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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芜湖榷关

2023-01-08 08:04:04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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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芜湖榷关

篇1：明清时期的芜湖榷关

明清时期的芜湖榷关

芜湖榷关是在明中叶后商品流通,特别是沿长江的东西贸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因芜湖具有良好的交通条件而设立.芜湖榷关在税则上有独特之处,征税范围逐步扩大.其税收增长迅速,在明末清初时曾居诸关之首,具有重要的`财政意义.

作者：陈联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安徽芜湖 241000 刊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8(1) 分类号：B129 关键词：明清芜湖榷关税则财政收入

篇2：明清时期小说观后感

今天，我读了一本讽刺小说，那就是在清代远近闻名的《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主要说了在旧时代时，各类人士对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描写了一些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反映了当时不良的世俗风气。

在《儒林外史》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吝啬鬼—严监生。他是一个胆小而有钱的人。他最令人深刻的那件事就是严监生疾终正寝。这件事充分表现严监生吝啬，爱钱如命，我觉得这样的人不值得我们去学习。相反，我们在生活中学会大方，如果不大方，下场就是和严监生一样。而严监生的另外一件事——悼念亡妻中知道，严监生吝啬到连给亲人花一点钱都不肯，充分得体现出严监生爱钱如命。而《儒林外史》开篇词中一个生于乡村的王冕，因家里没钱，就去放牛。但他喜欢读书，所以每天赚的钱都去买书看。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成了县内的名人，许多人聘他做官，他都不接受，他逃到山中，过着隐居的生活。说明他讨厌做官的昏晦的生活。

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官员为了钱和权力，不顾人民利益，而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最终和严监生的下场一样。这些现实的事情告诉我们做人不能贪小便宜，要大方，不能爱钱如命。

李世民曾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利用假期我读了《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全书共五十六回，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与生活。

书中开头出现王冕，有王冕勤奋自学画荷花的故事，与不愿卖画给官员的洁身自好。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他们全是没有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民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与官场形成鲜明对照。

“鲁迅对《儒林外史》的人物刻画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儒林外史》做到了：“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生态并作，使彼相，如目在前”。而我认为《儒林外史》给人一种意境美，对雨后荷花的描写深入人心，运用多种人物刻画的方法，使人物的形象立体、生动、丰满。随着文化的高速发展，假论文、假作者与版权纠纷等等问题屡见弊端。此书中也透露出现代文化发展的雏形，二十一回中牛浦郎将自己的名字，加上别人的号出书。如今假广告、假产品害人不浅。封建社会中一些江湖骗子，如何使用伎俩骗人。《儒林外史》第十四回中有着精彩的描述，马二先生在祠门口遇到了骗子。骗子一出场给人的印象就不一般，从外表打扮上就迷惑人，接着骗子又从一些侧面，假造自己不一般，让人更加容易相信。对于理财严监生与杜少卿也不同，严监生拥有百万资产却分分计较，弥留之时还顾虑着两茎灯草;杜少卿挥金如土，全然不在乎金钱上的分毫。

读史可以明鉴，可以让你了解历史的兴衰，可以知道该怎样做才能使自己立足于社会。以历史来告诫自己、鞭策自己，使自己在成功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同时这还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增长我们的见识，丰富我们的学识，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人。一起来读史吧!

篇3：“明清时期的徽商”阅读及答案

“明清时期的徽商”阅读及答案

明清时期，徽商能够驾驭整个商界，是因为他们具有贾儒结合、官商相联、乡党互助的特点；有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的精神；有以利润为目的的经济观念；注意学习和总结从商经验，注重职业培训；有灵活多变的经营手段。

中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为了能使自己的经营活动适应这个社会，徽商贾而好儒，商而兼仕，与封建官僚或合为一体，或相互结托。他们把势力渗透到地方政权，甚至伸向国家中枢。除以“急公议叙”“捐纳”“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

为了能在他乡异地的商业竞争中站稳脚跟，徽商利用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商帮，互帮互助。全国凡有徽商活动的城镇，几乎都有徽商会馆或徽商公所、义园、旅享堂、思恭堂之类，有的城市甚至不止一处。徽商会馆的主要宗旨就是“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碑记》）。

很多人一谈起徽商，总将徽商同奢侈连在一起。其实除个别商贾较为奢侈外，80%以上的徽商都是勤俭持家，并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徽州人经商多为生计所迫，因此作为第一代徽商，大多一贫如洗，勤俭持家就显得更加重要。婺源人李祖开始贩木时，竹头木屑都舍不得丢，加以充分利用。致富后仍是粗衣淡食，住房极其简陋狭小也不肯新建。光有勤俭思想，并不足以致富，他们还具有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歙人江遂志两次经商失败，第三次变卖所有家产一搏，终于成功。徽商经营，以赢利为目的，什么利润大，就经营什么。如徽商习称的盐、典、木、茶四大行业，都是利润极高的。注意商品市场的选择，也是徽商追求利润的手段之一。歙商程澧因苏州等地盛产棉花便经营布业，扬州是盐业集散地便经营盐业，徽州当地贫瘠便经营典当业。在不同的地方经营不同的行业，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赚钱。

徽商是一个文化修养水平较高的社会阶层，他们非常注意从书本中去学习商业技能，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商业经验，注重职业培训。《士商规略》《典业须知》《水陆路程宝货辨疑》等商书，便是徽商经商经验的`总结。徽商子弟正式经商之前，一般都要跟随长辈见习一段时间，当学徒，以熟悉商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注重岗前职业培训。

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徽商还练就了一套灵活多变的经营手段，如取信消费者、薄利多销、抓市场信息、宣传促销等，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1．下列不属于徽商“官商相联”的途径的一项是 [ ]

A．徽商跟封建官僚相互结托，把势力渗透到地方政权，甚至伸向国家中枢。

B．徽商用“急公议叙”或“捐纳”的办法取得官位。

C．徽商还通过读书参加科举取得官位。

D．徽商用重金交结各级政府甚至太监、天子。

2．下列对徽商“乡党互助”的说法不准确的一项是 [ ]

A．为了能在他乡异地的商业竞争中站稳脚跟，徽商利用同处徽州一乡的关系结成生意帮会，互相帮助。 B．徽商充分利用家庭亲族关系形成家庭亲族商帮，以在异地的商业竞争中更有实力。

C．全国凡有徽商活动的城镇，都有徽商会馆或徽商公所、义园、旅享堂、思恭堂之类，有的城市甚至不止一处。

D．徽商在各地营建会馆的主要宗旨就是把徽商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追求商业竞争的成功。

3．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第一代徽商，大多一贫如洗，所以都有勤俭思想，即使致富后还是不肯享受，甚至到了悭吝的程度。 B．徽商有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歙人江遂志两次经商失败，三次变卖所有家产，终于成功。

