙偈，偈偈而殊因莫测。书写读诵，当生华藏之天;为人演说，定达涅盘之路。”金刚经科仪》卷一接着讲：“伏愿经声琅琅，上彻穹苍;梵语玲玲，下通幽府。一愿刀山落刀，二愿剑树摧锋，三愿炉炭收焰，四愿河江浪息。针咽饿鬼，永绝饥虗;鳞角羽毛，莫相食噉;恶晕变怪，埽出天门;异兽灵魑，潜藏地穴;……以及此不尽功德，上报四思，下资三有法界有情，齐登正觉。川老颂云：‘如饥得食，渴得浆，病得瘥，热得凉。贪人得宝，婴儿见娘，飘舟到岸，孤客远乡，早逢甘泽，国有忠良，四夷拱手，八表来降。头头总是，物物全彰。古本凡圣，地狱天堂，东西南北，不用思量，利尘沙界诸群品，尽入金刚大道场。’”诸如此类的殊胜功德描述在宋代以来的《金刚经》注疏中，俯拾即是、连篇累牍。毫无疑问，持诵功德的宣传必然增强信仰者的信心和热情，对于逐渐形成独特的《金刚经》信仰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四，佛教进一步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世俗化愈演愈烈，三教合流也出现新特点，如“从泛泛地主张三教调和，转到依附儒家的基本观念”，有民间宝卷云：“而其成功之命名也，在儒则曰圣人，在释道则曰仙佛。仙佛与圣人一而二，二而一也，故凡脚踏实地以行此大道也。三教皆由敦其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之伦常，以立万世明教纲常之准则，而同归与天地，位万物育于天地。”此中所表达的对三教的看法明显是基于儒家纲常伦理道德下的认识。

佛教自传入中国开始就无日不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从对抗到接受、从接受借鉴、从借鉴到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佛教在中国扎根并日益发展，中国文化也吸收佛教内容进行再创造，增进了文明的交流与发展。对抗起初在思想层面主要表现在沙门敬王之争、白黑论之争、夷夏论之争、神灭论之争③，在对抗中，佛教为了赢得生存机会，不得不有所改变以适应中国社会，而儒道也偷偷借鉴佛教理论以与其开展论辩。接受主要表现在对诸如业报、善恶、社会伦理等方面的互相认同，也表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玄合流方面。到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生根结果，佛教宗派发展壮大，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盛极一时。唐代以后，宋明理学的发展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较之唐代大为减弱或者说影响方式有极大改变，唐代以来的三教合流趋势不仅在义理层面上有所发展，在现实层面也是互相影响、互相利用，承担起为老百姓日常生活提供宗教服务宗教形态，“最终佛道元素和民间信仰的元素合成一种几乎无区别的民间宗教”。宋代以来，这一趋势继续发展，甚至发展到主动赞扬帝王的地步，《金刚经科仪》卷一云：“皇帝圣寿万岁，法界有情同生极乐国。”这里对帝王的恭敬溢于言表，完全是臣子的口气，反映出佛教从“沙门不敬王者”到完全臣服于王者的过程，也见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二、修持仪轨的形成

唐代以后，佛经的翻译明显减少，宋代译经事业虽一度繁盛，但也是历时不久便销声匿迹。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九、十世纪印度佛教走了下坡路，鲜有新典籍问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佛教自身的发展在逻辑上已趋于完结，义学难有大的突破。佛教的发展只能寻找新的突破口，大乘信仰主义和仪轨化的密教的盛行成为必然。义理的探究只是极少数义学僧和世俗高级知识分子的兴趣，对于芸芸众生显得曲高和寡，他们的焦点转向了宗教信仰与宗教实践活动，义学的发展变成宗教信仰的附庸，甚至变得无关紧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金刚经》的流传和变异就容易理解了。为什么说变异呢?因为《金刚经》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突破了最初的主旨，更多的增添了宗教信仰的内容，形成一套宗教信仰操作规范，也即宗教礼仪。从抽象的般若智慧的探讨到具体可操作的宗教实践，这正是变异的内容，而这一变化反过来却成为其得以盛行的一个关键原因，《金刚经》仪轨的形成、灵验记的撰写和反复汇编即是这一过程的缩影。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明清时期的《金刚经》注疏中出现了修持仪轨。《金刚经》的六个译本中，只有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附有一句陀罗尼，即“那谟婆伽跋帝钵喇壤波罗弭多曳唵伊利底伊室利输卢驮毘舍耶毘舍耶莎婆诃”。另外五个译本中根本没有出现陀罗尼，宋代以前的《金刚经》注疏中亦未出现陀罗尼，但是在宋代以后的《金刚经》注疏中出现了大量的陀罗尼、真言。

陀罗尼者，是梵文Dhāra?i的音译，又叫陀罗那，陀邻尼，译作持，总持，能持能遮。在不同时期、不同经典中，翻译不同，含义也有很大差别。其最初的意思就是记住，不使遗忘，是一种印度自古就有的记忆术、记忆方法，并不是佛教的独创。但是，陀罗尼在佛教发展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从最开始的记忆术发展到具有类似咒语一样的意思，最终导致了密教的产生，而密教的发展又强化了陀罗尼的功用，使其具有了陀罗尼万能的意味。真言者，梵文Mantra，《大日经义释》解释说：“真言，梵曰漫怛罗，即是真语如语不妄不异之音，龙树释论谓之密号。旧译云呪，非正翻也。”当然这是真言的最基本的含义，密教对此多有发挥，甚至尊奉《大日经》的密教一系被称为真言密教，可知真言在密教中的地位。密教在当代盛极一时，“会昌法难”以后，制度性的密教无迹可寻，但是非制度性的密教，如密教思想、文化、艺术、仪轨等，影响到社会各个层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随处可见，密教神祇造像出现在各大石窟，六字真言妇孺皆知，等等。正是陀罗尼、真言在密教中的这种神秘化、咒术化、万能化的发展，直接导致了陀罗尼、真言的地位极度抬升，对后来佛教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宋代以来《金刚经》注疏中出现了大量陀罗尼、真言以及仪轨等，不能不说是密教兴盛以来的影响，“又《金刚般若经》是历来流行的显教经典，但到了中晚唐也受密教影响。在敦煌写本及刻本、印本上，前绘八大金刚，书八大金刚启请文，附大身真言等，这将《金刚般若》与密教金刚菩萨联系起来。又有金刚般若真言写本，亦明《金刚般若经》的流行受到密教的影响”。这种趋势在唐代以后表现更为明显。

《金刚经》注疏中的陀罗尼最早出现在宋代道川所著的《金刚经注》中，原文说：“若有人受持《金刚经》者，先须志心念净口业真言，然后启请八金刚、四菩萨名号，所在之处常当拥护。”接着便是净口业真言：“修唎修唎摩诃修喇修修唎萨婆诃。”这里说如果有人修持《金刚经》，在念诵《金刚经》之前，必须先念诵净口业真言，还要奉请八大金刚、四大菩萨，这样才能得到加持，容易达到宗教实践的效果。

