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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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一经今古文之争，是汉代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但时下许多教材或著 作，却常常对之作绝对性的判述。在称今文经学“迎合统治者政治需要，着重章句推衍 ，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附会经文的微言大义”，“与谶纬结合，内容空疏荒 诞”之后，又说古今经学如何“追求对经书的正确理解，多从切实弄懂文字训诂、名物 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质朴可靠，斥纬书妄诞”。[1]
一个是“通经致用”，一个是“通经识古”；一个是章句繁多，一个是单纯训诂；一 个是谶纬五行，一个是质朴可靠。这样俨然是两大阵营两条路线的斗争，变成一种公式 使人们习以为常，却把两汉复杂绵延的学术流变史图式化、简单化了。说古文经学不讲 “通经致用”，那么其代表人物刘歆推出《周官》(《周礼》)，使之对王莽改制起到重 要的指导作用，这又是什么?汉儒解经，分训诂与章句二途。训诂仅单纯解释字形和文 句音义，章句则剖章析句，具文饰说，汗漫无所止。钱穆先生说“章句即所谓家学也” ，昭宣以下始有。经说章句，在汉代较普遍，今文经学如公羊、谷梁二家均有章句，古 文经学亦难免俗。《汉书·刘歆传》：曰
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传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 ，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在“章句繁多”之流弊上，经今古文二家只有数量上的区别。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说：“古文经学又一特色是反对谶纬。”这主要是由于东汉桓 谭、王充等古文经学家不信图谶，容易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而实际上正如祝瑞开先 生所说：“古文经学本身并不直接反对谶纬，譬如刘歆本人就是一个大谶记家，后来的 班固、贾逵等也都善于推说谶记。”“古文经学家也宣扬天人感应神学，也多穿凿附会 。”[2](p246-247)王莽借用符命谶纬，大搞夺权活动，刘歆积极参与其间，这是不争 的事实。从理论上看，刘歆在《七略》中说：
《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 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
在这里，刘歆没有把孔子视作史学家，也没有把“六经”之一的《春秋》视作历史著 作，而是归于能推演天人之道的神圣之物。刘歆作《三统历》及其指导理论《钟律书》 ，皆本阴阳五行以立论，易历结合，易律结合，以声引义，与流行于谶纬中的思维模式 完全一致。由此金春峰先生说：“刘歆争立古文而与其他今文经学家的斗争，完全不具 有后人所概括的两派对立与学风对立的意义。”[3](p471)
为了加强这一认识，我们更应该注意《汉书·五行志》的有关记载。班固《序》说：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 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 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 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 秋》，著于篇。
班固之所以在《汉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来作《五行志》，按他自己的说法，是“《 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攸叙。世代shí@①宝，光演文武，《 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即利用古籍主要是《春秋》中记载的 灾异实例来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服务。在此书中，《春秋》三传的三位代表人物，即《公 羊传》的董仲舒、《谷梁传》的刘向和《左氏传》的刘歆被他特别加以注意，并且他们 三人对灾异的解释，也都被班固在《五行志》中平行地罗列。如《春秋》桓公十四年八 月记载“壬申，御廪灾”这一事件，《五行志上》说：
董仲舒以为先是四国共伐鲁，大破之于龙门。百姓伤者未瘳，怨咎未复，而君臣俱惰 ，内怠政事，外侮四邻，非能保守宗庙终其天年者也，故天灾御廪以戒之。刘向以为御 廪，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庙者也。时夫人有淫行，挟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 以奉宗庙……刘歆以为御廪，公所亲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弃法度亡礼之应也。
鲁国储藏祭祀用粮的仓库发生火灾，对其原因的解释尽管三位大师各有不同，但归之 于“天之戒应”却是共同的，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学风模式并无本质区别。对于董仲舒 、刘向两位今文学家我们无需多说，而对于治《左传》为主的刘歆的经学思想却有进一 步辨析的必要。下面我们将以《左传》为例，以窥测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对汉代学术流变 的实际影响。
二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是一部记述了春秋240年间盛衰兴废的优秀的编年史。 但是，关于它的身世来历，千百年来却又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成为学术史上一桩难于 解决的公案。一直到今天，关于它的书名、作者、体例和编定年代等问题，大家都还有 不同的看法。有关史书对《左传》最早的正式记载，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其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 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据此，这本书原名应为《左氏春秋》，为左氏所著的一部史书。后来刘歆要为它争立 学官，博士们反讥“《左氏》不传《春秋》”。于是到了东汉班固所作《汉书》，它开 始用《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而相沿。另外，《左传》是否著成于春秋末期的左 丘明，唐朝人赵匡以下也多有驳论，不过此问题过于复杂，于此可不深究。尽管先秦诸 子如孔、孟、荀、庄、韩等都没有直接提到过《左氏春秋》，而刘向《别录》却给了它 一个十分明晰的传承系统：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 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注：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 刘向《别录》。)
其间8人单传，约250余年，已到了秦汉之际的张苍。有了文本却隐晦不显，这与《公 羊》、《谷梁》二传的流传方式截然不同。据说，二传都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弟子公羊高 、谷梁赤以口授的方式将《春秋》的微言大义传给后学，经过历代记录传播，到西汉初 期最后著录成书，用的是汉代流行隶书，故属于今文学。而《左氏》文本由先秦而来， 用的自然是古文(指东方各国文字)，被后人称为古文学。
张苍“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4](《张丞相列传》)，于古籍广见博 闻，自在情理之中。从《史记》本传看，不见他对《左氏》有发覆之功；从其行事看， 他却是一个笃信“五德终始论”并颇有建树的人。如《史记·张丞相列传》云：
