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修改公务数据的行为构成招摇撞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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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非法修改公务数据的行为构成招摇撞骗罪
非法修改公务数据的行为构成招摇撞骗罪
肖佑良
【案例简介】于某系北京宏科世纪科技有限公司职员，11月，市工商局的综合业务管理系统――“金网”系统出现问题，大量数据丢失，市工商局遂与北京宏科世纪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由宏科公司对市工商局的综合业务管理系统进行维护，于某是该公司派驻市工商局的项目组负责人。从操作权限上看，于某可以对“金网”数据库进行增、删、改的操作，但是市工商局出具的说明可以证明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对数据库进行增、删、改的操作都是违法的。
年底至二三月间，于某与于鹏密谋商定，由于鹏对外负责向需要解锁的人收取费用后提供所谓的内部处理服务，而于某则负责将交纳费用的列入黑名单的企业法人或个人解锁。被列入黑名单的人不能申办注册新的公司，每解锁一人收费5000元。在这段期间，据于某、于鹏供称共为5人解锁成功，于鹏遂按照约定向于某提供的银行账户上汇去共计人民币2万余元。
202月20日，被列入黑名单的崔炳贤通过方其林、李辉、王军成找到于鹏解决此事。年2月23日，崔炳贤将5000元交给李辉，让李辉转交于鹏和于某。2005年2月24日，方其林到海淀工商局继续办理易赏公司注册申请，发现崔炳贤信息已解锁，但随即被工商人员发现解锁异常而案发。
【分歧意见】该案在处理时，存在三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于某的行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本案中行为人多次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的数据进行修改操作，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应当认定后果严重，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于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中规定的严重后果是犯罪成立的必要条件，而本案中于某虽然完成了五、六次解锁删改操作，但并无证据证明已经造成严重后果，难以认定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同时，于某的行为也不符合其他的犯罪构成。
第三种意见认为，于某、于鹏的行为构成招摇撞骗罪。于某与于鹏共同作案，于鹏对外宣称能够内部运作进行解锁操作，并以此为名收取费用，于某则利用工作之便，非法删改数据。这些公务数据的建立和删改都是公务行为，需要公务权限才能进行删改操作，于某、于鹏未获授权，擅自删改解锁操作并收取费用的行为，符合招摇撞骗罪的构成要件。
【评析意见】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本案不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理由是，于某、于鹏尽管进行了数次非法删改数据的'操作，也只是对数名列入黑名单的对象进行了解锁，将数名黑名单上的人从黑名单中剔除，对于整个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所存储的类似数据而言，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对于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作用和功能而言，数次非法删改操作，对整个黑名单总体的影响极为有限，其余的黑名单仍然是正常发挥其作用和功能的，因此，本案行为人的行为远远达不到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所要求的“后果严重”的程度，故不成立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一种意见并不妥当。
本案“金网”数据库的建立，涉及个人诚信体系，有关数据的建立都是各工商局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相关数据的修改和删除操作也都是职务行为，必须获得授权才能进行操作。从本质上讲，这里的相关数据，实际上就是代表公务行为的一部分。换言之，就是公务行为的数字化。对于这种数字化的公务行为，相关数据的建立、修改、删除等操作，都体现了公务行为的属性，是公权力运行的新表现形式。
于某作为“金网”系统的维护人员，系北京宏科世纪科技有限公司派驻北京市工商局的技术人员，只负责“金网”系统的正常维护，并不是北京市工商局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被授权可以对“金网”数据库中的黑名单进行修改、删除的操作。于某明知自己无权对黑名单数据库进行修改和删除的操作，仍然利用自己系“金网”系统维护人员即超级管理员的工作便利条件，进入系统对黑名单数据库中的部分数据进行修改和删除操作，并与他人共同作案，收取被解锁黑名人员的钱款，其行为符合招摇撞骗罪的构成要件，故第二种意见是片面的，只有第三种意见符合本案实际，是妥当的。
篇2：非法删除车辆违章信息的行为构成招摇撞骗罪
非法删除车辆违章信息的行为构成招摇撞骗罪
非法删除车辆违章信息的行为构成招摇撞骗罪肖佑良
【案例简介】童某、蔡某是某县交通协管员。4月，童某、蔡某预谋通过盗用某县交警大队干警用户名、密码的方式进入该市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二人利用该系统对电子监控的车辆违章行为进行虚假处罚后，在未打印、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被处罚人未实际缴纳罚款的情况下，核销网上罚款（造成罚款已缴纳的假象，系统校验通过后，写入本地违法数据库，并通过接口函数更新网上公布的违法数据），使被处罚人在网上查询时显示违章记录已经被清除，以此收取违章人员给付的处理费。204月至6月，蔡某通过邹某（另案处理）等人向他人收集机动车交通违章信息，谎称可以按罚款金额的60%左右收费，对违章行为进行内部处理且不扣分。童某则根据蔡某提供的交通违章信息，在某县交警大队配发其使用的电脑上，采用上述方法非法处理违章车辆37辆，违章信息738条，童某、蔡某非法获利25000元。被违法处理实际应缴纳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77530元。