到了宋朝觉连编的《金刚经注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关于《金刚经》修持的仪轨。首先是启请，然后颂净口业真言，然后颂净三业真言，然后颂安土地真言，然后颂虗空藏菩萨普供养真言，最后奉请八金刚、四菩萨，开经，香赞等一系列严格的仪轨。到清代孚佑帝君(降笔托名)所著《金刚经注解》，在继承以前仪轨的同时，后面又增加了新的陀罗尼和赞颂。民间宝卷中也有大量相关内容，除了启请颂真言等以外，最后还要忏悔，云：“奉经已毕，礼当忏悔，众等随意奉十忏文。忏悔已毕，礼当报佛祖洪恩。”

可以看出《金刚经》中的陀罗尼、真言及仪轨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使得一部大乘义学经典逐渐变成了一种可以操作的宗教信仰轨范，真正影响到中国普通信仰者的宗教行为。这和之前重于《金刚经》义理的研习和崇拜是完全不同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形成了独特的金刚经信仰。一套仪轨的形成，标志着宗教行为的固定化，是宗教观念的外在表现，也是宗教神圣性得以体现的重要方式，对于强化信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宗教信仰者的宗教活动总是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的”，甚至可以说，没有礼仪、仪轨就不成宗教。

三、灵验记的编纂

“佛教灵验记以佛家的因果报应思想为理论基础和宣传归旨，利用世人趋利避害的心理，以神异故事的形式，宣扬神佛灵验，诱导世人信佛诵经、行善断恶，是进行总结宣传的有力工具。”一方面，伴随《金刚经》的广泛传播，有关《金刚经》灵验记的撰写与编纂也日益盛行;另一方面，灵验记的汇编也配合了《金刚经》的流布，二者相得益彰、如鱼得水，为《金刚经》信仰的广泛深入传播提供了助缘。

《金刚经》流传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其灵验故事的屡次汇编和反复宣扬，自唐代开始就出现了《金刚经》灵验故事的文献。唐代唐临所撰《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的序言说明了撰写此书的意图：“今者取其灵验，尤着异迹，克彰经典之所传，耳目之所接，集成三卷，分为六篇。其有见贤而思齐，闻义而勇猛，如磨玉之子，守剑之宾;如周处之遇士衡，长清三横，仲由之逢宣父，即列四科。仁远乎哉?欲之而至，虽不足发挥圣教，光阐大乘，庶贻诸子孙，以励同志。”另外，唐代还有柯古撰写的《金刚经鸠异》、翟奉达撰《持颂金刚经灵验功德记》，都是《金刚经》灵验故事的文献。宋代关于《金刚经》的灵验记有《金刚经受持感应录》，见于《宋太平广记报应部》，其故事多来自《出报应记》。另外，还有《金刚经感应传》，著者不明，但可以推断为宋代所做。《金刚经感应传》卷一云，“宋淳熙元年，杨州府承局周兴，自幼日诵金刚经一卷，公私不易其心”，说明肯定是宋代或者宋代之后所作，文中尚未出现有关元代的记载，故大致推定其为宋代所著。明代有王起隆辑著的《金刚经新异录》一卷，内容限定在明代。清代有周克复编纂的《金刚经持验记》二卷，内容从后魏、后梁，历经隋、唐，直到清朝，囊括了整个《金刚经》的流传史，故事情节更为完整和离奇。另外，清朝有王泽泩编集的《金刚经感应分类辑要》，此书的创新之处在于并不是按年代汇编故事，而是根据故事所属的感应性质将其分类，具体分为延寿、愈疾、生子、登科、免溺、止焚、却鬼、辟邪、伏虎、化贼、脱难、还阳、免畜、如愿、度禽、济幽、升天、归西，共十八类，非常详细，总括了历代《金刚经》灵验记的内容，可以说集《金刚经》灵验记之大成。此外，敦煌文书中也保存了近30则有关《金刚经》的灵验故事。

可见，从唐代到清代，《金刚经》灵验记的写作和编纂从未中断，相反，其数量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分类越来越细致，也正是这些材料对我们以宗教学的角度研究《金刚经》的传播与信仰提供了素材。

灵验记的撰写对《金刚经》的流传具有重大作用。首先，“灵验记”极大地强化了信仰所谓真实性与超越性，并为其提供鲜活的例子加以证明，从而对增强和激发信仰者的宗教感情与宗教实践有着不可替代的效用。灵验记的首要特性就是超越现实，也就是宗教学所说的神迹，从宗教学意义上说，这些材料所载正是信仰的核心。宗教之所以成其为宗教，就在于有神，有超越现实的主体存在，能够达到一些离奇的效果、完成一些现实中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情，而这在信仰者眼里也就是所谓神迹，“神迹的主要特征和本质内容，乃是对自然法则的违反和破坏，它是与自然法则直接矛盾的对立物。”神迹在任何宗教中都有记载，是宗教用来宣扬教义、吸引信徒、增强信心最主要的手段，事实上效果确实不错。“神迹是一种证明，他使善男信女相信神的全能和仁爱，而且相信神的存在”，在这一点上，佛教也不例外，而且，佛教的灵验故事与其他宗教相比，更是浩如烟海，不仅故事本身神奇莫测，描述也是惟妙惟肖，成为佛教信仰极具特色的一部分内容，而这一部分正是反映佛教信仰的内容。但是，佛教中的佛菩萨与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还不完全一样，总体来说，佛教的神灵更多的是内在的。在宗教学意义上，神迹的宣扬非常重要，佛教义学对普通信众而言往往显得曲高和寡，他们关注的正是信仰的部分、超越现实的部分，渴望通过信仰佛教达到那些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的事情，“人之所以崇拜神，信仰宗教，在于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崇拜和信仰，得到神的恩典，满足靠人力所不能满足的愿望。”[16](235)从王泽泩编集的《金刚经感应分类辑要》中对灵验故事所做的分类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内容皆与日常生活有关。生死问题依然是关注的焦点，诸如延寿、升天、归西都是对生命的依恋和对死亡归属的思考，可见对于无限的追求依然是佛教信仰者关注的焦点。其次，《金刚经》灵验故事中所反应的感应方式也是佛教信仰的特色，信仰者只有通过虔敬的宗教信仰与实践，才能感受到佛教神灵的存在，才有“感之者至”的宗教体验，而宗教体验反过来又增强了信仰者的信心与热情。《金刚经》灵验故事中体现出来的感应方式也有特殊之处，即“感应”，这是一种主客互动的信仰模式，也反映出中国佛教信仰较之其他宗教的不同之处。《中国佛教大辞典》解释“感应”为：“指佛教信众与佛菩萨之间此动彼应的相互关系。原出《易经·咸卦》彖辞：‘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佛教把众生信仰作为感动佛菩萨的一方，把佛菩萨作为回应众生信仰的一方。”《正法华经·光瑞品》亦云：“无数佛界，广说经法。世尊所为，感应如此。”《出三藏记集》卷五云：“夫应而不寂，感之者至。感有精粗，应亦不一。”可见，感应并非只是宗教信仰者的单向行为，而是信仰者和信仰对象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信徒以正信、虔信打动信仰对象，从而信仰对象对信仰者做出回应，同时也是一种应证，作为检查信仰者是否真信、是否正信、是否至诚的一个标准。灵验记的内容正是记载信仰者在宗教实践过程中“我佛互动”、“我感佛应”的宗教体验的故事，对信仰者来说，而正是这些故事以无可辩驳的理由证明了信仰的真实性，而且这些故事往往包含着现世利益的满足，所以，无论从信仰角度还是现实层面而言，对于信仰的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小结

