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公务罪上诉状案例
“jonvanli”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7篇妨害公务罪上诉状案例，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妨害公务罪上诉状案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篇1：妨害公务罪上诉状案例
上诉人：黄xx，男，xxxx年1月29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封开县人，小学文化程度，农民。上诉人因被控妨害公务罪于xxxx年1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某市看守所。
代书人：邱恒榆，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年4月12日作出一审判决(案号：(xxxx)肇中法刑初字第58号)，认定上诉人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上诉人不服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述判决，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现上诉人依法向贵院提出上诉，恳请贵院公开开庭审理，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无罪。
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法院应回避而未回避，在审判过程中不但不依法调查上诉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反而对公诉方提交的证据即使程序违法、明显不属实也全盘采纳，该判决不但程序违法，其认定的案件事实也是扭曲的。
在本案的侦查期间、尚未审结之前，广东省民政局便发布通稿追认梁天芳为烈士，同时，肇庆市委政法委书记吴华钦公开发表对本案的定调为“妨害公务、袭击警察”的言论，因此，原审法院已经没有公正审理的环境，原审法院理应回避而未回避，程序已经违法。
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的辩护人提出申请原审法院调取封开县公安局和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办理本案过程中所录制的全部视听资料，但是，原审法院对此充耳不闻，既没有书面答复，在判决书中也不予回应。而且，本案的第一被告人的辩护人当庭举证了证据，但是，原审判决对此竟无一字提及。
相反，即便本案的多名辩护人对公诉方提交的证据中的相当一部分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原审判决也是不屑一顾，径直对公诉方的证据照单全收。
例如，辩护人提出：
1.封开县公安局工作人员黎恒、植坤养、梁天芳、刘永、陈鑫兴等人既是敲诈勒索案的侦查人员，又是本案的所谓“受害人”，封开县公安局的民警对本案应自行回避，从而本案的所有侦查所得证据均为无效证据。
2.本案的多份鉴定书送检人系封开县公安局民警、检验对象为封开县公安局民警、检验地点为封开县公安局、鉴定人系封开县公安局下属的司法鉴定中心，故鉴定人应回避而未回避故鉴定意见无效。
3.本案的“补充侦查卷”中则充斥着大量在侦查终结之后、退回补充侦查之前收集的询问笔录、辨认笔录、办案说明等证据材料属无效证据。
4. 物证中的“柴刀两把、扁担一条、刀套一只、灰砖头小半块、钢筋一条”等物品并非案发当天现场勘验检查时所收集，这些物品究竟具体是何人收集、如何收集、如何封存等等并没有笔录记载，而且，见证人为何人，是否见证全程等信息也阙如。而本案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四名被告人当庭都说，辨认时并没辨认出是否使用过该物品，系由侦查人员指定物品来引导签名、捺手印确认;第二被告人黄某来说，其对菜刀、柴刀和刀套的辨认时，本案的侦查人员和公诉人同时在场。辩护人认为这些物证的收集和辨认程序违法。
5. 被告人黄某兴辨认现场时被多名特警夹持、引导，甚至由特警代为指认，辨认程序违法;被告人黄某兴和黄某来的《辨认笔录》中的照片以及照片的文字说明没有被告人签名、捺手印确认，照片和文字说明极易更换，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这些《辨认笔录》无效。
6. 谢秋强、植坤养、陈鑫兴和连英昌四人在案发同一天所做的《询问笔录》高度一致，特别是谢秋强、陈鑫兴和连英昌不但三人《询问笔录》之间高度一致，连他们三人被询问过后自行出具的事情经过与各自的《询问笔录》都一模一样，标点符号都没错，故这些《询问笔录》内容的真实性不能确认。
7. 黄剑锋、吴东海和梁宇杰关于抓获黄某林父子三人过程的《询问笔录》高度一致，而吴东海和梁宇杰在时隔三个月后对黄某林父子三人的《辨认笔录》高度一致，却又与之前的《询问笔录》说法不一，故这些《询问笔录》和《辨认笔录》的真实性不能确认。
……
原审判决不但对上诉人的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质证意见完全不理睬，甚至不理会证人对自己证言的否定，随意裁剪证人证言。
原审判决采信了民警林角升在xxxx年2月2日所做的《询问笔录》(见诉讼证据卷一)部分内容，其中，林角升描述逃跑的情形是“……于是我用力撞开一个站在门口的女人，立即跑下楼梯后向外跑，那个人一直拿刀追我，我一直跑到楼下对面的空地，然后发现背后没有人追我了我才停下来。”
其实，林角升在时隔三个多月后即xxxx年5月24日所做的《询问笔录》(见补充侦查卷)中，讯问人问：“之前你说你在黄某林家二楼往外跑时，后面一直有人追斩你，是否有这回事?” 林角升回答是：“没有人在后面追斩我，当时我是害怕，精神高度紧张，以为后面有人追斩我，后来证实没有这回事。” 林角升随即解释 “是怕被领导骂才这样讲的”。
可见，林角升已经否定了第一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但是，原审判决依旧采信了第一份《询问笔录》的陈述。
然而，林角升在两份《询问笔录》均陈述说，“我听叶金勇说梁天芳所长也在卫生院救治，但是我没有看见他，过了约四分钟后我才见有一个人扶着梁天芳所长上救护车，之后我就陪他们一起去了江口镇汤国华医院”，原审法院却没有采信该部分内容，因为该说法与其他证人证言可以相互印证，梁天芳在前往汤国华医院时是清醒并且尚能借助扶持步行的，从而说明，梁天芳不排除死于医疗事故或者医疗过失。
总之，原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之处不胜枚举。
二、上诉人既没有 “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故意，更没有实施“暴力、威胁方法”，不存在“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情形，依法不构成犯罪，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民警谢秋强、植坤养、陈鑫兴和连英昌四人的《询问笔录》和其自行出具的《事件经过》大量内容高度一致，但是，关于上诉人殴打民警的细节却错漏百出。
谢秋强在《询问笔录》和《事件经过》中称“这时我回头看时，见到黄某林手持一条约一米的木方条，他的兄弟黄xx则手持一条约一米半长的铁水管正在我身后几米处四处张望”，可见，谢秋强并没有被上诉人打到，上诉人也没有阻碍其行动的举止。同时，公诉人出示物证是铁锈斑斑的铁棍，但是，谢秋强却说“黄xx则手持一条约一米半长的铁水管”。
连英昌在《询问笔录》和《事件经过》中称“我看到陈鑫兴被黄xx用长约1.2米的铁水管猛打背部，陈鑫兴抢过黄某来的柴刀后，左脚尖及背部等处均被黄xx的铁棍打中受伤;后来陈鑫兴和谢秋强他们抢到黄xx的钩刀后就退到长岗林业派出所背后……”连英昌所描述的该情形发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但是，根据他的描述，上诉人先后使用工具有铁水管、铁棍、钩刀，上诉人是普通人一个，并没有身怀绝技，怎么可能做到这点?