C．因为徽商主要经营盐、典、木、茶四大行业，所以利润极高，徽商大都很快致富。

D．徽商自身就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水平，他们既注重学习商业经营的理论，又注意总结商业实践的直接经验，这也是他们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原因。

参考答案：

1．A

2．C

3．D

篇4：宋元明清时期《金刚经》的流传及特点

宋元明清时期《金刚经》的流传及特点

《金刚经》自鸠摩罗什初译以来就对中国佛教与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历来备受僧俗青睐，注疏不断，流传极广。

《金刚经》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广泛影响。有关《金刚经》的研究非常多①，总结起来，主要集中在版本、思想、信仰等诸多方面，研究角度涉及哲学、宗教、文学，甚至经济学、艺术等，但是对于唐代以后《金刚经》的流传研究较少，尚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国家政治权利的支持是佛教发展的首要条件，自道安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认识以来，佛教都积极经营与统治阶级的关系，而政治当权者也为了加强统治而设法利用佛教，所以才有佛教发展的政治空间，尤其唐代更是如此。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或喜佛或崇道或尊儒，但是吸取前代的经验教训，宗教政策都相对稳定。宋代佛教也有进一步发展，元代喇嘛教被定为国教，明清统治者吸取经验教训，对佛教采取既限制又利用的政策，清代的宗教政策也相对宽松，这些都使得佛教的发展得以持续。但是宋代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唐代不可同日而语，佛教的发展方式与唐代也大为不同，但是佛教思想却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各处，深入人心，成为一股潜移默化的力量，“明清佛教的继续发展则表现为一种深层次上的发展，即是以其深入人心为其典型特征”，宋代以来《金刚经》的流行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一部经典的流行，可以从其翻译的次数、注疏的数量、是否形成独特的信仰几个方面来衡量。在考察《金刚经》的流传的时候，也应该考虑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金刚经》先后六次翻译，译者皆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重要人物，屡次翻译，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其二，《金刚经》注疏种类繁多、数量众多，也是其广为流传的明证。其三，灵验记不断撰写，反复汇编。其四，至于《金刚经》形成独特的信仰模式，更是表明了《金刚经》不仅在义理方面影响极大，在社会信仰层面影响也产生重大影响。

一、注疏的丰富多样

自从《金刚经》有了第一个汉译本以来，受到极大关注，注疏不断。总体来看，唐以前关于《金刚经》的注疏并不多，宋元明清时期，《金刚经》注疏异军突起，这从注疏的数量和种类上可以得到说明。另外，民间宝卷中也有不少与《金刚经》有关的内容，如《金刚科仪宝卷》《然灯古佛亲撰金刚经传灯真解》等②。《大正藏》和《万续藏》中所列关于《金刚经》的注疏大致有60种，确定为宋以后的有38种之多，其中宋代5种，元代只有1部，明代有10种，清代23种。

宋后《金刚经》注疏不仅在数量丰富，而且还具有其鲜明特点。首先，是注疏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形式更为灵活，内容更为庞杂，有严格的理论注解，也有通俗的故事比附。许多注疏题名直接冠以“笔记”“大意”“演古”等字眼，明显可知注疏形式的灵活多样，内容也比较随意，如明代《金刚经笔记》的作者如观自云：“笔记者，闲暇时，信笔而记，非敢言注也。”又清代王起隆在《金刚经大意》中说：“疏经难疏，此经(指《金刚经》)大难疏。此经如时师为他人说者，亦不为难疏此经。而期精熟贯穿，不失佛意，不同谤佛，则难之大难。宁观大意无师心也，宁阙疑无妄注脚也。”这与宋代以前有关《金刚经》的注疏迥然不同，宋代以前的注疏主要是遵照佛教的基本理论对内容逐字逐句解释，使意思变得清楚明白，易被理解，主旨皆在于阐发《金刚经》中“缘起性空”的般若实相;宋代以来的《金刚经》注疏者多以《金刚经》为载体，重在通过注释阐发作者本人的思想，内容也突破了仅限于般若中观的讨论，注疏者不仅依据佛教基本理论对内容加以阐述，也夹杂着中国传统思想的成分。这种差别首先是由于宋代以来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与唐代有很大不同，如果可以称唐代佛教为帝王佛教或者贵族佛教的话，那么宋代以后的佛教就可以称作庶民佛教或者大众佛教，“宋代及其以后的社会中，佛教被本土传统挪用，逐渐衰落。”而且宋代思想主流是理学，佛教对精英阶层的影响减弱，“儒家传统的这种复兴，在我看来，标志着佛教在精英阶层中丧失影响力的开端”，佛教中国化进一步推进，佛教世俗化也愈演愈烈，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佛教发展的多元化，佛教的宗教性加强，佛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结合，“佛教元素渗透在民间宗教、文学和生活的各个层面中，最初佛教的特征渐渐湮没，不为人所辨。”

其次，科仪成为宋元明清时期《金刚经》注释的主要方式和特点，这与以往的《金刚经》注疏也有很大不同。“科仪者，科者，断也，禾得斗而知其数，经得科而义自明;仪者，法也。佛说此经为一切众生断妄明真之法，今科家将此经中文义事理，复取三教圣人语言，合为一体，科判以成篇章，故立科仪以为题名。”这里提到“复取三教圣人语言”，也即只要契合佛理，不管儒、道、佛，皆可用来阐发佛教义理。《中国佛教大辞典》解释说：“科仪，亦称‘宝卷’、‘宣传’等。一种宣扬佛教因果报应、劝善训喻的民间说唱文学形式，源于唐代寺院的俗讲。”至于科仪的意义，《销释金刚经科仪会要批注》卷二说的很清楚：“经来自久，久缺宣传。奉报佛恩，当明经旨。”科仪针对的主要就是普通信众，强调的是“宣传”，只是做最基本的解释，增加一些佛教常识性的知识，对佛教的概况，诸如历史、教义等，做出符合佛教自身的解释，以期达到宣扬佛、吸引信徒的目的。佛教自传入中国开始，就面临着与中国传统文化适应的问题，从“礼仪之争”“夷夏之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玄合流”，再到唐代宗派佛教的兴盛，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唐以后，佛教进一步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宗教融合，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发展，信仰层面的交涉大大加强，佛教信仰往往夹杂着中国传统宗教深入民间，而中国传统宗教也经常借助佛教的`影响而散播。反应在理论层面，这一时期《金刚经》的流传并不像唐代那样囿于义理的探讨，相反，信仰的内容受到极大关注，相关的《金刚经》注疏也不只是遵照佛教义理来解释、宣扬《金刚经》，而是更关注《金刚经》流传与中国社会进一步结合的问题，所以注疏形式更为灵活、多样，注疏内容更为丰富、通俗，这是宋代以来《金刚经》注疏的主要特征之一。