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 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 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又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如张苍确为汉代古文左氏学第一人，他的思想基调与治今文公羊的董仲舒是一系而二 家。
《左传》在西
汉的流传，《史记》不言，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书·儒林传》：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 。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 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 禹)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 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 》者本之贾护、刘歆。
以上《左氏》一书在西汉的传承又有2左右，涉及10余人，为何就无人将它转写成 汉代通行的隶书?惟一的解释是这些人只把古文的《左氏》限于书斋之内，没有使它向 社会公开流播。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古文经书有“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 ，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 左氏传》”。自从秦始皇“书同文”，按规定藏于官府的典籍都应当经过转写隶定，张 苍所献古文《左氏》是否在入皇宫后经过这道程序呢?北魏文字学家江式说过：“北平侯张仓(苍)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相类，即前代之古文矣。”[5](《江式传》 )看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本古文《左氏》以原貌被保存于中秘府“伏而未发”，一直到 汉成帝后才被刘歆发现。而民间玩赏《左氏》者，或耆儒如贯公，或博学如贾谊、尹更 始，或专精古文字如张敞，都没有想到把这本以“叙事”见长的春秋史书拿来解经应用 于现实政治，所以使它以古文原貌保存在社会中。
一说《左氏春秋》出于孔府壁中。王充《论衡·案书篇》：
《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 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
但《汉书·景十三王传》曾提到鲁恭王刘余坏孔子旧宅，“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却未记具体有哪些经传。还提到河间献王刘德“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 秋》博士”。此二王皆景武间人，而同时稍晚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宗世家》中对这两 件都不算小的事却只字未提，不免令人起惑。王充之说很可能是出于对以下文字的误解 。刘歆《让太常博士书》说：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 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 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
这里明明说孔壁所得只有《逸礼》和《书》，而《左氏》是藏于秘府的另外一事，二 者只是因为同是古文而被相提并论。所以，由于《左氏春秋》长期潜藏，不为众人所知 ，一旦被刘歆揭示宣扬，才引起那么大的社会震动。
三
刘向、刘歆父子虽属宗室，却出自博学世家，于学术均“通达能属文辞”，又热心于 时政。汉成帝河平年间，父子受诏“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术数、方技 无所不究”。就在刘歆整理皇宫藏书的过程中，他才发现世间竟还有古文《春秋左氏传 》这本书。《汉书·刘歆传》记载：
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 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
刘歆发现了《左氏》，又对之进行研究整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 义理备焉”。这时属于今文的《春秋传》共有公羊、谷梁、邹、夹四家，能被立于学官 的是公羊、谷梁。刘歆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 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所以《左氏》的价值远在二传之上。为此他还向作 为谷梁大师的父亲刘向问难，对有些问题刘向也不能很圆满地予以回答。于是在汉哀帝 时，刘歆提出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典立于学 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刘歆移书太常博士，对当 时的学风展开批评说：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 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 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 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 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对刘歆立古文经典于学官的请求，那些今文博士们以轻蔑的态度不予置理，确实有“ 怀妒嫉”，“党同门”的功名利禄之争的成分，官学与利禄之途相连，任何既得利益者 都不愿被人分一杯羹甚至取而代之。但仅此不足以说明这场斗争的全部背景。正如金春 峰先生所指出的：“正统经学在哀平以后，日益陈腐、烦琐、僵化，引起了有创造革新 精神的经学学者的严重不满……刘歆指出这一时期经学的三种大弊病：(1)烦琐；(2)信 口说而背传记，死守师说，陈陈相因；(3)脱离实际，只知死啃书本，不懂国家大事。 ”[3](p466-467)
说刘歆在学术上具有革新或改良精神，确为至论。汉代经学投靠政治，必然产生两大 恶果，一是章句繁琐冗杂，二是用阴阳五行解说微言大义。刘歆只能对前者尽力革除， 而对后者仍不能自拔其中。
汉代经说，本来对经文加以音、形、义的诠释，使人理解经典原意就行了。但自从立 了诸经博士，每家博士再传授弟子，于是就有了训诂和章句。传业者为能仕进，无不严 守师法家法，必然造成章句繁多。《汉书·儒林传赞》说：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 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章句繁多，在概念上作无谓推演，重枝叶而忽根本，丧失学术的真正精神，并且使人 “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正是对学术的严重危害，使刘歆这样的清醒者奋起 而对“经学中衰”状况力图挽救。
刘歆所作的《左氏章句》未能流传下来，我们不知它比公羊、谷梁二家《章句》能有 多大程度的简洁精炼。不过我们看《汉书·五行志》中诸家对《春秋》经文的引申发挥 ，刘歆所言还是最为简短明实。除以上所引桓公十四年一条外，我们再看僖公三十三年 的例证：
“十二月，李梅实”。刘向以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当剥落，今反华实，近草 妖也。先华而后实，不书华，举重者也。阴成阳事，象臣专君作威福。一曰，冬当杀， 反生，象骄臣当诛，不行其罚也。故冬华者，象臣邪谋有端而不成，至于实，则成矣。 是时僖公死，公子遂专权，文公不悟，后有子赤之变。一曰，君舒缓甚，奥气不藏，则 华实复生。董仲舒以为李梅实，臣下强也。记曰：“不当华而华，易大夫；不当实而实 ，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刘歆以为庶征皆以虫为孽，思心蠃虫孽也。 李梅实，属草妖。
又如僖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宫灾”一条：