植坤养在《询问笔录》中称“当时情况紧急，我没有看清楚是什么人追我，但我在全力和黄某兴抢夺他手上的这把带钩刀时见到黄某林大哥黄xx拿一根约一米五长的铁棍追打连英昌副所长……”植坤养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民警，在情况紧急的时候，连什么人在追自己都没搞清楚就逃命，但是，在“全力和黄某兴抢夺他手上的这把带钩刀时”，在这种危及生命比所谓“情况紧急”更要命的情形下，他竟然还能来得及看清楚“黄xx拿一根约一米五长的铁棍追打连英昌副所长”!
总之，谢秋强等人的《询问笔录》和《事件经过》与事实不符，不应采信。
事实上，在案发当天，上诉人从家里赶往现场的途中，遇到两名民警跑往街上回派出所的路上，在一名手持盾牌的民警经过上诉人身边的时候，敲了一下盾牌，并没有打警察。
上诉人在案发当天接到一个电话，得知弟弟黄某林与人打架，关心弟弟而前往现场，并没有“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故意。上诉人实际上也没有殴打民警，或者采取“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手持盾牌的民警经过上诉人身边的时候，并非案发现场，而是该民警跑回派出所的途中，该民警此前即使在执行公务，那么，该民警遇上上诉人的时候也应该执行公务完毕。
原审判决认为，“开警车、着警服、配备警用装备到场”即为履行公务的行为是适用法律错误。难道在现实中就没有警察“开警车、着警服、配备警用装备到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么?
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以木条、钢筋等追打执行公务的民警……参与殴打前来支援的民警”是不符合事实，认定上诉人“以暴力方法阻碍警察依法执行公务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是适用法律错误。
三、原审的违法判决实际上保护了若干公务人员违法征地、打压上访、违法拘捕黄某林、违法进入看守所与黄某林签订拆迁协议、违法侦查、隐匿证据、妨害作证等等行为，该判决有悖公正。
某些公务人员为了达到顺利拆迁上诉人弟弟黄某林房屋的目的，打压黄某林不断上访，以莫须有的敲诈勒索罪强行将黄某林抓捕，并且违法进入看守所，以取保候审为条件强迫黄某林签订拆迁协议。
后来，为了达到顺利拆迁上诉人与黄某林的祖屋，意欲故伎重演，以传唤为名再次抓捕黄某林，这才引发本案。
在本案的过程中，某些公务人员违法侦查、隐匿了黄某林涉嫌敲诈勒索罪的`卷宗和本案的视听资料，又有某些公务人员炮制大量明显不符实的证言。
原审判决对上述事实视而不见，对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四名被告人重判，从而掩盖了其中的种种猫腻，原审判决明显不公。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是一份违法的判决、一份不公正的判决、一份牺牲无辜的村民来保护违法犯罪的公务人员的判决!恳请贵院公开开庭审理，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无罪。
此致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黄xx
xxxx年4月19日
篇2：洋某妨害公务罪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
某县人民检察院：
贵州心典律师事务所接受犯罪嫌疑人洋某某配偶的委托，并征得洋某本人同意，指派王华律师担任贵院审查起诉涉嫌妨害公务一案洋某某的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我们查阅了所有的案卷材料，并会见了嫌疑人。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某县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案件后，未在三日内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在准备采取执行措施时，未制作裁定书，送达被执行人黄某。在执行中执行员李某某、王某某未按规定着装，在对黄某某进行拘留时，未取得某县人民法院院长的批准。如此多的程序违法，是导致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受理执行案件后，应当在三日内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但是，无证据表明某县人民法院在向被执行人黄某等发出执行通知书。根据该规定的第26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应当及时采取执行措施。人民法院采取执行措施，应当制作裁定书，送达被执行人。”但也无证据表明某县人民法院制作了裁定书送达黄某。因此，在执行前无任何告知的情况下，搞突然强制执行，程序违法。另外，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陈某等人在执行时向被执行人出示了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仅仅是执行人员相互自证出示了这两证，甚至还有执行人员不着工作服。参与执行的的某县人民法院执行庭执行员王某某的在其所作的《关于本人执行唐某某申请执行黄某排除妨碍纠纷一案具体经过》中证实“由执行员李某(作便装预防突发事件)负责作被执行人黄某女家属工作、由我作便装(预防突发事件)负责作黄某家属男性的思想工作，并辅助执行。”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条的规定”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向有关人员出示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并按规定着装。”在执行过程中，陈某等人陈述说是打电话给分管院长同意后，李某的陈述是说向马院长汇报，法警游某的说明是陈某打电话向马某副院长汇报，得到马院长同意后对黄某进行拘留，据我们调查某县人民法院的院长叫李某。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六条“拘传、罚款、拘留必须经院长批准。”的规定，马副院长是无权批准对黄某进行拘留的，并且还是打电话同意。某县人民法院对黄某所作的拘留决定书是无效的.，上面仅有马某的签字。
二、洋某违法情节轻微，并且是由于执行人员的过错所引起，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1、根据卷宗里的相关证据，执法人员正在进行强制执行时，由于上述执行人员的执行程序违法，洋某看到有人搬走其堆放的砖块，于是发生了冲突。如果执行人员认为洋某违法行为严重，就应当将她与黄某一起拘留。某县人民法院只对黄某进行拘留，说明当时黄某的违法行为比洋某重。但是现在洋某被批准逮捕，而黄某却是自由之身，司法机关的行为不符合逻辑。
2、在某县人民法院对黄某违法拘留时，导致了黄某被弄伤(头被打破，手被弄得又红又肿)，说明执行人员不但程序违法，而且行为粗暴。在对黄某进行拘留的过程中，有游某、李某、刘某等人参与，三个训练有素的人要制服黄某是很容易的，但竟然弄伤了黄某，说明执行人员有过错。嫌疑人看到丈夫被打破头且执法人员粗暴的行为，心情难免会激动，目的是想尽快将丈夫送到医院救治，属于不合理的自助行为，情有可原，行为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之所以引起群众围观，是因为执法人员的暴力行为引起了民众的愤怒，不能将此后果归结于洋某的行为。在冲突发生后，主要阻挡警车的人并非洋某，从现有证据来看，主要是陈某和另外一位。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这里指的“暴力”，是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体实行打击或者强制，如捆绑、殴打、伤害等，并无证据表明洋某对执行人员的身体实施了打击或强制。“威胁”，是指以杀害、伤害、毁坏财产、损坏名誉等相威胁。也无相关证据证明洋某对执行人员进行了威胁。洋某的行为只是吵闹、谩骂、不服管理，并不构成犯罪，依法进行治安处罚足矣。公务人员职务行为具有适法性是本罪成立的前提条件，妨害公务罪之成立必须以公务人员的职务行为合法为要件;如果公务人员滥用职权，违法执行，则不仅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且国家还赋予了公民对这种不法行为依法抵制斗争的权利。因此，洋某的行为并未构成犯罪。