第三，着重宣扬念诵、抄写、修持《金刚经》的特殊功德和现世利益，以此作为吸引信众的一个手段。功德是佛教对信仰者的承诺，是信佛的回报，也是任何宗教都不遗余力、不惜笔墨渲染的部分，成为吸引信众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佛教的宗教性并不是很强，“早期佛教的特点是否认灵魂。‘无我论’是佛教的别名”，甚至到部派佛教时期也是。按照现代西方宗教学的观点来看，当时的佛教还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最重要的一点是佛教当时并没有神的存在，释迦牟尼只是导师，而且释迦牟尼自己也是反对有一种可以作为本体的终极实在的存在，“依据‘此有彼亦有’的原则，每一个元素的出现都是合乎严格因果律的。”到大乘佛教时期，佛教的宗教性大大加强，神灵体系大大发展。到密教时期，佛教的宗教性达到巅峰，神祇体系的发展、咒术的使用、仪轨的完善、成就法的推崇都为佛教信仰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对于功德和现实利益的满足成了佛教信仰的重要内容。《金刚经》的流传自然也不可能避免中国佛教发展的这种大趋势，相反，宋代以来《金刚经》的流行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的结果，而作为《金刚经》流行证明的相关《金刚经》注疏也极力渲染持颂《金刚经》的功德和利益。《金刚经科仪》卷一云：“金刚经说三十二分，分分而功德难量。须菩提闻四句妙偈，偈偈而殊因莫测。书写读诵，当生华藏之天;为人演说，定达涅盘之路。”金刚经科仪》卷一接着讲：“伏愿经声琅琅，上彻穹苍;梵语玲玲，下通幽府。一愿刀山落刀，二愿剑树摧锋，三愿炉炭收焰，四愿河江浪息。针咽饿鬼，永绝饥虗;鳞角羽毛，莫相食噉;恶晕变怪，埽出天门;异兽灵魑，潜藏地穴;……以及此不尽功德，上报四思，下资三有法界有情，齐登正觉。川老颂云：‘如饥得食，渴得浆，病得瘥，热得凉。贪人得宝，婴儿见娘，飘舟到岸，孤客远乡，早逢甘泽，国有忠良，四夷拱手，八表来降。头头总是，物物全彰。古本凡圣，地狱天堂，东西南北，不用思量，利尘沙界诸群品，尽入金刚大道场。’”诸如此类的殊胜功德描述在宋代以来的《金刚经》注疏中，俯拾即是、连篇累牍。毫无疑问，持诵功德的宣传必然增强信仰者的信心和热情，对于逐渐形成独特的《金刚经》信仰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四，佛教进一步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世俗化愈演愈烈，三教合流也出现新特点，如“从泛泛地主张三教调和，转到依附儒家的基本观念”，有民间宝卷云：“而其成功之命名也，在儒则曰圣人，在释道则曰仙佛。仙佛与圣人一而二，二而一也，故凡脚踏实地以行此大道也。三教皆由敦其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之伦常，以立万世明教纲常之准则，而同归与天地，位万物育于天地。”此中所表达的对三教的看法明显是基于儒家纲常伦理道德下的认识。

佛教自传入中国开始就无日不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从对抗到接受、从接受借鉴、从借鉴到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佛教在中国扎根并日益发展，中国文化也吸收佛教内容进行再创造，增进了文明的交流与发展。对抗起初在思想层面主要表现在沙门敬王之争、白黑论之争、夷夏论之争、神灭论之争③，在对抗中，佛教为了赢得生存机会，不得不有所改变以适应中国社会，而儒道也偷偷借鉴佛教理论以与其开展论辩。接受主要表现在对诸如业报、善恶、社会伦理等方面的互相认同，也表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玄合流方面。到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生根结果，佛教宗派发展壮大，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盛极一时。唐代以后，宋明理学的发展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较之唐代大为减弱或者说影响方式有极大改变，唐代以来的三教合流趋势不仅在义理层面上有所发展，在现实层面也是互相影响、互相利用，承担起为老百姓日常生活提供宗教服务宗教形态，“最终佛道元素和民间信仰的元素合成一种几乎无区别的民间宗教”。宋代以来，这一趋势继续发展，甚至发展到主动赞扬帝王的地步，《金刚经科仪》卷一云：“皇帝圣寿万岁，法界有情同生极乐国。”这里对帝王的恭敬溢于言表，完全是臣子的口气，反映出佛教从“沙门不敬王者”到完全臣服于王者的过程，也见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二、修持仪轨的形成

唐代以后，佛经的翻译明显减少，宋代译经事业虽一度繁盛，但也是历时不久便销声匿迹。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九、十世纪印度佛教走了下坡路，鲜有新典籍问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佛教自身的发展在逻辑上已趋于完结，义学难有大的突破。佛教的发展只能寻找新的突破口，大乘信仰主义和仪轨化的密教的盛行成为必然。义理的探究只是极少数义学僧和世俗高级知识分子的兴趣，对于芸芸众生显得曲高和寡，他们的焦点转向了宗教信仰与宗教实践活动，义学的发展变成宗教信仰的附庸，甚至变得无关紧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金刚经》的流传和变异就容易理解了。为什么说变异呢?因为《金刚经》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突破了最初的主旨，更多的增添了宗教信仰的内容，形成一套宗教信仰操作规范，也即宗教礼仪。从抽象的般若智慧的探讨到具体可操作的宗教实践，这正是变异的内容，而这一变化反过来却成为其得以盛行的一个关键原因，《金刚经》仪轨的形成、灵验记的撰写和反复汇编即是这一过程的缩影。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明清时期的《金刚经》注疏中出现了修持仪轨。《金刚经》的六个译本中，只有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附有一句陀罗尼，即“那谟婆伽跋帝钵喇壤波罗弭多曳唵伊利底伊室利输卢驮毘舍耶毘舍耶莎婆诃”。另外五个译本中根本没有出现陀罗尼，宋代以前的《金刚经》注疏中亦未出现陀罗尼，但是在宋代以后的《金刚经》注疏中出现了大量的陀罗尼、真言。