【分歧意见】本案在处理过程中，应如何定性出现争议，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二是认为构成诈骗罪，三是认为构成招摇撞骗罪。
【笔者观点】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本案构成招摇撞骗罪。
一、本案不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行为人进入信息管理系统后，对车辆的违章信息进行了删除的操作。表面上看，车辆违章信息删除后，造成了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收取的77530元的违章罚款无法收取的严重后果，似乎与《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相符。其实不然，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客观要件之一必须满足“后果严重”的要求。这里的“后果严重”特指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功能是否正常发挥而言的。本案中的行为人删除了部分车辆的违章信息，这一行为的确对被删除数据的违章车辆进行处罚产生影响，不能按正常程序进行处罚了，但是丝毫不影响计算机信息系统本身的正常运行和功能发挥，对于其他没有被删除违章信息的车辆的处理，仍然是正常的，故本案不具备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所要求的“后果严重”的客观要件，童某、蔡某的行为不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二、本案不构成诈骗罪。首先，童某、蔡某虽然告诉违章人采取的是“内部处理”的办法，此环节对违章人员的确是有所隐瞒的，但二行为人均认为自己私下处理的违章信息已经被成功清除，不会被发现，故二行为人并没有就基本事实对违章人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其次，本案中违章人的违章行为本来就是应当被罚款或者扣分处罚的，其交付钱财之后确已实现了不扣分少交罚款且违章信息被清除的目的，本案中不存在上当受骗而损失财物的被害人，故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也不构成诈骗罪。
三、本案构成招摇撞骗罪。童某、蔡某盗用交警大队干警用户名、密码的`方式进入某市公安局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对已经录入系统的本地电子监控发现的车辆违章行为进行删除处理操作。事实上，不少地方的交警部门，采取不罚款不扣分的方式删除车辆在本地的违章记录的事情比较常见，只是这种操作需要有授权才能进行。本案中行为人供述是按应交罚款的60%收取费用，()意味着被行为人清除的违章行为应交罚款金额约为4元，可是在被冒用的用户名下，此用户名下实际清除处理的违章行为应交罚款金额为77530元，比42000元超出的部分就是具有操作权限的干警自己本人进行的不交罚款不扣分的清除操作。换言之，这种删除违章数据的操作，具有管理权限的干警也在做。
本案的行为人童某、蔡某只是交通协管员，没有操作权限，无权进行此类不罚款不扣分的操作。童某、蔡某就是因为看到其他有权进行操作的干警进行类似的操作而校仿的，只不过他们以此为个人谋取非法利益而已。行为人冒用他人的用户名和密码进入信息管理系统后，在操作界面对违章车辆的违章行为进行清除的操作，实质就是无权处理车辆违章行为的行为人假冒有处理权限的干警名义对违章车辆的违章行为进行处理。对内，行为人冒用有操作处理权限的干警的名义，进入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对违章车辆的违章行为进行处理操作。对外，行人为对违章司机谎称自己可以进行所谓的不扣分少交罚款的内部处理，实际上就是冒充具有执法权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招摇撞骗行为。其行为相当于假冒交通警察，在公路上执行公务，采取不扣分少交罚款，收取钱财不给发票的方式，对司机的违章行为进行处罚，且所收钱款归个人所有的行为完全一样。故本案行为符合招摇撞骗罪的构成要件，以招摇撞骗罪对童某、蔡某进行定罪处罚的前述第三种意见才是正确的。
篇3：受聘医师执业不构成非法行医罪
受聘医师执业不构成非法行医罪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城县西安乡卫生院女医师李华珍，于6月至7月20日受聘于柳州航运总公司职工医院。207月19日李华珍在该医院下属的河西门诊行医时，一病人因发热求医，李华珍给予青霉素输注，输药前李华珍医师依常规为病人做了青霉素过敏试验。该病人在输完药回家后一个多小时死亡。期间李华珍应患方要求出诊，常规观察未发现异常。半小时后李华珍再应要求出诊时，病人已“心跳微弱”经抢救无效病人死亡。病人的死因经公安局法医尸检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均认为可能死于青霉素过敏。
病人死亡的第二天李华珍就被柳州市柳南区公安分局以涉嫌非法行医罪刑事拘留，后被逮捕并一审判处徒刑，经李华珍上诉二审法院撤消了原判。9月25日柳南区人民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撤回起诉并在两天后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李华珍在被羁押435天后释放。
5月10日李华珍提出国家赔偿的要求，9月26日李华珍再次被捕。
根据上述事实，我认为：
一、李华珍不构成非法行医罪
《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行医罪。根据该法律规定非法行医罪的主体仅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如果是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根本不存在非法行医罪的问题。从现有资料看李华珍系“柳州市柳城县西安乡卫生院”医师，说明李华珍有从业资质，故李华珍不是非法行医罪的主体。
二、李华珍是否遵守执业注册的地点、范围仅是行政违法与否与犯罪无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