宋代以后，中国佛教义学的发展与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活跃程度相比，的确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从佛教首先是作为一种宗教而存在的角度考虑，宋代以来的佛教发展并没有衰落，只是义学发展缓慢，而宗教性进一步加强，并逐渐融入到中国社会文化体系中去，逐步内化为一种民族意识，诸如三世因果观念、轮回报应观念、西方极乐观念等，从而成为真正影响民众日常生活的一股重要意识力量，抑或佛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真正成为中国佛教。而《金刚经》流传演变的历史恰好反映了从伦理性的原始佛教到义理式的大乘佛教、再到仪轨化的密教，其宗教性不断强化、义理的探讨随着信仰的需要亦步亦趋、仪轨逐渐成了后期佛教信仰的核心内容的历史演进过程。从《金刚经》的流传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是如何从一部经典逐渐演变为一种极具操作性的宗教实践体系，从义理的探讨到宗教信仰的实践，从少数义学僧和上层学人的研习到普通信众的修持以及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表面上是佛教义学的衰退，而实际上佛教信仰范围大大扩展、信仰根基深入民众，并与中国传统宗教、社会文化合流，从而内化为一种民族文化、民族意识，这无疑也是一种超越、一种发展。

篇2：明清时期小说观后感

今天，我读了一本讽刺小说，那就是在清代远近闻名的《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主要说了在旧时代时，各类人士对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描写了一些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反映了当时不良的世俗风气。

在《儒林外史》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吝啬鬼—严监生。他是一个胆小而有钱的人。他最令人深刻的那件事就是严监生疾终正寝。这件事充分表现严监生吝啬，爱钱如命，我觉得这样的人不值得我们去学习。相反，我们在生活中学会大方，如果不大方，下场就是和严监生一样。而严监生的另外一件事——悼念亡妻中知道，严监生吝啬到连给亲人花一点钱都不肯，充分得体现出严监生爱钱如命。而《儒林外史》开篇词中一个生于乡村的王冕，因家里没钱，就去放牛。但他喜欢读书，所以每天赚的钱都去买书看。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成了县内的名人，许多人聘他做官，他都不接受，他逃到山中，过着隐居的生活。说明他讨厌做官的昏晦的生活。

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官员为了钱和权力，不顾人民利益，而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最终和严监生的下场一样。这些现实的事情告诉我们做人不能贪小便宜，要大方，不能爱钱如命。

李世民曾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利用假期我读了《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全书共五十六回，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与生活。

书中开头出现王冕，有王冕勤奋自学画荷花的故事，与不愿卖画给官员的洁身自好。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他们全是没有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民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与官场形成鲜明对照。

“鲁迅对《儒林外史》的人物刻画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儒林外史》做到了：“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生态并作，使彼相，如目在前”。而我认为《儒林外史》给人一种意境美，对雨后荷花的描写深入人心，运用多种人物刻画的方法，使人物的形象立体、生动、丰满。随着文化的高速发展，假论文、假作者与版权纠纷等等问题屡见弊端。此书中也透露出现代文化发展的雏形，二十一回中牛浦郎将自己的名字，加上别人的号出书。如今假广告、假产品害人不浅。封建社会中一些江湖骗子，如何使用伎俩骗人。《儒林外史》第十四回中有着精彩的描述，马二先生在祠门口遇到了骗子。骗子一出场给人的印象就不一般，从外表打扮上就迷惑人，接着骗子又从一些侧面，假造自己不一般，让人更加容易相信。对于理财严监生与杜少卿也不同，严监生拥有百万资产却分分计较，弥留之时还顾虑着两茎灯草;杜少卿挥金如土，全然不在乎金钱上的分毫。

读史可以明鉴，可以让你了解历史的兴衰，可以知道该怎样做才能使自己立足于社会。以历史来告诫自己、鞭策自己，使自己在成功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同时这还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增长我们的见识，丰富我们的学识，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人。一起来读史吧!

篇3：概论明清时期西方文化汉译特点的论文

概论明清时期西方文化汉译特点的论文

一、翻译的领域更为广泛，尤其是宗教和世俗学被全方位引入

不合时宜。那个时候很多学者就想重新给予划分。明朝学者徐光启将它分成四种

（1）涵盖宗教和伦理方面的内容；

（2）涵盖哲学与科学方面的内容；

（3）涵盖政治和教育方面的内容；

（4）涵盖技术方面的内容。

著名学者李之藻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理念，将其分成“理编”与“器编”。且认为理编所研究的就是“形而上”，也就是和宗教信仰和别的社会科学内容;而器编所研究却是“形而下”，也就是和自然科学技术相关的内容。而王徽却根据功用划分成“三资”，即“资耳目、手足与心”等之学。明清时期我国众多学者中对此划分最为详细明确的，就是学者李祖白了，李祖白编撰的《天学传概》一书中将已经翻译成汉语的西学分成经（即宗教信仰方面）、史（即历史内容）、超形性学（即神灵之内容）、修学（家庭道德伦理内容）以及天文立法等几类，不过对西学种类的划分不尽完善。

二、翻译西学的方法有变化，出现了很多“编译”类作品

意大利人利玛窦等早些时候来中国的耶稣教会人士从一开始他们的创作生涯，就一直运用此种方法。利玛窦曾经说“：我所编撰的书籍都不是新的作品，只是运用西方方法结合中国方法编撰中国的内容罢了。”以至于后来的西方传教士几乎都运用这个方法。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上首次翻译高潮时大都是佛教经典著作，没有发挥的空间。可是这次翻译的却是涵盖很多世俗内容，这样翻译的人就会有非常高的自由度，西方耶稣教会灵活多变的传教方法实际上推动了此方法的开展。此种全新形式可以划入到“翻译”这个宽泛的范畴之中，其和狭义“翻译”的基本区别就是没有和汉语几乎相对应的西方语言的原本。学者们对其命名时颇费周折。徐宗泽所编纂书籍，运用“译著”这个词语;而冯承钧则运用“译本”一词。且他还进一步解释说“：‘译本’就是指，某一国的作品适应另一国的翻译，也就是说，是种变换头面的翻译。”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合乃则运用了“改编与翻译”的语言。此外也有学者主张运用“编译”“、译著”之词语。