陀罗尼者，是梵文Dhāra?i的音译，又叫陀罗那，陀邻尼，译作持，总持，能持能遮。在不同时期、不同经典中，翻译不同，含义也有很大差别。其最初的意思就是记住，不使遗忘，是一种印度自古就有的记忆术、记忆方法，并不是佛教的独创。但是，陀罗尼在佛教发展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从最开始的记忆术发展到具有类似咒语一样的意思，最终导致了密教的产生，而密教的发展又强化了陀罗尼的功用，使其具有了陀罗尼万能的意味。真言者，梵文Mantra，《大日经义释》解释说：“真言，梵曰漫怛罗，即是真语如语不妄不异之音，龙树释论谓之密号。旧译云呪，非正翻也。”当然这是真言的最基本的含义，密教对此多有发挥，甚至尊奉《大日经》的密教一系被称为真言密教，可知真言在密教中的地位。密教在当代盛极一时，“会昌法难”以后，制度性的密教无迹可寻，但是非制度性的密教，如密教思想、文化、艺术、仪轨等，影响到社会各个层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随处可见，密教神祇造像出现在各大石窟，六字真言妇孺皆知，等等。正是陀罗尼、真言在密教中的这种神秘化、咒术化、万能化的发展，直接导致了陀罗尼、真言的地位极度抬升，对后来佛教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宋代以来《金刚经》注疏中出现了大量陀罗尼、真言以及仪轨等，不能不说是密教兴盛以来的影响，“又《金刚般若经》是历来流行的显教经典，但到了中晚唐也受密教影响。在敦煌写本及刻本、印本上，前绘八大金刚，书八大金刚启请文，附大身真言等，这将《金刚般若》与密教金刚菩萨联系起来。又有金刚般若真言写本，亦明《金刚般若经》的流行受到密教的影响”。这种趋势在唐代以后表现更为明显。

《金刚经》注疏中的陀罗尼最早出现在宋代道川所著的《金刚经注》中，原文说：“若有人受持《金刚经》者，先须志心念净口业真言，然后启请八金刚、四菩萨名号，所在之处常当拥护。”接着便是净口业真言：“修唎修唎摩诃修喇修修唎萨婆诃。”这里说如果有人修持《金刚经》，在念诵《金刚经》之前，必须先念诵净口业真言，还要奉请八大金刚、四大菩萨，这样才能得到加持，容易达到宗教实践的效果。

到了宋朝觉连编的《金刚经注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关于《金刚经》修持的仪轨。首先是启请，然后颂净口业真言，然后颂净三业真言，然后颂安土地真言，然后颂虗空藏菩萨普供养真言，最后奉请八金刚、四菩萨，开经，香赞等一系列严格的仪轨。到清代孚佑帝君(降笔托名)所著《金刚经注解》，在继承以前仪轨的同时，后面又增加了新的陀罗尼和赞颂。民间宝卷中也有大量相关内容，除了启请颂真言等以外，最后还要忏悔，云：“奉经已毕，礼当忏悔，众等随意奉十忏文。忏悔已毕，礼当报佛祖洪恩。”

可以看出《金刚经》中的陀罗尼、真言及仪轨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使得一部大乘义学经典逐渐变成了一种可以操作的宗教信仰轨范，真正影响到中国普通信仰者的宗教行为。这和之前重于《金刚经》义理的研习和崇拜是完全不同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形成了独特的金刚经信仰。一套仪轨的形成，标志着宗教行为的固定化，是宗教观念的外在表现，也是宗教神圣性得以体现的重要方式，对于强化信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宗教信仰者的宗教活动总是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的”，甚至可以说，没有礼仪、仪轨就不成宗教。

三、灵验记的编纂

“佛教灵验记以佛家的因果报应思想为理论基础和宣传归旨，利用世人趋利避害的心理，以神异故事的形式，宣扬神佛灵验，诱导世人信佛诵经、行善断恶，是进行总结宣传的有力工具。”一方面，伴随《金刚经》的广泛传播，有关《金刚经》灵验记的撰写与编纂也日益盛行;另一方面，灵验记的汇编也配合了《金刚经》的流布，二者相得益彰、如鱼得水，为《金刚经》信仰的广泛深入传播提供了助缘。

《金刚经》流传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其灵验故事的屡次汇编和反复宣扬，自唐代开始就出现了《金刚经》灵验故事的文献。唐代唐临所撰《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的序言说明了撰写此书的意图：“今者取其灵验，尤着异迹，克彰经典之所传，耳目之所接，集成三卷，分为六篇。其有见贤而思齐，闻义而勇猛，如磨玉之子，守剑之宾;如周处之遇士衡，长清三横，仲由之逢宣父，即列四科。仁远乎哉?欲之而至，虽不足发挥圣教，光阐大乘，庶贻诸子孙，以励同志。”另外，唐代还有柯古撰写的《金刚经鸠异》、翟奉达撰《持颂金刚经灵验功德记》，都是《金刚经》灵验故事的文献。宋代关于《金刚经》的灵验记有《金刚经受持感应录》，见于《宋太平广记报应部》，其故事多来自《出报应记》。另外，还有《金刚经感应传》，著者不明，但可以推断为宋代所做。《金刚经感应传》卷一云，“宋淳熙元年，杨州府承局周兴，自幼日诵金刚经一卷，公私不易其心”，说明肯定是宋代或者宋代之后所作，文中尚未出现有关元代的记载，故大致推定其为宋代所著。明代有王起隆辑著的《金刚经新异录》一卷，内容限定在明代。清代有周克复编纂的《金刚经持验记》二卷，内容从后魏、后梁，历经隋、唐，直到清朝，囊括了整个《金刚经》的流传史，故事情节更为完整和离奇。另外，清朝有王泽泩编集的《金刚经感应分类辑要》，此书的创新之处在于并不是按年代汇编故事，而是根据故事所属的感应性质将其分类，具体分为延寿、愈疾、生子、登科、免溺、止焚、却鬼、辟邪、伏虎、化贼、脱难、还阳、免畜、如愿、度禽、济幽、升天、归西，共十八类，非常详细，总括了历代《金刚经》灵验记的内容，可以说集《金刚经》灵验记之大成。此外，敦煌文书中也保存了近30则有关《金刚经》的灵验故事。

可见，从唐代到清代，《金刚经》灵验记的写作和编纂从未中断，相反，其数量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分类越来越细致，也正是这些材料对我们以宗教学的角度研究《金刚经》的传播与信仰提供了素材。