《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一款也做了相同的规定。依据上述规定执业医师除支农、会诊、进修、学术交流外应当在其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
从现有材料看，李华珍是乡卫生院的医师，其注册地点可能在其乡卫生院，但从196月至事发的2000年7月19日李华珍“受聘于”柳州航运总公司职工医院。由于从现有材料无法看出李华珍是否进行了变更注册，因此有两种可能：
其一、李华珍已从乡卫生院变更注册至职工医院，则李华珍的行为完全是合法的，理应受到《执业医师法》的保护。
其二、李华珍未进行变更登记，根据《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李华珍“不得从事执业活动”，但李华珍却一直在执业，故李华珍的行为违反了该《暂行办法》、《执业医师法》，其行为是一个违法行为，理应受到行政处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违法与犯罪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现代刑诉的理念及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均要求严格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因此即便是李华珍未依据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范围行医也不构成非法行医罪。
所以我们说不管李华珍的执业注册地点在哪里，其行为均不影响非法行医罪的犯罪构成，本案中李华珍不应因执业注册地点不同而被认定为“非法行医罪”。
三、李华珍可以要求国家赔偿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本案中209月25日柳南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李华珍不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我国现行不起诉分为三种：法定不起诉、酌量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上述三种不起诉的情形中只有法定不起诉（即构成犯罪但在特定条件下法律不再追究）不可以要求国家赔偿，其他两种情形均可要求国家赔偿。从现有材料看李华珍不属于“犯了罪但因有法定情形法律不予追究”这种法定不起诉的`情形，故李华珍有权要求国家赔偿。
四、再次逮捕问题
一个被不起诉的人可不可以因原来行为再次被逮捕，答案是肯定的：可以！但条件只有一个：发现了新的事实和证据足以推翻原来的决定！
本案中李华珍的再次被捕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可能性是有的，但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理由是：
本案是一个案情和证据都比较简单的案子，影响本案成立的最重要的条件只有一个：李华珍是不是执业医师。若李华珍是执业医师则其不构成非法行医罪（但若工作严重不负责任，造成病人死亡则可构成医疗事故罪）；若李华珍不是执业医师则年9月27日就不应释放李华珍！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释放李华珍时本案案情应当已经查清，不应再以涉嫌“非法行医罪”逮捕李华珍，因为本案简单的案情已经经过了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检察机关的批捕→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提起公诉→一审法院的庭审，尤其是庭审中公诉人与辩护律师的抗辩→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审查→一审法院做出判决→二审法院在上诉审中的审查，如此漫长的阶段均未考虑李华珍及其代理律师对事实的陈述和调查取证，仅是公、检、法机关要经过的层层“关卡”，在这一关一关的审查中这么简单的案情早就应当查清了，因此本案不大可能存在对于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罪又发现“新的事实和证据”问题。
李华珍是不是可能因涉嫌医疗事故罪被逮捕呢？唯一的可能是病人的死因有新的说法“李华珍大夫在执业中严重不负责任”，但一个急性低热病人大夫诊疗未见特殊异常给予青霉素治疗且做了皮试很难说得上“严重不负责任”，李华珍在每次病人要求出诊时均予以了处理也很难说得上“严重不负责任”。
李华珍为什么会再被逮捕呢？
都是要求国家赔偿惹得祸――我个人认为！
综上所述，我认为李华珍不构成非法行医罪，李华珍有权要求国家赔偿！再次逮捕李华珍没有道理！
医师落难之时，将是人民生命健康得不到保障的开始！
是为医生维权的时候了！
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
邓利强 律师
月29日
篇4：受聘医师执业不构成非法行医罪论文
受聘医师执业不构成非法行医罪论文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城县西安乡卫生院女医师李华珍，于年6月至年7月20日受聘于柳州航运总公司职工医院。2000年7月19日李华珍在该医院下属的河西门诊行医时，一病人因发热求医，李华珍给予青霉素输注，输药前李华珍医师依常规为病人做了青霉素过敏试验。该病人在输完药回家后一个多小时死亡。期间李华珍应患方要求出诊，常规观察未发现异常。半小时后李华珍再应要求出诊时，病人已“心跳微弱”经抢救无效病人死亡。病人的死因经公安局法医尸检
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均认为可能死于青霉素过敏。
病人死亡的第二天李华珍就被柳州市柳南区公安分局以涉嫌非法行医罪刑事拘留，后被逮捕并一审判处10年徒刑，经李华珍上诉二审法院撤消了原判。2001年9月25日柳南区人民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撤回起诉并在两天后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李华珍在被羁押435天后释放。
年5月10日李华珍提出国家赔偿的要求，9月26日李华珍再次被捕。
根据上述事实，我认为：
一、李华珍不构成非法行医罪