三、某县人民法院致某县公安局的函认为洋某已构成妨碍执行公务罪,请求某县公安局查处。某县法院未审先判，已确认洋某构成妨碍执行公务罪，司法的中立性与被动性已荡然无存。某县法院在本案中的角色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我们对某县人民法院审理该案件是否能做到公正公平表示怀疑，因此，请贵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将案件移送其他检察院管辖。
另外，请贵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十八条、四十九条、律师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维护法律的共同底线，复制本案的光碟给辩护人。
总之，我们认为，洋某的的违法情节轻微，某县人民法院执行程序违法，洋某的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应当认为是犯罪，且系初犯，确有悔过表现，请贵院对洋某进行取保候审，并审查不予起诉!
此致
某县人民检察院
律师：王华
篇3：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之认定
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之认定
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履行职责的行为，或者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是依法正在执行职务或者履行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会员三类人员。那么，除上述三类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能否成为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的争议，集中表现在“身份说”与“公务说”之争。笔者就此问题结合具体实例谈点个人浅见。 一、行政执法机关中的事业编制人员。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制有限，加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实践中普遍存在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有的行政执法单位本身属于事业编制，法律、法规赋予其行政执法权力；二是同一国家机关中，有一部分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人员属于事业编制。他们在依法进行行政执法活动时，受到暴力、威胁方法侵害，能否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换句话说，能否以妨害公务罪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责任。“身份说”认为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必须是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会员身份的人员，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员不能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否则有悖“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笔者认为，研究某种犯罪，应当坚持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上述人员从形式上看虽然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但由于其依法从事行政执法活动，行使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无本质区别的管理职权和职责，其行为实质上是代表国家从事公务活动，而国家公务活动是受法律的强制力所保证，当公务活动受到妨害而无法进行时，对于侵害人予以相应的法律制裁，而保障公务活动的正常进行是立法本意之所在。如果将上述人员排除在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之外，将不利于国家公务活动的正常进行，是有百害而无一利。那么，将上述人员纳入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是否有悖“罪刑法定”原则，笔者认为，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精神，上述人员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将他们纳入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并不有悖“罪刑法定”原则。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是否可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的批复》明确指出，对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有事业单位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可以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二、行政执法机关中聘用的非在编人员。实践中一些行政执法机关由于担负的行政执法任务比较繁重，编制内人员难以适应行政执法任务的需要，因而大多采取合同的方式聘用一部分人员充实到行政执法队伍中，他们既不属于行政编制人员，也不属于事业编制人员。他们在参与行政执法活动中，或者单独进行行政执法活动，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其公务的正常进行，对侵害人能否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人员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从现行刑法的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对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我们不难看出，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注重的是否是“从事公务”的人员，是则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否则反之。所谓“从事公务”是指依照法律规定，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国家事务和公共社会事务的活动，其本质是行使国家权力，活动内容具有广泛性、职能性。上述人员受聘于行政执法机关，完成聘用单位指派的工作，当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属于公务性质而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侵害，致使公务活动无法进行时，应当承认他们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可以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树立法制的权威。 三、行政执法机关在执行公务活动中临时雇佣的人员。行政执法机关在执行公务活动中时常会遇到比较繁重的劳务性工作，为了保证行政执法活动及时、有效、顺利地进行，行政执法机关经常会临时雇佣一些劳务人员参与到行政执法活动中，如扣押违法物品的搬运工，拆除违法建筑的建筑工人。他们在具体的劳务工作中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侵害，致使工作无法进行，对于侵害人能否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从现象上看似乎他们不能成为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但只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不难得出结论。