《谷梁》以为闵公宫也，以谥言之则若疏，故谓之西宫。刘向以为僖立妾母为夫人以 入宗庙，故天灾闵宫，若曰，去其卑而亲者，将害宗庙之正礼。董仲舒以为僖娶于楚， 而齐媵之，胁公使立以为夫人。西宫者，小寝，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为此宫!诛去 之意也。以天灾之，故大之曰西宫也。《
左氏》以为西宫者，公宫也。言西，知有东。 东宫，太子所居。言宫，举区皆灾也。例证颇多，不能尽举。比较而言，刘歆或《左氏》的经说要更简洁平实。其在大的义 理上尽管仍不能脱西汉主流经学的范式，至少在形式上已在尽力扭转章句冗杂之弊。所 以王莽时下令减少五经章句，皆不得超过二十万，已可见其效。
刘歆《左氏》学在形式上革新，内容实质上却一仍深求大义的学风。这是因为作为一 种社会思潮，当整个统治集团仍然把它用来作为维护统治的“利器”，当整个文化阶层 仍然对它笃信不疑，当它的结构性缺陷尚未能充分暴露而新的文化思潮尚未能取而代之 的时候，它就会仍然以其强大的惯性而向前推进。刘歆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时期。试想 当汉哀、王莽、刘秀都在以图谶纬书来经营自己的政治生命时，作为旧阵营一员的刘歆 怎么可能突破那种思维定势呢?况且博士们攻击“《左氏》不传《春秋》”，刘歆要为 《左氏》争立学官，就必须能证明它也像其他二传一样可以发明圣人的“微言大义”。 刘歆的《左氏》学已无书留存，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却引用有数条，也许可以略窥 一斑。
一是《左传》十二公中，隐、庄、闵、僖四公即位时都未正式举行典礼，《春秋》经 文不记，《左传》分别加以解释。如隐公“不书即位，摄也”；庄公“不称即位，文姜 出故也”；闵公“不书即位，乱故也”；僖公“不称即位，公出故也”。本来“称”“ 书”是同义词，都是“记载”的意思，刘歆却于此大做文章，说：“恩深不忍，则传言 不称；恩浅可忍，则传言不书。”这种抛开词语本意而故作艰深探求微言大义，不但主 观随意，而且正是公、谷二家的解经方法。
二是《春秋》昭公八年“sōu@②于红”，昭公十一年“大sōu@②于比蒲”。刘 歆解经说：“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权在三家也”；“书大者，言大众尽在三家”。本来 有无“大”字，不过表示围猎规模大小，《左传·昭公八年》作“大sōu@②于红” 。以为是经文脱字的杜预之说已很合理，刘歆却要寻出微言大义，所以孔颖达说刘歆“ 随文造意，以非例为例，不复知其自违也”。
另外，孔颖达还多次批评刘歆“依二传”来释《左传》。这都说明刘歆时期还很难说 已形成了一个理论组织相对定型的古文学派，刘歆所做是为古文经典争地位，同时也不 能不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使《左传》等古文典籍今文化。
刘歆在哀帝时为《左传》争立学官的斗争失败，其本人也被排挤出朝。平帝时，借助 于王莽的政治势力，古文的《左氏春秋》终于被立于学官。但这并不是学术斗争的结束 ，今文经学家不愿轻易退出自己的官方独占地位和学术地盘。
四
东汉建立，继承与发展刘歆《左氏》学的，首先是郑兴、郑众父子。《后汉书·郑范 陈贾张列传》说(注：以下引文同者不另注。)：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也。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 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 、传诂及校《三统历》。
郑兴是两汉之际人，曾在王莽时从学于刘歆门下，兼能今文古文《春秋》学，其学风 特征与刘歆也无大的区别。比如他初任更始帝刘玄属下，刘玄入长安前，诸将都愿留洛 阳，独郑兴劝之入关，理由是“《春秋》书‘齐小白入齐’，不称侯，未朝庙故也”。 意思是齐桓公当年未被以侯称，是因为他尚未行宗庙大礼，名分未正。今更始应尽快入 长安取得刘邦后代正统继承人地位，才能收拾人心。对这段经文的解释，与《左传》无 关，而近于《公羊传》。其后郑兴西归隗嚣，为劝阻隗嚣称王，其说辞曰：“《春秋传 》云：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 人’。”这都是照搬《左传》之语。后来郑兴东归光武，因日食上疏，借天意而言政事 之缺，完全是今文经学家的作派。如：
《春秋》以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今孟夏，纯乾用 事，阴气未作，其灾尤重。夫国无善政，则谪见日月，变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 人之心，择人处位也……夫日月交会，数应在朔，而顷年日食，每多在晦……日君象而 月臣象，君亢急则臣下促迫，故行疾也……天于贤圣之君，犹慈父之于孝子也，丁宁申 戒，欲其反政，故灾变仍见，此乃国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 ，垂意《洪范》之法……
当然，郑兴虽用今文“义理”但仍留有底线，就是当面对光武帝说“臣不为谶”，思 想上仍保有一种学者的清醒。
东汉时期，有关古文《左传》的官方地位问题共发生了三次大论争，双方斗争之激烈 ，在中国古代的学术领域中是少见的。汉光武刘秀时期，发生了第一次主要是陈元与范 升之间的辩论。据《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四年正月， 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 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遂与韩歆 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
范升是今文《梁丘易》博士，他反对立《左氏》为博士的理由一是其“不祖孔子”， 即不与圣人《春秋》有关；二是西汉先帝皆不承认其官学地位。后来，他又单独上奏皇 帝，补充了几点不立《左氏》的理由：一是治《春秋》还有邹氏、夹氏二家，如立左氏 ，其他也要争立，会引起混乱；二是学术思想贵在统一，而《左氏》有违戾五经谬孔子 言十四事，属应绝之“末学”；三是开国未久，庶事草创，立《左氏》“非政急务”， 可以缓议。此后，范升还奏上《左氏春秋》不可采录三十一事。
起来与范升争论的是陈元。陈元的父亲陈钦从黎阳贾护得授《左氏春秋》，贾护“与 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应该也是《左氏》学的重镇。而陈钦又是王莽的《左氏》之师 ，陈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陈元上疏反驳范升，其要有二：一是“丘明至贤，亲 受孔子，而公羊、谷梁传闻于后世……掩其弘美”，所以《左氏》为优，宜立博士；二 是若说先帝不以《左氏》为经，后主应因袭不变，那么汉武好公羊而斥谷梁，汉宣却独 学谷梁，即位后使之立于学官与公羊并存，所以“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 。
范升、陈元二人辩难“凡十余上”，史书所载只是原则之争，至于《左氏》不合五经 “四十五事”及反驳的具体意见已不可闻。辩论结果，汉光武同意将《左氏》立于学官 。在遴选博士时，大家提出四位候选人，陈元名列第一。光武“以元新忿争”，即对立 面太多，于是选用第二名李封为历史上首位左氏博士。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于是诸 儒以《左氏》之立，论议喧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正好此时李封病故，给了光 武一个台阶，于是《左氏》争立官学的努力又一次失败。
到了东汉章帝时，由于《左传》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学术地位不断升高，春秋“三 传”的进退消长进入转折阶段。古文学派正式形成，并反守为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经学大师贾逵。
贾逵学有渊源，为贾谊的九世孙。其父贾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 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成人后“尤 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