《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行医罪。根据该法律规定非法行医罪的主体仅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如果是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根本不存在非法行医罪的问题。从现有资料看李华珍系“柳州市柳城县西安乡卫生院”医师，说明李华珍有从业资质，故李华珍不是非法行医罪的主体。
二、李华珍是否遵守执业注册的地点、范围仅是行政违法与否与犯罪无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
《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一款也做了相同的规定。依据上述规定执业医师除支农、会诊、进修、学术交流外应当在其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
从现有材料看，李华珍是乡卫生院的医师，其注册地点可能在其乡卫生院，但从1996年6月至事发的2000年7月19日李华珍“受聘于”柳州航运总公司职工医院。由于从现有材料无法看出李华珍是否进行了变更注册，因此有两种可能：
其一、李华珍已从乡卫生院变更注册至职工医院，则李华珍的行为完全是合法的，理应受到《执业医师法》的保护。
其二、李华珍未进行变更登记，根据《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李华珍“不得从事执业活动”，但李华珍却一直在执业，故李华珍的行为违反了该《暂行办法》、《执业医师法》，其行为是一个违法行为，理应受到行政处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违法与犯罪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现代刑诉的理念及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均要求严格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因此即便是李华珍未依据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范围行医也不构成非法行医罪。
所以我们说不管李华珍的执业注册地点在哪里，其行为均不影响非法行医罪的犯罪构成，本案中李华珍不应因执业注册地点不同而被认定为“非法行医罪”。
三、李华珍可以要求国家赔偿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本案中2001年9月25日柳南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李华珍不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我国现行不起诉分为三种：法定不起诉、酌量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上述三种不起诉的情形中只有法定不起诉（即构成犯罪但在特定条件下法律不再追究）不可以要求国家赔偿，其他两种情形均可要求国家赔偿。从现有材料看李华珍不属于“犯了罪但因有法定情形法律不予追究”这种法定不起诉的情形，故李华珍有权要求国家赔偿。
四、再次逮捕问题
一个被不起诉的人可不可以因原来行为再次被逮捕，答案是肯定的：可以！但条件只有一个：发现了新的事实和证据足以推翻原来的决定！
本案中李华珍的再次被捕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可能性是有的，但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理由是：
本案是一个案情和证据都比较简单的案子，影响本案成立的最重要的条件只有一个：李华珍是不是执业医师。若李华珍是执业医师则其不构成非法行医罪（但若工作严重不负责任，造成病人死亡则可构成医疗事故罪）；若李华珍不是执业医师则2001年9月27日就不应释放李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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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制售瘦肉精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
制售瘦肉精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
【案例】
20xx年夏，被告单位天津市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得知生产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工艺比较简单而且利润较大后搜集相关资料，与被告人张某进行实验生产，后实验成功。二被告人到河北省献县华通合成材料有限公司(20xx年12月5日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被告人赵培某于20xx年6月24日申请设立了个体工商户河北省献县华鑫合成材料厂)与被告人赵某、赵培某等人商谈批量生产事宜。后双方约定由被告单位天津市某公司购买主要生产原料并出售给河北省献县华通合成材料有限公司(后为华鑫厂)，成品再由天津市某公司以每公斤1000元-1100元的价格回购。具体由会计刘某联系购买原材料、支付货款、记账事宜，被告人王玉某将成品莱克多巴胺运至被告单位仓库，由被告人王国某、王继某、王玉某进行分装，王国某负责联系销售，司机王玉某负责送货至配货站。自20xx年初至20xx年3月间，被告单位天津市某公司与河北省献县华通合成材料有限公司(后为华鑫厂)合作，共生产莱克多巴胺2600余公斤，被告单位还从其他公司购入莱克多巴胺400余公斤，上述3000余公斤的莱克多巴胺被告单位以每公斤1300元-1400元的价格销售给被告人张某及案外人桑远亮(另案处理)等人，非法经营额共计300余万元。其中从20xx年5月至20xx年2月间，被告人张某收购、销售莱克多巴胺共计1000余公斤，非法经营额100余万元。
20xx年4月，被告人陈某得知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指使被告人刘某、王继某销毁公司涉及销售莱克多巴胺所有账目，指使王国某将库存的256.8公斤莱克多巴胺藏匿(现已被扣押)，并通知被告人赵某、赵培某等人将华鑫厂生产莱克多巴胺的设备处理掉，以毁灭罪证。