首先他们的权力来源于行政执法机关，是受行政执法机关雇佣完成其指派的工作；其次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从现象上看虽然仅是劳务性质，但在具体的行政执法活动中，应当是公务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质上更具鲜明的公务性；最后从危害结果来看，它不仅使具体的劳务工作不能进行，更重要的是使国家的公务活动无法正常、有序的开展。刑法设定的妨害公务罪所保护的客体正是国家公务活动的不可侵犯。在这种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虽然上述人员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由于他们受雇参与到具体的行政执法活动中，与整个活动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我们没有理由否认其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因此，上述人员也可以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当他们参与到具体的公务活动中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侵害，对于侵害人可以追究其妨害公务罪的刑事责任。 四、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能否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关键是看其是否具备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从该委员会成员的外在身份来判断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应从该委员会成员是否依法从事公务这一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出发来判断。即如果从事的仅是本集体组织的事务，就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如果其受行政机关委托，代替行政机关从事一定的行政管理事务，在这种情形下，其实际是在依法受委托从事公务，对其应视为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对其作出这样的判断完全合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立法精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五）代征、代缴税款；（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因此，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在从事解释规定的工作时，如果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侵害，致使受委托的公务不能进行时，对于侵害人可以追究其妨害公务罪的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之认定，笔者赞同“公务说”的观点，只要是在执行公务活动中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侵害，受害人均可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对侵害人可以按《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篇4：妨害公务罪中问题的研究
妨害公务罪中问题的研究
摘 要妨害公务罪是我国刑法中的一个重要罪名,是为了确保国家公务的正常执行而设立的。本文拟就妨害公务罪中的有争议的问题作一简要的分析探讨,希望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关键词妨碍 刑法 处罚
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有序的社会秩序,而良好的秩序则需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部门中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管理职能来实现。为此,国家在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忠于职守、积极履行职责的同时,还必须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刑法手段,来预防和惩治各种非法干扰、妨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
一、刑法第277条的罪名问题
(一)从现行刑法典各条文的比较来看
《刑法》第157条第2款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行私罪和本法第277条规定的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可见,立法者对该条并没有概括出妨害公务罪这一罪名,而是将第1款独立规定为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据此可以推知,对随后3款立法者的本意也是独立定罪。因此,第二种观点将该条4款概括为妨害公务罪一罪违背了立法者意图。
(二)从新旧刑法典比较来看
妨害公务罪这一罪名来源于旧刑法第157条的规定。当时该罪的含义是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法条将该罪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并列规定,且仅用一条,条下未分款。而新刑法第277条对旧刑法第157条作了较大修改,分别不同的人员共用了4款对阻碍行为加以规定,并且对阻碍不同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构成犯罪的要求也规定不同,有的要求使用暴力、威胁方法,有的不要求;有的要求造成严重后果,有的不要求。可见,新刑法该条犯罪的构成条件与旧刑法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从前述也可得知该条4款罪名目的的构成要件也互不相同。
二、关于“依法执行职务”的认定
(一)判断公务执行者是否有权执行该项公务
根据行政法上“越权无效”的原则,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只有在其职权范围内执行了该项公务,其行为才能认为是合法的,如果超越职权范围去实施越权行为,则其行为不再具有合法性。从公务活动的特点看,我们认为,应从两方面判断执行者是否有权执行该项公务:首先,看该公务行为是否在该人员抽象的(一般的)权限之内。即从该人员所担任职务的最广泛意义上分析该项职务是否具有包括执行这种公务的权限。如工商部门的抽象职务权限就包括核发营业执照、参与市场管理等内容,但不能从事税收、交通管理等公务活动。如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进行税收活动,就不能认为是合法的公务活动,其次,还应看执行者是否存在实施该公务行为的具体职务权限。如果该人员从抽象权限看具有从事某类公务活动的职权,但并没有被具体授权执行该项公务活动的,就不能认为其执行行为是合法的。
(二)判断执行公务活动的形式是否合法