》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 写藏秘馆”。汉章帝本人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于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 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贾逵于是给章帝 上奏疏说：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 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 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以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臣 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 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 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会 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 》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又五经家皆无以证 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 。《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 所发明，补益实多。
贾逵强调古文的《左氏》能够直接为汉朝统治服务，有利于巩固封建的纲常伦理控制 ；说《左氏》合于图谶，为刘氏天下提供了天命依据。这些都与今文《公羊》没有太大 区别，同者“什有七八”，那么《左氏》也应该被立于学官。贾逵吸取了刘歆失败的教 训，只正面宣扬《左氏》之长，而尽量避免“诋挫诸儒”，以减少今文学家的阻力。但 是仍有《公羊》大师李育起而抗击贾逵。
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李育“少习《公羊春秋》”，“知名太学”。他“尝读《 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 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东汉一代 今文经博士之一的李育，反而以重“理体”自诩而攻击古文经学“多引图谶”。建初四 年，在著名的白虎观会议上，李育、贾逵二人再次展开论争。李育“以《公羊》义难贾 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
关于贾逵、李育二人“难问往返”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 即随着东汉时期经学和经学大师所具有的崇高声誉和社会地位，不管是今文学家还是古 文学家，他们尽管在学术风格上有些差异，但目的都是为皇朝提供治国经略的指导，越 来越投靠政治，双方的对立，实质上成为功名利禄的正统之争。贾逵时代古文学派正式 形成，他为《左传》作注，虽然比较注意名物训诂和对历史事实的说明，但在治学整体 上仍然重在义例，强调微言大义，而且有时甚至直接引用《公羊》、《谷梁》对经文的 解释。前者如对“春秋”二字的解释，贾逵说：
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 。
这完全是今文学风，未脱董仲舒所奠定的经学传统。比较一下后来杜预《春秋序》的 解释：“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西晋学术格局已变，杜预之说才如此平实。关于后者我们试举一例。如《春秋经》桓三年“春正月”，无“王”字，贾逵解释 说：“不书王，弑君、易bēng@③田、成宋乱，无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 年正曹伯，十八年终始治桓。”这里几乎全用《谷梁传》的说法。同年经“有年”，本 意是五谷丰登。贾逵从义例出发解释说：“桓恶而有年丰，异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 ”这种说法是本之于《公羊传》。
所以，《春秋》今文和古文两派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融合，正是基于它们基本路 线的一致。由于《左氏》不断出现有代表性的经学大师，特别是《左传》自身所固有的 历史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同，其影响越来越大，使汉朝统治者不能再 漠然视之。史载汉章帝“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他在建初元年 令贾逵自选《公羊》严、颜二家的高才生徒20人教以《左氏》。八年，汉诏诸儒各选高 才生徒受业学习《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又任贾逵所选弟子、 门生为郎官。从此，《左氏》等古文经“遂行于世”，传播日益广泛，“学者皆欣欣羡 慕焉”。但是，终汉之世，古文经如《左氏》等却终于未能立于学官，这也算是汉统治 者对经今古文两派之争所采取的一种调和平衡手段吧!
五
汉代经今古文之争的最后一幕，发生在两位经学大师郑玄与何休之间，时间在东汉晚 期，焦点仍然在《春秋》三传的优劣长短上。清人皮锡瑞《春秋通论》说：
汉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惟《左氏》 、《公羊》为甚。四家《易》之于《费氏易》，三家《尚书》之于《古文尚书》，三家 《诗》之于《毛诗》，虽不并行，未闻其相攻击。惟刘歆请立《左氏》，则博士以左丘 明不传《春秋》抵之。各经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春秋》之甚者。
对于这种现象，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认为，《易》、《诗》、《尚书》、《逸 礼》的今古文典籍之别，皆在 篇章多寡之间，“《春秋》则公羊与左氏绝殊，远非文字 异同 篇章多少之类，在当时自为相争焦点。今文博士斥左氏‘不传《春秋》’，未为诬 谰。然谓公羊口说相传，源于子夏，即亦不可信耳。则二者之争，岂不如五十步之与百 步?公羊空谈，终不如左氏实事。故左氏虽见抑遏，未得立官，而私学日盛，卒以大行 。则其是非得失之数，固不操于汉廷之博士，而实操于学术之公评也”。
钱先生所论极是。汉代经今古文的争点在《春秋》三传，而三传之间的门户之争又都 集中在《左氏》是否得圣人真意而“传《春秋》”这一问题上。《左氏春秋》本是一部 内容宏富的史著，与经学无涉，刘歆校秘书初见，以其流传未广，必须借经学用世之意 推行。所以请立官置博士，以《左氏》依傍今文家的思维窠臼取媚人主。当时博士们实 际并不了解《左氏》，或不肯置对，“猥以不诵绝之”。东汉时期虽然古文《左氏》终 未能被立于学官，但依靠其自身的学术价值，社会影响日益扩大，“私学日盛”。范升 、陈元之争，李育、贾逵之争，作为今文学家的范升、李育对《左氏》都不能不认真对 待，都不能不读《左氏传》然后上奏其失。作为古文学家的陈元、贾逵虽然学理优胜， 但仍以立于学官依附政治为张势根本，在思想路线上仍竭力从《左传》搜索微言大义甚 至附会谶记以立论于朝廷。但这种情况到了桓灵时就发生了改变。今文经十四博士虽借 官学的有利地位，但并未能阻止其经学日益陈腐、烦琐、僵化而走向破产。相反，以私 学面目出现的古文经学却一派生机，习者日众。于是，兼通今古二学的郑玄不再争是非 于朝廷，而是以学术辩论的方式给了固步自封的今文学者以最后一击，并以古文学为根 底而兼融了今文学，成为汉学的集大成者。
郑玄字康成，晚于贾逵约百年。早期入太学“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 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 》、《古文尚书》”。后又以马融为师，曾“考论图纬”。可见郑玄学问基础相当广博 ，并不专守一家师法。关于郑玄的学术贡献，《后汉书·郑玄传》有一简要评论：
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
，滞固所禀，异端纷纭， 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 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具体而言，就是郑玄遍注群经，既有古文，又有今文，还有纬书，成为汉代经学的集 大成者，号称“郑学”。他平生著述百余万字，其中《毛诗笺》、《三礼注》被完整保 存入《十三经注疏》，影响最大。在学术史上郑玄还有重要一笔，就是他和何休关于《 春秋》三传的辩论。