被告人张某于20xx年4月12日被抓获归案。20xx年4月20日，被告人陈某到公安机关投案;被告人王国某、张某、刘某、王玉某、王继某于20xx年4月21日被抓获归案。被告人赵某、赵培某于20xx年4月23日到公安机关投案。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单位天津市某公司、被告人陈某、张某、王国某、刘某、王玉某、王继某、赵某、赵培某、张某犯非法经营罪，提请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分别追究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被告单位天津市某公司对指控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陈某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陈某犯非法经营罪不表异议，但提出被告人陈某有自首情节，且销售的莱克多巴胺尚未给社会造成不良后果，同时陈某已经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有悔罪态度。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数额辩护人提出，指控的生产、销售3000余公斤中未扣除包装箱的重量以及退货数量，折算后应少于指控的300万元的非法经营额，应为250万元以下。
被告人张某对指控事实辩称，其是退休后在陈某的国英利奥公司补差，在开始研发莱克多巴胺时并不知道研发的就是瘦肉精，其是在20xx年初时才知道这就是国家不允许经营的瘦肉精。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犯非法经营罪罪名不表异议，但提出被告人张某系本案从犯，且并未从生产、销售莱克多巴胺中非法获利，对非法经营额的辩护意见同意陈某辩护人的意见。
被告人王国某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国某犯非法经营罪不表异议，但提出被告人系从犯，无前科劣迹，归案后能够坦白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另外被告人是从20xx年才开始接触到莱克多巴胺的，所以不能以单位犯罪所有数额来对王国某进行量刑。
被告人刘某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某犯非法经营罪不表异议，但提出被告人刘某系从犯，主观恶性较小，不是积极追求获利，只是为了一份工资维持生活而在陈某公司工作，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请求对被告人从轻判处。
被告人王玉某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非法经营罪认为本案属单位犯罪，对王玉某是否属于单位直接责任人员有不同看法，但认为即使认定王玉某构成犯罪，也属于情节轻微，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王玉某在被认定为犯罪的前提下应为从犯，且是被动犯罪，社会危害性较小，且无前科劣迹，请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继某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继某犯非法经营罪提出异议，认为不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因为在《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关于单位犯罪中规定，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所以被告人王继某参与罪责轻微，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即使被告人王继某的行为构成犯罪也属于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赵某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罪名无异议。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某犯非法经营罪不表异议，但提出指控被告人赵某非法经营额为300余万元有事实不清之处;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被告人在本案中系从犯;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且平时一贯表现良好，请求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判处。
被告人赵培某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罪名无异议。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培某犯非法经营罪不表异议，但对指控非法经营额300余万元提出异议，认为有事实不清之处;同时被告人有自首情节，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请求对被告人从轻判处。
被告人张某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罪名无异议。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犯非法经营罪不表异议，但提出公诉机关指控数额有误，其中有包装箱等毛重及退货数额，应予减除;被告人张某应与莱克多巴胺销售商罗凡系共犯，是由罗凡委托张某购买的莱克多巴胺，张某系共同犯罪的从犯;被告人张某有坦白情节，且已退赃7万元，应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从轻处罚。