灵验记的撰写对《金刚经》的流传具有重大作用。首先，“灵验记”极大地强化了信仰所谓真实性与超越性，并为其提供鲜活的例子加以证明，从而对增强和激发信仰者的宗教感情与宗教实践有着不可替代的效用。灵验记的首要特性就是超越现实，也就是宗教学所说的神迹，从宗教学意义上说，这些材料所载正是信仰的核心。宗教之所以成其为宗教，就在于有神，有超越现实的主体存在，能够达到一些离奇的效果、完成一些现实中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情，而这在信仰者眼里也就是所谓神迹，“神迹的主要特征和本质内容，乃是对自然法则的违反和破坏，它是与自然法则直接矛盾的对立物。”神迹在任何宗教中都有记载，是宗教用来宣扬教义、吸引信徒、增强信心最主要的手段，事实上效果确实不错。“神迹是一种证明，他使善男信女相信神的全能和仁爱，而且相信神的存在”，在这一点上，佛教也不例外，而且，佛教的灵验故事与其他宗教相比，更是浩如烟海，不仅故事本身神奇莫测，描述也是惟妙惟肖，成为佛教信仰极具特色的一部分内容，而这一部分正是反映佛教信仰的内容。但是，佛教中的佛菩萨与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还不完全一样，总体来说，佛教的神灵更多的是内在的。在宗教学意义上，神迹的宣扬非常重要，佛教义学对普通信众而言往往显得曲高和寡，他们关注的正是信仰的部分、超越现实的部分，渴望通过信仰佛教达到那些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的事情，“人之所以崇拜神，信仰宗教，在于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崇拜和信仰，得到神的恩典，满足靠人力所不能满足的愿望。”[16](235)从王泽泩编集的《金刚经感应分类辑要》中对灵验故事所做的分类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内容皆与日常生活有关。生死问题依然是关注的焦点，诸如延寿、升天、归西都是对生命的依恋和对死亡归属的思考，可见对于无限的追求依然是佛教信仰者关注的焦点。其次，《金刚经》灵验故事中所反应的感应方式也是佛教信仰的特色，信仰者只有通过虔敬的宗教信仰与实践，才能感受到佛教神灵的存在，才有“感之者至”的宗教体验，而宗教体验反过来又增强了信仰者的信心与热情。《金刚经》灵验故事中体现出来的感应方式也有特殊之处，即“感应”，这是一种主客互动的信仰模式，也反映出中国佛教信仰较之其他宗教的不同之处。《中国佛教大辞典》解释“感应”为：“指佛教信众与佛菩萨之间此动彼应的相互关系。原出《易经·咸卦》彖辞：‘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佛教把众生信仰作为感动佛菩萨的一方，把佛菩萨作为回应众生信仰的一方。”《正法华经·光瑞品》亦云：“无数佛界，广说经法。世尊所为，感应如此。”《出三藏记集》卷五云：“夫应而不寂，感之者至。感有精粗，应亦不一。”可见，感应并非只是宗教信仰者的单向行为，而是信仰者和信仰对象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信徒以正信、虔信打动信仰对象，从而信仰对象对信仰者做出回应，同时也是一种应证，作为检查信仰者是否真信、是否正信、是否至诚的一个标准。灵验记的内容正是记载信仰者在宗教实践过程中“我佛互动”、“我感佛应”的宗教体验的故事，对信仰者来说，而正是这些故事以无可辩驳的理由证明了信仰的真实性，而且这些故事往往包含着现世利益的满足，所以，无论从信仰角度还是现实层面而言，对于信仰的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小结

宋代以后，中国佛教义学的发展与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活跃程度相比，的确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从佛教首先是作为一种宗教而存在的角度考虑，宋代以来的佛教发展并没有衰落，只是义学发展缓慢，而宗教性进一步加强，并逐渐融入到中国社会文化体系中去，逐步内化为一种民族意识，诸如三世因果观念、轮回报应观念、西方极乐观念等，从而成为真正影响民众日常生活的一股重要意识力量，抑或佛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真正成为中国佛教。而《金刚经》流传演变的历史恰好反映了从伦理性的原始佛教到义理式的大乘佛教、再到仪轨化的密教，其宗教性不断强化、义理的探讨随着信仰的需要亦步亦趋、仪轨逐渐成了后期佛教信仰的核心内容的历史演进过程。从《金刚经》的流传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是如何从一部经典逐渐演变为一种极具操作性的宗教实践体系，从义理的探讨到宗教信仰的实践，从少数义学僧和上层学人的研习到普通信众的修持以及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表面上是佛教义学的衰退，而实际上佛教信仰范围大大扩展、信仰根基深入民众，并与中国传统宗教、社会文化合流，从而内化为一种民族文化、民族意识，这无疑也是一种超越、一种发展。

篇5：明清时期小学德育原则与方法

明清时期小学德育原则与方法

（高谦民南京师范大学）

明清时期许多教育家在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基础上，对小学思想品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主张。这些主张和当时人们对小学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与内容的观点相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因此，在我国传统的小学道德教育思想体系中，这部分内容也就具有更大的价值。

（一）以爱养之，宽严相济

启蒙教育应以爱护儿童为出发点。所谓“爱养”，就是以慈爱的精神关心、爱护儿童，用说理的方法教育、感化儿童。

孩子六七岁时入蒙学读书，刚开始不大适应。此时教师应“不问知愚，皆当用好言劝谕，使知读书之高” ；同时“勤于教导，使不惮读书之苦”。切不可一味训斥甚至“扑责”，因为这样做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到八九岁时，儿童渐渐懂事，此时可适当采用责罚手段，但只能偶尔为之，才有效用。若经常使用，“则彼习以为常，必致耻心丧尽，顽钝不悛矣。”十四五岁时是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关键期，此时须“循循诱掖”，使之“专心读书”。应根据儿童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对聪颖者，应“单用善言警悟”，使其不责自成；对愚顽者，可适当予以责罚，但责罚后仍然要用“好言劝谕”、使其“知悔而能新”。否则，虽然采取了处罚措施，但却达不到预期的教育目的。同时，处罚学生还应当掌握时机，做到“四毋责”，即“空心毋责，方饭毋责，毋乱责，毋出不意从背后掩责”。因为这些都有害儿童的健康，故须绝对禁止[1]。

以爱养之，就要对学生负责。而要对学生负责，就必须严格要求，所谓“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2]然而仅仅严格还不行，还须济之以宽。只有宽严相济，才能取得教育的成功。

所谓宽严相济，包含三层意思：

一是年幼以宽，年长以严。儿童幼小时，“筋骨未坚，血气未满，心知未定”，因而胆子较小，见生人或异物，“不免心悸而神怖”。在其刚离父母而入学之时，若老师要求过严，则必然“恐惧而畏缩”。他们表面上虽不敢违背，但实际上内心却受到伤害，畏学、避学之心便由此而生。因此，当年幼儿童刚刚入学时，“教诲固不可缺，而保护尤所当慎”。此时要求可适当放宽一些。假如有的孩子“放纵无度”，也只须脸色严厉一点，“令其稍改即止”，切不可大声呵斥或扑责[3]。年幼以宽，其目的'在于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并“诱其入道 ”。儿童稍长，“则智计渐生”[4]。对年龄大的学生若要求过宽，单用诱掖的方法，则难以见效。故此时要求应当严一些。严是为了防止孩子学坏，使其能走上正道。