何休是汉代公羊学最后一位大师，《后汉书·儒林列传》说他“作《春秋公羊解诂》 ，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 》、《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这是何休有憾于李育与贾逵论争而未能占上风， 面对《左氏》更为勃兴《公羊》退无可据的局面，于是有以攻为守负隅顽抗之举。对此 郑玄奋起反击，作《发墨守》、《起废疾》、《箴膏肓》以反驳之。何休见到郑玄驳论 ，颇为不平：“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这也从侧面说明郑玄的经注是混糅 今古文家法，强为混合，以“整百家之不齐”。虽然郑玄的训释取得很大成就，为后人 解经奠定了基础，但受时风影响，他也用谶纬之说附会经文，有不少迂怪之谈，故何休 于此不能不有所感叹。
何休与郑玄的论争之文，后代逐渐散佚，仅在清人辑佚书中散见数条。今试举一例： 《春秋》襄十二年“作三军”，这是指鲁国季氏立三军而三分公室。何休《左氏膏肓》 说：“《左氏》说云尊公室。休以为与舍中军义同，于义《左氏》为短。”这次事件当 然是卑公室，其建立中军与以后昭公五年“舍中军”即废除中军意义相同，都是鲁国三 桓的削弱公室之举。但何休所说不确，《左氏》行文并无“尊公室”之意，所以郑玄在 《箴膏盲》中反驳说：“《左氏传》云‘作三军，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谓三家始专兵 甲，卑公室。云《左氏》说云尊公室，失《左氏》意远矣。”郑玄以事实澄清了何休之 诬。
参加这场争论的，还有另一位著名古文大师服虔。服虔字子慎，他最著名的著作是《 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一卷。郑玄遍注群经而不注《春秋》，据说与服虔有关。《世说 新语·文学》载：
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 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 ，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吾。”遂为《服氏注》。
服虔《解谊》目前仅有辑本，佚文主要来自唐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所引。从中 可以看出，服虔比较重视对史事名物的解释训诂，比如注重对古代礼制的解释，多取郑 玄《三礼注》而用之；比如注重对文字的训诂和字句的疏通，这都为后代的《左传》研 究开启了正确的方向。服虔还作有《春秋左氏膏肓释疴》十卷、《春秋汉议驳》二卷等 ，都是针对何休的论辩性著作。
这最后一轮围绕《左传》的大论争，结果“古学遂明”，“自是《左氏》大兴”[7]( 《叙录》)。不但确立了《左氏》在“三传”中后来居上的主流地位，而且基本结束了 绵延200余年的经今古文学之争。王国维先生说到汉魏之际，“今文学日微，而民间古 文之学乃月兴日盛”，“汉家四百年学官今文之统，已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8](《 汉魏博士考》)到了魏晋，《左传》“遂行于世”，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 其义”，“殆无师说”。[9](《经籍志一》)
综合以上考察，我们似乎可得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一是任何学术流派都不能脱离时代思潮而独立行世。在汉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作 为整体的士阶层已难于再坚持“守道而不从势”的立场，必然造就出大量的“仰禄之士 ”为王朝提供意识形态服务。在这种背景下，以阴阳五行为特色的官方经学大为盛行， 而经学的官僚化、政治化又必然导致其僵化、烦琐、陈腐的弊端，伏下盛极而衰的种因 。
二是后出的古文学派因其扎根于民间而具有天然活力。但它们为求得官方承认以冀获 得优遇，不惜俯就政治，一方面在思想路线上向官方经学靠拢，如竭力从《左传》中探 求圣人的“微言大义”，甚至以谶纬献媚当朝；一方面与经今文学派展开功名利禄的正 统之争。至于古文典籍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并未引起汉代学者的更多注意 而予以开发。
三是汉代经今古文学只有相对的区分。后人往往以清代学术上推比附，如钱穆先生批 评所说：“谓当时今古壁垒，若何森严，彼此界划，判若鸿沟，寻其渊源，为之部署， 将以辨孔学之真相，决是非之定谳，则亦徒劳之事也。”[10](第四章)实际上汉代今古 两家，只是表面上水火不容，更多的却是互相渗透，界限并不明显。《谷梁》属今文还 是古文，历来说不清楚；《左传》解经，亦用《公羊》之义。正由于此，才最终形成兼 通诸家的郑玄之学。
四是汉代经今古文之争实际上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潮流的一个缩影。钱穆先生论汉代学 术说：“无今文之启行，则经学无向荣之望。无古文之后殿，则经学无坚久之效。此自 学风推移，与时消息，非尽人意。”[10](第四章)在中国古代儒学一统的思想统制之下 ，其内部不同流派的争鸣论辩成为推进意识形态不断充实革新矫枉置换的途径和手段。 特别是民间的学术力量以其实事求是的新鲜活力，不断向僵化的官方教条进行冲击，从 而推动古代学术向前发展。
收稿日期：-09-0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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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宀下是
@②原字上艹下鬼
@③原字左礻右方
篇2：包覆型纳米铁的制备及对三氯乙烯的降解研究
包覆型纳米铁的制备及对三氯乙烯的降解研究
摘要：采用微乳包覆法制备出粒径约为80 nm的纳米铁粒子.结果表明,包覆型纳米铁与普通液相法、微乳液法制备纳米铁相比,在空气中能稳定存在7 d,经过700 h后,其对初始浓度为10 mg・L-1三氯乙烯(TCE)的去除率可达90%;对反应动力学规律进行了探讨,认为纳米铁对TCE的还原过程为准一级反应,在无氧、室温、中性条件下,浓度为87.5、 175、 262.5、 350 mg・L-1的`包覆型纳米铁的表观速率常数kobs值分别为6.49×10-4、6.64×10-4、7.10×10-4、7.43×10-4 min-1,证明kobs与纳米铁质量浓度成正比;纳米铁与TCE的反应过程,是纳米铁失电子,在纳米铁表面生成Fe3O4,在水和Fe3O4界面上生成Fe2O3,TCE得电子降解,主要生成乙烯、乙烷,同时也有少量的其他含氯产物.作 者：刘炳晶 金朝晖 李铁龙 安毅 李淑静 王薇 LIU Bing-jing JIN Zhao-hui LI Tie-long AN Yi LI Shu-jing WANG Wei 作者单位：刘炳晶,金朝晖,安毅,李淑静,王薇,LIU Bing-jing,JIN Zhao-hui,AN Yi,LI Shu-jing,WANG Wei(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300071)李铁龙,LI Tie-long(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300071;天津市城市生态环境修复与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天津,300071)
期 刊：环境科学 ISTICPKU Journal：ENVIRONMENTAL SCIENCE 年，卷(期)：, 30(1) 分类号：X703.1 关键词：稳定纳米铁 微乳包覆 三氯乙烯 反应动力学 反应机制篇3：对计算机技术与园林绿化研究论文
对计算机技术与园林绿化研究论文
1、人工智能
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到园林绿化工作中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形势，很好的将园林绿化与计算机相结合，以自控喷泉为例子，它利用计算机技术将电、光、声融入到喷泉技术中，以产生多彩变换的水景。LED显示屏利用的也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作为继杂志、电视、广播之后的一种新型户外宣传手段，被人们广泛的应用到车站、广场、机场等公众场所。此种形势打破了传统的园林绿化，将高科技融入到园林绿化中，推动了园林绿化工作的发展。
2、3S技术