三、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的儒生相互配合

共同开创翻译之事业传教士和中国儒生各自分工明晰，密切配合。大致有这么几种情况：

（1）传教士翻译以后，中国的儒生提出一些修改建议；

（2）传教士翻译成初稿，中国的儒生然后继续修改；

（3）.传教士口头翻译.中国的儒生用笔记录，二者然后一同反复推敲然后最终定稿；

（4）传教士口头翻译，中国的儒生用笔记录，然后中国的儒生独自整理成稿；

（5）传教士传授知识，中国儒生认真学习，最后编撰成稿。

其中第三种比较常见也有很强的代表性，第二与第四种稍次，第一与第五种最少。大部分西方传教士对汉语“，口头说，还马马虎虎，但是用笔写成文，就显得很困难”。传教士“亲自来用汉语撰写著作”，是少而又少。徐光启则将第三种称作“对译”。徐光启认为，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的儒生在对书籍的翻译上的贡献是一样重大。实际上，明清时期的我国学者在对外翻译书籍的过程中的地位，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的只是非主动的和辅佐性的。一般情况下是，在翻译工作开展之前，中外学者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多次在一起磋商，且在对即将要开展工作的内容有深刻了解的情况下，最终选定翻译内容。不过，这会深受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所随身携带书籍和所具有的专业知识特长以及是不是愿意翻译的制约。不过，中国的儒生有时也会积极主动学习研究关于西学方面的内容，在了解大致情况以后，马上请求西方传教士来翻译。对于《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这本书的翻译，就是很好的例子。中方翻译人员王微从小痴迷于科技知识，后来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一本简要介绍西方的书籍，他就对西方奇器非常稀奇。16冬天，王微和龙华民、汤若望等朝夕相处，有问题就请教他们，着意探询，或请教他们关于西方奇器制作的内容，有的让他们翻译成汉语，还最终确定了翻译这部书籍的基本原则。正是王徽本人孜孜不倦的坚持以及谋划，他才拥有了翻译这本书的主动权。翻译外文书籍的过程，中方人员自身的文字应用能力、学术水平、语言领会能力、学术研究观念等，这都对所梵音书籍的质量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会事关翻译的成功与否。意大利人利玛窦在众多西方传教士里面的汉语水准以及东方儒家学问的水平是首屈一指的。利玛窦一直想把《几何原本》翻译成汉语，可是一直没有满意的中方人员配合，翻译的时候很是艰难。若没有碰到徐光启，或许利玛窦也只能深深遗憾了。特别是第三种情况的翻译，二人面对面进行探讨，传教士想尽一切办法想把西方文化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中国儒生一边记一边询问，直到认为切实明白了传教士的意思以后，苦苦思索.寻找合适的汉语表达词语。.两个国家的学者这种严谨而又特殊且成功的相互交流方式，是比较少见的。翻译完成以后最后的文字润色与最终定稿基本是中国儒生来做。所以，在整个翻译工作中，就是因为中方学者学习西方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吃苦耐劳精神，才最终在引入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四、在不长的时间内所获得的翻译成果非常多

在中国明清的时候西方著作有翻译成汉语的，有的已经出版发行，也有只是手抄本，更多的是在流传之中遗失，给后来的统计带来很大不便。徐汇书楼收藏的明朝和清朝期间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翻译编撰的书籍总计401种，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此类书籍为331种，而梵蒂冈图书馆收藏的这类书籍是168种。由此可以大致推断出，明末清初翻译西方文化的作品有800部以上。这些作品很多都是在17世纪中早期完成。直到李之藻病逝的时候，翻译西方文化作品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五年多，当时中西合作翻译的作品涵盖各个方面。直到17世纪末期，经过南怀仁修订的，西学翻译成汉语相关书籍有235种，这里面还不包括中国当时信仰耶稣教学者的翻译作品。如果全部算上，肯定会大大超过300部以上。在明朝的'时候收藏书和雕刻印刷书的风气不浓厚，比如《十三经注疏》只有福建雕刻出版了该书，仅此一部。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以后，出书工作逐渐被人们重视。所出版的书籍里面不但包括单行本，还有系列丛书。学者李之藻编撰了我国首套“西学汉译作品系列丛书”。总计100卷在明朝崇祯年间印刷出版。翻译出版西方著作在明后期达到顶峰。《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书名表》所收录1583—1759年间的翻译作品总计188种。1631年间出版发行的数量最多，总共10种。从1623到1645年这些年中共印59种。

从1680年以来中出版印刷仅仅有33种。所以，西方文化作品翻译到了清朝就逐渐减少了。经过清朝早期的几十年的繁荣后逐渐衰退下去。一部分人认为衰退原因是那些文人士大夫们比较深刻地知晓天主教所宣扬的内容和当其清晰地看清西方传教士的最终目的的时候，这些人的态度就有了变化。不过此种观点是需要商榷的。因为明朝末年徐光启和李之藻以及杨廷摘等人对耶稣教内容的了解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可这丝毫没有影响这些人对西教的信仰，并且还英勇护教，不辞辛劳地宣传西教。事实上，文仁士大夫和西方传教士相互间关系的改变，主要原因就是那时中国整个社会背景发生巨大变化。另外，对西学汉译有消极影响的因素还有:早期清朝统治阶层，把有才能的西方传教士集中在首都，让他们担任要职，这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其和中国文人的相互交往以及所开展的翻译活动。天主教会内部出现内讧，分散了他们的精力，传教士忙于著书立说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情况，为自身的思想观点进行辩解而竭尽全力，无暇顾及其他。东西方文明在开始的进行碰撞的时候，西方文明中优于东方文明和对中国知识分子有较强吸引力的东西，早已在明朝末年被西方传教士作了翻译和介绍，清早期的西方传教士也仅仅是做一些补充性的工作，而那时对新知识比较敏锐的中国知识分子，因为西学精髓已引入中国，他们也就把重点放在对比研究和吸收以及创新上去了。而此时，清朝的反西教的各种措施也逐渐严格。直到最后，清朝政府禁止西方宗教传播让中国翻译西学运动终结。直到一百多年以后，中国西方文化汉译的高潮再一次出现。

篇4：宋元时期历史知识点提纲

宋元时期历史知识点提纲

繁华的都市生活

● 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元朝的大都都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都市。

※● 北宋的开封，最为繁华的是大相国寺。

※● 瓦子是开封城内许多娱乐兼营商业的场所。

※● 瓦子产生的原因：城市的繁荣，市民阶级的不断壮大。

※● 勾栏是瓦子中圈出专供演出的圈子。

※● 宋元时期戏剧的主要形式是杂剧。杂剧形成于宋，在元朝兴盛起来。

※● 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在宋代就有了。

宋词

※● 词在唐朝时已经出现，经五代到两宋，得到大发展，词成为宋朝的主要文学形式。

※● 宋朝词的代表人物：苏轼、李清照和辛弃疾。

● 苏轼：北宋文学家，他的词风豪迈而飘逸。

● 李清照：两宋之交女词人，以北宋灭亡为界限，以前的作品描写真挚的夫妇感情。此后的作品反映了战乱带来的灾难，抒发深沉的忧患情怀。

●辛弃疾：南宋词人，继承苏轼的豪放词风和报国情怀。

元曲

※● 元朝戏剧空前发达，出现了元曲。

※● 元朝最优秀的戏剧作家是关汉卿，代表作是悲剧《窦娥冤》。

● 元朝时，与关汉卿齐名的杂剧家还有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王实甫。

※● 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四人在明朝以后被誉为”元曲四大家“。

司马光和《资治通鉴》

※● 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主持编写了《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