二是宽其辞色、严其课程。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应当宽厚一些，如表情和蔼，语言温和，耐心细致，循循善诱。但在学习上则要从严要求，丝毫放松不得，不能有一点马虎。

三是家教素宽者则严，家教素严者则宽。对家教素宽的儿童应严格要求，然而由于他们一向松懈惯了，骤然从严管教，则“懦弱之子必病，顽劣之子必逋”[1]。所以，在刚入学时，不能操之过急，“须缓缓约束”[ 2]，耐心开导，反复劝说，当他们真正心悦诚服以后，再加以批评，帮助其改正缺点。至于那些家教素严的孩子，则可“稍济以宽”，“使其恋恋塾中”，孩子若热爱老师，喜欢上学，则“教理更易入”[3]教育效果必将大大增强。

（二）顺其性情，寓教于乐

儿童天性活泼好动，喜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玩耍、嬉戏。若按照儿童的特点，顺其性情，就能促进其发展；否则，便会阻碍儿童的健康成长。因此，教育儿童“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那么，他们将一定进步很快。这就好比花草树木在春风吹拂、时雨滋润之下，“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以“冰霜剥落”，其结果只能是“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4]。

要使儿童趋向鼓舞，就要“常存童子之心”，采用适合儿童特点的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使其乐习不倦”[5]。孔子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6]可见乐之是学习的最高要求。儿童只有乐学，才能极大地发挥其学习积极性，才能真正理解学习内容，从而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

一般来说，儿童都喜爱音乐、诗歌和舞蹈。在教学过程中适当组织儿童唱歌、跳舞，可以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在欢乐的气氛中和愉快的情境下，教学效果将明显提高。

当然，教学活动还须以读书为主。“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7]这样，学生才会爱读。教师可根据教学目的，选择儿童喜爱并易于接受的内容，如历史典故，名人名言以及模范人物的事迹，用故事的形式讲给儿童听，他们定会兴趣十足，注意集中、精神振作。

读书贵简约，使学生易于理解。“今日进有功，以鼓发其兴致”[8]。当儿童感到学习并不困难，并看到自己的进步时，便会激发起学习兴趣，增强学习的内在动力。学生负担不可过重。功课完成后，即使时间尚早，也不要再增加任务，让孩子能够自由地嬉戏、玩耍。尤其是年幼儿童，切“勿令终日在馆，以苦其心志，而困其精神”[9]，而应当让其有自由活动时间，满足其活泼好动的需要。

顺其性情，寓教于乐，则儿童无不欢欣鼓舞，对老师的教导便易于接受；而悖其性情，“劳苦拘束，则厌弃之心生矣”[10]。即使老师言之谆谆，学生也只会是听之渺渺。

（三）量资量力，循序渐进

儿童资质有高下之分，故教学内容和方法须因人而宜，“浅人浅解、深人深解”[1]。不能不分高下深浅，一概而论。只有“斟酌变通”，使之“与资相合”[2]，方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如果学生肯动脑筋，能质疑问难，就应当启发他进一步思考，自己解决问题；假若学生不善于思考，可由老师提出问题，让他分析解答，也可提出几种观点，令其选择；对于那些反映迟钝，一时不能回答的学生，可宽限几日。

聪明的孩子往往容易骄傲。对于这样的学生，即使进步较快，也不宜过多表扬，相反倒应常常指出他们的不足之处，以免其骄傲自满。所谓“摘其短以抑之，则不骄”[3]。

愚钝的孩子往往容易丧失信心，对他们如果批评责罚过多，便会令其自暴自弃，“而安于下流，无上进之机”[4]。因此，对这样的孩子应以表扬为主，即使他们只取得了点滴进步，“亦不妨极言嘉许”[5]，以鼓舞其“踊跃向往之心”[6]。所谓“举其长以扬之，则不退”[7]。

儿童年龄幼小，故教学应量力而行。“初立课程”，当“量其资力”所及，先“酌定十分之六七”，留有充分余地，“再观后效，逐渐加增”，从而使学习者“有日进之功”[8]。教学中亦应“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援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9]

教学生读书，切不可躐等，应当循序渐进。“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10]因为，只有先易后难，学生才容易理解，容易接受、进而有所“进益”。先选择浅显易懂的内容讲给学生听，使之易学，只有易学才能够条理通达。然后，再“由浅入深，由显入微”，一步一步因势利导，儿童才会“兴致勃然”[11]。

儿童读书，“贵分层次，”先读什么，次读什么，再读什么，都要有明确的安排。如果“不循次序”，“ 不分层次”，虽然“欲其速成”[12]，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此，教儿童学习，“不必性急一时，而在操功于悠久”。让其“悠而游之，使自得之”[13]。这样，孩子便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懂道理。

（四）随读随讲，知行并进

教儿童读书，应当随读随讲，这样，“久久胸中自能有所开悟”。如果只读不讲，学生不明其义，即使读得再多，也毫无益处。“故先生教学工夫，必以勤讲解为第一义。”[14]

给初学者讲书，要用浅显易懂的话语加以解释，“宜说白话，指实事，道俗情。”[15]要使“仆僮炊妇” 听了，都能“手舞足蹈”，这才是“真讲书”[16]。例如讲解“学”字，就是“看了人的好样，依照他做好人的意思。学读书，学写字，学孝顺爷娘都是。”[17]

讲解书中的文理，必须“证之以日用常行之事”[18]，这样学生才容易领会。若脱离实际空洞讲解，那么学生就难以真正理解。老师讲书时要学生字字句句都向“自家身上体贴。这句话，与你相干不相干，这章书，你能不能学。”[1]务须将伦理道德要求，“说与学生知道，要这等行，才是好人。”[2]例如，“立身根本，孝弟为先。”[3]这是必须首先要向学生讲清的道理。在教儿童识字时，就应当灌输这种思想。“如认父母字，则教以如何孝顺；认兄弟字，则教以如何友悌。”[4]在教儿童读书时，老师必须专门讲解孝悌的有关要求，如对父母应当和言悦色，尊重爱戴，听从父母的教导，关心父母的健康，为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兄弟要团结友爱，互敬互让。每日可教一典故，将可师可法的故事讲给儿童听，如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等等。总之，要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各种方法，使儿童懂得必须孝顺父母，友爱兄弟。

老师在讲授时，须诱导学生提问，然后根据学生的问题再详细讲解。学生若能勤问，则说明他用心思考，已进入书中。若提不出问题，便可知他尚未专心听讲，或未用心思考，此时老师可提出问题请他回答。一则督其专心，二则“令其善疑”[5]。只有专心，才能听清老师的讲解；只有善疑，才能真正理解书中的含义。