3S技术是指以地理信息系统为核心的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和全球定位系统的集成，构成了对空间数据的实时更新、分析、采集、处理及为其他学科提供咨询决策的技术系统。在园林绿化工作中利用3S技术可以对园林绿化进行自然灾害监测、自然资源调查和森林中植被的分布情况等。利用计算机技术可以将地表信息转换为数字编码，为测绘部门提供准确的地图资料，通过计算机所接受到的数字信息，并将数字信息转换为需要的测绘地图。现在3S技术在园林工作中的应用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重视，成为我国园林绿化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门技术。
3、计算机技术在园林绿化工作中的应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城市中园林绿化要求也提出了更高标准，同时也增加了园林绿化工作的难度，高科技已经深入到多个行业中，计算机技术已经成为设计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园林设计工作中使用CAD可以将工程预算、方案设计等环节有机的'联系起来。在设计工作中通过使用计算机可以有效降低制图的损耗、节省图纸、设计师的劳动强度，同时，在检验和核算方案时具有不破坏原始方案、客观性好和修改方便等特点。设计人员每做完一项工程的设计时都可以选择其中实用的图形制作成模块，存入图库作为园林设计的素材，如果有类似需求时，可以在图库中选用素材而不用再重画，不但减轻了设计者的劳动强度同时也加快了工程设计的进度。在园林绿化工作中使用计算机技术还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分工协作，在很大程度上要求设计师与建筑师、道路水电专业人员互相协调，紧密配合。传统的手工绘制图纸方法不仅占用大量空间而且浪费时间，并随着时间的变化，很容易发生一些无法预测的后果。在园林绿化工作中利用计算机技术可以更科学的管理设计图纸，将完成的资料存放在软盘或硬盘上，这样不仅便于查找，还可以进行备份，大大提高了园林绿化工作的安全性。
4、结束语
综上所述，计算机网络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园林绿化工作中，为传统的园林绿化工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随着技术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需要进一步推动计算机技术在园林绿化工作中普及，以实现园林绿化的资源共享，将计算机技术更加细化的融入到园林绿化工作中，把市场经济、宏观决策和生产经营管理三者相互配合，实现园林绿化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使其成为一种方便快捷的手段，大大降低重复劳动和材料的消耗，缩短设计的时间，从而提高市场的竞争力，促进园林绿化工作的繁荣发展。
篇4：对音乐教育与素质教育研究论文
对音乐教育与素质教育研究论文
一、音乐教育对高职院校学生素质教育的促进作用
1.音乐教育能够提高学生道德品质
高职院校的学生由于在入学的时候,成绩一般比较差,基本素质相对与普通学校的学生来说,还需要进行培训,通过对学生进行优美、高雅的音乐教育,能够潜移默化的对学生思想道德品质进行培养,能够有效的净化高职院校学生的灵魂,对学生的学习起到激励和优化、升华的作用。通过对很多高职院校的学生进行调查发展,开展音乐教育的学校,学生的思想境界比较高,素质明显的高于没有进行音乐教育的高职院校。通过对学生进行欣赏优秀的音乐作品,能够让学生感受到音乐魅力,有利于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提高学生良好的品质,通过一些爱国主义的音乐作品的欣赏,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品格、修养和学生的思想道德情操以及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对于视觉传播理论来说,音乐教育属于一门视听艺术,通过强烈的视觉震撼,能够更直接、有效的让学生产生联想、感染、引起学生的共鸣,通过优美、高雅的艺术的熏陶,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对心灵进行感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例如在让学生欣赏著名音乐家贝多芬的作品《命运》时,通过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启发学生正确的面对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培养学生的坚忍不拔的品质,提升学生内在品质,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品质。又如在欣赏优秀作品《黄河大合唱》、《苏武牧羊》、《古曲》、《满江红》、《古琴曲》等等优秀的音乐作品,都渗透着积极向上的精神,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与生活态度和爱国主义情操。
2.音乐教育能够提高高职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脑科学的研究证明,音乐教育是直接作用于人的右半脑,有助于学生智力的开发,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音乐是想象的艺术,也是提高学生想象能力的重要教学方式之一,通过音乐的感情语言,学生能够体验音乐的魅力,通过音乐心灵的呼声,开发学生的智力。高职院校的音乐欣赏就是充满想象与联想,培养学生想象力和激发积极的创造过程,音乐教育不仅是一种审美的体验活动,也是一种培养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教育活动,高职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想象力的有机发挥,有利于促进学生的职业技能学习和运用。让学生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充分的体会音乐的想象空间和创造空间,能够有效的发挥自己的个性,在学习实践操作技能的过程中,可以大胆的展开联想和想象,可以通过培养自己的创造意识。音乐教育在高职院校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通过音乐欣赏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启发学生的想象力,能够有效的达到高职院校培养学生素质的目的,净化学生灵魂,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二、素质教育对高职院校音乐教育促进作用
素质教育要求在教学的过程中,促进学生的每一项能力都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音乐教育是一项提升学生素质教育的活动,而音乐教育也是素质教育中应有之义,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发展的重要措施,素质教育可以促进学生对音乐学习的爱好,提升学生音乐学习的兴趣,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进行培养,完善学生的人格,提高学生个人的修养,促进学生全面的发展。
1.素质教育能够促进高职院校音乐教育的改革
在社会的经济和文化不断发展的当今,社会对个人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职业技能,也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素质,这就要求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不仅要掌握很好的职业技能,更要具有良好的素质。在当前的高职院校的素质教育中,对于音乐课程的设置,主要按照国家的要求而设置的,在教育教学方面存在着单一的形式,没有将素质教育与音乐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所以也就造成对学生素质教育的一种局限,不能充分发挥音乐课程教育功能,也不能培养学生音乐审美能力。音乐是一种文化,能够传承文明和有效的弘扬社会正气,对人的思想以及价值观方面形成重大的影响,能够有效的推进素质教育的发展。所以在高职院校的音乐教育中在课程的设置上应该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充分体现素质教育的多元性,在立足本国的音乐文化教育的同时,可以通过国外的音乐欣赏,提升学生的原有文化观念,提升学生综合素质,让学生在突出原有的音乐教育的观念的基础上,客观的`看待和评价中外的音乐文化教育,从国外文化的发展中,完善自己的人格魅力,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也让高职学生在不同的音乐环境熏陶中提升自身的素质修养,所以,要想全面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必须全方位的对高职院校的音乐教育进行改革,提升音乐教育的功能,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促进高职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和提高,以满足学生素质教育发展的要求。