理论上对于执行公务的形式的合法性是否影响执行公务的合法性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决定执行职务合法性的关键在于其所执行的职务行为内容是否合法,即只要执行职务的行为是属于公务员抽象的权限之内,并且具备执行职务所必需的一般形式,就可认为是具备合法性;即使执行职务时违反了法令,只要这种违法不影响职务行为的有效性,也就不影响合法性的成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内容和形式都必须合法,才能认为执行公务合法。我们认为后一种观点是正确的。理由是:首先,《刑法》第277条规定的是“依法执行职务”,这里的“依法”自然应理解为内容和形式都合乎法律规定,如果仅仅是内容合法,而执行形式不合法,那就很难说是“依法”执行职务。其次,在我国法律传统中,“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一直存在,而在这种倾向的背后,则隐藏着对国家权力的放任和对公民权利的藐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应当看到,这种价值取向已严重阻碍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如果将妨害公务罪中的“依法执行职务”只理解为内容合法,即无异于使国家为保护公民权利而规定的各项程序法成为一纸空文,无异于默许公务人员无视程序法的规定滥权的行为,这样的话,不仅公民的人权会被践踏,国家法律的尊严也会荡然无存,而这种局面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因此,不能将违法执行公务的行为视为合法行为。
综上,我们认为,执行公务活动形式的合法性应是判断公务活动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在实践中,判断形式的合法性应考查以下几方面:首先是看执行者是否按规定向被执行者表明自己的特定身份,以证明自己具有执行该项公务活动的资格。其次是看执行者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要求展开自己的活动。目前,通过几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努力,我国已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法律对比较重要的公务活动执行,都有具体的程序要求。执法者必须按这些法定程序进行公务活动,否则便是违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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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危险驾驶罪 上诉状案例
危险驾驶罪 上诉状案例
福建省XXX市洛江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刑初字第277号
公诉机关XXX市洛江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黄某某，男，1984年10月28日出生于福建省XXX市，汉族，初中文化，务工，家住福建省XXX市**区。因涉嫌犯危险驾驶罪于5月28日被取保候审。经XXX市洛江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9月22日再次办理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15年10月22日继续予以取保候审，2015年11月3日决定逮捕并于同日交由公安机关执行。现羁押于XXX市看守所。
XXX市**区人民检察院以*检公刑诉(2015)22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某某犯危险驾驶罪，于2015年10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赖雪琼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黄某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某于2015年5月24日23时30分许，酒后驾驶车牌号为某某的小轿车由本区马甲镇往双阳街道方向行驶，至双阳街道阳光北路某某公司路段时，碰撞道路右侧绿化带上树木，造成交通事故，后被告人黄某某被送往泉州市洛江区某某医院救治，交警在该医院将其查获。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人黄某某应承担本事故的全部责任。经福建某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黄某某的血样中检测出乙醇含量为161.58mg/100ml。归案后，被告人黄某某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上述事实，被告人黄某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证人林某某、张某某的证言，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送达回证，辨认笔录及照片，当事人血样提取登记表，血液鉴定采样图片，福建某某司法鉴定中心某某司鉴(2015)毒检字第3659号司法鉴定检测报告、鉴定意见通知书，机动车辆保险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驾驶证、行驶证复印件，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疾病诊断书，查获经过等公安机关工作说明及被告人黄某某的身份信息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黄某某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辆，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被告人黄某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依法对其从重处罚。黄某某虽不具有自首情节，但在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黄某某在庭审时认罪态度较好，量刑时予以一并考虑。公诉机关提出的对被告人黄某某在拘役二个月至三个月的幅度内处刑，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㈠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黄某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二个月二十日，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1月3日起至1月22日止。罚金在判决生效时予以缴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代理审判员 王金怀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何丽敏
速 录 员 林慧婷
附注引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的规定，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前款规定的`“道路”“机动车”，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
二、醉酒驾驶机动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㈠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或者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
㈡血液酒精含量达到20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
㈢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驾驶的;
㈣驾驶载有乘客的营运机动车的;
㈤有严重超员、超载或者超速驾驶，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使用伪造或者变造的机动车牌证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的;
㈥逃避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或者拒绝、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
㈦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
㈧其他可以从重处罚的情形。