【审判】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天津市某公司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买卖的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告人陈某作为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在实施犯罪中起决定、指挥作用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被告人张某、王国某、刘某、王玉某、王继某作为该单位具体实施犯罪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应依法分别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赵某、赵培某、张某，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买卖的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亦应依法分别处以刑罚。案发后被告人陈某、赵某、赵培某主动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符合自首的相关规定，故依法从轻判处。被告人张某、王国某、刘某、王玉某、王继某在单位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分别从轻和减轻判处。同时被告人张某、王国某、刘某、王玉某、王继某、张某归案后均自愿认罪，亦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某、王国某、刘某、王玉某、王继某的辩护人所提出的上述被告人属于从犯的辩护意见，法院予以采纳。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提出张某属于从犯的辩护意见，以及被告人王继某辩护人提出王继某的行为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关于各辩护人所提出的涉案物品重量中含有包装物的重量及退货等情况，应从认定的数额中予以减除的辩护意见，法院在审理查明的事实中对该辩护意见已做充分考虑。
据此，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结合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
一、被告单位天津市某公司犯非法经营罪，判处罚金五十万元。
二、被告人陈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三、被告人张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
四、被告人王国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
五、被告人刘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六、被告人王玉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七、被告人王继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八、被告人赵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九、被告人赵培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十、被告人张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评析】
一、本案应依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上世纪90年代初，瘦肉精传入中国，广东省高明市发生首例境内食用含盐酸克仑特罗猪肺中毒事件。20xx年，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其中本案所涉及的莱克多巴胺与盐酸克仑特罗等一样，为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均属被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
国务院《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20xx年修订)第十八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停用、禁用或者淘汰的饲料、饲料添加剂以及未经审定公布的饲料、饲料添加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xx年8月施行)第一条规定，未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件和批准文号，非法生产、销售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扰乱药品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本案的被告单位天津市某公司于20xx年3月设立，公司经营范围为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和销售、生物技术开发等。该公司不是医药制造企业，未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件和批准文号。工信部、农业部等六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xx年12月5日起在中国境内禁产禁销莱克多巴胺。但因本案指控事实期间，即20xx年至20xx年4月间莱克多巴胺在我国还未被禁产禁销，所以仍应依据《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进行定罪处理。
二、对单位犯罪中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
单位犯罪，一般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或者本单位全体成员谋取非法利益，由单位的决策机构按照单位的决策程序决定，由直接责任人员具体实施的犯罪。单位犯罪应注意的是单位犯罪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犯罪，即单位本身犯罪，而不是单位的各个成员的犯罪之集合。单位成员之间是按照单位的统一要求和一定秩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协调一致，共同形成单位整体的。单位犯罪虽然是单位本身犯罪，但具体犯罪行为需要决定者与实施者。追究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具有双重性，除了追究单位本身的刑事责任外，还有追究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此即双罚制。