2.素质教育能够有效的促进音乐教育与情感教育的融合
素质教育要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升学生的多种能力综合发展,在高职音乐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通过音乐教学着重培养学生的情感因子,提升学生的爱国、爱岗等精神。教师通过音乐引导学生,促进高职学生的品格和个性向着健康正确的道路发展,以满足素质教育的要求,通过音乐教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将自己的职业技能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提升学生的职业生成能力,这样,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业甚至将来的事业前景能够一片光明,职业技能也可以得到更大范围的发挥和运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生个人情感素质的内涵和学生个人素质的发展。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情感因子发展的有效方法,音乐教育能够将学生非智力的发展与学生的智力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同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相互融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音乐能够通过其感染力和所需的想象力使得学生培养抽象思维和发展自己的想象能力,学生在音乐旋律中展开丰富的联想,去达到相应的情感境界,形成自己的思想和感触,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素质教育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音乐审美能力,在高职音乐学习的过程中,要求学生能够理解音乐作品的基本内涵和表达的中心思想,学生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学习,通过自身的情感去领悟音乐魅力和音乐表达的思想,进而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坚毅的品质和积极思考的能力,对高职学生的人生发展都有着积极影响和促进作用。
3.素质教育能够促进音乐教育与学生创新能力的融合
高职院校可根据自身的实际、硬件设施及学生的特长,组建不同类型的艺术团体,提升学生积极参与的能力,如合唱团、舞蹈团、管乐队、鼓队等,在举行这些活动的时候,学生可以自己策划活动的开展,培养学生自身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以及策划能力,进而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潜能,提升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这些艺术团体是学生课余文化活动的组织,能够有效的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也是高职院校进行音乐素养教育的重要载体,能够改变学生被动学习的局面。通过艺术团体使学生们有组织地进行音乐活动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能够丰富高职的校园文化,又在活动中开发了学生的表演潜能和创造潜能,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学生既可以学到更广阔的音乐知识,丰富学生的音乐视野,又从中体验到音乐给学生带来的快乐,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融合学校及社会各种活动的能力,例如我指导带领的学院女子打击乐队参加了天津市春节联欢晚会,参加了庆祝天津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文艺晚会,参加了共青团天津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联欢会,参加了中俄文化年天津市大型文艺晚会携手共进,参加了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中国原创歌曲奖颁奖典礼,多次参加天津市“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演出,参加了第二届天津港湾旅游文化节开幕式等大型文艺演出,参加天津市“海河情”艺术团慰问城市建设者文艺演出获得天津市学生文艺展演高校一等奖。通过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文艺活动,不仅能培养学生对于文艺的关注和热爱,将学生的创新潜能有机融合于各种活动之中,激发学校进行音乐教育的积极性和学生热爱音乐的热情,不断培养高职院校良好的音乐文化氛围,提升学生的学习创新能力。
三、小结
高职院校的音乐教育能够有效的培养学生音乐审美能力,提升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成为高职学生素质发展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音乐教学在教育核心内容中充分发挥高职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创新功能和实践功能,从而使高职音乐教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
篇5：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与思考
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与思考
摘要：本文重点阐述了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存在的误区与不同点、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面临的工作地位与任务，提出了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方法与载体。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思考;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紧密结合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充分发挥好党的这一政治优势，具有现实意义，越是深化改革越需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一、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不同
1、工作的重点不同
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上来以后，思想政治工作也相应转移到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紧紧围绕生产经营中心来开展。
2、思工作的范畴不同
新时期企业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经营任务的压力、经济效益的压力、稳定队伍的压力，思想政治工作既要确保任务的完成又要教育职工增强市场意识、经营意识、竞争意识，为开拓市场奠定基础，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扩大。
3、工作的方式不同