篇6：挪用公款罪上诉状案例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上诉人：xxx，男，xxxx年10月8日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汉族，文化程度高中，原任佛山市公安局石湾区分局治安科副科长，住佛山市石湾区大富路二街1号203房。
二审辩护人：王思鲁、翁春辉，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因涉嫌挪用公款一案，不服广东省南海市人民法院xxxx年3月19日(xxxx)南刑初字第1408号刑事判决，请求贵院撤销一审判决，宣告上诉人无罪。
上诉理由：
挪用公款罪的罪名，最早出现于全国人大常委会xxxx年1月2日公布施行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中，在此之前，xxx年《刑法》未规定挪用公款罪，1985年“两高”《关于办理经济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中规定，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几种行为，以贪污罪论处，《刑法》第384条规定了挪用公款罪，含义为：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用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xxxx年10月17日，最高院最新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明确界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内涵为：①“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由上可知，挪用公款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为谋取私利，利用职务方便，违反法律、法规和财经管理制度，未经批准和许可，以个人名义，擅自将数额较大的公款挪作私用。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其一，牟利性，行为人挪用公款目的在于谋取“利息”、“回扣”、“酬金”等“个人利益”;其二，以个人名义，行为人挪用、出借公款给使用人，用的是行为人个人的名义，而不是行为人所在单位的名义;其三，擅自性，行为人挪用公款，未经单位负责人批准和许可，擅自而为;上述三个特征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挪用公款罪客观要件的本质特征，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三个特征，才具备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才构成挪用公款罪。行为人挪用公款，即使是“擅自”而为，若非为谋取“个人利益”，即是缺乏牟利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最新司法文件《关于以单位名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的处理意见》中“单位领导为了单位的利益，利用本人职权，擅自决定挪用公款给个人使用的，均不应按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参见最高院刑一庭、刑二庭主编《刑事审判参考》xxxx年第8辑，法律出版社，第82页)的规定，亦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一审判决未见任何分析，即下结论：“经查，刑法并无规定，挪用公款给其他个人使用的须以‘牟利’及‘以行为人个人名义出借’为犯罪构成要件”，未免太武断。要知道，刑法不仅指刑法典，还包括司法解释等文件;刑法更不能以有无“白纸黑字”作为有无规定的依据，刑法需要法律专业人士从适用的角度进行正确的理解。如果只有“白纸黑字”才算刑法有规定的话，恐怕谁都可做法官了。本案中，上诉人的行为，不具备上述三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根本不具备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具体理由是：
1、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得过罗哲都给予的任何形式的好处，一审对此事实予认定，但这与挪用公款罪客观构成要件中挪用人“谋取个人利益”的特征并不相符合。自1985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两高”先后于xxxx年、xxxx年、xxxx年、、xxxx年就挪用公款罪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纵观其历史变迁，内容繁杂，不乏重叠、交叉、冲突之处，但从中可知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对挪用公款罪的立法取向：(1)把依附于贪污罪的挪用公款罪从贪污罪中分化出来，独立成罪;(2)区别挪用公款的几种不同情形，分而治之;(3)区分挪用公款罪和贪污罪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克服将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等量齐观、同罪同罚的倾向。具体表现在：现行刑法及随后近年来的司法解释逐步取消了1985年、xxxx年“两高”司法解释中“挪用公款以贪污论处”、“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以贪污论处”的规定。然而，“谋私利”作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必要要件被最高司法机关保留至今。譬如：xxxx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的‘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挪用者本人使用或者给其他个人使用。挪用公款后，为私利以个人名义将挪用的公款给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使用的，应视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十年之后，最高院xxxx年10月17日出台的司法解释继承了上述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可见，挪用公款罪自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被最高司法机关在它的客观要件上打上“谋私利”的深深烙印，行为人是否为“谋私利”而挪用公款是挪用公款罪与非罪的分水岭。法律为什么这样规定呢?设立挪用公款罪，旨在维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保护公共财产所有权的完整性，铲除“公款私用”等以权谋私腐败现象，行为人若非为“谋私利”，何谈不廉洁?何谈以权谋私?如果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岂非与此罪的立法本意相悖吗?一审法庭调查时，公诉人宣读了上诉人的供述和罗哲都的证言，他们一致的说法是，上诉人经手借公款给罗哲都，没有得过罗的任何好处，换言之，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经手出借治安科公款45000元给罗哲都，罗许诺过或给予过上诉人“利息”、“回扣”、“酬金”、“红包”等任何形式的好处，公诉人亦不否认这一点，我们查遍“两高”、法学教育、科研机构公布研讨的大量权威判例后发现：不是为谋私利而挪用公款的，一概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2、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45000元给罗哲都，不是“以个人名义”，一审对此事实予认定，但这与挪用公款罪客观要件中“以个人名义”的特征并不相符合。正如前述，挪用公款罪司法解释的内容尽管历经变迁，但行为人挪用公款“以个人名义”和“谋私利”一样，被最高院xxxx年10月17日出台的司法解释固定下来，成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必备要件，一审调查中，控方出示了罗哲都写的一张借条，内容为：“借到现金人民币肆万伍仟元整”，这张借条首先肯定罗哲都借公款的事实，其次，这张借条证明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45000元，不是以其“个人的名义”，否则，不可能这样写。