※●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他们也被后人称为“史学两司马”。

初中历史学习高效方法

1了解重点知识

一般来说，历史课本的每一课通常分为几部分内容，大字部分是该课的主要内容，要求掌握的基本知识点都在这一部分，因此同学们应该对该部分进行精读，着重掌握这一部分的内容，要学会分析这一部分哪些是重点，哪些不是重点，哪些内容是要求一定要记住的，哪些内容属于了解就行的，只有把握了重点，才能在学习中做到有的放矢，对知识的掌握才能更加牢固。

2增加对历史时间的理解

因为历史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在时间确定上比较讲究真实性。中学生学习和记忆历史时间，会确定公元前和公元后这两个标准的时间尺度。很多历史书籍后面会有一个完整的历史年代表格，可以去查看。

3课堂学会技巧性消化

要做到熟练地掌握历史知识，一是对课文要做到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二是平时要认真记录好老师提出的重点内容，三是有很多学生不注重平时的记忆，只是将老师上课的内容记录下来，待到考试的时候才去开卷翻书，这样往往由于不熟悉知识点导致考试时间紧张。因此，平时的学习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上课尽量消化知识点。

4掌握答题方法

历史学习里面其实有很多约定俗成的东西，很多概念我都可以用“三条”或“两条”来总结，比如说了解一个事件我们通常是从“背景(原因)，内容(经过)，影响和意义(结果)”来记忆，分析问题我们总是有“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来思考，分析背景时我们会分“国内环境，国际环境”来进行，评价意义时我们有“正面(积极)和负面(消极)”两个方面……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亚洲封建国家的建立

1、5世纪，奴隶制国家大和统一日本本土，最高统治者称天皇。

2、7世纪日本仿照隋唐制度，进行大化改新。改新的主要内容有：政治上建立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封建国家，废除贵族世袭制，以才选官。经济上，土地收归国有，国家定期分给农民耕种，收取赋税。大化改新是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此后，大和国正式改名为日本。

3、7世纪穆罕默德在麦加创立伊斯兰教，号召大家都信仰真主，放弃本部落的神，这种一神教的宣传，有利于促进民族统一。

4、622年，穆罕默德出走麦地那，并在那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教把622年定为伊斯兰教历元年。

5、630年，麦加贵族妥协，承认穆罕默德为政治宗教领袖。麦加成为伊斯兰教圣地。632年，阿拉伯半岛基本统一，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建立起来。

篇5：《金刚经》可以这样流传

《金刚经》可以这样流传

阳光明媚的早晨，城南市场的旁边。

人流涌涌，叫卖不断，南瞻部洲好一派热闹景象！

我来到一个摆满图书的地摊旁，寻觅着陌路相逢的喜悦。满地都是医治性病壮腰健肾令人啼笑皆非的盗版劣质书，还有着不少翻印的杨公救贫水法，杨公开门经诸如此类。我翻了翻几本日课书，想看一下大师们是如何教人夺取日月精华，让人瞬间富贵的。唉！穷我一生的精力也大概学不会这些术数，何况伪书千千万万，翻印错漏百出，我想学真诀又没善缘！做个地摊派会有什么前途呢！还是买本民间医术书吧！

忽然，在叠叠的书中，我竟然发现了一本《金刚经》，封面和封底都已经破烂不堪！金刚经呀金刚经，你应该静静地坐在金碧辉煌的庙宇里接受人们的供养才对，至少也应该放在一张干净的台面上呀！你为什么颓萎地混杂在污猥的地摊上？

你是才华超众名落孙山的举子么？孤独地徘徊在长安街头，然后被遗弃到这岭南之南！

你是容貌绝世的落雁昭君么？不向世俗低头远嫁匈奴然后化成纸片梦回中原！

你是名动大都但生不逢时的关汉卿么？与功名无缘黯然栖身市井喑哑元曲中！

金刚经呀金刚经！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几个轮回之前，我们一定曾经共看流岚弯月，漂流江中，横塑赋诗。不然，今天我不会在破帽遮颜对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时见到你。不然，你的遭遇就不会像我的人生那样破破烂烂、混迹江湖、一无所有！

摊主呀摊主，金刚经是无上甚深微妙法，你怎可以拿来卖钱！你还要经历多少个轮回才能路遇佛法而不错过！

我想起了南怀瑾说过有人竟然拿金刚经来包猪肉的典故！

我想起了几次在南关旧书店里把别人遗弃的'佛经卖出来送回庙里的经历！

末法时代的南瞻部洲啊！佛经就这样渐行渐远吗？

金刚经呀！今天我把你从地摊上买出来，明天，当你坐在雄伟庙堂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曾经历经了前世的5000次回眸，才换得今生的擦肩而过！

篇6：《宋元时期的都市和文化》教案

《宋元时期的都市和文化》教案

学情分析：

学生对宋词和元曲有一定程度的学习和了解，前面已学习宋代的商业相关知识为本节都市繁华生活打下一定基础。部分学生对古代文学有较好的兴趣，本课的学习有助于学生进一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学习自信。

教学重点：瓦子，宋代词人的作品风格，关汉卿和元曲

教学难点：从“瓦子”中分析城市商业繁荣的特点；元曲的特点。

教学方法：讲述法、提问启发、观察体验法、自主合作讨论。

教学准备：课件与相关资料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多媒体出示：提到宋朝文化，我们就会想到宋代文化的一张名片——宋词。有一位宋词爱好者研究出了“大数据时代的宋词高频词汇”，据说，只要掌握了这些词汇，你也能成为一位宋词高手。例如，用圆周率也可以作词（多媒体展示）。大致看来，还有点宋词的感觉；但是，仔细一看，同学们觉得有哪些问题吗？学生发言：缺乏情感、意境，不押韵等等。文学是源于生活的，所以我们来走进宋代都市生活，看看这些词人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里？

二、讲授新课

（一）宋元繁华的都市生活

1. 宋元大都市

课件出示：开封、临安和大都城的平面图。老师提出问题：你能说出宋元时期有哪些著名的大都市么？

学生回答后，老师简介这三个城市的地位：都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都市。

2. 繁华的表现

出示材料：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时代……市民的富足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的高度繁荣。

——詹子庆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结合材料说明：宋朝城市出现了哪一新兴阶级？帮学生得出结论：市民阶层的兴起。

设计一个历史想象题：假设你是一位去开封旅游的人，合理规划一下你的美好旅程。我要去开封最繁华的地方，去哪里呢？

学生回答，出示图片：开封大相国寺及相关繁华图片，引起学生观察兴趣。

老师又提问：宋代最热闹的娱乐兼营商业场所是什么地方？

学生回答，课件出示瓦子的定义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瓦子。

老师再提问：我购物后想在瓦子看看表演，应该去哪里？

学生回答，课件出示勾栏的定义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勾栏。

老师提问：你能用图形表示出瓦子和勾栏的关系吗？帮学生用简图来直观表现瓦子和勾栏的关系，加强印象，便于记忆。

接着让学生发挥想象力来想象瓦子都可以进行哪些休闲活动，进一步深入体会都市繁华生活的景象。课件出示图片：说书、看傀儡戏、踢蹴鞠、斗茶、看戏曲，让学生观察提高学习兴趣，体会宋朝社会的万千气象。