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强调精神鼓励与物资鼓励相结合。既要重视精神奖励又要重视物质利益，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4、工作的难度不同
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要把大家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明显增大。
5、工作的格局不同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格局不同于过去，现在建立的是党组织领导、党政共同负责、党政工团齐抓共管、以专职政工干部为骨干、以行政管理干部和广大党团员、积极分子为主体，职工群众参与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
二、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任务
在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企业队伍稳定面临很大压力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思想保证，使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迫切需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为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振奋精神、坚定信心，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迫切需要思想政治工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用思想政治工作解疑释惑、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平衡心理，扼制各种消极影响，保证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生产经营任务的顺利完成。
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紧紧围绕生产经营这个中心，把生产经营中的难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把生产经营的指标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把生产经营的现场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战场，坚持抓生产从思想入手，抓思想从生产出发，帮助职工充分认识深化改革与国家、企业、个人前途命运的关系，坚持走改革之路的信心与决心。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引导职工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正确认识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正确对待利益格局的调整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帮助职工提高综合素质，掌握必要的市场经济知识，增强驾驭市场的能力，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吸引力、向心力，确保生产经营任务的完成和改革的顺利进行。
三、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存在有误区
1、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可有可无。在一些企业中思想政治工作起伏不定，“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当“棉被”“冷了盖，热了踹”的现象还依然存在，有些企业把政工部门当作安置部门、养老的部门，退居二线不太好安排的安置到政工口，长此下去必然会削弱思想政治工作。
2、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无所作为。有的人认为政工干部只会耍嘴皮子、不干实事、没什么作为。现实中存在，“宁为经理跑断腿，不为书记打壶水”的现象。甚至在有些单位在奖金、待遇的分配上歧视政工干部，有的把政工部门列为三等科室，奖金、待遇比同级行政干部少一截。在职务晋升上也反差明显.这势必影响政工队伍的稳定。政工队伍后继乏人的情况比较突出。
3、认为经济指标是衡量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的唯一标准。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评价和衡量思想政治工作应当结合综合治理、队风队貌、职工斗志、士气高不高、作风硬不硬、人心齐不齐、战斗力强不强、完成任务、经济效益等多方面的因素来综合评价。其实，越是困难多、效益差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越难做，政工干部付出的心血可能更多。
4、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只是政工干部的事。职工有了思想情绪，书记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但许多思想矛盾与问题产生于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单靠书记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有些思想问题产生于实际工作中，行政管理干部来做更具优势、更有效。
5、重经济手段，忽视思想教育的倾向突出。一部分干部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对落实不力、情绪消极的行为认为一罚就灵，不善于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应该说是必要的，但不是万能的。
篇6：对中国画若干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关于对中国画若干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中国画艺术是一门学问,是集哲学、美学、历史、文学以及诗、书、篆刻等各方面知识于一体的一门艺术形式,这其中所包含的不仅仅是表现技法问题,更重要的'是与其相关的各种知识与修养.因此,中国画当前面临低谷的问题,不能仅仅凭借机械的绘画技能,或单纯讲究传统笔墨、勾、皴、点、染功夫就能改变的问题,因为文化背景与社会背景乃至人们观念的变化都影响着国画的改变.只有正确认识这些改变,才能引领中国画走向繁荣和发展的时代.
作 者：王鹏 作者单位：吉林北山风景区管委会,吉林,吉林,13 刊 名：城市建设与商业网点 英文刊名：CHENGSHI JIANSHE YU SHANGYE WANGDIAN 年，卷(期)： “”(23) 分类号： 关键词：中国画 若干问题 研究与思考篇7：马铃薯免耕覆草栽培密度与N、P、K配比研究
马铃薯免耕覆草栽培密度与N、P、K配比研究
为探索贵州省黔东南低海拔地区马铃薯种植密度与N、P、K三要素对产量的影响,通过4因素二次回归正交旋转组合设计,运用DPS数据处理分析软件,建立了脱毒马铃薯费乌瑞它在黔东南低海拔地区进行马铃薯的`产量与密度及N、P、K施用量的数学模型.通过模拟寻优分析得出本地区马铃薯高产(2000kg/667 m2)栽培最佳技术方案:密度6103～6336穴/667m2,施纯氮量10.56～11.26kg/667 m2,施P2O5量10.03～10.77 kg/667 m2,施K2O量19.15～21.23kg/667 m2.
作 者：谭甫成 刘桂华 吴军 彭泰辉 作者单位：谭甫成,吴军(黔东南州农技站,贵州,凯里,556000)刘桂华(贵州省农技总站)
彭泰辉(锦屏县农技站)
刊 名：耕作与栽培 英文刊名：CULTURE WITH PLANTING 年，卷(期)：2009 “”(1) 分类号：S5 关键词：马铃薯 翻耕 免耕 密度【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相关文章：
10.对当前翻译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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