现实当中，哪有以个人名义借款给他人，借条上不写明出借人个人名义的道理?再其次，这张借条尽管有意省去了出借方，但实质上用的是“治安科”名义，这与罗哲都归还其中借款2万元时，上诉人开具的收条上所写“收到罗肥佬还治安科欠款人民币贰万元整”的内容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用的是单位名义，而不是个人名义，这与挪用公款罪客观要件中“以个人名义”的特征不相符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出台的司法文件“为了单位利益，以单位名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实质上是一种单位行为。对于单位行为，刑法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既不能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也不能追究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的规定，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另外，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控方指控上诉人“至案发时，被告人上诉人仍未将所挪用的公款人民币肆万伍仟元归还”，然而，上诉人反复交代，罗哲都借款后，已归还了其中的2万元，刘还给罗哲都开具了一张收条，上书“收到罗肥佬还治安科欠款人民币贰万元整”。罗哲都亦出具证言证明：他本人已全部还清所欠治安科借款，上诉人还开具了收条，收条内容如前所述。尽管这一收条现在已找不到了。但我们知道，在民事法领域，当事人的承认是当然的证据，足以据此认定案件事实，但当事人的否认并不能当然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当事人否认的成立与否，还必须通过其他证据证明，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这在民法领域是众所周知的基本法理。由此可见，作为代表出借方的上诉人与作为借款人的罗哲都，双方均已不谋而合地认定罗哲都还款及上诉人开具收条的事实，也就是说借贷双方所述相互印证了以下事实：①罗哲都已还款2万元②罗还款时上诉人开具了收条。上诉人与罗哲都铁窗相隔，但彼此说法一致，足以证明未归还欠款实为25000元。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规定，结合佛山作为珠三角经济发达区，这一数额显然未达到较大的标准，据此，也不能认定上诉人构成犯罪。法庭调查表明：罗哲都问治安科借钱时，彭永新甚至说不要写借条也可以，可见，小钱柜的管理带有随意性，罗哲都说上诉人开的收条找不到也是很正常的事，难道借贷双方口头认可还款事实可以不算数，非要如控方认为的找到收条才可认定?从民事证据的角度看，书证固然重要，但并非定案的唯一证据，也就是说并非在只有书证的情况下，才可认定案件事实，缺少书证就不能认定。譬如口头遗嘱，在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证明的情况下，亦可认定。因此，在上述借贷双方均已口头认定还款事实的情况下，至少可以认定：罗哲都已归还2万元。控方认定“肆万伍仟元至今未还”显然与事实不符。
3、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给罗哲都，是奉治安科彭永新科长之命行事，不是其擅自决定的。
挪用公款罪中“挪用”一词的涵义，是指行为人未经批准而使用公共财物，或者违反国家的财政、财经管理制度，改变财物规定用途的行为，“擅自”二字就是其题中之义。现行刑法修订过程中，有学者提出，应在“挪用”前冠以“擅自”二字，可见，行为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衡量标准之一就是看行为人挪用公款是否“擅自决定”。本案中，上诉人经手出借公款45000元给罗哲都，是刘“擅自决定”的，还是彭永新打电话要刘这样做的?对此，上诉人自始至终反复强调彭永新打电话给他，令其动用公款45000元借给罗哲都用。法庭调查中，控方宣读了彭永新的陈述和罗哲都的证言，彭永新说他对上诉人经手借治安科公款45000元一事根本不知情，同时，又说小钱柜的公款开支由他本人一支笔审批，显然，彭永新是在推卸责任，其上述陈述不具客观真实性;同时，由于彭永新本人亦因涉嫌犯罪在押，其与本案被告人存在利害关系，基于此，彭的证言也不能采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而罗哲都的证言尽管表述模糊，但他明确提到，其第一次向治安科借钱是经高小明批准的。一审法庭调查表明：上诉人经手借出公款给罗哲都，没有也不可能是上诉人“擅自决定”的：
其一，上诉人尽管管钱管帐，但只是具体经办人而已，治安科“小钱柜”的公款开支，由一把手彭永新一手操纵，上诉人好比“拿钥匙的丫环”，当家不作主。45000元不是一餐饭钱，可说是一笔巨款，上诉人不可能不经过彭永新批准，“擅自”动用巨款。当然，要上诉人“擅自”动用公款请朋友吃一顿饭或许能说得过去。
其二，上诉人与罗哲都非亲非故，只是点头之交，上诉人甚至连罗哲都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只知道他的绰号“罗肥佬”，从刘、罗二人的私交来看，上诉人不可能“擅自决定”借巨款给罗哲都，相反，彭永新与罗哲都过从甚密，只是因为罗哲都多次到治安科办公室找彭永新，上诉人通过彭永新的介绍才认识了罗哲都。借款给罗哲都，要说是彭永新的意思，还说得过去，或者说上诉人出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不惜承担风险“擅自”借款帮哥们兄弟一把，还说得过去，但罗哲都和上诉人连一般朋友都算不上，上诉人凭什么擅自借巨款给他?
其三，上诉人经手出借巨款给罗哲都，有没有从中谋取私利?法庭调查表明，借款前后，罗没有许诺或给过上诉人一分钱的好处，如果说上诉人受利益驱动，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背着领导借钱给罗哲都尚有可信度。上诉人或者换了其他人，有无可能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背上“挪用公款”的罪名，“擅自”将巨款借给一个名字都叫不出来的、既无感情联系、又无利益关系的人?不要说执法懂法的上诉人，即使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可能做这等傻事。
由上可知，上诉人供述其出借公款给罗哲都是看彭永新眼色行事，不是其擅自而为一说足以采信。控方指控上诉人“擅自将治安科小钱柜的公款人民币肆万五仟元现金借给罗哲都”，难以自圆其说。
4、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标准之一在于被挪用款项的用途，挪用公款是否归个人使用。公款公用，还是公款私用?如果是前者，就不构成挪用公款罪。根据《刑法》第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乃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前提，其中又有三种情况，若其用途是进行非法活动则无论数额多少，均构成犯罪;若其用途是进行营利活动，则要求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才构成犯罪;若其借款时间超过三个月，且数额同时达到较大的.标准也构成犯罪。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含义及认定历来争议颇多，最高法院就此问题所作的司法解释也几经变迁。前面已谈到的最高院xxxx年10月17日发布的最新司法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这实质上是对1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中“私有公司、私有企业”的界定，也就是说，所谓“私有公司、私有企业”指的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具有法人资格者不在此列，换言之，将公款借给“具有法人资格”的私有企业、私有企业使用的，不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本案中，如控方《起诉书》中所言，罗哲都借款，用途在于“作为罗承包经营的新丰竹木工艺制品厂资金周转之用”，而“新丰县竹木工艺制品厂”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对认定刘的行为是否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意义重大，如果该厂具有法人资格，根据最高院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刘不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在该厂具有法人资格的前提下，该厂是否由罗哲都承包，对该厂具有法人资格及上述45000元借款用于该厂生产经营没有影响，罗的承包行为属于内部行为，即仅为新丰县竹木工艺制品厂内部的经营管理行为，而对外，罗的行为只能代表新丰县竹木工艺制品厂，该厂自身才是对外的合格主体。因此，就该款的终极用途而言，纯属罗代表新丰县竹木工艺制品厂借款，其用途也是用于该厂的生产经营，借款及用款均为该厂，这是毫无疑问的。由此便决定了挪用公款的非个人使用性基础。从罗哲都证言可知，“新丰县竹木工艺制品厂”属集体所有制形式法人。