最后提出：选择在哪些节日去都市逛会更热闹呢？自然而然地引入中国传统节日在都市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出示春节、端午和元宵节三个节日的相关诗句和图片来让学生判断、连线，感受传统节日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

（二）宋词

出示图片《中国诗词大会》，讲述《中国诗词大会》节目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中国古代诗词的非凡魅力。唐诗、宋词和元曲，都是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瑰宝。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宋词以及元曲，领略其无穷风采！

教师简要介绍词的基本情况。（多媒体出示对“词”的定义与特点）老师补充强调词的发展:词在唐代就产生了，但它经历了五代，在宋代得到发扬光大，达到了鼎盛时期。每首词依据乐谱的要求，有一定的`格式，叫做词牌，如《念奴娇》《满江红》《蝶恋花》等。宋词内容风格多样，内容广泛。

宋词代表人物及写作特点：（课件出示表格让学生大致了解和鉴赏）教师概括出北宋、两宋之交和南宋各一位代表人物及他们的代表作品，小组合作讨论与探究，突破难点：哪两人的词风较相近？体现什么特色？你是如何体会与理解的？教师帮助学生分析与感受，让学生体会各自的写作风格。

（三）元曲

1.教师简要介绍元曲的基本情况。（元曲的组成:包括散曲、杂剧和南戏等。艺术特点：元曲把音乐、歌舞、动作、念白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着重强调一下元杂剧的相关知识，学生了解后为下面鉴赏做好铺垫。

2.课件出示元曲的代表人物及作品

受时间所限，历史课上只介绍元杂剧最负盛名的人物——关汉卿的生平及代表作品《窦娥冤》。

其他三位留待课后学生有兴趣去了解探究即可。老师强调识记：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等，在明代以后被誉为“元曲四大家”。

《窦娥冤》可以结合课本上的介绍来简单讲给学生即可，主要让学生体会关汉卿关心同情人民，不辞劳苦的创作精神，达到历史课的情感目标。

过渡：宋元时期不仅在文学方面取得辉煌成就，而且在史学的研究也取得同样惊人的成果。

（三）宋代史学

老师简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让学生自主学习在书中找出作者、朝代、内容与地位。学生已有对司马光有一定了解，只强调一下《资治通鉴》的体例和记述内容范围即可。

三、课堂小结：课件出示知识结构图，师生共同口述配合完成。

篇7：“明清时期的徽商”阅读及答案

“明清时期的徽商”阅读及答案

明清时期，徽商能够驾驭整个商界，是因为他们具有贾儒结合、官商相联、乡党互助的特点；有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的精神；有以利润为目的的经济观念；注意学习和总结从商经验，注重职业培训；有灵活多变的经营手段。

中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为了能使自己的经营活动适应这个社会，徽商贾而好儒，商而兼仕，与封建官僚或合为一体，或相互结托。他们把势力渗透到地方政权，甚至伸向国家中枢。除以“急公议叙”“捐纳”“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

为了能在他乡异地的商业竞争中站稳脚跟，徽商利用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商帮，互帮互助。全国凡有徽商活动的城镇，几乎都有徽商会馆或徽商公所、义园、旅享堂、思恭堂之类，有的城市甚至不止一处。徽商会馆的主要宗旨就是“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碑记》）。

很多人一谈起徽商，总将徽商同奢侈连在一起。其实除个别商贾较为奢侈外，80%以上的徽商都是勤俭持家，并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徽州人经商多为生计所迫，因此作为第一代徽商，大多一贫如洗，勤俭持家就显得更加重要。婺源人李祖开始贩木时，竹头木屑都舍不得丢，加以充分利用。致富后仍是粗衣淡食，住房极其简陋狭小也不肯新建。光有勤俭思想，并不足以致富，他们还具有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歙人江遂志两次经商失败，第三次变卖所有家产一搏，终于成功。徽商经营，以赢利为目的，什么利润大，就经营什么。如徽商习称的盐、典、木、茶四大行业，都是利润极高的。注意商品市场的选择，也是徽商追求利润的手段之一。歙商程澧因苏州等地盛产棉花便经营布业，扬州是盐业集散地便经营盐业，徽州当地贫瘠便经营典当业。在不同的地方经营不同的行业，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赚钱。

徽商是一个文化修养水平较高的社会阶层，他们非常注意从书本中去学习商业技能，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商业经验，注重职业培训。《士商规略》《典业须知》《水陆路程宝货辨疑》等商书，便是徽商经商经验的`总结。徽商子弟正式经商之前，一般都要跟随长辈见习一段时间，当学徒，以熟悉商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注重岗前职业培训。

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徽商还练就了一套灵活多变的经营手段，如取信消费者、薄利多销、抓市场信息、宣传促销等，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1．下列不属于徽商“官商相联”的途径的一项是 [ ]

A．徽商跟封建官僚相互结托，把势力渗透到地方政权，甚至伸向国家中枢。

B．徽商用“急公议叙”或“捐纳”的办法取得官位。

C．徽商还通过读书参加科举取得官位。

D．徽商用重金交结各级政府甚至太监、天子。

2．下列对徽商“乡党互助”的说法不准确的一项是 [ ]

A．为了能在他乡异地的商业竞争中站稳脚跟，徽商利用同处徽州一乡的关系结成生意帮会，互相帮助。 B．徽商充分利用家庭亲族关系形成家庭亲族商帮，以在异地的商业竞争中更有实力。

C．全国凡有徽商活动的城镇，都有徽商会馆或徽商公所、义园、旅享堂、思恭堂之类，有的城市甚至不止一处。

D．徽商在各地营建会馆的主要宗旨就是把徽商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追求商业竞争的成功。

3．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第一代徽商，大多一贫如洗，所以都有勤俭思想，即使致富后还是不肯享受，甚至到了悭吝的程度。 B．徽商有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歙人江遂志两次经商失败，三次变卖所有家产，终于成功。

C．因为徽商主要经营盐、典、木、茶四大行业，所以利润极高，徽商大都很快致富。

D．徽商自身就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水平，他们既注重学习商业经营的理论，又注意总结商业实践的直接经验，这也是他们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原因。

参考答案：

1．A

2．C

3．D

篇8：明清时期的芜湖榷关

明清时期的芜湖榷关

芜湖榷关是在明中叶后商品流通,特别是沿长江的东西贸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因芜湖具有良好的交通条件而设立.芜湖榷关在税则上有独特之处,征税范围逐步扩大.其税收增长迅速,在明末清初时曾居诸关之首,具有重要的`财政意义.