本案中，被告人张某、王国某、刘某、王玉某、王继某均为被告单位天津市某公司员工，分别从事技术开发、产品销售、会计、运输、库管等职务，系被告单位实施犯罪中各个环节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相关司法刑事政策认为，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把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在庭审中，也有部分辩护律师在辩护意见中指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上述个别在单位犯罪中受法定代表人陈某指派而从事了一定犯罪行为的被告单位员工，不应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合议庭认为，被告人张某、王国某、刘某、王玉某、王继某在实施犯罪中均明确知道本单位所生产、销售的莱克多巴胺就是被国家所禁止生产、销售的瘦肉精的一种，并且也曾多次劝说过作为单位领导的陈某放弃经营此项目而转产经营其他合法项目，但最终陈某没有接受该建议，为了利益最大化而继续生产、销售莱克多巴胺，直至案发。也就是说被告人张某等人在犯罪主观故意上是明知的，在客观表现上也是为了单位犯罪实施成功而积极完成了自己的职务行为。这就如同一块机械手表一样，在各自的链条上有条不紊的工作，以达到手表正常运转的目的。
合议庭在量刑时对上述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犯罪地位和作用做了相应考虑，比照陈某的主犯地位，对张某等人认定为从犯，相应予以从轻和减轻处理，以达到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 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反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
第二百三十一条 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xx年8月23日起施行)
第一条 未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件和批准文号，非法生产、销售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扰乱药品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篇6：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D事罪
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D事罪
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D事罪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肖晖
案情
被告人王某，男，26岁，汉族，养殖户，住江西省吉水县八都镇某村。
2003年11月2日上午，被告人王某在八都圩镇购买了100公斤鸭饲料，然后骑自行车驮回其养殖场。途经一下坡路段时，因刹车失灵，将横穿公路的被害人曾某撞倒在地。事发后，王某虽将曾某送到当地卫生院抢救，但曾某终因伤势严重而于次日死亡。
分歧
对本案被告人王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其理由是本案被告人王某驾驶非机动车（自行车）违章肇事的行为，一般只能给特定的个别人造成伤亡或有限的财产损失，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因此，应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其理由是王某的行为虽一般只能造成特定的个别人的伤亡或有限的财产损失，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因此应定为交通肇事罪。
评析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利用大型的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从事交通运输活动，违反规章制度，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定交通肇事罪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对于利用非机动车，如自行车、三轮车、马车等，从事交通运输活动，违章肇事，使人重伤、死亡，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却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案即是一个典型例证。第一种意见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属侵犯人身权利罪，而后一种意见的交通肇事罪则属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两类犯罪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其根本区别在于：侵犯人身权利罪是以特定的`个人为侵犯对象，其可能造成的损失范围有一定的限度。而危害公共安全罪可能受到损害的对象却是不特定的。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为一旦实施，其本身就含着使不特定的多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险。对本案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王某的行为所侵害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其行为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特征。因此，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认定王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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