对于年幼初学者，老师在讲完一章以后可将此章重讲一遍。因为年幼初学，往往不得要领。“初讲一周，多未领略，惟经再讲，始知梗概。”然后让学生复讲。学生讲错的地方，老师加以纠正，学生不理解的地方，老师可以再讲，直到学生真正弄懂为止。对于那些不用心听讲，一点也讲不出来的学生，需要适当惩罚，以督促其用心学习。让学生复讲好处很多，它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帮助学生真正掌握所学内容。“使之胸中开明，真实有得。”[6]

读书是为了做人。因而，学了就要做，力行才是根本。如果学生只读书而不按书中道理去做，那么，书读得再多也没有用。所以，“学要切己”[7]。要使学生将书中的每句话都和自己联系起来，切实照着去做。如书中讲“头言直”，即“端正头顶”，讲“手容恭”，即“整齐手足”，如此“知行并进”[8]，那么，读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五）务求精熟，力戒贪多

“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9]因为内容多了，就不可能详细讲说，学生也就难以理解，理解不了就容易遗忘。只有少而精，抓住要点，反得讲解，才能使学生“章章句句，无一字不明白”。所谓“多则惑，少则得。”故“讲书切不可贪多”[10]。如果学生真正理解并掌握了老师讲授的内容，那么他们的学习能力就会提高，通过举一反三，对于那些老师没有讲过的内容，也能渐渐有所理解。这样的教学便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儿童读书务求精熟。若此篇尚未精熟，决不读他篇。要“含英咀华”，仔细体会，才会有所领略。如果东读一篇，西读一篇，“这篇不熟，那篇不精，岂不枉费工夫？”因此，读书时一定要精力集中，读一篇就要全力以赴读熟并理解它，“切不可读着这篇，又想着那篇”。这就好比烧开水。一锅水不停地烧，自然会开。如果水还未开又换水煮，这样，即使花了很多时间，烧了很多水，但始终一锅也烧不开。

儿童年幼时记忆力强，故所读之书均须“精熟明透”，这样，“根本既深”，以后才能“永不遗忘”[1]。

（六）多加诱掖，少施惩戒

老师教育学生应以正面开导为主，经常用“好言劝谕”，“上之动以圣贤、德业，次之动以功名，富贵，再次之惕以利害、祸福。”[2]同时可将各种宣传善行的书籍，当作每日学习的功课，时时与学生讲说。这样，即使再愚钝的儿童，每天都能听到有益于身心的“嘉言”。自然会逐渐警惕醒悟，产生追求上进之心。

好的老师应当“以诱掖奖劝为主”。学生有了过失，便“讽以微言”，使其“翻然改悔”[3]。不到迫不得已时，不可轻易使用惩罚手段。即使惩罚学生，也要掌握以下原则：一是惩罚次数切勿过多，因为“数则不威 ”。二是惩罚要严，“不责则已，责则须威”[4]。只有严厉才能达到效果。三是惩罚时也要用“诱掖奖劝语” [5]，使其认识错误，改过自新。就是对于那些沾染了种种恶习的学生，也要“耐住火性，婉言劝诫”，对他们过去的表现，一概既往不咎。他们如果有了点滴进步，不妨多多表扬，以“鼓其上进之心，开其自新之路”[6 ]。为了帮助这样的学生进步，还可有针对性地选择古人的“嘉言懿行”，常常讲给他们听，时间长了，或许能使其改掉恶习，成为好人。

教育学生有许多诀窍，其中之一就是把握好奖功督过的分寸：即多加诱掖，少施惩戒，所谓“神机妙用，亦在奖励鼓舞与督责兼行也”[7]。

（七）正身端品，专一尽心

老师是学生的榜样。老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学生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任何一个老师都应当时时、事事、处处成为学生的楷模。其身正，不教而行；其身不正，虽教不从。

“为师之道，端品为先。”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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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言行举止均要“随时检点”，从严要求。例如要学生习勤，那么老师必须“以身先之”。如果学生都已到校，而老师尚未起床，“则虽令不从”[8]。

老师的主要工作就是教书，教书应当专一。首先自己对教学内容应当认真钻研，确有心得，然后要时时讲解给学生听，不要间断，更不可懒惰。“故师道尤以专为主”[9]。

同时，“设教又当尽心”[10]。督课要勤，要求应严，讲解须诱彻，要尽心尽力，“悉心开导。”如果喜欢聪明的孩子而不加督责，讨厌顽劣的孩子而不加鼓励。不认真教学，马马虎虎；不勤课学徒，“悠悠忽忽” [11]。这样的教师，只能是误人子弟。

作为教师还应当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在教学中若自己有不懂之处，可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2]如果老师有讲错的地方，学生指出，就应诚恳地接受，切“勿固执己非”[1 3]。教师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实事求是的教学态度，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

明清教育家在小学思想品德教育实践基础上提炼出来的这些原则与方法，对于当时的小学思想品德教育具有指导作用，它促进了儿童品德观念的形成，提高了道德教育的质量，增强了德育的效果。这些原则和方法，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注释：

[1]（清）崔学古：《幼训》。

[2]（清）唐彪：《文师善诱法》。

[3]（清）佚名：《教子良规》。

[4]（清）陆世仪：《论小学》。

[1][3][8]（清）张行简：《塾中琐言》。

[2]崔学古：《幼训》。

[4]（明）王守仁：《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5]王守仁：《教约》。

[6]《论语雍也》。

[7]（清）王筠：《教童子法》。

[9]唐彪：《文师善诱法》。

[10]（清）李新庵原著、陈彝重订：《重订训学良规》。

[1][5][8][11]张行简：《塾中琐言》。

[2][4][6][12][14][18]唐彪：《文师善诱法》。

[3][7][13]崔学古：《幼训》。

[9]王守仁：《教约》。

[10]王筠：《教童子法》。

[15]（清）石天基等：《训蒙辑要》。

[16]（明）吕坤：《蒙养礼》。

[17]（清）陈芳生：《训蒙条例》。

[1]吕坤：《社学要略》。

[2][6]唐彪：《文师善诱法》。

[3]佚名：《教子良规》。

[4][10]李新庵原著、陈彝重订：《重订训学良规》。

[5]王筠：《教童子法》。

[7]陈芳生：《训蒙条例》。

[8]陆世仪：《论小学》。

[9]王守仁：《教约》。

[1][11]石天基等：《训蒙辑要》。

[2][4]崔学古：《幼训》。

[3][5][9][10][13]张行简：《塾中琐言》。

[6][8]李新庵原著、陈彝重订：《重订训学良规》。

[7]唐彪：《文师善诱法》。

[12]《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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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明清时期减灾政策与救荒制度

明清时期减灾政策与救荒制度

明清时期自然灾害活动强烈,多灾并发,旱、涝、雹、风等各种灾害接连不断.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减灾政策与救荒制度体系得以继承和完善.