作者：陈联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安徽芜湖 241000 刊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8(1) 分类号：B129 关键词：明清芜湖榷关税则财政收入

篇9：明清时期小学德育原则与方法

明清时期小学德育原则与方法

（高谦民南京师范大学）

明清时期许多教育家在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基础上，对小学思想品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主张。这些主张和当时人们对小学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与内容的观点相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因此，在我国传统的小学道德教育思想体系中，这部分内容也就具有更大的价值。

（一）以爱养之，宽严相济

启蒙教育应以爱护儿童为出发点。所谓“爱养”，就是以慈爱的精神关心、爱护儿童，用说理的方法教育、感化儿童。

孩子六七岁时入蒙学读书，刚开始不大适应。此时教师应“不问知愚，皆当用好言劝谕，使知读书之高” ；同时“勤于教导，使不惮读书之苦”。切不可一味训斥甚至“扑责”，因为这样做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到八九岁时，儿童渐渐懂事，此时可适当采用责罚手段，但只能偶尔为之，才有效用。若经常使用，“则彼习以为常，必致耻心丧尽，顽钝不悛矣。”十四五岁时是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关键期，此时须“循循诱掖”，使之“专心读书”。应根据儿童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对聪颖者，应“单用善言警悟”，使其不责自成；对愚顽者，可适当予以责罚，但责罚后仍然要用“好言劝谕”、使其“知悔而能新”。否则，虽然采取了处罚措施，但却达不到预期的教育目的。同时，处罚学生还应当掌握时机，做到“四毋责”，即“空心毋责，方饭毋责，毋乱责，毋出不意从背后掩责”。因为这些都有害儿童的健康，故须绝对禁止[1]。

以爱养之，就要对学生负责。而要对学生负责，就必须严格要求，所谓“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2]然而仅仅严格还不行，还须济之以宽。只有宽严相济，才能取得教育的成功。

所谓宽严相济，包含三层意思：

一是年幼以宽，年长以严。儿童幼小时，“筋骨未坚，血气未满，心知未定”，因而胆子较小，见生人或异物，“不免心悸而神怖”。在其刚离父母而入学之时，若老师要求过严，则必然“恐惧而畏缩”。他们表面上虽不敢违背，但实际上内心却受到伤害，畏学、避学之心便由此而生。因此，当年幼儿童刚刚入学时，“教诲固不可缺，而保护尤所当慎”。此时要求可适当放宽一些。假如有的孩子“放纵无度”，也只须脸色严厉一点，“令其稍改即止”，切不可大声呵斥或扑责[3]。年幼以宽，其目的'在于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并“诱其入道 ”。儿童稍长，“则智计渐生”[4]。对年龄大的学生若要求过宽，单用诱掖的方法，则难以见效。故此时要求应当严一些。严是为了防止孩子学坏，使其能走上正道。

二是宽其辞色、严其课程。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应当宽厚一些，如表情和蔼，语言温和，耐心细致，循循善诱。但在学习上则要从严要求，丝毫放松不得，不能有一点马虎。

三是家教素宽者则严，家教素严者则宽。对家教素宽的儿童应严格要求，然而由于他们一向松懈惯了，骤然从严管教，则“懦弱之子必病，顽劣之子必逋”[1]。所以，在刚入学时，不能操之过急，“须缓缓约束”[ 2]，耐心开导，反复劝说，当他们真正心悦诚服以后，再加以批评，帮助其改正缺点。至于那些家教素严的孩子，则可“稍济以宽”，“使其恋恋塾中”，孩子若热爱老师，喜欢上学，则“教理更易入”[3]教育效果必将大大增强。

（二）顺其性情，寓教于乐

儿童天性活泼好动，喜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玩耍、嬉戏。若按照儿童的特点，顺其性情，就能促进其发展；否则，便会阻碍儿童的健康成长。因此，教育儿童“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那么，他们将一定进步很快。这就好比花草树木在春风吹拂、时雨滋润之下，“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以“冰霜剥落”，其结果只能是“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4]。

要使儿童趋向鼓舞，就要“常存童子之心”，采用适合儿童特点的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使其乐习不倦”[5]。孔子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6]可见乐之是学习的最高要求。儿童只有乐学，才能极大地发挥其学习积极性，才能真正理解学习内容，从而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

一般来说，儿童都喜爱音乐、诗歌和舞蹈。在教学过程中适当组织儿童唱歌、跳舞，可以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在欢乐的气氛中和愉快的情境下，教学效果将明显提高。

当然，教学活动还须以读书为主。“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7]这样，学生才会爱读。教师可根据教学目的，选择儿童喜爱并易于接受的内容，如历史典故，名人名言以及模范人物的事迹，用故事的形式讲给儿童听，他们定会兴趣十足，注意集中、精神振作。

读书贵简约，使学生易于理解。“今日进有功，以鼓发其兴致”[8]。当儿童感到学习并不困难，并看到自己的进步时，便会激发起学习兴趣，增强学习的内在动力。学生负担不可过重。功课完成后，即使时间尚早，也不要再增加任务，让孩子能够自由地嬉戏、玩耍。尤其是年幼儿童，切“勿令终日在馆，以苦其心志，而困其精神”[9]，而应当让其有自由活动时间，满足其活泼好动的需要。

顺其性情，寓教于乐，则儿童无不欢欣鼓舞，对老师的教导便易于接受；而悖其性情，“劳苦拘束，则厌弃之心生矣”[10]。即使老师言之谆谆，学生也只会是听之渺渺。

（三）量资量力，循序渐进

儿童资质有高下之分，故教学内容和方法须因人而宜，“浅人浅解、深人深解”[1]。不能不分高下深浅，一概而论。只有“斟酌变通”，使之“与资相合”[2]，方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如果学生肯动脑筋，能质疑问难，就应当启发他进一步思考，自己解决问题；假若学生不善于思考，可由老师提出问题，让他分析解答，也可提出几种观点，令其选择；对于那些反映迟钝，一时不能回答的学生，可宽限几日。

聪明的孩子往往容易骄傲。对于这样的学生，即使进步较快，也不宜过多表扬，相反倒应常常指出他们的不足之处，以免其骄傲自满。所谓“摘其短以抑之，则不骄”[3]。

愚钝的孩子往往容易丧失信心，对他们如果批评责罚过多，便会令其自暴自弃，“而安于下流，无上进之机”[4]。因此，对这样的孩子应以表扬为主，即使他们只取得了点滴进步，“亦不妨极言嘉许”[5]，以鼓舞其“踊跃向往之心”[6]。所谓“举其长以扬之，则不退”[7]。

儿童年龄幼小，故教学应量力而行。“初立课程”，当“量其资力”所及，先“酌定十分之六七”，留有充分余地，“再观后效，逐渐加增”，从而使学习者“有日进之功”[8]。教学中亦应“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援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9]

教学生读书，切不可躐等，应当循序渐进。“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10]因为，只有先易后难，学生才容易理解，容易接受、进而有所“进益”。先选择浅显易懂的内容讲给学生听，使之易学，只有易学才能够条理通达。然后，再“由浅入深，由显入微”，一步一步因势利导，儿童才会“兴致勃然”[11]。

儿童读书，“贵分层次，”先读什么，次读什么，再读什么，都要有明确的安排。如果“不循次序”，“ 不分层次”，虽然“欲其速成”[12]，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此，教儿童学习，“不必性急一时，而在操功于悠久”。让其“悠而游之，使自得之”[13]。这样，孩子便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懂道理。