综上，“谋私利”、“以个人名义”、“擅自性”作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三大特征，被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固定下来，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三个特征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不是一审控方首轮辩论所认为的“法律没有规定”。实际上，在一审第二轮辩论中，控方亦已肯定了这三大特征是挪用公款罪的题中之义，只不过控方十分牵强地认为上诉人符合这三大特征而已。令人奇怪的是，一审判决甚至不承认三大特征为挪用公款罪题中之意。
上诉人的行为，明显不具有上述三个特征的任何一个特征，根本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从前面我们阐述的任何一点理由中，都会得出上诉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结论。众所周知，“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现代民主法治的精髓，是保障人权，防止冤及无辜、任意出入人罪的有力杠杆，其中，“罪刑法定”中的“法”指的是法律体系而非仅指刑法典、“两高”上述司法解释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刑法典所作解释，可以说是刑法法条的具体化，无疑是“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谋私利”、“以个人名义”、“擅自性”作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明确规定在刑法典和作为“法”的“两高”司法解释之中，怎么能说“法律没有规定”?控方之所以出此言，缘于其把“两高”的解释排除在“法”之外，也就是说认为司法解释不是“法”，这显然曲解了“法”的内涵，缩小了“法”的外延。从一审控辩双方的多轮辩论中，已可清楚看出，控方无任何理由否认司法解释的法的属性，但其又认为上述司法解释不能适用于本案，这显然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司法解释是由最高司法机关制定，其目的是指导审判，它不是创设法律规范，无论行为发生于何时，只要是法院正在进行的一审或二审诉讼活动期间，该司法解释已存在，且未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或最高司法机关等有权部门明令废止，人民法院就必须适用。这是毫无疑问的。控方在一审第二轮辩论中明确以悖于刑法典为由，否认司法解释的效力，恰好说明控方已认同了司法解释的客观存在以及我们对它的读解。可见，如果以挪用公款治罪上诉人，无疑与我们国家现在大力倡导的罪刑法定原则背道而驰。上诉人的行为若欠妥，这也只能通过其他途径追究其责任，而不能以挪用公款罪名义处罚。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已拘押了上诉人的巨额财产。这在一审判决中无任何反映。基于本案事实还未查清，请求贵院依据《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开庭审理本案。
此致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
xxxx年3月日
上诉状案例
篇7：挪用公款罪上诉状案例
上诉人：陈xx
上诉人因不服邹城市人民法院(xxxx)邹刑初字第451号刑事判决，特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xxxx)邹刑初字第451号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无罪。
事实与理由
一、上诉人不是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1、政府主导政府统筹不等于是政府亲力亲为。无论如何论证，“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为农民”的基本观点无法推翻。具体意见在一审辩护词中已经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一点，一审期间辩护人应上诉人要求向法院递交证据调查申请被法院驳回。上诉人要调查的证人就是与判决书所列举的证人刘**、相**、张**证词完全相反的证人，而该证人是原乡镇政府镇长。镇长作为主导和统筹的作用，一审法院竟认为不如副镇长证言有力度。
2、一审法院认为“拆迁保证金”为“土地出让金”严重错误。
土地出让金的性质是国家通过土地交易所获得的收益。收取土地出让金的前提是土地为国有，或通过征收成为国有;结果是收益归国家所有。本案中，该款项无论是以什么名义都不能认定为土地出让金。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拆迁保证金所依据的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土地。本案中的五百万“土地出让金”别说归乡镇政府所有，就是连乡镇政府管理的该村账户都不让存放，而是被乡镇政府退回。乡镇政府是否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涉嫌构成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决一句话将“拆迁保证金”等同于“土地出让金”，甚至连试图解释的意思都没有。一审法院认定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洋洋洒洒22页判决，整个说理部分不到两页，如何让普通百姓感受到司法真正做到以理服人?如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上诉人没有利用职务之便
就如判决所模糊认定新农村建设属于政府行政管理工作却没有指出依据的行政法律法规规定的具体何项工作一样，对于上诉人利用职务之便也是含糊其辞一笔带过。什么叫“协助管理公款”的职务?是否该村所有党支部委员、其他村委委员，甚至计生专职主任都具有有“协助管理公款”的职务?上诉人“协助管理公款”的职务，是什么时间经过什么程序任命的?上诉人保管该款项，是周明磊基于信任而请求其保管，根本和职务无关。比如公司财务人员去银行取款后因临时有事而将公司款项吩咐给司机交给单位，司机将款项挪用，是否应当认定司机是利用职务之便呢?如果说上诉人有该职务，就会有两种情形，一周明磊指令上诉人保管，二上诉人主动依职权保管。周明磊根本无需请求上诉人。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本来可以对公诉机关的错案予以纠正，但终因只习惯于配合而不习惯于制约，将案件审查流于形式。在最高人民法院接二连三发出坚持“司法公正”、“宁可错放不可错判”，坚持“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破除“奉命行事”、“放弃原则”指示下，希望二审法院真正做到坚持住法律的底线。
此致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陈xx
xxxx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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