作者：卜风贤冯利兵彭莉作者单位：刊名：中国减灾英文刊名：DISASTER REDUCTION IN CHINA 年，卷(期)： “”(11) 分类号：关键词：

篇7：明清时期河南传统民居建筑研究

明清时期河南传统民居建筑研究

摘要：河南处于中原，自古以来作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各个文化在此交流融合，通过对河南明清民居建筑特色和艺术表现形态，以及康百万庄园空间如何体现“虚”、“实”研究，让人们对明清时期河南传统民居建筑更加了解，同时对现代民居建筑更好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明清建筑;建筑布局;建筑的虚实;河南民居建筑

建筑是人类发展历史长河里为居住和进行社会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器物，依托本土生长出来的，同时也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结晶和载体。“民居”作为人类建筑本源，体现出来人类乡土文脉的生存空间。贾宁在其著作中写道所谓“传统民居”是指那些非官方的、乡村的、民间的、一代又一代延续下来的、以居住类型为主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其营建都是因地制宜、就近取材，地区间的各种差异，造就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民居，在艺术、技术、环境谐调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建筑体系的最后一个高峰时期。这段时期(1368-1840)的建筑特色呈现出出形体简练、细节繁琐的形象。在河南传统民居中，以木构架结构为例，其空间形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群组”的空间布局方式。为了能够深入的对明清时期河南传统民居建筑深入的研究，以下是本人论文综述：

一、河南传统民居主要分类

河南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概括来说是地势西高东低，降水南多北少，气温南暖北寒。[2]李红光，刘宇清在他们研究论文(《河南民居初步调研和价值探讨》)中有提到过从地形、地貌、气候，经济发展和交通联系等条件来划分，河南全境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区域：①中北部湿润平原区域：此区域位居核心，交通异常便利，经济在近代是河南最发达的区域，也是我们认为民居特色最河南化的区域。②豫西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干燥，文化深厚，经济和交通不算发达，内部差异大。③豫西南盆地：位于省域边缘地带，盆地意识和现象突出，建筑规模质量有限，呈现小富即安的稳定状态。④豫东平原：由于人口密度高，水旱灾害频繁，生存压力大，建筑规模和质量处在一个不高的水平。⑤豫南丘陵水网地带：由于人口密度不高，植被好，水源丰沛，建筑比较灵活，类型上与湖北、皖中较接近，遗存民居绝对数量不算多，规模也不算很大，但对水乡和湿润气候有所反映，整体上还1有北方建筑的方正和厚实。[3]

二、河南明清时期民居建筑布局特色研究

李红光，刘宇清认为由于河南民居特色不是非常浓郁，通常被认为是北方汉族民居普遍的存在形式，而且从遗存上也没有太大影响，所以从目前能看到的教科书和各种资料上，除对豫西窟洞有所提及，对河南民居基本上没有反映，也没有系统的调查和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册介绍河南民居情况的专著。[4]

管仲在《管子・乘马》①一书中提出：“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句话反映出古人建造村落时十分重视选址和建筑的定位以及对土地的合理使用，城市的规划和建造不必强求形式上的整齐，而应当充分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及地形条件等，各个功能分区上也应当注重因地制宜，以便充分发掘自然条件的潜力，做到天人合一，更好地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居住环境。[5]

左满常在他的《河南民居》一书中提到，河南民居院落的平面布置形式呈现这样的特点，但大致可归纳为4种基本形式，即四合院、三合院、窑房院和大别山区的前后排房院，通过院落把单体建筑组合起来。首先它具有良好的居住功能。其次是庭院具有良好的小气候调适作用。三是其具有良好的自防、护卫功能。[6]

左满常和张献梅认为，院落的组合方式首先是纵深组合，前面一个四合院，后面一个三合院，即组成一座二进四合院。这种组合形式的简化往往是受宅基地长度所限，不得以而为之，不过也成了河南民居的一种固定组合形制，在河南范围内广泛分布。另外一种组合形式是纵深式，单独的院落纵深一般不超过两重院，再深则狭长比例严重失调，应用不便，因此院落需需要纵横向同时发展，以便于更好地组织空间，同时也便于使用。[7]

三、明清时期河南民居建筑空间虚实关系研究

老子说过：“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不是虚无，而是无中存有”。[8]这种有无相生，虚实结合的哲学思想对传统民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虚实”这一概念源自于哲学中的“有无”思想。老子在讨论“有”与“无”的关系时就以建筑为例，他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无、虚的窗户成就了建筑的实和有用性，“虚”与“实”是相互依存、相互生成的，这就是所谓的“虚实相生”。[9]

吴建，付庆相在其著作《建筑中虚实空间的'营造》中写道，“关于建筑艺术的空间美和实虚空间的联系，早在计成《园冶》中就有论述：“深奥曲折，通前达后”，“相间得宜，错缩为妙”，“砖墙留夹，可通不断之房廊;板壁常空，隐出别壶之天地。亭台影罅，楼阁虚邻”。[10]

贾宁在《体味空间意境――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空间研究》中提到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是框架体的木结构，从空间角度来看是无;根据不同需要加以墙体分隔，使空间形成了有，从而形成了私密性空间、半私密性空间以及公共空间和半公共空间。以房屋围绕着院子，大面积的门窗隔扇向院内开敞，通透中的相互关联，虚实之间使建筑与自然之间互相融合，实现了“人、建筑、环境”三者的互动和交融。[11]

四、自己的研究观点

《黄帝宅经》里写道“宅者，人之本”。“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开地”。建筑是因人类文明的发展衍生出的产物，它的变化发展也要与人息息相关，和谐相融。研究河南传统民居建筑，是能够将传统中原建筑文化和现代建筑设计理念相结合，建造出更加适合本土的现代建筑.贝聿铭说：“建筑必须源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根源，就好比是一棵树，必须源于土壤之中”。[12]不同时代风格的建筑语言在特定的地方起着独特的作用，只有充分挖掘并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中国的现代建筑文化才能真正在世界面前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贾宁.中国传统民居中的虚与实.[J].山西建筑，，32(24)：14-15

[2]王芳.中原地区传统民居建筑形态分析.[J].河南理工大学，2006

[3]李红光，刘宇清.河南民居初步调研和价值初探.[J]中国民建博览会：134-139

[4]李红光，刘宇清.河南民居初步调研和价值初探.[J]中国民建博览会：134-139

[5]曹琦.河南传统民居空间形态探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6：49

[6]左满常，白宪臣.河南民居[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7]张献梅，左满常.河南民居院落平面布局特征.[J]安徽农业科学，，36(35)：15474-15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