（四）随读随讲，知行并进

教儿童读书，应当随读随讲，这样，“久久胸中自能有所开悟”。如果只读不讲，学生不明其义，即使读得再多，也毫无益处。“故先生教学工夫，必以勤讲解为第一义。”[14]

给初学者讲书，要用浅显易懂的话语加以解释，“宜说白话，指实事，道俗情。”[15]要使“仆僮炊妇” 听了，都能“手舞足蹈”，这才是“真讲书”[16]。例如讲解“学”字，就是“看了人的好样，依照他做好人的意思。学读书，学写字，学孝顺爷娘都是。”[17]

讲解书中的文理，必须“证之以日用常行之事”[18]，这样学生才容易领会。若脱离实际空洞讲解，那么学生就难以真正理解。老师讲书时要学生字字句句都向“自家身上体贴。这句话，与你相干不相干，这章书，你能不能学。”[1]务须将伦理道德要求，“说与学生知道，要这等行，才是好人。”[2]例如，“立身根本，孝弟为先。”[3]这是必须首先要向学生讲清的道理。在教儿童识字时，就应当灌输这种思想。“如认父母字，则教以如何孝顺；认兄弟字，则教以如何友悌。”[4]在教儿童读书时，老师必须专门讲解孝悌的有关要求，如对父母应当和言悦色，尊重爱戴，听从父母的教导，关心父母的健康，为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兄弟要团结友爱，互敬互让。每日可教一典故，将可师可法的故事讲给儿童听，如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等等。总之，要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各种方法，使儿童懂得必须孝顺父母，友爱兄弟。

老师在讲授时，须诱导学生提问，然后根据学生的问题再详细讲解。学生若能勤问，则说明他用心思考，已进入书中。若提不出问题，便可知他尚未专心听讲，或未用心思考，此时老师可提出问题请他回答。一则督其专心，二则“令其善疑”[5]。只有专心，才能听清老师的讲解；只有善疑，才能真正理解书中的含义。

对于年幼初学者，老师在讲完一章以后可将此章重讲一遍。因为年幼初学，往往不得要领。“初讲一周，多未领略，惟经再讲，始知梗概。”然后让学生复讲。学生讲错的地方，老师加以纠正，学生不理解的地方，老师可以再讲，直到学生真正弄懂为止。对于那些不用心听讲，一点也讲不出来的学生，需要适当惩罚，以督促其用心学习。让学生复讲好处很多，它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帮助学生真正掌握所学内容。“使之胸中开明，真实有得。”[6]

读书是为了做人。因而，学了就要做，力行才是根本。如果学生只读书而不按书中道理去做，那么，书读得再多也没有用。所以，“学要切己”[7]。要使学生将书中的每句话都和自己联系起来，切实照着去做。如书中讲“头言直”，即“端正头顶”，讲“手容恭”，即“整齐手足”，如此“知行并进”[8]，那么，读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五）务求精熟，力戒贪多

“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9]因为内容多了，就不可能详细讲说，学生也就难以理解，理解不了就容易遗忘。只有少而精，抓住要点，反得讲解，才能使学生“章章句句，无一字不明白”。所谓“多则惑，少则得。”故“讲书切不可贪多”[10]。如果学生真正理解并掌握了老师讲授的内容，那么他们的学习能力就会提高，通过举一反三，对于那些老师没有讲过的内容，也能渐渐有所理解。这样的教学便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儿童读书务求精熟。若此篇尚未精熟，决不读他篇。要“含英咀华”，仔细体会，才会有所领略。如果东读一篇，西读一篇，“这篇不熟，那篇不精，岂不枉费工夫？”因此，读书时一定要精力集中，读一篇就要全力以赴读熟并理解它，“切不可读着这篇，又想着那篇”。这就好比烧开水。一锅水不停地烧，自然会开。如果水还未开又换水煮，这样，即使花了很多时间，烧了很多水，但始终一锅也烧不开。

儿童年幼时记忆力强，故所读之书均须“精熟明透”，这样，“根本既深”，以后才能“永不遗忘”[1]。

（六）多加诱掖，少施惩戒

老师教育学生应以正面开导为主，经常用“好言劝谕”，“上之动以圣贤、德业，次之动以功名，富贵，再次之惕以利害、祸福。”[2]同时可将各种宣传善行的书籍，当作每日学习的功课，时时与学生讲说。这样，即使再愚钝的儿童，每天都能听到有益于身心的“嘉言”。自然会逐渐警惕醒悟，产生追求上进之心。

好的老师应当“以诱掖奖劝为主”。学生有了过失，便“讽以微言”，使其“翻然改悔”[3]。不到迫不得已时，不可轻易使用惩罚手段。即使惩罚学生，也要掌握以下原则：一是惩罚次数切勿过多，因为“数则不威 ”。二是惩罚要严，“不责则已，责则须威”[4]。只有严厉才能达到效果。三是惩罚时也要用“诱掖奖劝语” [5]，使其认识错误，改过自新。就是对于那些沾染了种种恶习的学生，也要“耐住火性，婉言劝诫”，对他们过去的表现，一概既往不咎。他们如果有了点滴进步，不妨多多表扬，以“鼓其上进之心，开其自新之路”[6 ]。为了帮助这样的学生进步，还可有针对性地选择古人的“嘉言懿行”，常常讲给他们听，时间长了，或许能使其改掉恶习，成为好人。

教育学生有许多诀窍，其中之一就是把握好奖功督过的分寸：即多加诱掖，少施惩戒，所谓“神机妙用，亦在奖励鼓舞与督责兼行也”[7]。

（七）正身端品，专一尽心

老师是学生的榜样。老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学生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任何一个老师都应当时时、事事、处处成为学生的楷模。其身正，不教而行；其身不正，虽教不从。

“为师之道，端品为先。”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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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言行举止均要“随时检点”，从严要求。例如要学生习勤，那么老师必须“以身先之”。如果学生都已到校，而老师尚未起床，“则虽令不从”[8]。

老师的主要工作就是教书，教书应当专一。首先自己对教学内容应当认真钻研，确有心得，然后要时时讲解给学生听，不要间断，更不可懒惰。“故师道尤以专为主”[9]。

同时，“设教又当尽心”[10]。督课要勤，要求应严，讲解须诱彻，要尽心尽力，“悉心开导。”如果喜欢聪明的孩子而不加督责，讨厌顽劣的孩子而不加鼓励。不认真教学，马马虎虎；不勤课学徒，“悠悠忽忽” [11]。这样的教师，只能是误人子弟。

作为教师还应当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在教学中若自己有不懂之处，可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2]如果老师有讲错的地方，学生指出，就应诚恳地接受，切“勿固执己非”[1 3]。教师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实事求是的教学态度，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

明清教育家在小学思想品德教育实践基础上提炼出来的这些原则与方法，对于当时的小学思想品德教育具有指导作用，它促进了儿童品德观念的形成，提高了道德教育的质量，增强了德育的效果。这些原则和方法，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注释：

[1]（清）崔学古：《幼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